ڌ රˠ͛ ጯಡ ௐȈαഇ 2009 ѐ 1 ͡ ࢱ 131-160 ڌර̂ጯˠ͛ۤົࡊጯጯੰ
乾嘉道咸經學采風──讀《經學博采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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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相較於江藩《漢學師承記》之廣受注意，桂文燦的《經學博采錄》則顯得失 色許多。但如果從對研究清代中葉以降經學與學術的價值來看，桂氏之書誠有其 不可忽視的價值。因為此書可說是乾、嘉、道、咸四朝的經學采風，也可以做為 乾、嘉學術慣性的重要記錄。就內容而言，主要是對以許、鄭為基礎的漢學活動 之采錄，可謂四朝之經學提要；就地域而言，除了江、浙、安徽與京畿等傳統勢 力地區之外，兩廣、福建、江西、兩湖、雲貴、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 同樣湧現出許多研治漢學的學者；就學者而言，除了廣為吾人熟知的重要漢學家 之外，桂氏更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而終身執守漢學的經學家；至於就漢學的擴 散途徑而言，桂氏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暗示了漢學與科舉考試以及學校教育不可 分割的密切關係。從思想史的大敘事來看，道、咸以降，世局漸變，講今文學； 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考據學的勢力，即使到民國建立，仍不稍衰，更不用 說仍在乾、嘉學術慣性下的道光、咸豐年代。由桂氏此書，可以看到思想史敘事 與學術史實之間的落差；其意義，誠為治經學與經學史者，亟待補足之處。 關鍵詞：桂文燦、江藩、漢學、經學一、前言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相較於江藩（1761-1831）《漢學師承記》（以下簡稱《師承記》）在清代 學術史研究範疇上的廣受注意，桂文燦（1823-1884）的《經學博采錄》（以 下簡稱《博采錄》）就顯得黯淡而失色，一直未能進入學術討論的視野之內。 就筆者粗淺的觀察，迄今為止，針對桂氏《博采錄》作學術探討者，仍未之 一見。1造成這中間的落差，與兩部書所能提供的議題性，應當有密切的關聯。 正如漆永祥所言，《師承記》在論述漢宋之爭或漢宋之學需取一棄一之時， 江藩明顯地表現出棄宋崇漢的門戶之見，甚至不惜曲解或篡改史料。2雖然阮 元在〈國朝漢學師承記序〉中強調：「讀此（《師承記》）可知漢世儒林家法 之承授，國朝學者經學之淵源。」3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此書在理解漢 人家法與清代經師淵源方面的貢獻，似乎始終讓位於排他性的漢宋論述所帶 來的學術爭議。江藩具有針對性的論學態度與撰述目的，既加深了漢宋對立 的學術角力，也為漢宋學術爭論提供了話題。最明顯的反響，則非方東樹《漢 學商兌》莫屬。 相對而言，桂氏《博采錄》乃隨時隨地，就其所遇，隨手采錄而成，具 有學術記錄性質的客觀要件，故所采雖以漢學為大宗，然亦頗有載錄宋學之 處；並且反映出宋學地域的歷史傳統，如皖南、福建、廣東等。正由於是書 乃是以紀錄為宗旨的學術評論，並無太多學派意識在內，所以儘管兩書在史 料別擇與撰述特點上，有許多相似之處；4並且從《博采錄》的內容觀之，亦
1 有關桂氏學術之研究，迄今為止，亦僅見兩篇討論《論語皇疏考證》的文章，分別為福田 忍，〈桂文燦《論語皇疏考證》について——清朝における《論語義疏》研究の一端〉，《中 國哲學》第23 號（札幌：北海道中國哲學會，平成 6 年 12 月），頁 153-181；以及柳宏、 楊士卿合撰，〈證其所長考其所短——桂文燦《論語皇疏考證》簡論〉，《揚州大學學報》第 11 卷 3 期，頁 55-60。 2 漆永祥，〈前言〉，《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25。 3 〔清〕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引書同前註，頁 5。 4 漆永祥認為《漢學師承記》的史料來源，大致可分為四種：1.全部或大部分襲自當時學者所 作行狀、墓表、傳記。2.刪節或加工墓誌銘、傳狀而成。3.將墓表、傳狀文字與傳主或他人 文集中與傳主有關的學術文章相結合。4.全部或大部分由江藩自撰，而這些人或為江氏師 長，或為好友。基本上，桂氏在史料上的采錄原則，亦不出江藩這四點。值得注意的是，他 鈔錄了許多學者學術論著的精華部分，這些學者的著作，有許多現今已不存在，而有幸能保
လݚགྷጯܚࢲ 頗有繼《師承記》備載「國朝學者經學淵源」之意圖，5然是書受重視之程度， 與江藩所纂，不啻天壤。 桂氏之書價值何在？或者說應該如何來理解《博采錄》的價值？個人以 為，應該從乾嘉學術慣性的角度來談。學者多忽略桂氏此書的重要性，其實 這部書可以說是乾、嘉、道、咸四朝的經學采風，也可以做為乾嘉學術慣性 的重要記錄。就內容而言，主要是對以許、鄭為基礎的漢學活動之采錄，可 謂四朝之經學提要；就地域而言，除了江、浙、安徽與京畿等傳統勢力地區 之外，兩廣、福建、江西、兩湖、雲貴、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同 樣湧現出許多研治漢學的學者；就學者而言，除了廣為吾人熟知的重要漢學 家之外，桂氏更記錄了許多不為人知，而終身執守漢學的經學家；至於就漢 學的擴散途徑而言，桂氏在不經意間，為我們暗示了漢學與科舉考試以及學 校教育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從思想史的大敘事來看，道、咸以降，世局漸 變，講今文學；但是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考據學的勢力，即使到民國建立， 仍不稍衰。更不用說仍在乾嘉學術慣性下的道光、咸豐年代。由桂氏此書， 可以看到思想史敘事與學術史實之間的落差，這一落差有無意義，或許是治 經學與經學史者亟待補足之處。
存在桂氏書中。如黃定宜《半溪隨筆》、周寅清《孝經古義考》、王廷俊《翡翠巢經說》等。 另外，漆永祥也提到，除了突出學者的學術性，以及在立場上棄宋崇漢之外，江藩同時也重 視所記學者的事功之學，以及對終生未仕者的品行、遭遇多有論述。桂氏之書，除了尊漢棄 宋這一點與江藩不同之外，基本上都承襲江氏的論述方式。與江氏相同，桂氏亦甚為留意於 收錄遺落草澤間，窮經而不為人所知的學者，采之以備世人所驗。所不同者，在論述的字裏 行間，桂氏不時帶入對時局多艱的憂慮。漆永祥，〈前言〉，頁24-25。 5 按：桂氏〈自序〉云：「我朝經學極盛，經師數十人，著書數千卷，阮文達公集而刻之，為 《皇清經解》一千四百卷，以惠士林。三十年來，繼起之士，淺深雖異，指歸則同。」表示 此書所記載者，主要是《皇清經解》刊刻三十年間，繼起研經之士的學術概況。而《皇清經 解》所收錄者，主要即為漢學意識與方法下的經學著作。所以郭則澐〈序〉云：「是書（《博 采錄》）體製略如《漢學師承記》，而 摭聞見加詳，蓋乾、嘉、道、咸四朝間學術源流之所 匯，大之可補國史，次之亦可代學案者。」桂文燦，〈自序〉，《經學博采錄》（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179 冊影印民國三十一年刻《敬躋堂叢書》本）， 頁1a；郭則澐，〈序〉，頁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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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漢學與經學
江藩《師承記》書成於嘉慶十六年（1811），至嘉慶二十三年（1818）， 阮元刻於廣東。江藩認為清儒之學上承兩漢，下啟當時。該書準確地把握住 了清代漢學重師承、溯源流、遵古訓、重佐證、輕臆說的學術特徵；較為客 觀、全面地敘述了自清初至清中葉考據學之學術淵源、師承關係、學術宗旨、 代表人物及成就得失等，是最早對清代漢學進行全面總結與評價的專著。6不 過江氏在彰顯漢學的同時，也刻意區別門戶，打擊宋學。他不但抨擊宋學， 不遺餘力；為傳主立傳時，也是擯斥宋學人物，同時在史料選擇上，對宋學 派人物所寫傳狀、墓誌等，一概不加參考；在同一史料中，選擇對漢學有利 之材料，刪削對宋學有利之材料；甚且不惜歪曲乃至曲意竄改史料來抬高漢 學。7雖然阮元在〈序〉中只強調兩漢經學所以當尊行者，為其去聖賢為最近， 且在釋道之說未起之前，8而刻意避開江藩對宋學有意識的抨擊，但是此書在 方法與意識上的刻意區別門戶，排擊宋學，必然會引起爭議。是書始成，龔 自珍即遺書諍之，指出書名有「十不安」，認為清學既不同於漢，也不同於 宋，建議改為《國朝經學師承記》較為妥當；9雖為之序，亦但以國朝學術之 運在道問學以為定調。10不過江藩編纂此書的目的，本意就是為張大漢學， 區別門戶，當然不可能接受龔氏的建議。江藩《師承記》之成書，其實是漢 學風潮成熟的自然結果，與其共伴共生者，則是阮元《經籍纂詁》、《十三經 注疏》、《皇清經解》等有利於漢學推動的經學編纂事業。 相對而言，宋學家對漢學家的積怨，也是由來已久。例如姚鼐以一介文 人，當朝翰林，折節戴震門下（乾隆20 年，1755），即使不蒙收錄，在此後6 漆永祥，〈前言〉，頁 30。 7 同前註，頁 33。 8 阮元，〈國朝漢學師承記序〉，同前註，頁 1。 9 〔清〕龔自珍，〈與江子屏箋〉，《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346-347。 10 龔自珍，〈江子屏所著書序〉，同前註，頁 193。
လݚགྷጯܚࢲ 到入四庫館（乾隆 38 年，1773）的二十年間，仍認同並預於漢學潮流，把 為學重心從耽愛辭章移向了漢學考據。在他努力修習漢學的近二十年間，尊 漢抑宋、棄宋乃至反宋的風氣卻在學壇越演越烈，漸成牢不可破之勢。惠棟、 戴震、盧文弨、王鳴盛、錢大昕、紀昀、朱筠、段玉裁等第一流學者皆心存 漢宋畛域，又不必論聞聲而起的眾多追隨者，在漢宋分寸拿捏上的偏重與失 當。11當時的漢學名流，姚鼐多有交接，然戴震等人之立異乃至肆詆程朱， 令姚鼐深感震動。在四庫館中，姚鼐亦參與提要之撰寫，今所傳《惜抱軒書 錄》，即為姚鼐在館內為經眼之書所寫之提要。葉昌熾《緣督廬日記》比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與《惜抱軒書錄》，認為《總目》對姚鼐原稿，十僅 采用二三，原因是紀昀與姚鼐學術不同，宜其鑿枘之不相入。12今人王達敏 更舉《大學》、《伊洛淵源錄》、《孝經刊誤》、《周易參同契考異》等幾部書為 例，說明姚鼐與紀昀在如何對待宋學上，觀點有激烈的對立。當然，姚鼐關 於幾部書所撰提要，皆遭到《總目》刪削殆盡的命運。13 尤有甚者，姚鼐在四庫館中，與漢學家頗不相得。這不但是因為學術觀 點不同有以致之，更重要的是漢學家勢大，在取得學術話語權的同時，又不 斷展現其知識傲慢，輕侮他人。許多立場與漢學家異者，常會受到嘲笑。從 四庫館總閱官錢載與戴震的衝突中，可以看出四庫館內漢宋勢力的不對稱和 對立的激烈程度。14姚鼐離開四庫館，告別官場的原因，向來莫衷一是，但 是與他和漢學派的分歧與學術孤立，是脫離不了關係的。15在告別四庫館之 後，姚鼐重理舊業，回歸辭章，一方面謹守宋儒義理下的詩古文辭之家法，
11 姚鼐即言：「今世天下相率為漢學者，搜求瑣屑，引徵猥雜，無研尋義理之味，多矜高自滿 之氣。」〈復汪孟慈書〉，《惜抱軒文後集》（嘉慶戊午刻增修本），卷3，頁 7。 12 〔清〕葉昌熾，《緣督廬日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頁 1178。 13 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頁 37。 14 相關記載，可參王昶，《湖海詩傳》（嘉慶癸亥刻本），卷 14，頁 14；翁方綱，〈與程魚門評 乾戴二君議論舊草〉，《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 冊影印清李彥章校刻本）， 卷7，頁 20；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臺北：世界書局，1974），頁 1025。 15 這方面的詳細分疏，可參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頁 42-45；魏泉，《士林交遊與風氣 變遷——19 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頁 45。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一方面拒斥漢學考據之謬妄。同時著意培養子弟，世所傳桐城五子，梅曾亮、 管同、方東樹、劉開、姚瑩，都是姚鼐重建宋學，創立文統的重要助力。 透過這一漢宋不對稱的背景分疏，當能理解方東樹對江藩之書，為何會 有如此激烈的反應，指斥江藩為「漢學之渣穢」16，認為「漢學家宗旨議論， 千端萬變，務破義理之學，祧宋儒之統而已」17，這其實是來自於兩個對立 的學術傳統的再一次交鋒，而《漢學商兌》也應當視為桐城文人及其支持者 的共同心聲。 吾人在注意學者或學派學術理論及其內涵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其學術影 響。在這方面，漢學陣營與宋學陣營，同樣都有許多豐富的內容可談。並且 經學與文學之間，絕不是輕易可劃分為二，毫不相干，而是互相滲透，成一 整體。學者不宜輕忽桐城派在清代中葉以降學術史的勢力，晚清民初間「桐 城謬種，選學妖孽」的口號，其實是變相的承認桐城派在清中葉以降學壇的 話語權。儘管現當代對桐城派的理解，多停留在文學史的視域之內，但這種 宋學與文章結合的主張，絕不僅僅只將自己侷限在「文人」或「文章」的框 架之內，而是「經術文章」這一行之久遠的學術理念之繼承，是學術承載形 式上，飣餖考據的小儒之學與學通天地的大儒之學的對勘，是「學術」與「學 問」的高下優劣。透過桐城派的推動，這一觀念在清中葉以降，不乏藉科舉 出身之文人的共鳴。換言之，討論清代中葉以降的學術史，其觀察視角絕不 宜單從經學或站在漢學家的立場討論之，經學與文學的交鋒，或經生與文士 對學術話語權的爭奪，才是這一時代學術的主畫面。而展現在這一時期最通 用的學術語言，在概念上則已從漢宋對立轉變成為漢宋調合或漢宋兼采了。 了解漢宋之爭的學術語境，才能進一步談論桂氏《經學博采錄》命名之 用意。桂氏在〈自序〉裏提到： 文燦生長南海，壯遊京師，當代通儒，或在私淑之列，或居請
16 〔清〕方東樹，《漢學商兌》（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 260。 17 同前註，頁 373。
လݚགྷጯܚࢲ 業之科，或聞聲而相思，或捧手而有授。每得一義，受益已多。 自顧寒儒，不能整齊眾家，登之棃棗，聊欲摭其梗概，以廣見 聞，日積月累，漸成卷帙，番禺陳先生取許君博采通人之語， 題曰《經學博采錄》。18 從〈自序〉中可知，此書是桂氏將其斷續之間的聞見所得，整理而成，於學 術紀錄為近，於學術評論較遠，最後由其師陳澧命名為《經學博采錄》。如 前所言，是書所錄內容仍以漢學為大宗，則陳澧以「經學」命名，其實是隱 含了他的學術理念在內。 今人對陳澧學術的論述，若非著眼於他受學海堂影響的漢學傾向，便是 強調其漢宋兼采的特色。這些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過仍須做進一步的 分疏。緣於自身的學術慣性，陳澧在學術情感上有偏向漢學的傾向19，不過 在學術立場上，則主張泯漢宋門戶之見20，而將治經之業逕謂之「經學」。考 陳澧於道光二十四年（1844）三十五歲時會試不第，出都返鄉時與李能定同 行，曾有一番爭執。事後記之云：「中年以前，為近時之學所錮蔽，全賴甲 辰出都，途中與李碧舲爭辯，歸而悔之，乃有此二十年學問。」21陳澧所悔 的近時之學，當指系出學海堂的漢學考據之業；而此二十年學問，則不談漢 學、宋學，只言經學。 陳澧一直強調百年來經學研究，是走向歧路。其實他所講的經學，指的
18 桂文燦，〈自序〉，《經學博采錄》，卷首，頁 1a。 19 例如他深慨於無人於漢儒傳注中尋求義理，而編撰《漢儒通義》，並以引領後生小學之門徑， 以恢復漢學自任。詳細討論，請參曹美秀：《論朱一新與晚清學術》（臺北：大安出版社， 2007），頁 189-232。 20 陳氏遺稿有云：「漢學、宋學，門戶之見，消融淨盡，惟尋求其切要以窺見古賢之學，庶幾 不虛此一生耳。」其〈復王倬甫書〉中，特提《漢儒通義》之編纂，乃「欲與漢學、宋學 兩家共讀之」。今人論著中關於此點的論述亦不少，此不枚舉。〔清〕陳澧，《陳蘭甫先生澧 遺稿》，收入《嶺南學報》第2 卷第 2 期，頁 171；陳澧，〈復王倬甫書〉，《東塾集》（臺北： 文海出版社，出版年月不詳），卷4，頁 15a。 21 見嶺南大學所藏《東塾遺稿》鈔本，轉引自《陳東塾（澧）先生年譜》「道光二十四年甲辰 三十五歲」條，頁33。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就是宣稱「訓詁明而義理明」的漢學考據之業。他說： 百餘年來說經者極盛，然多解其文字而已。其言曰：不解文字 何由得其義理？然則解文字者，欲人之得其義理也；若不思其 義理，則又何必紛紛然解其文字乎！僕之此書（《漢儒通義》）， 冀有以藥此病耳。22 又其〈復劉叔俛書〉云： 中年以前治經，每有疑義則解之考之，其後幡然而改，以為解 之不可勝解，考之不可勝考，乃尋求微言大義，經學源流正變 得失所在，而後解之、考之、論贊之，著為《學思錄》一書， 今改名曰《東塾讀書記》。23 陳澧反省自己中年以前所從事者，以為無法求得經學之義理。言下之意，治 經當是以求義理為正途，然而以前所從事的漢學考據之業，著意從文字的解 釋上，展開對義理的追求，在理論上似乎可行，但實際並不如此。所以他又 說： 蓋百年以來，講經學者訓釋甚精，考據甚博，而絕不發明義理， 以警覺世人，其所訓釋考據，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經學之書， 汗牛充棟，而世人絕不聞經書義理，此世道所以衰亂也。24 正因為這一義理上的反轉，使他在對待以朱子為代表的宋學，在態度上趨於 緩和。25也因為這一義理上的反轉，使他疏離了乾嘉以來的漢學考據傳統，
22 陳澧，〈與黎震伯書〉，《東塾集》，卷 4，頁 8a。 23 陳澧，〈復劉叔俛書〉，《東塾集》，卷 4，頁 20a。 24 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 2 卷第 3 期，頁 182。 25 此處舉〈論語北辰解〉一文為例，收在《學海堂三集》與《東塾集》的文字就稍有不同， 比較明顯的差異是，前者在《學海堂三集》對邵雍、朱熹有嚴峻批評的語氣。如言：「後儒 多泥『居其所』三字，其說乃多歧誤。邵康節云：『地無石處皆土，天無星處皆辰。』朱子
လݚགྷጯܚࢲ 而別求尋得經學義理之方式；又因為學術出身之故，他也不可能以宋儒義理 為追求之目標，這就是他撰寫《漢儒通義》及《東塾讀書記》，而別標經學， 追求義理的思維模式。26吾人從中可以推知，陳澧出於對考據學不能觸及義 理深處的失望，不再名其所業為漢學；然而就情感言，陳澧學術既不出宋儒， 當然也不會將其對義理的追求視為宋學，這是他諸般經學論說的由來。27 桂氏受業陳澧之門，陳澧超漢宋而言經學，在有意無意之間，朝著消弭 這一對立意識而努力。以故桂氏所錄雖以漢學為多，陳澧仍以《經學博采錄》 名之。我們有理由相信，或早在受業之初，桂氏已能充分理解陳澧關於「經 學」的意見；或最晚在整理出版之際，為了配合其師「經學」之命名，即使
云：『北辰是中間些子不動處，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夫《爾雅》明明題曰星名，安得 以為無星？」《爾雅‧釋天》云：「星名，北極謂之北辰。」宋儒有以上的誤釋，陳澧毫不 客氣指出，這是此時期的學術特色。可是後來的《東塾集》仍收錄這篇「少年之作」，文字 有如下的刪節：「後儒多泥『居其所』三字，其說乃多歧誤。邵康節云：『地無石處皆土， 天無星處皆辰。』夫《爾雅》明明題曰星名，安得以為無星？」詳細對照之下，陳澧晚年 改定本，於朱子之說略而不提。此一微妙轉變，正所以說明晚年的學術立場，有尊朱的一 面。 26 按：陳澧在〈學思錄序〉云：「余少時志欲為文章之士，稍長為近儒訓詁考據之學。三十以 後，讀宋儒書，因進而求之《論語》、《孟子》及漢儒之書。年近五十，乃肆力於群經子史 文章，稍有所得，著為一書。《論語》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乃題其書曰 《學思錄》云。」又陳澧自述為學經歷云：「少時祇知近人之學，中年以後知南宋朱子之學， 北宋司馬溫公之學、胡安定之學，唐韓文公之學、陸宣公之學，晉陶淵明之學，漢鄭康成 之學。再努力讀書，或可知七十子之徒之學歟！」從這兩則記載，可以看出陳澧超越漢宋 而別求義理的經學觀。陳澧，〈陳蘭甫先生澧遺稿〉，《嶺南學報》第2 卷第 2 期，頁 173； 《陳東塾（澧）先生年譜》「道光二十四年甲辰三十五歲」條，頁33。 27 按：郭則澐〈序〉言：「學之區漢宋者，俗說也。明季、國初諸大儒，皆主通經致用，而治 身尤密，曷嘗有漢宋之限哉！自俗儒貌襲理學，淪於空疏，矯之者遂高揭漢學之帙，於是 《漢學師承記》、《漢學商兌》，乘時竝出，互肆觝排，若相水火。風習之遞遷，而人才亦與 為升降，可慨也已。道咸間，士崇實學，始復有通漢宋之郵者。番禺陳蘭浦先生其著也。 南海桂氏子白（文燦），為先生入室弟子，實踵承令緒，津導學海，著書滿家。」其言蓋謂 陳澧東塾一系學問，意在通漢宋之郵，與江鄭堂嚴漢宋之門戶者，大異其趣。故王大隆〈跋〉 亦云：「顧不曰《續漢學師承記》者，林氏昌彝（筆者按：此或林氏有聞於龔自珍之說，或 王大隆誤記。今林氏文集未載，無由核實。）曾舉江氏命名十有不安，而欲更為《經學師 承記》。蘭甫先生學兼漢宋，初無涇渭，故以許君語題之，亦猶此志也。」〔清〕郭則澐，〈序〉， 收入〔清〕桂文燦著，《經學博采錄》，卷首，頁1a；王大隆，〈跋〉，收入《經學博采錄》 （臺北：新興書店，1988 年《筆記小說大觀》第 14 編），卷首。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所錄多為許鄭、漢學之內容，桂氏亦正以「經學」之名，以至書中出現「漢 學」字眼者，不過一二見。有許多的例子，可以來證明桂氏在書中對「漢學」 與「經學」做概念上的轉換。 如於介紹顧九苞之子顧超宗時云：「顧君小謝，名鳳毛，字超宗，小謝 別字也。年十八，應童子試，解《毛詩》『吁嗟乎騶虞』，反覆數千言，補儒 學生。甲辰南巡召試，欽取二等。自後披索經史，……有所得，不示人。然 問之者，隨舉一事一物，皆能溯其源流，及其說之異同，歷歷辨之，無遺漏。 當是時，大江南北，經學競起，鉤深索隱，各自樹立。超宗於箋注義疏，不 為異同，惟以強記博覽，堅守先儒之學。然間有論斷，未嘗不精要覈簡，厭 服眾心。」28按甲辰為乾隆四十九年（1784），此時《四庫全書》初成，領袖 學術壇坫者為紀昀、錢大昕、王鳴盛、段玉裁、王念孫等漢學支持者。其時 大江南北，彌漫著漢學的風潮，而文燦則冠之以「大江南北，經學競起」。 又例如在介紹李黼平時云：「李繡子庶常黼平，吾粵嘉應州人也。…… 阮文達公總督兩粵，延庶常授公子經。會開學海堂以課士，屬庶常定甲乙焉。 庶常深於經學，著有《易刊誤》二卷、《毛詩紬義》二十四卷。……《紬義》 又刊入《皇清經解》。」29《毛詩紬義》能為《皇清經解》選刊，則李氏深於 經學者，實為漢學考據之業。又云：「劉楚楨進士寶楠，江蘇寶應人，端臨 訓導猶子也。少從訓導遊，傳其經學。進士之父名履恂，字雲陔，以舉人官 國子監典簿，著有《秋槎雜記》，刻入《皇清經解》。」30按劉端臨著有《論 語駢枝》、《經傳小記》、《國語校補》、《荀子補注》、《淮南子校補》、《方言校 補》、《漢學拾遺》等書，所為正是標準的漢學考據之業，則劉寶楠所傳之經 學，概可想見。 再來看以下記載：「薛子韻茂才傳均，揚州甘泉人也。……與儀徵劉孟 瞻、涇縣包季懷、包孟開、旌德姚仲虞、寶應劉楚楨友善，相約共治經學。
28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4，頁 3a-b。 29 同前註，卷 5，頁 12a-b。 30 同前註，卷 7，頁 10b。
လݚགྷጯܚࢲ 季懷、孟開治《詩》，攻毛、鄭氏；孟瞻治《春秋》，攻左氏；仲虞治《易》， 攻鄭、虞氏；楚楨治《論語》，攻何氏；茂才治小學，攻許氏。皆能旁通群 籍，專精本業，砥礪以有成。」31諸子所共治之經學，實以許、鄭漢學為大 宗。再來看桂氏對顧千里的介紹：「顧茂才廣圻，……從江艮庭徵君遊，得 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嘗論經學云：『漢人治經，最重師法。 古文、今文，其說各異。混而一之，則轇輵不勝矣。』」32江藩之所以高舉漢 學旗幟，實淵源於惠氏之論說。然桂氏介紹顧千里所得惠氏遺學，則逕以經 學、小學目之，得無謂有其特殊之考量乎？至於對臧庸之介紹云：「武進臧 玉林秀才琳，博綜經史，深於小學。……所著《經義雜記》三十卷，久已刊 行。……秀才之元孫鏞堂，……盧召弓學士弟子也。湛深經學，既補綴《經 義雜記》而刊之，復仿《經義雜記》，著《拜經日記》八卷，又著《拜經文 集》一卷，並刊入《皇清經解》。」33臧庸的學問基本上就是鄭氏學，34說他 湛深經學，其實就是湛深漢學。 所以，就某方面言，《經學博采錄》也可以說是《漢學博采錄》，或是《續 漢學師承記》，是乾、嘉、道、咸四朝漢學的記錄，對於學者治許、鄭以及 注疏之學的記載，占書中的絕大多數。而且因為所采地域廣大，所跨時間較 長，所錄人物眾多，更能顯示出漢學考據的學術力量，實為治有清一代經學 與學術史者所不可輕忽之記載。
三、經學與科舉
桂氏之書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有大量以漢學入科舉的記載。這 一現象更說明，此一以古注疏為範式的學術思潮，已將單純的學術話語權爭31 同前註，卷 11，頁 11b。 32 同前註，卷 12，頁 1a-b。 33 同前註，卷 12，頁 3b-4b。 34 詳細討論，可參拙著：〈論清中葉常州學者對考據學的不同態度及其意義——以臧庸與李兆 洛為討論中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 期，頁 263-303。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奪擴大成政治場域的較量，並且古注疏與宋學系統的經說，在科舉場域之 內，頗有反轉之勢。在進入討論之前，先來看余英時先生的一段論述。余先 生認為道學的興盛，與理學家以科舉為陣地關係密切。他提到孝宗乾道初年 的學術仍是荊公新學的天下。大概從乾道初年起，由於張栻、呂祖謙、朱熹 等人的努力，程學才逐漸進佔了科舉的陣地。淳熙以後「道學」轉盛，實與 科舉有極大關係。個別理學家雖偶發「舉業妨道」的感歎，但理學士大夫作 為一個群體而言，卻隨時都在爭取考試的大權。不但宋代如此，明代也是一 樣。王守仁也曾說過「舉業妨道」一類的話，但王門士大夫如徐階入閣為次 輔後，因掌握了科舉的運作，試官出題便不守程朱義理，而改從「良知」新 說了。余先生並以最近發現的《顏鈞集》為例，進一步證實陽明學的傳播與 科舉文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顏鈞講他特有的《大學》、《中庸》之教，主要 以地方生員、鄉試、會試士子以及監生等為對象。徐階為輔相始於嘉靖三十 一年壬子（1552），可見他進入執政行列之後立即運用他的政治影響力發展 陽明學，而科舉制度則是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媒介。總之，無論是十六世紀中 葉以後陽明學壓倒程、朱官學，或十二世紀下半葉二程「道學」取代王氏「新 學」，科舉制度都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推波助瀾之力。35其實，藉科舉之力而 興盛者，又何止於王安石新學及程、朱學與陽明學，清代中葉以降考據學的 興盛，與科舉亦息息相關，即便漢學家們亦不斷對八股文及科舉提出批評。 首先是朝廷科舉程式因應學風之轉變而有所變革，此可由當時學者的言 論觀察之。例如在〈金軒來豳風月令詩序〉中，王鳴盛感慨詞賦興盛則經術 衰落，如貞觀義疏之學，終唐一代，傳習者甚寡。又慶幸當今天子金聲玉振， 以實學為海內倡，更定取士令式。丁丑（乾隆22 年，1757），禮部試貢士， 首以「循名責實」發題。蓋欲學者削繁除濫，崇雅黜浮，由記問詞章而徐進 於研經窮理之地。36
3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有限公司，2003），頁 77。 36 〔清〕王鳴盛，〈金軒來豳風月令詩序〉，《西莊始存稿》（乾隆三十年刻本），卷 26，頁 9。
လݚགྷጯܚࢲ 另外，在〈福建鄉試錄序〉中，王氏提到皇帝認為鄉會試表判之作多係 夙構，非核實之道，故改定為首場《四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五） 經》義四篇、五言八韻律詩一首，三場仍試策五道，自乾隆己卯（24 年，1759） 科為始。在這場科考程式的變革中，最大的不同就是將考表、判等駢儷文改 為考經義，這在王鳴盛看來，是皇帝以「實學倡天下士」，欲達致「有體有 用」之學的最新手段。37在錢大昕的相關記載中，亦有類似的感受。例如在 〈山東鄉試錄序〉中，他提到： 夫皇上慎重科場，釐定成憲，除去表、判雷同剿襲之陋，首場 試《四書》文及性理論，二場試經文，增五言排律，復諭禮臣 申嚴磨堪墨卷之例。將使士皆通經學古，淹長者無不收錄，淺 陋者不得倖售，遠近聞風，爭自奮厲。38 錢氏所言首場、二場的內容，是乾隆二十二年改定後新的科舉程式。蓋乾隆 一朝，科場程式歷經三變，基本上是朝利於治漢學者的方向轉變。從明代洪 武定制以來，應試舉子除《四書》之外，只須選擇一種經典應試即可，相較 於《四書》，則《五經》明顯處於附屬地位。乾隆皇帝的三次科場改革，即 意在扭轉科場偏重《四書》的情況。首先是乾隆二十二年，將自洪武以來即 實行之七藝拆成頭場考《四書》義三篇、性理論一篇；二場考《（五）經》 義四篇、五言八韻律詩一首，廢行之已久的表、判等駢體文；三場仍試策論 五道。套用艾爾曼的說法，是「為順應十八世紀中期漢學之益受重視，《五 經》文句題移至第二場，成為第二場之核心」。39 其次是乾隆四十七年（壬寅，1782），將五言八韻詩移至首場制藝後， 又將性理論移置於二場經義之後，此舉正如漆永祥所言，明顯是為了使更多
37 王鳴盛，〈福建鄉試錄序〉，同前註，卷 25，頁 6。 38 〔清〕錢大昕，〈山東鄉試錄序〉，《潛研堂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23， 頁366-367。 39 艾爾曼，〈清代科舉與經學的關係〉，收入林慶彰主編，《清代經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4），頁 83。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的通經之士入選進行的改革。40至乾隆五十二年（丁未，1787），取消由士子 自選一經的舊例，改採《五經》輪試之制。今觀商衍鎏所言： 乾隆五十二年，高宗以士子專治一經，於他經不旁通，非敦崇 實學之道，命自明歲戊申（53 年，1788）鄉試始廢專經，鄉、 會五科內分年輪試一經，以後鄉、會二場廢論題（性理論），以 《五經》各出一題，文體用八股并試。定首場《四書》文三篇， 五言八韻詩一首，《四書》……題解主用朱熹《集注》。第二場 經文五篇。……《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 《傳》，《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胡安國《傳》，《禮記》 主陳澔《集傳》。其後《春秋》不用胡《傳》，以《左傳》本事 為文，參用《公羊》、《穀梁》。第三場策問五道，題問經史、時 務、政治，遂為永制。41 科場程式的轉變，至乾隆晚葉，隨著漢學的興盛，逐漸顯現其意義。此時考 官出題，士子答卷，不論《四書》或《五經》義，朱《注》系統已非唯一標 準。許多考官並未嚴格遵守欽定程式，而屢有以漢人經說甚至是當代漢學家 的說法為題的情況，並引起士子競相引漢學作答。而當時一流的漢學家，也 有這方面的呼籲，如王鳴盛就強調： 今聖天子在上，壽考作人，敦崇實學，屏黜浮華，於是《五經》 古義始復大昌，海內蒸蒸嚮風，士咸勉自濯磨，以應詔令。當 斯際也，蓋不但著述宜遵古訓，即場屋應試帖括，亦將非古不 道焉，豈非千載之嘉會哉！42
40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頁 61。 41 商衍鎏，《清代科舉考試述略》（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頁 79。 42 王鳴盛，〈任文田《述記》序〉，收入〔清〕任兆麟，《述記》（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 年 《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 輯第 15 冊影印乾隆五十二年任氏映雪草堂刻本），卷首，頁 1。
လݚགྷጯܚࢲ 這是公然鼓吹以漢學古義取代宋學的重要言論，有其劃時代的意義。至於漢 學學風影響科場程式之改變最詳盡的敘述，當屬唐仲冕（1753-1827）之言。 在〈芳茂山人詩錄序〉中，唐氏云： 先是文體華贍，經學剿說居多，鉅人碩儒出，以許、鄭為宗， 實事求是。海內老師宿彥，大雅博聞之士，同聲發明，翕然推 獎，庠塾之講貫，孝秀之選舉，皆出乎是，天下靡然向風矣。43 所以，科舉程式的變革，同時也帶動書院教學內容的變化。早在乾隆中葉， 朱筠出任安徽、福建學政，即以樸學訓士。在安徽，首先刊行《說文解字》， 廣布學宮，並「以識字通經誨士，歲餘，士皆通六書及注疏家言」。在福建， 則「以經學六書訓士，口講指畫，無倦容」。44從這裏不難看出，朱筠企圖從 教育、科舉領域對以八股形式表現的理學提出挑戰，其意乃欲在這一領域以 經學代理學，以考據代義理。45另外像錢大昕先後任鍾山、婁東、紫陽書院 山長，所至亦特重經史實學之教導，並且在書院的課試中，加入漢學的內容。 46又盧文弨主講南京鍾山書院時，即大力提倡《說文》，欲以經學救俗學之失， 雖然效果並不顯著，常為學政所沮47，但是他每到一處講學，都不忘宣傳他 的理念。所以，漆永祥認為：「以乾嘉考據學而論，書院為其學發展起到了 巨大的作用，成為考據學家切磋學問、培養後進的主要陣地，尤其是南方各 地書院，已成為與京師四庫全書館并峙共盛的考據學之大本營。」48至於阮
43 〔清〕唐仲冕，〈芳茂山人詩錄序〉，《陶山文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478 冊影印道光 二年刻本），卷5，頁 20。 44 〔清〕朱珪，〈竹君朱公神道碑〉，朱筠，《笥河文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卷首， 頁8。 45 暴鴻昌，〈朱筠與乾嘉學術風氣〉，《北方論壇》，1997 年 6 期，頁 71-72。 46 〔清〕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墓誌銘〉，《春融堂集》（嘉慶丁卯年戊辰年塾南書舍刊本）， 卷55，頁 12-16。 47 〔清〕盧文弨，〈寄孫楚池書〉、〈答彭允初書〉，《抱經堂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頁256、260。按：盧氏所謂俗學，即當時書院主要職能的八股文教學。 48 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頁 64。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元詁經精舍與學海堂之立，在漢學與科舉上產生的影響，將於稍後討論。 再從清代鄉會試來分析乾、嘉考據學的影響之擴散，則乾隆十九年（甲 戌，1754）的會試，可以說是一個里程碑。今觀錢大昕所記：「（乾隆 19 年） 三月會試，中式第十九名。……是科，文敏公（錢維城）自撰策問條目。闈 中遍搜三場，所得如王禮堂（鳴盛）、王蘭泉（昶）、紀曉嵐（昀）、朱竹均 （筠）、姜石貞（炳璋）、翟大川（灝）輩，皆稱汲古之彥。揭曉之次日，午 門謝恩。文敏公謂諸公曰：『此科元魁十八人，俱以八股取中，錢生乃古學 第一人也。』」49又《制義叢話》載朱珪之言：「十八房中各有一房首，謂之 房元，雖主考不能與爭，惟十九名始為主考所專，亦與各房無與。」50合觀 此二條記載可知，錢大昕等人所以中式，是錢維城遍搜三場所得，且因諸人 所專精者在考古之學，而非時人看重之八股，若非座主親出策問，且合觀三 場，有意援引，則專精古學諸公，能否得售，尚在未定之天。亦由此記載而 可推知，乾隆中葉以前，科場試士之內容及取士標準，已有分化之跡象。 來看一則觀於錢坫的記載，桂文燦記曰：「錢獻之州倅坫，一字十蘭， 江蘇嘉定縣人，辛楣詹事猶子也。少孤貧，於世事無所通曉，獨好讀古書。 乾隆中，士習樸陋，率訟四子書本經各一部，時文數百首，以資弋獲。其全 讀《左氏傳》、《禮記》者，父兄輒以為外務，廢正業，同輩亦相率嘲笑。州 倅年十二，已無力就外傅，閉戶讀書十三年。《三禮》、《左氏春秋》、《毛詩》、 《史記》、《漢書》、《說文》、《通典》及馬、鄭、孔、賈經注，皆能錯綜其義。 年二十五乃娶。三日，即徹夜讀書如故。素未習宋人經說，始就小試，以漢 說說之，有司至不能句讀，黜之至再。」51錢坫身處漢學與宋學在科場尚未 取得平衡的乾隆中業，見黜於有司，亦不足怪。但由此可知同為應科舉，官 方標準之貧乏與漢學之豐富。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科場勢力之消長，有朝漢
49 〔清〕錢大昕撰，〔清〕錢慶曾續補，《竹汀居士自訂年譜》（香港：崇文書店，1974），頁 12「乾隆十九年甲戌年二十七歲」條。 50〔清〕梁章鉅，《制義叢話》（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361。 51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7，頁 17a-b。
လݚགྷጯܚࢲ 學傾斜的趨勢。 最值得注意的是乾隆五十一年的江南鄉試，主試者皆是朝中支持漢學最 力的學者型官僚，頭場以〈鄉黨〉篇「過位」二節發題。按照朝廷功令，應 以朱子系統的注釋，如《四書章句集註》或元儒陳澔的《禮記集說》作為闡 述之依據，不過主考官顯然喜歡的是漢學之說，所以「過位」二節的標準答 案來自江永的《鄉黨圖考》。52是科如阮元、汪中、孫星衍、張惠言、宋簡、 汪廷珍、馬宗槤以及錢大昕弟子李賡芸等能以古義作答者皆中式。53又王子 蘭〈伯申府君行狀〉云：「乾隆乙卯（60 年，1795），府君應京兆試。……諸 城劉文恭公（墉）為同考，得府君卷，曰：『理法精純，根柢深厚。合觀二、 三場，博通古今，知為績學士。』遂以官生舉孝廉。」54按理、法、辭、氣， 向為舊時八股衡文之標準，王子蘭之言，乃首場合格，仍須合觀二、三場之 證。而且乾隆六十年的科舉程式，已是將經義移至二場，故王引之二、三場 所考者，正是《五經》義及經史策論。 史載朱珪「於經術無所不通，取士務以經、策校《四書》文，銳意求樸 學之士，門生遍天下」。55蓋朱珪於乾嘉之際，屢掌文衡，其校士之標準，即 為重視二、三場經義、策論，而不僅有取於頭場之《四書》文；即使頭場《四 書》文，亦不取於朱《注》，觀乾隆五十一年江南鄉試首場對「過位」解釋 之爭議，即可知矣。今觀陳壽祺、姚文田、王引之、胡秉虔、張惠言、馬宗 槤、謝震等積學之士，皆為嘉慶四年（1799）己未科同榜進士，是科總裁即
52 梁章鉅，《制義叢話》，頁 272。 53 梁章鉅嘗言：「吾師阮雲臺先生，於乾隆丙午第一次鄉試，即遇朱文正公主試，試題『過位』 二節，用江慎修新解，中式第八。」又言：「朱文正師主江南丙午鄉試，首藝『過位』二節 題，阮芸臺師從江氏新說，中第八名。」又引姚鼐之言曰：「江慎修先生以諸生說《論語‧ 鄉黨》篇尤多於古制不明，乃作《鄉黨圖考》。……《鄉黨圖考》昔已梓行，乾隆五十一年， 朱石君侍郎典試江南，以『過位』章命題，士有達於江氏說者，乃裒錄焉。」梁章鉅，《制 義叢話》，頁213、272、268。相關記載，亦可參〔清〕張鑑等撰，《阮元年譜》（北京：中 華書局，1995），卷 1，頁 6；王章濤，《阮元年譜》（合肥：黃山書社，2003），頁 20-21。 54 〔清〕王子蘭，〈伯申府君行狀〉，收入〔清〕羅振玉輯，《高郵王氏六葉傳狀碑誌集》（1925 年上虞羅氏排印本《高郵王氏遺書》，第2 冊），卷 5，頁 2b。 55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340，頁 11097。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朱珪。桂文燦記曰：「嘉慶己未，……是科會試正總裁為朱文正（珪）相國， 屬副總裁阮文達相國先盡閱二、三場之卷，而後閱首場《四書》文。是科中 式如王文簡尚書、張皋文編修、郝蘭皋戶部、許周生兵部、胡春喬司馬、陳 詩庭大令，皆湛深經學之士。」56桂氏「湛深經學」的形容，放在乾嘉之際 的學術語境下，應該是「湛深漢學」，所以《清史稿》記錄此科得人之盛為： 「一時樸學高才，收羅殆盡。」57又劉恭冕記李貽德鄉試中式之情況云：「嘉 慶戊寅（23 年，1818），本省鄉試，以經、策博贍中式，出高郵王文簡公（引 之）之門。文簡小學為海內所推，既得卷，甚喜。」58此則亦是以二、三場 經義、策論勝出之證，其應試場合為浙江鄉試。 再來看幾則道光時的記載，桂文燦云：「包季懷孝廉世榮，……五試鄉 舉，至道光辛巳（元年，1821），始以經藝醕茂，策問詳贍中舉人。」59包氏 久居揚州，閉戶讀書，與劉文淇、薛傳均、姚配中為友，乃以二場中江南鄉 試。又云：「道光十二年（壬辰，1832），程春海（恩澤）侍郎典試來粵，素 聞曾勉士（釗）學正深於經學，並讀所著《詩毛鄭異同辨》，喜其釋《詩》『定 之方中』，以為『旦中』之說，欲羅致之，以魁多士。次場以『六月食鬱及 薁，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命題，以覘其用鄭《箋》『課男功』之說。 三場以經書天文為第一策題，因問『定之方中』，以覘學正之對。」60又云： 「黃子謙同年，……治經通漢儒之學，肄業學海堂，以解經見重於德清高學 使，補儒學生。道光己酉（29 年，1849）以經藝用漢注說，中舉人。」61這 是系出學海堂，而在二場經義、三場策論以漢學知識中舉者，其場合則為廣
56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6，頁 2a-b。 57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阮元傳》，卷 364，頁 11424。 58 〔清〕劉恭冕，〈序〉，收入〔清〕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續修四庫全書》，第 125 冊影印清同治五年朱蘭刻本），卷首，頁 3a。 59 〔清〕桂文燦，《經學博采錄》（《續修四庫全書》，第 179 冊影印民國三十一年刻《敬躋堂 叢書》本），卷8，頁 1b-2a。 60 同前註，卷 3，頁 4a。又同書卷 5，頁 7；卷 6，頁 3-4，亦有相同記載。 61 同前註，卷 2，頁 11a-b。
လݚགྷጯܚࢲ 東鄉試。 另有以漢學連捷者，據桂氏所記：「近時鄉試，皆以古義獲雋者，以文 燦所聞，得一人焉，曰周秩卿（寅清）進士。……乙未（道光15 年，1835） 恩科順天鄉試，欽命《四書》首題為『未若窮而樂富而好禮者也』，進士據 皇氏《疏》本作『未若貧而樂道』為說，見重主司，中舉人。甲辰（道光24 年，1844）會試，副總裁為徐侍郎士芬，次場《書》藝以『同律度量衡』為 題，進士本鄭《注》『同為陰律，律為陽律』為說獲雋。」62周寅清所參與者， 為順天鄉試，在首場的《四書》題，就不以朱注為據，與乾隆五十一年江南 鄉試「過位」一題據江永之說同趣。至於會試本鄭《注》為說而獲雋，並不 是考官對他特別欣賞，而是其答題符合考官之預設。故桂氏又記曰： 馮展雲學士譽驥，吾粵高要人也。自少肆業學海堂，道光庚子 （20 年，1840）以經藝見重主司，中舉人。甲辰（24 年，1844） 會試，次場《尚書》題為『同律度量衡』，學士本鄭《注》『同 為陰律，律為陽律』立說，餘藝亦經義紛披，迥異常卷。…… 學士殿試卷列前十名，得入翰林，連登上考。督學山東，即以 阮太傅之法選士。……於經學、小學拔識安邱劉生翊長、其弟 恩長、宋生傳箕、宋生蘭芳。劉生恩長能默寫許氏《說文》，宋 生蘭芳深於小徐《說文》者也。又以阮太傅之法課士於濟南， 立經古堂，月必有課，專課經史，擬吾粵學海堂焉。63 這是系出學海堂，而又能推而廣之的記載。從周寅清、馮展雲例子中，可以 推測出當時以漢學中式者，其關鍵或不在於應試者個人之才華，而在於考官 以漢學為取士之標準。所以桂氏又記曰：「文簡（王引之）之子名壽同，字 子蘭，亦深經學。道光二十四年會試，《書》藝題為『同律度量衡』，本鄭君
62 同前註，卷 5，頁 15a-b。 63 同前註，卷 6，頁 1a-b。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陰律陽律』之說成進士。」64蓋王氏父子兩代皆以經藝獲雋，此非漢學入 科舉最佳之例證？而學子不分南、北，學問不必出詁經精舍、學海堂，以許、 鄭代朱子，風潮日盛，蓋已有不可掩之勢。 再來看一則更明顯的記載：「劉楚楨進士寶楠，……博涉群書，著書等 身，克承家學。道光庚子（20 年，1894）會試，題為『如切如磋』者，道學 也。進士本《爾雅》、《毛傳》『治骨曰切、治象曰磋』立論，獲雋，授知縣。 歷宰直隸元氏、三河等縣，可謂膺稽古之榮矣。」65此處則明顯以漢學訓詁 替代宋學義理。其實，從乾隆中葉以來，榜不論進士舉人，地不分順天廣東， 以漢學知識藉二、三場獲雋者，並不在少數。甚至首場《四書》文，亦已淪 為漢、晉古注疏及《說文》馳騁的場地。此皆足證至少藉由二、三場以漢學 知識入科舉，早在乾嘉之際，已取得立足之地；在道光一朝，則開枝散葉， 從《經學博采錄中》，可以看到以漢學入科舉的大量記載；降至晚清，更不 必論，從《清代硃卷集成》中，可以看到很多這樣的例子。66
四、經學與地域
如前所言，桂氏《博采錄》所載，除了江、浙、安徽與京畿等傳統勢力 地區之外，兩廣、福建、江西、兩湖、雲貴、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地， 同樣湧現出許多研治漢學的學者，這是彌足珍貴的資料，而桂氏亦屢有分 疏，尤其注意於地域在歷史上學風之轉變，以及邊徼之地衣披漢學之意義。 如記其鄉曲學風之轉變云： 南海為〈堯典〉南交之地、〈禹貢〉衡陽之域，兩漢無以經術顯64 同前註，卷 6，頁 1a-b。 65 同前註，卷 6，頁 1a；卷 8，頁 7a。 66 有關這方面的討論，可參考陳致，〈從劉顯曾、劉師蒼硃卷看儀徵劉氏的先世、科舉與學術〉， 《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06 年 3 期，頁 66-78；陳致，〈清代中晚期制藝中的漢宋之別： 以劉顯曾硃卷為例〉，《傳統中國研究集刊》第2 輯（2006 年 1 月），頁 405-426。
လݚགྷጯܚࢲ 者。其傳漢儒經學，晉時始有廣州儒林從事黃氏穎，嘗為《周 易注》十卷，著錄《經典釋文》。黃氏以來，其傳微矣。二千載 而後，能嗣其音者，以文燦所聞，蓋自曾勉士學正始。學正名 釗，南海九江堡人也。為諸生時，即以經明行脩聞。阮文達公 開學海堂，學正首膺授經弟子之選。道光乙酉（18 年，1838）， 以拔萃貢成均，旋補合浦縣教諭，調欽州學正，所著有《周易 虞氏易箋》、《詩毛鄭異同辨》，文集共若干卷。或以經解經，或 援據精確，不襲故說，不尚新奇，最為世所推重云。67 在阮元督粵，帶來漢學學風以前，廣東的學術空氣，基本上是承前明，尤其 是白沙理學之氛圍。68其間雖然有朱彝尊、王士禎、潘耒、惠士奇、惠棟、 全祖望、藍鼎元、朱珪、翁方綱、杭世駿、錢大昕、趙翼、袁枚、惲敬、曾 燠、姚文田、嚴可均等人先後來粵，然所授或以詩文，或仍理學舊貫，或留 粵時間過短，中間雖亦有通經服古之士，如馮經、勞潼、林伯桐、吳應逵等， 多從理學角度研究經學；其他如劉祖謨、陳昌期、胡亦常等，雖有沾染漢學 風氣，然所業仍不純。據《九江儒林鄉志》載：「粵地前人講經術，終不出 宋人窠臼。……雖嶺南談經術者，代不乏人，而以『漢學』為倡，斷自（曾） 釗始。」69孫璞亦云：「粵東經學訓詁，倡於阮元，而實導於勉士。」70從這 幾條資料來看，桂文燦對經學的要求，其實是近於漢學訓詁一系，所以才會 斷自曾釗始，而略過之前的無數前輩。又其斷自曾釗之意義，並不止就南海 一地學風之轉變而言，實亦泛指廣東學風之轉變。又如言： 新會縣在廣州西南，劉宋永初元年置新會郡，隋平陳，廢為縣，
67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6，頁 3a-b。 68 詳細討論，可參李緒柏：《清代廣東樸學研究》（廣州：廣東省地圖出版社，2001），頁1-25； 程潮，〈晚清廣東學者的經學研究探析〉，《現代哲學》，2005 年第 2 期，頁 58-63。 69 〔清〕馮栻宗纂，《九江儒林鄉志》（光緒 9 年刻本），卷 14，頁 7。 70 孫璞，〈粵風〉，收入許衍編，《廣東文徵續編》（香港：廣東文徵編印委員會，1987），第 2 冊，頁528。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又改為岡州。趙宋祥興初，帝昺立於岡州。厓山忠義，昭千古 之臣節；江門理學，為一代之儒宗。自明以來，懷景炎之君臣， 不絕於口；衍白沙之學派，不乏其人。尚矣。惟是漸尚空疎， 徒滋辨論，則其失也。近日喜以漢儒之訓詁說經，不蹈空誣之 習者，以文燦所知，得一人焉，曰陳逢伯子驥，余己酉（道光 29 年，1849）同年友也。經義亟為座師道州何子貞先生所賞。 一試春官，遂不復出。不榮於官，授徒自己。以惠定宇《周易 述》所說《易》義多未盡善，欲別為李鼎祚《周易集解義疏》 云。71 從桂氏所言，可以見嶺南之地漢宋學術反轉之樞機，實導源於嘉慶年間的學 海堂，在道光一朝，成果則逐漸顯現。再來看兩則有趣的記載：「黃半溪州 牧，粵西龍州廳人也。龍州為粵西極南之境，界連越南，而州牧博通經史， 敦尚行誼，無愧古人。此可見國朝經學昌明，雖邊徼遐陬之士，亦知自勵也。」 72又如言：「鄭比部存 ，字獻甫，……粵西象州人也。……道光乙酉（5 年， 1825），由選拔貢生中舉，乙未（15 年，1835）成進士。改主事，分刑部。…… 博極群書，湛深經學。……通籍後，解組歸，優遊林下，著書自娛。主講桂 林經古書院，恆以經古提倡後學，造就良多。……所著討論經史子集之書， 自題曰《愚一錄》，共十二卷。凡《詩》、《書》、《易》、《三禮》各一卷，《三 傳》共一卷，《論語》、《孟子》共一卷，《爾雅》、《孝經》共一卷，子、史各 一卷，雜論詩文共一卷，仿《困學紀聞》體例為之。」73按龍州、象州在今 日的廣西省，屬於少數民族的壯族自治區，在當時真可謂邊徼之地，而能衣 披漢學之風，所以桂文燦特別采錄之，以為國朝經學昌明之證。 兩廣而外，尚有許多值得關注之記載。以四川為例，桂氏所注意者，仍
71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4，頁 4b。 72 同前註，卷 1，頁 14a-b。 73 同前註，卷 12，頁 7a-b。
လݚགྷጯܚࢲ 在學術傳承與學風變化。如曰： 西蜀自漢文翁而後，文學已開，舍人為《爾雅》之注，子雲有 《方言》之輯。至宋而眉山蘇軾子瞻《易傳》，不襲玄風，多切 人事；《書傳》於治亂興亡，抉擇明確。子由《詩傳》，以〈序〉 為本，又以其時經、傳並廢，特作《春秋集傳》以矯之。以《左 氏》為主，有不可通，乃取《公》、《穀》，下及啖、趙。此皆切 實之學，不蹈虛誣，非荒經蔑古者，所可同日而語也。近日以 《毛詩》鄭箋說《詩》者，以文燦所聞，得一人焉，曰王海樓 大令劼，原名暉吉，一字雲田，四川巴縣人。……所著有《毛 詩訓纂》若干卷，語多精確。74 按王劼尚撰有《尚書後案駁正》，其《詩》、《書》之學，走的是漢學一系的 路線。與王劼同時而稍前者，則有劉沅，著有《周易恆解》、《詩經恆解》、《書 經恆解》、《周官恆解》、《儀禮恆解》、《禮記恆解》、《春秋恆解》、《四書恆解》、 《大學古本質言》、《孝經直解》等，是道咸時期四川重要的學者，然或因其 學根本宋儒，出於科舉解釋之目的，不足做為一地學術代表，故未採入。蒙 文通云：「蜀經明季喪亂，學術衰頹，晚清南皮張文襄公之洞來督學政，始 以紀、阮之學為號召。」75又蒙默亦云：「吾蜀學術，漢宋為盛，其它各代， 僅有可數，明末而後，更益衰頹，學人所知，八比而已。同治末，張之洞來 主川學政，始建尊經書院於成都，以紀、阮之學相號召，以《輶軒語》、《書 目答問》為入門，聘湘譚王壬秋為主講，王未至，權以錢塘錢保塘、保宣兄 弟主其事，於是吳、皖之學乃入川中。」76蜀地學術轉變之機，當在漢學風 潮入川之後。至光緒四年王闓運入川，作育人材，而蜀學始於帝國末葉，進 入學術主流之視野，廖平、吳之英、宋育仁、向宗魯、蒙文通、李源澄，一
74 同前註，卷 4，頁 5a-b。 75 蒙文通，〈廖季平先生傳〉，《經學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頁 196。 76 蒙默，〈蜀學後勁——李源澄先生〉，《經學研究論叢》第 15 輯，頁 315。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瓣馨香，源流可辨。 四川而外，雲南亦有足記錄者。他說：「雲南自漢時，已歸化中國。自 後委於蠻夷者，千數百年。明洪武間，沐英留鎮，止稱藩耳。至我朝而復入 版圖，故歷代以來文學之士，不少概見。我國家功德覃敷，聲教所及，自朔 暨南。雲南之文學，蓋丕變矣。其窮經考古之士，以文燦所聞，得二人焉。 一曰王大令崧，一曰吳大令樹聲。王大令者，浪穹縣人也。字樂山，嘉慶己 未（4 年，1799）進士，出儀徵阮文達公之門。學問淹博，為滇中老宿。曾 總纂《雲南通志》。道光十年（庚寅，1830），年七十九矣，時文達公督滇、 黔，與大令為竹林茶隱之遊。……所著《說緯》一卷，考孔子刪《詩》及《詩》 大小序，最稱繁博，已刊入《皇清經解》。……吳大令者，永平縣人也，道 光甲辰（24 年，1844）舉人，出宰山東，為古韻之學。以崑山顧氏《唐韻正》 於支、脂等韻字往往有所改易，……大令乃以《說文》諧聲為主，博采《周 易》、《毛詩》及周、秦、西漢古書之有韻而用歌、麻部中字者，為《歌麻古 韻考》四卷。高要馮展雲學士提學山東，振興古學，大令索其弁言，簡端學 士錄副以示予。此書於江、戴、段、王諸家言古韻者，雖不相合，然考索之 功，亦勤矣。」77這是對雲南衣披漢學之風的記錄，相信桂氏寫下此段文字 時，心情應該是愉悅的。 再以江西為例，在清代學術的一般知識裏，對江西最深刻的印象大概是 阮元《十三經注疏》刻於江西。至於江西一方水土，似乎難以產生經學家。 與宋代江西學者的活躍相比，清代的江西學壇似乎沉寂許多。不過桂文燦為 我們補足了這方面的缺憾。他說：「吳子序編修嘉賓，江西南豐人，道光戊 戌（18 年，1838）進士也。服古通經，尤究心〈士喪禮〉、〈喪服〉，所著《喪 服會通說》四卷、《讀四書說》六卷，咸豐初，刻於揚州。會通云者，於親 疏貴賤長幼男女之別，即其服制，各為圖說，會而通之。……咸豐癸丑（3 年，1853）之秋，文燦歸自京師，紆道南豐，訪編修於其家。維時粵西紅巾
77 同前註，卷 11，頁 14a-15a。
လݚགྷጯܚࢲ 賊困南昌，編修募勇應援省垣。其弟子誠大令以編修所著諸書相贈，談至夜 分，感懷時事，惄然憂之。」78在與吳子誠的交流當中，桂氏不止得到吳嘉 賓的學術梗概，也留意江西一地之學術概況。他說：「編修鄉人治實學者， 廬陵有蕭學博國珍，字崑圃，癸酉（嘉慶 18 年，1813）選拔貢生，官南昌 府學訓導。積書三十年，至三萬餘卷。與人論說，偶及書史，入內檢本，隨 手即得。……南城有曾舍人協均，字笙巢，……閉戶讀書，時多妙悟。…… 弱冠時讀注疏，隨手摘錄，各附案語，頗有發明。……高安有朱孝廉舲，…… 博雅好古，嘗私淑顧亭林，藏書三萬餘卷。……著有《夏小正正義》，林薌 溪（昌彝）嘗序之。」79這是桂氏遠赴南豐的親身經歷，在感懷憂時之中， 記錄下了一時一地之學術。 江西而外，對兩湖的記錄亦有可說者。桂氏云：「洞庭南北，自古多材。 近之經學，北微南盛，論者惜之。然以文燦所知，得二人焉。曰葉潤臣舍人、 劉椒雲學正。舍人名名澧，學正名傳瑩，道光間並以舉人官京師，皆湖北漢 陽人也。舍人性情敦厚，天分卓越，名流多樂與之交，雅好經學，著有《禹 貢錐指刊誤》若干卷，不輕示人。侯官林薌溪博士嘗見之，考證甚精云。學 正精於天文、輿地、律呂、算數之學，群書源流，瞭如指掌，多所發明。卒 時年未三十，故所著多未寫定。道光庚子（20 年，1840），應禮部試，與薌 溪學博論學於都門，博士稱其眼光如炬，而聽言如流，真畏友云。平定張石 洲（穆）明經編《閻潛邱徵君年譜》，舍人、學正增改並多。舍人亦工詩， 著有《敦夙好齋詩鈔》、《雁門集》、《泝舞集》。」80「雅好經學、考證甚精」， 這是桂氏對湖北學人學術的介紹，只不過漢學之風潮，吹不進湖北一地，故 所取僅曾遠遊京師，感受漢學學風的葉名澧、劉傳瑩二人。 桂氏之書，尚有一地學者學風可介紹者，即福建。討論福建學術，遠者 為朱子之教，近者理學大儒李光地，而鰲峰書院與《正誼堂叢書》的存在，
78 同前註，卷 9，頁 15b-17a。 79 同前註，卷 9，頁 17a-b。 80 同前註，卷 11，頁 19b-20a。
ڌරˠ͛ጯಡ ௐȈαഇ 也一再提醒此地源遠流長的宋學傳統。福建與廣東同處嶺表，廣東雖有大儒 主持風會，以學海堂之力，扭轉廣東在道光以後的學風，流澤所披，至於清 末亦不稍衰；相對而言，福建衣披漢學之風，較廣東亦不稍衰，甚至時間要 早於廣東。福建學者接觸漢學，始於乾隆中閩縣龔海峰，乾嘉之際的陳壽祺 與梁章鉅繼之。世人每謂二人結怨之因，在於修《福建通志》之故，實則此 乃導火線而已。更深層的背景，是二人學術抉擇之異。前者勇於趨新，棄宋 從漢，成為當時漢學大潮的一員健將；後者依違於漢宋之間，只可謂文士， 不當目於學者之列。81桂氏於福建學者，收錄頗多，此處舉一二例明之。如 云：「閩縣龔海峰郡守景翰，資質明敏，少讀書，日誦數千言。乾隆三十六 年（辛卯，1771）成進士。告歸，教授閭里，十有四年。……所著有《邶風 說》三卷、《祭儀考》四卷、《說祼》二卷、《離騷箋》四卷、《循化廳志稿》 八卷、《澹靜齋文集》八卷、《詩鈔》六卷、皆手所定。其屬稿而未能成書者， 《孔志》、《禘祫考》、《讀書錄》共若干卷，藏於家，皆說經者之圭臬也。」82 按龔景翰於乾隆盛世漢學方興之際舉進士，可謂福建衣被漢學第一人。 另外，又有陳慶鏞。桂氏云：「文燦少聞閩中有陳侍御慶鏞者，正色立 朝，批麟直諫。及讀鎮江柳氏《穀梁大義述》序，又知其深於經學。……侍 御字頌南，一字笙叔。……少傳閩縣陳恭甫編修經學，尤深於三家《詩》。 後又及阮文達之門，經學益邃。文燦嘗聞侍御云：『今日而治三家《詩》，必 當如張皋文之於虞氏《易》，乃為有補經學。』又謂：『《爾雅》多齊《詩》， 《廣雅》多魯《詩》。后倉傳齊《詩》，《禮》傳自后倉，鄭君注《禮》，蓋用 齊《詩》。鄭君箋《詩》，多與毛異，亦多與《禮》注異，蓋用魯《詩》云。』 所著有《籀古堂集》八卷。」83按陳慶鏞系出陳壽祺，既深於三家《詩》，又 於鄭君箋《詩》，多有會心，要亦漢學入閩又一健將。
81 詳細討論，可參王軍偉，《傳統與近代之間——梁章鉅學術與文學思研究》（濟南：齊魯書 社，2004）。 82 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 3，頁 5b-6a。 83 同前註，卷 6，頁 7a-8a。
လݚགྷጯܚࢲ 另外，又有林昌彝。桂氏記曰：「侯官林薌溪孝廉昌彝，字惠常，少得 母吳太孺人之教，博涉載籍，貫通群經。長從陳恭甫編修遊，專精《三禮》 之學。道光甲午（14 年，1834）副榜，己亥（19 年，1839）舉人。出道州 何子貞（紹基）師之門。七赴公車，於學益進。子貞師嘗謂孝廉之學，從《三 禮》辨途知奧，乃以貫通諸經。近日說經之士，治《禮》者無如孝廉之精且 博，其為所推重如此。所著有《三禮通釋》二百餘卷，《小石渠閣經說》、《溫 經日記》、《說文二徐本辨譌》若干卷，《六朝禮說萃編》八卷，《荀卿子禮釋》、 《伏生書傳》、《三代佚禮考》、《陳氏禮書考譌》、《段氏說文注刊譌》各四卷， 《衛氏禮記集說補義》、《春秋地理考辨》各六卷，《聖學傳心錄》、《士林金 鑑錄》各二卷。」84按林昌彝之名，時出桂氏《博采錄》中，既有同門之誼， 又以熟知學術掌故，為桂氏書錄上之常客。上述諸家，皆福建衣披漢學而有 成者。至於侯官陳氏父子學術，桂氏紀錄頗豐，惟以知悉者眾，故不贅述。
五、結語
本文從桂氏纂書命名的漢宋語境、經學與科舉的關係、經學在各個地域 的擴散等方向，來探討《經學博采錄》對研究清代中葉以下經學與學術的價 值。學術界關注此書者，幾乎未見，這應該與桂氏所錄無法提供學術爭論的 議題，有密切的關係。且由於地域或鄉曲之故，桂氏雖曰「博采」，然於鄉 邦文獻，所錄獨多。客觀地來講，清代中葉以下的廣東學界，可以說是漢學 的又一重鎮，桂氏書中所錄以阮元學海堂及廣東為多，要亦事勢之必然。尤 其桂氏出於道州何子貞之門，所以阮元、程恩澤、何紹基一系，也是他紀錄 的重點。不過從桂氏書中，還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現象。例如福建、廣東二 地，仍有不少漢宋兼采，或雜採漢宋之學者；而徽州一地，同時可見宋學頑 強的勢力。限於篇幅的緣故，無法在本文中對桂氏書中這方面的議題，多加84 同前註，卷 7，頁 6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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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則有待來日，有待於後起者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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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assical Study Record of Qian, Jia, Dao, Xian Reign
Periods: Reading of the Jing Xue Bo Cai Lu
Chang-lin Tsai
*Abstract
Though Gui Wencan’s 桂文燦 Jing Xue Bo Cai Lu 經學博采錄 may
pale in comparison with Jiang Fan’s 江藩 Han Xue Shi Cheng Ji 漢學師
承記, yet Gui’s text is still important in understanding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 and academics in general after the mid-Qing dynasty. Based
mainly on the Han dynasty scholarship of Xu Shen 許慎 and Zheng Xuan
鄭玄, it describes the classics study of this period, providing a record of
the main directions of thought in the QianLong、JiaQing、DaoGuan and
XianFeng reign periods. In terms of regional scholarship, it indicates that
outside the traditional centers of Han Learning scholarship in areas such as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Jiangsu, Zhejiang and Anhui, there also were
numerous scholars of this school in Fujian, Jiangxi, Hunan, Hubei,
Guangdong, Guangxi, Yunnan, Guizhou, Shandong, Shanxi, Sichuan and
Henan. In terms of individual scholars, beyond those better known, Gui
also notes many other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 Han Learning. In terms of
the channels by which Han Learning was propagated, Gui’s work reminds
us of the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academic training. From the viewpoint of intellectual history, Jinwen 今
文
scholarship was the mainstream after the Dao, Xian reign period; but
from the viewpoint of academic history, the strength of evidential
scholarship remained unabated up to the Republican Period, an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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