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預見他者的閾限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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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DOI:10.6152/jaa.2015.12.0003. 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遇見他者的閾限空間黃舒楣、伊摘. 恩. 要. 待客人情從不是香港人形象，然而 2014 年遮打運動（又名雨傘運動）過程中，許多港人無論如何要到場「保護學生」的真切實踐，加上各類媒體的大幅重點報導，交織而成的香港人形象是嶄新的、勇敢的、熱情且兼容多元的，好似歡迎任何族裔以粵語大聲高唱海闊天空，一齊撐起雨傘。對照近年全城瀰漫「這城市在死亡」（the city is dying）的低迷，2014 年 9 月 28 日後「香港人已經不一樣」的論點表現於場內場外各類形式的論述、圖像。本文欲從佔領現場觀察出發，關注其中慇勤待客（hospitality）表現所實踐的時空延展，來探討佔領運動創造的「非常城市」給正常城市社會的啟示。關鍵字：雨傘運動、香港人、社會戲劇、慇勤待客、香港.  .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助理教授。shumeihuang@ntu.edu.tw（通訊作者）。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地理學博士候選人。. 25.

(2)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83：25-56‧2015. Raising Umbrellas in the Exceptional City: Encounters with the ‘Other’ in Liminal Spaces Shu-mei Huang, Ian Rowen ABSTRACT Many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Hong Kong people who initially joined the Umbrella Movement had the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 goal of “protecting the students.” Extensive media coverage soon represented protest participants as passionate, brave, and inclusive, although Hong Kong people have rarely been noted for their hospitality. In contrast to the pessimistic narratives of recent years, characterized by phrases such as “the city is dying,” the Umbrella Movement’s proliferation of citizen-journalism and artistic production raised the widely-debated possibility that “Hong Kong people have changed.” Based on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of the movement from late September through November 2014 and content analysis of popular and social media,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ways in which Hong Kong people articulated such changes. It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hospitality” in shaping discourse and extending the time-space of the Umbrella Movement as social drama. The urban exceptionality of the Umbrella occupations, we argue, ultimately requires us to rethink the normativities of the everyday city. Keywords: Umbrella Movement, Hong Kongers, social drama, hospitality, Hong Kong. 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University of Colorado at Boulder, USA 26.

(3)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撐起雨傘，「香港人已經不同」 2014 年 12 月 15 日清場為止，「雨傘」成為香港最新政治象徵持續 79 日，超過 2 個半月。這是 11 月初時作者在港現場時難以預料的，回想起來，當時運動不過走到一半。當時本文作者與友人葉蔭聰相約金鐘，三人席地而坐在夏慤道上討論雨傘運動，整條高架道路上無車，淨是帳篷、人群、來往「觀光」運動的遊客。身旁的一頂帳篷坐著一位秀氣的年輕女孩，時值午后三點，她戴著耳機，氣定神閒地整理好衣襟，提著垃圾，還客氣地問我們是否需要她幫忙一併整理（垃圾），正好她準備上晚班去。「她在想什麼？對她來說這紮營經驗是什麼？」這般疑問在作者觀察雨傘運動的過程中揮之不去，也構成了本文的發問基礎，以完全不同於項飈當時已透過網路分享給中港台友人的書寫角度—其試圖勾勒雨傘身後的黨國（亦即《直面香港：群眾運動中的民主訴求與政黨政治》一文草稿，我們想理解的是傘下人們，他們何以來到、何以撐起雨傘。兩位作者作為外來研究者，都曾因研究而暫居於港，對於這十年來的香港社會脈動，我們不僅有學理認識，也有參與，至少，每年六四維園、七一大遊行，但凡在港都不會錯過，我們對香港人企求民主的姿態並不陌生。然而，眼前的一切是嶄新的，它並不在日落前結束，沒有任何一篇新聞稿可代表它的意向。要分析這般陌生香港情況，我們認為，首先要試圖從參與者的移動來感受這兩個半月以上的身體、情感與政治移動，在我們套用任何的運動分析框架之前。自 9 月底開始，雨傘運動現場群眾最多達到十餘萬人，初期吸引外媒大量報導，並給這場運動下標「雨傘革命」，在網路、社群媒體上湧現的大量公民報導、撰述之中，浮現了強調「香港人已經不一樣」的論述。「香港人不再是過去的香港人」（程思傳 2014），「香港人由政治 BB 班，一夜長大了」（健吾 2014）。許多書寫強調香港人不再是務實沒有夢想，是理性追求普世價值的進步公民，某些則強調香港人是熱情、熱心，不再犬儒、冷漠、自私，尤其是年輕的八零後、九零後，許多參與筆記強調港人勇敢面對強權（可以其全副武裝之直面催淚瓦斯為象徵），不會缺席於歷史發生的過程。摘選幾段代表性的網路公民書寫如下：「昔日走在街上一個個冷漠的過客，今天竟然每天互相噓寒問暖，更會盤膝坐在馬路上討論公民提名等民主理念，或是佔領運動下一步該何去何從。. 27.

(4)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昔日垃圾堆滿街上垃圾桶，更不時有垃圾掉在路上，今天竟然有人提著垃圾袋遊走街上收集垃圾，更會呼籲眾人將垃圾按膠樽、鋁罐等分類回收，甚至在拋棄前踩扁垃圾以壓縮體積。昔日『秒秒鐘幾十萬上落』的金融才俊，今天竟然偷一刻午飯時間，懶理自己西裝骨骨，接起衣袖來回跑在馬路中心搬運鐵馬，幫忙設置障礙物，然後坐在馬路石壆上一臉愜意地食著剛才海富老麥買來的外賣廿一蚊餐。1 昔日兇神惡煞的紋身送貨佬，今天竟然來回多地晝夜不分義載物資，更會用磁性的聲線問你要不要食物和水。昔日經常滿句問候語鬧年輕人『怕蝕底冇承擔』的維園阿伯，今天竟然笑意盈盈說著「香港未來有希望」「加油」，更要戴著口罩眼罩走在人群最前方說要『保護學生』。」（認真 2014）「出生於 90 後，我們經歷了英國將香港移交中國的過渡期。我們經歷了金融風暴，不少家庭因此家道中落。我們經歷了非典型肺炎和猪流感等不同傳染病，被迫停課，甚至連畢業禮也不能舉行。我們經歷了金融海嘯，面對家人經濟突然、甚至再次遇上困難。我們經歷了學制的突然改革，學生老師們被迫適應和配合。我們經歷由美麗清靜的香港，到現在到處也是自由行與珠寶店、藥房，童年回憶早已被拆掉和霸佔。最重要的是，我們都經歷過三位特首的選舉，深深感受到被出賣被代表的感覺。」（P. Y. 2014）「這場運動我看到香港人的公民質素，和平，無私，互助和關懷。而且短短一星期學到分類回收，組織，非暴力抗爭，真普上選的議題。但同時，我們徹底對政府和警察失去信心，拒絕黑勢力影響香港。……這場運動燃起香港人對香港的稱屬感（作者註：原作者應意指「歸屬感」），越打壓，我越不會放棄我手中的黃絲帶。縱然香港存在政警黑連成一線的暴力集團。但我信曾擁有獅山精神的香港人已經成功進化，成為最耀眼的傘下精神。」（金漆 2014）「若有朝一日，我個仔為了公義選擇走到最前，我會支持他的選擇，和他一起出來，走在前面保護他。」再一次證明，阿媽是地上最強的生化. 28.

(5)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武器。「況且，對著十幾歲的年輕人，你阻止得了他們嗎？只會破壞彼此的關係，而這關係是一世的。」（雨傘鄰里／全職母親 Toby 2014）「『如果警察用警棍亂打人，起碼我可以幫手頂兩棍。如果警察打十棍，我頂兩棍，其他人都係捱八棍。』Byran 留守旺角，為的是保護其他人…雖然現時留守旺角的主要不是學生，『平民百姓都係香港人，好多阿伯、阿叔、阿姐留守，都需要照顧。有位八十幾歲的伯伯晚晚落嚟，我見到佢都會買支水俾佢。』」（雨傘鄰里／全零裝備 Byran 2014）這些持續積累的網路文本，一方面像是運動中群體自我肯認的敘事，一方面也匯為一股「重新表現香港人」的意志，由參與經驗所帶來的人群行為改變，而非族群之本質性不同。從香港爭取政治民主化的歷史來看，至少 1986 年起已有數次為了爭取普選、基本法制定的行動（同年有民促會成立，集合大部分支持民主的民間團體）。1990 年泛民主派曾收集六萬簽名反對以「臨時立法會」4 取代民選立法局處理政改，在在都未出現如此清晰的「香港人已不同」之論述。遮打運動過程中（「遮」即為粵語中指稱「雨傘」，故「雨傘運動」又名「遮打運動」），交織而成的香港人形象是嶄新的、勇敢的、熱情且兼容多元的，好似歡迎任何族裔以粵語大聲高唱「海闊天空」，一齊撐起雨傘。對照近年全城瀰漫「這城市在死亡（the city is dying）」的低迷，2014 年 9 月 28 日後「香港人已經不一樣」的論點表現於場內場外各類形式的論述、圖像。5 雨傘下「香港人已經不同」的論述並不同於 2007 年曾蔭權上任時提出「新香港人論」6，企圖凝聚「我群」，以克服（或如論者指出實為「掩飾」）社會危機與階級矛盾。羅永生曾質疑新港人論調，指出如要解答「香港應往何處去」，應先探究「香港從何處而來」，應從歷史過程中說明「新香港人」與「舊香港人」有何不同，以及提出此論述／問題，究竟想要解決什麼問題。就羅永生看，乃是遲來的解殖問題（decolonization）（羅永生 2014a）。本文同意羅文觀點—需要回到歷史脈絡中探索認同流變，同時，我們認為必須重視「香港人已經不同」具有挑戰認同政治（易為保守社群主義濫用）的潛力，並不強調「香港人是誰」，也並非能劃下清楚起點或句點的過程。換句話說，「香港人已不同」並非企求認同之「同一性」，並非民／國族主義的老套，而是開啟了「香港人可如何不同」之可能性，其並非始於金鐘，而是近年來各領域公民政治參與、抵抗的開花呈現。經驗研究上，本文梳理此認同改變如何呈現於大量網路書寫、投書報章發表，甚至不少學者、公共知識分子也為文強化這論述，呈現了雨傘經驗的多重面貌。在理論. 29.

(6)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層次上，這論述生產和雨傘運動現場經驗直接相關，而非少數精英、領袖對社會喊話，很大程度反映了人參與其中如何體會人際互動，而多過於政治意識形態的大旗揮動。尤其，許多記述呼應了「慇勤待客（hospitality）」表現所實踐的時空延展，本文將以此探討「香港人已經不同」的積極意義，以及佔領運動創造的「非常城市」給正常城市社會的啓示。以下分為三節，首先界定發問，回應項文，同時回顧相關理論（第二節）；第三節呈現雨傘運動現場，探討其中展現的跨地域認同／異創生；第四節承接第三節，著重現場經驗中的傘下跨境相遇。第五節反省「非正常城市」狀態，並總結指出雨傘運動所開啟的希望與挑戰。本文運用的兩種資料有其特性：網路上書寫多半是個人的思考和現場經驗而後的反省，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帶有不少自我說服的意味，意欲去賦予這看似遙遙無期的爭取一些重要的當下意義。這和現場所收集的民族誌資料以互動過程經驗為主，而非言說者個人式的表意實踐，有顯著差異。對我們來說，兩種資料同等重要，雨傘運動歷時逾兩個月，有些人來了才寫，寫了再來，書寫和現場參與相互影響。現場所收集的資料確實有其「隨機性」特質，然我們認為此「隨機性」不只是牽涉到這場運動的規模，也因兩位分別來自台灣與美國的研究者具有不同研究身分，在不同地點的研究參與本身即體現了不同「閾現性」。. 家國之外的香港曖昧社會學者呂大樂（2007）描繪「四代香港人」的「世代論」引起廣大回應與批評。成長經驗和生活歷史確實會形塑價值觀造成世代差異，而也正因如此，雨傘運動作為一高強度的集體經驗，有可能讓世代面對彼此差異，甚至達致某種理解，挑戰半民主政體「疲乏論（transition fatigue）」7—亦即多年爭取民主化未果將造成社會動員更見困難。文化研究探討香港認同轉變則更重視九七前後重重社經震盪的城市經驗，形塑「本土意識」，讓人們意識到必須為腳下土地爭取改變，城市公共空間、社區成為研究主題（潘毅、余麗文 2003），不少研究也從流行文化再現來探討全球化、再國族化下，香港人逐漸變成「港燦」的窘境（馬傑偉 2007）。8 本文無法一一回顧有關香港國家認同的文獻，唯想提出羅永生近年論述來對話。羅指出了家國之外的香港曖昧狀態，源自殖民時期形成的「勾結政治」深植官僚管制系統，仍未解開；而勾結政治壟斷下，面對「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套中國. 30.

(7)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國族論述的香港人，向來不易也不需輕易接受任一，反而長期習慣生活在「家國之外」的「虛擬自由」之中（羅永生 2014a）。9 在雨傘運動前，羅氏對照捷克經驗的「倫理性恐懼」，指出香港最艱難的政治戰役，在於如何作為一「活出異見」的普通人，如何能夠「生活在真誠磊落當中（living in truth）」，而不會重演由極權勢力動員冷漠的困境（羅永生 2014b）。如今港人熱情參與雨傘運動，某程度積極回應了他的擔心。參與者年齡層廣泛，也不僅是學生，甚至顛覆性別標記。近期一報導「雨傘運動標記了香港的『公主世代』（Hong Kong’s “princess” generation）」（Kuo and Timmons 2014），指出年輕女孩的熱烈參與如何顛覆物質港女的標籤。而三個佔領地區所展現的群眾樣態差異，也呈現「香港人之（開始）不同」之複雜。這場雨傘運動之特殊，首先要指出規劃超過一年的「佔中運動」並未如期發生。從發生過程、動員形式、乃至於地點來看，現今佔領運動並非「佔中運動」，而是佔鐘（金鐘）、佔旺（旺角）、佔銅（銅鑼灣），佔中發起人戴耀廷（2014）已為文承認雨傘運動比原佔中想像更積極進取。不過，如何命名即為政治論述角力（葉蔭聰 2014a）。自英媒暱稱這場運動為“umbrella movement”，香港民間即以「遮打運動」或遮打革命來稱呼之，強化了為抵擋催淚瓦斯而打開的雨傘作為運動象徵，同時透過「撐起雨傘」歌曲一再傳唱， 10 啟動了這象徵建構更動態、互動之過程，如維特．透納（Turner 1982: 22-23）強調。「撐起雨傘」歌詞唱道：「一起舉傘／一起的撐／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詮釋了撐開雨傘不只是遮擋（危險、壓迫），還有撐開空間、創造關係的陪伴意味。這「打開陪伴空間」的意味，呼應不少市民直覺回答媒體為何到現場支持：「我們要去保護學生！」，11 甚至是原本極為保守反佔中的藍絲帶族群，眼見警察向示威學生、老人揮棍，改變態度，願意不計利益「撐」學生（雨傘鄰里／本是藍絲 Benjamin 2014）。這正是本文想細細梳理的「撐傘過程」，以及傘下港人關係。當然，參與其中的人們，在辨別、悅納『異己』的時刻，如何或有無理解黨／國？應是重要學術問題。然而，如同項回應文指出，我們需警覺如何避免把知識分子自己的體驗（體驗到的問題）當成了一般人的體驗（體驗到的問題）？如何避免學術的「內捲化」、如何避免「無關痛癢、也無所謂對錯」，如何使得敘述能成為有效的思考資源？項飈認為學者需要直面當下的實際困惑，而非求助既有理論語彙，才有機會參與在社會變革中，隨同群眾來尋求出路。我們支持這看法，但同時也要指出，項文似乎過於擔心也乃至於過於強調香港人追求的只是香港「自己的」形式化政治民主。從香港社會歷程來看，政治民主自由化在港之討論，有其漫漫長路，其中左右派的相會或分道揚. 31.

(8)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鑣，也跨越了香港與中國內地境界。1927 年省港大罷工訴求之一在於要求集會結社自由，階段性的勝利是省港左派運動協力的成果，而當時對抗的對象是殖民港英政府。六零年代更有兩次由民生問題引起了重要運動事件，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先有 1966 年的天星小輪暴動因票價增加「五仙」而觸發「五仙暴動」。1966 年 4 月 4 日，蘇守忠絕食抗議，引來青年加入支持，最高峰時在彌敦道上聚集有三四千人之譜，港警終實施宵禁、鎮壓，拘捕了 1465 人。1967 年因香港人造花工廠調低工資、解雇 92 人而起的暴動（左派稱五一一血案），原有民間支持，一度有 63 個單位發動了四天大罷市。然而罷工罷市引起不便，左派陣營漸失民心。到了商台主持人林彬之死，更深深影響香港市民態度扭轉，「談左色變」，對港英政府的管制認受性反而上升（馬嶽 2010：9）。六七之後，港英政府不得不逐步改善官民溝通，1968 年開始推行市區民政主任制度，七零年代始擴大原有咨詢委員會系統，由五零年代的 50 個增加至 1976 年 142 個，在港始有所謂「咨詢式民主」制度成形。呂大樂（1997）則指出 1966 和 1967 兩次暴動，造就在港出生的年輕一代有更好環境能反思未來，也間接成就七零年代的學生運動。整個從歷史演變來看，八九對香港來說，不如項文認為是民主運動「起點」而更像是轉折點。究竟八九這一重要轉折點，能不能讓我輩斷言香港追求民主化，與中國政治演變是何等關係呢？這是不確定的。香港的民主化運動如何與中國政治演變掛鉤，恐怕是個政治選擇問題，而無法透過規範性討論來釐清。歷史能夠持續作用，如同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951）的名言：「過去從未死亡。它甚至未曾過去（It's not even past）」，然而當代參與者難免由自身經驗的時間、感覺結構來詮釋歷史，因此，跨世代、跨境對話很重要，才能照見彼此執著的時空片斷。而如何捕捉這些無法輕易過去的過去，我們認為研究者與跨域、跨時參與者的現場相遇經驗可提供非常寶貴的啟發。正因如此，有關一國兩制之何以存在，以及未來是否能夠續存，項飈受限無法現場參與，但因其背景卻對黨國關係特別有體會之書寫，特別值得參考，也應視為替代形式的「參與」。尤其他別有見地指出，「問題主要不在黨和黨之間的關係，而是黨和國家的關係。正是因為黨在當時相對的超越性，她可以構想『一國』中容納『兩制』甚至多制。如果黨和國家高度同構，黨沒有以超越於國的姿態領導國家，反而要依靠國家而存在，那麼，這樣條件下的黨缺乏領導權，『國』缺乏彈性和包容力…」（項飈 2015）。. 32.

(9)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項文這個認識也許正是一般港人（且不論香港知識分子）很難也不願意去想像的，因為此論前提在於支持一黨有高度領導權，這個黨還只能是共產黨，然後才能去想像高於國家的黨。在素樸的港人想像中，儘管困難，還是有機會學習描繪家國／國家的，雨傘運動中的現場參與者並不完全反對「中國人認同」。12 然而，對於共產黨，不少港人仍有恐懼來自上一代有文革切身經驗，一部分來自回歸後政治控管、維安漸漸在香港現身的影響。前述六七事件造成左派漸失心，相關暴動造成的民間「談左色變」，有其作用，種種歷史原因難以盡述，也超乎本文主題。然而，在現場走動隨處可見的指控共產黨海報圖文，在在呈現了恐懼情結仍未成為過去。在歷史情緒彌漫的街道上，雨傘運動是過去、未來與現在持續對話的為人群交錯經驗著。我們或可視「雨傘運動」為一重要的「社會戲劇（social drama）—沿用透納的概念，於是有關「香港人」不只是認同問題，而是社會交流中的儀式性表演（ritual performance），而且是集體的、需要遇見他人的、佔用空間的表演。換句話說，「論述」香港人如何不同必須先有「表演」展示香港人如何不同」，必須有「他者」存在，但並非以「他者」作為區隔，而是「他者」作為交流互動的施為對象，才能在閾限（liminal）過程中展現「相對的認同」（relational identity）。特別重要的是，「他者」不一定是中國遊客或外來勢力，還包括香港境內彼此陌生疏遠的香港人，都可能在雨傘運動這「儀式性的非常狀態（ritual disorder）」中相遇，共同面對警方驅趕的暴力、佔領的漫長、人群共處的溫馨互動或衝突。在這漫長、不確定、曖昧不明的佔領狀態中，由參與者撰寫的「香港人可如何不同」乃經驗自人際互動中發現彼此的改變潛力，特別是佔領現場彼此「慇勤款待」，對於許多港人來說是不正常中的全新體驗，其中彷彿有透納所探討之「反結構（antistructure）」，蘊藏潛在的另類生產，能萌發創新文化，挑戰既有結構（Turner 1982: 27-29）。13 其中也有相當程度的「自治」實驗和「自制」論述，並非要全盤推倒香港人信服的理性、和平價值，並多所強調運動並非嘉年華，不能過度歡愉，也能呼應透納分析儀式同時是遊戲與勞動，解放、瘋狂又嚴肅。. 佔領運動中的「殷切款待（hospitality）」以上引用透納理論化「閾限（liminality）」與反結構的積極創造意義，以下我們還要銜接近來重訪康德論述「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的相關研究中重視「殷切款. 33.

(10)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待（hospitality）」，以此來檢視佔領運動現場展演如何展現社會戲劇。都市空間的重新組織並不能保證一個更寬容多元、歡迎他者的城市，尤其「殷切款待（hospitality）」的空間傾向於隱藏於都市皺摺之際。以康德探討世界主義歡迎外邦人的哲學基礎，Dikec 等重新詮釋「殷切款待」，指出其代表之空間、時間向度演變，強調「款待某人」的要件之一需視來客為「某人」而非可編號的匿名者（a serialized nobody）（Dikec et al. 2009）。他們的討論挑戰倫理學上談「無條件歡迎」和公民權治理所制度化的「條件式歡迎」。Dikec 等認為「道德上宣稱延伸無條件歡迎，以及不得不透過認同之操作來設置條件，加諸於歡迎款待的作為，一齊造就了有關殷切款待的倫理劇。」換句話說，這不是二選一的問題，而是必須面對其雙重性，並且，更重要的是理解相遇他者所能促生的新時空。相遇交往過程中的「他者性（otherness）」或「奇異性（the strangeness）」並不等同於語言或公民身分中所指認之「異己（alien）」。這是種感知「無法理解預示的他者（the unforeseeability of the Other），只能在殷切款待的時刻被「體會」，以 Dikec 等用語來說，這是「探視化（visitation）」過程。從其相對性來檢視每一個「殷切款待」給予施為所形成之空間與時間。正是這願意在公共或半公共空間中經驗未知的心意和過程，構成了「殷切款待」形同空間、時間、社會行動，或以透納之言稱為「反結構」。此處所言之「殷切款待」並非旅館業者的商業化待客之道。旅宿業那標準化操作且「有效率地」把房客送入個別客房的商業流程，迴避了訪客在城市中可能接受到任何待客「情意」或「敵意」。於是，由「他我之間」定義的時間或空間也被限縮甚至隱埋。旅人越來越習慣「獨立」移動在陌生城市，以為不需要他人接待。「我們」也感覺不到自己和他人之間的相互依賴關係，以為所有服務都是商品，是「我」自由選擇、購買力之實踐。因為看不見這群他者，我們又落入「異己」即為「他者」的國族主義界線泥淖，看不見階級和族裔的交錯縱橫。是佔領的街道讓人們重新認識城市之運作，需要與他者協商、合作、相互依賴，不管是垃圾的收集清運，還是帳篷的擺設佈置，是否要有舞台，哪裡該設置通道橋梁解決高差問題等等。在街道上，貌似相同的人們，其實並不能假設彼此的想法相似；口音一致的人們，差異可能大過於使用不同語言的你我，在學著接待人與被接待的街道上，前言所提到的因「無法理解預示的他者」所延展的時空，在金鐘、旺角、銅鑼灣卻有淋漓實踐。基於「來到現場關心泰半都是支持者」的心思，香港大眾對於佔領區之中流連的人們多半友善「待客」，歡迎張望佔領者，只有在自修室等區域有標語提醒「自. 34.

(11)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修中勿影臉」。如果得知是來自外地的「外國勢力」，香港本地媒體多半會幽默地回嗆中港政府，反而對於「外國勢力」大肆報導，包括熱情歡迎中國內地旅客願意表示聲援者。或許，從來中港民間沒有這樣好的機會，能在無車行的快速道路上直接交換彼此對於政治的認識。. 圖 1 11 月初的金鐘佔領區 11 月 4 日下午我們在帳篷旁席地而坐討論佔領運動，一位來自廣東佛山的大哥好奇地加入討論。生於 1970 年末的他因工作來港，難能偷閒觀察佔領運動，他卻有些緊張：「只是我沒參與過這種遊行佔領活動，一人來了也不太知道能做什麼……」，原來這位大哥一直透過新加坡聯合早報了解運動的背景脈絡，對於香港人的理性爭取民主表示很支持。問起他是否在香港有受到中國遊客常抱怨的歧視，他說完全沒有經驗過，「倒是更容易被上海人歧視呢」，他輕鬆地說（A，訪談，2014 年 11 月 4 日）。他強調多次「經驗」之重要，才能學著「理性表達」，談到因中國人從來沒有機會琢磨理性表達，「所以你們看那回釣魚臺抗爭，不知道怎麼發洩就開始砸汽車. 35.

(12)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了……」。他提到之經驗顯然不只是個人經驗，而是身處於公眾中，如何與他人互動、協議、爭議的空間經驗，他的陳述也呼應了有關他者之「探視化」經驗的重要，而香港人又何嘗不是需要這樣的長期佔領經驗才能學習著挑戰自我認識世界的時空限制，在互動之中，「某人」形象化，關係也具體地物質化（遞一瓶水、傳一份單張、分享蘋果派、送份糖水……），不再是簡單躲在標籤背後的無臉社群。本文以為，這些探視化經驗展現累積為雨傘運動的政治主張之外，另一潛在重要面向是社會性的、儀式性的，也是富有變革意味的。下一節將介紹三個佔領區域所展現的社會戲劇場景。. 社會戲劇現場本節將以現場近五週觀察為主，描繪三個佔領區域所展現的社會戲劇場景，以及人群如何相遇、相待。14 9 月底開始，港人用五十多個晨昏重寫這城市。成萬成千的人佔領金鐘、銅鑼灣、旺角的街道，很快地，有人築起克難橋樑使人方便跨越分隔島高差。道路周邊漸漸築起了物資站、回收整理、充電站等等，漸漸搭起數百頂帳篷。為了方便佔領者換洗，金鐘公共洗手間在志工的自我管理之下（政府外派的清潔工作暫停服務），不僅乾淨整潔，還有各類護膚清潔用品，令人嘆為觀止。三個佔領區都佔領了主要道路而非都市廣場等公共空間（例如佔領華爾街的 Zuccotti 公園或土耳其伊斯坦堡的 Gezi 公園），論者以為這乃因香港本來缺乏富有象徵性意義的公共空間，公民無可奈何只能佔領道路（何雪瑩 2014）。諷刺的是，運動起點乃 9 月 27 日學生佔領政府總部前「公民廣場」（莊崇暉 2014），香港政府卻主張那並非公共空間，佔領者違法。加上 2011 年方竣工的政府總部本以「門常開」作為設計意象，佔領運動無異戳破了此開放假象，反而因佔領才改造了冰冷的機構空間禁錮。佔領時間一拉長，在各現場出現了自修室、圖書室等等學習空間。不少人帶來書籍交換，引入了社區文化氣息。在金鐘現場尤其令人嘆為觀止，有義務幫忙的木工成立工坊，名為「遮打工場」，持續製作自修室可用的桌椅。組織自修室讓學生不會荒廢課業，而年輕上班族亦有不少人熱心擔任義教老師。原來，「遮打自修室」15 只是幾張桌子，利用原分隔島高度搭建而成，為理工大學設計學院學生創意行為（筆者恰好熟識這些學生的老師 P. Choi）。沒想到自修室漸匯集有數百名學生，桌椅持續增加。義務任教的「老師」們多為三十至四十歲一代，背景多元，包括筆者的好友身為香港政府公務. 36.

(13)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員，每周總會抽三兩個晚上加入「義教」，鮮少參與社會運動的她讓我驚訝，她只是說「身份問題不能走得太前，倘若沒有過來晃晃，心中會不安不踏實。」（B，訪談，2014 年 11 月 2 日）。每個佔領現場搭起數百頂帳篷，宛如村落，不停有人送進食物補給，也有人負責回收整理（香港原來並不興資源回收）。每人參與其中，毋寧是找回了自己的「城市權利（right to the city）」，如列弗伏爾（Henri Lefebvre）闡釋，「城市的權利絕不僅是每個人有使用公共資源的自由，這是一種可改變自己並進而改變城市的權利」（Lefebvre et al. 1996: 158）。過去那些貶低香港為文化沙漠的老生常談，今次完全顛覆。如同井悠所寫：「看看各大佔領區，每一句標語，每一件裝置藝術品，每一個民間發明，提倡『一人一書』的閱讀計劃，每一位用音樂和行動為各位打氣的歌手……這些難道不屬於香港文化的一部分嗎，難道不正正是創意的體驗嗎？」（井悠 2014）。. 圖 2 連儂牆（攝於 2014 年 5 月 11 日）. 37.

(14)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在金鐘現場筆者也正好目睹風力發電的設置過程，幾個工程師設置風力發電機，以實質行動支持學生更展現期待佔領長期永續的心意。燈光照明了自修室的學生們，也好似照亮了烏托邦（梁嘉瑜 2014）。有人這麼記述：「…大家互相幫助不問回報、熱心人捐助物資煮飯送給抗爭者、大家在佔領區內找尋可以幫忙的地方。在佔領區，大家已不只是香港人，更是香港公民」（城市漫步者 2014）。在金鐘留駐過夜人群最多，大部分是學生、年輕上班族，訴求理性佔領，也有不少市民跨海來參與，因考量此處平和而不會感到害怕，甚可帶小孩來參與。在臉書上，名為「Admiralty 傘城」的群組繪製了「傘城地圖」以呈現佔領行動過程形成的地標、節點、領域和路徑，因事件和佔領村民的創作，逐漸變成有意義的「地方」。16 旺角的佔領則殊異於金鐘。旺角佔領區位於彌敦道上，其所形成亦屬意外。佔鐘區形成後，人群自發性聚集於旺角購物地標「朗豪坊」周邊，一度佔領範圍包括由亞皆老街，擴展至油麻地咸美頓街，超過一公里，雖初期有人呼籲要集中能量在金鐘，佔旺者仍堅持留守旺角，展現（重新）佔領旺角的象徵意義。佔領區周邊是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龍市中心，因中港長途客運站坐落於旺角，自然也是中國自由行旅客最密集的一區，十年來旅遊與庶民地景的拉扯，已反映在零售業街景變化。許多民生小店為銀樓、藥房、美妝行取代，尤其是彌敦道東側的西洋菜街、女人街一帶。同時，彌敦道西側的上海街、砵蘭街、新填地接街仍有傳統「三行（裝修、建築、木工）」等群落，庶民氣息仍濃厚，這些散工為主的人們也成為佔旺區主角。相較於金鐘，初期在旺角的參與者所展現無疑是陽剛的、男性氣概的，多為勞動階級，不是學生樣斯文路線，反映在佔領區的文字和身體語言。不能否認的是，旺角佔領區確實不斷有大小衝突，尤其是 10 月 3 日有「藍絲帶」和「愛港力」等保守團體在旺角佔領區發起了大規模攻擊佔旺者的集體行為，引發「黑警合作製造旺角暴力印象」的爭議（旺角社區團結 2014）。雖一度引起佔領者之間的矛盾，旺角佔領區也在幾次警民交手之後逐漸縮小，「佔旺」仍是重要陣地。旺角的庶民性格還顯示在其宗教空間的打造，佔旺者請來關公，背對著街壘設置起神壇，供佔領者祭拜。這臨時「關公廟」規模還日漸擴充，儼然重新界定了聖／俗領域。另一廂基督教也不遑多讓，設置起臨時教堂，充分展現香港社會的多元信仰。雖然媒體持續強調旺角的暴力氛圍，作者造訪旺角時卻是一片平和，夜深的彌敦道上一頂頂帳篷真像是村落，竟然都睡滿了。這條繁華大道，二十世紀初是銘記英人開啓九龍都市化的六線林蔭大道，二十一世紀初則因應貴客湧現，左一間周大福、右. 38.

(15)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一間周生生，街道景觀在過去十年迅速改變。誰預想到這一晚又一晚，人們以肉身重寫都市，讓彌敦道百年後歷史寫下最新一章。深夜有朋友為道路上植物澆水，好不浪漫，原來這是群意欲透過耕種改變城市社會的年輕人，佔領時刻更要耕種彌敦道（Very MK 2014）。人在彌敦道上走並不感到害怕。圖書館旁的圓桌空間很舒適，有人深夜收工了來到後像是自家般相處。半夜兩三點，桌旁陸續有剛剛下班的巴士司機、學生、藝術家、外籍朋友坐下，輕鬆地討論有關或無關佔領的情事。如同金鐘，隨時有人送來夜宵、午飯、早點表達支持。最引人注意的是「撐小店系列」地圖繪製、小店歷史訪談，原是油麻地活化廳成員藉此行動，希望能化解佔領者和周邊店家可能形成的矛盾誤解，同時也表達反對財團壟斷商業經營的意念，以「小店」在香港大眾文化中某程度成為反資本主義象徵，在這佔領藝術行動中，重新想像小店為「異托邦」的重要陣地（駱穎佳 2014：144-156），以「撐小店」作為逆向實踐。如同梁寶山（2014）指出，「他們先到多士與茶餐廳一類小店與老闆傾談，收集餐單，再於彌敦道自行架設的街站『即席揮毫』，把餐單化成巨大手寫廣告」。藉此，佔領也是港人認識同為港人的「他者」過程，在過程中重新定義城市和文化。幾乎成了佔領運動代表神曲的「海闊天空」，在佔領現場傳唱不斷。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群南亞裔港人在旺角現身，拉布條支持並大聲唱誦之。網民對這類表達多所稱許，會特意強調「連（土生）南亞人都撐雨傘」，彷彿同時肯定香港的多元寰宇特質，而追求民主是「超越族裔的理想」。少數族裔也在 11 月初發表聲明譴責暴力與支持民主。聲明中明言，倍受歧視卻還要現身支持，乃因身為香港少數族裔的年輕一代，成長於港也珍惜擁抱香港價值（Malik et al. 2014）。他們也提到了少數族裔因經濟劣勢並不易理解政治自由淪亡的長遠影響，希望香港社會別因少數人士的暴力個案而誤解少數族裔（Iyengar 2014；So 2014）。也正是在旺角展現了「反結構」的可能破壞性。以「熱血公民」為民的團體為基礎，在旺角特別動員起一股「反組織」、「反大台」，反對「被代表」（針對學聯與學民思潮）、「反左膠」。一度他們甚至反對任何組織形式，連「圖書室」都反對。其代表人物不僅在現場俱有影響力，透過網媒熱血時報等也形成一股挑戰泛民社運團體、挑戰金鐘的力量。銅鑼灣佔領區又是不同風景，它佔領面積最小，位在軒尼詩道上正對著 Sogo 百. 39.

(16)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貨。11 月筆者拜訪銅鑼灣時，現場正在舉行「流動民主教室」，而當晚演說者亦為筆者熟識的社工朋友，在現場分享長期關心的基層住屋問題。透過放映影片、分享討論，吸引了有近三四十位人留步觀看。同時一旁有一群婦女朋友成群製作黃色雨傘吊飾，一面發送給路人，以此交換訊息，現場也有自修室，規模雖不及金鐘，氣氛卻是溫馨和平。留宿銅鑼灣者也比較少，然該佔領區直面消費大眾、各國遊客，有著難以取代的重要意義。研究者見到很多人對著佔領區拍照，或者和現場有習總撐傘的人形立牌拍照，好奇之餘，也許試著理解香港人究竟在爭取什麼。「流動民主教室」由數位香港大學教師發起，秉持「我係老師，罷課關我事」概念，自 9 月 30 日起在各展領區安排教師或社區工作者義務講課，又名為「雨傘大學」，運行至 11 月下旬不輟。多數於每日下午四時至十時進行，講題豐富，包括「媒體與社會運動」、「非暴力抗爭影」，也包括日常民生議題，「小販：街頭政治角力場」、「租金管制與公共房屋政策」，或本土文化相關如「香港廣東話：語言或方言？－從語言看政治」等等。有關小販的討論在銅鑼灣尤其有地緣意義。2011 年 4 月曾有「雞蛋仔伯伯」於銅鑼灣大坑被食環署人員開單拘捕，引起一陣小販經營作為城市營生權利、在地文化的討論。對社區工作者而言，民主政治要處理之事，無非是這些貼近常民生活，卻高度受到勾結主義長期放縱的集團資本主義壟斷。換句話說，民主並非只是參與普選投票。佔領區之外的「佔領」亦多所令人驚奇。中國國慶十一典禮，荷裔港人率先在宴會上打起黃傘，一時媒體瘋傳。10 月下旬至 11 月適逢香港各大學畢業典禮，不少學生持傘出席典禮，向校方、師長表達態度。黃絲帶作為個人表態不分南北半球，其中最令人驚異者，泰半是運動第 27 天，竟有 14 名以「香港蜘蛛仔」為名的登山人士合力在獅子山峭壁上垂掛一幅達 10 層樓高、黃底黑字的巨型標語（6 米乘 28 米），寫著「我要真普選」，以行動呼應了香港傳唱一時的「獅子山下」17：「攜手踏平崎嶇／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翁鈺輝、徐雲庭 2014）。也讓雨傘運動銜接了在香港民間共識的「獅子山下」拼搏精神。九七後，「獅子山下」常為政治人物挪用勸諭香港社會應努力追求經濟改善，相信社會流動，以掩飾香港結構性貧富差距問題。這行動從「獅子山下」翻至「獅子山上」，賦予這不朽名句新的意義，也為進入苦撐的運動帶來新的精神和意象。如果延伸對照梁振英失言道出「香港若實行民主政治，政治將為窮人主導…」（France-Presse 2014），在香港有超過一半人口屬於梁特首所謂的「窮人」，每月收入平均為 13,964 港元。正因如此，在過去一度象徵抽象香港印象的「獅子. 40.

(17)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山」再具體化為基層困境，也為雨傘運動添上階級意義。香港警方很快地拆除獅子山上布條，然而，「掛布條」開始遍地開花，各級校園、辦公大樓、住家窗戶都成為展示看板。最有趣的是，十一月初的金鐘出現一座高掛著真普選布條的獅子山模型（大約 1/150），筆者正好目睹，原來是熱心市民以一周時間完成，因為「想畀冇親眼見過嘅朋友感受一下」（不著撰人 2014b），這栩栩如生的再現堅持要把香港政府急欲消抹的訊息保留在佔領現場，確認新一代香港人能翻上獅子山的勇氣。甚至，還有人藉由改圖，讓習近平都攀上了獅子山。以上，我們確實看到佔領區展現了豐富的社會戲劇，如同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指出，雨傘運動告別了「形式化的示威遊行，走向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指的公共政治行動。」（許寶強 2014）。. 傘下相遇之跨境這一節延續現場觀察，然更關注現場人際互動相遇，將以作者伊恩於金鐘所見為主。在催淚瓦斯一役之後，伊恩加入了金鐘、旺角群眾，短暫紮營（9/30-10/3），10 月中他再度以金鐘政府總部旁的夏慤道為主要基地，紮營駐點，從 10 月中至 11 月中近身觀察現場狀況。期間他也幾次造訪旺角與銅鑼灣兩處佔領基地。在這非常空間，伊恩能隨機遇見來自本地或外地的訪客（包括中國內地遊客以及國際遊客），各式交往構成了研究者體會之日常。伊恩以田野筆記、錄音或攝影（在徵得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收集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作為以下討論之基礎。收集所得以民族誌式資料為主，佐以質性訪談。訪談是隨機取樣，直接在運動徵詢受訪者，有些是研究者經主觀判斷，在其帳篷前邀請受訪，有些是透過受訪者推薦而取得聯繫（滾雪球方法），也有部分受訪者是在伊恩加入志工服務時認識而取得同意。上述運動現場做為研究基地，以及研究者之身陷其中成為所謂的「夏慤村民」，特別有關本文意欲討論的「閾限性」和「例外性」（liminality and exceptionality）。伊恩作為一藍眼睛、白皮膚的美國研究者，卻能說台灣口音的流利中文以及基本粵語，成為相當特殊的運動參與觀察者，讓這例外空間又倍增其特殊性—每一次的相遇都是關係的延展，跨越了形式體現（embodiment）和國籍。此研究身分有助於伊恩在此閾限空間中更敏感地移動。於是，伊恩收集到的資料自然不同於港人或任何華人學者所得，經此. 41.

(18)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雙重的特殊性（doubling of exceptionality）」過濾，而可能更直接地在觀察或訪談互動過程中觸及有關「自我與他者」、「正常與非常」、「社會與國家」之多重辯證，而有助於我們來發展以「閾限性」分析這場運動的相關論點。以下討論跨越了前述的主要佔領基地（金鐘、旺角、銅鑼灣），書寫編排方式也希望能呈現在佔領現場中無法預期的相遇與談話。許多有趣的相遇發生在金鐘連儂牆，它位在動線節點，相當靠近公共廁所，位於天橋下、銜接政府辦公室入口，成為佔領現場的藝術中心。連儂牆之名源自約翰．連儂的名言：「妳可以說我是個作夢者，但我並不寂寞」，同時，其名也引用已存在於布拉格的舊連儂牆，是另一個在視覺上抵抗集權政體的重要場景。在金鐘連儂牆，數以千計的多彩塗鴉手跡留下訊息鼓勵佔領行動，最常見的是「加油」，路過人們持續留下訊息。同時，物資也源源不絕地送入。連儂牆成為景點，吸引了大批訪客，有不少還是常態性訪視，於是這場景也成為其他事件的背景空間。在此常聚集了大學生或畢業不久的年輕人，他們甚至設置一個「雨傘郵筒」，宛如一暫時成立的郵局，提供參與者留言的材料，讓他們能超越全球時間與空間。明信片、郵票、藝術性的郵戳一應俱全，這些都由志工和訪客共同提供支持。明信片的處理有兩個選項：一者是，寫完後隔天就會寄出，寄給未來。另一者是，參與者可以留下一個特定的郵寄日期，讓志工能依循處理，寄出提醒、祝福、鼓勵雨傘運動的話語。這些充滿創意的行動讓雨傘郵筒成為一人我相遇空間。有趣的是，運動期中，某程度象徵着全球化儀式的萬聖節派對也在郵筒旁進行。傘下空間促發了「相對性認同」，我們可透過參與者之間的對話窺見其中一二。好幾天，伊恩都在郵筒附近與兩位中國受訪者，以及三位郵筒志工聊天（其中兩位是香港學生，一位是剛剛畢業自工程學系的朋友）。對話的開始很自然，當時來自湖南的大衛正在和物資站志工聊天，港人志工對他的現身支持表達感謝。大衛二十八歲，是福音教派基督徒。志工表達：「能有中國大陸訪客來現場瞭解，我們真得很開心。當然中國很不同於香港，但是我們很希望有人能親身瞭解究竟發生了什麼事。」（C，訪談，2014 年 10 月 23 日）。很快的，大衛以及另一位中國訪客，以及作者之一作為美國人開始自嘲為「外國勢力（foreign forces）」，在嬉鬧的情境中順勢「他者化」中國。當然，「外國勢力」其實是香港公民社會的自我意識認知，而不該是外加的。伊恩問起大衛是否有特別「處境感受（positionality）」，大衛回應：「當人們聽見我說普通話，起初都有些自我防衛，也. 42.

(19)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許他們是擔心藍絲帶（反佔中）吧。但是他們會漸漸理解我是真誠的，我是來這裡表達支持的，也就會漸漸軟化，很友善地對待我。」（D，訪談，2014 年 11 月 1 日）。在那一小時之中，金鐘的慇勤待客精神一再而再實踐，路人經過也不停發放免費食物、藥草茶、糖果，以及設計精美的代幣。當路人可聽見、看見各式各樣的華語文口音。許多人停下，當他看到討論如此多元，不停對（在現場堅持的）我們說謝謝。這般互動在一般香港公共空間中是難以看見的。郵筒和基地不只是網路之外的聚會點，也是新網絡連結的重要關鍵地。在對話尾聲，我們試著陳設多個平台以供參與者充分認識，包括 Whatsapp、臉書（香港與國際間盛行，不過禁止於中國大陸），以及微信（在港特別流行）還有「Line」（普及於台灣）。有關 Whatsapp 聯繫種種，大衛不免憂心是否回國後因此而被邀去「喝茶」。所幸其所擔憂終究沒有發生，且大衛還能在幾週後順利重返香港（沒有被阻攔入境），他十分欣喜，也和伊恩再次聚首於旺角。就像是伊恩日前的露宿經驗，大衛也沒帶任何帳篷就留下了，這次，他開始質疑，在家鄉為何每人都相信港人是因美國資助而抗爭或者受到境外勢力影響。在旺角，作為「境外勢力」的作者和大衛再次成為娛樂焦點，尤其「半外來者」的大衛面對各式招呼待客都感覺特別遲疑。不過現場有些作者的香港朋友熱心地幫忙陪著大衛到物資站，以粵語替他解釋說明背景（總以這位中國大陸朋友如何支持運動起始），總算替他張羅了個睡袋與帳篷。而正也是這過程令大衛不僅感激在心，也讓他跨越了自己的臨界點，從一個半境外勢力而轉變成為抗議者的一員（D，訪談， 2014 年 11 月 22 日）。另一日，當時伊恩在添馬公園訪問一位五十九歲的上海訪客，聽他談上海公園的「自由論壇」中近來持續討論香港，訪談過程中，「境外勢力」之間的對話自然地發生。原來他是特意來到香港，要在一日之中拜訪、拍照記錄三個佔領區域。這位上海訪客比較中國與香港：「我們（中國）是極權政體，近期要有轉變是不可能的，任何人嘗試都會被逮捕。他們可以逮捕我、折磨我，我可以承擔。在夏天，他可以把你鎖起來，不給你任何水，我朋友曾入監，是這樣告訴我。或者用手銬。想想他們如何對待法輪功（信徒），他們比希特勒更可怕。」（E，訪談，2014 年 11 月 1 日）。當他提到了法輪功，一位大約四十歲的女士與父親經過，來自甘肅的他們也加入對話，摘錄如下： W：違法器官私運是真的嗎？. 43.

(20)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M：當然是真的，有太多的器官被偷盜販售，人們從各地來！他們要如何取得？當然這些是真的，我在網路上確認過了。 W：妳如何獲得這些訊息？ M：網路…… W：妳能相信這所有訊息來源嗎？ M：我寧可相信任何外媒，也不相信黨所說的。 W：正是香港才可能讓我們如此對話！我非常支持你們在此所做的，你們應繼續爭取你們的理想…… （W and M，訪談，2014 年 11 月 1 日）嚴格來說，這對話之發生不應限於香港，雖人人說香港才是無需擔心言論自由安全之境（相對於其他中國城市），但是，這麼一個忙碌擁擠的城市從未以溫暖人情著稱，前述對話其實顯少出現於日常情境。在非屬正常的雨傘城市，金鐘的信任和慇懃待客好似俱有傳染力，能影響不只是香港人與「外人」之間的互動，甚至還包括外人彼此之間，都在傘下閾限空間相遇，有機會在探視化經驗展現中影響彼此對於國家、黨、政治的認識，包括對過去的可能誤解以及對於未來的期待，從社會性的交換乃至於儀式性的交流中拿回被國家機器壟斷的認識權力，而這每個問候都富有變革意味的，在誰都不能預知未來的時刻，每個問題都可能鬆動主、客之間的界線。. 反結論：非常雨傘城市雨傘城市儘管燦爛，隨著時間過去，期待「回復正常」的港人似乎越來越多。佔領屆滿兩個月之前，11 月 10 日明報委託港大民研計劃的民調公佈已指出有 83％港人期待佔領結束。當然，我們必須注意區別的是，逾八成期待佔領結束，回復城市日常運作，並不見得代表他們都期待所有事物回復如常。在「非常」的香港，佔領的人們遇見他者，也遇見不熟悉的自己所藏有無限潛力，在不正常狀態中頓悟「正常之不正常」，本文以為是佔領運動不可抹滅的價值。這些帶有戲劇性的頓悟不只是精神思想的改變，乃透過人際相遇、實踐而落實為空間關係的改變，過程某程度體現了成長儀式的曖昧、解放、逐漸整合，以及仍抗拒被整合收攏的新聲，堅持要求已落閘許久的特區政府回應，不放過任何機會尋求結構破口，例如學民思潮成員相繼以斷食意欲喚起更. 44.

(21)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多關注，即為一例。本文以為，「斷食」所象徵着意欲暫停「正常生活進食」，去挑戰持續進行生活之不正常，更值得注意，其意義大過於以身體危機來造成壓力。事實上，佔領前期已有莫紹文測量師斷絕固體食物四十日，並沒有透過輿論造成管治者危機。於是，論者以為的（後）佔領時期的種種努力，仍延續著「請不要讓香港回歸正常」類似論述所企求者，不要忘了當前的繁榮香港其實是個荒謬的世界。雖然在斷食五六日後，學民成員接連結束，值得注意的是，已有人發起每人斷食 28 小時接力的活動，另類地以集體方式延續身體挑戰。有關「非常／正常」的省思也出現在許多人的運動經驗書寫中，例如，「昔日水泄不通的彌敦道、金鐘道、干諾道中等道路今天竟然搭滿了帳幕，也坐滿了市民，亦有漫步、跑步、溜狗甚至是踏單車，而昔日這些沙塵滾滾的道路今天竟成為全港空氣質素最好的地方，甚至比美西貢郊區…這一切超自然現象皆因遮打運動破壞了昔日社會的「正常秩序」，令社會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的『不正常』」（認真 2014）。他們甚至直言，「就是因為正常，所以才失常」，「活在荒謬的世界下，真正不正常的，反而是仍然故作正常，裝作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沒有發生，堅持要準時返工返學，定時消費娛樂的一群人。」18 這樣的「反對故作正常」，在藝術觀察者張嘉莉眼中，是透過暫時的「還道於民」讓港人有機會練習建立一共同社區。張為文指出：「此情此景，是香港人從來沒有想像過的奇妙世界。這比迪士尼樂園還要奇妙，因為它不只是奇觀、不純粹是關於消費，而是許多市民一起建立的一個共同社區。這片突然自由的城市空間把人與人重新連繫。」（張嘉莉 2014），張認為這共同空間經驗能讓人從中重新理解傳統權威規則，乃至於反思資本主義。她指出，「在雨傘運動開始的第三、四天，其實已不難感受到『人人都是組織者』、『人人都是藝術家』這精神的存在，而這正是許多抗爭者都掛在嘴邊的『沒有大會！』。是次運動沒有單一領袖，只有意見領袖。」而這樣的參與、體會或許頓悟，透過運動去改變了名為「添美道」、「龍和道」、「夏慤道」這些「非地方（non-place）」，為其賦予社會關係、身分和歷史意義（何雪瑩 2014）。重奪空間，重新定義「正常」，抗拒輕易地回到正常也是種對資本累積倫理的抵抗。必須要指出的是，張嘉莉（2014）眼中的奇妙世界，其實不只屬於港人，也不只是港人感到驚異，這點在上一節已有說明。若以前文提及康德探討論待客道（ Of Hospitality）構成的世界主義精神來看此奇妙世界中的抵抗姿態，我們或可由「正常／不正常」來再思有關主客的問題。悅納「異己」的「主人」，可能在運動過程中漸漸地. 45.

(22)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離開了佔領現場，回到正常生活中，以原來的生活邏輯，去理解仍然停在佔領現場的，被逐漸定義為「不正常人」的抗爭者，他們是現場的新主人，卻不一定合於原來城市對於主人的制約規範。而德希達有關「無條件友善」之提醒是重要的（Derrida 2000： 29），這是待客之道中隱藏主客倫理鬥爭的問題，也是關乎「存有或非存有」的問題，隨著「主人」意識的移動，甚至與「港人」稍微鬆綁—尤其當多數港人回到正常生活，離棄非常城市的時刻，「外人」卻持續抵達訪視，甚至成為佔領者。是這般過程讓人或能認識到抵抗中的「反中」或「恐中」情緒，其實只是遮掩住港人看清楚眾多港人面貌（而且面貌變幻不定）的煙霧。雨傘運動中的中國（大陸）參與者可能需要跨越更大的門檻：從內地到香港，從正常的香港到非正常的香港，同時還要回返。人際相遇在這場看似「抵抗」中國的運動中，某程度地共享着團結一致的信念，事實上也在相遇過程中削減了中－港／核心－邊緣之地理疆域關係差異，也有機會鬆動內地人－香港人／外來者－內部者的人文認同關係。有關誰是異？誰是己？我們或可說這分別標準在現場是不穩定而充滿流變的，運動的一開始，似乎是反對「袋住先」的人都為「己」，然而運動進行中，時而表達為「支持真普選的人」，時而變化為「香港人」或更廣泛些，可指涉「愛香港的人」、「撐傘的人」。分辨的過程即為「閾現性」體驗的過程。不過，即使是作為「支持者」而受到港人歡迎者（而未必是「同國人（co-national subject）」），例如大衛，他回內地後可能會遭「喝茶」款待（亦即遭受盤問）。這杯茶的「煙霧」（有時是想像中的），像是官方版本的「慇勤待客」，再製了中港之間的社會與地域疆界，雖然中國似乎透過否定香港之自治正亟欲消弭這無法去除的疆界。項文試圖探問，這場運動難道只能是持續加深中港社會對立嗎？能不能是一國框架下對兩制具體做法的探討？對民主合理的追求能不能擺脫狹隘的地方主義？（項飈 2015）我們從現場觀察看來，這試圖釐清概念的期望，還是必須在混雜曖昧的現場互動中才能找到實踐機會，也須在現場感受「清場」（甚或是社會某程度集體期待清場）的壓力，才能體會社會意欲回復正常的慣性有多強大，遠遠大過於集體行動尋求改變之合法性的能量。如果這是個歷史挑戰，如同項飈指出，「…歷史上的多次革命無法再成为合法性的自然源泉」，這恐怕也不只是香港以其獨特方式指出了中國整體的深層次矛盾，甚至是揭露了資本主義經濟體都存在的，包括民主就是日常的美國（Rowen 2014）。19 如果說項《回應文》特別指出其關心人類學知識的「缺口」，雨傘運動對都市研究. 46.

(23)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學者來說，毋寧是城市的「缺口」，在人們已習於而不去質疑資本主義社會秩序的城市中，突然有了缺口，讓人有機會反思秩序中隱藏的資本主義經濟內在矛盾，為什麼交通需要維持順暢？為什麼需要定時上下班？為什麼教學一定發生在教室中？有關秩序的詰問，也可延伸至討論為什麼政治改革需要循「序」漸進「袋住先」？從我們的雨傘經驗出發，我們或可修正此「循序」邏輯，更注意非預期交往互動所擾動能如何引我們進入閾限空間，認識到既有政治語言之不足。我們就本文提出這些現場觀察並非要反駁項文論點，卻要指出，在今日香港現場，要能夠如同知識分子一般思考黨與國家的高度關係（乃至於此高度關係之變化），絕非易事。在香港近年來但凡有候選人染紅嫌疑（哪怕是政府或學生會）都引起軒然大波。這點在香港境內外部分年輕中國學生看來可笑：「哪個學生沒有加入共青團，值得這樣大驚小怪。」20 年輕人或能以訕笑化解這中港矛盾情緒，對港人來說，其實很難做到，甚至逐漸衍生為民粹式情感動員的素材。21 這恐懼背後未解的歷史過程對很多人來說還沒有成為歷史，無論是知識分子希望推動公共討論，或是中港政府期望能「循序」推動政改，恐怕都不能輕忽。雨傘運動過程中，幾位學聯學生代表意欲直飛北京卻無法入境，當時代表之一周永康發言：「中國係一個泱泱大國，點解會懼怕三個學生入境同中央官員對話，呢個係匪夷所思。」（潘柏林等 2014）由這則發言來看，年輕人想像的對話者是國而非黨（或者說，黨國難以區分）。究竟，參與其中的人們，在現場辨別、悅納『異己』的時刻，如何或有無理解黨／國？本文無法在此下定論，也不認為在運動當下參與者能有結論，唯一能肯定的是雨傘運動經驗會持續地在散場之後影響着歷史過程中的人們如何認識黨／國。我們絕對無意浪漫化現場的「待客之道」，村落之間並非一片和諧，如同太陽花運動期間反感於舞台、明星代言人的矛盾衝突也在香港不斷發生，乃至於不時有人為文提倡「大家都是雨傘村民，不應割裂成『旺角村』、『金鐘村』、『銅鑼灣村』（雨傘村民 2014）。旺角被清場後的發展，也凸顯了這持續中的佔領確實沒有完善組織亦難有目標或路線共識，而金鐘清場在即。葉蔭聰（2014b）為文梳理雨傘下不同政治主張，他指出，「分道揚鑣，讓運動走得更遠更好」，想來分離之勢難阻擋。然而，正因如此，在這雨傘城中更難清晰界定「正常／不正常」，其爭議將無所不在，也似更無需以「成功」或「失敗」來斷言運動狀態——它甚至不只是單一運動。「雨傘」、「鳩嗚」22，這些會持續出現在城市中的象徵性、儀式性游擊行動，隨時延續抵抗生命。尊重當下，如許寶強（2014）所言，「面對已不再一樣新時代，採用已被掏空了內涵的舊概. 47.

(24)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念——『革命』、『法治』、『失控』、『犧牲』——去解釋當下，不僅顯得脫離現實，更無助我們探索未來，尋找出路。」，我們可能需要如同參與儀式者的耐心與無條件信念，相信聚集在一起經歷曖昧之後，本身就是不可逆的轉變，這過程，也像是許寶強（2014）引用漢娜．鄂蘭之言，「政治的權力來自於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衆…透過約束與承諾、結合與立約，才擁有和維繫最大的（政治）權力」。而儀式之重要在於，儀式並不會因結束而效力消失，往往是結束後效力才要開始。本文所描繪之人群嘗試，並非要在儀式般相遇中發現彼此多麼相似，而是要在互動中發現彼此有多不同，卻仍嘗試交往或至少能擦肩而過，也在此城市缺口有機會去經驗非常密度的「所有的幾乎同時發生」，如同參與者杜婷（2015）所寫：「平時幾年也未嘗會經歷的在短時間一傾而下，純粹、誠懇、信任、堅定、謊言、誤解、輕視、傷害，堅硬與柔軟，暴烈與平和，所有的幾乎同時發生」。而非常經驗發生如此，提醒了我們，或許其實無法交付政治制度來解決所有社會矛盾問題，需要留空間給人際互動交往，在閾限空間中摸索協商。那是意識概念上的「空間」，也是都市中實質空間安排需要有此餘裕（需要「缺口」），由此，照見制度化集體構造之極限，無論那集體形式名為「黨」、「國」或「城市」。若沒有現場相遇在先，很難有持續的殷切款待他者，這也凸顯了複雜社會如香港，只企求由形式化民主政治來追求悅納「異己」的世界主義，是極不可能達成的。傘撐得辛苦的當下，恐怕還未到那立約時刻，然而，一切須從傘下陌生相遇開始，才可能去想像那一刻，而畫面中有熟悉又陌生的你我他，這不僅有關港人的未來，也是他方都需要關注的傘下相遇，會不會回到羅永生曾擔心的冷漠狀態？換個角度來回應這問題吧——這絕非香港獨有的課題，只是傘下香港體現了這問題如同閾限空間，替人們指出了不能省卻的、同時遇見我群／他者的跨境行履。. 致. 謝感謝傘下的人們，沒有你們身體力行在先則不會有這篇論文。本文之發想與雨傘. 運動期間與葉蔭聰、趙彥寧、項飇等師友交流有關，在金鐘、旺角等佔領地又得多位香港朋友協助，又承蒙匿名審查評審賜予寶貴意見才能完成，在此一併致謝。本文作者對相關論點詮釋負起全責。. 48.

(25)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附 1.. 註「西裝骨骨」即為「衣冠端正」之意，意指一般金鐘法律金融專才的常見裝扮，反映參與者的樣貌。而文中所指「海富」即為抗爭地點之一的海富中心，乃金鐘一重要商業大樓，「老麥」則為麥當勞之意，實因該地位處行政金融中心，難尋簡易用餐地點，唯有商場附設麥當勞供應平價吃食。否則需要自備。. 2.. 「臨時立法會」極具爭議，民主派尤其質疑其欠缺法源基礎，不符合基本法相關條文。參考馬嶽（2010）。. 3.. 孔誥鋒（2011）指出「新香港人」由傳統左派陣營在 2007 年 8 月政改辯論中提出，曾蔭權之挪用非屬創舉。. 4.. 可參考 Ma（2008）引用 Ottaway, M. (2003) 的討論深入剖析兩種不同政治「疲乏」。. 5.. 「the city is dying」語出 2011 年香港無線電視台戲劇《天與地》台詞，暗諷香港時政、社會喪失理想性，該劇主題曲「年少無知」在 2012 年香港反國教運動成為代表歌曲。. 6.. 參考馬傑偉（2007）。另外可參考本土論述編輯委員會自 2008 年起年年出版的本土論述文集。. 7.. 羅永生（2014b）。有關「勾結政治」可參考其專書（Law 2009）。. 8.. 「撐起雨傘」由 pan 譜曲，林夕填詞，且由香港知名歌手何韻詩、黃耀明、謝安琪、葉德嫻等領唱，是「海闊天空」之外最受歡迎的運動歌曲。. 9.. 這段觀察受益於作者們與葉蔭聰之對話，在此致謝。. 10. 2015 年 5 月起在港、台陸續放映的紀錄片《幾乎是，革命》，即捕捉到一段有趣的現場互動，在金鐘一隅有幾位人士在互相說服，有位女士談到「我是中國人，我...」，在旁持著麥克風的學生愣了一下，後來低語提醒她，換稱「香港人吧」，那位女士聽了也改口。現場其實沒有人出聲反對那句「我是中國人」，但顯然有種想像在現場作用。 11. 本文初稿發展期間承項飈指教建議和透納「反結構」理論對話，在此致謝。 12. 作者一在 2014 年 11 月 2-5 日訪港，作者二於 2014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以及 10 月 23 日至 11 月 23 日期間留守金鐘，成為金鐘夏慤「村民」。. 49.

(26) 考古人類學刊‧第 83 期‧頁 25-56‧2015. 13. 「遮打自修室」已有獨立臉書頁面，支持者超過 5600 人。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遮打自修室/295087864033030?fref=ts。 14. Admiralty 傘城臉書說明：「地圖並不是樂園指南，而是對運動歷時至今，所有默默付出的小人物、傘城的主要地標，作記錄及歸納，讓這些故事的發生位置一目了然，並用創作為佔領行動帶來正能量。」（Admiralty 傘城年代不詳） 15. 《獅子山下》系列是香港電台於 1972 至 1980 年、1984 至 1988 年間所製作的電視劇系列，反映草根階層的打拼歷程，引起廣大迴響。2014 年 1 月有經典重播。 16. 「唔抗爭，唔正常！」典出演員黃子華在近期「棟篤笑」演出《唔黐線唔正常》（黃偉豪 2014）。 17. 參考 Ian Rowen（2014）在美國 2014 年中期國會選舉之後對照香港佔領運動的政治評論。 18. 非正式訪談來自上海的友人（10/05/2015）。 19. 有關此民粹情緒動員如何以「共產黨」做為六字真言，可參考梁文道（2015）〈有病的免疫系統〉。 20. 「鳩嗚」，粵語「購物」之音譯，在旺角清場後興起的以購物掩飾抗爭游擊的創意行動（不著撰人 2014b）。. 引用書目不著撰人 2014a 〈【佔領旺角】凌晨 300 人遊街「鳩嗚」：阿 Sir Bye Bye〉。《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realtime/news/20141129/53180471 ，2014 年 11 月 29 日上線。 2014b 〈「真普選獅子山」現金鐘〉。《蘋果日報》，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41104/18922960，2014 年 11 月 4 日上線。井悠 2014. 〈雨傘運動後重新愛上香港〉。「香港獨立媒體」，. 50.

(27) 黃舒楣‧伊恩‧撐起雨傘的非常城市.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340，2014 年 11 月 9 日上線。孔誥鋒 2011. 。刊於《本土論述 2010》。馬家〈從維港發現玉山—港、台本土意識的共振〉輝、梁文道、王慧麟編，頁 115-122。香港：漫遊者。. 呂大樂 1997. 〈香港故事：香港『意識』的歷史發展〉。刊於《香港：文明的延續與斷裂？》。高承恕、陳介玄編，頁 1-16。台北：聯經。. 2007. 《四代香港人》。香港：進一步多媒體。. 何雪瑩 2014. 〈佔領區的空間政治〉。《明報》， http://news.mingpao.com/pns1411091415471606437，2014 年 11 月 9 日上線。. 杜婷 2015. 〈還記得嗎？那些舉傘的日子〉。《明報》4 月 8 日：副刊 D4。. 旺角社區團結 2014. 〈旺角攻防戰（一）：佔旺／佔中如何走下去？〉。「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6923，2014 年 10 月 6 日上線。. 金漆 2014. 〈如果我連一條黃絲帶也捍衛不了……〉。「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20141005g，2014 年 10 月 5 日上線。. 雨傘村民 2014. 〈村民與村民的對話〉。「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345，2014 年 11 月 9 日上線。. 雨傘鄰里／全職母親 Toby 2014. 〈如果我個仔為公義走到最前，我會走在前面保護他〉。「香港獨立媒體」，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8139，2014 年 11 月 3 日上線。.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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