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追尋與抗拒──論巴別爾創作中的猶太主題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100-2410-H-004-201-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12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鄢定嘉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何瑄 報 告 附 件 ： 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2 年 03 月 21 日
中 文 摘 要 ： 出生於奧德薩的巴別爾可謂俄國文壇中第一個深度書寫猶太 主題的作家。 從踏入文壇起，巴別爾就開始思考猶太主題，並在自己的猶 太論述中，表現與十九世紀俄國作家迥異的視角。他觸及猶 太人的生活風俗、信仰、民族世界觀等，同時藉文學人物身 份立場的搖擺與追尋，思考俄羅斯境內猶太人的命運。 巴別爾短篇小說集《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亦稱為「童年故事 集」，以「我」的觀點講述十歲至二十三歲的生活故事。敘 事者一方面想逃離令他窒息的猶太家庭氛圍，逃離自己的身 份，並在革命後成為蘇維埃的「自己人」；另一方面，他在 世界文學當中找到安身立命之處，並以創作做為使命。 誠如拉岡所言，自我的概念由他者的目光形塑。觀看行為因 此成為身份／認同議題重要的切入點。作為俄國社會、文化 中的「他者」，敘事者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又如何為自己 找到定位，是筆者探討的重點。本文以敘事學的「視角」與 「聚焦」分析為研究途徑，從敘事者視野中的大時代、地方 感受與文化認同等層面，分析《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之主體 意識，並探討敘事者的認同問題。 中文關鍵詞： 巴別爾、俄羅斯猶太文學、《我的鴿子籠的故事》、認同、 兒童視角 英 文 摘 要 ： 英文關鍵詞：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
果報告
抗拒與追尋──巴別爾創作中的猶太主題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100－2410－H－004－202
執行期間：2011年8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鄢定嘉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鄢定嘉、何瑄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
中 華 民 國
102年3月20日
一、前言（包含研究動機、研究目的、重要文獻探討） 自西元十世紀起，即有猶太人定居於俄國南方，隨著十八世紀俄羅斯三次瓜 分波蘭（1772, 1793, 1795），因國土重新劃分，原居於波蘭及立陶宛土地上的猶 太人成為俄國人，並形成獨特的「俄國猶太人」（российское еврейство）族群1 。主要居住地為聖彼得堡、維爾納（Вилна）2、基輔，奧德薩（Одесса）則於十 九世紀末後來居上，因為遠離政治中心，成為俄羅斯帝國猶太人之重要聚集地。 巴別爾（Исаак Бабель）於1894年出生在奧德薩一個猶太商人家庭，父母非 常重視他的教育，除了俄語、法語，還堅持讓他學習意第緒語，並聘家庭教師教 授《舊約聖經》及猶太教經典《塔木德》（Талмуд）3。雖然巴別爾受的是商貿 教育4，但他非常喜愛寫作，奉法國作家莫泊桑（Guy de Maupassant, 1850-1893） 為 偶 像 ， 並 試 圖 以 法 語 創 作 。1913 年 巴 別 爾 的 俄 文 處 女 作 〈 老 施 洛 梅 〉 （ 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問世，兩年後在高爾基的《編年雜誌》（Летопись）中刊登的 兩篇小說〈艾里亞‧．伊薩科維奇與瑪格麗特‧．普羅科菲夫娜〉（Элья Исаакович и Маргарита Прокофьевна）和〈媽媽、莉瑪與阿菈〉（Мама, Римма и Алла） ，確立其簡潔有力的文風。而後的《紅色騎兵軍》（Конармия）與《奧德薩故事 集》（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分別以俄波戰爭及奧德薩民情為背景，獨特的視角與 修辭手法，奠定了巴別爾的文學名聲。 美國學者卡爾林斯基（S. Karlinsky）認為俄國文學有主要、次要兩個傳統： 主要傳統崇尚人道主義，著重說教，並試圖在作品中解決社會、道德或宗教問題 ，意識形態相對濃厚；次要傳統（lesser tradition）關心真實世界內的個人，以及 其所發生的事件，注重對生活的觀察、記錄、預言，以藝術手法描繪現實。普希 金、契訶夫與納博科夫屬於俄國文學當中的次要傳統5。卡登（P. Carden）延續卡 爾林斯基的說法，將巴別爾納入俄國文學的次要傳統中，而重視藝術技巧及形式 、不以作者為中心、強調精練的美學等，為其重要的創作特徵6。 計畫執行人認為，巴別爾集結了猶太人與蘇聯作家的身份，以有別與俄國本 土作家的獨特視角在文壇嶄露頭角，成為俄國猶太文學的代表人物。巴別爾以自 身的生活經歷為創作來源，筆下的人物通常是猶太人，因此，其作品中呈現的猶 太議題最受研究者重視。《奧德薩故事集》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分析主角貝尼 亞‧．克利克（Беня Крик）的形象，以及作品中所呈現的奧德薩犯罪團體的眾生 相和風土民情，以及猶太民族歌曲等議題之探討7。而《紅色騎兵軍》之研究則聚 焦於認同問題與猶太人對蘇維埃革命的態度。 1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М.: «Михаил Щиголь», 1997. – С. 194. 2 即今日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Вильнюс）。 3 Бабель И. Автобиография // Бабел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Т. 1. – М.: ТЕРРА, 1996. – С. 5. 4 巴別爾畢業於奧德薩商業學校。1917年2月革命前，俄國政府對猶太人多所限制，除了在許多城 市設有「猶太居住區」（черта оседлости），並實施教育配額制，囿限孩童受教權，猶太兒童無 權在普通中學就讀，只能在少數商業學校接受教育。
5 Karlinsky, Simon. “Nabokov and Chekhov: the lesser Russian Tradition.” TriQuarterly, No. 17.
(Winter, 1970): 7-16.
6 參見Carden, Patricia. “Chekhov, Babel and the Lesser Tradition in Russian Literature.” Modern
Language Studies, Vol. 3, No. 2 (Autumn, 1973): 76.
7 詳參Briker, Boris. “The Underground of Benia Krik and I. Babel’s Odessa Story.” Canadian Slavonic
Papers, 36:1/2 (1994: Mar. / June): 115-134; Белая Г.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 Бабель И.Э.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о новелл;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М.: Альд, Литература, 2002. – С. 24-26.
中國學者謝春豔在〈《騎兵軍》與巴別爾的雙重文化情結〉一文中，探討敘 事者柳托夫（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在猶太與哥薩克的雙重情結中搖擺不 定。美國學者薩弗蘭（Gabriella Safran）從作家傳記與文學史、政治歷史語境、 民間文學與語言學四個層面探討巴別爾早期短篇小說〈伊利亞‧．伊薩科維奇與瑪 格麗特‧．普羅科菲夫娜〉，認為作家成功地創造了新猶太人形象8。雷德曼（Н.Л. Лейдерман）對比《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柳托夫和〈拉比〉（Рабби）、〈拉比 之子〉（Сын рабби）主角布拉茨拉夫斯基（Илья Брацлавский），兩人皆來自 猶太世界，都是「追尋真理者」（правдоискатель），面對革命的態度卻迥然不 同：如果柳托夫只是想得到群體的認同，面對血流成河的革命，卻又無法給予絕 對正面的評價；而布拉茨拉夫斯基試圖結合古老的《托拉》（Тора）9與黨代表大 會中提供的新觀念，讓它們成為自己的真理，並將此真理推廣至全世界10。 綜觀與巴別爾相關的研究文獻，不難發現研究者多聚焦於他最具代表性的短 篇小說集《紅色騎兵軍》。而童年故事集《我的鴿子籠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相對較少受到注意。若就作品完成時間看來，第一篇小說為〈童年 ，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Детство. У бабушки, 1915），接著依序是〈初戀〉（ Первая любовь, 1925）、〈我的鴿子籠的故事〉（История моей голубятни, 1925 ）、〈我的第一份稿酬〉（Мой первый гонорар, 1922-1928）、〈在地下室〉（ В подвале, 1931）、〈覺醒〉（Пробуждение, 1931）、〈道路〉（Дорога, 1932 ）、〈莫泊桑〉（Гюи де Мопассант, 1932）、〈迪‧．格拉索〉（Ди Грассо, 1937 ）。但小說集的編排並非按照寫作時間，而是依照故事發生時間，亦即主角／敘 事者從十歲到二十三歲的生活故事。這樣的編排方式，有什麼特殊用意？ 雖然《我的鴿子籠的故事》成書時間晚於《紅色騎兵軍》和《奧德薩故事集 》，與它們著密切的內在聯繫──皆以猶太人為故事主要敘事者，藉由他的視角 觀看所屬族群，以及他對自身身份的態度。本計畫主要從俄國猶太文學的形成出 發，以文學史方法探討猶太人形象從俄國作家到猶太作家的轉變，以及觀察視角 的嬗變。再從認同觀點探討猶太人面對族群及文化身份時，不斷搖擺的雙重立場 。 二、從被書寫的對象到書寫的主體：「俄國猶太文學」的形成與嬗變 1. 俄國文學中的猶太人形象 在猶太民族居住的區域成為俄國版圖一部份的同時，其形象亦隨之進入俄國 文學，成為作家描繪的對象。普希金（А. Пушкин, 1799-1831）、萊蒙托夫（М. Лермонтов, 1814-1841 ） 、 果 戈 里 （ Н. Гоголь, 1809-1852 ） 、 屠 格 涅 夫 （ И. Тургенев, 1818-1883）、杜斯妥也夫斯基（Ф. Достоевский, 1821-1881）、契訶夫
8 Safran, Gabriella. “Isaak Babel’s El’ia Isaakovich as a New Jewish Type.” Slavic Review, Vol. 61, No. 2
(Summer, 2002): 253-272. 9 又稱《律法書》。即《摩西五經》，希伯來聖經最初的五部經典：《創世紀》、《出埃及記》 、《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10 詳見Лейдерма Н.Л. В вывихнутом мире (О «Конармии» и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И. Бабеля //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С веком направн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5. – С. 70-74.
（А. Чехов, 1860-1904）的作品中，都可見到這個民族人物的形象11。然而，從俄 羅斯人的角度觀之，猶太人被蔑稱為「猶太佬」（жид），其吝嗇、危險、可笑 、骯髒等特質，成為俄羅斯人對此一民族的刻板印象12。 猶太裔學者艾德爾施坦（М. Эдельштейн）認為，俄國知識份子從1860年代 初期才開始正視猶太問題（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此前的猶太人形象，通常都是 民間流傳的刻板印象，著重外在的描寫，明顯帶有大俄羅斯民族對猶太人的嘲諷 口吻13。由於猶太人不承認基督教世界奉耶穌為真神，又因為教義中許多神秘元 素而被視為異端、黑巫師或嗜血之人14，因此俄羅斯人對其避之惟恐不及，而其 因顛沛流離，被迫學習不同語言，所以經常被認為是間諜15。 十九世紀中葉起，俄國境內猶太居民的數量明顯增加。位在南方的奧德薩因 與政經中心聖彼得堡與莫斯科距離甚遠，是猶太人定居的首要選擇。由於猶太人 素以經商謀生，且國家的滅亡加深其族群意識，是故該民族很快掌握地方經貿及 文化主導地位。在和俄羅斯人頻繁接觸後，年輕一輩猶太人則開始向俄羅斯文化 靠攏，進而「涵化」（acculturation），甚至「同化」（assimilation）16，形成所 謂的「同化世代」。經濟上的優勢卻招致逐漸興起的俄國中產階級嫉妒，視其為 壓迫者與剝削者；隨著民粹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俄國社會的流傳，非猶太裔知識份 子將隨著資本主義及工業化引發的社會問題，加諸於猶太人身上，使得俄國境內 反猶運動（antisemitism）衝突加劇，並爆發多次「猶太大屠殺」（pogrom）17。 11 如：普希金的《吝嗇的騎士》（Скупой рыцарь）、萊蒙托夫的《薩什卡》（Сашка）、果戈理 的《塔拉斯．布爾巴》（Тарас Булба）、屠格涅夫的《猶太女人的肖像》（Портрет еврейки）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死屋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мёртвого дома）等。
12 Rosenshield, G. The Ridiculous Jew: the exploi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a stereotype in Gogol,
Turgenev, and Dostoevsky.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2; Эдельштейн М.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стереотипа // Зелинина Г.С. (сост.) Евреи и жиды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е. – М.: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2005. – С. 384-391; Вайскапф М. Семья без урода. Образ евре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Вайскопф М. Птица-тройка и колесница души: Работы 1978-2003 годов. М.: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неине, 2006. – С. 300-334; Лежава И. Жид в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Гоголя, Тургенева, Чехова, Горького (http://www.proza.ru/2009/08/21/413). 13 Эдельштейн М.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стереотипа // Зеленина Г.С. (сост.) Евреи и жиды в русской классике. – М.: Мосты культуры, 2005; Иерусалим: Гешарим, 5766. – С. 387. 14 例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卡拉瑪助夫兄弟們》（Братья Карамазовы）一書中，麗莎．霍赫拉科 娃（Лиза Хохлакова）曾向阿寥沙（Алеша）提及猶太人在復活節前盜竊俄國孩童並將其殺死， 以做為祭壇貢品。參見Панченко А.А. К исследованию «еврейской темы»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сюжет о ритуальном убийстве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10. № 4. – С. 79-113. 15 如萊蒙托夫的《薩什卡》、屠格涅夫的《猶太佬》（Жид）。 16 馬爾基什（Ш. Маркиш）以「同化」一詞定義猶太民族接受俄羅斯文化的過程，但「同化」通 常指一個群體被另一個群體完全吸收，且不再保有語言或宗教等任何文化上的遺存，而「涵化」 則專指兩個群體接觸後在文化上互為影響。本文以「涵化」來形容俄羅斯文化對其境內猶太人的 影響，而「同化」意指猶太人刻意融入俄國文化的現象。 17 十九世紀至少在1821, 1859, 1871, 1881發生多起大屠殺，其中1871年的大屠殺導致猶太文化中心 由奧德薩轉移到聖彼得堡。而猶太孩童、青年受教育與就業權也受限制，詳參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Budapest, New York: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40, 91-92。到了二十世紀初，隨著日俄戰爭的失利，國內經濟狀況惡化 ，即使尼古拉二世於1905年十月頒布改革令，並成立國家杜馬，但已無法杜絕民怨，俄國人紛紛 把社會動蕩歸咎於猶太人，在改革令發布的兩週內，至少發生690起大屠殺事件，尤以奧德薩城 內最為慘烈，計有800名猶太人喪生，數以千人受傷、流離失所。詳參Katz, Michael R. “Odessa’s Jews: The end of Assimilation.” pp. 272-275; Крумм Р.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Биография. – М.: РОССПЭН, 2008. – С. 17-18.
這樣的歷史背景，一方面在俄國文學中形成「恐猶論述」（юдофобский дискурс），對很多知識份子而言，猶太人體現了資本主義與布爾喬亞的精神， 例如涅克拉索夫（Н.А. Некрасов, 1821-1878）在詩歌中就描繪猶太暴發戶的形象 ，言詞間充滿反猶情緒，而薩替科夫─謝德林（М.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1826-1889 ）則在小說中創造極度負面的猶太剝削者形象。另一方面，自詡為民主人士的知 識份子則利用作品表達對猶太人的同情。根據艾德爾施坦的分析，民主作家和反 猶作家運用同樣的創作方法與形象，把猶太人寫成充滿大蒜氣息的民族，其語言 宛如「鳥語」，兩派的差別只在於前者稱之為猶太人（еврей），後者則稱其猶太 佬18。 2. 俄國猶太文學的發展 從1860年到1940年，俄國猶太文學（русско-еврейская литетатура）歷經萌 芽、發展、全盛與式微，是俄國文學中較不為人注意的一頁。 居住於俄羅斯的猶太人以意第緒語（идиш）為主要民族語言，1855年亞歷 山大二世即位後，施行較前朝寬鬆的民主政策，除了準備解放農奴，也同意猶太 人發行自身民族的刊物。此時猶太知識份子為了引領所屬族群脫離猶太人居住區 「格托」（гетто）19，鼓吹猶太人掌握居住國文化及語言，史稱「猶太啟蒙時期 」（Haskala, Хаскала）。1860年起，隨著俄文猶太報刊雜誌的發行20，以及出版 社相繼成立，俄國猶太文學即於此時萌芽21。 1881年3月1日亞歷山大二世遭到暗殺，許多人將矛頭指向猶太人，兩年內爆 發多次慘烈的大屠殺，尤以奧德薩猶太人傷亡最為嚴重。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在 猶太政策上搖擺不定，但俄國猶太文學仍逐漸發展出自己的讀者群。然而，接二 連三的大屠殺導致部份猶太人對涵化與同化感到絕望，進而興起民族主義及建國 的美夢，「猶太復國運動」（Zionism, Cионизм）順勢崛起。此時的猶太文學除 了帶濃厚宣傳色彩，以及「民粹作家」（народник）式的猶太風俗描寫，藝術性 較高的作品多為召喚猶太人「歸鄉」的懷舊作品。 從1897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止，是俄國猶太文學發展的第三階段。已放棄傳 統猶太社群生活的「後屠殺世代」（post-pogrom generation）面對不幸的生活， 也開始書寫貧窮、剝削與革命。不少猶太知識份子加入俄國革命黨派，希冀藉此 讓社會大眾瞭解猶太人的真實面貌；猶太復國主義者積極復興希伯來語，主張以 18 Эдельштейн М.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го стереотипа. – С. 389-390. 19 格托為「Ghetto」一詞的音譯。它集合了希伯來文的ghet（意為「隔離」）和義大利文的getto（ 意為「鑄造廠」）二字。西元十六世紀，義大利某座鑄造廠旁建立了著名的猶太人居住區，此後 Ghetto便成為猶太人居住區的代名詞。參見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北 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頁42。 20 第一份刊物是拉比諾維奇（Осип Рабинович）在奧德薩發行的《黎明》（Рассвет）週刊，但只
維持兩年。參見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pp. 39-41.
21 學界普遍將俄國猶太文學分為四期，但彼此間存在不同看法。詳參Lvov-Rogachevsky, Vasilii. A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Literature. Michigan: Ardis / Ann Arbor, 1979; Маркиш Ш. Русско-евр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редмет, подходы, оценки //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5. № 15. – С.; 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本文採匈牙利學 者Z. Hetényi的分類，即將俄國猶太文學分為1860-1882, 1882-1897, 1897-1917, 1917-1940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的特點在於懷抱同化的烏托邦思想，主要代表作家有拉比諾維奇、列萬達（Лев Леванда）、波格羅夫（Григорий Богров）。
俄語做為過渡語言。俄國猶太文化於此時進入狂飆期22。在二十世紀前十年，俄 國的猶太報刊雜誌社超過六十家，光是1908年一年內，就成立了「猶太文學社團 」（The Jewish Literary Society）、「猶太族群歷史社團」（The Jewish Historical-Ethnographic Society）和「猶太民族音樂社團」（The Jewish Folk Music Society） ，而費時八年編纂的十七冊《猶太百科全書》（Jewish Encyclopaedia）更是轟動 一時的猶太智慧結晶23。 雖然俄國猶太作家以俄語為寫作語言，並以自身特性為書寫對象，但對革命 前的俄國人而言，這不過是充滿異國情調的他族文學。革命後蘇維埃政權建立， 初期廣納各階級與各族文化，文學上則吸納外省及共和國菁華，形成類似古羅馬 時期人文薈萃的「帝國文化」（импер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景象24。另一方面，布爾什 維克為了對付猶太復國運動及民族文化自治，未曾停止打壓猶太裔作家，報刊相 繼停刊，出版社被迫關閉，作家或凋零，或遠走他鄉，甚或噤聲以對25，蘇聯時 期的俄國猶太文學因此漸漸式微。但仍有些猶太作家在內容與形式上或多或少地 反映民族特點，以及蘇聯猶太人的內在世界，巴別爾就是其中一位26。 3. 「我是誰？」──作家內在視角觀照下的身份認同 巴別爾可謂俄國文壇中第一個深度書寫猶太主題的作家。 從踏入文壇起，巴別爾就開始思考猶太主題，並在自己的猶太論述中，表現 與十九世紀俄國作家迥異的視角。在處女作〈老施洛梅〉（Старый Шлойме, 1913）中，巴別爾以八十六歲的老施洛梅為主角，他幾近耳聾，只求溫飽，對日 常生活早已視若無睹，直到某日兒子在他耳畔喊叫「爸爸，我們要被趕走了」， 他才開始注意周遭親人陷入焦慮；有一回兒子媳婦談話時，忘了父親尚在人世， 「大聲地說出某一個字」，讓老施洛梅搖搖晃晃地緩緩走向兒子，「抓住他的手 ，撫摸並親吻它，發炎的紅眼睛凝視著他，數度搖頭，眼淚從多年來沒掉過一滴 淚水的眸子中傾瀉而下」。由於無法接受兒子想要「離開自己民族，信仰新的上 帝」27，老施洛梅當晚就在自家門口上吊自殺。 當兒子搖擺於國族認同之間時，平日宗教信仰並非特別堅定的老施洛梅卻以 自縊這種激烈手段，對想投靠新上帝的兒子做出無言的抗議。 22 馬爾基什認為1897年在瑞士巴瑟爾（Basel）舉辦的第一屆猶太復國大會，正好是俄國猶太文學 發展第三階段的開始。代表作家有賓─阿米（Бен-Ами）、安─斯基（Ан-ский）及古列維奇（ Григорий Гуревич）。參見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194, 8-9; 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pp. 115, 95-97.
23 詳見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pp. 117-119. 24 格魯吉亞詩人奧庫扎瓦（Булат Окуджава, 1924-1997）、白俄羅斯作家貝可夫（Василь Быков, 1924-2003）、吉爾吉斯作家艾特瑪托夫（Чингиз Айтматов, 1928-2008）等人，都是留名蘇聯時 期 俄 國 文 學 史 的 少 數 民 族 作 家 ， 他 們 或 以 俄 語 寫 作 ， 或 親 自 將 作 品 從 母 語 譯 為 俄 語 。 詳 參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9-10. 25 有些作家絕口不提自己的出身，如小說家卡維林（Вениамин Каверинб 1902-1989）、詩人別茲 緬 斯 基 （Александр Безыменскийб 1898-1973） 、 劇 作 家 卡 扎 凱 維 奇 （ Эммануил Казакевич, 1913-1962）。 26 馬爾基什和赫切尼皆認為巴別爾這代猶太裔作家是俄國猶太文學最後一個世代，詳見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204; Hetényi, Zsuzsa. In a Maelstrom: The History of Russian-Jewish Prose (1860-1940).
27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а // Бабель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
此後，巴別爾的所有作品幾乎都觸及猶太人的生活風俗、信仰、民族世界觀 等，同時藉文學人物對身份的追尋／逃離與確認／否定，思考俄羅斯境內猶太人 的命運。 1920年俄波戰爭爆發時，巴別爾自願從軍，擔任《紅色騎兵報》（Красный каварелист）的戰地記者。戰爭結束後，作家以軍旅生活所寫的《1920騎兵日記 》做為素材，完成短篇小說集《紅色騎兵軍》（Конармия），「結合日常『新聞 』和現代主義的表現性與離心詩學」28，創造新的短篇小說類型29。在這幅「戰爭 浮世繪」中，除了槍林彈雨的血腥場面，馬匹雜沓嘶鳴、傷員呻吟、吼叫聲外， 還有俄羅斯人、烏克蘭人、猶太人、波蘭人各民族，以及農民、婦女、老人、哥 薩 克 人 等 不 同 社 會 階 層 的 眾 生 相 。 作 家 藉 主 要 敘 事 者 柳 托 夫 （Кирил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ютов）之眼，觀察戰場上的人性，以自然主義（натурализм）的筆 法，描寫革命與內戰時期人們面臨的生命抉擇30。 在《紅色騎兵軍》中，敘事者的身份與認同模式值得關注。他敘述軍隊移動 時所見的猶太人31，並將視角聚焦在與猶太人信仰──猶太教──之上。哥薩克人 與波蘭人對猶太人的迫害，讓每年最重要的逾越節才拿出來使用一次、被猶太人 視為珍寶的瓷器碎片散落一地，看在柳托夫眼裡，可謂對猶太教的一種褻瀆。於 此同時，為了獲得哥薩克人的認同，柳托夫這位書生不惜軍刀一揮，砍死漫步在 院落的鵝，讓原本態度輕蔑的同袍刮目相看，還邀請他共進晚餐，成功打入渴望 進入的社群（〈我的第一隻鵝〉）。 在描寫貧苦、飽受凌虐的猶太人的同時，《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又頌揚哥 薩克人的暴力美學，強烈突顯他對身份認同的雙重態度。由於巴別爾將自己在《 紅色騎兵報》中的筆名賦予小說敘事者，因此，虛構的小說人物柳托夫之感受， 是否代表真實作家巴別爾？ 巴別爾的同時代人司捷潘諾夫（Н. Степанов）稱敘事者為作者在作品中所戴 的「面具」，並認為「作者的面具」（авторская маска）並不等同於作者，卻反 映了作者的精神，是作者存在於敘事中的一種表述法32。馬爾基什則認為《紅色 騎兵軍》的美學創新之處在於運用內外兩種視角觀看猶太人的身份，但巴別爾絕 不等於柳托夫，而且革命為作家帶來的是第二種身份認同：強烈意識到自己是蘇 聯作家，而柳托夫所代表的不過是巴別爾第一種身份：猶太人33。甘德列夫斯基 （С. Гандлевский）強調柳托夫是巴別爾的「雙重人」，完全反映了作家的身份 與意識形態34。 28 Сухих И. О звездах, крови, людях и лошадях. 1923-1925. «Конармия». Бабель // Сухих И. Книги ХХ века: руссчкий канон: Эссе. –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2001. – С. 206. 29 韓國研究者Ли Су Ен從「文集」（цикл）角度分析《紅色騎兵軍》；筆者於2002年發表的〈寫 實與虛構之間──巴別爾的《騎兵軍團》〉中則探討巴別爾如何以「華麗散文」（орнаментальная проза）建構戰爭時期俄國境內各民族之心靈風貌。詳見Ли Су Ен. Исаак Бабель. «Конармия»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Поэтика цикл. – СПб.: Mipъ, 2005; 鄢定嘉，〈寫實與虛構之間──巴別爾的 《騎兵軍團》〉，《俄語學報》，第五期，2002年，頁235-254。 30 同註29。C. 204。 31 詳見〈泅渡茲勃魯契河〉（Переход через Збруч）、〈基大利〉（Гедали）、〈拉比〉等篇章 。 32 Белая Г. Трагедия Исаака Бабеля // Бабель И. Э. Соч. в 2-х томах. Т. 1. Рассказы 1913－1924гг.;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Письма. – C. 21. 33 Маркиш Ш. Бабель и другие. – С. 16-17. 34 參見Гадлевский С. Гибель с музыкой (о Бабеле) // Знамя. 2009. № 9. – С. 191.
巴別爾經常將生命經驗置入文學創作，因此他在小說中提及意第緒語、《塔木德 》或傳統猶太節慶、飲食，內容瀰漫濃厚的猶太懷鄉氣息。但歷史洪流中的人及 其內在意識，亦為他書寫的對象。如果他在《奧德薩故事集》重現故鄉風土民情 ，在《紅色騎兵軍》反映戰爭經歷，那麼他的童年生活及身份認同議題，則表現 在故事集《我的鴿子籠的故事》當中。這部自傳色彩濃厚的小說集之敘事者回想 童年，思及父母為求兒子出人頭地，經常為他設立各種目標，導致他心中渴望逃 離嚴厲管教，來到自由的外在世界。當中許多篇章，反映了作家童年所受的教育 ，以及他對外在世界的看法，可謂理解巴別爾敘事美學及認同意識的重要依據。 三、研究方法 認同／身份（identity）必須透過與「他者」關係的確立，方能達成建構。德 國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S. Freud, 1856-1939）認為，人的認同／身份形成於潛 意識過程，這一觀點破除十七世紀以來笛卡兒名言「我思故我在」背後隱含的「 整一認同」之主體觀念。拉岡（J. Lacan, 1901-1981）繼承弗洛伊德的論點，也認 為認同／身份並非與生俱來，而是透過潛意識建構。 拉岡提出「鏡像理論」，主張「自我」的概念由他者的目光形塑，他並提出 「想像」（imaginary）、「符號層」（symbolic）和「真實」（real）的三角結構 ，說明主體、自我與話語之間的關係，而「想像層的基礎是鏡像期（mirror stage ）的自我形構」，自我依據鏡中浮現的「他者」（即自我的影像），並認同這位 他者之後，才真正形成自我的概念。因此，認同成為想像層中最重要的層面35。 兒童在觀看的活動中開啟與外在世界的符號聯繫，從而「進入」語言、文化、性 別等關係網絡。這種艱難的「進入」將伴隨矛盾感與懸而未決感，在其自我的潛 意識形構中是關鍵，並將導致主體發生碎裂。36 保加利亞裔法國學者克里絲蒂娃 （Julia Kristeva, 1941- ） 將 這 種 主 體 碎 裂 的 現 象 稱 為 「 人 格 解 體 」 （ dépersonnalisation），並將其定義為「非我」的境界。雖然如此，主體卻認為自 己的經驗是統一、整合的，這就是認同的矛盾性起源，主體因此產生內心強烈的 疏離感。37 觀看行為也是敘事學者研究的重點之一。敘事者處在故事與讀者之間，由他 決定講什麼。但作品之中的事件是誰看見的？從什麼位置被看見的？視點（point of view）、視角（perspective）、聚焦（focalization）等概念應運而生，也成為瞭 解一部作品內容意義的重要依據。早期敘事學探討觀看行為時，通常使用視點一 詞，並以觀察者（observer）稱視點發出者，然而文學作品的人物都可能是觀看 者，他們觀看的角度牽涉自身對觀看對象的認知、態度，或者其心理狀態與意識 形態，因此斯坦澤爾（F.K. Stanzel）、馬丁（W. Martin）等人主張以「視角」一 詞取代「視點」。然而近代敘事學者認為雖然視角可以涵蓋感知點的物質及精神 層面，卻不包括正在進行敘事行動的行為者，遂以「聚焦」一詞取代視點與視角 。 35 參照伊凡斯著，劉紀蕙等譯，《拉岡精神分析辭彙》。台北：巨流，2009。頁136。 36 陶東風，《後殖民主義》。台北：揚智，2000。頁165-166。 37 詳見吳錫德，〈「非我」與「求異」──談「陌生」書寫之必要〉，《世界文學》創刊號。台北 ：麥田出版社，2001。頁26。
所謂聚焦，乃觀察的人透過「視覺」和被觀看的對象之間產生的聯繫。學者 巴爾（Mieke Bal）表示，「聚焦者（focalizer）是諸成份被觀察的視點，這一視 點可以寓於一個人物之中，或者置身其外。如果聚焦者與人物重合，那麼，這個 人物將具有超越其他人物的技巧上的優勢。讀者以這一人物的眼睛去觀察，原則 上將會傾向於接受這一人物所提供的視覺。」38因此，觀看行為不僅決定自我與 他者之間的關係，還能反諸自身，傳達個人的主體意識。 四、《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中的雙重認同情結 巴別爾的童年故事集《我的鴿子籠的故事》共收錄九篇小說，均以第一人稱 敘事，從「我」的觀點講述他從童年至青年時期的生活故事，在這十多年之間， 敘事者由猶太少年變為蘇維埃士兵，外在身份有了明顯變化，但其內在身份的變 化，以及敘事者看待自己和所屬族裔的態度，即為本計畫主要探討的內容。計畫 執行者從敘事者視野中的大時代、地方感受與文化認同等層面，分析《我的鴿子 籠的故事》之主體意識，並探討敘事者的認同問題。 1.孩童視野中大時代──〈我的鴿子籠的故事〉、〈初戀〉 〈我的鴿子籠的故事〉的開頭反映俄國政府為約束猶太人受教育之管道所實 行的限額政策：「班上四十個男孩之中，只有兩人能夠擠入預備班」39，在敘事 者通過入學考試後，父親為他舉辦盛大的宴會，人稱「利伯曼先生」（мосье Либерман）的老人舉杯祝賀主角在考試中「戰勝了敵人，戰勝那些圓臉的俄羅斯 男孩……正如古代猶太國的大衛王戰勝哥利亞，我戰勝了哥利亞，正如我們的人 民用自己的智慧戰勝了曾經包圍我們、等著喝我們鮮血的敵人。」（116） 自己（我們）／異己（敵人）決定了小說中兩個對立的人物陣營：猶太人與 非猶太人。但這兩類人又有不同面貌：猶太人與非猶太人。在猶太人之間，有賄 賂老師的糧食商哈里頓‧．埃夫魯西（Харитон Эфрусси），一家都容易信任別人 、性子急、做事欠考慮的敘事者家族，有教授摩西五經和古猶太語的利柏曼，有 頭腦清晰的悲觀母親，以及被種族仇視主義嚇壞的敘事者。非猶太人方面，有稱 猶太人為「魔鬼」的副督學皮亞特尼茨基（Пятницкий），病態的馬卡連科（ Макаренко）和他歇斯底里的妻子卡秋莎（Катюша），也有好心收拾敘事者堂祖 父邵伊爾（Шойл）遺體的庫茲瑪（Кузьма）。 由於敘事者自孩提時期就夢想養鴿子，在他的名字出現在錄取榜單後，堂祖 父替他做了鴿子籠，他則興高采烈地來到市場買了三隻鴿子。這正好是尼古拉二 世發表宣言40後的隔天，敘事者所居住的尼古拉耶夫（Николаев）及其他猶太聚 38 米克．巴爾著，譚君強譯，《敘述學：敘事理論導論》（第二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2003。頁173。 39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СПб.: Азбука, Азбука-Аттикус, 2012. – С. 111.本文以下所有童 年故事集《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之引言皆出自該文集，故不再重複做註，僅在引文後方以括號標 出頁數。文中所有巴別爾作品之引言皆為筆者自譯。 40 1905年10月8日，大臣會議（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主席維特（Сергей Витте）上書尼古拉二世， 勸請沙皇同意設立立法杜馬（Дума）並實行憲政。但尼古拉二世僅贊成有限的改革，並責成維特 製定一份詳細的改革方針，10月17日凌晨，沙皇在《整頓國家秩序宣言》上簽名，當天該宣言以 詔書形式發布全國，又稱為《十月十七日宣言》（Манифест 17 октября 1905 года）或《十月詔 書》。尼古拉二世在宣言中宣佈俄國將施行民主立憲，確保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並保證立即舉 辦國家杜馬的選舉，任何法律在杜馬的認可下才得以生效。原本沙皇預期此一詔書能夠消弭反政 府的輿論，不料適得其反，人民已不再相信政府，各地動亂頻傳。
居地發生大屠殺。當他懷裡揣著鴿子準備回家時，在路上遇到身障人士馬卡連科 與其妻卡秋莎。 大屠殺發生前，馬卡連科「坐輪椅在城裡各處賣捲菸，孩子們喜歡他」（ 119），但在動亂之中，他搶下敘事者的鴿子，狠狠地賞了他一個耳光，卡秋莎 則說「應該消滅這個民族，我見不得這個民族，還有他們臭烘烘的男人」（120 ）。敘事者承受不住重擊，應聲倒在地上，鴿子的內臟從他的太陽穴滑至雙頰， 細嫩的腸子在他的額頭蠕動，於他閉上黏乎乎的眼睛，不願見到這個「又窄小又 恐怖」（121）的世界，他身心所受的傷害可見一斑。當他踉蹌回到家中，見到 堂祖父的遺體和殘破的容顏，爾後隨著管院子的庫茲瑪來到收留親人的盧布佐夫 （Рубцов）家。 〈初戀〉中的加莉娜（Галина）是稅務督察官盧布佐夫之妻，也是敘事者的 初戀對象。猶太大屠殺當天，敘事者父親的店面被反猶人士搗毀，對猶太人向來 友善的盧布佐夫收留他們。加莉娜替敘事者清洗臉上污垢與血漬後，要他勸父親 進入屋內，因為他一天都待在街上。敘事者在窗邊目賭父親跪在哥薩克軍人面前 訴苦，以及暴徒（громилы）搗毀店舖，並撕毀他穿著中學制服照的新相片。「 對十歲孩童而言，這種悲痛的程度實在太大」，於是他開始打起嗝來。他借用想 像力，幫助自己忘卻鴿子與爺爺死去所帶來的痛苦：「我想像自己是猶太自衛隊 隊員，踏著皮靴，肩上扛著以綠繩繫上的壞掉槍枝，我站跪在老舊的木頭圍牆旁 掃射兇手們……老邁的槍枝攻擊力微弱，一口白牙的大鬍子兇手向我逼近，我體 驗到臨死前的驕傲感，仰頭在蔚藍天際中看到加莉娜……我展開想像的翅膀，好 讓自己能更痛苦、更熱烈、更無望地愛盧布佐娃。」（127） 〈我的鴿子籠的故事〉和〈初戀〉的故事都發生在1905年10月20日，透過敘 事者的視角，陳述導致其家園毀壞、堂祖父橫死的猶太大屠殺事件。值得注意的 是，敘事者心中真正在乎的是其朝思暮想的鴿子遭到打死，以及對「初戀」戀人 的愛慕之情；而令猶太人傷痛的歷史經驗，不過是他的生活背景，在其生命中居 次要地位。此種「抽象的敘事方法」（nonobjective narrative approach）削弱了大 屠殺的陰影，卻加強了讀者對事件的悲劇感受。
是猶太同化文學（Jewish literature of assimilation）為了表現新世代猶太人的 雙重認同（dual identity），經常在作品中透過兒童之眼進行敘事，因為孩童的「 受限聚焦」（narrow focus）是一種特殊的「濾鏡」（filter），可將讀者置放觀看 者身旁，看到大時代中糾葛的暴力與複雜人性，並做出自己對事件的看法。41此 外，孩童所面臨的抉擇，極可能引導他們走向新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 42。巴別爾在《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中，即運用了這一寫作方法。 在〈初戀〉的結尾，飽受驚嚇的敘事者並未因為想像而停止打嗝。隔天早上 家人帶他看醫生，被醫生診斷得了「精神病」（нервная болезнь）：「他囑咐盡 快到奧德薩找專家治療，並要我在那裡待到溫暖時期，可以洗洗海水浴。」（ 130）敘事者在母親的陪同下，告別度過十載童年生活的尼古拉耶夫城，投靠奧 德薩的列維─伊茨霍克（Лейви-Ицхок）爺爺。
41 Hetényi, Zsuzsa. Isaac Babel’s Innovation in Narration in Russian-Jewish, American, and European
Literary Contexts. p. 175-176.
42 參見Hetényi, Zsuzsa. Isaac Babel’s Innovation in Narration in Russian-Jewish, American, and
2.矛盾的地方與身份感受──〈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在地下室〉 如果〈我的鴿子籠的故事〉和〈初戀〉以時間為主軸，闡述歷史事件與孩童 視角間的關係，那麼〈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與〈在地下室〉則從空間出 發，敘述兒童心中萌生的認同意識。 美國學者Cresswell認為，「地方不僅是世間事物，也是一種觀看、認識和理 解世界的方式。」43因此，一個人的身份認同，與地方感受有直接關係。在早期 隨筆〈奧德薩〉（Одесса）中，巴別爾如此描述這個南方城市： 眾所皆知，奧德薩是一個糟糕的城市。當地人以「兩個很大的差異」取代「 差別很大」的說法，連「東奔西跑」都說成「東跑西奔」44。我覺得，這個俄羅 斯帝國中最迷人城市的優點簡直不勝枚舉。諸君請想想：這是一座住起來歡樂又 輕鬆的城市。半數居民為猶太人，而猶太人是心思單純的民族：他們結婚，因為 害怕寂寞；愛人，乃為了永世存在；辛苦攢錢，為的是購買房子、送妻子貴重的 卡拉庫爾卷毛羊皮外套；猶太人疼愛孩子，因為愛自己的孩子是必要的好事。猶 太人為奧德薩城創造輕鬆活潑的氛圍。 奧德薩人與彼得堡人截然不同。奧德薩人在彼得堡很吃得開，已成為一項定 律。他們很會賺錢，加上擁有深色頭髮，使得身體柔軟的金髮女士們大為傾倒。 總之，奧德薩人聚居在石島大街，據說那裡充滿笑話和笑聲。不，這只是事情的 表象。主因在於這些黑髮男子帶來許多陽光與歡樂。 奧德薩城內有人口稠密的困苦猶太聚居區，也有自我感覺良好的中產階級， 以及右派的保皇黨杜馬。45 在二度瓜分波蘭後，為防止境內猶太人四處散居，對社會造成影響力，凱薩 琳大帝於1791年頒布命令，在各地設置猶太居住區「格托」（гетто）。因此，「 俄國人」的身份並未為猶太人帶來安定生活，後繼的沙皇甚至任意遷徙猶太人， 避免他們因久居某地而形成勢力46。 奧德薩不僅是俄羅斯帝國時期猶太人口數量最多的城市，也是《我的鴿子籠 的故事》中多篇小說的發生場景。在首先完成的〈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 中，巴別爾運用十歲猶太小男孩的「陌生化視點」（the estranged viewpoint）47觀 察世界，並建構自己的心靈故鄉： 每週六上完六堂課，回到家已經很晚。在步行返家的路程中，特別適合拿來 做白日夢：一切顯得如此親切美好。我認得許多招牌、房子上的石頭，以及商店 的櫥窗。我特別瞭解它們，道理只有自己明白，而且我深信，我在它們身上看到 了最主要、最神秘的部份，或者如同我們這些成年人所說：看到了事物的本質。 一切都深刻烙印在我的心中。如果有人在我面前提到店舖，我立刻憶起一塊門牌 ，上頭有模糊的金字，左下角有一道抓痕，還有梳著半屏山的收銀小姐；我還會 43 Tim Cresswell著，徐苔玲、王志宏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台北：群學出版社， 2006。頁21。 44 俄文原文為：Вместе «большая разница», там говорят – «две большие разницы» и ещё «тудою и сюдою»。作家在此表現奧德薩人的語言特色，強調當地居民使用話語和本土的標準俄羅斯語不同 。「兩個很大的差異」與「差別很大」運用不同詞組，而「東奔西跑」在原文中將標準語的副詞 變化變成名詞第五格，因中文無法表現，故譯為「連『東奔西跑』都說成『東跑西奔』。」 45 Бабель И. Одесса // Бабель И.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2 т. Т. 1. Рассказы; Конармия: Цикл новелл; Одесские рассказы. – С. 67.
46 van de Stadt, Janneke. “A Question of Place: Situation Old Shloime in Isaac Babel’s Oeuvre”. p. 37. 47 Sicher, Efraim. Jew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between
想起專屬於這個店面的氣息。我用這些店舖、人們、空氣、劇院海報建構自己的 故鄉。至今我仍清晰記得，也能感覺它的存在，並且深愛著它。（131） 來到奶奶住處後，敘事者面對悶熱的房間，「總是覺得傷悲，很想掙脫，想 要自由」（132）。家庭對猶太人而言，是神聖的地方、生活的根本。為什麼一 個十歲的孩童從室外（ 城市、開闊 ）空間進入室內（家庭、封閉）空間後，內 心會衍生逃離的想法？這個問題，可從兩個面向來分析：與「格托」相關的空間 束縛感，以及敘事者視野中特殊的凝視關係。 「格托」的出現雖是歷史始然，但它一方面取決於猶太人居住地主民文化的 外在因素，另一方面則取決於猶太文化做為客民文化的內在因素。接受猶太人的 有關當局以種種由制定居住管理規範，以「格托」約束他們的行動；幾千年來四 處飄零的猶太人始終懷有延續自身文化的使命感，「格托」就成為他們維持文化 命脈的基地。在這種雙重隔離的環境中，猶太傳統價值觀世代傳遞，建構了特殊 的「精神格托」48。 在與他者不斷接觸的過程中，在他者的凝視下，自我的身份才得以成形，因 此，身份的確立與「凝視」密切相關49。〈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中有這 樣一段描寫：「她黃濁的圓眼睛凝視著我，我翻動書頁，她追隨我的手，緩緩移 動眼眸，對別人來說，這種緊迫盯人的眼神可能很沉重，但我已經習慣。」（ 133）當俄籍家庭教師索羅金（Сорокин）到來，男孩看見「老太婆」冷峻銳利的 目光尾隨教師的動作，因為奶奶對外人不感興趣。索羅金的內在感受也納入敘事 者的視域之中：「身處在這個遙遠的房間裡，在安穩熟睡的狗兒與充滿敵意監視 他的老太婆之前，他（筆者註：索羅金）的感受非常奇異。」（134） 對猶太族裔而言，奶奶的凝視是「局內人」（insider）的凝視，但她只是一 心希望孫子向學，冀望他未來能夠求得功名利祿；與外人接觸之時，她卻漠然以 對。文中重複的「老太婆」，應是索羅金的內在話語，但敘事者卻認同了他人的 評價，甚至知曉老師的內在感受。 然而，真正讓敘事者感到熟悉親切的，不是長輩的企盼，也不是猶太傳統的 價值觀，而是俄國文學的衝擊，因為當他閱讀屠格涅夫的《初戀》之後，心生「 奇異感受，一方面很想逃跑，另一方面又想永遠留在此地」（133）。由此可見 ，猶太長者的企盼與孩童認知之間，存在很大的差異。 就故事的情節發展而言，猶太人的生活細節（芥末冷魚）或奶奶講述的家族 故事，都只是小說的背景，作家著眼於空間營造，將它一分為二，製造「戶外／ 室內」、「開闊／狹小」、「清涼／悶熱」的空間感受。 這種「室內／室外」二 分法（inside/outside dichotomy）50，在俄國文學這種「外族」文學的衝擊下，敘 事者關於猶太人／俄國人、親人／外人、過去／未來等概念的對比力度加強，因 此面對猶太身份與令人窒息的家庭氛圍時，內心衍生「掙脫／自由」、「逃跑／ 停留」的矛盾感受。 〈在地下室〉和〈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一樣，也描寫敘事者室外（ 學校）與室內（家庭）空間的對比。地下室空間可與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 48 詳參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頁46。 49參見張德明，《流散族群的身份建構──當代加勒比英語文學研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07。頁182。
50 van de Stadt, Janneke. “A Question of Place: Situating Ole Shloime in Isaac Babel’s Oeuvre.” The
手記》（Записки из подполья）、高爾基的劇作《在底層》（На дне）有文本上 的指涉關係，予人封閉、陰暗、貧窮、瘋狂的聯想。 敘事者憑著豐富的想像力和優秀的口才，和班上名列前茅的馬克‧．博格曼（ Марк Боргман）結為好友。在與博格曼的交往過程中，敘事者履履讚嘆同學家中 華麗的陳設，以及女客身上閃閃發亮的鑽石。十二歲男孩因「別人家的富麗堂皇 高興得心花怒放」（139），儘管家中有爺爺以猶太文寫成的手稿《沒有頭腦的 人》（Человек без головы），以及各種語言的語法教科書和六十六卷的《塔木德 》等「珍寶」（сокровищца，但他對家庭背景感到自卑，因為他「出身的家庭與 其他猶太家庭不同，酗酒是家族傳統，家人引誘過將軍的女兒，沒等送到邊境， 就把她們拋棄了」（140），爺爺列維─伊茨霍克當過拉比，因偽造文書被逐出城 鎮，在鄰人眼裡是個瘋子，叔父西蒙─沃爾夫（Симон-Вольф）行為乖僻，這樣 一個「亂七八糟的貧窮家庭」（139）成為男孩交友的阻力。 空間對比的對比突顯人物貧富的差異。作家以幽默口吻，描繪敘事者一開始 情緒高昂地朗誦最喜愛的悲劇《凱薩大帝》（Юрий Цезарь），並想像自己是主 角之一的同時，突然看到叔父和友人扛著燈架與櫃子回家，為了壓住叔父的咒罵 聲，以及心中的不安，他只好高聲朗誦劇中人物安東尼的台詞：「我使勁大聲朗 誦，好壓倒世間一切的惡。我臨死前的絕望和凱薩已經完成的死亡融成一片」（ 145）；被關在鄰居家的爺爺為了幫助孫兒，掙脫束縛回到家中。混亂的場面使 得博格曼落荒而逃。當晚敘事者趁家人熟睡之際，鑽進走廊的大水桶裡，以溺死 自己來獲得解脫。 巴別爾在〈在地下室〉一文中以有別於童年故事集其他篇章的敘事風格，呈 現十二歲少年試圖以想像擺脫現實，刻意安排美好形象，以為這樣就能與富商之 子平起平坐，在計謀失敗後，甚至不惜以死結束痛苦的生活悲喜劇。筆者認為， 敘事者居住的地下室所具的「底層」象徵意義大過實質的空間意義。如果猶太人 是俄國社會中的邊緣族群，那麼敘事者的家庭就是邊緣中的邊緣，來自傳統猶太 家族的男孩，一心想與俄羅斯少年交好，則是他潛意識中否定自己身份的表現。 而閱讀與想像，則成為他想掙脫居住的地下室／生活底層的方式。 3.自我意識的覺醒──〈覺醒〉、〈迪‧．格拉索〉、〈莫泊桑〉反映的文化認 同 人自出生之後，即開始吸收他所處地方的文化系統，進而認同他所從出的文 化，養成其價值觀與世界觀，這就是所謂的文化認同。換句話說，文化認同也可 視為人的「文化自我」（cultural self）之表現。值得注意的是，文化認同建立在 分化、差異甚或對立基礎上的選擇過程，因此這種認同並非單一的，而是多重的 。身為同化世代的俄國猶太人，巴別爾如何表現筆下人物的文化認同？ 家庭是人出生後第一個接觸的環境，對價值觀的養成至關重要。世世代代漂 泊離散的老輩猶太人對年輕世代的期望：老奶奶認為只要孫子用功讀書，就能獲 得令人稱羨的社經地位（〈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父親對具科學天份的 兒子寄望很高，希望有朝一日家族會因他的成就時來運轉，變成「世上最強盛、 最富足的家庭」（〈我個鴿子籠的故事〉）；奧德薩的猶太家長們都送子女學音 樂，父輩們自己一生沒爭出什麼名堂，於是想出「樂透彩」這玩意，並拿「小孩 子的身子骨做賭注」，希望他們是即將閃耀世界樂壇的神童，雖然敘事者已經十
三歲出頭，早已超過神童的年紀，但他個子矮小，「足以冒充八歲孩童」，還是 被送去學小提琴（〈覺醒〉）。 父輩的期望呈現同化的猶太社會普遍的病態特徵：冀望孩子達到他們無法企 及的社會地位與名聲。敘事者的父親以小店舖營生，年邁的爺爺精神不正常，叔 叔西蒙─沃爾夫動輒打罵妻子，是不折不扣的怪人。以色列學者巴爾─約瑟夫認 為這種「文化落後」的家庭抑制孩子感官的活力，使其性格呆板、暴戾，這類主 題和猶太文藝復興文學譴責猶太宗教文化逃避生命需求的母題不謀而合，正是猶 太社群半調子的同化讓他們依舊生活在困頓之中51。而這也就是敘事者「總是覺 得傷悲，很想掙脫，想要自由」的真正原因。 文學才是敘事者真正的志趣，也是他獲得自由的途徑。自小愛讀書的他想像 力異常豐富，「除了書裡的東西，還加進許多自己的東西，想像增加了情節的緊 張性，改變了故事結局，使開場和結尾的聯繫變得更隱密」（〈在地下室〉， 137）；「練習小提琴時，把屠格涅夫或仲馬的書放在譜架上」（〈覺醒〉，148 ）；他閱讀屠格涅夫的《初戀》，當下內心悸動不已：「小說中的一切我都很喜 歡，清楚的文字、描寫、對話，讀到弗拉吉米爾的父親拿鞭子抽季娜伊達的臉頰 時，我的心激動不已。我聽到鞭子的響聲，他柔軟的身體強烈地、讓人覺得痛楚 地、瞬間滲入我的體內。」（〈童年，在奶奶家度過的時光〉，133）這一瞬間 ，主角有了既想逃離，又想永久留下的衝突感受，而且在書寫的當下，才終於明 白這種怪異的感受對他而言，有什麼重大的意義。 在與異質文明交際的過程中，「一個必然出現的文化事實是猶太人與居住地 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文化認同（identification）」，也就是說，「猶太人與居 住地文化之間建立了通約性聯繫，在行為與心理上所呈現的部份趨同傾向和『共 振現象』。」52巴別爾的童年故事集當中，清晰描繪敘事者趨向異質文化的特質 。 在巴別爾的故事中，敘事者試圖逃離自己所屬的猶太世界，以及因領土、經 濟與社會限制而形塑的「格托精神」（ghetto mentality）53。〈覺醒〉之中的另一 個細節，讓讀者更清楚地看到敘事者想要逃離封閉社群、傳統束縛的動機。他對 音樂不感興趣，總是逃課到港口閒晃，而防波堤下的激浪使得他和「散發著大蒜 氣味和有著猶太命運的家越來越疏遠」（150），他渴望學會游泳，但祖先的「 恐水症」讓他不斷往水底沉去，但他死命掙扎，一直要到整個肚子灌滿海水，才 肯回到岸邊──回到放小提琴和樂譜的地方。而他對自己的定義「童年時，我受 革馬拉律法的束縛，過著聖哲的生活，長大後卻開始爬樹」（150），同樣意味 他對外在世界的嚮往。 除了閱讀，敘事者還開始寫作，《奧德薩新聞》（Одесские новости）的校 對員葉菲姆‧．尼基季奇‧．斯莫利奇（Ефим Никитич Смолич）批評他「缺少對大 自然的感情」（151）後，心中苦楚地想：「他們（父母──筆者註）在想什麼？ ……在想怎樣拒付支票，在想米沙‧．埃爾曼的花園別墅……」（152）此處除了 指陳敘事者和父母價值觀相異之處，也表明他到此時才真正「覺醒」：「月光靜 靜地照在不知名的灌木上和樹上……暗處，鳥兒叫了一聲就不響了，大概入睡了 ……這是什麼鳥？傍晚常有露水嗎？……大熊星座在哪兒？太陽從何方升起？博
51 參見Bar-Yosef, H. “On Isaak Babel’s The Story of My Dovecot.” Prooftexts, 6.3, (1986): 269. 52 劉洪一，《走向文化詩學──美國猶太小說研究》。頁58。
布卡嬸嬸緊緊拉住我的手，怕我溜掉。她的擔心是對的。我是想逃跑。」（153-154） 讓敘事者醒覺的重點是認識自然萬物並體驗生活。而演員迪‧．格拉索（Ди Грассо）則讓他見識到藝術的力量。西西里悲劇演員迪‧．格拉索和他的劇團在奧 德薩演出西西里民間劇，原本不被敘事者的老大──專賣黃牛票的科利亞‧．史瓦 茲看好，因為獨特的演出方式，被《奧德薩新聞》譽為「本世紀最驚人的演員」 。之後他還演出了《李爾王》、《奧塞羅》、《終身褫奪公權》、屠格涅夫的《 食客》，「用每一句話、每一個動作證明，充滿崇高激情的狂暴，比沒有歡樂、 循規蹈舉的安寧更真實，更有希望」（156）。他的表演感染了科利亞‧．史瓦茲 之妻，要求丈夫歸還敘事者典當給他的金錶。當敘事者緊緊攥著手錶，突然看到 了周圍一切的真實面貌──「幽靜和難以言諭的美」（158）。 在〈莫泊桑〉當中，敘事者描述他於1916年冬天拿著假護照來到彼得堡，身 無分文的他幸得俄語教師卡贊采夫（Казанцев）收留。卡贊采夫平日以翻譯西班 牙文學作品補貼薪水，雖未去過西班牙，但「對這個國家的愛佔據了他的整個身 心……他有祖國──西班牙」（168）。如果浸潤於異國語言、文學，便能將異國 變為祖國，那麼，法國無疑成為敘事的祖國。而莫泊桑的美學風格與生活態度， 則是他終身信奉的圭臬。因此，在小說結尾，當他從1883年份的麝香葡萄酒中清 醒過來，他閱讀梅尼阿爾（Эдуард де Мениаль）所寫的《莫泊桑生平與創作》， 得知自己的偶像於四十二歲死於精神病院，當下內心一陣抽緊，「感到了真理的 預兆」（176）。 這個真理是什麼？俄裔美國學者卓爾科夫斯基（А. Жолковский）在1883年 份的葡萄酒中發現其中隱含的密碼：情愛、翻譯與死亡的結合。從故事本身看來 ，1883年這個年份，只能說明這是瓶昂貴的酒，如果拉伊莎（Раиса）的丈夫知 道妻子和情人一起喝掉這瓶酒，肯定會殺死她。但莫泊桑正好在1883年完成〈哈 里埃特小姐〉，也於此時達到創作顛峰期。不僅如此，莫泊桑於1883年滿三十三 歲，正好是耶穌被釘上十字架的年紀。而1883年裝瓶的麝香葡萄酒，在小說故事 時間「一九一六年冬天」，正好也滿三十三年。 眾所皆知，葡萄酒在基督教徒的潛意識中，與耶穌的聖血有直接關聯。因此 ，小說的基督教意涵也隱藏在拉伊莎用來形容酒的修飾語「珍藏的」（заветный ），這個詞語不只暗示「禁止的」（запретный），也可引申為「新約的」（ ново-заветный）54。當敘事者與拉伊莎將第五杯酒獻給莫泊桑之後，他探身想吻 拉伊莎，後者「緊靠在牆上，裸露的雙臂張開。她的手臂和肩膀露出一個個斑點 。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諸神中，這是最富有魅力的」（174）。 如此一來，小說的深層結構中有兩個「偽耶穌」（квази-Иисус），一個是 莫泊桑，另一個則是拉伊莎。這顯示葡萄酒引領敘事者離開原本投靠的俄國的基 督教式價值觀，轉向外國的、歡愉的多神觀。所以當敘事者領到第一筆翻譯預付 款，與友人狂飲後，咒罵托爾斯泰為「縫了一件信仰的棉襖」（171）的伯爵， 而莫泊桑小說〈表白〉中男主角波利特和作家的生活方式，則成為他現實生活的 「真理」。 4.誰的自己人？──〈道路〉
童年故事集的末篇小說〈道路〉發生在十月革命之後， 無論在故事發生時間 與主題選擇，都與《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中其他的小說迥異，表現作家對戰亂期 間的「集體暴力」55的看法。 敘事者離家前往彼得格勒，同臥舖包廂的乘客是要到柳邦（Любань）投靠 鐵路工兒子的老太太，以及帶著新婚妻子到彼得格勒任教的葉古德‧．維恩柏格（ Иегуд Вейнберг）。當檢查證件的電報員看了由盧那察爾斯基署名的委任狀，從 皮襖裡掏出毛瑟槍朝維恩伯格臉上開了一槍，「女人柔軟的脖子瞬間腫脹，但她 沒有出聲」56。 敘事者不僅目睹士兵殺死猶太人的暴行，他自己也被趕下火車搜身，身上的 盤纏被收刮一空，連腳上的靴子和上衣都被脫下，接下來的路程也飽受槍擊的威 脅，這些事件表現革命之後俄國持續發生的反猶暴力。於此同時，反映革命後猶 太人從外省的犧牲者走向首都權力中心的路徑。 歷經一番波折與生命危險後，敘事者終於抵達彼得格勒，來到亞歷山大三世 的阿尼奇科夫宮（Аничков дворец），找到舊日同袍卡盧金（Калугин）。梳洗 完畢後，敘事者穿上亞歷山大三世的長袍，和卡盧金享用完沙皇的菸捲和雪茄， 觀賞瑪麗亞皇后房間的物件，以及尼古拉二世的玩具和其他皇室親友的物品，但 直到天亮前「也沒能看完這部慘淡的、走上滅亡之路的編年史」（182）。 在卡盧金的引薦下，敘事者成為蘇維埃的「自己人」，進入肅反委員會（ чека）工作，在原彼得堡市政大廳裡開始「翻譯外交官、縱火犯和間諜的口供」 ，不到一天的時間，就覺得自己擁有一切：「衣服、食物、工作和同志，忠於友 誼、生死與共的同志，除了我國以外的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同志」。敘事者逃離 猶太身份，進入蘇維埃場域，「精神充實、充滿歡樂的美好生活」（183）於焉 開始！ 五、結論 認同是一種流動的身份追尋過程。猶太民族長久以來生活在不同的異族之間 ，不斷經歷「淡化→轉化→再確認」的身份演變，形成強烈的認同情結。而那些 已經獲得居住地文化的某種認同，實現「身份再造」的猶太人，無疑具備了「多 重的文化身份」57。在《我的鴿子籠的故事》結尾的〈道路〉一文中，即表現了 敘事者的身份再造。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無論在身份或文化上，《我的鴿子籠的故事》之敘事 者一心想逃離自身族裔與文化，向主流（俄羅斯）或異國文化靠攏。這本以第一 人稱寫成的小說集當中所描繪的許多事件與生活環境，都和作者巴別爾的真實生 55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В вывихнутом мире (О «Конармии» и «Одесских рассказах» И. Бабеля // Лейдерман Н.Л. С веком направне: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классика в советскую эпоху (Мо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черки). – СПб.: «Златоуст», 2005. – С. 67. 56 在麥克達夫（David McDuff）的英譯本中，有一段俄文版沒有的描寫：電報員開槍後，他身後 的男人在其示意下，解開死者褲子拉鍊，用小刀切下他的生殖器官，將它塞進妻子的嘴裡，並對 她說：「你們不吃不潔之物，就吃點符合猶太教的清淨食物吧」，於是「女人柔軟的脖子瞬間腫 脹」。參見Babel, Isaak. Collected Stories. Translated by David McDuff.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p. 81.筆者參考三個俄文版本，都無這段描寫，因此無法確認英文譯者究竟採用何種版本，又或純 屬過度詮釋。但阿文斯的論文〈以薩．巴別爾與猶太人的革命經驗〉中，也提到了這個場景，詳 見Avins, Carol J. “Isaac Babel and the Jewish Experience of Revolution” in Freidin, Gregory (ed.) The Enigma of Isaac Babel. Biography, History, Contex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86.
活重疊，因此許多評論者視其為自傳性色彩濃厚的作品58，席舍（E. Sicher）則認 為，童年故事集雖非嚴格意義上的自傳，卻完美地結合了自傳性與藝術虛構性， 「自由地以俄國革命前成長在一個猶太家庭中男孩的視角複現巴別爾自己的生活 事實」59。筆者亦認為巴別爾的文本反映了其本人的認同意識，但必須將視角拉 高，從作家整體的創作來觀看其間之關聯。 《我的鴿子籠的故事》多數篇章完成於《奧德薩故事集》和《騎兵軍團》之 後，卻是這兩部短篇小說集的「序幕」（экспозиция）。如果童年時期的敘事者 ─巴別爾一心渴望脫離猶太根源，那麼，待他成年後真正進入主流的非猶太社群 ，卻發現自己仍是一個「局外人」，因此只能不斷地游離在兩個世界中，並在身 份的兩極擺盪。這種認同的衝突，應是〈道路〉中喜迎「美好生活」的敘事者始 料未及，同時也成為《紅色騎兵軍》的敘事者柳托夫如影隨形的痛。 誠如馬爾基什（Ш. Маркиш）所言，巴別爾展現了俄國猶太文學的特點，為 猶太文學在蘇聯時期俄國文學中奠立了發展路線與重要角色60。他大膽地觸及革 命、內戰、戰爭、族群等議題，發揮驚人的寫作功力。
58 Erlich, Victor. Modernism and Revoluti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9.
59 Sicher, Efraim. Jews in Russian Literature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 Writers and Artists between
Hope and Apostasy. p.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