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及目的
一、 研究背景
美日同盟是冷戰的直接產物，亦可說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間接產物。1951 年 9 月美國與日本在舊金山簽署「美日安保條約」，美日同盟關係因此展開。1960 年 1 月，鑒於兩國關係中的變化，美日在華盛頓簽署了「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
通稱新美日安全條約，它改變了美日在條約中過分不對稱的狀況並調整了同盟關 係。在此後 30 多年間，美日同盟的結構即可算是穩定，1960 年前後雖然日本國 內因安保改定產生所謂的「安保鬥爭」，對美日同盟產生了衝擊，但總的來說並 無造成結構性的撼動。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乃在於美國及日本面臨著一個共同的 敵人－即蘇聯。但由於蘇聯發生內部變化加上冷戰的終結，世界格局於 1990 年 代初產生了重大的改變，造成美日同盟的內外環境同時出現了變化，自此美日雙 方展開對美日安保同盟架構調整的歷程。
隨著冷戰的結束，美國與其盟國的共同敵人消失，東亞國家即使尚有個別的 安全威脅來源，但是由於欠缺共同的敵人，因此冷戰時期組成的同盟體系有逐漸 廢弛之虞，從而影響美國的霸權。 為了確保後冷戰時期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 位，1995 年 2 月 27 日，主管美國國際安全的國防部助理部長 Joseph S. Nye Jr.，
提出了一份 「東亞戰略報告」（East Asia Strategy Report, EASR），在此報告中，
奈伊認為美國應該加強與日本的安全合作關係。如此一來，東亞的區域和平及安 全才不會因為日本的力量不夠強大，而產生一個美國無法有效控制的權力真空狀 態。 綜上所述，從冷戰結束到 1995 年 2 月為止的此一階段中，美日同盟呈現的 是一個受到衝擊、相互懷疑並引發反思的歷程。
1996 年 4 月 17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共同發表「美日安 保聯合宣言」(U.S.- Japan Joint Declaration on Security Alliances for the 21st Century)，
重新定義並延續了「美日安保條約」。根據這份聯合宣言的內容，為了配合國際 環境與區域情勢的變遷，兩國在安全合作議題上得到進一步的確認，使雙方的軍 事聯盟關係更加密切。這可說是美日安保同盟關係在冷戰後的第二個階段，在此 階段中雙方完成反思，進而對美日同盟關係重新定位。
此外，依照 1996 年「美日安保聯合宣言」的內容，美國與日本必須儘早檢 討 1978 年的安保指針，以使宣言中規定雙方合作的項目得到執行的依歸。因此，
在 1997 年 9 月 23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與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在紐約共同簽署了
「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Guidelines for U.S.- Japan Defense Cooperation）。 「新 指針」經過近兩年的辯論與審查，於 1999 年 4 月 27 日及 5 月 24 日通過「美日 防衛合作新指針」的相關法案。這些為了落實「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而制定的 法案包括「周邊事態法案」、「修訂自衛隊法案」以及「修訂美日相互提供物品 勞務協定案」。這可以說是美日安保同盟關係在冷戰後的第三個階段，呈現的是 一個雙方同盟關係逐步強化的態勢。
如上所述，為因應後冷戰時期所面臨的轉變及挑戰，美國國內各界對美國的 東亞戰略亦產生了各種流派之間的辯論，其中主流派(以奈伊為首)的戰略主張分 為以下三部分：其戰略核心為加強雙邊同盟，以確立其在冷戰後時代的新基礎；
其次是保持美國前沿軍事力量的存在；第三是發展地區機制，這些機制不是要代 替美國與東亞國家的雙邊同盟或者將其統一起來，而是一種地區性的信心建立措 施，簡單的說，是補充而不是取代美國在同盟中的領導作用。這種地區機制在經 濟領域是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在安全領域 則是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1
1 任曉、劉星漢，「論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美日同盟」，美國研究，2002 年第 4 期，頁 90-93。
冷戰結束後，中共基本上認為世界權力格局是從美蘇兩極朝向多極化的方向 發展，而中共將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中共認為美國此一超強在全球的影響力 正在減弱，中共、日本、歐盟、俄羅斯等強權將以獨立一極的形式崛起進而挑戰 美國。但就冷戰後國際政治實際的發展狀況上來看，美國目前仍為舉世不可動搖 的超級霸權，在此格局之下，近來已有一些中共分析家與政府官員認知到，基於 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仍大、美國在經濟以及資訊革命的成就上仍高、介入 地區衝突的能力仍強以及美國透過其與北約以及日本的同盟關係的擴展而進一 步得到強化等等幾項發展，推測出「美國獨霸的狀態」將會持續至少長達十到廿 年的結論，而美國在此期間內仍會維持領導全球以及獨霸地位不可挑戰的角色。
而冷戰的終結，基本上對中共而言具有正面及負面的雙重意義。在冷戰終結 前夕的 1989 年 5 月，中共達成了與蘇聯的和解以及關係正常化，自此歷時 20 年 以上的「北方威脅」獲得暫時的解除。這也因此成為中共展開以加速經濟建設為 目標的「全方位外交」的基礎之一。另一方面，冷戰終結對美國而言，由於蘇聯 此一「共同威脅」的消失，在美國對蘇戰略的考量下，中共的價值及地位因而減 弱許多。又中共在與蘇聯達成關係正常化後，因為「天安門事件」造成其在國際 上的孤立，接著是東歐及蘇聯共黨政權的崩潰，因而中共陷入了堅守社會主義陣 營唯一大國的困境。中共即是在上述嚴峻的國際環境下面對冷戰後時代的來臨，
即使如此，1992 年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開啟了新的契機，經濟再度回到高成長 的軌道上，不但沒有因為國際制裁而崩盤，反而擺脫困境。原因可能與冷戰後圍 繞於中共的國際環境之顯著改善有關。而亞太各國也認知到中國的安定與繁榮與 東亞地區形成一股強烈的連動性，又因為中共追求現代化的「改革開放」路線，
自身也體認到不能自外於以亞太為中心的國際經濟。隨著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
的展開，中共不僅加入了東亞「雁形經濟發展構造」的行列中，更在 1990 年代 正式成為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組織 APEC 的一員，其後又參加了 ARF 此一地區安 全對話機制。因為與國際接軌與合作，使得和平的外部環境得以實現，並成為其 經濟建設的一大資產，由重視合作及相互依存的的面向觀察，可以窺見冷戰後中
共安全觀的其中一個面向。2 相對的是，北京方面認為美國力量的強大，會使其 透過對全球事務的影響力造成對中共的潛在威脅及不利，其中包括了干涉中共內 政、阻礙台灣與中共的統一以及約束抑制中共崛起成為強權的可能。因此即使美 國前柯林頓政府對中採取交往政策(engagement)，但中共方面仍深深疑慮，認為 圍堵(hedging)才是美國今後真正對中共採取的政策。
因此，美日雙方強化同盟關係的決定，就中共而言，意味著擴張美日在軍事 合作的規模，這無疑對中南海是一項警訊，也引起了中共對同盟的爭辯，它衝擊 到中共的安全利益，以及美國和日本對中共的意圖。中共對美日同盟強化的憂心 有下列幾項範疇：3
(一) 中共崛起成為強權(中國威脅論)：
許多中共官員及分析家將焦點放在美國對中共的圍堵戰略上。
隨著冷戰結束及蘇聯威脅的消失，美國試圖將中共視為假想敵。中共譴 責美國激起中國威脅論，藉此透過再確認與日本的同盟關係以鞏固美國 在亞太地區的駐軍。
(二) 日本：
中共擔心同盟強化會使日本加速成為普通國家的進程，而同盟 強化提供了日本崛起成為獨立軍事強權的最好掩護。中共分析家警告 97 年新指針的修訂，將造成日本修定其和平憲法的壓力，其中包括了 集體自衛權。而中共亦以歷史問題來警惕日本修改和平非戰憲法(第 9 條)的決定，警惕日本再軍備的動作。又大陸方面許多分析家逐漸對美 國提出的瓶蓋理論產生懷疑。
2 阿部純一，「冷戦後の中国の安全保障観と東アジア─『独立自主の平和外交』と『中国脅威 論』─」，国際政治，第 112 号，1996 年 5 月。頁 63-65。
3 Bonnie Glaser and Banning Garret, China and the U.S.-Japan Alliance at a Time of Strategic Change and Shifts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Asia Pacific Research Center, October 1997.
<www.ciaonet.org/wps/glb01/>.
(三) 台灣：
周邊有事的定義是否包涵台灣。是地理上的解釋，亦或是事態 的解釋，激起中共軍方對此問題的強烈主張。中共軍方廣泛認為日本正 重新尋求在台灣問題上的影響力，而同盟的強化正針對日本在此方面的 努力。
(四) 中日關係的諸多議題：
在中共分析家的眼裡看來，同盟重獲新生此一議題增加了日本 政治中右翼軍國主義者的影響力。右翼通常扮演反中的角色，例如在領 土爭議上與中共對抗、否認或是淡化日本二戰的角色、支持與台灣建立 實質關係、縮減對中經濟援助和批判中共在軍事上缺乏透明。這被視為 中日關係中長期的負面傾向。
(五) 美國的區域戰略：
中共認為美國以美日同盟作為組織及管理區域安全關係的手 段。中共分析家反對美日安保在亞太地區扮演類似北約在歐洲的角色。
再者，北京強調亞太地區的穩定與繁榮不應僅透過美日安保此一機制來 加以保證，而是透過主要幾個強權或集團例如中共、俄羅斯或是東協來 合作。中共認為美國依賴其雙邊同盟主導地區安全事務會強化中共在地 區多邊安全的討論，強化東協區域論壇(ARF)作為反對美日同盟強化的 機制，強化美國在地區煽動的中國威脅論。
(六) 戰區飛彈防禦系統(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隨著美國協助日本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可能性大增，中共擔憂 美日聯手在軍事上遏制中共的目的。大部分中共的官員及分析家認為刺 激日本國家利益在 TMD 計畫的最重要因素，不是北韓的發展飛彈計
畫，而是日本對中共意圖的不確定感。中共主張日本別期望北韓政權將 持續五年以上，TMD 的發展與部署將會花上更久的時間，那麼 TMD 背 後真正的意圖為何對象為誰？不言而諭。
而 2001 年美國發生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和美國發動的「反恐戰爭」，觸動 了各國調整對外戰略與安全政策，大國合作與區域問題焦點出現了新的動向進而 亞太情勢出現了新的變化，而國際格局則醞釀著自冷戰後又一波的調整。上述中 共對美日安保體制強化的幾項關切範疇，也因為國際局勢變化而有了新的挑戰，
2001 年 10 月美國所發表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經中共方面學者的解讀後，認為美國是藉反恐和彈道飛彈防禦以增加美國的火 力，同時將軍事重點轉移到太平洋以抑制中共。4 又根據日本「每日新聞」報導，
因九一一事件中共推出了新的戰略，江澤民等領導人相繼表示重視美國以及多邊 架構，對美軍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亦表示肯定，不再反對美日安保。5 而本文即是 基於上述背景，欲探討美日安保同盟體制在各個階段的變遷以及中共的認知及對 策。
二、 研究目的
本文研究試圖以中共的角度為出發點，在時間範圍上從冷戰結束後迄今，探 討中共對美日安保同盟機制的認知及政策轉變。
本文的研究目的基於以下問題：
(一) 美日安保體制在各個階段有何改變，其內涵為何？
(二) 冷戰前中共對美日安保體制有什麼樣的認知？可以歸結出什麼觀察指標？
冷戰後以及九一一事件後，國際格局歷經兩次結構性的重大變動，中共對美
4 楊伯江、席來旺、尚前宏，「亞太地區形勢變化及走向」，現代國際關係，2002 年第 1 期，頁 17-20。
5 請參閱，「中国、日米安保に反対せず」(中共不反對美日安保)，日本每日新聞社網站，
日安保體制之認知出現了何種轉變？
(三) 若將中共對美日安保態度此一議題，分別納入中共諸多關切點(「周邊事態」
與台灣問題、日本軍事大國化的發展、TMD 問題)當中思考，會有何不同面 向的評價與對策？
(四) 從外交及安全的角度出發，探討冷戰後中共對外揭示「新安全觀」之動機為 何？又與其國內政治有何關聯性？並試圖觀察並彙整出中共對外行為的原 則、方法及手段。
<http://www.mainichi.co.jp/eye/china/jitsuzo/3/01.html>。
第二節 文獻回顧
就目前筆者所蒐集的文獻資料中，簡單地依照其研究取向，略分為三大部 分。首先是從三角關係的角度；其次是從三國間特定議題的個案研究角度；第三 則是從同盟理論本身存在的安全困境的角度。
一、 從三角關係的角度
美中日三角關係或三邊關係，是冷戰後才被提出的問題。特別是蘇聯解體、
中國大陸國力不斷提升等情形下，因蘇聯做為其中的一角已然在國力上嚴重衰 退，以冷戰為背景的美中蘇大三角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學者專家開始著手研 究冷戰後即將形成的美中日三角架構，特別是這三國間的大國關係所引起的亞太 地區未來主導權問題。
中國大陸已出版的美中日三角關係的著作中，多數是對美中、美日以及中日 三組雙邊關係作分析，這類分析的敘述方式多是劃分時期，以時間序列的形式分 別描述三組雙邊關係，歷史縱深的描述詳盡但相對而言較缺乏層次上的分析。6 事實上，若要強調三角關係的互動，將一對雙邊關係中的行為如何影響另一對雙 邊關係拿來做探討，相對才具有較大的意義。7 學者任曉以及胡泳浩等人的著作 中，對此已做出歷史縱深以外的橫切面層次分析，分別從三方利益的角度、力量 對比、三國間相互看法以及國際調節機制四項層面觀察，可說是中國大陸近年來 探討美中日三角關係中，相當具突破性的著作。
在美國方面，美國國防大學 Ronald N. Montaperto 與張明兩人提出了對美中 日三邊關係三個層次的分析法並進行個案研究。三個層次的分析法即精英的看 法、國內狀況以及國際力量分配，佐以 1996 年 3 月台海危機、1996 年 4 月發表
6 中國大陸方面出版的相關研究著作，例如劉建飛著，敵人 朋友 還是夥伴－中美日戰略關係演 變(1899-1999)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 年)。描述了 100 年間的中美日戰略關係。
7 任曉、胡泳浩等著，中美日三邊關係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 年)，頁 7。
美日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及釣魚台爭議等等個案研究。8
美國學者 Robert Ross 及 Ezra Vogel 亦曾撰文指出影響美中日三角關係有四 項因素，分別為三國的力量分配、三角當中的威脅觀、對第四方的共同威脅觀以 及外交政策分歧與利益衝突，其研究針對 1945-51 以及 1971-73 兩個時期的三邊 關係來分析。基於上述四項因素的組合，他們歸納分析出三種不同類型的三角關 係：1. 二對一的穩定聯盟。其中兩國合作以取得最大利益，第三國即使試圖削 弱其聯盟，但難以成功；2. 穩定的三角。三國之間並非處於敵對的態勢，雖然 可能因為利益及政策的差異而導致在某些議題上其中兩國一致反對第三國，但還 不至於敵對；3. 不穩定的三角。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國家敵對競爭，相互威脅感 增強，衝突可能性增高。9 又 Vogel 集合了美中日三國的學者，先分別從三國各 自的內政出發，闡述其內政對外交政策及戰略的影響，然後再針對三組雙邊關係 做描述性的分析。10
這類的研究特色在於，採取一種非理論性的、以較為純粹性的描述手法，不 加以設計理論框架來研究美中日三邊關係。
二、 從特定議題的角度
Michael F. Green 認為，今後確保美中日三國長遠穩定及安全的關鍵點在於 在經濟合作與兩岸對話此兩項議題上。在台灣問題上，美日雙方不應偏離戰略模 糊（strategic ambiguity）與戰術清晰（tactical clarity）兩項原則，應明確告知台 灣美日防衛新指針並非為防衛台灣而設計，且不會影響美日的「一中政策」。而 北京也應當認知到新指針清楚地表明若在台海無故使用武力，美日在防衛上的合 作將有合法的動機。11
8 Ming Zhang and Ronald N. Montaperto, A Triad of Another Kind: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Japa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轉引自任曉、胡泳浩等著，前揭書，頁 3~4。
9 任曉、胡泳浩等著，前揭書，頁 4。
10 Edited by Ezra F. Vogel, Yuan Ming, and Tanaka Akihiko，The Golden Age of the U.S.-China-Japan Triangle 1972-1989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 Michael F. Green, “Defense or Security? The U.S.-Japan Defense Guidelines and China,” in ed.,
David Lampton 指出，美中日三邊關係中存在著以下六項挑戰：台灣問題、
美日同盟關係、中日兩國間的和解問題、防衛技術問題、三邊經濟合作以及朝鮮 半島問題。其中，台灣問題為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關鍵，在三邊關係的各項議題中 存在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力。12 又 Lampton 認為，造成東北亞軍備競賽的動態 因素主要有三項，分別是台海情勢的僵持、北京及美國的飛彈防衛佈署，最後則 是日本「正常化」的問題。他提出政策建議認為在美中日三個地區主要強權之間，
應建立一個官方的信心建立機制，或者是一個類似於 ARF 的論壇甚至是擴大第 二軌道的對話功能。13
Gregory C. May 認為，美日兩國應當為兩岸製造一個和諧的氣氛且不應該過 份介入台灣問題。因此美日應該強調和平的台海情勢對於其本國利益的重要性，
避免採取在兩岸問題上下指導棋的姿態，以在兩岸關係上做穩定平衡者的角色自 居。在美日同盟問題上，中共也應認知到強化美日同盟的核心目的在於確保穩定 而非關於變相支持台灣獨立。另一方面也強調美中日三國不應過份誇大所謂的
「台灣效應」，台灣問題所帶來的次效應，例如北京方面的歷史悲情、中日戰後 的缺乏互信、以及中共的反美國霸權情節，即使在台灣問題獲得解決之後仍會存 在。中國崛起對區域及全球造成的影響亦為獨立於台海問題解決之外的一個重要 探討焦點。其強調尋求台灣問題的突破點固然重要，但美中日三國間其他面向的 問題不能因此而偏廢。14
上述研究的特徵在於著重對特定問題的解釋分析，而不試圖將其解釋賦予普 遍化(generalization)的意義，可以稱得上是一種類似純應用的研究方式。
在筆者初步的文獻檢閱過程中發現，中、日兩國學者近年來已有許多的研究 出版品結合了前面所提的兩種研究取向，也就是同時將三邊關係中的兩國關係進
David M. Lampton,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Tokyo: JCIE, 2001), pp.84~85.
12 David M. Lamton, “Introduction: Thinking Trilaterally about Big Power Relations in Asia,” in ed., David M. Lampton,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pp.9~12.
13 請參閱 Executive Summary in David M. Lampton and Gregory C. May eds., A Big Power Agenda for East Asia: America, China, and Japan (Washington, D.C.: The Nixon Center, 2000).
14 Gregory C. May, “Taiwan’s Role in the China-Japan-U.S. Trilateral Relationship,” in ed., David M.
Lampton, Major Power Relations in Northeast Asia, pp.67~68.
行描述，再將特定議題提出討論加以分析。而這類的綜合性研究取向的著作，多 是兩國學者集體創作的研究結晶。15
三、 從同盟理論中的「安全困境」角度
研究同盟政治的學者 Snyder 指出，同盟的主要利益在於本國及盟邦遭受攻 擊時可增強嚇阻力、藉同盟以增進本國防衛力量、阻止盟邦與敵對者形成結盟或 合作關係、消除遭盟邦攻擊的可能性、增加對盟邦的控制及影響力。當然同盟關 係也會付出一定的代價，如被迫做出某些政策行為的可能、被迫捲入戰爭、出現 反同盟關係的風險、降低自身政策選擇的空間等等。16 綜上所述，在同盟理論 中國家會在「避免被拋棄」（avoiding abandonment）或「避免被捲入」（avoiding entrapment）此兩項「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中設法求取最適點（optimum mix）。17
在所謂「避免被拋棄」而強化同盟關係的同時，與第三國（敵對國）之間的 也可能發生所謂「安全困境」的問題。例如 1970 年代後期，日本欲強化美日同 盟而招致了蘇聯的過度反應，而問題的因果關係到底是蛋生雞？還是雞生蛋？實 難以界定。但可以確定的是，同盟最初的產生動機在於對共同敵對國家的抑制與 牽制，因此即使是運作高明的同盟關係也無法避免陷入「與敵對國關係惡化」的 窘境。18 在如此「安全困境」下的同盟關係，到底對安全能形成鞏固？甚或是 對安全造成隱憂？值得仔細推敲觀察。
15 這類的綜合性研究取向著作，例如大陸方面由張蘊嶺主編，轉變中的中、美、日關係(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年)。以及張蘊嶺主編，合作還是對抗 冷戰後的中國、美國和日本(北 京：1997 年)。日本方面則有，國分良成編，日本・アメリカ・中国─協調へのシナリオ(對美中 日三方合作的方案)(東京：TBS-BRITANNICA 出版，1997 年)。以及由岡部達味、高木誠一郎、
國分良成合編，日米中安全保障協力を目指して(以美中日安全合作為目標)(東京：勁草書房出版，
1999 年)。
16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43~46. 轉引自柯玉 枝，「日本安保政策與日美同盟」，新世紀亞太情勢與區域安全（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 究中心），2003 年 6 月，頁 143~144。
17 同前註，頁 144。
18 土山実男，「日米同盟の国際政治理論」，国際政治，第 115 号(1997 年 5 月)，頁 169-170。
日本學者福島啟之從國家間的同盟關係、國際體系中同盟結構的觀點出發，
結合權力平衡及霸權穩定論，提出了三國互動模型並進一步推衍出四國的互動模 型。並以此模型說明 20 世紀使東亞地區戰略關係發生重大改變的兩個戰爭(日俄 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的同盟外交及當時東亞國際體系的不安定，展望 美日同盟與中共三者間的關係，分析出美日同盟間的關係是一種非均衡關係，而 此種同盟型態與第三國(中共)間呈現的是一種不安定的狀態。19
Chistopher P. Twomey 亦試圖從同盟理論的面向觀察美日同盟是否能成為交 往中國政策（policy of engaging China）的助力，最後得出較為悲觀的結論。他 認為中共真正在意的並非美日同盟在合作範疇上與北約及美韓同盟的比較，而是 美日同盟內在的深沈變化，因為這極有可能會威脅到中共的國家安全，學者 Benjamin Self 也提出相同的論點。美日同盟的強化並不能使第三國（中共）安心，
藉古以鑒今可以得知「同盟」在國際事務上的核心目的在於「威懾」
（deterrence）。因此他認為使中國的認知符合其各自的國家利益、將彼此的誤解 設法降至最低等等措施雖然可能助於東亞地區的和平，但是美日大可不必期望同 盟關係的改變（強化）能使中共對其的顧慮有多大程度的改善。20
很顯然地，相較於筆者對既有文獻的前兩項分類，這一類的研究採取的是一 種近似於對理論的建構及確認的取向，例如針對同盟中的「安全困境」提出某種 假設後再提出檢驗，最後建構理論。又或者在既有的理論中，分析特定的問題以 進行理論的確認。
19 福島 之，「同盟構造と国際システムの安定」，国際政治，第 117 号(1998 年 3 月)，頁 173。
20 Christopher P. Twomey, “The Dangers of Overreach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US-Japan Alliance, and China,” in An Alliance for Engagement－building cooperation in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Henry L. Stimson Center, 2002 ), pp.27~29.
第三節 研究方法、研究途徑及論文架構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之研究是以中共的角度為出發點，探討其對於美日安保同盟體制的認 知、態度轉變以及對策。除中共之外，在本論文的研究框架下的主要行為者尚有 美國、日本及俄羅斯(前蘇聯)，因此國家之間所締結之條約、協定及公報，國家 領袖及參與外交決策重要人士的發言，各個國家所發表之重要政策宣示，如外交 及國防白皮書、新聞稿，各國重要媒體的分析報導及各國智庫及學者發表之評論 或學術性文章等皆是本論文的寫作基礎資料。筆者透過上述文獻材料，經由整理 分析以及再詮釋，期盼除了能對客觀事實有詳盡的了解外，還能對研究的問題提 出個人之看法或是建議。而筆者期盼盡可能地蒐集、閱讀分析中美日三種語文的 第一手資料及第二手資料，力求對文獻資料解讀的客觀與確實。
(二) 歷史研究法
「時間是不斷以直線行進的歷程，過去的分秒都將成為歷史」，回溯一個歷 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有助於歸納出其發生原因、經過及影響，對本論文而言，歷史 的研究分析法有助於了解在不同時期，中共的美日安保觀有何不同的認知及對 策。
綜上所述，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採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亦即類 似結合純粹描述式的「非理論的研究取向」，以及著重特定問題之解釋的「解釋 性的研究取向」兩項研究取向，而無意將解釋賦予普遍化(generalization)的說明進 而形成理論，也就是說本文儘可能地不採用任何理論。
二、 研究途徑
在國際關係與外交政策的研究分析中，著名的新現實主義學者 Kenneth N.
Waltz 以三個層次的意向(image)分析戰爭的起源，此三層次分別為(1)個人(決策 者)；(2)國家(國內政治運作過程)；(3)國際(國際體系結構)。21 而國際體系結構是 理解國際行為者的內涵所必須分析的部分，若想要理解國際體系內的互動則必須 從決策者與國內政治運作過程加以分析。也就是說，在有關外交政策的分析上，
國際體系的結構、國內政治環境以及決策者本身，對外交政策的形成都發揮很大 的作用。而此一分析模式也成為了當今國際關係及外交政策研究的「典範」。
James N. Rosenau 認為任何政府系統在環境改變下均會有所反應。所謂外交 決策就是政治系統面對國內或國外環境挑戰下的一種反應。Rosenau 指出，政治 系統所面臨的環境，大體可區分為外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與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他並且認為外部環境與內部環境所包括影響外交政策的因 素大致可分成五類：1. 外部因素(external sources)；2. 社會因素(societal sources)；
3. 政府因素(governmental sources)；4. 角色因素(role sources)；5. 個人因素 (individual sources)。Rosenau 認為這五項種類應該包括了所有美國外交政策的來 源，也應該是互不重疊且相互排斥的。22
但筆者認為 Rosenau 提出的外交政策分析途徑可適用於美國這類的民主國 家，但若以此途徑分析冷戰前，甚至是改革開放前的中共外交政策，有鑒於當時 中共是一個對社會採嚴密控制的極權政體，解釋力相對較弱。因此筆者選擇相對 解釋力較能連貫本文，由 Kenneth N. Waltz 所提之個人、國家以及國際三層次，
來作為「中共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之對策」此一主題的基本研究途徑。
在此須強調的是，使用 Kenneth N. Waltz 的個人、國家及國際三層次外交政 策分析途徑，雖對理解及研究本論文有所裨益，但本文研究架構的鋪陳，卻未依 此層次分析途徑逐一分析，原因出於此三層次的因素分析事實上將內含於論文各
21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8.
章節中，因此才不加以明示。
三、 論文架構
本論文共分為六個部分，第一章為前言，包含論文之動機與目的、研究方法、
論文架構以及相關文獻之回顧。
第二章為針對論文主體的歷史鋪陳，重點在於回顧冷戰時期美日安保體制變 遷及中共的對策。筆者於此章中將分析冷戰初期，美日、中蘇相互結盟的對峙背 景下，中共對美日安保的態度。及其後中共歷經 1960 年代與美蘇兩大強權同時 對立，國內文化大革命運動高張，相較於前期的美日安保觀之變化。又中美於 1970 年代初達成和解的共識，再加上 1972 年中日達成邦交正常化，所謂「1972 年架構」於是確立，由於中美日三方於此時將蘇聯視為共同的敵人，中共對美日 安保體制的基本態度有了重大轉變，其中的原因為何？則是本章分析的重點。
1982 年中共提出「獨立自主外交路線」，其政策產出背景及背後訴求及目的為何？
又對中共的美日安保觀產生何種衝擊？又進入 1980 年代中期，中美、中日兩組 雙邊關係發生摩擦，原本即潛在的對立有深化的趨勢，這又會對中共的政策產生 什麼影響？上述問題皆為本章所要探討的重點，也是對於本論文主體的基本歷史 回顧。
第三章是論文主體的前半，要探討的是冷戰後美日安保體制從「漂流」到強 化的過程，下一章則是論文主體的後半，探討的是中共對此的評估與對應。冷戰 的終結，意味著美日安保體制及中共將蘇聯視為假想敵此一合作基礎的消失，而 1990 年代美日安保體制的合作基礎亦遭受挑戰，其從「漂流」到強化的歷程內 部動因為何？為本章分析之焦點所在。本章將先介紹冷戰後的國際體系之特徵以 及大國關係的變化，接著以 1996 年「美日安保聯合宣言」及 1997 年「美日防衛 合作新指針」此兩項美日安保同盟體制之重大變化為子題，闡述聯盟強化的背景
22 James N. Rosenau,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Free Press, 1972), pp. 23-48.
及動機。
第四章則進入了論文主體。1990 年代初期，中共經歷因「天安門事件」後 的經濟封鎖與外交孤立，除了內部進行「反和平演變」外，還藉由進行全方位的
「大國外交」路線，企圖改善其國內經濟發展所需之穩定外部環境。在「大國外 交」路線下，中共與大國發展所謂「夥伴關係」，其中特別是與俄羅斯的「戰略 合作夥伴關係」，是否為對抗美日安保此一軍事同盟機制的產物？又美日安保體 制的強化及其後續發展，引發了諸如「周邊事態」以及有關美日共同發展戰區飛 彈防禦系統(TMD)的問題，而台灣問題更是焦點，中共如何看待這些問題？若將 中美及中日關係至於美日安保進一步強化下來思考，中共又有何不同的看法？其 回應及背後動機則是本章欲分析探討的重點。
第五章接續上述論文主體之後，首先就中共於 1997 年公開發表之「新安全 觀」的安全保障概念的背景做一介紹，探討中共安全保障政策內在的理論形成，
及其意義為何？其次，近年來中共領導人在國際場合上不斷強調其重視多邊安全 合作組織的態度，1993 年中共加入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並以此為契機於 1996 年起展開相對於前較為積極的態度，其背後動機為 何？又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SCO)為中共自 1996 年以 來積極主導的多邊安全架構模式，其發展過程及對美日安保同盟體制的回應，亦 為本章討論的範疇。最後，談到九一一事件後的變化，2001 年九一一恐怖攻擊 事件後美國在全球的角色更加突出，原因在於美國對威脅的認識有了轉變，為了 採取更有效的積極防衛(active defense)，美國在外交上更凸顯「單邊主義」，並且 對發展飛彈防禦系統(TMD)加快了腳步。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在 ABM 條約以及 MD 的發展上，與中共及俄羅斯產生一定程度的緊張及對立，而其「反恐包圍網」
的形成上，又必須對中俄採取合作的姿態。中共在此問題上的反應為何？對美日 安保體制在九一一事件後的發展又有什麼態度上的轉變？是本章所要探討的重 點。第六章則為本論文之結論，總結筆者於各章節的研究發現，及本研究可能有 的限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