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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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北：國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DOI：10.6239/BOC.201406.05

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的考察

侯美珍

 （收稿日期：103 年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3 年 4 月 25 日）

提要

本論文以明代鄉、會試《詩經》義試題的整理為基礎，藉由明代會試 61 科、237 道試題，以及 337 種鄉試錄、1340 道試題進行研究。運用歷史文獻分析法、統計法，探究不同時期《詩經》試題的長短、試題在各類中的分布。立足於統計數據，結合歷史文獻加以考察，以掌握考官出題的傾向、偏重，並說明偏重的原因，及其對士人選經、《詩經》科舉用書編纂的影響。關鍵詞：明代科舉、鄉試、會試、出題、《詩經》 * 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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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經書向來是科舉考試的重要內容，雖然對甄別人才宜試以經義或試以詩賦，有過爭論，但北宋以後，考試經書的主張常居上風。以明代鄉、會試來觀察，三場所試曾涵蓋詔、誥、表、判、論、策等內容，但首場制義才是錄中與否的關鍵。1科舉考試重經書，一方面這是朝廷尊崇儒家學說、推重經書的體現；一方面也認為備考讀經的過程，可涵養士子的品行，讀聖人之書，法聖人之行。這是經義與詩賦之爭，考試經書的主張獲得支持、而且長期不廢之故。雖科舉與經學的關係密切，然而相關的研究卻很少。在明代科舉與經學關係的探討上，有日本鶴成久章所作〈明代科举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2 〈『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举と礼学〉、3 〈明代科举における「四書義」の出題について〉，4 探究明代科舉選經，選考《禮記》與地域家學淵源等的關係，以及研究《四書》義的出題。吳宣德等作〈明代會試試經考略〉，5利用明代 64 科的登科錄、會試錄等，統計、分析會試選經、分經錄取的問題，頗為深入。拙作〈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一文，旨在探討三場考試何以偏重制義，及偏重制義、特別是《四書》義所產生的流弊，並說明何以屢遭抨擊而未能矯正。〈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一文，6則探討「評點」大行其道，加上八股取士學習作文的需要，以致有選評經文作為教材的現象，可說是化經書為文選。筆者除說明評經產生的緣由、現象、與八股取士的關係外，也辨析了前人對評經的態度。筆者又作有〈明代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一文，7整理了會試《詩經》試題，並藉統計數據分析試題分布、考官出題傾向等。由於篇幅及時力局限，僅以會試試題作為統計、考察對象。 1 偏重制義、重《四書》義甚於《五經》義的現象，請參侯美珍：〈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臺大中文學報》第 23 期（2005 年 12 月），頁 277-322。 2 _{（日）鶴成久章：}_{〈明代科举における專經について〉}_，《日本中國學會報》第 52 集（2000 年 10 月），頁 208-222。 3 _{（日）鶴成久章：}_〈『礼記』を選んだ人達の事情——明代科举と礼学〉，《福岡教育大學紀要》第 50 號（2001 年 2 月），頁 1-15。 4 _{（日）鶴成久章：}_{〈明代科举における「四書義」の出題について〉}_，《九州中國學會報》第 41 集（2003 年 5 月），頁 69-85。按：此文又題作〈論明代科舉中試《四書》義之出題〉，收入於劉海峰主編：《科舉制的終結與科舉學的興起》（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167-175。 5 _{吳宣德、王紅春：}_{〈明代會試試經考略〉}_，《教育學報》第 7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頁 99-112。 6 _侯美珍：_{〈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_，《經學研究集刊》第 7 期（2009 年 11 月），頁 137-162。 7 侯美珍：〈明代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 38 期（2012 年 9 月），頁 203-256。 2012 年發表後，續又略加修改、補正，故本論文的會試試題相關數據，與舊作微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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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舉與經學的密切關係來看，以上諸作所探，僅是一隅，尚有許多亟待探討的課題。本論文是〈明代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一文的延伸、續探，立足於 61 科會試、237 道題，以及 337 種鄉試、81340 道題，採歷史文獻分析法和統計法，從試題的輯錄、整理、統計出發，考察題目長短、試題在《詩經》各類中分布的情形、正變詩出題狀況、分析考官出題的取捨。一方面從縱的時間軸觀其出題的變化，一方面從橫的面向，比較鄉、會試之異同。除說明考官出題趨向、偏重，解釋偏重之故，並探討此種現象對考生選經、讀經及科舉用書編纂的影響。

二、鄉會試錄與《詩經》義試題的搜集

明代鄉、會試多為三年一考，考三場，考試的科目、文體，規定也是一致的。會試錄是會試結束，主考負責編纂的會試記錄文獻，《皇明貢舉考》言會試錄的編輯體例是：「首會試錄序，次考試官、執事官，次三場題目，次中式舉人，次舉人程文，終後序。」9鄉試錄性質和體例亦相同。鄉、會試錄所附三場題目及載有篇題的《詩經》程文，即是本論文搜集《詩經》試題時，主要賴以取資的。這些試錄並不像其他書籍，擁有較多的讀者，會一再刊印。即使能夠流傳至今，也常被典藏在古籍善本室中，觀閱不易。1969 年臺灣學生書局編印《明代登科錄彙編》10，影印了當時國立中央圖書館所藏及代管國立北平圖書館所藏之登科錄、會試錄、鄉試錄、武舉錄等共 66 種，其中含會試錄 10 種、鄉試錄 31 種。收藏明代科舉文獻豐富的天一閣，於 2007、2010 年將所收藏的會試錄、鄉試錄印行，11會試錄收有 38 種，鄉試錄收有 272 種之多。12《中國科舉錄彙編》也收錄了明代 29 種科舉錄，其中會試錄 3 種，鄉試錄 13 種。13 8 會試三年一科，而且僅有此科，故可徑用「科」稱之。而鄉試三年一科，每一科又分南北直隸、各直省考試，不宜說「337 科」鄉試題。正確的說法應是明代各科各區 337 場次鄉試《詩經》試題。且試題並非全錄自鄉試錄，或取自文集等文獻（詳後），但以錄自鄉試錄為主，為方便稱述，行文中多概言「337 種鄉試錄」。 9 _{明‧張朝瑞：}_{《皇明貢舉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 1，頁 55，〈會試錄〉。 10 學生書局編輯部輯：《明代登科錄彙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9 年）。 11 寧波市天一閣博物館整理：《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07 年）、《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鄉試錄》（寧波：寧波出版社，2010 年）。 12 天一閣所印共有 48 函 277 冊，因第 21 函第 3 至 6 冊，為《國朝河南舉人名錄》，故實為 274 種。除《國朝河南舉人名錄》外，第 34 函第 4 冊《嘉靖七年浙江同年錄》亦非載有試題的鄉試錄，故正文言「272 種」。 13 姜亞沙等主編：《中國科舉錄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20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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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諸叢書所收，僅有少數重複。為使試題搜羅更齊全，又查閱了《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史部》14等之著錄，查詢未影印流傳、僅收藏在臺灣、北京、淄博、上海、南京、常熟等地圖書館古籍善本室中的鄉、會試錄 45 種。15 另外，張朝瑞（1537–1609）《皇明貢舉考》卷 2 至卷 9 載錄了不少會試題，所載嘉靖 5、17 年，萬曆 11 年等 3 科，16未有傳世之會試錄，可藉此補足此 3 科試題。又有零星散見於文集、各種文獻者，如徐光啟（1562–1633）是萬曆 25 年順天鄉試解元、32 年進士，此兩科試錄已佚，徐氏《詩經傳稿》中，17載錄其中式之鄉墨、會墨，各 4 篇，可補足此兩科試題。唐寅（1470–1523）、丁紹軾（？–1626）文集中，收有弘治 11 年應天、萬曆 46 年福建鄉試錄部份內容，皆可錄得《詩經》試題。18 明代鄉、會試，制義皆考 7 篇，《四書》義是 3 題是共同必考；《五經》各擇一經，試以 4 題。截至目前，共計搜得會試 61 科，唯洪武 4 年的考試內容與後世不同，僅出 1 題《詩經》題；萬曆 29 年、47 年，因文獻缺漏，僅掌握了 2 題。其餘明代鄉、會試皆有《詩經》題 4 道，故所搜得的 61 科會試的出題總數為 237 題，見下表：19 表 1：所搜得各時期會試科數、試題數洪武建文永樂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靖隆慶萬曆總計科數 1 1 1 2 5 2 3 8 6 5 15 2 10 61 試題數 1 4 4 8 20 8 12 32 24 20 60 8 36 237 14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15 補查的各圖書館館藏鄉、會試錄的情形，參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4 年），第三章〈鄉會試錄與試題的搜集〉。經查詢的試錄共 45 種，不提供調閱或無試題者有 13 種，可補入試題的試錄共 32 種。 16 除此 3 科，《天一閣藏明代科舉錄選刊‧會試錄》中，雖收了萬曆 5 年、8 年的會試錄，但脫漏、不全，裝訂時兩本間或相錯、混淆，《皇明貢舉考》此兩科的試題頗具參校、補足的價值。 17 明‧徐光啟：《詩經傳稿》，收入於上海巿文物保管委員會主編：《徐光啟著譯集》第 18、19 冊（上海：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1983 年，影印清康熙年間徐氏淵源堂家刻本）。 18 明‧何大成輯：《戊午鄉試題名錄》，收入於明‧唐寅：《唐伯虎先生全集‧唐伯虎外編續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9 年，《歷代畫家詩文集》影印明萬曆 42 年〔1614〕刊本），卷 12，頁 1-2。錄有弘治 11 年應天府鄉試試題及榜單，唐寅為該科解元。明‧丁紹軾：《丁文遠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四庫未收書輯刊》影印明天啟刻本），《外集》，卷 2，頁 1-26，《福建鄉試錄》（原註：「萬曆戊午科」）。 19 以下表 1、表 2 所錄，為有查得試題者，若雖有試錄雖傳世，而實為齒錄無試題、或試題缺佚者，不錄。為省篇幅，僅羅列簡表，各時期所搜得之鄉、會試錄及試題的詳細訊息，請參侯美珍：《明代鄉會試詩經義出題研究》，第三章〈鄉會試錄與試題的搜集〉。鄉、會試題合計多達 1577 題，所查得的各科鄉、會試題，亦參同書〈附錄一：明代會試《詩經》義試題彙整〉、〈附錄二：明代鄉試《詩經》義試題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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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共舉行了 88 科的會試，20筆者以上所掌握的試題科數有 61 科，約佔 69%。學者曾藉《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天一閣書目彙編》統計，共得明代各科各區現存鄉試錄 313 種，21筆者再加搜索，目前共錄得各科各區鄉試 337 種，其中天順 6 年應天鄉試錄只錄得 2 題，成化 7 年應天鄉試錄只錄得 3 題，隆慶 4 年浙江鄉試只錄得 1 題、萬曆 46 年福建鄉試只錄得 2 題，共搜得的試題有 1340 題，詳見下表：表 2：所搜得各時期鄉試數、試題數建文永樂宣德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靖隆慶萬曆天啟崇禎總計鄉試數 1 2 1 3 5 33 32 39 131 21 62 4 3 337 試題數 4 8 4 12 18 131 128 156 524 81 246 16 12 1340 明代自洪武 3 年（1370）至崇禎 15 年（1642）舉行了 90 科鄉試，22 明初至中葉，直隸及各直省的考區迭有調整、更動，90 科鄉試考區數乃根據以下資訊計得：洪武 3、4 年考區數 12；洪武 5 年因增加「四川」，增為 13；洪武 6 年因科舉所取多後生少年，未能得人，而暫罷科舉。洪武 17 至永樂 6 年共 9 科，皆維持 13；永樂 6 年「雲南」奏准開科、 9 年正式開科，自永樂 9 年至嘉靖 13 年共 42 科，因增加「雲南」（弘治 8 年改稱「雲貴」），增為 14；嘉靖 16 年至崇禎 15 年共 36 科，因分「雲貴」為「貴州」、「雲南」，增為 15。以上合計，共舉行鄉試 90 科、1282 場次，但正德 14 年江西因寧王朱宸濠（？–1521）反，未舉行鄉試；建文 4 年，北京郡縣學校因靖難事變波及，郡縣學校廢於兵，是否舉行鄉試，待考。暫且不計入，故明確舉行鄉試者，共有 1280 場次。23 目前所搜得的 337 種， 20 或言 89 科，因洪武 30 年（1397）劉三吾等主持會試，多取南人，落第士子抗議，朱元璋又下令重試，另行錄取，稱為「春夏榜」或「南北榜」。故計數上有 88、89 的出入。或又以為 90 科，乃因多列了「崇禎十五年壬午科」之故，此原是「崇禎十三年（1640）庚辰賜特用出身科」，「十五年」是碑末所署立碑之時，且該科所錄取的 263 人是特用舉貢，非進士，似不宜計入。參陳長文：〈崇禎十三年賜特用出身科科年考實——兼談明代進士題名碑的立石問題〉，《文獻》2005 年第 3 期（2005 年 7 月），頁 168-175。 21 錢茂偉：《國家、科舉與社會——以明代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年），頁 241-245。 22 鄉試較會試多 2 科，是因明初天下初定，需才孔亟，洪武 3、4、5 年，接連舉行鄉試，而會試僅於 4 年舉行一次之故。 23 交阯在永樂 5 年（1407）設布政使司，15 年（1417）始選貢生員，宣德 2 年（1427）10 月，因內亂不寧，革去該布政使司。宣德 2 年前是否有開科？開科時間為何？仍不詳，姑存疑。按：以上對各科各區鄉試的論述，多本郭培貴：《明代科舉史事編年考證》（北京：科學出版社，2008 年）一書，對明代共舉行 90 科、各科年鄉試所載梳理，並參汪維真：《明代鄉試解額制度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 年），頁 71。由於明初至宣德初，各科年鄉試區域較常調整、易動，史籍或闕遺未載、或有錯誤，不易掌握。以上所述，除參郭、汪兩書外，並曾請教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郭培貴教授，承蒙指點，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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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約佔 26%，比起會試搜得的佔 69%，少得多，最主要原因應是會試是為眾所矚目，會試錄也是全國獨一無二的，較鄉試錄更顯重要，也較容易流傳、搜集。明代鄉、會試錄最重要的搜集者、典藏處為范欽（1506–1585）天一閣，范氏為嘉靖 11 年（1532）進士，卒於萬曆 13 年（1585），故明中葉至萬曆 10 年間的試錄搜羅較豐富，范氏卒後至明亡，因時代動盪，加上缺乏如范氏用心搜集者，故這期間的鄉、會試錄傳世少得多。24 雖掌握的科數有限，文獻散佚等緣故，無法網羅每一科會試題，但 61 科會試、337 種鄉試，已十分可觀，可藉以考察、分析當時《詩經》出題的各種現象，進一步探討當時芸窗苦讀的考生，應考、讀經的狀況。

三、《詩經》義出題的考察

（一）試題長短

以下分別就所搜集的會試、鄉試題，整理得出各時期的句數、字數統計數據。表 3：各時期會試試題平均句數、字數、長短題統計時期（試題數）平均句數平均字數 1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2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10－19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20 句以上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洪武（1） 8.0 32.0 0／0% 0／0% 0／0% 0／0% 建文（4） 5.5 23.5 0／0% 0／0% 0／0% 0／0% 永樂（4） 6.0 24.5 0／0% 0／0% 0／0% 0／0% 宣德（8） 5.6 23.1 0／0% 0／0% 0／0% 0／0% 正統（20） 6.8 27.6 0／0% 1／5.0% 5／25.0% 0／0% 景泰（8） 8.6 36.0 0／0% 2／25.0% 5／62.5% 0／0% 天順（12） 8.0 32.2 0／0% 3／25.0% 4／33.3% 1／8.3% 成化（32） 7.4 30.6 0／0% 7／21.9% 6／18.6% 3／9.4% 弘治（24） 4.7 18.8 0／0% 7／29.2% 2／8.3% 0／0% 正德（20） 5.5 23.2 0／0% 5／25.0% 3／15.0% 0／0% 嘉靖（60） 5.4 22.1 0／0% 15／25.0% 9／15.0% 0／0% 隆慶（8） 4.9 19.8 0／0% 2／25.0% 1／12.5% 0／0% 萬曆（35）25 5.2 20.9 4／11.4% 7／20.0% 4／11.4% 0／0% 24 范氏天一閣所藏試錄，以明中葉至萬曆初年較豐富，所藏明會試錄止於萬曆 8 年，鄉試錄止於萬曆 10 年。范氏萬曆 13 年卒後，僅收有 10 科萬曆中葉後、崇禎年間的進士履歷便覽。 25 萬曆年間可掌握試題原應有 36 題，但傅斯年圖書館所藏萬曆 11 年會試錄缺試題，僅能參《皇明貢舉考》所錄。然《皇明貢舉考》的《詩經》義第 1 題，但載「翹翹錯薪言刈方思」，由於此詩第二、三章首尾文字相同，未能確知題目起訖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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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時期鄉試試題平均句數、字數、長短題統計時期（試題數）平均句數平均字數 1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2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10－19 句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 20 句以上題數／佔該時期試題數比建文（4） 4.5 19.8 0／0% 0／0% 0／0% 0／0% 永樂（8） 5.8 24.0 0／0% 0／0% 0／0% 0／0% 宣德（4） 7.3 28.8 0／0% 0／0% 2／50.0% 0／0% 景泰（12） 6.2 25.9 0／0% 1／8.3% 2／16.7% 0／0% 天順（18） 7.0 28.4 0／0% 3／16.7% 7／38.9% 0／0% 成化（130）26 9.1 37.4 1／0.8% 33／25.4% 35／26.9% 15／11.5% 弘治（128） 6.1 25.2 0／0% 55／43.0% 19／14.8% 7／5.5% 正德（156） 5.9 24.2 1／0.6% 46／29.5% 19／12.2% 6／3.8% 嘉靖（524） 5.5 22.5 1／0.2% 138／26.3% 71／13.5% 4／0.8% 隆慶（81） 5.6 23.5 0／0% 27／33.3% 11／13.6% 1／1.2% 萬曆（246） 5.1 20.8 6／2.4% 79／32.1% 23／9.3% 5／2.0% 天啟（16） 2.6 10.8 6／37.5% 6／37.5% 0／0% 0／0% 崇禎（12） 2.2 8.7 4／33.3% 5／41.7% 0／0% 0／0% 扣除洪武時期會試試題僅 1 題、極少不論，就平均句數、字數來看，會試以景泰、天順、成化，三個時期較多；鄉試以成化時期較多。比較明初與明中葉《詩經》試題長短的變化，就平均句數、字數而言，除鄉試在成化時期平均 9.1 句、37.4 字較突出外，其餘差別並不算大，但細究每次所出 4 題的長短狀況，則有不同。故表 3、表 4 中，筆者刻意再以 1 句題、2 句題、10–19 句題、20 句以上題，分別統計，以明確呈現其長短分布不同之處。深入考察會試 10 句以上的題目，在正統時開始出現，有 5 題，佔正統試題的 25%。景泰、天順、成化時期 10 句以上的長題比例更高，甚至有 4 題長達 20 句以上。鄉試情形相仿，表中所見 10 句以上題，始自宣德，直至隆慶間，長題的數量及所佔出題比例皆頗高，天順、成化時期出長題尤達到高峰。以樣本數較多的成化時期來觀察，會試 10–19 句題、20 句以上題，各為 6 題、3 題，佔 18.6%、9.4%的比例，27 鄉試分別多達 35 題、15 題，佔 26.9%、11.5%的比例，不管是鄉試或會試，就 20 句以上題的比例來看，成化時期都是最高的，甚至有 5 題長達百字。28 成化時期的鄉試，長題比例較弘治為高，而短題比例又不及弘治，使得此時期的平均句數、字數居各期之冠。自弘治始，鄉、會試試題的平均句數、字數皆開始減少，這是因為長題漸少而短題持續增加之故，萬曆後尤其明顯。如天啟、崇禎間的鄉試題，平均句數各為 2.6、2.2，平均字數各為 10.8、8.7，長度僅為某些時期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 26 成化原有 131 道試題，然成化 7 年應天〈大雅‧卷阿〉一題，因試題頁殘毀嚴重，無法辨識試題迄止處，故無法統計其句數、字數。 27 會試平均句數、字數，及長題比例最高、最突出者，為景泰時期，但因樣本數只有 8 題，較不具代表性。 28 分別是成化 16 年湖廣第 1 題、成化 19 年浙江第 1 題、成化 22 年河南第 1 及第 4 題、成化 22 年廣東第 3 題。據目前所搜得鄉、會試題，在成化 16 年之前，並無達百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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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試在正統開始出現逾 10 句的長題時，2 句的短題也開始出現，兩者同時成長。鄉試 2 句題首見於景泰，成化時達到 25.4%，弘治時更高達 43%的出題比例，使得成化、弘治時期，4 題的長短顯得特別懸殊。長、短題在明中葉出題比例皆頗高，互相抵銷之下，導致明中葉與明初相較，平均句數、字數相差不大，僅略多些。在成化，長題數達到高峰後，出長題的比例逐漸減少，而短題不然，愈至晚明愈為頻見，甚至 1 句題也常出現。會試 1 句題只有 4 題，且都集中在萬曆時期，分別為：29 年〈訏謨定命〉、41 年〈如金如錫〉、〈君子有徽猷〉、47 年〈遹觀厥成〉。簡短的 1、2 句題，愈趨近晚明愈多，萬曆 41 年會試，有 2 題 1 句題，2 題 2 句題，全為短題，令人印象深刻，然而這並不是偶然的特例，晚明鄉試出題亦如此。萬曆以後鄉試錄僅搜得 7 種：天啟元年山西、4 年廣西、4 年雲南、7 年江西；崇禎 3 年應天、6 年四川、12 年陝西。這 7 種共 28 題中，句數有 1／2／3／4／5／8／9 句題，其出題數分別為：10／11／2／2／1／1／1 題，並無逾 9 句者，28 題中，1、2 句題共計多達 21 題，明顯是以短題掛帥。且不僅是《詩經》常出短題，其他《四書》、諸經題，亦莫不是如此。以崇禎 12 年陝西鄉試制義題為例：經書試題四書 1.行義以達其道。 2.子庶民則百姓勸。 3.吾豈若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周易 1.「觀我生」，觀民也。 2.其道大光。 3.潤之以風雨。 4.中孚，信也。尚書 1.撫于五辰，庶績其凝。 2.念終始典于學。 3.言以道接。 4.慎固封守，以康四海。詩經 1.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2.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易長畝，終善且有。 3.譽髦斯士。 4.克廣德心，桓桓于征。春秋 1.夏，公追戎于濟西。莊公有八年 2.盟于召陵。僖公四年會于蕭魚。襄公十有一年 3.晉欒書帥師救鄭。成公六年 4.齊人來歸鄆、讙、龜陰田。定公十年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定公十有二年禮記 1.體信以達順。 2.神則不怒而威。 3.清明在躬。 4.推賢而進達之。

(9)

曾異撰（1591–1644）慨嘆晚明時文題簡而文卻不能簡，言及「今世之時文，其命題僅四、五字，多不過二十餘字」，29命題簡短，「僅四、五字」，確為真實的狀況，可作為晚明考試常出短題的佐證。在拙作〈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中指出，八股文有「大題」、「小題」之別，小題多見於小試中，本不全以字數多寡、題目長短而分，而是因題目冠冕與否以及偏全、難易之不同而分。30唐彪（1644？–？）云：「題之大小，不可以字句之多寡分也，有句多而題反小者，有句少而題反大者。」所以題目雖短至一句，也不一定是難作的「小題」。一般來說，題長中庸者，素材不多不少，又多為曾出過的舊題，應較好作。長題必須善概括，不能遺漏，稍難；但短題內容涵蓋較少，議論發揮易捉襟見肘，更具難度，故唐彪又言：「長題易做，短題難做，如『夫子溫良恭儉讓』一句，較『夫子至於是邦』一章；『君子無終日之間違仁』一句，較『富與貴』一章，孰難孰易，當必有能辨之者。」31由此可知，一般短題大都較長題難寫。再詳細比較鄉試、會試，在試題長短上的差異，取樣本數較多的成化至萬曆間「佔該時期題數比」的數據來考察：表 5：成化至萬曆鄉、會試長短題比較 1 句題 2 句題 10－19 句題 20 句以上題時期會試鄉試會試鄉試會試鄉試會試鄉試成化 0% 0.8% 21.9% 25.4% 18.6% 26.9% 9.4% 11.5% 弘治 0% 0% 29.2% 43.0% 8.3% 14.8% 0% 5.5% 正德 0% 0.6% 25.0% 29.5% 15.0% 12.2% 0% 3.8% 嘉靖 0% 0.2% 25.0% 26.3% 15.0% 13.5% 0% 0.8% 隆慶 0% 0% 25.0% 33.3% 12.5% 13.6% 0% 1.2% 萬曆 11.4% 2.4% 20.0% 32.1% 11.4% 9.3% 0% 2.0% 鄉、會試對照，可見各時期出短題、長題的比例，會試常較鄉試少。唯有萬曆時期較為例外，1 句短題比鄉試高出許多。那是因為短題愈趨近晚明愈常見，而萬曆時期的會試 10 種，分別錄自萬曆 2、5、8、11、14、26、29、32、41、47 諸科，前、中、後期皆有，分布較為均勻。而鄉試 62 種，分別錄自萬曆元年 13 種，4 年 12 種、7 年 12 種、10 年 14 種、13 年 1 種、22 年 2 種、25 年 2 種、28 年 1 種、34 年 2 種、37 年 2 種、46 年 1 種。鄉試樣本以萬曆前期較多，萬曆元年到 10 年有就 51 種，佔了 82.3%，頻出短題的萬曆末年，僅寥寥數種，此為萬曆時鄉試 1 句題反不及會試多的緣故。 29 明‧曾異撰：《紡授堂文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刻本），卷 1，頁 110。 30 侯美珍：〈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臺大中文學報》第 25 期（2006 年 12 月），頁 153-198。 31 清‧唐彪：《父師善誘法》（臺北：偉文圖書出版社，1976 年），卷下，頁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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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綜觀，可見會試出題較鄉試中庸、規矩、保守些，而鄉試極端的短題、長題較頻見。就逾百字以上的長題來觀察，尤為明顯，會試未見逾百字之題；而鄉試逾百字者共有 12 題，分別為：成化 16 年湖廣第 1 題、成化 19 年浙江第 1 題、成化 22 年河南第 1 及第 4 題、成化 22 年廣東第 3 題、正德 5 年廣東第 3 題、正德 11 年應天第 4 題、正德 11 年浙江第 3 題、嘉靖 25 年山西第 3 題、嘉靖 34 年應天第 1 題、隆慶 4 年四川第 1 題、萬曆 4 年浙江第 1 題。萬曆 4 年浙江第 1 題出自〈七月〉，由「六月食鬱及薁」出至篇末，長達 147 字，是所見鄉、會試題字數最多的題目。為何會試極短題、極長題較鄉試略少？明末吳應箕（1594–1645）云：「夫春、秋二試，主司所命者，冀以盡見士子生平，故題主于理義之說為多，而又有觸忌犯諱之慮，則非典雅明正者無取焉。」32指出鄉、會試較小試更重要，考官命題要典雅明正，闡述義理，藉以表現士子之人品抱負，故出題也較規矩、冠冕，在晚明，小試會出割截不全、褻而不經，或枯窘之小題以難士子，鄉、會試考官就不會如此出題。以此道理類推，筆者以為，大概是因鄉、會試相較，會試更慎重，所拔擢者為進士，故出題更動見觀瞻，所以考官出題也更規矩、保守、謹慎，較不極端，以孚眾望。

（二）試題在四大類中的分布

試錄中所載《詩經》試題的次序，除建文元年應天鄉試，4 題次序為〈大雅•抑〉、〈大雅•烝民〉、〈鄭風•緇衣〉、〈小雅•南山有臺〉，較為特殊外，其餘所見，皆依《詩經》原本的先後呈現。根據所掌握之試題，擇 4 題俱全者，考其在〈風〉、〈小雅〉、〈大雅〉、〈頌〉分布情形，做成下表：表 6：試題在四大類分布情形分布會試（58 科）33 _{鄉試（333 種）}34 4 類各出 1 題 共 35 科：正統 7 年等。 共 307 種：景泰元年順天等。 〈國風〉出 2 題無。無。〈小雅〉出 2 題 共 5 科：正統 13 年；天順 元年；成化 11 年；正德 12 年；嘉靖 29 年。 共 5 種：景泰元年應天；天順 3 年江西；弘治 14 年應天；嘉靖 10 年順天；嘉靖 16 年應天。 32 明‧吳應箕：〈四書小題文選序〉，《樓山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刻本），卷 17，頁 11-12。 33 查得會試 61 科中，洪武 4 年、萬曆 29、47 年等 3 科，試題未足 4 題，故只能據 58 科考察。 34 查得鄉試 337 種中，天順 6 年應天、成化 7 年應天、隆慶 4 年浙江、萬曆 46 年福建，試題未足 4 題，故只能據 333 種考察。以下鄉試各欄數據總和為 334，此乃因宣德元年福建鄉試，4 題中有 2 題〈大雅〉、2 題〈周頌〉，故在兩欄中重複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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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會試（58 科）33 _{鄉試（333 種）}34 〈大雅〉出 2 題 共 13 科：永樂 13 年；宣 德 5 年；正統 4、10 年；天順 4、7 年；成化 2、5、 8、20 年；嘉靖 8、11 年；隆慶 2 年。 共 17 種：建文元年應天；永樂 18 年浙江；宣德元年福建；景泰 4 年福建；成化元年山東；成化 4 年廣東；成化 7 年陝西；成化 7 年浙江；成化 10 年應天；成化 10 年陝西；成化 13 年江西；成化 16 年順天；成化 19 年山東；成化 22 年廣東；弘治 2 年江西；弘治 5 年江西；萬曆 4 年浙江。〈頌〉出 2 題 共 5 科：建文 2 年；宣德 8 年；正統元年；弘治 3 年；正德 6 年。 共 5 種：永樂 12 年福建；宣德元年福建；天順 6 年浙江；成化 4 年浙江；成化 13 年浙江。以〈國風〉、〈小雅〉、〈大雅〉、〈頌〉4 大類各出 1 題者，最為常見。會試多達 35 科，佔 60%，鄉試多達 307 種，比例高達 94%。偶有 4 題中出 2 題〈小雅〉、〈大雅〉、〈頌〉者，但不管是鄉試或會試，都沒有 4 題中出 2 題〈國風〉及於同一類中出 3 題的現象。比較特別的是宣德元年福建鄉試，4 題中有 2 題〈大雅〉、2 題〈周頌〉。大抵愈趨近晚明，4 類各出 1 題較常見。同一類出 2 題者較常出現在明中葉以前。鄉、會試合計，統計上表中， 1 類出 2 題者在各時期的分布如下：表 7：各時期於同一類中出 2 題的統計年號洪武建文永樂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靖隆慶萬曆天啟崇禎總計 1 類出 2 題數 0 2 3 3 4 2 5 17 4 2 5 1 1 0 0 49 試錄總數35 0 2 3 3 5 5 7 40 38 44 146 22 69 4 3 391 可看出成化以前所搜得的鄉、會試樣本總數雖少，但於同 1 類中出 2 題的，頗為習見，比例極高，從洪武到天順，4 題俱全者，僅有 25 種，其中卻有 19 種於同 1 類出 2 題，佔 76%。成化是出題逐漸傾向 4 類各出 1 題的過渡時期，總計 1 類出 2 題者有 17 種，佔總數 40 的 42.5%，比例較之前少多了。弘治到萬曆時，樣本數極多，但於 1 類出 2 題者寥寥可數。也可以說：晚明出題更重視在 4 類中的平均分配，比從前更常從〈國風〉中出題。但出題的分布，應只是考官的默契、共識，並未見諸功令規定，到隆慶、萬曆，都仍偶有於 1 類中出 2 題者，如隆慶 2 年會試、萬曆 4 年浙江鄉試，皆出了 2 題〈大雅〉。鄉、會試在試題分布上是否有所不同呢？根據表 6，比較鄉、會試各欄位之異，所搜得的各科各區鄉試 4 題俱全數，雖較會試多了 5.7 倍，但〈小雅〉、〈頌〉出 2 題的數量仍舊，皆為 5 種；〈大雅〉出 2 題者，鄉試不過增加 4 種，增加的幅度很少，不成比例。原因之一是鄉、會試樣本數的分布情形不同所致。據表 1、表 2 所搜得之明代各時期鄉、會試科數及試題數來觀察，搜得的會試科次較分散、平均些；而鄉試今所能掌握者，則極明 35 此欄位數據，為各時期所搜得 4 題俱全之鄉、會試合計總數，如無《詩經》詩題、未足 4 題者，不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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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集中於成化至萬曆間——多傾向於 4 類各出 1 題時。明初至天順間，所搜得 4 題俱全的會試有 14 科，還多於鄉試的 11 種，而這段時期本較偏重於〈雅〉、〈頌〉出題，遂使得總體看來，會試〈雅〉、〈頌〉題比例增加、於同 1 類中出 2 題的現象，更為突出。然而，即使不計明初，僅統計成化至明末，會試 4 題俱全者有 44 科，其中出了 2 題〈雅〉、或出了 2 題〈頌〉的就有 12 科，約佔 27.3%；而鄉試成化至明末 4 題俱全者有 322 種，出了 2 題〈雅〉、或出了 2 題〈頌〉的，僅有 17 種，約佔 5.3%，由於相差極懸殊，合理的推測：會試出題仍較鄉試更偏重〈雅〉、〈頌〉些。再細分為〈國風〉、〈小雅〉、〈大雅〉、〈周頌〉、〈魯頌〉、〈商頌〉，鄉、會試在各類中出題的比例、偏重如何？是否有所不同？將藉由下表來考察。表 8：鄉、會試各類出題比較類別（篇數）會試出題次數／佔出題總數比鄉試出題次數／佔出題總數比鄉試佔出題總數比與會試的比較國風（160） 41／17.3% 316／23.6% ＋6.3% 小雅（74） 60／25.3% 331／24.7% －0.6% 大雅（31） 72／30.4% 354／26.4% －4.0% 周頌（31） 33／13.9% 189／14.1% ＋0.2% 魯頌（4） 8／3.4% 40／3.0% －0.4% 商頌（5） 23／9.7% 110／8.2% －1.5% 從表 8，更可看出考官出題的傾向，顯然是以〈雅〉、〈頌〉為重。據「佔出題總數比」，並加入各類原有詩篇數多寡來考量：〈雅〉、〈頌〉原有詩篇數共 145 篇，會試合計出題次數共達 196 次，佔出題總數 237 的 82.7%；鄉試〈雅〉、〈頌〉出題次數共達 1024 次，佔出題總數的 76.4%，比例皆遠逾〈國風〉。而在〈雅〉中，重〈大雅〉甚於〈小雅〉，〈小雅〉詩篇數有 74 篇，是〈大雅〉31 篇的 2.4 倍，但不論鄉、會試，〈小雅〉的出題數皆遜於〈大雅〉。〈頌〉詩原有詩篇數並不多，但頻被出題，依表 8 來分析，雖〈周頌〉出題次數及比例乍看是〈三頌〉最高者，但〈周頌〉原有詩篇數 31 篇，約為〈魯頌〉、〈商頌〉的 8 倍、 6 倍。由於〈三頌〉篇幅長短，頗為參差，〈魯頌〉、〈商頌〉篇數雖少，但篇幅頗長，不似〈周頌〉短章居多，故需加上篇幅長短的考量。經統計詩篇字數，〈周頌〉31 篇合計有 1385 字，〈魯頌〉4 篇共 971 字，〈商頌〉642 字，在兼顧出題次數及原有詩篇數、篇幅長短的考量下，考官最重〈商頌〉是明顯的，而〈魯頌〉和〈周頌〉則在伯仲之間，較難評估。如果就詩篇數來比較，〈周頌〉31 篇是〈魯頌〉4 篇的 7.8 倍，而出題次數僅是〈魯頌〉的 4.7 倍——如此，似出題較重〈魯頌〉4 篇。倘就字數而言，〈周頌〉的字數是〈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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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的 1.4 倍，僅是略多，但出題次數卻是 4.7 倍——如此，似出題較重〈周頌〉。然而，又必須考慮到，字數多了 1.4 倍，僅足以說明字詞意理解的負荷，卻無法反映〈周頌〉多達 31 篇，各篇詩旨、詩篇背景的認識，比〈魯頌〉4 篇，也增加了不少備考的負擔。以鄉、會試相較，在各類中，鄉試〈國風〉23.6%的比例，提高最多，達 6.3%；其次是〈周頌〉，也獲得微幅 0.2%的成長，其他各類出題比例則降低、減少。下降幅度不等，會試較受重視、較熱門者，在鄉試比例降得更多。如〈大雅〉減少了 4%、〈商頌〉減少 1.5%——這皆反映出鄉試出題更偏向各類間的均勻，一方面是因所搜集的鄉試樣本，以明成化至萬曆間居多，此時考官的出題默契，已偏向兼顧〈國風〉、〈小雅〉、〈大雅〉、〈頌〉 4 類中各出 1 題，使得〈國風〉出題數顯增；一方面也是考官出題時，為防擬題，逐漸擴增可出題範圍，使考試更具鑑別度，儘量少出〈雅〉、〈頌〉熟題之故。下表，再進一步統計各類之詩篇曾出題、未被出題的情形。表 9：各類詩篇鄉、會試曾出題、未出題統計表會試鄉試類別（篇數）曾出題篇數／佔原有篇數比未出題篇數／佔原有篇數比曾出題篇數／佔原有篇數比未出題篇數／佔原有篇數比國風（160） 20／12.5% 140／87.5% 46／28.8% 114／71.3% 小雅（74） 31／41.9% 43／58.1% 46／62.2% 28／37.8% 大雅（31） 23／74.2% 8／25.8% 27／87.1% 4／12.9% 周頌（31） 20／64.5% 11／35.5% 29／93.5% 2／6.5% 魯頌（4） 4／100% 0／0% 4／100% 0／0% 商頌（5） 5／100% 0／0% 5／100% 0／0% 總計（305） 103／33.8% 202／66.2% 157／51.5% 148／48.5% 305 篇中，會試有 202 篇未曾出過題，曾出題者只有 103 篇；鄉試中有 148 篇未曾出過題，曾出題者只有 157 篇。鄉、會試合計，出過題的有 160 篇，未出過的有 145 篇。36 以篇數計，曾出題者僅佔全經的 52.5%。鄉試各類中曾出過題的詩篇數，皆較會試增加了不少，這主要肇因於所搜得鄉試題數較會試大幅增加，如果是熱門的出題詩篇，如〈七月〉、〈天保〉、〈殷武〉等，即使在會試 61 科有限的試題中，也會屢屢出現在考題中。但如果非出題熱門、僅偶被出題者，當所搜得的試題樣本數較少時，就會有遺漏之虞，故當樣本數增加，曾出題篇數也會隨之有所成長。 36 鄉試試題數較多，以之為基礎，取會試出題情形比較，對照結果發現：嘉靖 8 年會試出過〈小雅‧ 鴻雁〉題、萬曆 41 年會試出過〈小雅‧角弓〉題、萬曆 11 年會試出過〈周頌‧潛〉題，鄉試卻不曾從三詩中出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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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表 8 來觀察，〈國風〉有 160 篇，在會試只出了 41 題，佔會試出題總數 17.3%；在鄉試出了 316 題，佔鄉試出題總數 23.6%。顯然，不管是鄉試或會試，〈國風〉皆不如〈雅〉、〈頌〉受重視。再參表 9 的〈國風〉曾出題、未出題的篇數，仍可見最被考官冷落的是〈國風〉，會試僅有 20 篇曾出過題，佔 12.5%；多達 140 篇、87.5%的比例是未曾出題的，其中〈邶風〉、〈王風〉、〈齊風〉、〈陳風〉、〈檜風〉未曾出過任何 1 題，〈鄭風〉、〈唐風〉也僅各出過 1 題而已。鄉試雖略有改善，但也僅有 46 篇、28.75%出過題，其他 114 篇、71.25% 未出過題，〈王風〉、〈陳風〉、〈檜風〉，皆未曾出過任何 1 題，〈邶風〉亦僅出過 1 題而已。如果單就出題數來看，十五〈國風〉的部份地區，有些看似出題數不少，但其實常集中在某些詩篇中出題，如鄉試〈鄘風〉共出 12 次題，含〈定之方中〉8 次、〈干旄〉4 次；〈衛風〉出 20 次題，全出自〈淇奧〉；〈鄭風〉出 27 次題，含〈緇衣〉4 次、〈羔裘〉12 次、〈女曰雞鳴〉11 次；〈唐風〉出過 10 次題，含〈蟋蟀〉7 次、〈有杕之杜〉3 次。由此可見〈國風〉出題總數的增加，多為熱門詩篇「錦上添花」，其他詩篇能獲「雨露均霑」的有限。崇禎年間何大掄《詩經默雷》為一科舉用書，卷前〈凡例〉云：「至于十五國之風，趣味飄洒，韻致風騷，主司輒因文理簡便，每取以校士。」37 此筆文獻易使今之讀者產生誤會，若解讀為：在《詩經》各類中，考官喜歡、偏重從〈國風〉出題——此無疑是不諳其語境的誤解，〈國風〉始終是出題時最被忽視的，何大掄所言當是與先前比較，晚明更常從〈國風〉中出題的現象。

（三）《詩》之正變與出題

「正變」說，最早見於〈詩大序〉：「至于王道衰，禮義廢，政教失，國異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38 鄭玄（127–200）〈詩譜序〉以為文、武、成王、周公之詩，為「《詩》之正經」，自西周懿王、夷王開始至春秋陳靈公時的詩為變〈風〉、變〈雅〉，以國政之盛衰作為正變之依據。再結合〈小序〉對詩歌時代的界定，《毛詩》系統對〈風〉、〈雅〉之正、變認定如下：39 37 明‧何大掄：〈凡例〉，《詩經默雷》（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歷代詩經版本叢刊》影印明末刻本），卷前，頁 2。何大掄，生卒年不詳，此書卷前何三省（1611-1674）〈詩經默雷序〉署崇禎 4 年（1632）作，言何大掄是其侄子。 38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疏，龔抗雲等整理：《毛詩正義》（臺北：臺灣古籍出版公司，2001 年，《十三經注疏‧整理本》），卷 1，頁 16。 39 參陳桐生：〈論正變〉，收入於中國詩經學會編：《詩經研究叢刊》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1 年），頁 13。張寶三：〈《詩經》詮釋傳統中之「風雅正變」說研究〉，收入於楊儒賓主編：《中國經典詮釋傳統（三）文學道家經典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 年），頁 43-86。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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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正詩、變詩之分正風（25 篇）〈周南〉（11 篇）、〈召南〉（14 篇）正詩（59 篇）正雅（34 篇）〈小雅〉自〈鹿鳴〉至〈菁菁者莪〉（16 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18 篇）變風（135 篇）〈邶風〉以下的十三〈國風〉變詩（206 篇）變雅（71 篇）〈小雅〉自〈六月〉以下（58 篇）〈大雅〉自〈民勞〉以下（13 篇）就目前所搜得的文獻來看，大約自明中葉開始，就屢有對考官不自變詩中出題，致使士子不讀變〈風〉、變〈雅〉的抨擊。如明中葉曹安云：「《詩》不讀變〈風〉、〈雅〉。」40 莊（1437–1499）抨擊考官：「變〈風〉、變〈雅〉，學《詩》者不知。」41 孫緒（1474– 1547）云：「《詩》之變〈風〉，《禮》之〈檀弓〉、喪禮諸篇，不讀者尤多。」42 尹襄（1485– 1527）云：「《詩》略變〈風〉、變〈雅〉而不講。」43 李先芳（1510–1594）云：「變〈風〉、變〈雅〉，有司不以命題，師生不復授受。」44 李維楨（1570–1624）指責士子不務實學，「《詩》之變〈風〉、變〈雅〉」，諱而不談。45 顧炎武（1613–1682）抨擊士子備考不出之經文，盡皆刪去，「《詩》則刪去淫〈風〉、變〈雅〉不讀」，止記可出題處。46 上述諸人，始於成化的曹安至明末顧炎武，諸人異口同聲的指責考官不自變詩出題，以致考生不讀變詩云云。甚至到清代，應試不必讀變詩的論述，依然存在，康熙年間趙燦英曾言：「學士所習為舉子業者，又皆盛時和平溫厚之詩，其于淫〈風〉變〈雅〉似可弗論。」47 雍正年間王文烜又云：「攻舉子業者，往往以場屋命題多出于吉祥之詞，變〈風〉、 40 明‧曹安：《讕言長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不分卷，頁 5。曹安，生卒年不詳，《總目》言其為正統 9 年（1444）舉人，《讕言長語》自序署成化 22 年（1486）。 41 明‧莊：〈送戴侍御提學陝西序〉，《定山集》（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年，《叢書集成續編》影印《金陵叢書》本），卷 6，頁 7。 42 明‧孫緒：〈無用閒談〉，《沙溪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2，頁 2-3。 43 明‧李先芳：〈讀詩私記原序〉，《讀詩私記》（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前，頁 1-2。 44 明‧尹襄：〈送古田司訓謝德宣序〉，《巽峰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光緒 7 年〔1881〕永錫堂刻本），卷 9，頁 24。 45 明‧李維楨：〈陝西學政〉，《大泌山房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 39 年〔1611〕刻本），卷 134，頁 4。 46 清‧顧炎武撰，清‧黃汝成集釋：《日知錄集釋（全校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卷 16，頁 945-946，〈擬題〉條。 47 清‧趙燦英：〈序〉，《詩經集成》（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清康熙 29 年〔1690〕金陵陳君美刻本），卷前，頁 5-6。趙氏生卒年不詳，自序後署「康熙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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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雅〉輒庋高閣。」48 明代鄉、會試考官是否皆不自變詩出題呢？考官出題，正、變分布的情形如何？以下將據鄉、會試正、變出題的統計來分析。表 11：各時期會試正詩、變詩出題統計洪武建文永樂宣德正統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靖隆慶萬曆總計正詩題數 0 2 2 1 9 1 3 12 6 7 24 3 11 81 變詩題數 1 0 1 5 5 5 6 12 11 7 21 3 15 92 表 12：各時期鄉試正詩、變詩出題統計建文永樂宣德景泰天順成化弘治正德嘉靖隆慶萬曆天啟崇禎總計正詩題數 1 4 1 2 5 44 42 54 191 25 81 2 4 456 變詩題數 3 1 1 7 7 52 54 63 202 36 104 10 5 545 從以上兩表的統計數據來看，會試出正詩、變詩的題數相差不多，總計會試變詩題較正詩多了 11 題；鄉試出變詩的比例較會試高，總計變詩多了 89 題。可見，一直以來，都有自變詩出題，且總題數還多於正詩。諸人言考官不出、不考變詩，是不確切的概括。但考官出題確實明顯偏重正詩，因《詩經》正〈風〉、正〈雅〉，才 59 篇，變〈風〉、變〈雅〉多達 206 篇，是正詩的 3.5 倍，而出題總數僅略多，是不成比例的，也是忽略的明證。雖曹安諸人迭有抨擊，霍韜（1487–1540）在嘉靖 8 年（1529）任會試副主考時，針對時弊，也強調：「變詩、喪禮，至道攸寓，特以命題，不復拘忌。」49 該年的會試錄尚存於天一閣中，《詩經》義四題，分別出自〈小雅•鴻雁〉、〈大雅•思齊〉、〈大雅•雲漢〉、〈周頌•臣工〉，其中〈鴻雁〉、〈雲漢〉皆為變〈雅〉，確實能以身作則，從變詩中出題。但他的主張、呼籲是否有矯正的作用呢？以下將藉由兩年後嘉靖 10 年的鄉試來考察。嘉靖 10 年搜得的鄉試有順天、應天、山西、河南、湖廣、雲貴等 6 種，共 24 道題中，扣掉 6 道〈頌〉題，變詩只有 5 題，正詩竟多達 13 題，正、變題數甚為懸殊，可見雖經霍韜呼籲，但並未獲得矯正。自成化以降，各時期鄉試變詩題數，每常較正詩多上一、二十題，不見得是有識之士的呼籲所致，主要還是因明中葉後，考官傾向於 4 類中出 1 題，而〈國風〉之出題，常從這首不像〈風〉詩、也不像變詩的〈豳風•七月〉出題，致使變詩出題數有較明顯的成長。再以下表比較鄉、會試正變出題情形。 48 清‧王文烜：〈敘〉，《詩經去疑》（濟南：齊魯書社，2008 年，《歷代代詩經版本叢刊》影印清雍正 9 年〔1731〕左吳三樂齋刻兩節本），卷前，頁 2。按：王氏生卒年不詳，〈敘〉署雍正 9 年作。 49 明‧李開先撰、卜鍵箋校：《李開先全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4 年），〈閒居集〉之七，頁 569，〈霍公墓誌銘〉。並見明‧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6，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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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鄉、會試〈風〉〈雅〉正變出題統計出題次數／佔風、雅總出題數比曾出題詩篇數／佔原篇數比類別（篇數）會試鄉試會試鄉試正風（25 篇） 12／29.3% 87／27.5% 9／36.0% 17／68.0% 變風（135 篇） 29／70.7% 229／72.5% 11／8.1% 29／21.5% 正雅（34 篇） 69／52.3% 369／53.9% 25／73.5% 32／94.1% 變雅（71 篇） 63／47.7% 316／46.1% 29／40.8% 38／53.5% 就「出題次數／佔風或雅總出題數比」的欄位來觀察，鄉、會試的比值相差不大。從正、變詩來看，變〈雅〉的出題數比正〈雅〉稍遜，但變〈風〉卻遠逾正〈風〉，此乃多虧〈淇奧〉、〈鳲鳩〉諸熱門的變詩，特別是〈七月〉詩的「加持」（詳後）。觀察「曾出題篇數／佔原篇數比」的欄位，鄉試較會試提高了不少。一方面是因鄉試試題樣本數增加，偶被出題的詩篇較不致被遺漏；一方面是因鄉試樣本多為明中、後期的試題，此時舊題、舊文已多，考官在出題時，必須求變化、防擬題，故會考慮從一些以前雖不受考官青睞，但仍可作為試題的詩篇中出題。致使鄉試曾出題篇數大幅增加。觀察正、變詩曾出過題情形，顯然可見正詩曾出題詩篇的比例，較變詩高得多，反映出考官對正詩的青睞。尤其是正〈雅〉，在鄉、會試出曾出題的比例皆頗高，鄉試甚至達到 94.1%，只有少數不曾出過題。而變〈風〉恰好相反，最為出題時所忽略，會試、鄉試曾出過題的詩篇僅各有 11、29 篇，只佔 8.1%、21.5%；也意謂著：各有 124、106 篇，高達百分之八、九十的變詩，不曾出題。「正變」說主要是繫於詩篇時代的認定，且認為盛世有歌頌、讚美之詩；衰世有喪亂、怨刺之調。然而因為詩篇的時代難以確認，且盛世不見得全是頌美而無怨刺，衰世也不盡然全是怨刺而無頌美。正變之劃分截然，卻不具說服力，頗受質疑。如季本（1485–1563）曾指出被列在變詩的〈破斧〉、〈淇奥〉、〈緇衣〉、〈車攻〉、〈烝民〉等，皆「歌咏盛德之言，不可以為非正」：〈破斧〉之在〈豳風〉，〈淇奥〉之在〈衛風〉，〈緇衣〉之在〈鄭風〉，〈車攻〉之在〈小雅〉，〈烝民〉之在〈大雅〉，皆歌咏盛德之言，不可以為非正。而成王望治之時，宣王中興之日，平王靖難之初，猶存先王之舊，而皆謂之為變，其心亦近於不廣矣。50 50 明‧季本：〈六義〉，《詩說解頤》（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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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風〉有時也讚美善政，如〈豳風〉之〈七月〉；變〈雅〉中也有歌頌宣王中興的詩作，如〈小雅〉之〈六月〉、〈采芑〉、〈吉日〉、〈庭燎〉等。而屬正〈風〉的〈召南•行露〉、〈野有死麕〉，頗同於鄭、衛之音。51正變說既有瑕疵，故用正變之分來說明考官的出題，並不妥當，除責考官不出變〈風〉、變〈雅〉之說不確切外，也未能說明、傳達出考官出題的傾向。

（四）出題的「上選」與「不選」

從表 9 已可見：305 篇中，會試有 202 篇未曾出過題，曾出題者只有 103 篇。再統計會試較頻出題、達 3 次者，只有 30 篇。而僅這 30 篇會試就共出過 141 次，佔總出題數 237 的 59.5%。鄉試有 148 篇未曾出過題，曾出題者只有 157 篇。出題較多的前 30 篇、達 14 次者，52一共出題 697 次，佔總出題數的 52%，比起會試前 30 篇的 59.5%，較少，也反映了會試出題較鄉試更為集中的現象。將鄉、會試出題數合計，取出題數最多的前 30 篇，依次數由多至少排序，並分別呈現其會試、鄉試的出題次數，如下表：表 14：鄉、會試合計出題最多的 30 篇詩鄉會合計（篇數）篇名會試出題數鄉試出題數 94 次（1）〈豳風•七月〉 8 86 48 次（1）〈小雅•天保〉 7 41 46 次（1）〈大雅•卷阿〉 6 40 43 次（1）〈商頌‧長發〉 6 37 39 次（1）〈商頌‧殷武〉 10 29 33 次（1）〈大雅‧江漢〉 5 28 30 次（1）〈大雅‧烝民〉 3 27 〈大雅‧文王〉 6 21 27 次（2）〈大雅‧假樂〉 3 24 26 次（1）〈大雅‧文王有聲〉 6 20 25 次（1）〈衛風‧淇奧〉 5 20 〈小雅‧六月〉 6 18 24 次（2）〈大雅‧既醉〉 4 20 23 次（1）〈大雅‧皇矣〉 4 19 〈小雅•楚茨〉 1 21 〈大雅‧下武〉 4 18 22 次（3）〈商頌‧玄鳥〉 1 21 51 參劉冬穎：《詩經變風變雅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頁 64-69，〈正變說的缺陷〉。 52 鄉試出題達 14 次以上者，原共有 33 篇。雖出 14 次的共有 6 篇：〈小雅‧出車〉、〈小雅‧采芑〉、〈大雅‧思齊〉、〈大雅‧崧高〉、〈周頌‧時邁〉、〈周頌‧雝〉，但為取 30 題，以方便和會試比較，故僅取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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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會合計（篇數）篇名會試出題數鄉試出題數 21 次（1）〈魯頌‧閟宮〉 4 17 〈大雅‧抑〉 5 15 20 次（2）〈魯頌‧泮水〉 2 18 〈周南‧芣苢〉 1 18 〈曹風‧鳲鳩〉 4 15 〈小雅‧斯干〉 7 12 19 次（4）〈大雅‧大明〉 6 13 〈大雅‧生民〉 2 16 18 次（2）〈周頌‧我將〉 2 16 〈小雅‧鶴鳴〉 1 16 〈小雅‧甫田〉 1 16 17 次（3）〈周頌‧敬之〉 4 13 16 次（1）53 〈秦風•小戎〉 3 13 分析表 14，這 30 篇共出了 815 題，僅這 30 篇就佔了總出題數的 51.7%。會試受青睞的詩篇，在鄉試出題次數也有不同程度的成長，一樣受到重視，如〈商頌•殷武〉、〈小雅• 天保〉會試各出 10 次、7 次，鄉試中各出了 29 次、41 次。但以〈豳風•七月〉增加最多，竟多達 86 次，是鄉試出題之冠，比起鄉試出題亞軍〈天保〉的 41 次，遙遙領先。何以〈七月〉在鄉試的出題數上，有大幅的成長？這反映出的是：當考官想在 4 類中各出 1 題時，〈雅〉、〈頌〉中有較多關乎政教、頌美、冠冕的詩篇可以選擇，不致過於集中在一、二首上，而〈國風〉不然，這類詩篇數量少，多為言情、怨刺詩，篇幅又以短章居多，易犯重複，出題時可取材範圍較〈雅〉、〈頌〉少得多。〈七月〉詩呈現農民生活從春耕到冬藏各個面向，雖朱熹（1130–1200）說此詩是：「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劉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54 但呈現的是農事忙碌，而非無衣無食的艱難。又有「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語，描寫農事既畢，執治宮室之事，不待督責，以見忠愛其君之甚。又穿插了「為此春酒，以介眉壽」、「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等吉祥語。〈七月〉除農事描寫、祝福稱頌外，作為試題，可以發揮的道理很多。宋濂（1310–1381）云〈七月〉詩：「自于耜而舉趾，自播榖而滌塲，以至上入執宮功，莫不纖悉備具，而功女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55 茅坤（1512–1602）云： 53 鄉、會試出題次數合計 16 次者，有 7 篇：〈秦風‧小戎〉、〈小雅‧出車〉、〈大雅‧思齊〉、〈大雅‧ 崧高〉、〈周頌‧雝〉、〈周頌‧載芟〉、〈商頌‧那〉，為取 30 篇論述，故僅羅列〈小戎〉一篇。 54 本論文對詩旨、詩義的解釋、闡說，俱參當時功令所尊的朱熹註，所據版本如下，不煩一一作註。南宋‧朱熹撰、朱傑人校點：《詩序辨說》、《詩集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朱子全書》本）。 55 明‧宋濂：〈恭題豳風圖後〉，《文憲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 13，頁 9。後署洪武 9 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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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觀〈七月〉之詩，而知周家王業之所由興，然於此亦可以識周公所以輔成王之忠，有非後世人臣之所能及者。蓋王道以勤恤民隱為本，此篇之所陳述不獨教民農桑而已，而其感時憂患，雖經歲勤動，常若不及；其所以養老奉上，雖恭敬奉承，唯恐或後。上以是體下，下以是順上，此民俗之所由美，而王業之所由隆也。56 其中還包括了周公作為賢臣的典範，為政者應感時憂患，以民為本、以農為本，體下、恤農等義理。故鄉、會試合計，〈七月〉共出了 94 次，是三百篇出題之冠。綜觀這些出題的熱門詩篇，之所以受到考官青睞，常是因內容多祝福、頌美詩句。以下面一些常見的頌美、吉祥的詩句來搜尋鄉、會試題，統計其在試題中出現次數，可窺考官出題傾向之一斑：關鍵詞會試鄉試常見例句天子萬年 1 12 〈江漢〉：虎拜稽首，天子萬年。君子萬年 4 35 〈既醉〉：君子萬年，介爾昭明。百福 0 15 〈楚茨〉：卜爾百福，如幾如式。萬壽 8 22 〈七月〉：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眉壽 4 23 〈七月〉：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壽考 2 16 〈殷武〉：壽考且寧，以保我後生。福祿 0 22 〈采菽〉：樂只君子，福祿申之。百祿 4 28 〈長發〉：敷政優優，百祿是遒。如鄉、會試總出題數名列第二的〈天保〉，朱熹釋此詩是人君燕其臣，受賜之臣「歌此詩以答其君」之作，言天之護佑，使國君獲福，共分 6 章：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遍為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全詩充斥著祝福、吉祥字眼：「受天百祿」、「降爾遐福」、「詒爾多福」、「萬壽無疆」云云，「如南山之壽」等九如之頌禱，更是膾炙人口的祝頌詞，故能成為僅次於〈七月〉詩的出題上選。 56 明‧茅坤：〈讀豳風七月之詩〉，《茅鹿門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刻本），卷 30，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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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詩篇，雖未見吉祥字眼，但就詩旨、題材而言，也是頌美者，如〈周南•芣苢〉，朱熹言：「化行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樂也。」為歌詠百姓安居樂業、太平盛世之作。〈小雅•斯干〉是築室落成，宴飲、頌禱之辭，雖非如〈天保〉滿眼福祿，但也洋溢著新居落成的欣喜和祝福。這類頌美的題目，佔了出題的多數，至少在三分之二左右。除此之外，考官也偏愛出關於聖君、賢臣、君子的頌贊，可作為榜樣者；以及關乎施政、教化、富含儒家義理者。這些出題常見的內容，有時是重複、交集在一首詩裡。如〈衛風•淇奧〉，乃衛人美衛武公之德而作，三章分別以綠竹始生、茂盛、極盛，美衛武公修德有進無已，及和易而中節、寬綽無斂束、無適而非禮等德行。「有匪君子，如切如磋，如琢如磨」、「有匪君子，如金如錫，如圭如璧」、「善戲謔兮，不為虐兮」，至今仍是膾炙人口、讚美德行的名句。故〈淇奧〉在鄉、會試共出了 25 次，在〈國風〉中出題次數名列第二，僅次於〈七月〉。〈淇奧〉固是頌揚衛武公，但所言亦是士人應當奉為圭臬的德行，也攸關教化。如〈大雅•卷阿〉，朱註疑此詩為召康公從周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為戒」之作。前 4 章極言先君「壽考福祿之盛」，有許多頌美的詩句；後 6 章則告以能致福祿之由，乃因施政多得吉士、賢者輔佐之故。既吉祥頌美，又關乎為政，故於鄉、會試出題總計，也高居第三。〈長發〉為合祭遠近祖先的祫祭詩，言商之先祖為濬哲之君，有受命之祥兼具明德，故四方諸侯歸之。〈殷武〉為祀高宗之作，楚人叛之，高宗用武以伐其國、致其眾，使諸侯畏服，詩中多言其受命中興及中興之盛。〈長發〉、〈殷武〉這兩篇祭祀詩，在鄉、會試總出題數高居第四、第五，乃因在祭祀、緬懷中，提及賢君之功勳、德業，既是後代君臣施政的榜樣，也常見頌美之詞。如〈殷武〉第 4 章：「天命降監，下民有嚴。不僭不濫，不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福。」朱註云：「言天命降監，不在乎他，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不僭，刑不濫，而不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福，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所蘊含的儒家施政之道，乃應試考生、未來的官員，所當體認、記取。〈長發〉言商湯惟上帝是敬，「不競不絿，不剛不柔，敷政優優，百祿是遒」，施政寬裕、剛柔得宜，既是頌美商湯，又有為政至理在其中，且兼具「百祿」之吉祥字面，故此 4 句，鄉、會試中就出過 9 次。57 周文王是《詩經》著墨最多的君王，也是後代君王的典範。〈大雅•文王之什〉10 篇詩：〈文王〉、〈大明〉、〈緜〉、〈棫樸〉、〈旱麓〉、〈思齊〉、〈皇矣〉、〈靈臺〉、〈下武〉、〈文 57 此 4 句一起出的有 7 次，單出前 2 句的 2 次。會試出過 1 次：弘治 9 年會試；鄉試出過 8 次：成化 13 年江西、弘治 14 年應天、正德 14 年江西、嘉靖 22 年四川、嘉靖 28 年應天、嘉靖 28 年廣東、萬曆 10 年山西、萬曆 10 年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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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有聲〉，固是關於周文王的詩作，但其中也常見頌美之詞，並常見施政、教化的道理，因此皆屢被出題，多篇名列於最常出題的 30 篇中，會試合計共出了 35 次，鄉試則多達 132 次。單以「文王」為關鍵詞來搜尋，會試、鄉試題中，也各出現 19、82 次之多。反觀考官不出題的詩篇，常非頌美、不關政教，內容偏向言情、喪亂、怨刺，凡此皆為考官所屏棄。如〈國風〉中被朱熹從男女之情詮解的「淫詩」，一篇也未曾出題。58正是因為詩句內容既非頌美聖賢，也與政教、德行、義理無關之故。〈大雅〉是出題的熱門，但其中〈蕩〉、〈桑柔〉、〈瞻卬〉、〈召旻〉卻從未被出題，以此 4 篇來看：〈蕩〉乃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託於文王，指控殷紂暴虐聚斂云云；〈桑柔〉是芮伯刺厲王而作，內容多言厲王肆行暴虐以敗其成業，使王室凋弊；〈瞻卬〉為「刺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亂之詩」；〈召旻〉是「刺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前兩首指斥厲王，後兩首指斥幽王，內容多言喪亂、怨刺，如〈召旻〉詩一開頭就說「旻天疾威，天篤降喪，瘨我饑饉，民卒流亡，……天降罪罟，蟊賊內訌」，雖說當以史為鑑，但考官出此等題，也容易被大作文章，以為有意諷刺國君、朝政，詛咒國運。以篇數計，30 篇不過就是《詩經》305 篇的十分之一，而僅是 30 篇，出題數就逾一半，會試出題更集中，最熱門的 30 篇，出題比例竟高達 59.5%。此皆可見考官出題頗為集中、偏重，考官雖然極力避熟題、防擬題，但制義是掄才之體，以關乎小我、男女的言情之作為題目，讓考生闡發，意義不大，也難獲認同。雖怨刺、喪亂、不吉之作，也有可借鑑之處，但考官並不會從這類詩篇出題。這勢必會造成命題範圍的侷限，不會出題的詩篇，考生也心知肚明。也使選考《詩經》者，在備考時，要猜題、擬題並不難，毋需通讀全經。

四、考官出題偏重的影響

為金榜題名而努力的考生，始終關注著考試的動態、出題的傾向。《詩經》出題的偏重，一定會影響考生選經、讀經、備考。文獻中屢屢言及選考《詩經》者偏多，如何三畏云： 58 由於朱熹並未明白指出淫詩篇目、篇數，對於那些詩屬淫詩，今人認定頗有出入，篇數不同，目前所見，有主張 22、24、26、27、30、31、32 篇等之不同。筆者無意陷入辯證的糾纏中，從寬考察曾被歸類、指涉為淫詩者共 32 篇，皆未曾出過題。32 篇篇目參黃忠慎：〈朱子對所謂「淫詩」的解題〉，《朱子詩經學新探》（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2 年），頁 21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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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松諸生，習《詩》者十之七，習《易》、習《書》者十之三，習《春秋》、《禮》經者，蓋百不得一焉。59 劉康祉云：國家所表章以程士者為經五，而治《詩》者幾橫割天下才士之半。60 李雯（1608–1647）云：幾社之不治《毛詩》者，無幾人耳，……天下之經藝，莫盛于《詩》，《詩》莫盛于今日之幾社也。61 或言治《詩》佔一半，或言佔十分之七……，可見選考此經之盛況。據吳宣德、王紅春所作〈明代會試試經考略〉一文之〈明代會試分經錄取情況表〉「總計」部份的統計，會試 64 科分經錄取總人數、各經錄取百分比數據如下：經別詩經書經易經禮記春秋錄取人數 6257 4200 4679 1358 1553 百分比 34.6% 23.2% 25.9% 7.5% 8.6% 可見會試以《詩經》錄中者遠逾他經，鄉試雖未經統計，但會試與考者，本是來自南北直隸及各直省中式的舉人，也可約略反映鄉試錄中及與試者選經的狀況。選考者多，這固然與《詩經》字數不算很多、為韻語，琅琅上口，文辭優美、平易近人、常為《四書》引述等因素有關，而選考《詩經》不必通讀全經，要猜題、擬題並不難，這也是吸引考生選考的一大誘因。出題的偏重，也必然左右考生讀經之取捨，考官出題既偏好出頌美、冠冕與政教有關的詩篇，以致許多言情、怨刺、喪亂之詩，形同具文，考官並不會從中出題、士子不讀，科舉用書必然也要跟著調整。以永樂、正統年間孫鼎（1392–1457）所編科舉用書《新編詩義集說》為例，62 孫鼎 59 明‧何三畏：〈夏給諫陽衢公傳〉，《雲間志略》（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天啟刻本），卷 14，頁 15。何氏生卒年不詳，此書卷前諸作署「天啟三年」，應與作序的張鼐、陳繼儒等人同時。 60 明‧劉康祉：〈詩藝緣情序〉，《識匡齋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刻本），卷 3，頁 3。劉氏，生卒年不詳，明萬曆 38 年（1610）進士。 61 明‧李雯：〈詩經制藝敘〉，《蓼齋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清順治 14 年〔1657〕石崑刻本），卷 34，頁 17-18。 62 明‧孫鼎：《新編詩義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1935 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宛委別藏》影鈔明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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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書未遍解 305 篇，但取 125 篇釋義。考其對 305 篇的取捨、解說的繁簡，與筆者透過明代鄉、會試出題的考察頗有一致之處。其編輯方式乃節錄一段經文，如制義篇題之式，後附以諸家之解，或簡或繁，則數不一。其解說最重〈三頌〉，每篇皆有擇錄經文解說；次為〈大雅〉，31 篇中有解說者 26 篇；再次為〈小雅〉，74 篇中有解說者 37 篇；〈國風〉160 篇，但解 22 篇，最為忽略，而〈國風〉中之「淫詩」，皆未錄、未解。且〈國風〉的解說一般皆簡要，獨考試熱門的詩篇如〈七月〉、〈淇奧〉等特詳。限於篇幅，以下僅取〈大雅〉 31 篇，63彙整各篇鄉、會試出題數、孫鼎擇錄經文、解說則數，纂成下表以供對照：表 15：鄉、會試出題數及孫鼎擇錄經文、解說則數篇名會試出題數鄉試出題數孫鼎擇錄經文則數孫鼎纂錄解說則數〈文王〉 6 21 13 24 〈大明〉 6 13 11 14 〈緜〉 1 7 16 28 〈棫樸〉 2 11 7 14 〈旱麓〉 1 6 10 17 〈思齊〉 2 14 9 13 〈皇矣〉 4 19 15 28 〈靈臺〉 3 3 6 13 〈下武〉 4 18 9 20 〈文王有聲〉 6 20 13 24 〈生民〉 2 16 8 19 〈行葦〉 1 6 5 10 〈既醉〉 4 20 10 13 〈鳧鷖〉 0 1 1 2 〈假樂〉 3 24 7 18 〈公劉〉 1 8 11 26 〈泂酌〉 0 4 2 4 〈卷阿〉 6 40 14 25 〈民勞〉 0 1 2 2 〈板〉 2 6 7 7 〈蕩〉 0 0 0 0 〈抑〉 5 15 18 26 〈桑柔〉 0 0 0 0 〈雲漢〉 1 2 0 0 〈崧高〉 2 14 12 21 〈烝民〉 3 27 22 32 〈韓奕〉 2 2 5 9 〈江漢〉 5 28 14 22 〈常武〉 0 8 7 10 〈瞻卬〉 0 0 0 0 〈召旻〉 0 0 0 0 63 不取〈國風〉、〈小雅〉是因詩篇數多，太佔篇幅，而〈三頌〉多為考試所重，孫鼎全有解說。不如取〈大雅〉，詩篇不多，有常考、偶考、不考之別，較方便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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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鼎所輯前人註解則數的有無、多寡，除與篇幅長短略有關係外，主要是與該詩在考試時的重要性、出題與否密切相關。通觀來看，凡鄉、會試熱門的出題詩篇，如〈文王〉、〈緜〉、〈皇矣〉、〈文王有聲〉、〈卷阿〉、〈抑〉、〈崧高〉、〈烝民〉、〈江漢〉等，孫鼎所纂擇的經文、解說也更多、更詳實。相反的，〈蕩〉、〈桑柔〉、〈瞻卬〉、〈召旻〉等，鄉、會試皆不曾出題者，孫鼎也未有擇錄、解說。在考察了《詩經》鄉、會試題的分布、偏重後，對於《詩經》科舉用書的刪存、繁簡之緣由，更容易了然於心。再以顧起元（1565–1628）《爾雅堂家藏詩說》一書為例，顧氏在〈爾雅堂家藏詩說序〉中，已明白道出此書為舉業而作。64此書亦未遍解 305 篇，未作註解者有以下諸篇：〈鄘風〉：〈牆有茨〉、〈桑中〉。〈鄭風〉：〈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風雨〉、〈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日〉。〈小雅〉：〈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蓼莪〉、〈大東〉、〈四月〉、〈北山〉、〈無將大車〉、〈小明〉。為何以上 21 篇無註，而〈大雅〉、〈三頌〉全都有註？蓋因考官較常從〈大雅〉、〈三頌〉出題，這 21 篇或為「淫詩」，或為言情、怨刺之作，非考官出題所重，由於顧氏此書是道地的科舉用書，故註解的繁簡、取捨，也必然扣緊了應考的需要，與考官出題的偏重一致。就本文前面所述之鄉、會試未被出題者甚多，何以顧起元但闕此 21 篇無註？筆者仔細觀察過顧書，有些鄉、會試未出之題，顧書雖未刪，但僅聊備一格，說解多簡略，而常出題的詩篇，說解則較詳。科舉用書的編纂者，也常是熟讀儒典的讀書人，對「刪經」之舉，有所顧忌，65 所以有些科舉用書，還是保留 305 篇的經文，如趙燦英《詩經集成》，自序云：今所懸諸學宮，學士所習為舉子業者，又皆盛時和平溫厚之詩，其于淫〈風〉變〈雅〉似可弗論。然《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三百五篇既為大聖人所刪定，解《詩》者亦何可有所詳畧于其間乎？66 64 明‧顧起元：〈爾雅堂家藏說詩序〉，《爾雅堂家藏說詩》（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 34 年〔1606〕刻本），卷前，頁 1-4。 65 儒者以為諸經為孔子所刪定，不容後人妄為刪節、選評，割經裂傳者，常遭「侮經」的抨擊。參註 6。 66 清‧趙燦英：〈序〉，《詩經集成》，卷前，頁 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