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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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中華民國九十年(2001年) 五月.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 彭明輝 **. 本文主要討論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論的立場與觀點。《聯合報》在創刊初始即對台灣政治抱持高度關心的立場，因而《聯合報》對重大政治議題，時以作為“社會公器”的立場加以突顯；但在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脈絡中，《聯合報》的言論向來有其明顯之立場。整體而言，《聯合報》的言論立場向來被視為較偏向執政當局，本文分析《聯合報》的立論，在一定程度上即與執政當局相唱和，惟其所處時代背景似應列入考量。做為大眾傳播媒體的《聯合報》，對重大政治事件的報導可謂相當多樣，但社論則往往有其特殊立場與觀點。關鍵詞：社論、傳播媒體、中壢事件、美麗島事件、台灣獨立. *. **. 本文為國科會研究計畫“王惕吾與聯合報系的形成”(編號nsc 83-0301-h-004-033，執行期限：1994. 06. 01- 1995. 07. 31)報告中之一章節，由助理林富美、潘光哲協助完成。此次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正式發表前，承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大部分均已採納修訂，謹此敬致謝悃。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2) ．27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一、引論本文主要討論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論的立場與觀點。1《聯合報》在創刊初始即對台灣政治抱持高度關心的立場。因而《聯合報》對某些政治議題，時以作為“社會公器”的立場加以突顯。本文主要討論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發生過程中，《聯合報》社論的立場與觀點。在戰後台灣的政治發展脈絡中，《聯合報》的言論向來有其明顯之立場。整體而言，《聯合報》的言論立場，在兩蔣主政時代，向來被視為較偏向執政當局；李登輝主政後，則成為反李的大本營。本文分析《聯合報》的立論，在一定程度上即與兩蔣主政時代的執政當局相唱和。做為大眾傳播媒體的《聯合報》，對重大政治事件的報導可謂相當多樣，但社論則往往有其特殊立場與觀點，以後見之明分析，固有可議，然則戰後台灣報業媒體在國家機器制約下發展的脈絡亦不容忽視，本文選擇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自由中國》案（雷震案）、19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主張、對“統獨之爭”的觀點等重大政治事件為分析對象，探討《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 2. 二、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 1950年代中期陸續爆發的“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乃係戰後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迄未經確切論證的事件。惟論者以為，國民政府之起用孫立人、吳國楨分別擔任陸軍總司令及台灣省政府主席，與爭取美國支持有相當大的 1. 2. 在一般情況下，報紙社論具有代表報社立場的意義，論析聯合報系對戰後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主要以《聯合報》為中心的原因，係因聯合報系創刊最早、發行時間最長的報紙為《聯合報》，且言論與政治事件最具相關性，因此具有代表聯合報系言論立場的意義；在討論過程中，對各事件則列舉若干則《聯合報》的報導為代表，而非詳列其報導之全貌。有關李登輝主政時代，因涉及國民黨內部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較難視為政治事件，故未加以討論；陳水扁主政已在2000年以後，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亦未著墨。.

(3)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79．. 關係。而當國際情勢對國民政府愈形有利時，蔣介石無須再藉維持孫立人、吳國楨的任命，爭取、維繫美國對台灣的支持；3而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推動軍中政戰制度，且擔任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主任，負責此一青年動員單位的領導工作，分別與孫立人、吳國楨發生衝突，孫立人、吳國楨與蔣介石的蜜月期乃告終結。 1953年4月10日吳國楨辭台灣省主席職，隨後赴美不歸； 4孫立人亦因對在軍中建立政戰系統不滿，於1955年8月20日被指控策畫武裝政變而遭軟禁。5 孫立人、吳國楨的失勢，正好宣示了蔣介石強人威權體制在台灣的逐步建立。6 上述事件，略可說明美國在1950年代介入台灣事務而使局勢趨於穩定後，蔣介石嘗試排除親美力量的動作；同時，美國官方支持孫立人，欲以其取代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另行找尋其在台代理人的計畫亦告落空。 7 3. 4. 5. 6. 7. George H. Kerr, The Taiwan Confrontation Crisis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 Inc. and the 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Human Rights, Inc., 1986), p. 72。Kerr指出吳國楨辭去省主席一職與1952年美國共和黨贏得大選入主白宮有關，因為共和黨政府會持續甚而擴展對台灣的援助，吳國楨擔任省主席已經不再是爭取美援的必要條件，Kerr甚至指出這段期間，吳國楨曾在台灣面臨一次對他的暗殺嘗試，而在宋美齡的進言下，方才到美國定居；參考：郭緒印(主編)，《國民黨派系鬥爭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頁635-636。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台北：月旦出版社， 1994)，頁86, 98, 106；韋艾德(E. A. Winckler)，〈精英之間的政治鬥爭，1945-1985〉，收入：E. A. Winckler & S. Greenhalgh(編)，張苾蕪(譯)，《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台北：人間出版社，1994)，頁215-216；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Ｉ》(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0)，頁182。伊原吉之助，《台灣政治改革年表‧覺書(1943-1987)》(奈良：帝塚山大學，1992)，頁 158-159；戴國煇(著)，魏廷朝(譯)，《台灣總體相》(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7)，頁158；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Ｉ》，頁236；當然1955年8月20日是官方宣布的日子，最遲在孫立人於8月3日辭去參軍長一職時，“孫立人事件”事實上便己發生。而政府也隨即派人至美國解釋尋求諒解，不過官方最終的處理方式當時仍未完全定案而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譯)，《顧維鈞回憶錄》，12(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572-577。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06；關於強人威權體制，可參考同書，頁31-45。參考：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台北：四季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0)頁 99-100；茅家琦(主編)，《台灣三十年》(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頁90-95。.

(4) ．28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台灣1950年代這兩件政治事件爆發時，媒體報導可謂各具立場。如吳國楨赴美後批評蔣介石與台灣政府，8《聯合報》的報導即偏向於負面，9且以“國家民族利益”的意識形態字眼提出批判。一方面批評吳國楨言論有“舍棄國家民族利益而談民主自由”的意味，且以胡適為對比，說胡適不曾在美發表抨擊時政的言論，是具有“高尚的風度與器識”，以吳身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兼國民黨中常委身分，應在「政治性的會議席上，或者黨的決策性的討論會中，據理力爭」，而不應在海外放言高論。但「吳氏最近為了私憤而不顧國家民族利害的言論，實犯了最大的錯誤」。故希望吳立即束裝返台，勿繼續在國外“說風涼話”。 10而當立法院長張道藩召開記者會，指責吳國楨出任台灣省政府主席的政績後， 11《聯合報》發表社論，批評張道藩以記者會指責吳國楨的行為，是「翻老帳，談往事」，其實於事無補，政府應“從速依法處理”。《聯合報》同時指出，吳國楨身為政府官員，卻得以“逍遙國外”，“政府亦不免有措置失當之處”， 12而“吳國楨意圖以政治作為推倒法律的憑據”，主張依據法律盡速處置。 13其立場雖有批判既成體制之論，但整體而言，不以吳國楨之言行為然的意味更為明顯。而在孫立人案方面，相關論述大抵以為，孫立人係因對蔣經國在軍中建立政戰系統不滿，受搆陷誣指為策畫武裝政變而遭軟禁；但當1955年8月20 日此案爆發時，媒體報導孫立人卸任總統府參軍長一職，係因其舊部郭廷亮被控為“匪諜”，孫立人未察失職而辭職自請議處。 14但孫立人在接受美聯社 8. 9. 10 11. 12 13 14. 吳國楨赴美後批評蔣介石總統、國民政府言論之概述，見：汪榮祖、李敖，《蔣介石評傳》，下(台北：商周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799-805。例如：〈吳國楨狂言變本加厲/旅美僑胞咸痛澈心脾〉，《聯合報》(1954. 3. 2)；〈吳國楨竟狂悖到底/李宗仁正加以勾搭〉，《聯合報》(1954. 3. 5)。〈社論：論「吳國楨案」〉，《聯合報》(1954. 3. 3)。〈張道藩招待中外記者/駁斥吳國楨謬論/指出吳氏過去違法失職事實〉，《聯合報》(1954. 3. 5)；另參考：李永熾(監修)，薛化元(主編)，《台灣歷史年表：終戰篇Ｉ》，頁204。〈社論：澄清吳國楨案〉，《聯合報》(1954. 3. 5)。〈社論：對吳國楨案應迅速採取行動〉，《聯合報》(1954. 3. 12)。〈因涉匪諜郭廷亮案/孫立人准辭職/總統令派調查委員會澈查/黃鎮球繼任參軍長〉，《聯合報》(1955. 8. 21)。.

(5)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81．. 記者訪問時，表明他對舊部郭廷亮是“匪諜”一事“絲毫不知”的訊息，《聯合報》亦有所批露。 15而對孫立人涉案後召開的調查會議、監察院處理的情況亦有所報導。16至官方對孫立人案之調查告一段落後，17即以社論表達意見。這篇社論完全接受9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的指控，18確認孫立人案確係以「孫氏獨信部屬，失察失職」，實有可議之處，且認為蔣介石及調查委員會對本案處理“審慎寬大”。 19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孫立人並非高級軍事將領遭整肅的個例； 20 因此，不以當時的政治環境為考量，而批評媒體不替孫立人“打抱不平”，或未盡職責， 21似為一偏之論。整體而論，“吳國楨案”及“孫立人案”這兩個迄未經確切論證的事件，要求事件爆發時的《聯合報》言論，能如史家的“事後之明”，恐非易事。而當時《聯合報》的言論，在一定程度上係與官方的說辭一致，就當時政治的現. 15. 〈外籍記者訪孫立人/孫說郭廷亮大概是少校軍官/他聽說郭是匪諜覺得很驚訝〉，《聯合報》(1955. 8. 22)。 16 例如：〈郭廷亮案調查委會/昨首次會議/曾商關於調查事項/該會即將開始工作〉，《聯合報》(1955. 8. 27)；〈孫立人涉嫌案/監院昨議決/交委會調查〉，《聯合報》(1955. 9. 21)；〈孫立人調查工作/近期將可結束/黃少谷向立委保証公正處理〉，《聯合報》(1955. 9. 24)；〈監院調查孫案/三週內可竣事〉，《聯合報》(1955. 10. 19)。 17 〈孫立人案調查結束/總統明令免予議處/特准自新令由國防部隨時察考以觀後效/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昨亦經全文發表〉，《聯合報》(1955. 10. 21)。 18 這分九人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全文見：〈孫立人將軍因匪諜郭廷亮事件自請查處案調查委員會報告書全文〉，《聯合報》(1955. 10. 21)。 19 〈社論：孫立人案真象大白〉，《聯合報》(1955. 10. 21)。 20 例如空軍總司令王叔銘、海軍總司令桂永清均因案去職(乃至桂永清自殺)，參見：韋艾德 (E. A. Winckler) ，〈精英之間的政治鬥爭， 1945-1985 〉， E. A. Winckler & S. Greenhalgh(編)，張苾蕪(譯)，《台灣政治經濟學諸論辯析》，頁216。 21 如孫立人之義子揭鈞在替“孫立人案”翻案之作《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即以為當時調查委員會報告書“之掩飾工作產生很大效果”，致各報社論對孫立人案之評論處理基調為蔣介石“寬大處置”，是“沒有新聞自由的黑暗社會”才會出現的言論，但他引用的文獻除台灣本地之報紙(如《聯合報》、《新生報》)外，另有非本地之報紙(如香港《華僑日報》、《星島日報》；揭鈞，《小兵之父：孫立人將軍側記》(台北：躍昇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頁251-252。縱使可承認當時台灣確為“沒有新聞自由的黑暗社會”，但此一評論亦見諸外地媒體，可見不能從孤立的道德脈絡(或層次)批評媒體對孫立人案的評論。.

(6) ．28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實環境而言，“吳國楨案”與“孫立人案”發生的複雜實情， 22要求在威權體制下的媒體，提出有異於官方論述的評斷，實有其難處。. 三、《自由中國》案(雷震案) 1949年前後，中國大陸局勢逆轉，一些反共的知識分子來到台灣。其中有不少人為所謂的自由派，對民主憲政抱持肯定的理念。他們同時也擁護蔣介石復行視事，領導“民主反共”的立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自由中國》。在當時的歷史時空條件下，加上成立初始的良好黨政關係，《自由中國》本即具備較佳的發展條件，同時始終站在支持“民主反共”立場，宣揚民主憲政理念，因此，最後雖因雷震入獄而告終結，《自由中國》在日後被視為1950 年代台灣自由主義的代表。 23 1950年代，《聯合報》尚未發展至日後之規模，但相較於其他大報(例如《中《聯合報》基本上站在比較支持的立場，尤央日報》)對《自由中國》的批評，以有關新聞、言論自由的議題，《聯合報》與《自由中國》的立場，大體是一致的。24當《自由中國》屢屢承受政治壓力，不但印刷成問題，25甚至連出 22. 23. 24. 25. 如救國團的推動，即為吳國楨與蔣經國衝突的一個引爆點；參見：雷震，《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香港：七十年代雜誌社，1978)，頁83；吳國楨向雷震表示，其反對救國團成立未果，只好消極地不發給經費，因而引起蔣經國的不滿。參考：錢永祥，〈自由主義與政治秩序：對《自由中國》經驗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1. 4 (台北，1988，冬季號): 57-99；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頁55-84；鄭牧心，《台灣議會政治四○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頁178-187；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年》(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87)，頁73-75。請參閱：彭明輝，〈政經環境與報業經營：以聯合報系為中心的討論〉，《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14 (台北，1997. 05): 303- 330。《自由中國》所受政治壓力甚大，以致連印刷都成問題，早期由陳紀瀅介紹在精華印書館印刷，但因《自由中國》對國民黨的批評愈來愈劇烈，情治人員開始到印刷廠檢查稿子，並對送印的稿子照相；參見：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243；雷震，1957年5月3日日記，《雷震全集》，第39冊，頁85；在不斷的騷擾下，精華印書館決定不再印刷《自由中國》；參見：雷震，1957年2月14日記(《雷震全集》，第39冊，頁29)；被精華印書館拒印之後的《自由中國》，曾短暫的在尚德印.

(7)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83．. 刊廣告都基於政治因素，無法刊載於《中央日報》等媒體， 26《聯合報》適時伸出援手，在頭版刊出其廣告。 27而當《自由中國》(特別是雷震)在1950年代末期涉入“反對黨”的籌組工作後， 28此類新聞亦漸次浮上檯面。當時省議員陳火土質詢省主席周至柔，關於自命為反對黨而攻詰政府者應如何處理？周至柔答覆云，政府需培養高度寬容與民主的雅量。《聯合報》即以社論加以贊揚，以為這才是真正能促成“反共大團結”之道； 29可見《聯合報》視反對黨有助於團結反共。其後《聯合報》對自1960年起緊鑼密鼓的組黨行動有相當多的報導， 30並以社論評論組黨的行動，清楚表達立場所在。此篇社論明確表示，在中央民意機構不可能改選的情況下，反對黨在短期內“自談不到透過選舉贏得政權的可能”，但贊成有反對黨的成立。31相對於其他具官方色彩的媒體，對反對黨籌組行動的抹黑與戴帽子， 32《聯合報》的言論可謂與刷廠印過1期，榮泰印書館印過3期，但均因情治單位干擾而不願繼續承印(馬之驌，《雷震與蔣介石》，頁244-247)；除了特務干擾之外，還有稅務稽徵處找印《自由中國》印刷廠的麻煩(參見：雷震，1957年5月6日日記，《雷震全集》，第39冊，頁88)；所以一度因面臨找印刷廠問題而沒有立即發表反對蔣介石總統三連任的文章，雷震云係因此而“不敢寫”(參見：雷震，1959年5月29日日記，《雷震全集》，第40冊，頁99)。 26 雷震，《雷震回憶錄──我的母親續篇》，頁106-107。 27 《聯合報》(1960. 9. 1)；值得注意的是，這是《自由中國》最後一期(23卷第5期)的出刊廣告。 28 關於雷震涉入“反對黨”的籌組工作，參見：張忠棟，〈雷震與反對黨〉，收入：澄社，《台灣民主自由的曲折歷程──紀念雷案三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頁55-72。 29 〈社論：有感於周主席之言〉，《聯合報》(1958. 8. 3)。 30 例如：〈民青兩黨及無黨派人士/檢討地方選舉/決定籌組新黨〉(1960. 5. 19)、〈選舉改進會發言人/宣布籌組新黨〉(1960. 6. 27)、〈籌組反對黨人士/昨在台中集會/新黨將於十月分前成立/決爭取下屆縣市議員當選名額〉(1960. 7. 20)、〈雲嘉部分人士/座談改進選務/ 決支持組反對黨〉(1960. 7. 24)、〈籌組反對黨人士/昨天在中壢集會/對黨名政綱尚無決定〉 (1960. 8. 14)等。 31 這篇社論認為：「在基本形勢上，我們可以有一個反對黨」，「在當前情況下，我們應該有一個反對黨」，並以為，反對黨的出現「對執政黨並無不利」；〈社論：論朝野期望中的反對黨〉，《聯合報》(1960. 6. 4)。 32 如1960年7月31日的《台灣新生報》南部版用大字新聞在頭版登載“共匪支援新黨”的消息，明顯是媒體對於反對黨籌組行動的抹黑與戴帽子之舉，見：雷震，1960年7月31日日記，《雷震全集》，第40冊，頁360。.

(8) ．28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官方立異。《聯合報》的報導甚多。當1960年9月4日雷震等人以“涉 “雷震案”爆發後，嫌判亂”遭警備總部逮捕，《聯合報》除在翌日以頭版頭條報導， 33至11月底雷震申請覆判被駁回這段期間，幾乎天天都有相關消息報導。《聯合報》刊布與雷震案相關的新聞大體可分為下列5種：1.與雷震案審理過程相關者；342. 與雷震家人的營救行動與訊息相關者；353.與雷震參與組織中國民主黨活動相關者； 364.與雷震密切往來人士的看法及相關行動訊息； 375.官方的控訴與評論。 38對於雷案庭審辯論，《聯合報》更以該日1/4的新聞版面報導其過程； 39 33. 〈《自由中國》雜誌發行人雷震涉嫌判亂被捕〉，《聯合報》(1960. 9. 5)。如〈宋英聲請法院提審雷震〉(9. 6)；〈由港匯來鉅款／並非雷震戶頭／雷妻宋英昨加以說明／抗告案由高院處理中〉(9. 11)；〈宋英發表談話〉等(9. 14)；〈宋英聲請提審雷震／高院裁定駁回抗告〉(9. 18)；〈張旦平律師解釋雷案兩項法律問題〉(9. 24)；〈涉嫌判亂顛覆政府／雷震等經提起公訴〉等(9. 27)；〈雷震判亂疑案／兩週之後開審〉(9. 28)；〈高級軍事法庭組成／雷案定下週一開審〉(9. 29)；〈雷震涉嫌判亂案／警總今開調查庭〉等(10. 1)；〈審判雷案揭開序幕〉等(10. 2)；〈雷案今開審／可能一天審完〉(10. 3)；〈雷案今天宣判〉(10. 8)；〈警總軍事審判庭宣判／雷震判處徒刑十年〉等(10. 9)；，〈雷案三被告／將聲請覆判〉等(10. 10)；〈雷震馬之驌今聲請覆判〉(10. 17)；〈雷震案全卷／送達覆判局〉(10. 22)；〈雷震申請覆判／提出理由書狀〉等(10. 31)；〈雷震等涉嫌判亂案／本月十日前可覆判〉(11. 1)；〈覆判局因辦理不及／雷震案等覆判案／展延廿天裁決〉 (11. 12)；〈雷震劉子英叛亂案／覆判仍維持原判決〉(11. 24)等。 35 如〈雷震致書家人／敘述生活近況〉等(9. 9)；〈雷震之女在美奔走圖引外力援父〉(9. 15)；〈雷震之女力圖救父在美到處奔走求援〉(9. 17)；〈雷震之女續在美國呼籲救父〉(9. 19)；〈雷震之女投書紐約時報〉(9. 20)；〈宋英接獲怪信／送請警總澈查〉(10. 20)；〈宋英李萬居所接怪函／撲朔迷離〉(10. 21)；〈雷震在獄中／獨居感孤寂〉(11. 18)；〈雷震劉子英移安坑軍監〉(11. 25)；〈親友探視雷震〉(11. 26)。 36 如〈「反對黨」籌組工作仍繼續進行〉(9. 6)；〈籌組反對黨人士定今發表聲明〉(9. 12)；〈籌組反對黨人士發表聲明要求當局釋放雷震〉(9. 13)；〈立委黃玉明促政府／勿因雷案懷疑新黨〉(9. 28)；〈選戰臨邇看新黨／千呼萬喚出不來〉(11. 22)；〈新黨人士集議研究營救雷震〉(11. 25)。 37 如〈立委成舍我胡秋原對雷震案發表意見〉(9. 14)；〈立法委員質詢雷案／陳揆昨提答覆〉 (9. 24)；〈陳兼院長電復胡適／偵訊雷震依法辦理〉(9. 24)；〈六監委提臨時動議促監察院調查雷案〉等(10. 14)；〈監院成立專案小組，決定調查雷案〉(10. 15)；〈監院雷案小組，開始搜集資料〉(10. 21)；〈[監院]雷案小組決做局部調查〉(11. 17)；〈監院研究雷案小組／昨舉行會議／決定展開全面調查〉(11. 26)；此外還刊出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三人共同署名的〈「自由中國」言論撰稿人共同聲明〉(10. 1)。 38 如〈[警備總部發言人]王超凡談話〉(9. 6)；〈王超凡昨宣稱／劉子英是匪諜，雷震亦被牽 34.

(9)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85．. 而對與雷震關係密切的友人之動向，如胡適等人，40報導尤為突出、詳盡，41 甚至以社論提出呼籲，希望訪美歸台的胡適，能有助於雷案發生後，政治低氣壓的消弭與澄清。 42因此，在《聯合報》的版面中，可以說非常動態地呈現了與雷震案相關的報導。此外，《聯合報》更以社論表達對雷案的看法，認為雷案的發生，“是一件親痛仇快的事”，主張將案情全部公布並公開審判“以昭大公”。 43雷案宣判後，《聯合報》社論以為《自由中國》僅以文字指責政府、批評政府，但卻被指稱為“以文字為有利於叛徒之宣傳”而處以重刑，「很容易使人懷疑政府箝制言論，興文字獄，影響所及，勢必阻塞言路及正當輿論之發展」。44當覆判結果揭曉，雷震維持原判決，《聯合報》社論認為「政府以雷震言論而判處重刑，其不足以塞道路悠悠之口，則是鐵的事實」，所以建議蔣介石總統「依據憲法第四十條所賦予總統之職權，毅然赦免雷震言論部分之刑責」。45此立. 39. 40. 41. 42 43 44 45. 涉在內／警備總部將發表全案詳情〉(9. 10)；〈趙琛檢察長昨表示／非軍人叛亂案／警總有權處理／軍事檢察官昨提訊雷震〉(9. 10)；〈趙琛認為叛亂案件／法院無權受理〉等(9. 24)；〈戒嚴地區叛亂案件，不論身分概受軍事審判，趙琛舉例說明／司法機關無權受理〉 (9. 27)；〈雷震劉子英馬之驌叛亂嫌疑案件／警備總司令部起訴書全文〉(9. 27)；〈雷震案判決主文及判決要旨〉(10. 9)；〈台灣警備總司令部雷案判決書〉(10. 15)；〈有關雷案數事／，警總發表談話〉(10. 19)；〈國防部對雷震案覆判判決書〉(11. 24)。從以上的分類檢視對「雷案」的報導，即可顯示出《聯合報》傳達「雷案」訊息既多且廣。《聯合報》在1960年10月4日即以2版、3版全版篇幅做全面報導；而當時《聯合報》僅發行8版，即可見其重視此案之程度於一斑。關於胡適與雷震密切關係的探討，參見：張忠棟，〈為自由中國爭言論自由的胡適〉，收入：張忠棟，《胡適‧雷震‧殷海光》(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頁147-173。如《聯合報》以第一版頭條方式處理關於胡適行動的消息：〈胡適昨晚返抵台北/聲明不做政黨領袖〉(10. 23)等；又如在頭版報導胡適對雷案之評論與看法：〈胡適博士關切雷案/指已損及國家聲望〉(10. 24)、〈對於雷震未獲減刑/胡適表示失望〉(11. 24)；以專稿報導胡適之動向，如：陳啟福，〈胡適、新黨、及其它〉，《聯合報》，(1960. 10. 24)；于衡，〈南港深夜訪胡適〉，《聯合報》(1960. 10. 25)。〈社論：發揮理性的平衡作用──有感於胡適先生的歸來〉，《聯合報》，(1960. 10. 17)。〈社論：我們對雷震案的看法〉，《聯合報》(1960. 9. 6)。〈社論：我們對雷震宣判後的感想〉，《聯合報》(1960. 10. 9)。〈社論：呼籲總統赦免雷震言論部分刑責〉，《聯合報》(1960. 11. 24)。.

(10) ．28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場與胡適等人聯合40多位名流學者簽名，要求蔣介石總統特赦雷震遭拒，46兩者立場一致，結果亦同。整體而言，《聯合報》對雷案的報導與社論，基本立場有別於官方，雖然其主張並未獲得正面回應，但就新聞媒體的角色而言，《聯合報》有關此一事件的報導，可謂善盡其責。. 四、1970年代的台灣民主運動隨著台灣政治局勢的轉變，《聯合報》關於台灣內部民主運動的報導與分析亦漸次增多。. （一）中壢事件 1977年11月19日，因公職選舉投票糾紛而引發的“中壢事件”，造成2人死亡，這場在戰後台灣政治發展過程中，首度挑戰國民黨威權體制的群眾事件， 47影響極為深遠。事件爆發後，台灣各媒體在國民黨文化工作會的約束下，對此一事件大都輕描淡寫，甚而三緘其口。《聯合報》在事件爆發後一周，對此事做了比較全面的報導。 48據當時負責全桃園縣新聞採訪的吳心白回憶，當天他採取兩路策略，一面申請專用電話，一面派遣記者駐守桃園縣警察局中壢分局，以便採訪第一手新聞，迅速傳回台北總社，使《聯合報》在第二天能立即對. 46. 參見：張忠棟，〈胡適與殷海光──兩代自由主義者思想風格的異同〉，《胡適‧雷震‧ 殷海光》，頁39。 47 參考：田弘茂(著)，李晴暉、丁連財(譯)，《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121-122，；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88-190；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125。 48 《聯合報》在1977年11月26日以第3版全版報導；參考：《新聞事業》，頁23-24；王麗美，《報人王惕吾：聯合報的故事》，頁382-385。.

(11)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87．. 此事做出報導； 4911月25日，吳心白與當時親歷現場的2位記者、《聯合報》總編輯、編輯組主任等5人，聯合組成專案小組，整理採訪到的所有相關新聞，於第二天見報， 50此後則持續報導相關資訊，對選務糾紛的偵察及警方處置均有深入報導。 51 因此，《聯合報》對中壢事件的報導頗為全面，但對事件的評論則較偏向官方說法。《聯合報》社論分析中壢事件的原因有三：1.少數助選人員的誤會干預或蓄意製造糾紛；2.若干不法青少年的乘機滋事搗亂；3.聞訊圍觀群眾的一時情緒激動，造成所謂“群眾盲目附從”現象。並且認為中壢事件是個別的偶發事件，所以「應認清執政黨與政府對這次選舉所堅持的公平、公正、公開原則和選舉結果所證明的公平、公正、公開事實，……不容許少數不良分子破壞民主法治，也絕不能姑息破壞民主法治的行為」，並表示支持政府查明實情，依法處理。52同時刊登政大教授金神保及署名“台大政治研究所博士班一學生”的讀者投書， 53及讀者意見反映。 54政大教授金神保在投書中認為不宜以“惡少”稱之，而報導內容及標題則仍以中壢事件係青少年乘機滋事. 49. 50. 51. 52 53 54. 〈選務發生糾紛/中壢警局被焚/監察員惹是非收押偵訊/少數人逾法軌令人遺憾〉，《聯合報》(1977. 11. 20)。吳心白，〈中壢事件的前前後後〉，張作錦(主編)，《一同走過來時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103-109。例如：〈中壢選務糾紛案昨開偵察庭/范姜新林供稱沒有舞弊/自己投票被人誤會做票/強調鍾順玉老夫婦不諳手續．察看是職責所在〉，《聯合報》(1977. 11. 29)；〈孔令晟談中壢事件/警方處理適當/有功人員將予敘獎〉，《聯合報》(1977. 12. 4)；〈中壢事件清出頭緒 /近期依法秉公處理/滋事分子身分．查出六十多名/大多事後痛悔．不該輕躁盲從〉，《聯合報》(1977. 12. 9)；〈中壢事件處理原則/維護民主法治精神/卅一滋事分子警方握有實據 /多屬素行不良．將移司法偵辦〉，《聯合報》(1977. 12. 10)；〈中壢選務發生騷擾/美使館有調查報告/憲警詳和處理．糾紛迅速平息/充分保障人權．表現民主政治〉，《聯合報》 (1977. 12. 14)；〈中壢事件三嫌犯．昨移法辦被收押/林益生曾金富潘堂煌．涉嫌衝進中壢分局縱火〉，《聯合報》(1977. 12. 29)。〈社論：對中壢選舉投票糾紛的應有認識〉，《聯合報》(1977. 11. 26)。〈大家談：中壢事件往者已矣/青年問題值得深思〉，《聯合報》(1977. 11. 27)。〈翔實報導中壢事件/真相瞭然謠言自息/各方反應青少年不宜感情用事/民意代表贊揚警方的處置得宜〉，《聯合報》(1977. 11. 27)。.

(12) ．28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所致。至司法偵察告一段落後，55《聯合報》社論認為此一事件，「藉司法的公平、公開、公正偵察，而對全體選民作了最好、最清楚的交代」，認為「政府辦理選舉事務的公平、公正、公開」得到確認。 56其中雖刊有專論，以為執政黨更「應該藉此機會重新估計平常施政，看看那些事情沒有做到，或者做到而不盡理想，以致未能符合選民的願望」， 57惟整體而言，《聯合報》的報導與論述，基本上乃係站在執政當局的角度立說。. （二）對“黨外人士”的看法 “黨外人士”此一名詞，出現於1970年代中期，係指一群與執政黨立異的政治人物。1977年公職選舉後，黨外人士形成有規模的政治勢力，隨後在1978 年選舉時，首度組成共同後援組織“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的共同政見，形成對國民黨的強大挑戰。 58 國民黨對黨外人士的興起，起初採取整肅手段對付，如對黨外人士將為其舉辦生日晚會的前高雄縣長余登發， 59以其與兒子余瑞言涉嫌“匪諜”吳泰安（春發）案而加以逮捕。《聯合報》對“余登發案”雖迭有報導， 60處理消息亦占極大版面，61惟負面報導居多。62社論則表示對吳春發及余登發案的宣判 55. 〈中壢選案驗廢票．范姜新林還清白/邱奕彬也說未見范抹票．檢查官唸筆錄邱某無言〉，《聯合報》(1977. 12. 17)。 56 〈社論：中壢選舉投票糾紛司法偵察真相大白〉，《聯合報》(1977. 12. 17)。 57 張忠棟，〈民主選舉的新體認〉，《聯合報》(1977. 11. 28)。 58 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86-188; 198。 59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139-140。 60 〈涉嫌參與判亂組織/余登發父子昨被捕〉，《聯合報》(1979. 1. 22)；〈涉嫌知匪不報為匪宣傳/余登發父子被軍法起訴〉，《聯合報》(1979. 3. 3)；〈涉嫌「知匪不報」「為匪宣傳」/余登發余瑞言被提起公訴/警備總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理〉，《聯合報》(1979. 3. 9)；〈涉嫌「知匪不報」「為匪宣傳」/余登發余瑞言被提起公訴/警備總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理〉，《聯合報》(1979. 3. 9)；〈涉嫌「知匪不報」「為匪宣傳」/余登發余瑞言被提起公訴/警備總部軍事法庭今開庭審理〉，《聯合報》(1979. 3. 9)；。 61 如以第3版全版報導軍事法庭開庭審理余登發、余瑞言父子情況，見：《聯合報》(1979. 3. 10)；也以第3版全版報導軍事法庭對吳泰安、余登發、余瑞言父子等人之判決，見：《聯.

(13)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89．. “充分的顯現了法治精神”，並認為“本案顯示了共匪對我台灣復興基地及同胞施展統戰的可怕陰謀”，因而發出應時刻警惕的呼籲。 63 黨外人士在余登發案爆發後曾發表抗議，並在高雄縣橋頭鄉、鳳山市舉行示威活動，此為國府遷台實施戒嚴後，首度街頭政治示威活動， 64參與者包括在中壢事件後當選桃園縣長的許信良。《聯合報》對許信良參與聲援活動的報導甚多， 65且在專論中表達譴責性的批判觀點，此文主張對余登發案 “依法辦理”，而對桃園縣長許信良的聲援，則認為許信良這樣「一個有公職身分的人以行動對抗其政府，似乎得不到一般人的同情」。 66 1978年中央民代選舉，黨外人士組成“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創刊《美麗島》雜誌，舉辦各式活動，“要形成沒有黨名的政黨”， 67向國民黨挑戰。當《美麗島》雜誌於台北中泰賓館舉辦創刊酒會，引發若干右派人士以“愛國”為名的抗議，68《聯合報》刊出評論專稿，認為「真心主張民主的人，一定是愛國者，而愛國者不一定以民主為手段」。69其後若干右派人士創辦《疾.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合報》(1979. 4. 17)。如在簡介余登發、余瑞言父子及吳泰安之經歷時，報導標題為：〈利慾薰心．甘為匪鷹犬/反覆成性．逃亡判過刑〉，《聯合報》(1979. 1. 22)。〈社論：吳春發及余登發案宣判〉，《聯合報》(1979. 4. 17)。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140。〈許信良擅離職守省府決依法議處/林主席昨往桃園巡視．指許縣長行為難以原諒/黃友仁為其岳父案北上．事屬人情之常情有可原〉，《聯合報》(1979. 1. 24)；〈許信良廢弛職務/省府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送請監察院審查〉，《聯合報》(1979. 1. 26)；〈許信良是否失職/監察院派員調查〉，《聯合報》(1979. 1. 27)；〈許信良對擅離職守事/願接受上級處分/桃縣議會議員昨紛紛提質詢〉，《聯合報》(1979. 2. 10)；〈了解廢弛職務事/監委約談許信良〉，《聯合報》(1979. 2. 13)；〈許信良廢弛職務/監察院將提彈劾〉，《聯合報》 (1979. 2. 14)；〈監察院昨天彈劾許信良/認有六項違法失職事實/並移送公務員懲戒會依法懲戒〉，《聯合報》(1979. 4. 21)；〈新聞分析：彈劾許信良一段曲折〉，《聯合報》(1979. 4. 22)；〈被處分休職二年桃園縣長/許信良昨赴日本轉英進修〉，《聯合報》(1979. 10. 1)。龔濟(張作錦)，〈法治是最好的政策──從余登發父子涉嫌顛覆案說起〉，《聯合報》(1979. 2. 6)。若林正丈，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99-200。〈美麗島雜誌昨創刊集會/數百群眾在外叫喊抗議/雙方曾發生言語衝突互投石子/對峙幾小時在警察保護下平息〉，《聯合報》(1979. 9. 9)。楊國樞(口述)，陳祖華(摘記)，〈肯定理性價值．民主是為愛國──由中泰賓館事件談若.

(14) ．29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風》雜誌，與《美麗島》雜誌、黨外人士對立，《聯合報》亦有專稿論述評析，認為「在手段上，雙方都不能像《疾風》那樣，破壞力太大了；在心胸上也不能只看到一個《美麗島》，更應擴而大之，以“美麗中國”為目標」。 70 當時《聯合報》對各類政治論辯，採取開放態度，惟所刊載之意見以持負面批評者居多，且有專論批判黨外人士的主張， 71但對此類言論亦有反駁之文，72並刊出不應將黨外人士看成“分歧分子或洪水猛獸”之論，73乃至於訪問許信良談他對黨外人士、國民黨政府的看法； 74惟對國民黨所受批判，亦刊出專論為之辯白， 75並呼籲要求國民黨改革。 76總之，在此一時期，《聯合報》的政治論辯正反意見均有，77對黨外候選人的活動也有所報導 78。同時亦. 70 71. 72. 干政治人物言行的偏差〉，《聯合報》(1979. 9. 12)。何思偉，〈美麗島酒會、教會公報與疾風行動〉，《聯合報》(1979. 9. 17)。童舟(黃年)，〈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茍全的台灣──給“黨外人士”的諍言〉，《聯合報》 (1978. 11. 25)；憂國，〈壞此基石．萬劫不復〉，《聯合報》(1978. 12. 3)。筍孫，〈一種境界，一個教訓，一點認識──敬慰龔濟先生的失望〉，《聯合報》(1978. 12. 9)；湘聲，〈也談“黨外人士”的座談會──謹向龔濟先生請教〉，《聯合報》(1978. 12.. 12) 花文峰，〈喜見社會正義力量逐漸茁長──〈一個災禍的中國．必無茍全的台灣〉讀後〉，《聯合報》(1978. 11. 29)。 74 許信良(講)，吳心白(記)，〈讓我們辦一次智慧而成功的選舉──有感於童舟等一群青年人的呼籲〉，《聯合報》(1978. 12. 3)。 75 張子源，〈社會正義存何處？社會人士在何方？──一個青年國民黨員的呼聲〉，《聯合報》(1978. 12. 3)。 76 龔濟(張作錦)，〈必須有團結的台灣．始可有統一的中國──對中國國民黨的諍言〉，《聯合報》(1978. 11. 30)。 77 例如：繆全吉，〈現在是我們選民發揮力量的時候了〉，《聯合報》(1978. 12. 4)；李慕銘，〈客觀審察問題．袪除個人成見──談談「問題的另一層面」並致花文峰先生〉，《聯合報》(1978. 12. 5)；筍孫，〈無黨籍政治人士因何崛起──他們的努力產生了一些制衡政府的效果〉，《聯合報》(1978. 12. 5)；李之政，〈演員與觀眾──就教於許信良先生〉，《聯合報》(1978. 12. 6)；葉星，〈不是諍言的諍言──童、花、龔三文讀後感〉，《聯合報》(1978. 12. 6)；何明，〈雄辯與事實──有理不說等於縱容邪惡〉，《聯合報》 (1978. 12. 8)；呂凡，〈後悔的藥不能吃〉，《聯合報》(1978. 12. 8)；陳千千，〈一個家庭主婦的沈思〉，《聯合報》(1978. 12. 11)；梅心，〈誠意與歉咎〉，《聯合報》(1978. 12. 11)。 78 例如：顏文閂，〈理性與情緒──看「黨外」候選人選舉座談會〉，《聯合報》(1978. 12. 6)。 73.

(15)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91．. 刊出另一類人士的意見，如馮滬祥認為「少數人表面自稱“自由分子”，口口聲聲要促進民主，然而卻從來不提中共統戰的客觀事實，反而一再打著民主自由的招牌興風作浪」， 79亦有以中共統戰策略為論述脈絡的文字。 80 該年選舉活動展開後，《聯合報》開始採取批判立場，特別是1978年12 月6日黨外候選人在中山堂活動中，將國歌“吾黨所宗”改為“吾民所宗”引發衝突，《聯合報》社論即提出批判，81並刊出專論，批判在中山堂舉辦活動的黨外候選人，“不開明”、“不守法”、“不公平”，“不負責”，“鼓動暴力”，認為「這些人士的言論和主張，已經不負責到極點，已經不僅是選舉，而是涉及我們全體一千七百萬人生存的大環境」，以為台灣大概不可能「經得起“不和平”或多次“中壢事件”」，因為「如果沒有安定的環境，我們無法從事經濟建設，老百姓要降低生活水準，社會秩序就會跟著紊亂，那時我們的敵人就有可乘之機」。82在選舉中出現批評黨外候選人為“野心政客”的新聞，亦以第一版頭條處理， 83且刊載諸如「我們似乎已不是在選舉為民服務的公職人員，而是在選擇國家的淪亡或存續」之投書， 84而選戰期間社論更表達對國民黨的支持之意。 85 79. 80 81. 82. 83. 84. 85. 馮滬祥，〈從海外看國內選舉──以政府堅持民主為喜，以有人未識迷陣而憂〉，《聯合報》(1978. 12. 10)。一心，〈從加強共同認識來增進全民團結〉，《聯合報》(1978. 12. 14)。在這篇社論中指出，「沒有權利與權力，在立法機構之外，主觀的竄改國歌辭句」，而更改國歌辭句，「要他人順從，並阻止他人的反對與不隨和」，如此作法「不是民主，而是獨裁」，並以為「國家面臨大敵，正可謂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必須大家和諧團結」，因此雖然「人民對政府有批評的自由」，但是不能「脫離民主法治的常軌而使國家社會安寧與安定受到不良的影響」。〈社論：一次錯誤的民主表演〉，《聯合報》(1978. 12. 7)。龔濟(張作錦)，〈我們拒絕任何人拿我們的前途冒險──中山堂“聽政”觀感並向選民進言〉，《聯合報》(1978. 12. 7)。〈反共愛國大會昨日通過宣言/申討野心政客罔顧大義/籲以民族自尊與自信心作參政的基礎/中華民國法統安和樂利社會不容破壞〉，《聯合報》(1978. 12. 11)；履彊(蘇進強)等，〈一群青年文藝工作者寫給全國同胞的信：不僅是一次選舉，而且是一種選擇〉，《聯合報》(1978. 12. 16)。在社論中，聯合報指出：經過這一次選舉，無論黨推薦的候選人當選的比例如何，海內外同胞都將深一層認識國民黨為民主憲政前途，為國家社會的安全，而容忍相讓的精神與奉獻。國民黨可以.

(16) ．29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整體而言，《聯合報》對黨外候選人、黨外人士，雖開放各式論述與報導，惟所刊載之意見大體以持批評論調居多，加上選戰期間以社論表達支持國民黨的觀點，略可說明《聯合報》立場所在。. （三）美麗島事件 1979年12月10日，高雄“美麗島事件”爆發。 86事件爆發前夕，以《美麗島》雜誌社為中心所集結之政治人物活動已引起社會重視，《聯合報》亦曾刊出學者專家座談的意見，87且曾以社論表達關懷，認為應多加強朝野溝通，以求政治意見的異中求同，以形成共識，同時並指出黨外人士要能體認國家當前處境的艱難，「要真誠相忍為國，作執政黨的諍友，協助執政黨度過難關」， 88則明顯有偏向執政黨的取向。美麗島事件爆發後，《聯合報》的相關報導甚多，89惟多偏向負面評價，如施明德被捕後，以“施明德多行不義”、“施明德怙惡不悛”等字眼形容，90在經由這次選舉的磨鍊而更進步，更開明；而海內外同胞也將經由這次選舉，而更可認清國民黨的貢獻，更加擁護國民黨的領導。〈社論：國民黨的廓然大公態度──讀張寶樹秘書長報告有感〉，《聯合報》(1978. 12. 14)。 86 “美麗島事件”的相關論著甚多，本文不擬詳述，有興趣的讀者可參下列相關著作：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97-201；田宏茂，《大轉型──中華民國的政治和社會變遷》，頁122-124；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147-156；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年》，頁112-113；鄭牧心，《台灣議會政治運動四○年》，頁231-235；彭懷恩，《台灣發展的政治經濟分析》(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 1991)，頁219-220；而持反對立場纂輯“美麗島事件”參與者的回憶與事件經過之敘述，參考：賴士羽(編)，《審判國民黨──美麗島事件真象》(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87)。 87. 88. 89. 陳祖華、黃年、陳秀玲，〈期待“政治溝通升段”時期的來臨──以溝通化除歧異，以行動促進和諧〉，《聯合報》(1979. 9. 30)。〈社論：加強朝野溝通．必能增進全面團結〉，《聯合報》(1979. 9. 4)；〈社論：面對當前重大問題．加強溝通朝野意見〉，《聯合報》(1979. 9. 24)。例如：〈暴亂事件嫌犯．六十五人在押〉(1980. 1. 12)、〈高雄去年預謀暴力事件/警總發表在押嫌犯名單〉(1980. 2. 2)、〈高雄暴力事件在押嫌犯/約有廿人將由軍法起訴〉(1980. 2. 12)、〈高雄暴力事件在押嫌犯/迄今減至五十三名〉(1980. 2. 13)、〈去年高雄暴力事件 /八人依判亂罪起訴〉等(1980. 2. 21)、〈警總發言人徐梅鄰指出/軍法審判毋枉毋縱〉(1980. 2. 22)、〈孫院長李部長昨在立院表示/政府處理高雄暴力事件/決循法治常規勿枉勿縱〉.

(17)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93．. 專論中則指稱“施明德蓄意製造暴力事件”。 91而國外媒體有關美麗島事件之報導與論述，遭台灣執政當局指為不實，92《聯合報》亦以社論響應，93並有相關之報導。 94 整體而言，《聯合報》對美麗島事件爆發後的立場，以基於“團結”、“安定”等理由，反對任何形式的暴力手段， 95是可以理解的。《聯合報》對美麗島事件爆發後所刊載各界人士之反思， 96多屬批判“暴力”之論，亦與其自身立場若合符節。以美麗島事件為終點的1970年代台灣民主運動，《聯合報》的基調與執政當局之色彩基本上頗為近似。. (1980. 2. 23)、〈黃信介等八人涉嫌判亂/軍事法廷在審判前/將先偵訊蒐集證據〉(1980. 2. 23)、〈審理黃信介等判亂嫌案/審判官正偵訊蒐證〉(1980. 2. 24)、〈政府秉公處理高雄事件！/不容許任何人利用此事滋生事端/也不容許任何人罔視法律妄加干涉〉(1980. 2. 29)。 90 《聯合報》，1980年1月9日，3版。 91 崔鼎昌，〈不容任何人的拳頭碰到任何人的鼻尖──並公開一段與施明德的談話〉，《聯合報》(1980. 1. 10)。 92 〈國外部分報刊歪曲報導高雄暴力事件／宋楚瑜強烈譴責白種人優越心態做祟〉，《聯合報》(1980. 1. 26)。 93 〈社論：進步，開明，就是止謗的最佳憑藉〉，《聯合報》(1980. 1. 27)。 94 〈國外仍有正義之士/駁斥政治壓迫謊言〉(1980. 1. 26)、黃正平，〈有“理直”的政府，始有“氣壯”的官員──有感於宋楚瑜先生的談話〉(1980. 1. 27)、〈奧柏林大學語文中心主任指出/新聞週刊報導高雄事件/嚴重曲解台灣真實情況〉(1980. 1. 27)、麥克．杜克，〈讓我告訴你們真正的台灣──讀新聞週刊有關高雄暴力事件報導後致編者函〉(1980. 1. 28；按，麥克．杜克即係奧柏林大學語文中心主任，中文另名為杜邁可)、魏誠，〈高雄暴力事件是一個圈套嗎？──從新聞局長宋楚瑜接到的一封信談起〉(1980. 1. 29)、宋廣仁，〈從杜邁可致新聞週刊的信說起〉(1980. 2. 1)、杜邁可，〈致卡特總統函談「高雄事件」〉 (1980. 2. 1)、〈了解高雄暴力事件真相/美國籍牧師高德斯/痛斥暴徒預謀逞凶/並將駁斥歪曲事實報導〉(1980. 2. 23)。 95 〈社論：動口，應加寬容；動手，絕不應寬容──有感於「美麗島」激烈分子在高雄製造之暴力事件〉，《聯合報》(1979. 12. 13)；收入：張作錦(主編)，《聯合報與國家現代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1)，頁274-276。 96. 高資敏，〈勿將幸福之球一腳踢開──從高雄事件談對政府及民眾的期望〉，《聯合報》 (1980. 1. 30)；吳建國，〈冷靜理智，共創新局──「高雄暴力事件」後的幾項急務〉，《聯合報》(1980. 2. 21)；王富茂，〈從我國現行審判法制談高雄暴力事件的「審判權」〉，《聯合報》，(1980. 2. 22)；魏誠，〈罪名的成立在「有」與「無」/量刑的標準可「輕」或「重」〉，《聯合報》(1980. 2. 23)。.

(18) ．29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五、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主張 1980年代中期以前，台灣對中央民代選舉的論議，主要基於“國家分裂” 或“動員勘亂時期”的觀點為立論基礎。但中央民代始終無法經定期選舉而改造，形成台灣違反民主原則的中央政府體制，而中央民代機構的老化，更削減了國會的議事功能，因此在1980年代中期以後成為黨內、外爭執的主要根源。各方對如何改造中央民代機構提出各種主張，經政治角力後終於在1992 年達成全面改選的共識，由台灣人民直接選出所有的中央民意代表席次。 97 惟改造中央民代的論述，並非1980年代中期以後始形成政治議論；事實上，早在1970年代初期即曾出現中央民代改選的議論，如《聯合報》於1970 年代初期即刊載台大教授周道濟的專論，表達中央民代始終無法改選而產生問題的看法。981971年12月7日於台大舉行“應否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辯論會，辯論者之一即周道濟教授(另一為《大學雜誌》社長陳少廷 )， 99略可說明中央民意機構改選問題已受到輿論的關切。伴隨國際舞台的挫敗，台灣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日益低落，惟一能維繫國民黨政權者僅係其對內部政治的“正當性”； 100同時，伴隨蔣經國接班情勢的日趨明朗化，排除與其父蔣介石同輩的政治元老，拔擢新生代政治人物以鞏固其權力，以及大力推動“本土化”政策， 101因而決定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 97. 參見：朱雲漢，〈國會結構、國會選舉與政黨政治〉，收入：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民間國建會特輯：改革憲政》(台北：國家政策研究中心，1990)，頁155-192；薛化元(等)，〈國會改造方案研究〉，收入：《台灣當前問題討論會專刊》(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就基金會，1988)，頁64-97；丘宏達，〈如何強化中央民意機關的代表性及功能〉，收入：高英茂、丘宏達(主編)，《中華民國當前革新課題》(台北：時報文化基金會，1988)，頁 13-31。 98 例如：周道濟，〈我對國是的淺見〉，《聯合報》(1971. 11. 2)；周道濟在此文中主張應以修訂《憲法臨時條款》的方式「設法解決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陳代謝問題」。 99 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98-99。 100 (編著)，《國民黨無望論》(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1987)，頁109-111。 101 若林正丈，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179- 180；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年》，頁104-105。.

(19)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95．. 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前，《聯合報》即已刊載專論， 102與美國斷交後，尤刊出多篇專論討論中央民意機構改選問題， 103且在2版刊出讀者投書， 104均表達亟應充實中央民代之意見。在有關選務議題上，《聯合報》亦極表關心，如贊同增加中央民代的名額與制定“選舉罷免法”， 105刊載專論主張「在選舉法、選監機關、選舉興訟上大力興革」， 106可見其關切之意。對1978年的中央民代選舉，《聯合報》表示，「政府當局……憲政體制舉辦此次選舉，乃是維護民主憲政的具體表現」； 107認為「政府當局在國家處境艱難，國際拂逆踵來的時際，仍依憲政常規進行選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是要在非常時期中推行民主憲政的國策」，是「以大魄力、大擔當來“堅守民主陣容”」，而若干候選人「不重視法律的規範，在公開的政見發表會發出一些不當言論，惡意攻詰政府」，會破壞「法治觀念和法律尊嚴」，因此提出呼籲， 108同時要求候選人「以民主憲政的服膺者自居」，並遵守「有關的選舉法令」。109當國民黨提名名單出爐時，國民黨主席蔣經國發表談話，110《聯合報》社論表示，選民必能「響應蔣主席的誠摯願望，在這次選舉中用選票. 102. 例如：荊知仁，〈增額中央民代選舉與憲法之適應〉，《聯合報》(1978. 11. 8)。例如：雷渝齊，〈加強中央民意機構功能的幾個基本看法〉，《聯合報》(1979. 4. 17)；荊知仁，〈試論加強中央民意機構功能的幾個途徑〉，《聯合報》(1979. 4. 19)；紀俊臣，〈從政治現代化談國會功能之加強〉，《聯合報》(1979. 4. 20)；黃樹仁，〈對加強中央民意機構功能的三點意見〉，《聯合報》(1979. 4. 21)；許陽明，〈「權宜性」與「倚重性」的加強──對加強中央民意機關功能問題的看法〉，《聯合報》(1979. 4. 22)；黃年，〈有關中央民意機構問題的四個思考──以正常方法肆應非常狀況〉，《聯合報》(1979. 9. 27)。 104 例如：〈大家談：加強中央民意機構．當不致有何困難/鼓勵中央民代退休．增加國會新血輪/立委年齡高低應非重要問題/但問其對立法功能有無缺失〉，《聯合報》(1979. 4. 18)。 105 〈社論：做好恢復選舉的準備工作〉，《聯合報》(1980. 1. 3)；〈社論：為恢復選舉做好準備工作〉，《聯合報》(1980. 2. 24)。 106 黃年，〈應恢復選舉的活動，更應充實選舉的內涵──期待以一個「示範選舉」帶動民主政治的「良性循環」〉，《聯合報》(1980. 1. 7)。 107 〈社論：一開始便辦好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聯合報》(1978. 9. 2)。 108 〈社論：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序幕揭開〉，《聯合報》(1978. 11. 2)。 109 〈社論：選舉良心重於競選公約〉，《聯合報》(1978. 12. 5)。 110 〈蔣主席析政黨提名責任/強調民主政治貴在容忍〉，《聯合報》(1978. 11. 12)。 103.

(20) ．29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來維護我們萌芽中的民主幼苗」， 111並有專稿評論國民黨提名人選，予以高度好評，112這篇專稿亦呼籲國民黨面對批評，應拿出事實，並要求基層辦好選舉，不可為爭取選舉勝利而使基層黨工濫用其影響力，以致失去民心。 113 在競選活動展開後，《聯合報》大幅報導選戰新聞， 114更以一連串社論表達對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肯定，呼籲民眾應當體認政府當局不以反共的非常時期而迴避選舉，戮力維護民主憲政的認同態度，要使此次選舉成為推展民主的一大步。《聯合報》期許候選人應提出公正的批評，而非為反對而反對，並且對畫分黨內與黨外、本省與外省、台灣與中國的競選言論提出批評。 115. 111. 〈社論：響應執政黨蔣主席的願望〉，《聯合報》(1978. 11. 12)。顏文閂，〈執政黨具有創新及突破性作法/推荐很多優秀年輕人參加競選〉，《聯合報》 (1978. 11. 12)。 113 陳欣森，〈執政黨應嚴格要求基層單位辦好這次選舉〉，《聯合報》(1978. 12. 13) 114 例如：〈北市增額立委選舉競爭激烈/部分人士將以報備方式競選〉(1978. 10. 25)；〈增選中央民意代表/昨起領取登記書表〉(1978. 10. 29)；〈增額中央民代候選人/共四百零五人登記/角逐一百零四個名額〉(1978. 11. 11)；〈增額國代立委今起展開競選/總選務所促候選人守法節約〉(1978. 12. 8)；〈政見發表會各抒報負/大家都強調建立民主〉(1978. 12. 9)；〈一選區論政包羅萬象/從尋根談到特殊觀光〉(1978. 12. 10)；〈師大門前．競選海報繽紛/有理說理．展開路邊辯論〉(1978. 12. 11)；〈第二選區三場政見會/辯論主題在特殊工業〉(1978. 12. 12)；〈草屯清水芬園．趕場發表政見/目前大敵當前．大家應該團結〉(1978. 12. 12)；〈北市立委候選人．各抒報負談政見/保持運動家精神．成敗取決於選民〉(1978. 12. 14)；〈各持立場談政見/選民聽得很過癮〉(1978. 12. 15)；〈國代候選人中壢論政．壓軸起高潮聲淚俱下/台上和台下．愛國情緒高昂．振臂齊高呼．反共復國萬歲〉(1978. 12. 16)。 115 〈社論：使這次選舉成為推展民主的一大步──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一〉，《聯合報》(1978. 12. 8)；〈社論：要制衡也要團結──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二〉，《聯合報》(1978. 12. 9)；〈社論：相爭而和諧才是民主──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三〉，《聯合報》(1978. 12. 10)；〈社論：公正的批評才是政治的參與── 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四〉，《聯合報》(1978. 12. 11)；〈社論：黨內與黨外．本省與外省．台灣與中國──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五〉，《聯合報》(1978. 12. 12)；〈社論：政府要容忍．選民要冷靜──與國人談增選中央民意代表選舉之六〉，《聯合報》(1978. 12. 13)。 112.

(21)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97．. 1980年年底，進行因台美斷交而延宕的中央民代選舉。由於這是與美國斷交又遭逢高雄美麗島事件後的選舉，意義十分重大， 116選舉後造成對中央民代機構(特別是立法院)的衝擊，更是前此所無， 117尤為媒體關注之焦點。因應本次選舉，《聯合報》推出“我對這次選舉的期望與建議”專欄，邀請學者專家發表意見，至11月2日止前後計11篇； 118 並舉辦“選民談選舉”徵文，由4,647篇投稿中選出16篇，自1980年11月3日起逐日刊出； 119而有關選前的報導分析亦多。 120特別是一些有趣的觀察評論，如中國青年黨宣布提名候選人競選增額立委，即以社論表達“特別重視”，認為目前正處於中共威脅之下的特殊局面，新的政黨一時無法成立，寄望既有的在野政黨──民社黨、青年黨能振衰起蔽，發揮在野政黨監督政府的制衡功能，惟因兩黨內部問題重重未如所期。此番青年黨能夠突破黨內紛爭提名候選人參加增額立委競選，《聯合報》社論表示「不僅將使青年黨在民間建立新形象，而且將使我國的政治發展由一黨民主提昇到各政治團體一齊參與競選，我國的民主政治也將因此往前邁進一大步」。 121 116. 參考：李筱峰，《台灣民主運動四○年》，頁163-171；若林正丈(著)，洪金珠、許佩賢(譯)，《台灣──分裂國家與民主化》，頁203-204；彭懷恩，《台灣政治變遷四○年》，頁114。 117 參見： Richard L. Engstrom & 朱志宏(著)，郭祥惠(譯)，〈中華民國一九八○年增補選的衝擊〉，收入：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 (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86)，頁163-175。 118 包括：蔡啟清，〈建立選舉法的威信〉；林保仁，〈政府在選季中的一種奇怪心態〉等。 119 〈「選民談選舉」徵文/入選作品十六篇〉，《聯合報》(1980. 11. 3)。 120 例如：〈增額國代立委選舉/候選人登記今截止〉，《聯合報》(1980. 11. 5)；〈中央民代增額選舉立委國代選情分析〉，《聯合報》(1980. 11. 6)；〈增額選舉「電腦放榜」/開票計票過程將更精確快捷〉，《聯合報》(1980. 11. 7)；〈中央選委會正式公布/候選增額國代立委/共有四零八人登記/昨並通過候選人自辦政見會審核原則〉，《聯合報》(1980. 11. 8)；〈增額國代立委候選人/昨通過一百廿四人/選委會今續審查候選人資格/全部候選人名單十八日公布〉，《聯合報》(1980. 11. 12)；〈國代及立委候選人/號次全部抽定〉，《聯合報》(1980. 11. 16)；〈中央選委會今天公告/增額國代立委選舉/四零三人登記候選/國代一八五人立委二一八人〉，《聯合報》(1980. 11. 18)；〈國代立委候選人/平均年齡四十三/學歷以大專畢業最多/行業以從商者居首位〉，《聯合報》(1980. 11. 19)；〈增額國代立委明起展開競選活動/選委會將主動協助候選人取得自辦政見會場地〉，《聯合報》(1980. 11. 20)。 121 〈社論：欣聞青年黨提名競選增額立委〉，《聯合報》(1980. 11. 8)。.

(22) ．29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對這次大選，《聯合報》社論認為，政府當局排除萬難進行選舉增額中央民意代表，「在向海內外昭示推行民主建設，擴大憲政基礎，貫徹民主憲政的決心」，122期望候選人能明瞭這是在“非常時期”所進行之選舉，所以應「守法度，重理智」。 123 競選活動展開後，除了選戰消息的一般性報導外，且有連續性的專稿，124 並邀集大學教授開闢“選舉講座”。 125在選舉活動期間，對候選人的政見亦有所討論，如對戒嚴令、公教人員免徵所得稅等政見或批評， 126均有闡析，其中部分立論有為政治禁限(如戒嚴令之存在)辯白之意。對選舉期間所引起的話題紛爭，特別是有關《選舉罷免法》的規範不符實際，亦有專稿論析。 127 《聯合報》有關選舉活動的報導篇幅甚多，選前評估亦有其特色；128在自辦政見會結束時，對選舉活動進行之狀況且有專稿論析，惟帶有政治立場 122. 〈社論：辦好大公無私的選舉〉，《聯合報》(1980. 11. 20)。〈社論：對全體候選人展開競選活動時的期望〉，《聯合報》(1980. 11. 21)。 124 黃年，〈「建立選舉制度的正確形象」之一：以辦喜事的心情來辦選舉〉，《聯合報》(1980. 11. 21)；習賢德，〈「建立選舉制度的正確形象」之二：選委會須以大勇氣負大責任〉，《聯合報》(1980. 11. 22)；吳正朔，〈「建立選舉制度的正確形象」之三：候選人的社會責任〉，《聯合報》(1980. 11. 23)；戎撫天，〈「建立選舉制度的正確形象」之四：選民加油，好人出頭！〉，《聯合報》(1980. 11. 24)。 125 此“選舉講座”自1980年11月21日至12月4日幾乎天天見報，執筆者分別有：楊國樞、黃越欽、李鴻禧、楊維楨、張麟徵、黃光國、荊知仁、張玉法等人，均為大學教授。 126 本報記者，〈政見追蹤：最大的安全．最小的損害/戒嚴令的存廢問題〉，《聯合報》(1980. 11. 23)；本報記者梁華棟，〈政見追蹤：公教人員免徵所得稅？〉，《聯合報》(1980. 11. 24)；侯家駒，〈政見追蹤：競選政見的經濟主張〉，《聯合報》(1980. 11. 25)；本報記者吳正朔，〈政見追蹤：制定政策宜重視公開討論──以選舉罷免法為例〉，《聯合報》 (1980. 11. 26)；本報記者魏誠，〈政見追蹤：出版品的取締問題〉，《聯合報》(1980. 11. 27)；本報記者繆中建，〈政見追蹤：鐵路電氣化效應何在？〉，《聯合報》(1980. 11. 28)；本報記者楊士仁，〈政見追蹤：國外投資與資金外流〉，《聯合報》(1980. 11. 30)；本報記者梁華棟，〈政見追蹤：中正國際機場應否繳納房屋稅？〉，《聯合報》(1980. 12. 2)；本報記者黃玉峰，〈政見追蹤：「野雞車」惹出的是非！〉，《聯合報》(1980. 12. 3)；本報記者劉復興，〈政見追蹤：倡言全民健康保險/龐大財源難以籌措〉，《聯合報》(1980. 12. 4)。 127 林忠山，〈自辦在前，公辦政見在後──論選罷法的一個問題〉，《聯合報》(1980. 11. 26)。 128 例如：本報選舉新聞報導小組，〈十五天激烈角逐，看明日誰登金榜？──立法委員及國大代表選情分析〉，《聯合報》(1980. 12. 5)。 123.

(23)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299．. 的表態批判猶難避免，如「暗示“台灣獨立”及“省籍因素”的論調」，「仍然是一場表演性的鬧劇」。 129並轉載《聯合報》系刊物《中國論壇》之文稿，分析“黨外人士”的競選言論及策略，認為其力量薄弱易傾向情緒化，言論易趨極端，未免以社會的和諧為賭注， 130以析論選民投票行為， 131均為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論調。在選舉活動進行期間，則刊布類似政治教化的言論，教導選民選擇，以致失去媒體應有的公正立場。雖亦刊布較持平立場的座談會紀錄，132並有專稿倡言以候選人言行作選擇標準，對那些「對政府一味作污蔑性的攻擊」，以及「以被迫害或受盡委屈的弱者口吻和姿態，希望博取聽眾的同情」的候選人，在投票時「最好對他們採取保留的態度」， 133顯然對參選的美麗島事件受難者家屬並不公平。在投票前一天，《聯合報》社論表示，候選人不可以為在競選活動的最後一天，「越軌的競選活動可以獲得較大的法外寬容」；134投票當天的社論則表示，因為所將選出的是制法者，期望選民在投票時選擇的最重要條件是「候選人在競選過程中，是否恪遵了選舉罷免法的規定，在平時為人處事，是否有觸犯法律與破壞社會善良風俗的不良行為？」 135. 129. 本報選舉新聞報導小組，〈從過去八天的選舉活動看未來的政治氣候〉，《聯合報》(1980. 11. 29)。 130 黃紀，〈無黨籍人士競選言論及策略(上)、(下)〉，《聯合報》(1980. 11. 30、12. 1)。 131 高德光，〈選民投票心理與候選人〉，《聯合報》(1980. 12. 3)；此文為轉載自《聯合報》系刊物《中國論壇》之文稿。 132 〈投票備忘錄：明天投票，您該選誰？──五位學者專家談該如何判斷？如何抉擇？如何投票？〉，《聯合報》(1980. 12. 5)；按，這五位學者專家是楊國樞、李鴻禧、荊知仁、胡佛及李公權。 133 荊知仁，〈你的一票投給誰？有理性的選民，才有民主的國家──給選民朋友的一封信〉，《聯合報》(1980. 12. 4)。 134 〈社論：靜候選民的抉擇〉，《聯合報》(1980. 12. 5)。 135 〈社論：有理智成熟的選民，才有健全的民主──投票日對選民的期望〉，《聯合報》(1980. 12. 6)。.

(24) ．30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18期. 選舉結束，《聯合報》以專稿分析選戰結果， 136訪問學者專家， 137並開闢系列專稿評論、檢討選舉活動及結果，138刊布政見分析專稿，139以及對《選舉罷免法》的評論、檢討專稿。 140 《聯合報》以社論評析這次選舉，認為「這是一次公平、公正、公開的選舉，……這是一次選民意志高昂的選舉，……這是一次執政黨獲得光榮勝利的選舉」。 141對這次選舉國民黨獲得勝利亦盛致贊辭，雖然也提出國民黨應對「少數黨提名候選人的落選，少數無黨籍人士的當選，或竟然獲得高票，其表示的真正意義為何，選民的情緒與意向又如何，都有深入探索的積極意義」， 142但贊許之聲仍為其立論主調，認為這次選舉的結果顯示「選民對國民黨的信任，對國民黨候選人的支持。這才不只是輝煌的勝利，抑且是光榮的勝利」。並申論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作了革命與民主的最好實踐與考驗」，也希望國民黨能繼續努力實踐國民黨主席蔣經國“國民黨永遠和民眾在一起”的訓示。在一篇總結這次選舉結果的社論中，認為「執政黨的雍容氣 136. 例如：〈大選結果顯示選民心態趨向/欣見理性訴求廣被接受/靜觀激烈手法遭受挫敗/地緣與派系因素仍具有重大影響力量〉，《聯合報》(1980. 12. 7)。 137 例如：〈增選國代立委圓滿完成/民主政治益臻完善/學者專家同聲稱道〉，《聯合報》(1980. 12. 7)；〈學者專家昨一致認為/增額選舉十分成功/堅定民主政治信心/促修正選罷法使更符合理性公允標準〉，《聯合報》(1980. 12. 8)；〈在這次成功選舉的基礎上/大力推進我國民主政治──七位學者專家座談增選國代和立委選舉得失〉，《聯合報》(1980. 12. 8)，按，這七位學者專家是陶百川、楊國樞、李鴻禧、荊知仁、胡佛及李公權、謝漢儒。 138 本報記者顏文閂，〈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一：一次邁向進步的選舉〉，《聯合報》(1980. 12. 7)；本報記者黃年，〈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二：從這次選舉看國民黨的精神覺醒〉，《聯合報》(1980. 12. 8)；本報記者黃年，〈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三：無黨籍政治人士應重新開始〉，《聯合報》(1980. 12. 9)；本報記者何振富，〈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四：改進選罷法的缺失使成「常態法」〉，《聯合報》(1980. 12. 10)；本報記者戎撫天，〈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五：應當設法管制選舉經費〉，《聯合報》(1980. 12. 12)；本報記者習賢德，〈對這次選舉的檢討之六：我們需要智慧更圓熟的選民〉，《聯合報》(1980. 12. 13)。 139 本報記者吳統雄，〈本次選舉十大政見的比較分析〉，《聯合報》(1980. 12. 24)。 140 胡佛，〈「憲法保障」與「罪刑法定」──對選罷法第四十八條的一點看法〉，《聯合報》(1980. 12. 11)；陳大拔，〈如何使金錢遠離競選活動？──建議修改選罷法第四十八條〉，《聯合報》(1980. 12. 16)。 141 〈社論：成功的選舉．民主的大步〉，《聯合報》(1980. 12. 7)。 142 〈社論：由監委選舉總結這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聯合報》(1980. 12. 28)。.

(25) 《聯合報》社論對台灣重大政治事件的立場與觀點（1950-1995）. ．301．. 度，為民主憲政而作的貢獻，已為海內外同仁及國際人士所認識稱許。執政黨在選舉中獲得的重大勝利，更證明了執政黨與人民在一起，而為全民所認同」。 143 類此高度評價國民黨獲得勝利的論點，固與部分外國學者對這次選舉的評估有相類之處， 144惟其與既成體制相和的立場，亦無庸諱言。. 六、對“統獨之爭”的觀點 “台灣獨立”的主張淵源甚遠，日治時代即出現此類論點，1987年以前，國民黨基於政權維繫及政局穩定的考量，全面禁阻台獨勢力，使台獨論者，或被迫流亡海外，或遭情治司法機關所制裁。一般人為顧及身家安全，對台獨主張乃敬而遠之；甚而將台獨對個人的不安全感，延伸為台獨對台灣社會的不安全感。在此一階段，海外台獨分子的活動顯然較島內活絡。145而台灣獨立的政治主張，又與外國勢力介入台灣事務有密切關聯，因而侷限於在台灣以外的國度發展 (尤以日、美為然 )， 146並未在島內形成公開討論議題；媒體即或有所報導，亦傾向批判角度，或有關台獨分子改變其主張的訊息。 147 143. 〈社論：選舉後的沉思〉，《聯合報》(1980. 12. 8)；〈社論：國民黨對這次選舉的貢獻與勝利〉，《聯合報》(1980. 12. 11)；〈社論：由監委選舉總結這次增額中央民代選舉〉，《聯合報》(1980. 12. 28)。 144 如John F. Copper以為，「此次選舉清楚地指出，政府部門，特別是以蔣經國為首的最高決策單位，具有誠意願促進台灣民主的成長。儘管在這個目標上，選舉只是反映了一小步……」，參見： John F. Copper (著)，張景旭(譯)，〈台灣最近的選舉：向民主體系邁進〉，收入：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頁177-191。 145 黃昭堂，〈戰後台灣獨立運動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收入：施正峰(編)，《台灣民族主義》(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頁210-213。 146 參考：南方朔，《帝國主義與台灣獨立運動》，頁54-73，110-114；鮑紹麟(編著)，《「台獨」幕後──美國人的倡議與政策》(台北：海峽評論出版社，1993)。 147 例如1965年5月，曾任「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統領」的廖文毅宣告脫離在日本的台獨組織返台，《聯合報》(1965. 5. 15)；1971年10月廖明耀、簡文生、施清香宣告脫離日本的台獨組織返台：〈民族大義感召下．迷途羔羊覓路回/廖明耀簡文生施清香聯袂來歸/誓以有生之年‧戮力反共大業〉，《聯合報》(1971. 10.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