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著通览
在１９ 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的中国历史舞台上，梁启超是一位集政治家与学 问家于一身的显赫人物。从戊戌维新到护国战争，他演出过一幕幕有声有色的 政治话剧；从万木草堂到清华研究院，他又留下了一篇篇有血有肉的理论著述。
《清代学术概论》就是梁启超的一部力作。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生于公元１８７３ 年（清同治十二年），卒于公元１９２９ 年。少年梁启超聪慧过人，１１ 岁中秀才，
１７ 岁中举人。１８９０ 年，拜康有为为师，受业于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
在康有为的教育熏陶下，梁启超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思路和学风，又于国学 书籍外读了许多由传教士翻译的西学著述，这使他学问大长，眼界大开，由追 求功名的少年士子，成长为忧国忧民的维新派志士。１８９５ 年（清光绪二十一年），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与日本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他悲愤填膺，追随康 有为集合１８ 省千余名举人，上书光绪帝，提出“拒和”、“迁都”、“变法”三项 要求。此后，梁启超便走上了职业政治家的道路。１８９６ 年（清光绪二十二年），
任《时务报》总撰述，积极鼓吹维新；１８９７ 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任长沙湖 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培养了林圭、蔡锷等一批出色人才；
１８９８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奉命进总理衙门查看章奏，直接参与策划新 政。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发表大量文 章，广泛介绍西学，继续鼓吹改良。其文半文半白，半雅半俗，笔带情感，言 甚畅达，呼风吹雨，惊心动魄，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极大的煽动性，因而脍炙 人口，风靡一时。但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崛起，他的思想巳渐趋保守。
自１９０５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起，梁启超与革命派分别以《新民丛报》和
《民报》为阵地，展开持续数年的大论战，其改良主张受到革命派的尖锐批判。
同时，他又积极参与策划清末立宪运动，主张以日本和英国的宪政为蓝本，建 立中国的君主立宪政体。辛亥革命后，梁启超于１９１２ 年结束流亡，返回祖国，
受到热烈欢迎。１９１３ 年，他被推为进步党领袖，支持袁世凯专权。但当袁世凯 称帝的野心暴露后，他又毅然参与策动讨袁的护国战争。１９１７年，梁启超宣布 退出政治舞台，开始专门从事学术活动。１９１８ 年底至１９２０年初，游历欧洲，深 受欧陆人文主义影响。自１９２０ 年起，任教于清华研究院，以著述、讲学终其晚 年。
梁启超学兼中西，才贯古今，文思敏捷，著述甚勤。有人作过统计，他生 平之文字，约在１４００ 万字内外。其著述结集，以林志钧所编《饮冰室合集》（中 华书局１９３２ 年出版）收录最富，篇幅最大，计４０ 册，１４８ 卷，９００万字。梁启 超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中国历史研究法》、《论中国 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先秦政治思想史》、《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 学术史》、《欧游心影录》等。
《清代学术概论》，是梁启超于１９２０ 年初旅欧回国后所完成的。当时，蒋 方震写了《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为之作序。梁启超觉得，泛泛为 一序，无以益其善美，不如取中国历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从中比较彼我短 长，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是，他借题发挥，对比中西文化，对中国近３００ 年 学术史作了一番议论。哪知，下笔不能自休，短短几天功夫，竟成六万言之文，
与蒋著的篇幅差不多，只好独立成书，名曰《清代学术概论》。
该书先以《前清一代思想界之蜕变》为题，连载于１９２０ 年出版的《改造》
第３ 卷第３ 、４ 、５ 期。１９２１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后收入中华书局出 版的《饮冰室合集》。１９５４ 年中华书局又用《饮冰室合集》本重印单行本。
《清代学术概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突破了传统学术史以“学案”为 框架的体例，而以“时代思潮”为主轴来阐述有清一代学术思想。在该书开篇，
梁启超即言：“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 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 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 渐至于衰熄。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 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 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１９５４ 年版，第１ 页。
下引该书，只注页码）认为只有从时代思潮入手，才能真正把握住一时代学术 思想的本质内容、流变规律和真实价值。这样一种崭新的学术史研究视野，使
《清代学术概论》超越了以往的学术史著述，令人耳目一新。
《清代学术概论》的另一显著特点，在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来揭示清代学 术思想的特点。梁启超认为，有清一代二百余年，可以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 代。所谓清代思潮，简而言之，即“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第３页），以“复 古”为其基本特征。他说：“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 言蔽之，曰‘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
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
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第６ 页）由此可见，清代思 潮“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第３ 页）。
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把清代学术思想的演变划分为启蒙期、全 盛期、蜕分期、衰落期四个阶段，对各阶段的相互联系、学术成就及其局限进 行了深入评析，提出了许多精当的见解。
启蒙期的代表人物为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颜元、阎若璩、胡渭、王 锡阐、梅文鼎等。他们反对晚明王学的“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
在经学、史学、哲学、科学等领域倡导求实求真学风，教学者摆脱宋明儒的羁 勒，从而开启了清代学术。梁启超指出：“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
皆明学反动所产也。”（第１３ 页）顾炎武是对于晚明学风作猛烈攻击之第一人，
“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则炎武最有力焉”（第８ 页）。
黄宗羲对近代思想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书中论道：“由今日 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极大胆之创论也。”“而后 此梁启超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抄，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 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第１４ 页）王夫之“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
欲挽明以返诸宋，而於张载之《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 究的精神”。“其言‘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以发现’，可谓发宋 元以来所未发。”（第１５ 页）颜元“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 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而 其学卒不显于清世”。（第１６ 页）全盛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为惠栋、戴震。他们又 可称为正统派。正统派与启蒙派的区别在于：第一，启蒙派对于宋学，猛烈攻 击其一部分，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于不议不论之 列。第二，启蒙派抱着通经致用的观点，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则为
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的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 不信”；他们的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 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对于惠栋，梁启超的评价是：“平心论 之，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 帜鲜明，此其功也。膠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 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第２５ 页）对于戴震，梁启超则作 了更多的肯定，认为：“《疏证》一书，字字精粹”（第３０ 页），“其哲学之立脚 点，真可称二千年一大翻案。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上 一大革命。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虽辞带含蓄，而意极严正。随处发挥科学家 求真求是之精神，实三百年间最有价值之奇书也。”（第３１ 页）梁启超又对此派 的治学方法作了总结，指出：“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第 ４５ 页）概括起来，这种方法可分为四步：“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 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注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 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 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勒为定 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第４５ 页）
清代学术思想的蜕分期也同时是衰落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
梁启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对师友和自己的学术思想作了尤为精彩的 评析。对于康有为，他充分肯定了康有为运用今文经学的思路和方法鼓吹变法、
倡导改革的历史功绩，称《新学伪经考》“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第５６ 页），
《孔子改制考》、《大同书》“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第５７ 页）。同时，
他又严肃指出了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局限性，认为：“有为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 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此其所短也。”（第５７ 页）对于 自己，他也能一分为二，指出：“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 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精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后超平素主张，谓须将世 界学说为无制限的尽量输入，斯固然矣。
然必所输入者确为该思想之本来面目，又必具其条理本末，始能供国人切 实研究之资。此其事非多数人专门分担不能。启超务广而荒，每一学稍涉及樊，
便加论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响笼统之谈，甚者纯然错误，及其自发现而 自谋矫正，则已前后矛盾矣。平心论之，以二十年前思想界之闭塞委靡，非用 此种卤莽蔬阔手段，不能烈山泽以辟新局。就此点论，梁启超可谓新思想界之 陈涉，虽然，国人所责望于启超者不止此。以其人本身之魄力，及其三十年历 史上所积之资格，实应为我新思想界力图缔造一开国规模。若此人而长此以自 终，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谓为一大损失也。”（第６５ 页）
他清醒地看到，随着２０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巨大变迁，他和他的师友们的思 想创造已经过时，认为：“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 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 已为时代所不容。能这样严肃认真地解剖自己，予以历史的评判和定位，实是 不易之论。可以说，这是《清代学术概论》的又一显著特点。
《清代学术概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总结清代学术思想史的著作。全书论 析有清一代学术思想，涉及哲学、经学、史学、考古学、地理学、金石学、文 献学、佛学、美术、诗歌、历法、数学、水利等学术领域，而贯之以时代思潮 兴盛转承的主线，可谓气势磅礴，思路明晰，有如一气呵成，被后世研究者称 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件珍品”①。该书把中国近３００ 年视作中国的文艺复兴
时代，力图从中梳理出中国文化迈向近代的历史进程，更被后世研究者高度评 价，认为这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启蒙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 表现和学术成果”②。在此基础上，梁启超又于１９２４ 年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
的姊妹篇——《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但两书的着 重点有所不同。《清代学术概论》篇幅较小，言简意赅，重点在“论”；《中国近 三百年学术史》篇幅较大，内容充实，重点在“史”。两书相互补充，相互发明，
从不同的视角，开拓了中国近３００ 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此后，蒋维乔的《中 国近三百年哲学史》、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侯外庐的《中国近世思 想学说史》等著述相继问世，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的研究终成中国学术 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重点。
自序
（一）吾著此篇之动机有二。其一。胡适语我：晚清“今文学运动”，
于思想界影响至大，吾子实躬与其役者，宜有以纪之。其二，蒋方震著《欧 洲文艺复兴时代史》新成，索余序，吾觉泛泛为一序，无以益其善美，计不 如取吾史中类似之时代相印证焉，庶可以校彼我之短长而自淬厉也。乃与约，
作此文以代序。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 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
（二）余于十八年前，尝著《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刊于《新民 丛报》，其第八章论清代学术，章末结论云：
“此二百余年间总可命为中国之‘文艺复兴时代’，特其兴也，渐而非 顿耳。然固俨然若一有机体之发达，至今日而葱葱郁郁，有方春之气焉。吾 于我思想界之前途，抱无穷希望也。”
又云：
“有清学者，以实事求是为学鹄，饶有科学的精神，而更辅以分业的组 织。”
又云：
“有清二百余年之学术，实取前此二千余年之学术，倒卷而缫演之，如 剥春笋，愈剥而愈近里；如啖甘蔗，愈啖而愈有味；不可谓非一奇异之现象 也。此现象谁造之？曰：社会周遭种种因缘造之。”
余今日之根本观念，与十八年前无大异同。惟局部的观察，今视昔似较 为精密。
且当时多有为而发之言，其结论往往流于偏至。——故今全行改作，采 旧文者十一二而已。
（三）有清一代学术，可纪者不少，其卓然成一潮流，带有时代运动的 色彩者，在前半期为“考证学”，在后半期为“今文学”，而今文学又实从 考证学衍生而来。故本篇所记述，以此两潮流为主，其他则附庸耳。
（四）“今文学”之运动，鄙人实为其一员，不容不叙及。本篇纯以超 然客观之精神论列之，即以现在执笔之另一梁启超，批评三十年来史料上之 梁启超也。其批评正当与否，吾不敢知。吾惟对于史料上之梁启超力求忠实，
亦如对于史料上之他人之力求忠实而已矣。
（五）篇中对于平生所极崇拜之先辈，与夫极尊敬之师友，皆直书其名，
不用别号，从质家言，冀省读者脑力而已。
（六）自属稿至脱稿，费十五日，稿成即以寄《改造杂志》应期出版，
更无余裕复勘，舛漏当甚多，惟读者教之。
民国 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启超识
第二自序
（一）此书成后，友人中先读其原稿者数辈，而蒋方震、林志钧、胡适 三君，各有所是正，乃采其说增加三节，改正数十处。三君之说，不复具引。
非敢掠美，为行文避枝蔓而已。丁敬礼所谓“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谨 记此以志谢三君。
（二）久抱著《中国学术史》之志，迁延未成。此书既脱稿，诸朋好益
相督责，谓当将清代以前学术一并论述，庶可为向学之士省精力，亦可唤起 学问上兴味也。于是决意为之，分为五部：其一，先秦学术；其二，两汉六 朝经学及魏晋玄学；其三，隋唐佛学；其四，宋明理学；其五，则清学也。
今所从事者则佛学之部，名曰《中国佛学史》，草创正半。欲以一年内成此 五部，能否未敢知，勉自策厉而已。故此书遂题为“中国学术史第五种”。
（三）本书属稿之始，本为他书作序，非独立著一书也，故其体例不自 惬者甚多。既已成编，即复怠于改作，故不名曰《清代学术史》，而名曰《清 代学术概论》，因著史不能若是之简陋也。五部完成后，当更改之耳。
９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启超记
一
今之恒言，曰“时代思潮”。此其语最妙于形容。凡文化发展之国，其 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 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始焉其势甚微，几莫之觉；浸假 而涨——涨——涨，而达于满度；过时焉则落，以渐至于衰熄。凡“思”非 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 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 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 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凡时代思潮，无不由“继续的群众运动”而成。所谓运动者，非必有意 识、有计划、有组织，不能分为谁主动，谁被动。其参加运动之人员，每各 不相谋，各不相知。其从事运动时所任之职役，各各不同，所采之手段亦互 异。于同一运动之下，往往分无数小支派，甚且相嫉视相排击。虽然，其中 必有一种或数种之共通观念焉，同根据之为思想之出发点。此种观念之势力，
初时本甚微弱，愈运动则愈扩大，久之则成为一种权威。此观念者，在其时 代中，俨然现“宗教之色彩”。一部分人，以宣传捍卫为己任，常以极纯洁 之牺牲的精神赴之。及其权威渐立，则在社会上成为一种共公之好尚。忘其 所以然，而共以此为嗜，若此者，今之译语，谓之“流行”，古之成语，则 曰“风气”。风气者，一时的信仰也，人鲜敢婴之，亦不乐婴之，其性质几 比宗教矣。一思潮播为风气，则其成熟之时也。
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
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
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启蒙期者，
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 之凝固而成瘀，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 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
所谓未遑者，非阁置之谓。其建设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间必已孕育，如史家 所谓“开国规模”者然。虽然，其条理未确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中，
弃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驳而不纯，但在淆乱粗糙之中，自有一种元气 淋漓之象。此启蒙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生”相。于是进为全盛期。破 坏事业已告终，旧思潮屏息伏慑，不复能抗颜行，更无须攻击防卫以糜精力。
而经前期酝酿培灌之结果，思想内容，日以充实；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
门户堂奥，次第建树，继长增高，“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粲然矣。一世 才智之士，以此为好尚，相与淬厉精进；阘冗者犹希声附和，以不获厕于其 林为耻。此全盛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住”相。更进则入于蜕分期。境 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 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之于别方面，于 是派中小派出焉。而其时之环境，必有以异乎前。晚出之派，进取气较盛，
易与环境顺应，故往往以附庸蔚为大国，则新衍之别派与旧传之正统派成对 峙之形势，或且骎骎乎夺其席。此蜕分期之特色也，当佛说所谓“异”相。
过此以往，则衰落期至焉。凡一学派当全盛之后，社会中希附末光者日众，
陈陈相因，固已可厌。其时此派中精要之义，则先辈已浚发无余，承其流者，
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环境既
已变易，社会需要，别转一方向，而犹欲以全盛期之权威临之，则稍有志者 必不乐受，而豪杰之士，欲创新必先推旧，遂以彼为破坏之目标。于是入于 第二思潮之启蒙期，而此思潮遂告终焉。此衰落期无可逃避之运命，当佛说 所谓“灭”相。
吾观中外古今之所谓“思潮”者，皆循此历程以递相流转，而有清三百 年，则其最切著之例证也。
二
“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
“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
而欧洲当“文艺复兴期”经过以后所发生之新影响，则我国今日正见端焉。
其盛衰之迹，恰如前节所论之四期。
其启蒙运动之代表人物，则顾炎武、胡渭、阎若璩也。其时正值晚明王 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 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矫之，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 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而若璩辨伪经，唤起“求真”观念；渭攻“河洛”，
扫架空说之根据；于是清学之规模立焉。同时对于明学之反动，尚有数种方 向。其一，颜元、李■一派，谓“学问固不当求诸瞑想，亦不当求诸书册，
惟当于日常行事中求之”，而刘献廷以孤往之姿，其得力处亦略近于此派。
其二，黄宗羲、万斯同一派，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 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万辈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同 时顾祖禹之学，亦大略同一迳路。其后则衍为全祖望、章学诚等，于清学为 别派。其三，王锡阐、梅文鼎一派，专治天算，开自然科学之端绪焉。此诸 派者，其研究学问之方法，皆与明儒根本差异。除颜、李一派中绝外，其余 皆有传于后。而顾、阎、胡“尤为正统派”不祧之大宗。其犹为旧学（理学）
坚守残垒、效死勿去者，则有孙奇逢、李中孚、陆世仪等，而其学风已由明 而渐返于宋。即诸新学家，其思想中，留宋人之痕迹犹不少。故此期之复古，
可谓由明以复于宋，且渐复于汉、唐。
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
吾名之曰正统派。试举启蒙派与正统派相异之点：一，启蒙派对于宋学，一 部分猛烈攻击，而仍因袭其一部分；正统派则自固壁垒，将宋学置之不议不 论之列。二，启蒙派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 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正统派之中坚，在皖与吴。开吴者惠，
开皖者戴。惠栋受学于其父士奇，其弟子有江声、余萧客，而王鸣盛、钱大 昕、汪中、刘台拱、江藩等皆汲其流。戴震受学于江永，亦事栋以先辈礼。
震之在乡里，衍其学者，有金榜、程瑶田、凌廷堪、三胡——匡衷、培翚、
春乔——等。其教于京师，弟子之显者，有任大椿、卢文 、孔广森、段玉 裁、王念孙。念孙以授其子引之。玉裁、念孙、引之最能光大震学，世称戴、
段、二王焉。其实清儒最恶立门户，不喜以师弟相标榜。凡诸大师皆交相师 友，更无派别可言也。惠、戴齐名，而惠尊闻好博，戴深刻断制。惠仅“述 者”，而戴则“作者”也。受其学者，成就之大小亦因以异，故正统派之盟 主必推戴。当时学者承流向风各有建树者，不可数计，而纪昀、王昶、毕沅、
阮元辈，皆处贵要，倾心宗尚，隐若护法，于是兹派称全盛焉。其治学根本 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 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逸等等。而 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当斯时也，学风殆统于一。
启蒙期之宋学残绪，亦莫能续，仅有所谓古文家者，假“因文见道”之名，
欲承其祧，时与汉学为难，然志力两薄，不足以张其军。
其蜕分期运动之代表人物，则康有为、梁启超也。当正统派全盛时，学 者以专经为尚，于是有庄存与，始治《春秋公羊传》有心得，而刘逢禄、龚
自珍最能传其学。《公羊传》者，“今文学”也。东汉时，本有今文古文之 争，甚烈。《诗》之“毛传”，《春秋》之“左传”，及《周官》，皆晚出，
称古文，学者不信之。至汉末而古文学乃盛。自阎若璩攻《伪古文尚书》得 胜，渐开学者疑经之风。于是刘逢禄大疑《春秋左氏传》，魏源大疑《诗毛 氏传》。若《周官》，则宋以来固多疑之矣。康有为乃综集诸家说，严画今 古文分野，谓凡东汉晚出之古文经传，皆刘歆所伪造。正统派所最尊崇之许、
郑，皆在所排击。则所谓复古者，由东汉以复于西汉。有为又宗公羊，立“孔 子改制”说，谓六经皆孔子所作，尧舜皆孔子依托，而先秦诸子，亦罔不“托 古改制”。实极大胆之论，对于数千年经籍谋一突飞的大解放，以开自由研 究之门。其弟子最著者，陈千秋、梁启超。千秋早卒。启超以教授著述，大 弘其学。然启超与正统派因缘较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 同。有为、启超皆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 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而转成为欧西思想输入之导引。
清学之蜕分期，同时即其衰落期也。顾、阎、胡、惠、戴、段、二王诸 先辈，非特学识渊粹卓绝，即行谊亦至狷洁。及其学既盛，举国希声附和，
浮华之士亦竞趋焉，固已渐为社会所厌。且兹学荦荦诸大端，为前人发挥略 尽，后起者率因袭补苴，无复创作精神，即有发明，亦皆末节，汉人所谓“碎 义逃难”也。而其人犹自倨贵，俨成一种“学阀”之观。今古文之争起，互 相诋 ，缺点益暴露。海通以还，外学输入，学子憬然于竺旧之非计，相率 吐弃之，其命运自不能以复久延。然在此期中，犹有一二大师焉，为正统派 死守最后之壁垒，曰俞樾，曰孙诒让，皆得流于高邮王氏。樾著书，惟二三 种独精绝，余乃类无行之袁枚，亦衰落期之一征也。诒让则有醇无疵，得此 后殿，清学有光矣。樾弟子有章炳麟，智过其师，然亦以好谈政治，稍荒厥 业。而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
综观二百余年之学史，其影响及于全思想界者，一言蔽之，曰“以复古 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
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 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 得解放焉不止矣。然其所以能著著奏解放之效者，则科学的研究精神实启之。
今清学固衰落矣，“四时之运，成功者退”，其衰落乃势之必然，亦事之有 益者也。无所容其痛惜留恋，惟能将此研究精神转用于他方向，则清学亡而 不亡也矣。
略论既意，今当分说各期。
三
吾言“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夫宋明理学何为而 招反动耶？学派上之“主智”与“主意”，“唯物”与“唯心”，“实验”
与“冥证”，每迭为循环。大抵甲派至全盛时必有流弊，有流弊斯有反动，
而乙派与之代兴。乙派之由盛而弊，而反动亦然。然每经一度之反动再兴，
则其派之内容，必革新焉而有以异乎其前。人类德慧智术之所以进化，胥恃 此也。此在欧洲三千年学术史中，其大势最著明，我国亦不能违此公例，而 明清之交，则其嬗代之迹之尤易见者也。
唐代佛学极昌之后，宋儒采之，以建设一种“儒表佛里”的新哲学，至 明而全盛。此派新哲学，在历史上有极大之价值，自无待言。顾吾辈所最不 慊者，其一，既采取佛说而损益之，何可讳其所自出，而反加以丑诋。其二，
所创新派既并非孔孟本来面目，何必附其名而淆其实。是故吾于宋明之学，
认其独到且有益之处确不少，但对于其建设表示之形式，不能曲恕，谓其既 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也。明王守仁为兹派晚出之杰，而其中此习气也 亦更甚，即如彼所作《朱子晚年定论》，强指不同之朱陆为同，实则自附于 朱，且诬朱从我。此种习气，为思想界之障碍者有二。一曰遏抑创造，一学 派既为我所自创，何必依附古人以为重？必依附古人，岂非谓生古人后者，
便不应有所创造耶？二曰奖励虚伪，古人之说诚如是，则宗述之可也；并非 如是，而以我之所指者实之，此无异指鹿为马，淆乱真相，于学问为不忠实，
宋明学之根本缺点在于是。
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 物。少数俊拔笃挚之士，曷尝不循此道而求得身心安宅？然效之及于世者已 鲜，而浮伪之辈，摭拾虚辞以相夸煽，乃甚易易。故晚明“狂禅”一派，至 于“满街皆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道德且堕落极矣。重以制 科帖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
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故晚明理学之弊，恰如欧洲中 世纪黑暗时代之景教。其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 精神，消蚀达于零度。夫人类之有“学问欲”，其天性也。“学问饥饿”至 于此极，则反动其安得不起？
四
当此反动期而从事于“黎明运动”者，则昆山顾炎武其第一人也。炎武 对于晚明学风，首施猛烈之攻击，而归罪于王守仁。其言曰：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数十百人，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 海困穷’不言而讲‘危微精一’，我弗敢知也。”（《亭林文集・答友人论学书》）又曰：
“今之学者，偶有所窥，则欲尽废先儒之说而驾其上；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 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日知录》十八）
又曰：
“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
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 贤乎！”（同上）
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 锋而张新军，炎武之排斥晚明学风，其锋芒峻露，大率类是。自兹以后，王 学遂衰熄，清代犹有袭理学以为名高者，则皆自托于程朱之徒也。虽曰王学 末流极敝，使人心厌倦，本有不摧自破之势，然大声疾呼以促思潮之转捩，
则炎武最有力焉。
炎武未尝直攻程朱，根本不承认理学之能独立。其言曰：
“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
而邪说以起。”（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引）
“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 深论。——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一，以经学代理学，是推 翻一偶像而别供一偶像。其二，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
——虽然，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之下而获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 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谈理学者亦然，
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张、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 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 而奴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四 五百年来思想界之一大解放也。
凡启蒙时代之大学者，其造诣不必极精深，但常规定研究之范围，创革 研究之方法，而以新锐之精神贯注之。顾炎武之在“清学派”，即其人也。
炎武著述，其有统系的组织而手定成书者，惟《音学五书》耳。其《天下郡 国利病书》，《肇域志》，造端宏大，仅有长编，未为定稿。《日知录》为 生平精力所集注，则又笔记备忘之类耳。自余遗书尚十数种，皆明单义，并 非巨裁。然则炎武所以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者何在？则在其能建设研究之 方法而已。约举有三。
一曰贵创。炎武之言曰：“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十八）
其论著书之难，曰：“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十九）其《日 知录》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
故凡炎武所著书，可决其无一语蹈袭古人。其论文也亦然，曰：“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 肖古人，已非极诣。”（《日知录》十九）又曰：“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 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七》）观此知摹仿依傍，炎武所 最恶也。
二曰博证。《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云：“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
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此语最能传炎武治学法门。全祖望云：
“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而对勘之。”
（《鲒 亭集・亭林先生神道表》）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证自足，必取 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其自述治音韵之学也，曰：“……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 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音论》）此所 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三曰致用。炎武之言曰：“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 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亭林文 集・与人书三》）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
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 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
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五
汪中尝拟为《国朝六儒颂》，其人则昆山顾炎武、德清胡渭、宣城梅文 鼎、太原阎若璩、元和惠栋、休宁戴震也。其言曰：“古学之兴也，顾氏始 开其端。河洛矫诬，至胡氏而绌。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为攻古文者，阎 氏也。专言汉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余年不传之绝学，及戴氏出而 集其成焉。”（凌廷堪《校礼堂集》“汪容甫墓志铭”）其所推挹盖甚当，
六君者洵清儒之魁也。然语于思想界影响之巨，则吾于顾、戴之外，独推阎、
胡。
阎若璩之所以伟大，在其《尚书古文疏证》也。胡渭之所以伟大，在其
《易图明辨》也。汪中则既言之矣。夫此两书所研究者，皆不过局部问题，
曷为能影响于思想界之全部？且其中又不免漏略芜杂，为后人所纠者不少。
——阮元辑《学海堂经解》，两书皆摈不录。——曷为推尊之如是其至？吾 固有说。
《尚书古文疏证》，专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之 孔安国《尚书传》皆为伪书也。此书之伪，自宋朱熹、元吴澄以来，既有疑 之者。顾虽积疑，然有所惮而莫敢断。自若璩此书出而谳乃定。夫辨十数篇 之伪书，则何关轻重？殊不知此伪书者，千余年来。举国学子人人习之，七 八岁便都上口，心目中恒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历代帝王，经筵日讲，临轩发 策，咸所依据尊尚。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自汉武 帝表章六艺、罢黜百家以来，国人之对于六经，只许征引，只许解释，不许 批评研究。韩愈所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若对于经文之一字一句 稍涉疑议，便自觉陷于“非圣无法”，蹙然不自安于其良心，非特畏法网、
惮清议而已。凡事物之含有宗教性者，例不许作为学问上研究之问题。一作 为问题，其神圣之地位固已摇动矣！今不唯成为问题而已，而研究之结果，
乃知畴昔所共奉为神圣者，其中一部分实粪土也，则人心之受刺激起惊愕而 生变化，宜何如者？盖自兹以往，而一切经文，皆可以成为研究之问题矣。
再进一步，而一切经义，皆可以为研究之问题矣。以旧学家眼光观之，直可 指为人心世道之忧。——当时毛奇龄著《古文尚书冤词》以难阎，自比于抑 洪水驱猛兽。光绪间有洪良品者，犹著书数十万言，欲翻阎案，意亦同此。
——以吾侪今日之眼光观之，则诚思想界之一大解放。后此今古文经对待研 究，成为问题；六经诸子对待研究，成为问题；中国经典与外国宗教哲学诸 书对待研究，成为问题；其最初之动机，实发于此。
胡渭之《易图明辨》，大旨辨宋以来所谓《河图》、《洛书》者，传自 邵雍。雍受诸李之才，之才受诸道士陈抟，非羲、文、周、孔所有，与《易》
义无关。此似更属一局部之小问题，吾辈何故认为与阎书有同等之价值耶？
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
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
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 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诸羲、
文、周、孔，以《图》还诸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 伤”。自此，学者乃知宋学自宋学，孔学自孔学，离之双美，合之两伤。（此 胡氏自序中语）自此，学者乃知欲求孔子所谓真理，舍宋人所用方法外，尚 别有其途。不宁唯是，我国人好以“阴阳五行”说经说理，不自宋始，盖汉
以来已然。一切惑世诬民汨灵窒智之邪说邪术，皆缘附而起。胡氏此书，乃 将此等异说之来历，和盘托出，使其不复能依附经训以自重，此实思想之一 大革命也。
欧洲 １９ 世纪中叶，英人达尔文之《种源论》，法人雷能之《耶稣基督传》，
先后两年出版，而全欧思想界为之大摇，基督教所受影响尤剧。夫达尔文自 发表其生物学上之见解，于教宗何与，然而被其影响者，教义之立脚点破也。
雷能之传，极推挹基督，然反损其信仰者，基督从来不成为学问上之问题，
自此遂成为问题也。明乎此间消息，则阎、胡两君之书，在中国学术史上之 价值，可以推见矣。
若论清学界最初之革命者，尚有毛奇龄其人，其所著《河图原舛篇》、
《太极图说遗议》等，皆在胡渭前，后此清儒所治诸学，彼亦多引其绪。但 其言古音则诋顾炎武，言《尚书》则诋阎若璩，故汉学家祧之不宗焉。全祖 望为《毛西河别传》，谓“其所著书，有造为典故以欺人者，有造为师承以 示人有本者，有前人之误已经辨正、尚袭其误而不知者，有信口臆说者，有 不考古而妄言者，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斥为无稽者，有改古书以就己者”。
祖望于此诸项，每项举一条为例，更著有《萧山毛氏纠缪》十卷。平心论之，
毛氏在启蒙期，不失为一冲锋陷阵之猛将，但于“学者的道德”缺焉，后儒 不宗之宜耳。
同时有姚际恒者，其怀疑精神极炽烈，疑《古文尚书》，疑《周礼》，
疑《诗序》，乃至疑《孝经》，疑《易传》十翼。其所著“诸经通论”未之 见，但其《古今伪书考》，列举经史子部疑伪之书共数十种，中固多精凿之 论也。
六
吾于清初大师，最尊顾、黄、王、颜，皆明学反动所产也。顾为正统派 所自出，前既论列，今当继述三子者。
余姚黄宗羲，少受学于刘宗周，纯然明学也。中年以后，方向一变，其 言曰：“明人讲学，袭语录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更 滋流弊，故学者必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清史・黄宗羲传》）又曰：“读书不多，无以证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 心，则为俗学。”（全祖望・《鲒 亭集・黄梨洲先生神道碑》）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
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所著《明儒学案》，中国之有“学术史”自此始也。又好治天算，著书八种，
全祖望谓“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惊为不传之秘，而不知宗羲实开之”。其《律吕新义》，开 乐律研究之绪。其《易学象数论》，与胡渭《易图明辨》互相发明。其《授书随笔》，则答阎若璩问 也。故阎、胡之学，皆受宗羲影响。其他学亦称是。
清初之儒，皆讲“致用”，所谓“经世之务”是也。宗羲以史学为根柢，故言之尤辩。其最有 影响于近代思想者，则《明夷待访录》也，其言曰：
“后之为君者，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 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有君 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为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 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不当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窥伺。”（《原君》）
又曰：
“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而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
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 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也。……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谓有治法 而后有治人。”（《原法》）
此等论调，由今日观之，固甚普通甚肤浅，然在二百六七十年前，则真 极大胆之创论也。故顾炎武见之而叹，谓“三代之治可复”。而后此梁启超、
谭嗣同辈倡民权共和之说，则将其书节钞印数万本，秘密散布，于晚清思想 之骤变，极有力焉。
清代史学极盛于浙，鄞县万斯同最称首出。斯同则宗羲弟子也。唐以后 之史，皆官家设局分修，斯同最非之，谓：“官修之史，仓猝成于众人，犹 招市人与谋室中之事。”（钱大昕《潜研堂集・万季野先生传》）以独力成
《明史稿》，论者谓迁、固以后一人而已。其后斯同同县有全祖望，亦私淑 宗羲，言“文献学”者宗焉。会稽有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学识在刘知 几、郑樵上。
衡阳王夫之，生于南荒，学无所师承，且国变后遁迹深山，与一时士夫 不相接，故当时无称之者。然亦因是戛戛独有所造，其攻王学甚力，尝曰：
“‘侮圣人之言’，小人之大恶也。……姚江之学，横拈圣言之近似者，摘 一句一字以为要妙，窜入其禅宗，尤为无忌惮之至。”（《俟解》）又曰：
“数传之后，愈徇迹而忘其真，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仅资 场屋射覆之用，其偏者以臆测度，趋入荒杳。”（《中庸补传衍》）遗书中 此类之论甚多，皆感于明学之极敝而生反动，欲挽明以返诸宋，而于张载之
《正蒙》，特推尚焉。其治学方法，已渐开科学研究的精神，尝曰：
天下之物理无穷，已精而又有其精者，随时以变，而皆不失于正。但信诸已而即执之，去何得 当？况其所为信诸己者，又或因习气，或守一先生之言，而渐渍以为己心乎！”（《俟解》）
夫之著书极多，同治间金陵刻本二百八十八卷，犹未逮其半。皆不落“习 气”，不“守一先生之言”。其《读通鉴论》、《宋论》，往往有新解，为 近代学子所喜诵习。尤能为深沉之思以 绎名理，其《张子正蒙注》、《老 子衍》、《庄子解》，皆覃精之作，盖欲自创一派哲学而未成也。其言“天 理即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正蒙注》），可谓发宋元 以来所未发。后此戴震学说，实由兹衍出。故刘献廷极推服之，谓：“天地 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广阳杂记》二）其乡后学谭嗣同之思想，
受其影响最多，尝曰：“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
（《仁学》卷上）尤可注意者，《遗书》目录中，有《相宗络索》及《三藏 法师八识规矩论赞》二书（未刻）。在彼时以儒者而知治“唯识宗”，可不 谓豪杰之士耶？
七
顾、黄、王、颜，同一“王学”之反动也，而其反动所趋之方向各不同。
黄氏始终不非王学，但是正其末流之空疏而已。顾、王两氏黜明存宋，而顾 尊考证，王好名理。若颜氏者，则明目张胆以排程、朱、陆、王，而亦菲薄 传注考证之学，故所谓“宋学”、“汉学”者，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 拔，而其学卒不显于清世。
博野颜元，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更忧患，坚苦卓绝。其学有类罗马 之“斯多噶派”。其对于旧思想之解放，最为彻底，尝曰：
“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异同。是，则一二人之见不可易也；非，则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
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钟錂著《颜习斋 言行录・学问篇》）
其尊重自己良心，确乎不可拔也如此。其对于宋学，为绝无闪缩之正面 攻击，其言曰：
“予昔尚有将就程朱、附之圣门支派之意。自一南游，见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直与孔门对敌，
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与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李塨著《颜 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然则元之学之所以异于宋儒者何在耶？其最要之旨曰：“习行于身者多，
劳枯于心者少。”（《年谱》卷下）彼引申其义曰：“人之岁月精神有限，
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 学编》论讲学）又曰：“宋儒如得一路程本，观一处又观一处，自喜为通天 下路程，人亦以晓路称之，其实一步未行，一处未到。”（《年谱》卷下）
又曰：“诸儒之论，在身乎？在世乎？徒纸笔耳。则言之悖于孔孟者坠也，
言之不悖于孔孟者亦坠也。”（《习斋记余・未坠集序》）又曰：“譬之于 医，有妄人者，止务览医书千万卷，熟读详说，以为予国手矣，视诊脉制药 针灸为粗不足学。书日博，识日精，一人倡之，举世效之，岐、黄盈天下，
而天下之人病相枕、死相接也。”（《存学编・学辩一》）又曰：“为爱静 空谈之学久，必至厌事。厌事必至废事，遇事即茫然，故误人才败天下事者 宋学也。”（《年谱》卷下）又曰：“书本上见，心头上思，可无所不及，
而最易自欺欺世。不特无能，其实一无知也。”（《言行录》卷下）其论学 宗旨大率类此。
由此观之，元不独不认宋学为学，并不认汉学为学，明矣。元之意，盖 谓学问绝不能向书本上或讲堂上求之，惟当于社会日常行事中求之。故其言 曰：“人之认读者为学者，固非孔子之学；以读书之学解书，并非孔子之书。”
（《言行录》卷下）又曰：“后儒将博学改为博读博著。”（《年谱》卷下）
其所揭橥以为学者，曰《周礼》大司徒之“乡三物”。——一，六德，知、
仁、圣、义、忠、和；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六艺，礼、
乐、射、御、书、数；而其所实行者尤在六艺。故躬耕、习医、学技击、学 兵法、习礼、习乐，其教门人必使之各执一艺。“劳作神圣”之义，元之所 最信仰也。其言曰：“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做。”
（《言行录》卷上）曰：“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年谱》卷下）
质而言之，为做事故求学问，做事即是学问，舍做事外别无学问，此元之根 本主义也。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与最近教育新思 潮最相合。但其所谓实、所谓动、所谓活者，究竟能免于虚静与死否耶？此
则时代为之，未可以今日社会情状绳古人矣。
元弟子最著者，曰李塨，曰王源，皆能实践其教。然元道太刻苦，类墨 氏，传者卒稀，非久遂中绝。
八
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
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杭世骏谓：“自明万历中利玛窦入中国，制 器作图颇精密，……学者张皇过甚，无暇深考中算源流，辄以世传浅术，谓 古《九章》尽此，于是薄古法为不足观；而或者株守旧闻，遽斥西人为异学。
两家遂成隔阂。鼎集其书而为之说，稍变从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 可该，特为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则专著论以明古人精意。”（杭 世骏《道古堂集・梅定九征君传》）文鼎著书八十余种，其精神大率类是，
知学问无国界，故无主奴之见。其所创获甚多，自言：“吾为此学，皆历最 艰苦之后而后得简易。……惟求此理大显，绝学不致无传，则死且不憾。”
（同上）盖粹然学者态度也。
清代地理学亦极盛。然乾嘉以后，率偏于考古，且其发明多属于局部的。
以云体大思精，至今盖尚无出无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者。魏禧评之 曰：“《职方》、《广舆》诸书，袭讹踵谬，名实乖错，悉据正史考订折衷 之。此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也。……贯穿诸史，出以己所独见，其深思 远识，在语言文字之外。”（魏禧《叔子集・读史方舆纪要叙》）祖禹为此书，年二 十九始属稿，五十乃成，无一日中辍，自言：“舟车所经，必览城郭，按山 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读史方舆纪要》自叙）盖纯然现代科学精神也。
清初有一大学者而其学无传于后者，曰大兴刘献廷。王源表其墓曰：“脱 身遍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博采轶事，以 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 章、典制、方域要害，……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 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矣。”（王源《居业堂集・刘处士墓表》）而全 祖望述其遗著有《新韵谱》者，最为精奇。全氏曰：
继庄（献廷字）“自谓于声音之道，别有所窥，足穷造化之奥，百世而不惑。尝作《新韵谱》，
其悟自华严字母入，而参以天竺陀罗尼、泰西腊顶话、小西天梵书，暨天方、蒙古、女真等音，又证 之以辽人林益长之说，而益自信。同时吴修龄自谓苍颉以后第一人。继庄则曰，是其于天竺以下书皆 未得通，而但略见华严之旨者也。继庄之法，先立鼻音二，以为韵本，有开有合，各转阴阳上去入之 五音，——阴阳即上下二平，——共十声，而不历喉腭舌齿唇之七位，故有横转无直送，则等韵重叠 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为诸韵之宗，而后知泰西腊顶话，女真国书，梵音，尚有未精者；以四者为 正喉音，而从此得半音、转音、伏音、送音、变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为东北韵宗，一为西南 韵宗。八韵立而四海之音可齐。于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与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 以有余不尽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计三十音为韵父。而韵历二十二位为韵母，横转各有五子，而万 有不齐之声摄于此矣。”“又欲谱四方土音，以穷宇宙元音之变，乃取《新韵谱》为主，而以四方土 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全祖望《鲒 亭集・刘继庄传》）
盖自唐释守温始谋为中国创立新字母，直至民国 ７ 年教育部颁行注音字 母，垂阅千年，而斯业乃成。而中间最能覃思而具其条理者，则献廷也。使 其书而传于后，则此问题或早已解决，而近三十年来学者，或可省许多研究 之精力。然犹幸而有全氏传其厓略，以资近代学者之取材，今注音字母，采 其成法不少，则固受赐多矣。全氏又述献廷关于地理、关于史学、关于宗法 之意见，而总论之曰：“凡继庄所撰著，其运量皆非一人一时所能成，故虽 言之甚殷，而难于毕业。”斯实然也。然学问之道，固未有成之于一人一时
者，在后人能否善袭遗产以光大之而已。彼献廷之《新韵谱》，岂非阅三百 年而竟成也哉？献廷尝言曰：“人苟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徒以其知能 为一身家之谋，则不能谓之人。”（王源《墓表》引）其学问大本可概见，
惜乎当时莫能传其绪也。
献廷书今存者惟一《广阳杂记》，实涉笔漫录之作，殆不足以见献廷。
同时有太原傅山者，以任侠闻于鼎革之交，国变后冯铨、魏象枢尝强荐 之，几以身殉，遂易服为道士。有问学者，则告之曰：“老夫学庄、列者也，
于此间诸仁义事，实羞道之。”（全祖望《鲒 亭集・傅青主事略》）然史家谓“其学大 河以北莫能及者”。（吴翔凤《人史》）
九
综上所述，可知启蒙期之思想界，极复杂而极绚烂。其所以致此之原因 有四：
第一，承明学极空疏之后，人心厌倦，相率返于沈实。
第二，经大乱后，社会比较的安宁，故人得有余裕以自厉于学。
第三，异族人主中夏，有志节者耻立乎其朝，故刊落声华，专集精力以 治朴学。
第四，旧学派权威既坠，新学派系统未成，无“定于一尊”之弊，故自 由之研究精神特盛。
其研究精神，因环境之冲动，所趋之方向亦有四：
第一，因矫晚明不学之弊，乃读古书，愈读而愈觉求真解之不易，则先 求诸训诂名物典章制度等等，于是考证一派出。
第二，当时诸大师，皆遗老也。其于宗社之变，类含隐痛，志图匡复，
故好研究古今史迹成败，地理厄塞，以及其他经世之务。
第三，自明之末叶，利玛窦等输入当时所谓西学者于中国，而学问研究 方法上，生一种外来的变化。其初惟治天算者宗之，后则渐应用于他学。
第四，学风既由空返实，于是有从书上求实者，有从事上求实者。南人 明敏多条理，故向著作方面发展。北人朴悫坚卓，故向力行方面发展。
此启蒙期思想发展途径之大概也。
然则第二期之全盛时代，独所谓正统派者（考证学）充量发达，余派则 不盛，或全然中绝。其故何耶？以吾所思，原因亦有四：
一、颜、李之力行派，陈义甚高，然未免如庄子评墨子所云：“其道大 觳”，恐“天下不堪”。（《天下篇》）此等苦行，惟有宗教的信仰者能践 之，然已不能责望之于人。颜元之教，既绝无“来生的”、“他界的”观念，
在此现实界而惟恃极单纯极严冷的道德义务观念，教人牺牲一切享乐，本不 能成为天下之达道。元之学所以一时尚能光大者，因其弟子直接受彼之人格 的感化。一再转后，感化力递减，其渐归衰灭，乃自然之理。况其所谓实用 之“艺”，因社会变迁，非皆能周于用，而彼所最重者在“礼”。所谓“礼”
者，二千年前一种形式，万非今日所能一一实践。既不能，则实者乃反为虚 矣。此与当时求实之思潮，亦不相吻合，其不能成为风气也固宜。
二、吾尝言当时“经世学派”之昌，由于诸大师之志存匡复。诸大师始 终不为清廷所用，固已大受猜忌。其后文字狱频兴，学者渐惴惴不自保，凡 学术之触时讳者，不敢相讲习。然英拔之士，其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真所谓“于世无患、与人无争”，学者可以自藏焉。
又所谓经世之务者，固当与时消息，过时焉则不适。且治此学者既未能立见 推行，则藏诸名山，终不免成为一种空论。等是空论，则浮薄之士，何尝不 可剿说以自附？附者众则乱真而见厌矣。故乾嘉以降，此派衰熄，即治史学 地理学者，亦全趋于考证方面，无复以议论行之矣。
三、凡欲一种学术之发达，其第一要件，在先有精良之研究法。清代考 证学，顾、阎、胡、惠、戴诸师，实辟出一新途径，俾人人共循。贤者识大，
不贤识小，皆可勉焉。中国积数千年文明，其古籍实有研究之大价值，如金 之蕴于矿者至丰也。而又非研究之后，加以整理，则不能享其用，如在矿之 金，非开采磨治焉不得也。故研究法一开，学者既感其有味，又感其必要，
遂靡然向风焉。愈析而愈密，愈浚而愈深。盖此学派在当时饶有开拓之余地，
凡加入派中者，苟能忠实从事，不拘大小，而总可以有所成，所以能拔异于 诸派而独光大也。
四、清学之研究法，既近于“科学的”，则其趋向似宜向科学方面发展。
今专用之于考古，除算学天文外，一切自然科学皆不发达，何也？凡一学术 之兴，一面须有相当之历史，一面又乘特殊之机运。我国数千年学术，皆集 中社会方面，于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此无庸为讳也。而当时又无特别动机，
使学者精力转一方向。且当考证新学派初兴，可开拓之殖民地太多，才智之 士正趋焉，自不能分力于他途。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 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其实欧洲之科学，亦直至近代而始昌明，在彼之
“文艺复兴”时，其学风亦偏于考古。盖学术进化必经之级，应如是矣。
右述启蒙期竟，次及全盛期。
十
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 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粗引端绪，其 研究之漏略者，不一而足。——例如阎匿璩之《尚书古文疏证》中多阑入日 记信札之类，体例极芜杂。胡渭之《禹贡锥指》，多经济谈，且汉宋杂糅，
家法不严。——苟无全盛期诸贤，则考证学能否成一宗派，盖未可知。夫无 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
在此期中，此学派已成为“群众化”，派中有力人物甚多，皆互相师友。
其学业亦极“单调的”，无甚派别之可特纪。故吾欲专叙一二人，以代表其 余。当时巨子，共推惠栋、戴震，而戴学之精深，实过于惠。今略述二人之 著述言论及其传授之绪，资比较焉。
元和惠栋，世传经学。祖父周惕，父士奇，咸有著述，称儒宗焉。栋受 家学，益弘其业。所著有《九经古义》、《易汉学》、《周易述》、《明堂 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后汉书补注》诸书。其弟子则沈彤、江声、
余萧客最著。萧客弟子江藩著《汉学师承记》，推栋为斯学正统。实则栋未 能完全代表一代之学术，不过门户壁垒，由彼而立耳。惠氏之学，以博闻强 记为入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士奇于九经、四史、《国语》、《国策》、
楚辞之文，皆能暗诵，尝对座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钱 大昕《潜研堂集・惠天牧先生传》）栋受其教，记诵益赅洽。士奇之言曰：
“康成三《礼》，何休《公羊》，多引汉法，以其去古未远。……贾公彦于郑注……之类皆不 能疏。……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之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礼说》）
此可见惠氏家学，专以古今为是非之标准。栋之学，其根本精神即在是。
其言曰：
“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
立于学官，与经并行。……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
余家四世传经，咸通古义。……因述家学作《九经古义》一书。……”（《九经古义・首述》）
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言
“汉经师说与经并行”，意盖欲尊之使侪于经矣。王引之尝曰：“惠定宇先 生考古虽勤，而识不高，心不细，见异于今者则从之，大都不论是非。”（《焦 氏丛书》卷首王伯申手札）可谓知言。栋以善《易》名，其治《易》也，于 郑玄之所谓“爻辰”，虞翻之所谓“纳甲”，荀谞之所谓“升降”，京房之 所谓“世应”、“飞伏”，与夫“六日七分”、“世轨”诸说，一一为之疏 通证明。汪中所谓“千余年不传之绝学”者也。以吾观之，此其矫诬，与陈 抟之“河图洛书”有何差别？然彼则因其宋人所诵习也而排之，此则因其为 汉人所倡道也而信之，可谓大惑不解。然而当时之人蔽焉，辄以此相尚。江 藩者，惠派嫡传之法嗣也，其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未附有《国朝经师 经义目录》一篇，其言曰：
“黄宗羲之《易学象数论》，虽辟陈抟、康节之学，而以纳甲动爻为伪象，又称王辅嗣注简当 无浮义。黄宗炎之《图书辨惑》，力辟宋人，然不专宗汉学，非笃信之士。……胡胐明（渭）《洪范 正论》，虽力攻图书之谬，而辟汉学五行灾异之说，是不知夏侯始昌之《洪范五行传》亦出伏生也。
是以黜之。”
此种论调，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盖谓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
其有敢指斥者，则目为信道不笃也。其后阮元辑《学海堂经解》，即以此为
标准，故顾、黄、阎、胡诸名著，多见摈焉，谓其不醇也。平心论之，此派 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笃守家法，令所谓“汉学”者壁垒森固，旗帜鲜 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 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清代学术，论者多称为“汉学”。其 实前此顾、黄、王、颜诸家所治，并非“汉学”；后此戴、段、二王诸家所 治，亦并非“汉学”。其“纯粹的汉学”，则惠氏一派，洵足当之矣。夫不 问“真不真”，惟问“汉不汉”，以此治学，安能通方？况汉儒经说，派别 正繁，其两说绝对不相容者甚多，欲盲从其一，则不得不驳斥其他。栋固以 尊汉为标帜者也。其释“箕子明夷”之义，因欲扬孟喜说而抑施雠、梁丘贺 说，乃云“谬种流传，肇于西汉”。（《周易述》卷五）致方东树摭之以反 唇相稽。（《汉学商兑》卷下）然则所谓“凡汉皆好”之旗帜，亦终见其不 贯彻而已。故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
十一
休宁戴震受学江永，其与惠栋亦在师友之间。震十岁就傅，受《大学章 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其塾师曰：“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 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之曰：“此先儒朱子所注云尔。”
又问：“朱子何时人？”曰：“南宋。”又问：“孔子、曾子何时人？”曰：
“东周。”又问：“周去宋几何时？”曰：“几二千年。”又问：“然则朱 子何以知其然？”师无以应。（据王昶《述庵文钞・戴东原墓志铭》）此一 段故事，非惟可以说明戴氏学术之出发点，实可以代表清学派时代精神之全 部。盖无论何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常从众人所不 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逼拶，直到尽头处；苟终无足以起其信者，
虽圣哲父师之言不信也。此种研究精神，实近世科学所赖以成立。而震以童 年具此本能，其能为一代学派完成建设之业固宜。
震之言曰：
“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蔽二：非 掊击前人以自表暴，即依傍昔贤以附骥尾。……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暴，积非成是而无从 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东原文集》
答郑用牧书）
“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语，实震一生最得力处。盖学问之难也，
粗涉其途，未有不为人蔽者；及其稍深入，力求自脱于人蔽，而己旋自蔽矣。
非廓然卓然，鉴空衡平，不失于彼，必失于此。震之破“人蔽”也，曰：
“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 臆以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 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源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 大道失而行事乖。……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实践躬行之儒归焉。”
（《东原集》与某书）。
其破“己蔽”也，曰：“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有获十 分之见者，有未至十分之见者。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
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以孤证以信其通，虽 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
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既深思自得而近之矣，然后知孰为十分 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绳绳木，昔以为直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 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害。”（《东原集》与姚姬传书）
读第一段，则知目震所治者为“汉学”，实未当也。震之所期，在“空 诸依傍”。晋宋学风，固在所诋斥矣，即汉人亦仅称其有家法，而未尝教人 以盲从。钱大昕谓其“实事求是，不主一家”。（《潜研堂集》戴震传）余 廷灿谓其“有一字不准六书，一字解不通贯群经，即无稽者不信，不信必反 复参证而后即安。以故胸中所得，皆破出传注重围。”（余氏撰《戴东原先 生事略》。见《国朝耆献类征》百三十一）此最能传写其思想解放之精神。
读第二段，其所谓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者，即科学家定理与假说之分也。
科学之目的，在求定理，然定理必经过假设之阶级而后成。初得一义，未敢 信为真也，其真之程度，或仅一二分而已。然姑假定以为近真焉，而凭藉之 以为研究之点，几经试验之结果，浸假而真之程度增至五六分，七八分，卒 达于十分，于是认为定理而主张之。其不能至十分者，或仍存为假说以俟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