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餘松菊里石棺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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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商周青銅器「中原」「主流」形成的基礎
考古的二里頭三期，即歷史文獻所稱的夏末或商初，約西元前十七世紀左 右，青銅器—爵，已出現在黃河流域的河南偃師二里頭。經化驗，主要為銅與 錫合金的青銅，而成形的主要方法，則是塊範法。 在此之前，墓葬或遺址所 出土，主要則集中在陶器、玉器與石器等。青銅爵的出現，確證黃河流域已進入 青銅時代，塊範法的青銅世界正在形成之中，而與更早在兩河流域、埃及、歐洲 已然成形的用銅時代的方法有別，後者主要以兩半範法製兵器，以廢臘法鑄人神
【摘要】商周「稀有」青銅器類，乃是相對於學界習用的「中原」或「華夏」為「主流」的「邊緣 化」現象。本文試圖舉出三種器類，如在容器系列中，西周山西晉侯墓地以【銅三足瓮】及【銅雙 耳罐】制，而自外於中原的鼎、簋、鬲、壺等流行器類；如在兵器系列中，東北夏家店文化以【柱 脊曲刃短莖劍】制而自外於中原的【戈】及【扁莖直刃有首劍】制系統。這些稀有器類在黃河長江 兩流域成為邊緣，且往往在華夏主流對比下，在時空上皆只曇花一現。它們雖與中原互相對壘，形 成文化差異，也仍有某種程度的交流。這種以「質」不似「量」所釋放的文化訊息，其為黃河長江 兩流域青銅時代的多元性，有不可或缺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邊緣化、銅三足瓮、銅雙耳罐、柱脊曲刃短莖劍
商周「稀有」青銅器類的文化意涵
—所謂「邊緣」文化研究的意義
陳芳妹*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三、八區發掘簡報〉，《考 古》1975：5，頁302-309；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偃師二里頭》，附錄2，
(1999，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頁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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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以及以薄片鍛打法成形各種容器及裝飾品等。
新興質材青銅，在黃河流域，主要被用來鑄造容器及兵器。雖涵蓋《左傳》
祀與戎等二方面國之大事(《左傳》成公十三年)。 卻未試圖超越新石器時代以 來陶器與玉器所成形的器類。只是以青銅鑄器擠入原已習用的質材的器類範圍 中，產生了不同質材間的位移，形成不同質材間新的結構關係及階層現象。二里 頭三期K3墓的銅器、陶器及玉器的組合現象正可例說。
唯青銅容器的出現，畢竟標示了新時代的來臨。檢視一件青銅器的成形，應 是人類挑戰自然資源，而在本質上具有的相當程度的困難的集體性創作。就質材 論，包括礦冶部分如礦源的探勘、採礦及冶鍊、搬運的技術與人力組織的運作等 等 ；就成形論，包括鑄造所須的模與範等耐火陶土的成形及紋飾所須的藝匠才 能 ；若有銘文，則須要為文及模寫等文學與書法長才。總之，他們可能是一群
在兩河流域有三種主要方法，如(1)加熱、鍛打、退火以靭化物件(Annealing)法，
(2)鑄造法(casting)，如兵器及工具的兩半範與廢臘法等，以及(3)薄片鍛打法，通常 用以成形器皿等(P.R.S. Moorey, “Material and manufactu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The evidence of archaeology and art metals and metalwork, glazed material and glass”(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237. 1985), pp.39-50; P.R.S. Moorey, “Ancient Mesopotama Materials and Industries,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pp.251-252, 254; Paul T. Nicholson and Ian Shaw ed.Ancient Egyptian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155-159;Ann C. Gunter, ‘Material, Technology and Techniques in artistic production,’ Jack M. Sasson ed. “Civilization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 III, 1995, Charles Scribrer’s sons, New York, pp. 1545-1549.) ;Oliver Dickinson, The Aegean Bronze Age (Cambridge Univ. Press,1994 first print, 2002 reprint) pp.
97-98.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以商代青銅藝術的發展與隨葬禮制的互動為例〉，《故宮學術季 刊》2001：18：3，頁17-22。
距離二里頭宮殿遺址北面約550米的未發現人骨的2.898平方米的小墓坑K3，坑口上疊壓 著二里頭三期文化層，一件銅爵與一件銅戈正在陶盉與玉戈器群中出現(序圖1；2；3)(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二里頭工作隊，〈偃師二里頭遺址新發現的銅器和玉器〉，《考古
》1976：6，頁259-263；《偃師二里頭》，頁240-241)。銅爵與陶盉同樣是容器，銅戈與 玉戈同樣是兵器，區別僅在青銅為新興的質材而已。
春秋時期湖北銅綠山采礦遺址的平巷斜巷等(圖4)已具體呈現其所須克服的困難。黃石 市博物館，《銅綠山古礦冶遺址》，北京：文物，1999年。
參Max Loehr, Ritual vessels of bronze age China, New York, The Asia society inc,1968,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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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藝術、技術、文學長才的專業藝匠與工人，是技術性地生產藝術品的創作來 源。但是，長才須被僱用、被組織起來，始能完成從礦冶到成形的全部工序 。 促使人力開發自然資源以成就藝術成品的背後及過程，則有器主、使用者或贊助 者。從成品背後所涉及的人力、技術與資源看，贊助者顯然須要有相當的經濟能 力、政治與社會地位以及對「物」的思想等等 ，顯示青銅器成為藝術品的過程 及成物以後，皆與使用者或贊助者間有程度不一的互動關係。
雖然考古出土的青銅器，主要來自墓葬，青銅器在當時人群社會中的真正運 作尚無法從考古情境識得，但這些考古資料卻是目前殘存的科學證據，仍可以 用來具體說明青銅器與墓中隨葬的使用者間的關係，成為使用者可能的政治或社 會地位的重要指標。從二里頭三期開始，青銅器已出現，與「國家」的形成同 步 。從二里頭、二里岡到殷墟時期，隨著青銅容器成形、及器類的逐步增加、
紋飾技法的出現與改善、青銅容器在墓葬中的比例日增、青銅容器的隨葬者亦與 日俱增。根據墓室大小、隨葬品多寡、精粗、大小等，顯示青銅器的使用階層不 斷往上及往下擴大，與陶器墓葬等作件數比例、精粗、大小、排場等階層的細微 分化。青銅器在移殖陶器形制器類及發展銅器獨特形制器類的過程中，隨葬墓葬 在容器方面已漸分化出純粹銅器墓、部分銅器部分陶器墓、純粹陶器墓以及無隨 葬品墓等約略等差階層現象而與墓葬規模、墓中隨葬品的多寡、精粗，質材的比 例等，有某種程度的平行現象 。無可諱言的，青銅器出現在黃河流域後，即廣 為具有資源使用權、具有相當經濟、政治能力及社會地位者所喜好、所競用。在 上者往往以件數、精粗、大小等等，以區分社會、政治身分的高下；在下者則用 以作為晉升高階者所意欲擁有的身分表徵。 這種細微等差現象的分化，以在京 畿如鄭州、安陽等地有較豐富的發掘例證。而鄭州、安陽以外，青銅容器與兵器
參Robert B. Gord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rtifacts in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Steven Lubar and W. David Kingery ed. History from Things essays on Material culture,1993, pp80-81.
Lathar Ledderose, Ten thousand things, module, and mass production in Chinese art, ( Princeton Univ. Press, 2000), pp25-50.
K.C.Chang, Art, Myth and Ritual, the path to political authority in ancient China,( Harvard Univ. Press,1983), pp.1-8.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出版社，1992年，頁99-207。
杜正勝，〈從三代墓葬看中原禮制的傳承與創新―兼論與周邊地區的關係〉，《中國商文 化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1995，頁83-90。
陳芳妹，〈藝術與宗教〉，《故宮學術季刊》2001：18：3，頁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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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佈，包括二里岡時期的湖北盤龍城、殷墟時期的江西新淦等，更說明青銅這 種新興的身分標識及品味並不限於京畿。而青銅器在這種社會、政治、經濟結構 中，正以其大小、數量、厚薄、精粗等差等風格的多樣性以說明使用者的政治、
社會、經濟的秩序，這種以青銅，主要以塊範法鑄造容器與兵器戈的時潮，在商 代青銅器的各種使用階層中，已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形成一股時代潮流及文化 圈。
這種青銅容器與使用者間的關係與性質，到西周早期，雖中央共主更易，仍 沒有改變，且隨著武裝殖民與封建侯國的散佈，政治新貴成為新興青銅容器等的 贊助者，公侯、世卿世族紛紛加入使用群中，銘文且明言這類現象。 春秋戰國 這種現象在列國競鑄下，更大行其道，直至漢代政治社會結構改變，表徵身分的 新質材取而代之而式微。
這種由商到戰國青銅器大量鑄造容器與兵器戈的鑄器概念及其與使用者間的 關係，已在黃河、長江兩流域，形成主流現象，蔚為以青銅表達政治社會身分等 的禮制系統，使得大量的青銅資源及人力傾注於此系統中。本文或稱為「中原」
或稱為「華夏」的禮制系統，由於時空分佈範圍甚廣往往引起學界傾力研究。相 對的，浮沈於其中的某些「稀有」類型則因邊緣化而較少引起應有的注意。本文 試圖分別從二方面：一是鑄器概念雖同為兵器，但有別於中原戈制與劍制的「稀 有」劍制；二是鑄器概念雖同為容器，但在中原禮制系統外的「稀有」容器等。
這二種類型，在中原境內雖成為稀有，但對瞭解「邊緣」及「主流」雙方，事實 上含有不可忽視的文化意涵。
一、柱脊曲刃短莖劍—兵器為主的東北一角
從西周中、晚期到戰國，在東北一角，興起了主要以青銅【柱脊曲刃短莖
陳芳妹，〈時代與區域風格間的激盪—西周青銅器風格的多樣性及禮制發展大勢變因試 析〉，《中世紀以前的地域文化、宗教與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 論文集歷史組，2002。
本節主要的研究乃根據陳芳妹，〈柱脊曲刃短莖劍在中國的發現與探索〉，《韓國青銅時 代的研究與展望》國際研討會，2001.11.9，忠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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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 隨葬的墓葬群，其以柱脊、曲刃、短莖為特徵，而且是墓中青銅鑄器的主 要器類。與青銅時代黃河長江兩流域的青銅鑄器現象不同，其主要用在鑄造容 器，以作為祖先崇拜祭祖之用，但也用青銅鑄攸關生死的兵器。猶如前言，在二 里頭三期正式進入青銅時代，青銅容器與兵器是同步的，而戈更如青銅鼎一樣，
與青銅時代相始終，成為黃河長江兩流域青銅兵器的主要器制。劍在中原則興起 於西周及以後，唯中原始終罕見柱脊曲刃短莖劍制。這些在中原的考古墓葬所顯 示的排場中，大多數有能力使用青銅鑄器的隨葬者，排場大的，往往多青銅容器 及青銅兵器皆備；而只能擁有限量青銅器隨葬者，基本上也是容器為主。青銅隨 葬排場中只見兵器者，比例不高。而兵器多於容器者，也往往被解釋成身分或許 是武職之官。
相對的，這種【柱脊曲刃短莖劍】雖罕見於青銅時代的黃河、長江兩流域，
卻集中在現今中國東北部，約西從大興安嶺以東，由西拉木倫河流域往東到鴨綠 江。其流行的時間主要溯自西周中晚期約西元前九世紀中葉，至戰國，約西元前 三世紀，約歷經四、五百年。在這廣大分佈區中，就純粹從形制看，主體劍身的 從寬葉曲刃、曲度明顯，到細長、曲度不顯，各地演變的主要趨勢相近。但就該 劍制在考古情境中與共出物及與中原傳統的有機關係言，則可分出不同性質的三 區。
該三區(地圖1)如下：一為遼東，以瀋陽鄭家洼子M6512及清原雙房墓為主要 代表，約從醫巫閭山以東，至鴨綠江口的遼河流域為主。二為遼東遼西之間，以 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及喀左和尚溝墓地為主要代表，約在醫巫閭山及努魯兒虎山 之間的大小凌河流域。三為遼西，以赤峰寧城南山根M101及小黑石溝墓為主要代 表，約在努魯兒虎山及大興安嶺之間的老哈河及西拉木倫河流域。
島田真彥始稱為「滿州式銅劍」，〈南滿老鐵山麓郭家屯附近發現の銅劍に就いこ〉，《考 古學雜誌》28卷11號，1937年，頁730-733。秋山進午則稱為「遼寧式銅劍」，〈中國東 北地方の初期金屬器文化の樣相〉(上)，《考古學雜誌》53卷4號，1968年，頁3。金用 玕、黃基德則稱為「琵琶式銅劍」，〈紀元前一千紀前半期的古朝鮮文化〉，《考古民俗》， 1967:2，間接引自林澐〈中國東北系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80:2，頁139，註五。
中國學者也有從其主要出土在中國東北而稱為「東北系銅劍」(林澐，〈中國東北系銅劍 初編〉，《考古學報》1980:2，頁139)；遲雷及靳楓毅則稱「曲刃青銅短劍」(〈關於曲 刃青銅短劍的若干問題〉，《考古》1982:1，頁54;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 短劍的文化遺存〉，《考古學報》，1982:4，頁387)。事實上，此稱包括三種不同柄式的 曲刃短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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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皆出土有遺物較多、規模較大、舉足輕重的代表墓葬 ，及一些具有該 區特色的中、小型墓葬及相關遺存。這種由東到西的橫向的空間區分，對此一文 化因素及在文化叢中地位的認知，至為關鍵，不只呈現柱脊曲刃短莖劍制由西而 東地位的演變，從唯一劍制作為主角到成為多種劍制之一。同時中原的青銅容器 系統及兵器中的戈制等，在柱脊曲刃劍墓葬中，也由東到西，由罕見而漸多；同 時，這種區分更牽涉到聚訟紛云的起源問題、傳播方向、文化性質、以及學界企 圖進一步論及的族屬問題。
1.遼東的發現—從瀋陽鄭家洼子土坑墓到遼陽二道河子石棺墓
遼東地區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出土墓葬，無論是土坑墓或石棺墓，柱脊曲刃短 莖劍皆成為墓葬中的主要青銅鑄品。
瀋陽鄭家洼子墓6512是目前遼東已發掘的出土青銅鑄品較多、規模較大的 墓葬，柱脊曲刃短莖劍及銅鏡共出。三把柱脊曲刃短莖劍，二把已殘(圖1)，一 把(33)完整，劍身最寬徑與最窄徑間的曲度變化較不明顯，但仍有所區別。一把 (33)出於人架腰間，二把(1、2)在劍櫝內，出於棺西(圖1.1-1)。劍有石枕加重 器，有木鞘殘痕，鞘末套有幾何式三角鉤連紋銅鏢。
值得注意的是出於木櫝中的二把劍，與銅鏡共出。這種人與鏡及鏡與劍間的 特有關係，具有何種意義？目前雖無法確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銅鏡與柱脊曲刃短
靳楓毅又區分出吉長地區(靳楓毅，〈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上)
，《考古學報》1982:4，頁410)。唯就柱脊曲刃短莖劍而言，該區出土不多，本文併入 遼東區。
報告對劍的出土情況有細節的描繪：「(人架)腰間短劍有石枕加重，以赤鐵礦石作成束腰凹 脊式，長10、高4公分，磨制精細，從中部附著白色殘痕，可以看出它在劍把中的安裝深度和 束腰處的連結情況，因為橫斷面呈倒三角形，束腰處必須固定。經初步光譜分析，證明其中 含有大量的硅、錫、鐵、銅和微量的鉛、銻、鉍、鋁。劍莖上殘留有麻絲痕，直接固定在劍 把內。劍外有木鞘，雖已全腐，但在劍上留有殘痕，劍鞘末套有銅鏢，上鑄幾何式的三角勾 連紋，上有一對穿孔，釘以鏤空鈴頭銅釘，以固木鞘，銅鋒正處於此穿釘之上。」木鞘上的 裝飾，發掘者觀察到有兩條類似劍頭質料物可能與連接七連環有關。附近且有一綠松石珠，
長2公分，中有孔，可能是劍上佩飾。至於2號劍的加重器則用帶孔的天然石塊製成。(瀋陽故 宮博物院、瀋陽市文物管理辦公室，〈瀋陽鄭家洼子的兩座青銅時代墓葬〉，《考古學報》1975
：1，頁141-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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莖劍常共現於東北，可能是當地特有的葬俗 。
全墓銅、陶、石、骨器共42種797件，柱脊曲刃短莖劍為墓中唯一劍制，不見 有中原的青銅容器與戈制等，但卻發現於有棺槨的15平方米的土坑豎穴墓中，這 是中原較常見的墓葬形式，隨葬著五、六十歲的老年男性 。
此外，柱脊曲刃短莖劍在遼東，也成為小型墓的主要青銅鑄器，出土於遼東 常見的石棺墓，且有特殊的共出物，成為遼東出有柱脊曲刃短莖劍制的墓葬典 型。遼寧遼陽二道河子1號石棺墓 出土一件柱脊曲刃短莖劍(圖1.2)，寬葉曲刃 曲度明顯，與鄭家洼子劍的稍細長有別。石棺墓約1.2平方米，已殘，構築簡陋，
兩側壁石塊平鋪五行，棺頭棺尾各用石板立堵，頂用幾塊石板鋪蓋，棺底未見鋪 石。方銎扇形斧 ，及滑石斧、鏃範與柱脊曲刃短莖劍共出。
遼東地區另有多座共出物及石棺等同質性極高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墓 ，其 曲刃劍制的時代，及其所涉及的該劍制的遼西或遼東起源說，成為學界爭論的焦 點，詳後論。
張錫瑛，〈試論東北地區先秦銅鏡〉，《考古》1986:2，頁163-171。
身高168.3公分，腦容量為1570.1毫升(韓康信，〈瀋陽鄭家洼子的兩具青銅時代人骨〉，
《考古學報》1975:1，頁157-163)。
遼陽市文物管理所，〈遼陽二道河子石棺墓〉，《考古》1977：5，頁302-305。
齊曉光，〈夏家店上層文化空首青銅斧及相關問題〉，《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頁317-325
；瑜琼，〈扇面形銅斧初論〉，《北方文物》1993：2，頁23-33。
此外，1980年遼東新金雙房石蓋石棺墓6(許明網、許玉琳，〈新金雙房石棚與石蓋石 棺墓〉，《遼寧文物》1980：1；〈遼寧新金縣雙房石蓋石棺墓〉，《考古》1983：4，頁 293-295)出土了一件柱脊曲刃短莖劍，寬葉大弧刃，全長26.7公分，刃最寬4.5公分，
與二道河子M1同為石棺墓，只是後者由幾塊石板鋪蓋，前者則由直徑約1.7米左右，厚 約30厘米的圓形蓋石。值得注意的是，其共出物如滑石斧範及兩件弦紋壺，與二道河 子劍制及共出物情況相近，且多了一件直口筒型陶罐。 1981年2月，又發表了另一座 石棺墓在遼寧清原門臉的出土報告(清原縣文化局，〈遼寧清原縣門臉石棺墓〉，《考古》
1981：2，頁189)，一件柱脊曲刃短莖劍出土於石棺，並有方銎扇形銅斧，双橋狀耳的 弦紋壺，紅褐色的夾砂粗陶片等共出，該劍亦寬葉大弧刃，長21.8公分，腹寬5.2公分
。 1979年6月出土了發表於1983年的撫順大甲邦石棺墓，寬葉大弧曲刃柱脊短莖劍與兩 件弦紋壺共出，此劍全長26公分，刃最寬處5.6公分(撫順市博物館考古隊，〈撫順地區 早晚兩類青銅文化遺存〉，《文物》1983：9，頁5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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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小凌河流域—從朝陽十二台營子墓到喀左和尚溝墓地
大小凌河流域雖然出土與遼東性質相近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墓如朝陽十二台營 子墓，但也有遼東罕見墓地性質複雜的和尚溝墓地。
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的青銅短劍墓 ，出土劍身全長35.6公分(圖1.3)，曲刃 最寬處5.25公分，屬於寬葉刃線曲度大的類型。短劍與男性骨架的部位關係明顯 (圖1.3-1)。兩柄圓柱曲刃短莖劍，1柄出於男性骨架腰部右側，1柄在其左邊，正 壓在腹上。與遼東鄭家洼子墓的三把：一在腰部、二在頭上木櫝內，皆充分顯示 劍與人架的密切關係。右面一劍的莖部纏有較清楚的麻繩痕跡。劍莖基部磨成扁 圓柱狀，末端磨成平面，莖上有麻絲痕和清楚的木質，顯然在劍與劍柄接合時須 依賴木質及麻絲繩的幫助。二個石製枕狀物已與劍身遠離，皆出於男性骨架左肩 附近。短劍與人骨架出土的墓室性質清楚。它們出土在以自然石塊和卵石砌築成 四壁，上搭蓋石板作為墓蓋，及一塊石板作為墓門的石室墓，墓室長1.8米，寬1 米，約1.8平方米。墓頂深入地表下2米，墓內則是在遼西與遼東皆罕見的二人骨 架的男女合葬墓，男性約50歲，女性約40-50歲，二把劍則在男性左右，與女性無 關。
值得注意的是鏡子與人骨架的部位關係亦清楚，提供了一些有關鏡子與人關 係的推測材料。墓中出土2面多鈕銅鏡(圖1.4)，1面出土時，面向外，豎置在男 性頭骨頂部，另一面向外斜立，出於腳底部，雖然考古報告者推測「似非原來位 置」，但與遼東鄭家洼子墓的頭、腳、身共六件皆共同對銅鏡與人骨架的部位現 象關係有所說明。
這種柱脊曲刃短莖劍獨占主要青銅鑄器的現象，在喀左和尚溝墓地則有了改 變。喀左和尚溝墓地 M6、M13及M17皆出土的柱脊曲刃短莖劍，且與中原容器系 統有所關係，對柱脊曲刃短莖劍制在大小凌河流域較早開始，提供了可能性，而 其與中原容器系統關係的現象既罕見於遼東，其關係的性質也與遼西有別。這些 墓葬都屬中原極普遍的土坑豎穴木槨墓，M6墓主人髖骨右側置一柄柱脊曲刃短莖 劍(圖1.5)，與龕內一完整的牛頭共現；M17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則出於右臂，與2 石斧、1銅泡、1銅刀、5骨鏃共出，墓室為3.44平方米。M6出土於該墓地的B點，
M13、M17出土於D點，最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於A點的M1則出有二件銅容器卣(圖1.6) 皆位於人骨腳下 ，使得此墓地的年代或許可以應用中原的斷代成果以推測，此
朱貴，〈遼寧朝陽十二台營子青銅短劍墓〉，《考古學報》1960:1，頁63-70。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喀左縣博物館，〈喀左和尚溝墓地〉，《遼海文物學刊》1989:2
，頁110-115。
考古報告者稱為壺，但一般壺沒有提梁，所以二件宜屬於提梁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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卣形制近於西周早期。
必須留意的是，柱脊曲刃短莖劍墓與中原風格的銅容器的墓葬涇渭分明。但 出土銅容器的A點及短劍的B點及D點則共同占據同一塊黃土台地，均為土坑豎穴木 槨室的單人葬，它們隨葬的陶器以 為主，手制、紅褐質，素面打磨。唯A點有繩 紋 ，至於殉牲，則A點殉豬，B、C、D皆殉牛，顯然中原式與東北式的葬俗在此 地也壁壘分明，卻又同在一黃土台上，它們時代接近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更須要注意的是，和尚溝墓地的現象，似乎聯繫了喀左境內曾多次出土商周 之際的青銅容器窖藏群 ，它們或也包括商末周初的北方式青銅兵器與工具 。 有名的燕侯盂即是，說明了西周早期與燕文化有關的文物曾在此出現。唯這些中 原式的早期銅器未出現在墓葬中，而以窖藏為主，更未見與柱脊曲刃短莖劍制有 任何牽連。和尚溝墓地則不只是墓葬，雖未見銅劍與銅容器二類同現一墓，卻同 出一墓地，至少提供了相關的可能性。
3.遼西與斷代標準器群的建立—從寧城南山根101號墓到小黑石溝墓
遼西寧城南山根101號墓的發掘，對柱脊曲刃短莖劍的研究具有特殊意義。在 此以前，無論是清理的、或正式發掘，無論在遼西、遼東或大小凌河流域，基本 上與中原有關係者較少。前述大小凌河流域的和尚溝墓地，雖有中原風格的銅容 器共出，只在同一台地，而非同墓。
南山根M101為8.474平方米的石槨墓，出土了如前面所習見的1件柱脊曲刃短 莖劍(圖1.7)、扇形斧及鏡等 ，但與上述墓葬極不同的是，柱脊曲刃短莖劍不再 是墓中唯一的劍制，而是有其它6件不同形制的劍共出。包括曲刃柱脊但身柄相連
遼寧省博物館、朝陽地區博物館，〈遼寧喀左縣北洞村發現殷代青銅器〉，《考古》
1973:4，頁225-256；喀左縣文化館、遼寧省博物館，〈遼寧喀左縣山灣子出土商周青 銅器〉，《文物》1977:12，頁23-27；熱河省博物館籌備組，〈熱河凌源海島營子村發現 的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5:8，頁16-27；廣川守，〈遼寧大凌河流域的殷周 青銅器〉，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中國考古學研究會，《東北亞考古學研究》，文 物出版社，北京，1997年，頁217-236；孫思賢、卲福玉，〈遼寧義縣發現商周銅器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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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劍，柄上飾有對臥的雙虎(圖1.8)及幾何式的三角線紋者，打破了以往對柱脊曲 刃短莖劍制獨占曲刃特點的認識，顯然，這種劍制在此區不再只是孤立發展，而 可能因與其它劍制共享特點，而存在各種有待研究的關係。同時，柱脊曲刃短莖 劍也與銎柄直刃柳葉形劍(圖1.9)及柄端飾有三蛇的直柄直刃柳葉形劍(圖1.10)共 存。這種柱脊曲刃短莖劍與其它劍制共存，是本墓的第一特點，使得柱脊曲刃短 莖劍的研究不再像前二地為唯一劍制，而是必須放在與其它劍制的發展脈絡中理 解。
更值得注意的是，其與具有中原文化特徵的三把戈及中原的容器簋（圖 1.11）、簠、鼎、觚等的共現，這些簋、簠、鼎及觚制，在中原則有相當數量資 料為基礎的研究系統中，皆透露了時代的訊息。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時代範 圍，成為學界所共同接受的，使得這種寬葉曲刃曲度大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制的斷 代得到中原文化研究系統的廣大基礎的支柱，而成為研究上斷代較堅實的標準器 群。
這種柱脊曲刃短莖劍制的研究與寧城南山根M101豐富文物遺存研究的繫連，
因為日後寧城的相關出土而帶來更豐富的訊息。
寧城小黑石溝約7.13平方米的石槨墓 ，出土有二柄柱脊曲刃短莖劍，劍身 與柄合鑄一體，柄後端接鑄肩圓形加重器，中空，其中一件柄前端嵌綠松石（圖 1.12）。此外，又有二件曲刃的銎柄式短劍與M101同樣的雙連鏤空三角紋劍鞘(圖 1.13)共出，且有長達50公分以上的直刃銎柄劍（圖1.14）共現。更值得一提的是 共出的20件的中原式的(圖1.14-1)及具有地方特徵的青銅容器(圖1.14-2) 。從 此石槨墓出土與中原相關的器類看，時間宜斷在西周中期~晚期之間。
總之，將寧城小黑石溝墓及南山根M101綜合起來，西周中晚期在赤峰附近使 用或愛好柱脊曲刃短莖劍的墓主，不只隨葬有當地作風的銅器，且與在南方的中 原及北方的鄂爾多斯等地傳統皆有所關係，其財力權勢足以擁有這些容器，不只 與其它小型石槨墓的墓主等，形成等差的階層社會，更與遼東及大小凌河流域的 較大型墓葬性質不同。同時，柱脊曲刃短莖劍制在此區多元劍制中的結構關係，
更是透視其歷史地位的新方向。
項松春、李義，〈寧城小黑石溝石槨墓調查清理報告〉，《文物》1995:5，頁4-22。
且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層第一次出現帶銘的【許季姜簋】。銘文的寫法與中原近似，許字 從無、從皿乃許季姜的簋，同屬許國鑄器多出自中原，如陝西長安灃西馬王村出土而被 徵集的【鄦男鼎】等。而【許季姜簋】形制紋飾與西周厲王的【 簋】及陜西扶風窖藏 的孝懿時期的【 簋】近；方鼎(圖1.14-1)更與陝西扶風窖藏的懿孝年間的方鼎相近。
此外，此地又出土了中原罕見的聯體豆(圖1.14-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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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題與展望
柱脊曲刃短莖劍從初為世人所知到目前，已經過近八十年的發現及研究，累 積了一定的成果，如斷代的更為精細，相關考古情境的更為具體等等。但無可否 認的，研究成果仍主要集中在傳播論的基本課題：如起源地的、傳播路線及方向 的認定，以及與斷代有關 的類型學的演變等等。
柱脊曲刃短莖劍作為東北地帶青銅時代的重要文化因素之一，在上述課題的 研究上，基本上與斷代有關，而事實上是碰到了斷代的困境。
傳播論涉及起源地及傳播的方向；起源地及傳播的方向又往往取決於兩地的 斷代。唯精確的年代學的建立，目前中國除作過有限的C14的標本外，主要依靠考 古發掘地層關係的層位學及文物的類型學二方面。就目前中國的考古成果而言，
在這些方面是有區域上的輕重差別的。譬如青銅時代的黃河流域，考古的鋤頭用 力較勤、地層疊壓的例證及挖掘的標本較多，地層學與類型學相互輔証的例証較 多，類型學的序列也較嚴密而連續。至於東北方，相對地較薄弱，而遼東又比遼 西更甚。遼西，不只關於青銅器時代的考古正式發掘較遼東開始的較早，累積的 成果也較多，而出土有柱脊曲刃短莖劍的墓葬的文化性質也往往因包括中原因 素，得以在斷代上有中原斷代序列作參證，相關的考古成果在學界已較有定論。
因此，這種遼西與遼東考古成果的不平衡，無可諱言的，在柱脊曲刃短莖劍的起 源問題的討論是有影響的。
柱脊曲刃短莖劍作為遼東的唯一劍制，檢視作為支持遼東起源說的重要例 證，包括遼陽二道河子；撫順大甲邦後山；遼寧清原門臉，等主要屬於經過清理 的小型墓葬。經過清理，在完整性上已有缺陷，在認知上，在考古家紀錄前已經 過擾亂，同時有限的共存物，在斷代上也較難提供確實的斷代基礎，因此遼東起 源說者，主要的證據是類型學，一種參證遼西斷代基礎較堅實資料的排比所梳理 出來的由曲刃弧度較大等往細長，弧度較小的劍制演變的趨勢。 這種以類型學 作為斷代唯一證據的脆弱性，在「寶器化」的解釋下而被質疑，以為其未開刃，
制作粗糙，其形制雖古老，乃是基於晚期對早期形制「寶器化」的結果，因此不 足以作為原生地的起源的有力證據 。
這種遼東起源說的早期例證，不僅因此時代從西周中期的可能性被拉到春
李亨求，〈旅順后牧城驛樓上3號墓出土琵琶形青銅短劍的年代商榷〉，《考古》2002:10
，頁78-83。
林澐，〈東北系銅劍初論〉，《考古學報》1980：2，頁139。
秋山進午，〈遼寧東部地區青銅器再論〉，《東北亞考古學研究》，頁2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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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且充分顯示類型學作為孤立的證據，所陷入的二種完全不同解釋的困境。一 種可以由是簡到繁的演變中的「簡」所代表的早期形式；另一種則是由繁而「簡 化」，是晚期保留了早期的「簡」。
此外，「遼東起源說」更須要面臨「遼西起源說」兩種說法的挑戰。遼西起 源說本其中原提供了南山根M101的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的斷代證據，不只強有 力地說明「柱脊曲刃短莖劍」在遼西，在此時已出現，並與管銎曲刃劍、直刃劍 及鄂爾多斯式劍制的直柄曲刃或直刃獸首劍的共現。這種複雜劍制共現一墓的現 象，不只遼東未曾出現，且其多元現象因此被認為是作為文化核心、文化原生地 的證據之一。
唯這種以複雜劍制的所在地即為原生地的說法，事實上也有其脆弱性的。柱 脊曲刃短莖劍在遼西，在夏家店上層文化層在稍具規模的墓葬中，只是多種劍制 中的一種，從其長度及其被裝飾的用心程度而言，似乎並非遼西的最重要的或最 突出的劍制。而遼西的規模較小的墓葬中往往出現其它劍制，不像在遼東為唯一 劍制。柱脊曲刃短莖劍制在遼西的地位，會是必然以遼西為起源地嗎？
力主遼西起源說的另一重要論證是：共現的曲刃管銎劍在遼西有早於西周 中晚期甚至早期的例證，並認為柱脊曲刃短莖劍是受到此劍制影響的產物(圖 1.15)。 唯莖柄相連的銎柄劍與莖柄分開的柱脊曲刃短莖劍似乎是兩種不同的 鑄器概念及使用方法，其是否具有演變關係，目前仍缺乏循序演變的過渡類型的 例證。更何況主遼東說者在處理管銎劍與柱脊曲刃劍制的影響關係上，甚至可 得出完全相反的影響關係，而認為遼西的曲刃管銎劍被柱脊曲刃劍制所影響(圖 1.16) 。
同時，不能忽視的是大小凌河流域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已與中原式的西周早期 容器共現於同一地區的不同墓葬中，此地具有可能時代更早些的例證。
總之，起源的認定與年代學基礎的精密度息息相關，但目前這方面的研究仍 有待加強。原生地劍制複雜或單純？起源地製造粗糙與形制原始與否，在解釋上 皆有較大的彈性，顯然起源課題是目前的資料尚難有堅強有力的絕對証證以得到
遲雷，〈關於曲刃青銅短劍的若干問題〉，《考古》1982：1，頁54-59；靳楓毅，〈論中國 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上)〉，《考古學報》1982：4，頁387-426；靳楓毅
，〈論中國東北地區含曲刃青銅短劍的文化遺存(下)〉，《考古學報》1983：1，頁39-53。
朱貴，〈試論曲刃青銅短劍的淵源〉，《遼海文物學刊》1987:2，頁111-116；劉國祥，〈夏 家店上層文化青銅器研究〉，《考古學報》2000:4，頁451。
朱永剛，〈東北青銅文化的發展階段與文化區系〉，《考古學報》1998:2，頁141；朱永剛
，〈試論我國北方地區銎柄式柱脊短劍〉，《文物》1992:12，頁6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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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認的結論，仍有待日後有利的、較具絕對性斷代基礎的考古資料證實。
目前試圖探索的起源問題，只是相同文化因素在不同區域間的時間順序問 題，但無論如何，三個區域皆以柱脊曲刃短莖劍作為共同的文化因素。可以肯定 的是，它們正指出了三個區域的相互接觸相互流通。其在遼東、遼西及大小凌河 流域時間最遲不晚於西周中晚期到春秋早期開始，大小凌河流域甚至有較早的例 証。唯在活潑的文化交流中，柱脊曲刃短莖劍此共同文化因素分別在三個區域中 的諸多文化因素或文化叢中的地位，是頗不相同的。在遼東，從西周中晚期至戰 國，成為主要的劍制，直到燕文化將中原劍制帶至遼東為止，其並及於朝鮮、日 本，成為東北亞廣大的使用青銅柱脊曲刃短莖劍的文化區。伴隨柱脊曲刃短莖劍 成為墓葬中共存物的，主要有扇形銅斧或滑石斧範、弦紋壺。其出土的墓葬多石 蓋墓、支石墓或石槨墓，這種現象在大小凌河流域還存在，但已出現在一些中 原式的土坑豎穴墓中，並且也有與中原式銅戈共出的現象 ，唯與中原容器墓仍 壁壘分明，出現在不同的墓中。至於遼西，柱脊曲刃短莖劍已不再是唯一的短劍 制，而是多種短劍之一，鄂爾多斯短劍傳統進入。其出土的情境也出現了土墎、
石墎墓皆有，同時中原的兵器、容器系統進駐並存一墓。顯示遼西是中原容器傳 統北上、鄂爾多斯式獸首柳葉形劍傳統西進，及本土或遼東式柱脊曲刃短莖劍東 進等多元傳統的接觸帶，柱脊曲刃短莖劍制在此區也就成為多元傳統中不醒目的 單個文化因素了。
事實上，柱脊曲刃短莖劍在遼東往往伴隨著弦紋壺及扇形斧、多紐鏡等共現 於大石蓋墓或石棺墓等石築墓中，而與遼西有別。這類墓葬，或被稱為雙房類 型。在遼東北方被認為與廟後山文化類型同屬於一個文化系統的不同發展階段。
而廟後山文化遺存出土大量石斧、石鏟、石刀，被認定是從事播種收穫的農業工 具，証明當時農業已相當發展，以農業經濟為主，銅劍及銅斧等，基本上出自遼 東平原區的墓葬，而遼北的高山區則以銅石矛石劍為主， 在遼東半島，則被認 為與雙砣子三期文化有關。
相對的，在遼西，柱脊曲刃短莖劍墓葬主要出土於夏家店文化上層，正是在 此經濟生產型態上由農業畜牧化轉向游牧的時期。其上層文化遺存與下層的主 要差別，研究者已指出，夏家店下層發現較多較發達的石製農業工具如石鏟、石 鋤、石刀等，而夏家店上層文化陶器較少，石製生產工具只發現可用於刈割的雙
劉大志、柴貴尼，〈喀左老爺廟鄉青銅短劍墓〉，《遼海文物學刊》1993：2，頁18-21。
李恭篤，〈遼寧東部地區青銅文化初探〉，《考古》1986：6，頁550-556；武家昌，〈遼東 地區青銅文化淺論〉，《遼寧省本溪、丹東地區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85；《中國考 古集成》東北卷青銅時代（二），頁1688-1689；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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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半月形石刀，沒有用于鬆土的鋤、鏟之類的石質工具，表明其農業種植方面是 極其簡陋的，與下層相差懸殊，同時，其與夏家店下層文化堆積有所不同的是含 有動物骨骼較多，除夏家店下層文化有的牛、羊、豬、狗、鹿以外，還有夏家店 下層文化中未曾見過的馬的骨骼 ，顯然，下層以農為主的混合經濟生活有衰退 的趨勢，上層農業文化變得較粗放，畜產與隨身裝飾品較多，由隨葬武器看來，
也用在防衛或掠奪性的戰爭上，推測其文化，應與馬卓越的負載力與移動力被當 時人利用有關 ，動物紋飾出現在銅牌飾或在其它劍制的劍首、劍柄，這或與遼 西的畜牧化轉為游牧化有關 ，這些動物紋飾則不見於遼西柱脊青銅短莖劍，以 及遼東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及墓中的青銅鑄器。這是否也可能加強了柱脊曲刃短莖 劍遼東起源的可能性呢？仍有待進一步證實。
事實上，柱脊曲刃短莖劍不只出土在遼西、大小凌河流域、遼東等三區，且 及於韓半島(圖1.17) 、日本等東北亞使用區中。遼東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墓及其 伴隨的弦紋壺、扇形斧、多鈕鏡等，與遼西及大小凌河流域的柱脊曲刃短莖劍及 其共出物的類型相比，韓半島的柱脊曲刃短莖劍者在文化因素上與遼東有更多 相近之處。這類型的墓葬在遼東主要集中在遼東半島、鴨綠江流域及遼北(地圖 1) ，可以肯定的是，柱脊曲刃短莖劍是具有廣大使用區的一個文化因素，在不 同的使用區包括遼西、大小凌河流域、遼東及韓半島等，皆有其該區特有的共存 物及其在不同性質的文化叢的有機地位。是什麼力量、是那些不同的民族、在何
劉觀民、徐光冀，〈內蒙古東部地區青銅時代的兩種文化〉，《內蒙古文化考古》1981創 刊號，《中國考古集成》東北卷、青銅時代（一），頁622-627。
劉冰，〈夏家店上層文化動物紋飾的研究〉，《昭烏達盟師專學報》1991年增刊，《中國考 古集成》東北卷、青銅時代（一），頁380-385。
王明珂，〈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 言研究所集刊》，67本第一份，1996，頁211-212。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紋飾與中國 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第2份，1993，頁302。
李健茂，〈韓國의遼寧式銅劍文化〉《韓國의青銅器文化》，頁126-132。
韓國學者曾探討傳播路線遊海線或陸路的多種可能性(李健茂，前引文，頁126-132)；
中國的考古學家也曾透過遼東雙房類型陶器比對，以為是與韓半島的新岩里第三種遺存 及美松里上層類型有所關係（王巍，〈夏商周時期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西北部的考古學 文化序列及其相互關係〉，《中國考古學論叢》(北京：科學出版社，1993)。《中國考古 集成》東北卷、青銅時代（一），頁600-613）。其間關係的程度，如何的關係等具體交 流現象、方向等，皆有待雙方日後考古資料的增加，相關文化因素及斷代研究愈趨細緻 時再作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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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及何時的文化接觸活動中，使得這四個不同性質的文化叢共同擁有此一文化因 素但又各自不同？而各區在不同規模的墓葬中也有所不同，這種柱脊曲刃短莖劍 在各區又有何樣的階層現象呢？皆是值得學界再深入探索的課題。
二、銅三足瓮與銅雙耳罐—
武裝殖民政權與帶有北方傳統女性婚姻蠡測
在中原（華夏）的青銅容器系統中，西周周人封建王國—晉國的晉侯墓地出 現了二種中原青銅容器的罕見類型：即【銅三足瓮】(圖2.1) 及【銅双耳罐】
(圖2.2)。
在晉侯墓地南北兩排中間東側，近日出土的異穴並列的M113、114墓中的 M113。簡報確定M113為夫人墓，M114為晉侯墓，但未提供證據。檢視二墓，M114 被盜，僅在棺內南端發現墓主人的小腿骨兩截；M113則骨骼腐朽，顯然墓中的人 骨殘留，也難以提供證據。再檢視二墓中的鑄銘器皆只言及「晉侯」 ，似乎難 以因確證晉侯或夫人墓。但【銅三足瓮】卻透露蛛絲馬跡。
【銅三足瓮】（圖2.1）侈口、折沿、圓鼓腹，圓底下有三袋足，從線繪圖觀 察，應是空足，頸部裝飾有兩層直棱紋。就青銅器器制發展史說，此類器制是罕 見的，在中原已發展的青銅基本器類中難以歸類。就紋飾而言，也罕見於一般銅 器，但卻與同墓中的【陶三足瓮】（圖2.3）風格相近。唯這二件器制相近，質材 互異的三足瓮在墓中並沒有被放在一起，【銅三足瓮】在西南角棺槨之間堆放多 件銅器中的上層，與8鼎、6簋、1甗、2卣、1壺、1尊、2琮形器共現(圖2.2-1出土 圖)，而銅三足瓮出土時是斜嵌在【猪尊】(圖2.1-2)的口上。相對的，【陶三足 瓮】則在西北角的棺槨之間的上層器物中，與4件原始瓷豆、2件陶罐及鑲嵌有蚌 泡的漆器痕跡若干、2銅扣器等共現。值得注意的是【銅三足瓮】高僅10.5公分，
不及【陶三足瓮】26.4公分的一半。這種陶三足瓮被特別以微型化的銅質呈現，
擺在銅器行列中，並置於帶有晉侯銘文的猪尊口中。顯然，三足瓮的重要性不只
本節的主要研究乃根據陳芳妹，〈晉侯墓地青銅器所見性別研究的新線索〉，《晉侯墓地 出土青銅器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上海博物館編，2002。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 掘〉，《文物》2001：8，頁15。
報告中M114出土一件帶有晉侯銘文的【鳥形尊】，銘文為「晉侯作向太室寶 彝」；M113 則出土一【猪尊】(圖2.1-2)，蓋部及器腹底部鑄銘「晉侯作旅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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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慣有的陶質呈現，更以微型化的銅質被刻意強調。其是否對該墓主有特別的 意義而在其死亡後，後人特別以微型化的銅質隨葬呢？
檢視其它晉侯墓地的墓葬，雖不見有【銅三足瓮】，卻有【陶三足瓮】。這 些【陶三足瓮】雖形狀互異，但同樣以明顯的三袋足為特徵，在晉侯墓地中也見 於M92（圖2.4） 。報告者因與之並列的M91中骨骼幾乎全部腐朽了，M92骨骸朽 甚。而從整個墓地的埋葬規律及該墓隨葬青銅戈的情況分析，推測M91的墓主為男 性，92則為夫人墓 。M92陶三足瓮則與墓中陶鬲、豆、盆、罐等晉侯中小型墓中 的器制之常見不類。M92與M91亦為異穴並列墓。從M113及M92二座晉侯墓地墓葬共 現罕見的陶三足瓮，而M113又以微型化的銅質並現，是有任何特殊的意涵嗎？它 們在二座經推測是晉侯夫人墓葬中的出現，是否有更確切的證據證實這類特殊的 器制與女性關係密切呢？若其出現在女性墓葬又意謂什麼呢？
晉國中小型墓葬區的陶三足瓮正提供了更明確的訊息。天馬―曲村從1980-89 在今曲村鎮以北，在晉侯墓地以西約1200米，有長約800米，南北寬約600米（約 包括11-14，J1-J4，K1-K4，共12區）的範圍內，為中小型墓葬的密集區（地圖 2），清理了西周、春秋共計641座墓，雖沒有出土銅三足瓮，但卻有一定量的陶 三足瓮。在641座墓葬中，隨葬陶容器的墓共484座，占全部墓葬的75.5%，出土 陶容器計1118件，其中以鬲(圖2.5)、罐(圖2.6)、豆(圖2.7)、盆(圖2.8)最為常 見，分別占46.24，19.86，13.51，8.59%等，而三足瓮(圖2.9)則僅出現8件，占 總件數的0.72% ，可見陶三足瓮在晉國中小型墓葬區是甚稀少的。但值得注意的 是多為泥質灰陶或夾砂灰陶，其器高度在10.6~30公分之間的中、小型器，其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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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7，頁11。
北京大學考古系、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 文物》1995：7，頁23；36-37。
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第二冊，2000，科學出版社，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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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國中、小型墓的陶三足瓮：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洪洞縣文化館，〈山西洪洞永凝堡西周墓葬〉，《文物》1987：2
，頁1-14。
鄒衡主編，《天馬―曲村》1980-1989，第一冊，頁62。
墓號 陶器件數 墓室大小 (平方米)
性別 質材 年齡 口徑 (公分)
通高 (公分)
出處《天馬
―曲村》
M6411 8 3.9 女 泥質灰陶 30-35 10 10.6 頁590 M6209 8 2.76 女 泥質灰陶 35 11.4 13 頁565 M7063 4 2.548 女 泥質灰陶 30-35 12 21.1 頁634 M6136 14 4.05 女 泥質灰陶 17-20 20 30 頁563 M6049 10 2.43 女 泥質灰陶 ？ 18.5 23.5 頁560 M7086 2 ？ 女 泥質灰陶 50+ 8.5 14.8 頁758
M7093 4 2 女 泥質灰陶 50 24.7 頁634
M7113 7
(2青銅器) 3.5 女 泥質灰陶 20 12.8 24.4 頁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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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八座墓，除M6049年齡不明外，都屬女性墓葬，且出土在陶器數量較多者 。如 M6136的墓主為約17-20歲的女性，墓中隨葬陶三足瓮（圖2.10）、及4件陶鬲（圖 2.5）、3件豆（圖2.7）、1件盆（圖2.8）、1件罐（圖2.6）等共計14件陶器。是 八座墓中隨葬陶器件數最多者，其墓室長2.7米，寬1.5米，為4.05平方米，是八 座出土陶三足瓮墓中最大者，有一棺一槨(圖2.11)；這種罕見的陶瓮，一致地在 晉國中小型墓中與女性共現，似乎不是巧合。類似的情形，亦見於稍北的山西洪 洞永凝西周M14 。M14報告者以其「骨架輕而細小」，判定「有女性特徵」。這種 陶三足瓮在山西西周墓地女性共現的現象，為推測晉侯墓地M92及M113為夫人墓，
提供較堅實的證據。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三足瓮的在曲村的晉國中小型墓一帶只出現在墓葬，而 罕見於生活遺址，不若鬲、豆、盆、罐等常見器制，在天馬―曲村生活遺址及 墓葬中皆歷歷可見。 顯然，陶三足瓮並沒有在西周晉地晉人日常生活中使用。
同時，又多出現在女性墓葬，似乎有可能是透過少數女性因婚嫁而帶來的罕見因 素，以標識其與墓主的特有關係，而特別用以隨葬女性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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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晉國墓地某些女性墓葬特有的三足瓮，可能源自西周時期鄰近諸侯國或 方國？而透過婚嫁入於晉國，隨葬某些晉國的女性嗎？事實上，三足瓮在西周 時期，散見於陝西宗周 、周原 、寶雞 國 、陝北 以及河北琉璃河的燕 國 (地圖3)，但基本上仍是少數，在這些侯國方國間罕見有大宗例證出現。
這些散見在西周時期宗周、周原、寶雞 國、陝北及河北燕國的少數的三足 陶瓮，或見於生活遺址；或墓葬；或大型器；或小件器。至於在其它侯國則更罕 見。從數量及與性別的關係二方面論來，晉國的例證反而稍多，而基本上多小型
如宗周京畿豐鎬區，在灃西客省莊西周早期居住遺址中便發現一件大型的【陶三足瓮】
，高50.9公分，口徑27.3公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灃西發掘報告》，北京：
文物出版社，1962，頁25），這種陶三足瓮的小型者亦用以隨葬墓主。如M56陶三足瓮則 隨葬35~40歲的女性（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張家坡西周墓地》，北京：中國大 百科全書，1999，頁125，圖94：1,2,3,附錄1；高13；16.8；23.6公分）。似乎在西周 京畿地區的陶三足瓮曾作為生活用品及隨葬品，其是否與女性必然有關，以其量少，尚 待探索。
這種陶三足瓮亦偶然出現在西周中、晚期的周原。扶風召陳村一件大型陶三足瓮是為例
（羅西章，〈扶風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0：4，頁19，圖十六）。
這種【陶三足瓮】且見於更西的西周早期的陝西寶雞紙坊頭一號墓，與「 伯鬲」及
「 伯簋」等共現。唯【陶三足瓮】在 國墓地眾多的陶器中，只有一件(《寶雞 國 墓地》，頁39、42，圖版一三：2，高25.5公分)。而此墓的陶器，除了此三足瓮外，器 類單一，為罐而已。
這種陶三足瓮亦偶然出現在商周之際的陝北。綏德薛家渠被盜的M1中，殘留了一件大型 的【陶三足瓮】（北京大學考古系商周考古實習組，陝西考古研商周研究室，〈陝西綏德 薛家渠遺址的試掘〉，《文物》1988：6，頁34，圖一一），亦有殘片出現在遺址中。在陝 北商周之際清澗李家崖城址的陶器群中亦出現（張映文、呂智榮，〈陝西清澗李家崖古 城址發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8：1，頁51）。
這種陶三足瓮，也偶然見於西周的燕國墓地，河北北京琉璃河M54出土一陶三足瓮，與 12件陶鬲，5件陶簋，17件陶罐及1件銅鼎、1件銅盤、1件銅簋等共同隨葬墓主，及一17 歲的女性殉人，但墓主的性別可能已不可辨識。北京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國墓 地》，頁30-32；100,117。M54的鼎銘為「 史作考 鼎；盤銘為「亞○妃」，唯對判 別墓主性別，沒有絕對的證據。這件三足瓮是在該墓地241件陶器中的1件而已，是罕見 器類報告者稱為「斝」，亦為泥質灰陶。M54在琉璃河墓地中的M54歸入第三級異族貴族 墓（陳光，〈西周燕國文化初論〉，《中國考古學的跨世紀反思》(下)，頁371-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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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且多見於墓葬，並一致地與女性密切相關。因此，這些散見於關中燕地等地 區的西周三足瓮，若用以推測晉使用三足瓮隨葬女性的來源地，以其量少，在證 據上顯得薄弱。反觀晉侯墓地M113的夫人墓主隨葬了罕見的銅三足瓮，其年代不 只早在西周早期 ，陶三足瓮且及於中小型墓隨葬女性墓主，顯然這種三足瓮對 用來隨葬西周晉國的這些女性墓主是有相當重要的意義，但在晉國似乎並沒有被 引入作為日常生活習俗的主要用器，因此只有少數保存在某些女性墓葬中。
事實上，這種陶三足瓮在夏商之交已在山西境內使用，且多見於生活遺址 中。有作為生活貯藏器者，如山西夏縣東下馮第Ⅳ期的【三足瓮】(圖2.12)以高 70公分，出現在H23的圓形灰坑中。H23雖未經個別報導，但被歸類在比較規整，
有的且有石階或斜坡出入口，有的壁上還有建造時留下的工具痕跡。以其大小 及出土的情境而言，報告者認為是貯藏器，是相當合理的。根據東下馮遺址西 區T261的地層關係，東下馮IV期疊壓在龍山文化之上，估算時間可能是夏末商 初 。此外，太原光社遺址出土有70公分高的【陶三足瓮】（圖2.12-1），翼城 感軍遺址、翼城縣西北的葦溝一北壽城遺址及晉中太谷白燕遺址四期也有出土 者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陶三足瓮在山西不只作為生活貯藏器，且當小孩夭折 時作為瓮棺葬的葬具。汾陽峪道河的W2，已殘，被水沖刷破壞，葬具僅存一陶三 足瓮（圖2.13），內置小孩骨架一付，瓮平置於墓穴內 ；翼城東木板村北斷崖
〈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六次發掘〉，《文物》2001：8，頁1-21。
東下馮考古隊，〈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東區中區發掘簡報〉，《考古》1980：2，頁97-10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山西考古研究所，《夏縣東下馮》，北 京：文物出版社，1988，頁104、141、214，圖版六○：1。
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山西實習組、晉中考古隊，〈山西太谷白燕遺址第一次發掘簡 報〉，《文物》1989：3，頁1-21。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員會，〈翼城曲沃考古勘察記〉，北 京大學考古系編，《考古學研究》(一)，1992，頁156。山西考古研究所編，《山西考古 四十年》，1994，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頁122，圖五六：12；125。圖六○：4；頁 126圖六一：2。此外，陶三足瓮或其破片也散見於太原光社（壽田，〈太原光社新石器 時代遺址的發現與遭遇〉，《文物參考資料》1957：1，頁57-58；樓煩、离石、柳林等，
晉中考古隊，〈山西樓煩、离石、柳林三縣考古調查〉，《文物》1989：4，頁31-39；長 治小神村，山西省考古研究所晉東南工作站，〈山西小神村遺址〉，《考古》，1988：7，頁 577-583，及侯馬市東陽呈，侯馬市博物館，〈侯馬市東陽呈遺址調查簡報〉，《考古與文 物》1990：6，頁32-35）。以上請參閱張斌宏，楊巧靈，〈蛋形三足瓮初探〉，《文物季刊
》1997：3，頁55。
山西考古研究所，〈山西汾陽縣峪道河遺址調查〉，《考古》1983：11，頁96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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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亦發現瓮棺葬一座，約60公分左右的三足瓮（圖2.14），瓮中似為兒童的碎 骨，朽為粉末狀 ，可見在二里頭時期或夏商之交，山西境內的晉南、晉中已有用 陶三足瓮作生活藏器具及瓮棺葬的例證 ，且多為大型器。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陶三足瓮在更北的內蒙、山西、陜西交界處的準格爾 旗的大口村也出現（地圖3）。在大口二期，作為瓮棺葬之一種葬具。在七座瓮 棺葬中，見於W1（圖2.15）及W4，二墓屬於墓坑比較規整，坑壁清楚者。這些瓮 棺都是用兩件器物器口相對，作為葬具，內裝小孩屍體，平放在墓坑中。W1即用 二件袋足瓮，一（DKW1：2）高46.5，一（DK1：1）高62.5公分；W4則一件袋足 瓮，高68公分及一件罐。W1及W4出現在1號房屋遺址的周圍（圖2.16）。事實上，
在F1房屋遺址內的西南角有一個圓形坑，坑內即放置一個傾倒的陶三足瓮（圖 2.17）。其以日常生活用具盛放夭折的幼童，埋在房屋的周圍，這種葬俗相當明 確。大口二期的相對年代被斷為早于偃師二里頭，晚於客省莊二期 。
這種陶三足瓮，在更北的內蒙朱開溝（地圖3），主要見於生活遺址，從龍 山晚期到殷墟早期，且有一定的數量，10件完整器及大量的殘片(圖2.18) 。
山西考古研究所，〈翼城四遺址調查報告〉，《文物季刊》1992：2，頁21，高度乃由考古 報告中八分之一的原器線繪圖換算而成。
許偉，〈晉中地區西周以前古遺存的編年與系譜〉，《文物》1989：4，頁40-50；張斌宏
、楊巧靈，〈蛋形三足瓮初探〉，《文物季刊》1997：3，頁55-59。
吉發習、馬耀圻，〈內蒙古準格爾旗大口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79：4，頁318。
朱開溝陶三足瓮尺寸表：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朱開溝—青銅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 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頁100-102，圖版五○、圖版五一：1、2；〈准格爾旗 寨子塔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頁28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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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三足瓮 口徑 腹最大徑 高
H2058：1 24 30 36
W2006：2 36 40 58
W2003：2 21 27.9 42.6
F2037：2 28 37 46.8
W2006：1 25.8 32.7 46.2
W2009：2 29.2 34.5 42
W2009：1 34 39 57
QH91：1 26.8 43 54.5
QH81：4 27.6 39 42.6
W1001：1 26.4 34.2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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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出土於II區居住遺址內的W2006瓮棺葬，墓穴的平面略呈橢圓形，長117，
寬57，深75公分，中有二件三足瓮，口對口套接形成葬具，平置於墓底（圖 2.19）。
根據朱開溝遺址五段中，在第三段大體相當於夏代的早期階段以後 ，鄂爾 多斯地區自然氣候急劇向冷、乾方向發展，人們愈來愈難以抵禦惡劣環境。三段 時，農業雖仍占主導地位，但墓葬隨葬中開始從以猪下頜骨改變成到以大量的羊 下頜骨隨葬，隨葬品和日常用具中出現部分砂質帶鈕罐、蛇紋鬲等反映畜牧經濟 特徵的陶器，顯然畜牧業在社會經濟中已相當重要。到第四段，大體相當於夏 代晚期階段，家猪養殖業在社會經濟中更下滑，畜牧業不斷上升。 這種鄂爾多 斯從夏早期開始的氣候改變所帶來的社會經濟型態的大轉變，是否也促使了以陶 三足瓮為生活貯藏器並作為瓮棺葬葬具習俗的居民部分南移到山西 ，因此，
在夏商之交山西也出現類似的瓮棺葬呢？這類居民及其後代可能從此就散居在山 西等境內。當西周早期，姬晉以外來武裝殖民政權 統治山西曲沃晉地時，可能 與這類居民的女性通婚，致使晉國中小型墓及晉侯墓地皆出現了少數有陶三足瓮 隨葬的女性，這種散見於晉侯M113的銅三足瓮及晉國墓地的女性墓葬中的陶三足 瓮，豈是對北方內蒙等地方遠古生活及瓮棺葬習俗的一種記憶，而沈澱在二里頭 時期的夏縣東下馮等山西境內，並沈澱在西周時期晉國某些女性墓葬中，但多以 較小型的型態出現？而M113的墓主可能以其身分較高及對其遠古習俗的尊重，以 銅質出現在墓葬中，因此得以擠入銅器的行列中，且被置於銅猪的口中。這隻銅 猪尊，乃晉侯鑄器，銘文為「晉侯作旅飤」，與M114的鳥尊的「晉侯作向太室寶 彝」的 彝性質似作區隔。雖同為動物式尊，但一為行旅用的器皿出現在女性墓 葬中，一為 彝性質的器皿，出現在男性墓葬中。鄂爾多斯從龍山時期到殷墟以 來，以下頜骨隨葬的原始習俗的記憶，是否在M113女性墓主隨葬排場也被一併
有關朱開溝遺址分期及與其他文明的時代關係，韓建業亦有論述。〈內蒙古朱開溝遺址 有關問題的分析〉，《考古》2005:3，頁55-64。
《朱開溝―青銅器時代早期遺址發掘報告》，頁284-291；杜正勝，〈歐亞草原動物紋飾 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研究所集刊》，64本第2份，1993，頁 302；王明珂，〈遼西地區專化遊牧業的起源—兼論華夏邊緣的形成〉，《中央研究院歷史 研究所集刊》，67本第1份，1996，頁211-212。
在陝北的龍山時期的神木石 遺址亦偶見陶三足瓮（戴應新，〈陜西神木縣石 龍山文 化遺址調查〉，《考古》1977：3，頁154）。
西周早期的候國為武裝殖民封建政權，請參閱杜正勝，〈 封建與宗法〉，《中央研究院歷史 研究所集刊》50本3份（1979），收錄在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頁333-394；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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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呢？或許這只是巧合而已，皆有待日後更多的證據探索。總之，無論在時空 上，陶三足瓮可能來自更北的內蒙或較近的夏商時代的東下馮等 ，其對西周周 人的晉文化而言，是透過女性婚嫁而為姬周晉國等帶進來的異族文化，這種可能 性是不小的。相對的，內蒙自龍山到殷商時期，以大型陶三足瓮作為貯存與瓮棺 葬具的習俗，以及與此習俗息息相關的山西二里頭時期如散見於夏縣東下馮、太 谷、翼城等的同樣的陶三足瓮的習俗，對這類傳統而言，西周早期姬周晉侯何嘗 不是一種外來的武裝殖民封建政權，而與當地保留有這類「北方」傳統的女性婚 嫁呢？晉侯墓地M113的【銅三足瓮】及M92【陶三足瓮】所反映的墓主的身分，或 許即屬此類吧！只是遠古的大型貯存器或瓮棺葬，此從龍山到殷墟時期活生生根 植於內蒙及山西生活中的習俗，在西周早期的姬周晉人墓地中，被作成小型的陶 器，或微型化的銅器，散見在姬周常見的銅、陶器群中，特別是銅三足瓮，既沒 有銅器常見的裝飾紋飾，且單薄器小，似成為對少數相關女性的遠古記憶追思又 尊崇的符號而已。
王克林以為陶三足瓮是從二里頭東下馮類型發展下來的晉文化的傳統性因素(王克林，
〈論晉文化的傳統性與綜合性〉，中國考古學會、山西省考古學會、山西考古研究所編
《汾河灣》，山西：山西高校聯合出版社，頁236；王克林，〈晉文化與北方青銅器文化 關係探索〉，《文物季刊》1995：4，頁49-56)。但安金槐在比較朱開溝大汶口文化與夏 縣東下馮的三足陶瓮時，認為「河套地區有不少文化遺址中包含有豐富的夏商時期的文 化遺存」（安金槐，〈對河套地區夏商時期文化遺存的淺見〉，《中國考古學會第八次年會 論文集》，1991年，頁120-124）。值得注意的是盧連成以為陶三足瓮由內蒙中南部向東 傳至河北，向東南傳至晉中太原、及晉南東下馮類型，並向南至關中等（盧連成，〈先 周文化與周邊地區的青銅文化〉，考古學研究編委會編，《考古學研究》，1993，陝西：
西安三秦出版社，頁269）。顯然，以為陶三足瓮的起源地在內蒙。蘇秉琦更肯定的說 明內蒙的河曲一帶是陶三足瓮的發源地(蘇秉琦，《中國文明探源》，北京：三聯，1999
，頁50)；此外，又有以陶三足瓮是晉中地區龍山文化晚期峪道河類型的典型器物（張 德光，〈試論晉中龍山文化晚期的幾個問題〉，《山西文物》1986：2）；有以為是夏早期遺 存的標誌物（許偉，〈晉中地區以前古遺存的編存與譜系〉，《文物》1989：4，頁40-50
）；有以為是晉南二里頭文化的典型器物（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
〈晉南二里頭文化遺址的調查與試掘〉，《考古》1980：3，頁203-210）（參閱張斌宏，
楊巧靈，〈蛋形三足瓮初探〉，《文物季刊》1997：3，頁55-59）。總之，有關陶三足瓮的 起源地與流傳地，以及典型與非典型器類的認定皆須要有較精確的相對年代的斷代，以 及詳實的統計學的量化數據，並全面的考察三足瓮在出土遺物中的地位，始可作較精確 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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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侯墓地M113的銅、陶三足瓮所呈現的與女性墓葬有關，而與北方不同於姬 周晉人的異族文化因素相關的可能性，似乎可以從M113另一罕見的【銅雙耳罐】
得到進一步肯定。
這件【銅雙耳罐】類型同是晉侯青銅鑄器所未見，也是青銅容器系統中的異 類，卻是甘肅（圖2.20）、青海齊家文化及辛店文化陶器的特色 。這類陶雙耳 罐的形制，且有一定數量的見於內蒙古朱開溝遺址（圖2.21），從龍山到殷墟早 期的墓葬中 ，並見於陝西灃西客省莊二期文化（圖2.22） ，及西周早期寶雞 濛峪溝墓地(圖2.23) 。晉侯M113墓主似乎再度顯示與寶雞一帶共同存有著西北 方或北方的遠古記憶！
總之，從M113中的二件罕見的小型銅容器，以器形小，且沒有紋飾的微型化 的形態出現，似乎透露了女性墓主與遠古西北方或北方傳統相關的記憶。它們可 能與北方或西北方傳統有關。銅三足瓮及陶三足瓮等隨葬晉侯墓地及晉國中小型 墓葬群女性墓主的現象，反映出晉國武裝殖民政權與帶有北方傳統女性婚姻的可 能性。
餘論：所謂「邊緣」文化研究的意義
商周「稀有」青銅器類，乃是相對於學界習用的「中原」或「華夏」為「主 流」的「邊緣化」現象。所謂「中原」或「華夏」乃是指青銅時代的黃河、長江 兩流域，以容器及兵器為主的青銅鑄器概念，所發展出來的一定的技術、器類、
紋飾與銘文書寫方式與內容，並形成代表身分、政治、社會、經濟地位的用物體 系，且蔚為一股占有政治、經濟優勢的席捲貴族社會的大潮流。「稀有」器類則 是此潮流的邊緣化。
這種「稀有」器類是在使用銅的鑄器概念上，或成形裝飾品，或形塑人像、
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北京大學考古系甘肅實習組，〈甘肅臨夏蓮花台辛店文化墓葬發掘 報告〉，《文物》1988：3，頁7-19；甘肅藏族自治州文化局，〈甘肅卓尼縣納浪鄉考古調 查簡報〉，《考古》1994：7頁587-599；青海文物處、青海省考古研究所，《青海文物》
48，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朱開溝》，頁251-256；〈伊金霍洛旗白敖包墓地發掘簡報〉，《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 二輯，1997年，頁327-337。
《灃西發掘報告》，頁63-65。
盧連成、胡智生，《寶雞 國墓地》，頁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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