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過程中勞動控制:以台灣新聞記者為例

勞動過程中勞動控制:

以台灣新聞記者為例

Labour Control in the Labour Process:

A Case Study of Journalists in Taiwan

吳育仁

作者簡介

吳育仁(Yu-Jen Wu)

職稱：副教授；最高學歷：英國華威大學工業關係博士

服務學校：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Labor Studies,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通信地址：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嘉義縣621民雄鄉大學路168號。

電話：

(O) 05-2720411ext 32352；(F) 05-2720559; (M) 0937-299671 Email: labyjw@ccu.edu.tw

《摘要》

勞動控制的議題一直是職場上關切的主題。但是，新聞記者勞動過程中的控 制管理，卻相對上被研究者所忽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有二：發掘新聞記者 勞動控制的類型，以及分析資方實施不同勞動控制的原理和意涵。本文的主要論 點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勞動控制的目標是為追求資本累積的最大化，

在這個目的下，新聞記者作為勞工所受到資方的控制是必然的。本文藉由三面向 的控制：官僚性控制、科技性控制、價值性控制，來檢視新聞記者勞動過程中的 勞動控制問題。最後，本文歸納出這三種控制類型在生產上的意涵，分別是生產 的政治構造、生產的工具性、以及生產的倫理規範。

關鍵詞：勞動控制、勞動過程、新聞記者、理性化

Abstract

The issue of labour control has been attracting people’s attentions at work.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relatively ignored the labour control over journalists. Therefore, the aim of this paper has two aspects: the one is to explore the types of labour control over journalists; the other is to address their doctrines and implications.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paper is: under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labour control over journalists is an imperative in pursuit of the maximization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labour control over journalists in the labour process by three types of controls, namely the bureaucratic, technological, and valuable controls. Finally, in terms of three types of labour control,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roduction are concluded by the political apparatus of production, th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 and the ethic regulation of production respectively.

Key words: labour control, labour process, journalists, and rationalization.

勞動過程中勞動控制:

以台灣新聞記者為例

壹、研究起點與目的

就勞動力的性質而言，新聞記者乃是知識勞工，由於過去威權體制的新聞 控制，新聞記者的勞動生產過程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台灣解嚴後，新聞自由的 呼聲，不只由新聞界和職場發動，社會各界也有相當高的期待。近年來，新聞自 由已經不稀奇了，平面媒體、電子媒體大鳴大放、百家爭鳴，更是不足為奇。現 在，問題反而是新聞自由是否會侵犯或逾越他人自由或人權間的衝突議題。但是 台灣新聞自由的層次，似乎是放在公司出版自由上，而不是新聞記者本身的勞 動生產過程。這某種程度上，是否反映出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中對勞動控制的必然 性呢？

在台灣，研究新聞記者的工作相關議題者，包括新聞組織內部權力運作與 工作自主的議題（翁秀琪、蔡明誠，1992；張文強，2002）、有關新聞記者的勞 工參與（林淳華，1996）、新聞記者在面對新聞控制、追求工作自主時，所採取 的抵抗策略（或稱反控制）（陳順孝，2003）、新聞記者透過工會或勞工運動途 徑，爭取內部新聞自由的過程（涂建豐，1996）。雖然上述的研究，是以新聞記 者作為一個勞工的角度，關切其工作自主運動、抵抗策略或反控制、勞工參與等 議題，但是，未能從勞動過程的角度，分析職場中資方與新聞記者的互動關係、

新聞記者的勞動生活、以及新聞記者的勞動控制型態。

勞動管理控制的 命題一直是勞動職場上關切的主題 之一(Jermier, 1994;

Knights ＆ Wullmott, 1990; Hyman, 1987)。許多研究者對此一主題的研究範圍相 當廣泛，從製造業工廠的體力勞工(Kelly, 1982; Buraway, 1985; 謝國雄，1999)，

外籍勞工（趙必孝，2000）、到高科技公司的知識勞工 (Knights ＆ Willmott, 1988; Sewell, 1998)。但是，對於新聞記者勞動過程中的控制管理，卻相對上被 忽略。

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是，發掘新聞記者勞動控制的操作方式，以及分析 資方實施不同勞動控制的原理和意涵。受限於篇幅，本文無意討論新聞記者的勞 動主體性的議題，而是將分析重點放在勞動控制上，因為勞動主體性會呈現在 勞動的自主程度、抵抗策略、以及勞動創意的面向。¹本文試圖回答下列問題：分 析新聞記者勞動控制的概念架構為何？在職場上，新聞記者所遭受的勞動控制 的操作方式？不同的勞動控制中，有何原理和意涵？

本文的主要論點是：在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下，勞動控制的本質是為追求資 本累積的最大化，在這個目的下，新聞記者作為勞工所受到資方的控制是必然 的，不因其為出版業而有例外。

為了達到研究目的，本研究採用的資料蒐集方法，乃是深度訪談法。¹訪談 的方式採半結構的引導式訪談，每次訪談進行約二至三小時。至於研究的對象，

基於地緣關係和可近性，選擇台灣某縣的報社地方記者。研究對象的抽樣方式，

一方面，透過人際網絡，請求協助介紹受訪者；另一方面，也蒐集此地區的記 者名單，透過主動寄發電子郵件的方式徵求受訪者。經由這兩個途徑，總共訪問 了八個新聞記者，資料已呈現飽和和重複。在編碼上，採「英文名簡寫—性別—

報社代稱」加以呈現，譬如HSH-F-NC。

在論文的安排上，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獻討論，將重點放在勞動過程中的 勞動控制，以發出本研究的分析架構。第三部分，則是新聞記者實際在職場上面 臨到的勞動控制。第四部分，為本文的結論，試圖歸納分析不同控制類型的生產 意涵和隱喻。

貳、勞動控制理論與文獻：分析架構的形成

一、勞動控制的原形

許多文獻上所分析的勞動控制的基本原形，通常是源自於Edwards(1979)從 歷史發展的角度，對勞動控制的分類：第一，簡易控制(simple control)：從 1880 年起，雇主與勞工直接面對面的監督和懲處。第二，技術控制 (technical control)：大約自 1900 年興起，是透過勞動過程中技術和生產流程的安排，對勞 動力的轉化進行控制，受到泰勒主義的推波助瀾。第三，官僚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從 1945 年開始，勞動行為乃是透過體制中的規則和規範加以引導，與 非人性的官僚行政架構密切相關。Edwards(1979：17)認為任何控制系統皆是由 三個部分組成：其一，是機制：以利雇主指揮工作；其二，是程序：以利監督 和評估生產中的表現；其三，是懲罰和獎賞的機關。這些控制系統和模式可以彼 此強化，而且在同一組織中共存，他也預測後官僚(post-structure)時期，這些模 式將不斷持續顯現。作為控制發展的進程，Ouchi(1977)也預期監視(surveillance) 會是後官僚時期主要的控制工具之一。

雖然Edwards(1979)提出三種控制的型態，但是被 Hyman(1987：36)批評為：

「混淆且掩飾了生產的三個面向。簡易控制強調勞動的相關面向，技術控制強調 生產的工具性，官僚控制強調對規範之社會形式的關切。前面的兩個面向，當與 轉化原料為有用產品相互結合時，則構成了勞動過程，至於第三個面向，則指 出生產的政治構造。因此，生產之勞動過程的歷史發展，必須從勞動過程變遷的 型態、生產的構造、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加以觀察。藉由這個形成過程，我們 可以檢視勞動過程和生產構造如何產生，第一，意識型態效果：可以形塑勞資 雙方的利益；第二，政治效果：指的是透過鬥爭，來決定那些利益的實現。之後 我們可以觀察實際和預期的鬥爭，如何重新形塑勞動過程與它的規範性構造。

Friedman(1977) 認為管理控制的策略演繹，與資本主義的發展歷史密不可 分，同時，新的管理控制模式常與壟斷資本主義(monopoly capitalism)的崛起有 關，因為壟斷權力提供雇主在較有利的經濟條件下進行實驗的機會。他將管理控 制 分 成 兩 類 ， 一 是 直 接 控 制(direct control) ， 二 是 責 任 自 治 （ responsible autonomy）。所提出責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也是廣泛的討論的第四種 控制的原形：雇主在特定的範圍內，將管理責任轉到勞工身上，已擴大其自主 性。這種規範性的自主參與，是建立在壓力和物質誘因上，促使勞工自動自發地 作自己應該作的事。直接控制是應用在有穩定商品市場且勞動力組織運作差的大 公司，相反地，責任自治是運用來處理相對上技術性，且有工作控制和裁量成 分的勞工。

對於Edwards, Burawoy, 和 Friedman 而言，科學管理的主要限制在於它的僵 化性。它企圖創造出管理壟斷(managerial monopoly)的概念，正好與允許基層勞 工之創造性參與(creative participation)的作法背道而馳。為了維持生產的進行，

給 予 勞 工 某 種 程 度 的 創 造 性 參 與 ， 乃 是 Friedman 所 稱 的 「 責 任 性 自 治 」 (responsible autonomy)。

二、勞動控制的可能原理

在資本主義勞動過程中，有兩個根本議題引起重視：勞動力的轉化與剩餘 價 值 的 分 配 (Braverman, 1974; Burawoy, 1985; Thompson, 1989; Smith ＆ Thompson, 1998)。

第一， 勞動力的轉化(transformation)：雇主所能向勞工購買且能由雇主處分的，

乃是「勞動力」(labour power)。將勞動力轉化為具體勞動成果，就是勞動 力的轉化問題。

第二， 第二是，「剩餘價值的生產」(surplus value production)與剩餘價值的挪 用(appropriation)：雇主透過勞工的勞動力，產生了商品的剩餘價值，但 是，雇主為了本身的目的，對剩餘價值加以無償使用，且全部提取。

因此，雇主精心設計了各類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意圖解決上述問題（剩 餘價值挪用的不確定性與勞動力轉化的必要性）。從勞動過程理論的角度，人力 資源管理的本質，就是一種控制的工具，控制的概念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且必 須以更廣的意義加以理解，所涵蓋的不只是監督，而且也包括了管理和規制 (Nienhuser, 2004: 237)。

雇主也可以藉由權力關係介入勞資雙方或勞工彼此之間的利益分配，發展 出新的勞動控制策略，以到資本累積的效果。這種透過政治（權力操弄）經濟

（剩餘價值分配）途徑的管理控制，是一種精緻的策略，常不易引起勞工的察 覺。採取以過程為中心之控制(process-centred controls)的新型管理方式，譬如：

對例行作業程序的持續革新、對非例行作業程序的全面品質管理、以及對根本性 組織變革的經營過程再設計。這些新的管理策略，消除了泰勒主義管理底下概念

與執行的分隔。因此，Thompson (1989: 141)許多參與和工作豐富化的計畫，並 非實際提供真正的勞工自治，而是隱含著新式且偽裝型態的密集控制和勞動過 程的理性化。Kelly(1982)也發現，當勞動過程的重新組織(reorganization)，實質 上，是對成本壓力和產品市場競爭的技術回應，而不是意圖處理人性動機和需 求時，那麼，雇主會經常蒙蔽工作設計(job design)方案的真正動機，而把他們 冠以豐富化、自治工作團隊、品管圈等等美化名詞。勞動過程學派論者把人力資 源管理策略認定是：處理剩餘價值轉化和挪用上特別「精緻」（sophisticated）的 解決之道(Nienhuser, 2004: 238-9)。因此，1980 年代興起在職場上採取人力資源 管理的策略，從勞動過程學派的分析角度，乃是資本主義市場競爭下的一種精 緻的控制手段。

Burawoy(1985)至少就舉出三種是屬於這種精緻控制策略，方便雇主「同時 掩飾並取得剩餘價值」：

第一、 報酬制度：透過底薪、獎金、誤餐費、以及加班費之詳細切割，以尋求 勞工的同意和合作，收編勞動力，瓦解勞工的抵抗。

第二、 趕工：在趕工的過程中，代表著勞工承認雇主所定的趕工「遊戲規則」

接受管理控制的正當性。當勞工進入趕工遊戲趕工，勞工本身的注意力、

互動關係、對自己和他人的評價方式，皆圍繞在趕工這個「遊戲」之中。當 然，趕工獎金吸引勞工努力工作，可以從雇主身上多賺些錢。但是，事實 上，趕工的結果，對雇主是最有利的。獎金制度使勞工對抗勞工，因為較 有生產力的勞工會指責較無生產力的的勞工，因為他們貢獻不足將影響 整體表現(Preferr,1979: 355)。

第三、 內部勞動市場：是透過勞工資深資格制度之勞工，以穩定雇主管理控 制的特權。內部勞動市場是被納入公司營運和層級的一部分，以較好的工 資、升遷機會、福利、訓練機會與工作保障等方式，來籠絡和收買勞工，

以作為一種精緻的控制手段。在做法上，它給予勞工某些程度的裁量權，

放棄採取直接和壓制措施。

三、勞動控制的分析途徑

（一）管理控制方法模型

勞動過程學派討論的核心，是處於一個危機的狀態，就像鼓號車開進沙灘 一樣。根本的問題，來自於單一方向的尋求確定且完整的勞動控制模式，而且假 定只要有雇用關係的地方，勞動控制就存在。這種單元式(monist)之功能論的假 定認為，『「資本必定且可以設計出協調的控制系統，以確保剩餘價值在結構上 必然的搾取」，這太過於結構決定論(Storey, 1985：194)。要解決此一問題 Storey(1985)認為要將問題的核心，從各種不同的控制和策略，轉移到對勞動之

「管理控制方法」。換言之，不是尋求控制策略的一般類型，而是把控制的形構 視為是經理人以不同程度的不理性，在許多不同的管理團體和勞工之間協商，

所產生辯證過程的臨時結果，而其內的限制是由市場競爭、勞動的商品地位、以 及現代國家機關所設定（Friedman, 1987: 287-8）。

在Storey(1985)的實證中發現，要判斷「簡易」、「科技」、「官僚」控制型態的 實施，是非常困難的。因此，不要將管理控制的方法以型態的方式觀察，而是把 他視為是控制的線路（circuits）與層次(level)。「控制線路」指的是，控制的補強 形式一起肩並肩地彼此運作，共同存在著。控制層次表示控制線路以垂直增強的 方式，共生共存。多樣的控制方法呈現在層次和線路上，衍生自辯證的過程中：

社會制度中的結構特徵受制於矛盾衝突，人類行為在形塑多樣的社會建構的型 態。多樣型態的結果，不是來自全球資本家的智慧，而是源自於不同團體間的鬥 爭：在勞工和經理人之間和之內。這也反映出理性的極限。

但 是 ，Storey 所 提 之 管 理 控 制 方 法 面 臨 到 最 大 的 批 評 ， 是 來 自 於 Friedman(1987)。雖然 Storey 採取了辯證分析法來理解管理控制方式的形成，但 是對於總體的外部環境如何與社會建構連結起來，除了簡單提出「鬆鉤」(loose coupling)的概念，並沒有深入的分析。雖然 Stroey(1985: 208)認為「控制設施的震 動、被啟動、關閉、結合、或形成新的，是出自於不同團體間的鬥爭，特別是勞資 雙方」，但是，他未能說明鬥爭是如何產生的，控制設施是如何由勞資雙方的互 動或溝通過程中設計出來。因此，從某些程度而言，Storey 極力避免陷入結構決 定論或功能論（資本主義自然會產生控制的方法，以促成資本的累積），但幾 乎忽略了全部結構的影響。對此，O’Doherty and Willmott (2001)則以功能論者來 標示Stroey 的控制管理的觀點。

（二）政治經濟學的交換模型

以政治經濟學中交換理論的觀點，來解釋勞動過程控制類型的多樣化，較 能理解勞動控制或「新管理制度」的形成。主要包括幾個核心元素(Nienhuser, 2004: 242)：

第一、「行動主體」(actor)（個別或集體）的「利益」(interests)（基於價值或期待），

行動主體「控制」(control)某些事件或資源，在任何特定時間上，行動主體和交 換 關 係(exchange relationships) 可 以 獲 得 一 些 替 代 性 資 源 的 來 源 (alternative resources sources)。

第二、權力(power)是利益、控制、以及替代性資源的功能：權力的不平衡(power imbalances)啟動了平衡性運作(balancing operations)，進而產生了新的權力平衡。

平衡性運作改變了社會結構。

這個解釋架構把雇主和勞工的關係視為是競逐交換(contested exchange)的概 念，為利益的實現而爭奪。其中運用了權力，導致了制度的創新，進而反過頭來 規範了交換關係。在這個觀點下，人力資源管理策略乃是勞動力的利用和再生產 轉化勞動力為勞動成果、以及資本和勞動間交換關係的有效挪用(appropriation- efficient)和確保宰制(dominance-ensuring)之規範的型態(Nienhuser, 2004: 243)。這 個分析架構下的勞動控制，影響因素包括：個人利益或價值、所控制的資源、以

及權力。交換關係與權力的平衡運作，則可視為是勞動控制的動態過程。因此，

交換模型下的勞動控制具有限制(constrain)和能動(enable)的雙重性(Giddens, 1979: 6)。勞動控制限制了勞工某種權力的行使，但也提供了採取某些權力運作 的空間或基礎。

（三）「想像」或「監視」模型

電子資訊科技強化了勞動控制的全面性，促使勞工自我產生自治或自我控 制，這使得勞動控制成為一種「想像」(chimerical)模型。Sewell(1998)把勞動過程 中控制的模式加入監視(surveillance)概念的方式，稱之為勞動控制的混合或「想 像」(chimerical)模型。申言之，勞動過程的「想像控制」，乃是透過科技的監視系 統與團隊監督，使勞工感受到顯微鏡無所不在「想像」效果，進而達到控制的目 的。由於新技術和科技的發展，實務上運用監視方法，譬如：攝影監視、電腦操 作監視、衛星導航車輛監視、碼表里程監視、紅外出入監視、行動電話中的全球定 位系統等。Swell 認為監視可以分成兩個型態：

第一、 是垂直監視控制：透過個人勞動表現的電子監視來達成，他可以克服 Edwards 所稱的「技術控制」的個人且非理性的限制。

第二、 是水平監視控制：在名義上是自治工作團隊中運作，藉由同儕團體監督 來完成。

這兩種監視控制都有扮演著規訓(disciplinary)的角色。垂直監視控制的規訓 效果是：可以使管理人員直接透過電子科技手段觀察勞工，把高程度的自我紀 律灌輸到團隊成員之中。這能夠能克服Edwards(1979)之技術控制的缺點，因為 技術控制規訓效果來自於管理人員運用制裁或獎賞的能力，但是，這可能在理 性的基礎上執行，卻也易受管理人員非理性情感因素所左右。水平監視控制的規 訓效果是：結合以個人為單位的勞動成果評估，把低績效的個別勞工表現放在 團隊勞工的檢視下，激勵他們改善自己的表現。Sewell(1998)認為，在著個新的 勞動控制形式下，雖然表面的說法是更多的勞工自治與授權，但是實證研究顯 示出管理控制增強的可能性。

四、分析架構

如前所述，Edwards(1979)將勞動控制分成三類：簡易控制、技術控制、官僚 控制。Friedman(1977)僅將勞動控制二分為：直接控制、責任自治。但是，他們皆 從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發展的歷史角度，對勞動控制的演進作區分，忽略現代勞 動控制的時代性與更進步的演化。科技的發展，使勞動控制的方式有更細緻的發 展（Sewell, 1998; Poster, 1990）。勞動控制加入資訊科技後，使控制的方式更朝 工具理性發展。Hyman(1987)提到從意識型態（價值觀念）與政治效果（權力行 使或鬥爭）的角度，觀察勞動過程的構造與控制，是有意義的。Nienhuser (2004)甚至於組織官僚體系下的權力和利益的辯證關係，分析勞動控制安排。因 此，本研究以「官僚性控制」、「科技性控制」、以及「價值性控制」三個構面，來

分析新聞記者在勞動過程中的勞動控制問題。

如圖一所示：本文所觀察的新聞記者勞動過程，指的是從新聞記者針對新 聞事件或議題所產生的「概念」，通過新聞記者採訪、編輯、撰稿、完稿等「執行」

過程，直到新聞正式出版發行為止。新聞記者從概念到執行的過程中，雇主可能 採取各式各樣的勞動管理控制方法，以確保勞動力能順利轉化成勞動產出，同 時，也確保剩餘價值的有效且最大化累積。新聞出版見報後，資方則根據市場反 應、勞工績效等因素，以作為下次勞動控制的修正或強化。在概念上，稱之為反 饋過程²。

參、勞動控制的操作

官僚性控制、技術性控制、價值性控制三種不同的控制型態，有著不同的控 制媒介。勞動過程中理性化的內涵，包括可計算、可預測、效率和控制(Kalberg, 1980; Ritzer, 1996, 1998)。無論是官僚控制、科技控制或價值控制，都視為是理性 化的控制手段。茲就新聞記者勞動控制的媒介、方向、效果，歸納如（表一）：

表一：勞動控制的媒介、效果和方向

官僚性控制 科技性控制 價值性控制

控制媒介 權力運作 資訊科技 文化論述

控制效果 權力平衡運作 想像與自治 認同

控制方向 外部 外部與內化 內化

一、官僚性控制

官僚性控制的媒介是權力運作。Giddens (1984)權力的主要來源有二：一是

官僚性控制 科技性控制 價值性控制

勞動過程 概念

(

法、 資 訊

)

產品

(

聞、 出 版

)

圖一：勞動管理控制的分析架 構

反饋

可動性資源(allocatative resources)，包括物質（如產品、原料、金錢）、生產工具

（如設備、技術）；二是威權性資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包含宰制關係、從 屬關係、聲望和地位等。因此，資源乃是權力的基礎。行動主體會透過特定的宰 制結構，將資源轉化為權力，已達到自己想要的目標(Giddens, 1979: 88)。在資 本主義市場中，雇主和勞工雙方權力地位存在著不均等現象，已為普遍看法。資 方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的特派員，對新聞記者的官僚性控制，顯現在幾個層 次上：路線的劃分、兼跑晚報、績效考核、薪資操弄、以及裁員威脅。

（一）路線劃分的權力：

特派員有路線的調派權，有可能是基於人力上的需要(CCX-M-NC、ZSH-M- NF)、也有可能基於特派員本身的認知(LSL-F-NF、CCX-M-NC、ZSH-M-NF)，但 也有「假調動真解僱」的情事發生：「現在NC 報就有一個老老的記者，他就是要 把他弄掉，所以把他到處亂調」(ZSH-M-NF)。由於路線劃分，涉及到工作內容的 分配，也常是新聞記者與特派員間衝突的根源：

「路線調配對報社來講是很大的權力，有時候特派不喜歡這個記者，就把他調到別條線的 也有。」（ZSH-M-NF）

路線的調派是特派員一項很大個權力。這種權力的行使，有被指控為「路線 調動各報社好像都沒有徵詢，但徵詢是尊重你，但是要調還是會調」(ZSH-M- NF)。若是如此，路線劃分或調派之權，乃是資方單方專斷權力的行使。

（二）兼跑晚報：

新聞記者工作的繁重，可從兼跑晚報的問題中發現。它所呈現的，不只增加 了另一波截稿時間的壓力（日報為下午七點，晚報為中午十二點），使得新聞 記者的壓力增加，而且也顯現出新聞記者面對官僚控制的順服程度。但是，新聞 記者勞動力緊縮，報社不增聘員工，而以「兼跑」的方式解決，也可能影響新聞 的品質，以及新聞採訪的連慣性。

「本來晚報喔，有他自己編制的記者，縣市也都各有一個，然後後來因為人事緊縮，他就 把晚報的記者編到日報來。那現在變成就是說你日報的記者，也要兼跑晚報，比如說早上 發生一個重大的事情，我就要去發晚報，會影響我們跑新聞的品質啦，因為有時候你為了 要（找個地方）發晚報，你往往下面那一段你沒有辦法參與啊，你沒有辦法在現場，那很 有可能那一段是最重要的，然後你就 lost 掉了啊，這是它的一個盲點啦。」（XSH-F-NC）

在官僚性控制下，兼跑晚報似乎是日報記者無法推卸的責任，也使他們的 勞動過程變得更為密集化、片段化、與零碎化。

（三）績效考核的權力：

在一個完整的控制體系中，除了控制之外，尚須包括考核（evaluation）與 懲處（discipline）(Edwards, 1979：18)。績效考核乃是報社對新聞記者行使的評 鑑權力。對新聞記者的考核內容，除了工作績效，如獨家、字數、則數、見報率等

(TWB-M-NU)，也含括了工作承諾的項目，如團隊精神、配合度、認同度與其它 的工作態度等(CCX-M-NC)。年底考核的總分，由特派、組長、主任三人依本身負 責的權數，進行評分：

「年底由特派、組長、主任三個人打考績，特派可以加減五分，滿分一百。每一個分數都有 對照的等級，屬於甲等、乙等、丙等這樣，如果你考績丙等的話就請你準備走路了，等於 留校查看啦，組長好像也可以加減十分，剩下的八十五分都在主任手上。」（TWB-M- NU）

績效考核的結果，所牽涉到的可能是去留問題(TWV-M-NU)、同報社新聞記 者間的排名和情緒反彈問題（CCX-M-NC）、而且也涉及到年終獎金的發放問題 (ZSH-M-NF)。因此，資方績效考核權力的行使，乃是一種新聞職場勞動過程中 的政治經濟學。它不只涉及到權力的行使，也牽涉到利益分配。

（四）薪資的操弄：

基本上，新聞記者的薪資是由三大部分所組成的：一是底薪、二是獎金、三 是稿費。基本上，底薪是按照位階和級數加以計算，報社所設定的級數，讓新聞 記者一級一級的跳(TWB-M-NU)。獎金的部分，則有立即獎（如獨家新聞）、績 效獎（如年終考績）、專案獎（重大新聞表現優異）（陳雪慧，1993: 63）。

「我們長官會幫你報獎，就是你這次獨家，報社也覺得你不錯，就會幫你寫個報告上去說 某某人，哪一天，什麼新聞，處理得不錯，然後譬如說300、500、1000。」（LJF-F-NF）

至於稿費，主要是激勵新聞記者處理非一般性新聞報導與照片。基本上，它 是透過計件制度，鼓勵新聞記者作額外付出。領取稿費，在新聞記者的認知下，

乃一項重要的薪資來源：

「我們稿費就是兩種，特稿、專題報導那些有稿費，另外一個就是相片。（稿費）大概平均 是一千到五、六千左右。」（ZSH-M-NF）

「稿費波動很大，要新聞出才有錢，像我們這種地方版大概兩個字才 1 塊錢，一個字 5 毛 錢，照片是 150，NU、NC 是 200。」（LJF-F-NF）

將薪資的結構細部化的結果，乃是對新聞記者不同的勞動成果進行「差別取 價」，不僅有助於控制的實施，而且也讓勞動力更添商品化的色彩。

（五）裁員的威脅：

報社裁員權力的形式，乃是官僚性控制最極端的一種型態。有些是「裁舊換 新」，使不適任記者不能繼續留在報社(ZSH-M-NF、CCX-M-NC)；有時是報社的 人事成本或包袱過重，透過優退或資遣換掉老記者，以多請薪資低的新記者 (XSH-F-NC)。在處理的方式上，可能明示或暗示記者自行提出辭呈，但是，仍 是會給予資遣費：

「以前我們這邊資遣你都沒有用資遣的方式。就是社方會跟你協調啊，你已經知道你被資

遣，但是他要你主動提辭呈，然後他給你資遣費啊。因為他怕後續的困擾啊，但是他資遣

費照給。但是如果你自己提辭呈他不給，是報社要求你提的他會給。」（ZSH-M-NF）

基本上，官僚性控制所行使的權力本質，乃是一種形式理性，是依照客觀、

非人性化的規則、規範和框架進行控制 (Weber, 1958)。雖有工作規則作為依據，

但勞動契約的特質之一，就是勞務給付的內容自始無法確定(Deakin and Morris, 1998: 239)。因此，仍留下許多空間，讓報社的資方可以根據報社既定目標與所 掌握的資源，行使經營管理職權和對新聞記者的指揮命令權。因此，官僚性控制 之控制方向，乃是由外部強加於新聞記者身上，是一種外生的控制機制。雖然官 僚體制在某些學者的看法中，是非人性化、對事不對人、依法而治，是職場上理 性化的過程，但是，它涉及權力的行使，將對勞工的利益、意志或人格造成限制 反而卻可能成了衝突的根源(Collinson, 1994; Edwards, 1983)。

權力不均等的結果，可能會引發弱勢的一方進行權力的平衡性運作，以企 圖改變權力結構或社會關係，進而形成新的關係（Nienhuster, 2004; Edwards, 1992）。因此，權力的平衡運作乃是勞資雙方在權力不均等的情況下，企圖主導 勞動過程或競逐剩餘價值分配的一種過程。在本研究中，確實也發現新聞記者瓦 解或抵抗報社的官僚性控制，包括形成小團體、同業記者間的結盟、限制產出、

輪流獨家等。此乃勞動過程中的「控制—抵抗」的議題³。

二、科技性控制：

科技性控制的媒介是資訊科技。在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下，市場累積的邏輯會 迫使生產模式產生不斷的革命，以尋求有效運用資本的方法(Burawoy, 1985;

Thompson, 1990)。當新聞工作組織日益龐大，組織內的經濟資源、社會關係、政 治過程越趨複雜時，簡易的控制式的管理，已經無法滿足需求，資本被迫尋求 更體下化的管理模式(Thompson, 1989: 125)。資訊科技作為控制機制的一部份，

乃是由於資本累積的需求、工作組織、與科技發展的結果。資訊技術的發展，使 得藉由電腦資訊技術與電子通訊設備的勞動給付型態，排除時間和空間限制的 電傳勞動(telework)成為可能(Olson, 1983; Nilles, 1998)。報社對新聞記者的控制 模式，廣泛運用了廣泛的資訊技術：行動電話、電腦編輯、電子郵件、電子帳號、

電子公佈欄等。這些科技廣泛地運用在新聞記者的指揮命令、新聞事件發生通知 稿件的拒絕、工作績效的評價上。

（一）勞動工時的延長

在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中，科技作為控制手段的效果之一，乃是勞動工時 的延長，而不適縮短，隨著各種科技的導入，有更為惡化的趨勢：

「以前最早的時候用稿紙寫，要用火車送到台北、台中，然後那個火車都一定要搭中午的 12 點的，所以變成截稿都在中午，下午都沒事了，以前的記者都很輕鬆；後來有傳真機了，

可是你也要受限於那個報社的印刷機器嘛，下午兩點半以前就要截稿，要不然會來不及編、

來不及印，然後記者就更累一點了啊；好，ok，有電腦了、有 E-mail 了，全國版的（新

聞）

就到半夜兩點，那我們整個工作時間就拉的很長很長。」（HSH-F-NC）

（二）行動通訊與勞動過程

將行動通訊運用在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中，一方面，新聞記者即時掌握了 新聞動態，另一方面，強化報社指揮命令權行使的根據。這些都讓新聞記者的勞 務給付，自始無法決定內容，也自始無法確定任務何時完成。

「你會覺得每天都沒完沒了，可是你又不得不接！因為報社規定雖然是你放假，除非你出 國，不然你的手機一定要 24 小時都是通的。他即便半夜、即便你放假，他找你也要找的到，

如果是很重大的事情他找不到你的話，你就完蛋了，會被處罰。」（HSH-F-NC）

為了強化科技控制中行動通訊的有效性，報社甚至規定不得關手機，即使 是半夜或休假期間，也誰傳誰到。

「我們規定 24 小時不能關機，你不能說你沒電啦或怎麼樣。如果當天找了三次找不到，就 會處分，影響你的考績。你看到報社打來的你不敢不接，太慢了還會被罵。」（TWB-M- NU）

「像有一次那個六輕外勞發生暴動，我休假被叫回來，搞了整個晚上；還有一次是我負責 的區域發生槍戰，啊我剛好休假，我要帶孩子出去玩。特派一通電話，你不管多遠都要回 來，除非你出國。」（TWB-M-NU）

（三）電子帳號

電腦資訊的發達，職場中的勞工以電腦輔助勞動過程，已是相當平常。新聞 記者透過電腦資訊完成勞動過程，以為普遍趨勢。透過個人電子帳號進入報社的 新聞編制系統，使每位新聞記者幾點幾分傳送了幾則稿件或照片，都有完整紀 錄。這有助於報社瞭解和掌握每位記者每日、每月、每季、每年的勞動過程。

「我這一部電腦已經設定我的自己職務編號，每個人有自己的職務編號跟密碼，那你輸入 之後就可以進去我們報社的編務系統，再進去記者的發稿系統中發稿。」（TWB-M-NU）

資訊科技的運用，使得勞動控制產生質性革命。資訊科技強化勞動控制的全 面性，使勞工想像自己無時無刻受到監控，進而產生自治或自我控制。電子化包 裝的控制工具，強化勞工的自我規訓，強化管理控制的效果(Sewell, 1998)。這種 電子科技監視的效果，乃是一種權力行使在勞工的身體上(Foucauld, 1979)。這種 想像權力的運作，產生自我控制的內化規訓，牽制身體的動能，使得身體成為

「乖順的身體」(Giddens, 1991: 57)。科技性控制對新聞記者而言，也有達到了類 似的控制效果，它形成一張控制網絡，隨時支配新聞記者勞動過程，使新聞記 者處於待命工作之中。因此，將資訊科技運用到勞動控制上，不只是一種控制策 略的心理戰，也使勞動過程的重要環節暴露在同僚的眼前。新聞記者工作表現的 好壞，不僅受到資方的評斷，同時，也受到同僚間的議論。這些心理戰或同僚壓 力，反過頭來，強化了科技性控制的效果。

三、價值性控制：

企業文化論述是價值性控制的種要媒介。一般而言，文化論述乃是語言、傳 播、宣傳或文化研究重要的研究途徑。文化論述可以塑造出價值、意識型態、或思 想的認同，進而產生行動。問題是，當勞動過程中的文化論述，是由掌握生產機 器的企業來主導時，這種企業文化論述將可能是單向的價值或意識型態的灌輸，

缺乏溝通、討論、和共識的基礎。這種單元而非多元的企業文化論述，有助於灌 輸勞工對企業文化的認同，達到規範式之價值控制的目的(Kunda, 1992; Martin, 1992)。精心設計的企業文化的發明，被認為是後工業（知識和服務生產）的條 件，以因應生產、工作組織和文化的危機(Casey, 1995; Kunda, 1992)。企業單位會 以有利於公司和人力資源管理的角度，發展新的文化，俾利於勞工從消極的順 從(compliance)轉變為積極的承諾(commitment)。Legge (1995: 192)將這種人力資 源管理方式稱為文化控制(cultural control)。從這個角度觀察，報社也透過許多途 徑對新聞記者進行企業文化的論述或實踐，包括職前訓練、在職訓練、以及審稿 制度：

（一）職前訓練

報社對於新進新聞記者的在職訓練，有些是到總社接受二星期的訓練，除 了請學者專家或資深人員來上課之外，也安排線上實習(LSL-F-NF、ZSH-M- NF)。上課內容包括了採訪的基本準則和觀念，還有報社的立場等(ZSH-M-NF)。

另外，對於各縣市辦事處單獨招考進來的記者，則會採取「資深帶資遣」的職場 適應方式，作為在職訓練的一種替代方式，這除了介紹人脈關係、協助專業寫作 之外，也是報社工作準則的傳承。

基本上最主要是介紹他的人脈給你，他就帶你去各單位繞一繞這樣，那寫稿子的時候他會 幫你看，譬如說有一些專業上的疏忽或寫得不好他會幫你改。一個是人脈的交接啦，一個 是寫稿子的問題。」（ZSH-M-NF）

（二）在職訓練

報社的在職訓練，有的是由新聞記者輪流一年中回到總社兩、三天，接受訓 練(TWB-F-NU、HSH-F-NC)，訓練的內容，除了一些報社運作的現況之外，主 要是「寫作的技巧和記者的使命」。有的是由報社總編輯每年固定期間到各地巡 迴，所有的記者不能缺席，這也算是一年一度的盛事(TWB-M-NU)，總編輯主 要是基於總社的整個發展方向，「闡述」報社的理念，然後與各位記者互動溝通 有時也會分組討論，就編務和採訪進行研討。

因此，報社的在職訓練，雖然有一些課程訓練的安排，但是比較接近總社 對未來的發展，宣達報社的價值和理念，以及記者應有的行為準則和勞動倫理。

這些都是涉及到企業文化的論述。

（三）審稿制度

審稿制度可算是價值控制的一道重要防線。審查的重點包括：報社風格和路 線(TZM-M-TC、ZSH-M-NF)、是否為讀者導向(TWB-M-NU)、以及意識型態 (HSH-M-NC)等。另有一些涉及利益衝突的稿件，如有關報社廣告大戶產品瑕疵 的新聞，基於報社廣告利益的考量，也可能會被刪除：

「報社的廣告大商，有幾百萬幾千萬登在你們報社的廣告，所以我算是你們報社重要的客 戶，那比如說我的產品在某個縣市發生瑕疵，那本來你要報導這個瑕疵，就會被擋下來說

『欸，你這一則不要報』，通常就不會發了，就算我硬要寫好了，上面也不會理你的稿，

他

不會登啊。」（LJF-F-NF）

遇到重大新聞時，特派員可能會打電話給新聞記者，告知或指揮如何處理 該則新聞。「比如說SAS 廢棄物的話，他就會說你這個縣長寫一則，郝龍斌講的 話寫一則，然後再寫一篇特稿」（CCX-M-NC）。特派員通常會先審稿，「不滿 意就被退回來，要不然就被丟掉或改成100 字簡訊」(HSH-F-NC、LJF-F-NF)。在 這審稿制度的價值控制下，新聞記者可能會「投其所好」，做出符合特派員或報 社所期待的稿件：「反正編輯喜歡這種我們就盡量拍這種給你啊。」（HSH-M- NC）；「就是投其所好阿，報社可能會喜歡哪一些的題材，記者做久了都會了 解編輯的走向，那他們慢慢就是會找自己的利基。」（ZSH-F-NF）。

整體而言，企業文化乃是一種精心設計的文化。企業文化論述則可以達到規 範控制(normative control)的目的，使員工對工作組織產生認同的效果，進而達 到員工投入和組織承諾的目的(Casey, 1995: 97)。本研究雖未能發現報社所進行 的企業文化論述或實踐，是否確實使新聞記者對組織產生認同，並使工作態度 產生正面、積極的效果。但是，特別發現報社中審稿制度，所建構出來的企業文 化論述，乃是一種無形的價質性規範，強烈地控制著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在 某種程度上，壓抑了新聞記者的專業勞動創意。職前訓練（無論是社方舉辦或資 深帶資淺）和在職訓練，對於新聞記者瞭解或傳承企業文化有相當大幫助，這 反過來，成為社方控制新聞記者的工具。

肆、結論：勞動控制的意涵與隱喻

在本文的結論部分中，將根據田野訪談的資料，分析歸納出這三種不同的 控制方式的生產意涵，以及相關隱喻。在生產的意涵和勞動過程的隱喻上，官僚 性控制、科技性控制、以及價值性控制有顯著的不同，依次分別是：生產的政治 構造與「專制霸權」、生產的工具性與「超級顯微鏡」或「鐵牢」、生產的倫理規範 與「虛假意識」（如表二）。

表二：勞動控制的生產意涵與隱喻

官僚性控制 科技性控制 價值性控制

生產意涵 生產的政治構造 生產的工具性 生產的倫理規範

隱喻 「專制霸權」 「顯微鏡」、「鐵牢」 「勞動生活的殖民化」

（一）生產的政治構造：「專制霸權」？

官僚性控制，所呈現是生產的政治構造(Hyman, 1987: 36)。當生產的過程中 涉及到勞資雙方將資源轉化為權力，並藉權力運作企圖建立新關係，就是生產 的政治(Burawoy, 1985)。在新聞報社的官僚結構下，資方掌握採訪路線劃分的權 力，對於不同記者而言，不同路線之間，或許有特定利益，對此，路線的劃分 和指派，就有權力和利益的政治經濟糾葛。另外，新聞記者的工作調動，也成為 常反映出職場的政治性格。因為許多變數，諸如：離家遠近、人際關係網絡的熟 悉度、工作的勝任程度、薪資水平的高低等，常成為資方對新聞記者進行差別待 遇，甚至「以調動為名、行解雇之實」⁴。

在新聞生產的政治結構中，資方對記者權力的行使，舉其特殊者有二：第 一、藉由績效考核，嚴格審視每為新聞記者的「工作表現」，如見報率、字數、獨 家則數、新聞正確性和完整性等；以及「行為表現」，如團隊精神、工作配合度、

組織認同、與自我期許等。這是藉由資方考核權力的行使，並輔以獎懲的威脅，

以利組織目標的達成。第二、從研究結果顯示，從事出版事業的報社資方，對於 新聞記者薪資的操弄，並不亞於其他的行業。報社所採用的是「底薪」、「計件工 資」、以及「績效獎金」的混合制。Burawoy(1985)對於績效獎金的制度多所批評，

認為這種控制策略方便雇主「掩飾並取得剩餘價值」，因為獎金吸引著勞工努力 生產，認為可從雇主身上賺更多錢，但是，實際上，從中獲利最多的，乃是雇 主。報社將薪資結構作細部切割區分，強化了記者勞動力的商品性，卻也讓記者 誤以為自己有薪資的掌控權，實際上，報社的人事支出成本幾乎是早已是固定 的。薪資結構差別定價的結果，反而可能是對不努力工作之記者的處罰。

有一個適當的隱喻，反映出了新聞記者勞動過程中官僚性控制特徵，即「專 制霸權」(hegemonic despotism) (Burawoy, 1985)。「專制霸權」代表著全球化競爭 的來臨，資本可以自由流動，也可以購買更廉價的勞動力，或尋求更具彈性的 勞工關係體制。在這種資本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威脅下，勞動分工越趨細緻，

專業化越趨分散，每個勞工所能做的部份被切割的越來越小，相對地勞工對工 作 本 身 的 自 主 性 下 降 ， 導 致 勞 動 力 被 商 品 化(commodization) （ 吳 育 仁 ， 2002）。Burawoy 所論述的「專制霸權」有更深層的歷史意涵，它是結合「工廠專 制」與「市場霸權」的特質，而形成一種更為超越、更具權力、更為宰制的勞動控 制型態，象徵著資方在職場上擁有兩把利劍：一把是在勞動職場上享有更大的 專制權力；另一把是因全球資本流動的可能性，強化了懲戒、裁員、關廠權力，

迫使勞資在互動或協商過程中，作出實質讓步。本研究對新聞記者的研究中，發 現資方在官僚控制的政治構造中，對於權力的行使有專制威嚇傾向、甚至宰制地 位的霸權成分。這與謝國雄(1999)以台灣體力勞工為研究基礎的勞動體制之觀察 有異曲同工之妙。

（二）生產的工具性：「超級顯微鏡」或「鐵牢」？

科 技 性 控 制 ， 所 呈 現 出 來 是 生 產 的 工 具 性(Hyman, 1987: 36; Marcuse, 1964)。簡言之，即是以科技作為更精緻的勞動過程之控制工具。早期的科技決定 論者(Sayles, 1958; Woodard, 1965)，強調技術/生產體系與工作組織架構之間的 相關性，包括工作組織的設計和勞工行為的反應。科技的創新，是工作的社會關 係與生產的社會結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科技不只增加了生產力和效率，而且 也強化了控制和理性化(Heydebrand, 1985: 89)。當強調科技在生產中的工具性時，

資方可能藉由去技術化{de-skilling}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促使工作組織再 設計，方便控制機制的運作。從某種程度上觀察，生產過程中科技的運用和發展 反映出權力的制度性關係和策略，其結果將無法避免地造成去技術化、勞動惡化 裁員、甚至更顯險惡的控制型態(Burnes et at., 1988: 6)。科技性控制本身，乃是一 種形式理性(formal rationality)，受到客觀且非人性的規則、規範和框架的制約，

以協調出最有效率的行動方式(Weber, 1958; Kalberg, 1980)。相同地，本研究發 現，科技導入新聞記者勞動過程的結果，不僅強化的記者第一時間取得新聞來 源、縮短新聞稿的生產過程、提高採訪和編輯的效率，同時，也促進了生產過程 的理性化，包括每位記者發稿的則數、字數、和時間的透明化、新聞作業流程的 標準化、控制目標的可預測性。

但是，在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中，科技性控制的形式理性特質，除了企圖 強化報社對新聞生產的可預測性，以達到經營管理目標之外，卻也導致了新聞 記者受到資訊科技的支配，產生「理性化的不理性後果」。理性化的目的是要改 善人們的勞動生活，排除進步的阻礙，但是，過度的工具理性，常常會發生「意 料之外的結果」，這是原先進行理性化的科技導入時，所未能預測到的後果 (Giddens, 1984)。對於新聞記者而言，最嚴重的「理性化的不理性後果」，要算是 勞動工時或待命工時的不可確定性與無限延長的可能性。誠如受訪者所言：「有 電腦了、有E-mail 了，全國版的（新聞）就到半夜兩點，那我們整個工作時間 就拉的很長很長。」（HSH-F-NC）；「從傳真機到撥接到寬頻上網，我們被要求 要在越來越短的時間寫出稿子。我以前12 點可以下班，現在要到半夜 2 點。」

（LSL-F-NF）。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是：從面對面的「人為控制」朝向去人性化的

「科技控制」演化。透過技術或科技的控制是簡單的、長期而言是較不費成本的、

而且較不可能招致對監督者和負責人的敵意(Ritzer 1996: 102)。當以傳統的面對 面指揮監督，要求新聞記者延長工時或待命時，可能引起新聞記者的反抗，因 為這可能與勞動基準法中的工時規定有所違背，甚至影響到新聞記者的社會或 家庭生活，但是，當以精緻的科技包裝，作為控制的工具時，新聞記者卻陷入 科技的支配而不自知，忽略了科技導入勞動過程的背後，是人為的意圖或安排。

對新聞記者的科技性控制之理性化過程，乃是使新聞記者處於非人性化關 係(impersonal relationships)情境，運用科技知識或包裝，從外部去強化控制勞動 過程。科技導入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雖然提高了新聞生產的效率和方便，但是

某種程度上，卻未真正帶給新聞記者工作上的自由和自主，使新聞記者囚禁在 形式或工具理性的制度、組織和活動的「鐵牢」之中(Ritzer, 1996: 143; Weber, 1958; 蘇國勛，1989: 19)。因此，對於過度強調工具理性下的新聞生產活動，「鐵 牢」一詞，可用來作為新聞記者的勞動過程在科技控制下的一個隱喻。

另一個隱喻，用來形容新聞記者受到科技控制的工具效果，乃是「超級顯微 鏡 」 。 Storey (1985: 206-7) 發現，資 訊科技的確易於增強和整合控制的系 統。Foucault (1977)也認知到科技運用到勞動或社會生活的結果，使控制權力的 行使，變成是一種系統化的權力，無形中監視著勞動過程的分分秒秒，使勞工 由內部自我產生規律和自我控制的「顯微鏡」效果。「超級顯微鏡」乃是更進一步 地描述科技運在控制和監視上，不只因控制網絡系統化和無形化，促使勞工自 我規律和自我控制之外，而且強化了同僚彼此監視、集體糾察的壓力，更形成勞 工本身自我定義的基礎（Poster, 1990; Sewell, 1998）。本研究發現，報社中的包 裝式電子監視系統（如上網登陸、電子郵件、電子公佈欄等）使得特派員，可以 直接掌握勞動過程中新聞的產出階段，也讓每位記者都可以在同僚的環伺的空 間中，「自我監督」和「彼此監督」，以成就勞動力的有效轉化。由於每週工作紀 錄表透過電子網路的公布周知，記載著新聞字數、則數、獨家則數、照片張數與 休假等情況，揭露了新聞記者的勞動表現和評價。如受訪之新聞記者所言：「我 們會自己要求自己，要求自己要跑獨家。因為在報社上你的表現上面會加以肯定 啊，然後自己也會有成就感。」（CCX-M-NC）；「大家可能會記得說某某人處 理了什麼新聞，一直都處理得不錯，這是個人的口碑啦。口碑就是代表你自己跟 報社，你要讓人家覺得你是一個認真的記者，還是一個偷懶的記者。」（LJF-F- NF）。因此，「超級顯微鏡」對新聞記者的控制效果，不僅是「自我監督」、「彼此 監督」，而且也意味著「自我定義」、「集體評價」。

（三）生產的倫理規範：「虛假意識」？

對新聞記者之價值性控制所反映出來的，是對記者在新聞生產過程中的倫 理規範。如前所述，報社透過企業文化論述，塑造出有利於企業經營管理和發展 的價值、意識型態或信條，企圖使記者將之內化為個人的行為準則或勞動倫理 (work ethics)，並據以奉行。不可否認地，報社的政經路線和屬性，影響記者在 新聞生產中勞動概念的形成。基本上，意識型態的操弄或形塑，也權力行使的另 一種面貌(Lucas, 1982)。對此，權力確實是存在中心點，但是不透過代理人來運 作，而是透過論述(Thompson and McHugh, 1995: 139)。因此，價值性控制與前揭 兩種控制型態（即官僚性控制、科技性控制）相同之處，都代表著權力的行使。

但是，不同之處，則在於權力行使的方向。價值性控制乃是對勞工進行特定意識 型態的灌輸，是一種「內部規範法則」(internal regulative laws)，相反地，官僚性 控制或技術性控制所實施的是「外部規範法則」⁵。散佈倫理規範，將資方的價值 強加於勞工身上，可視為是控制和意識型態霸權(ideological hegemony)(Clegg, 1989: 182)。這種由「內部規範法則」所形成的控制策略，較不易讓新聞記者察覺 到無形的箝制，在效果上，更為深入，且更具普遍性，同時也可避免傳統上面 對面權力直接行使時，不必要尷尬或衝突。本研究發現，透過報社透過許多管道 進行企業文化論述，意圖達到三種目的：

第一、 灌輸記者報社的新聞理念，訓化記者的意識型態與建構符合報社利益 的勞動倫理。

第二、 藉由新聞記者間經驗複製，使記者融入報社的生產體系中。

第三、 設定新聞記者在勞動生產過程和產出結果的自行裁量界線。

有一個隱喻，可以用來描述對新聞記者之價值性控制的可能結果：「虛假意識」

或「錯誤意識」(false consciousness)。「虛假意識」一詞，是馬克斯(Marx)用來分析 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下，勞工受到資產階級政府和和資本家的意識型態宣傳，把 資本主義生產體制的價值和信仰誤以為是正確的、必然的，進而確信人類的順服 (human servitude)，而不是解放。從哈伯瑪斯(Habermas, 1987)的角度而言，它是 一種「扭曲的溝通」(distorted communication)結果，擁有生產工具的報社，漠視 新聞記者的主體地位，而以單向預先規劃好的企業文化路線和勞動價值，強加 於新聞記者身上，使他們無法自覺到他們的處境。這樣的工具式的溝通方式，則 呈現出來機械化的勞動，以及勞動的物化。無論是虛假意識或扭曲的溝通，都是 將新聞記者視為是勞動過程中的客體，受到企業文化價值的宰制和支配，而不 是勞動過程中的主體，可以完全基於自己本身的創意、概念和想法，與資方溝通 互動，進而獲致共識。當然，虛假意識或扭曲的溝通，並不代表新聞記者的認知 無法獲得解放，但是，當勞工感受到勞動過程的不正義或不公平時，就可能啟 動認知解放(cognitive liberation)的扳機，此乃勞工集體行動的基礎(McAdam, 1988; Kelly, 1998)。

註釋

1 此方面論文，可參見 Burawoy(1985); Collission (1992); Ezzy (1997);

O’Doherty ＆ Willmott (2000)等。

2 對於反饋過程，乃是另一個值得深入研究的主題。限於篇幅，本文不作分析。

3 相關文獻，可參閱 Jermier et al., 1994; Knights, 1990。

4 譬如，台灣時報八十八年間對十九位記者的調動案。有些從花蓮調到嘉義，

離家數百公里。參見蘇秀琴(1999)。

5 技術性控制所採用的科技包裝下監視，所產生的「超級顯微鏡」效果，使勞 工「想像」自己遭到資方的監控，而產生自律和自治的行為，則是一種內部 規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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