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作者:單維彰,e-mail:[email protected]
收稿:2020 年 11 月 27 日;接受刊登:2021 年 2 月 17 日。
臺灣數學教師,42(1),1-16
doi: 10.6610/TJMT.202104_42(1).0001
符號語言學作為數學的教學進路初探—以負數 的概念模型譬喻為例
陳玉芬1 單維彰2
1國立中央大學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2國立中央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符號語言學(semiotics)對負數的學習相當具有可借鑑之處。就像「快樂樂音」
與「3 − (−2) 」都有著讀音與意義上的困擾;又像語言的學習常使用重覆性替換,
以習得語彙的意義,對照於負數的學習常進行程序性操作,以強化概念的習得;
或者像語言學習者須觀察單字在前後文脈絡中的位置,以解讀該字的適當意義,
對照於負數加減的初學者必須從算式中解讀「−」號的正確意涵,以執行正確的 程序。此外,負數在生活情境中提出的「正反」或「上下」等比喻,常忽略了負 數本身的符號特質,如「負號」的單元運算意涵,相對於「減號」的二元運算意 涵,是兩種本質不同的概念。本文參照符號語言「在組合關係與聚合關係中強調 脈絡關連性」的學習特性,發現負數的符號表徵與符號語言有著思維上的類比性,
並認為藉由結構性的「概念模型」譬喻,可作為從直觀數學到形式數學的過渡橋 樑,促進學習者建立數學結構與形式意義之間的關連性,進而讓學習者能夠具體 理解負數。這是一項探索性研究(exploratory research),意圖闡明負數在數學思 維中的複雜性和概念的豐富性,同時藉由「概念模型」譬喻分析負數相關的教與 學。
關鍵詞:負數、符號語言學、概念模型、譬喻
壹、 前言
語言溝通是每個人皆具備的生活能力。以英語為例,它是一種國際上通用的自然語 言,而數學是一種精確描述數量形的人造語言。雖然二者都可「視」為一種語言,但它 們卻是二種完全不同的學科語言(Leshem & Markovits, 2013)。前者是自然語言,它會 因為國家、地域、種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學習者只要身處其境,有著相同社會脈絡,
就能自然地習得該種語言(Li & Wang, 2013)。後者是人造語言,它是由人類刻意發展 出來的,因為要與跨文化的他人溝通,而且還有特定的功能目的,所以它強調形式、邏 輯與精準。這些特質使得數學語言相對濃縮與精練,甚至每一組符號句式都有更深層的 意義。這就是數學本身給予的數學語言障礙,也是造成部分數學學習者的學習障礙。顯 然在數學這門 「語言」上,許多人是較無法與生俱備「語感」又能與他人溝通無礙的。
縱然如此,英語、數學二者之間仍存在著語言、文化、思維等不同形式的直接關係(Li
& Wang, 2013; Whorf, 1956),例如 Whorf 認為語言不是只有字詞和發音的集合,它可透 過字詞的字尾組合關係,歸納不同形式的發音模式;類似地,算式中的「−」號,隨著 位置不同,其讀音與運算的意義亦皆不同,如「−2 − 3」。Li 與 Wang 也指出人類大腦探 索這二種語言之間的傳遞方式,其關鍵在於兩種語言的思維模式(thinking pattern)具有 相似性,也就是說這兩種語言皆使用概念結構來處理所接收的語言訊息。
自然語言的特徵之一,就是經過時間長河的蘊釀,它們都是在所處的社會環境脈絡 與不同時空交織所發展出來的語言。有其特定性,比方說,英語、法語、華語等。但縱 然語言有所不同,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認為各種語 言系統內的各個元素彼此的關連性是相通的。他以橫向的組合關係(syntagmatic relation)
與縱向的聚合關係(paradigmatic relation)說明語言學習的關連性。所謂橫向的組合關 係是指對語意的了解,可從前後語境(co-text)確立語感的正確度,另一個縱向的聚合 關係可以用來確認語法使用的正確度。索緒爾認為語言的學習在某種程度上是從一起出 現的元素中覺察其產生的意義。就好像一個交通號誌紅燈亮起,所有的用路人都知道要 停下,這時紅燈不只是一個符號的形式,同時更賦予了要停下的意義。所以索緒爾認為,
要理解一種語言,不僅僅是把它視為一種形式,更要能捕捉那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連。
若用語言理論來理解數學語言,則它的語言是符號、概念、定義以及定理,我們可 以說它是一種世界的共同語言。正因為是共通的語言,所以它需要有著大家可以共同遵 循的規範或共同認可的表達方式,因此它需要刻意學習。Hiebert 與 Carpenter(1992)
認為:理解數學就是理解數學脈絡下所使用的數學符號語言。而維高斯基(Vygotsky, 1896- 1934)的符號學習理論,其核心思想正是符號語言學(semiotics)與中介(mediation)
的概念,Albert、Corea 與 Macadino(2012)更認為維高斯基的符號學習理論非常適用於 詮釋數學的學習情境,因為數學的概念形成過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是涉及符號
(symbol)的使用,如數學符號 𝑥𝑥, 𝑓𝑓(𝑥𝑥) ,它們都是傳達概念的符號。理解數學知識就 是能夠獲得這些知識的內在表徵,而這些有結構性的內在表徵需要透過外部表徵連結而 習得。所以不論語言學習或數學學習,所強調的就是概念本身的關連性,才能讓習得的 概念根深蒂固。
「負數」是學生邁入國中學習階段遇到的第一個新檻(Fuadiah, Suryadi & Turmudi, 2017),負號亦是七年級階段要學習的新符號。國內教科書中負數教學順序通常是:認識 負數在生活上的應用,諸如氣溫、方向或進退等二分法概念;然後有相反數、數線概念 進入數的大小比較;接著就是正、負數的四則運算(洪有情,2020;陳宜良、單維彰、
洪萬生、袁媛,2005)。負數教學研究也有很多都是嘗試將負數歸因於某種有意義性的行 為,以解決負數的合理性問題(Altiparmak & Özdoan, 2010)。然而學生在學習負數時,
還需要調適由自然數擴充到含負整數、負分數、負小數等更大範圍的數的概念學習(林 保平,2005;Altiparmak & Özdoan, 2010)。「−」號本身同時具備兩種概念,即「負號」
的單元運算(unary operation)概念,以及「減號」的二元運算(binary operation)概念
(Vlassis, 2004; Vlassis, 2008; Bofferding, 2014)。例如「−2」讀作負二,此時的「−」號 是負號,它指涉的是−2的屬性:包括它小於 0,在數線的位置落於原點的左側二單位長 處;負號也是單元運算符號,表達−2與 2 的「相反義」,此概念具有幾種心相(亦即「譬 喻」的方式),包括它們在數線上彼此對稱於原點(symmetry),或者它們彼此是對原點 的鏡射(indication of inversion)。相對而言,「2 − 3」讀作二減三,此時的「−」號是減 號,它指涉的是從第一個運算元2 扣除(下降)第二個運算元 3。
本文的目的即在於透過對「符號語言」學習的理解與掌握,運用「符號語言」學習 中的聚合關係與組合關係的脈絡關連性,連結負數的多元性概念,並以「概念模型」譬 喻進行負數的策略性教學,提出學習「負數」時相關的概念思維,以及一個可以呈現學 習者對於負數概念具體理解的方法。
貳、 文獻探討
一、符號語言學
衛友賢(Wible, 2005)對於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
將語言視為一種關連性的系統,有著完整的描述,茲引用於下(Wible, 2005, p. 29/陳玉 芬、單維彰譯):
索緒爾以其深刻的想法,給幽微難解的抽象化語言概念─朗格(langue)─提供一套可理解的說 明。朗格不將語言視為字詞和發音的集合,而將它視為關係的系統。朗格是結構主義的語言觀 點,此觀點認為語言是一個系統,在此系統中,每個元素只能透過它與包含它的更大結構內之 其他元素的關係而獲得理解。索緒爾主張這個範圍更廣闊的符號系統理應成為獨立的研究對 象,而他稱此研究領域為符號學(semiology)。他隨後認為語言學(linguistics)作為一種特殊 符號系統的研究,理應被視為符號學的一個次領域。
這說明索緒爾認為語言是一種結構系統,在人們意識深處的語言結構,共通於所有 人類使用的語言,不管他所用的是哪一種語言。在語言系統之中,各個符號指示(sign)
是相互關連並具有意義,而意義必須要有共識,這就是一種認知層面。Wible(2005)認 為索緒爾的符號不是指某事或某物,它是形式(form)與意義(meaning)之間的一種關 係。索緒爾將符號分成二個概念:符號具(signifier)以及符號徵(signified),如圖 1。
圖1 的上層是具體的,或是可聽到、可看到的信號,又稱為所指物(signifier),例如字 符「犬」或它語音;圖1 的下層是所指物的心靈意象或意義(signified),而這是一個抽 象的概念,例如「狗」的意象或概念。所謂的「符號指示」正是這二者之間的一種關連 性,一旦產生聯結就不會分開了。這樣的關係強調的是語言的學習著重在符號與抽象之 間的「關連性」。即應辨識此符號指示所具備的意義,而此意義要形成共識才能交流,也 才能繼續學習進而提升認知層面,這是語言本身具有的結構性。
圖1 符號(sign)的形式與意義關連性
接著,索緒爾提出應該如何學習一種語言的方法。他認為語言中抽象層次的概念學 習是極其複雜的,他以二種具體的面向,分別是橫向的組合關係,與縱向的聚合關係來 做說明(林信華,1999)。所謂橫向的組合關係是指對語意的了解,可以從前後語境(co- text)確立語感的正確度。因為索緒爾認為一個單詞的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是從與單詞一 起出現的元素中衍生出來的,它們可以靠著彼此的出現覺察其產生的意義;也就是說這 符號的排列順序是有意義的,或者說這符號的意義是與其他相關符號的前後關連所產生 的。例如,僅看「−」符號並不能決定它的意義,但是將它放在「3 − 2」或「−2」的排 列裡,就有明確的意義了。Cruse(1986)也提到,一個詞彙的意義都應在適當的脈絡且 符合語法的語義情境中來解讀。對應到負數的學習過程,小學剛畢業的學生看到「3 − 2」
就像「狗吠火車」那樣地自然,可是「2 − 3」就像「火車吠狗」那樣地唐突。
索緒爾提出的另一個面向則是縱向的聚合關係,它可以用來確認語法的正確度。例 如將「3 − ( − 2)」的第一個符號「−」換成「+、×、÷」都是合法的,可是第二個符 號「−」卻只能換成「+」而不能換成「×、÷」。而語言學習即在於語言特質上尋找符號 或樣式之間關連性,在學習策略上強調語境(橫向脈絡)及語法(縱向脈絡)的雙向脈 絡。
此外Whorf(1956)亦認為在英語的字彙學習中,應透過觀察 cat、lip 或 pig、lamb 或noise、horse 等這些字尾發音是有聲或無聲,進而去理解為何字尾加上 s 後的讀音會 轉成不同的 s 或 z 或 iz,甚至像 leaf、wife 字尾加上 s 要變形。此即所謂的「樣式符號 表示式(pattern-symbolic expressions)」,說明語言的學習,也是要透過觀察、分析與演 繹。對應到負數的學習,就是提倡以觀察實境中的大量的例子當作學習的起點,而不鼓 勵以定義和規則、公式當作學習的進路。
除此之外,索緒爾亦認為符號具有「任意性」(arbitrary),就好比「玫瑰不叫玫瑰,
依然芬芳」。同樣地,在我們約定俗成地學習使用一個「−」號代表數學上的負號時,它 只是作為溝通的符號,然而當我們使用「負號」或「減號」來指稱某個概念意義時,它 是具有一些我們能指認的必要特性。
總結而言,語言符號雖然不等於數學,但的確與數學的學習方式有相似之處,值得 用來作為數學教學進路的參照。
二、數學的符號語言學習
維高斯基(1962)認為符號語言學就是「符號指示」或其他工具在溝通過程中的一
種研究。Albert 等人(2012)亦指出,整合一個概念形成的過程,包含許多「符號指示」
的使用,其目的就是為了模擬人類內在思維的行為,然後形成人腦中一個新的對應聯結
(Ghassemzadeh, 2005)。其具體陳述如下(Albert et al., 2012, p.7/陳玉芬、單維彰譯):
人們藉由「符號指示」導引與控制其思維運作的大方向,並藉此引出問題的解決方案。一開始,
符號的角色僅是與其他人產生外在社會聯結的媒介,也就是作用於人與人之間的心理互動。然 而,到了後來「符號指示」成為影響自我思維活動的媒介。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透過「符號指示」的譬喻,理解內在的思維,甚至形成不可逆的抽象 概念,也就是維高斯基所指產生質變功能。
維高斯基認為人類心智在學習過程中的改變,是可以觀察的。Albert 等人(2012)
即以此理論對照於數學的學習,並舉幼童學習為例:即使幼童已能數數 1、2、3、…、
10,這樣的行為表現也許是透過模仿,並不表示他們已學會「數」的概念;但是當他們 對著某些對象能夠依序數數並正確回答數量時,則顯示他們理解了數的有序性與量的概 念,也就表示習得「數」的關係性了,此時才表示他們學會了「數」的概念。就好像在 負數的學習過程中,學習者總能將「負負得正」琅琅上口,此表現也許源自於模仿,未 必表示真正理解負號的關係性,所以才會發生類似 (−3) + (−5) = (+8) 的謬誤。
這也正是使用「符號指示」表徵來彰顯智能發展樣貌的契機:因為我們無法控制或 看見個人的智能,所以透過這些譬喻的表徵,讓思維被看見。維高斯基(Vygotsky, 1978)
認為當個人使用推論的工具傳達他自己的內在想法時,其「符號指示」是有所譬喻的,
他認為透過具體的工具表徵所傳達的意義,可以映射其內心的思維。這與索緒爾認為如 何理解一種語言的理論是不謀而合的,兩者皆認為概念的形成不能僅僅被視為一種形式,
更要能捕捉那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連。亦如Skemp(1976)在闡述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 關連性中,引入「關係性理解」此術語。他認為關係性理解就是一種質性觀察,它是可 以促進自我成長的有機體,就像一棵延伸其根的樹木,可以探索新的領域並尋找營養。
借用語言之類比的數學學習理論,還有Hiebert 與 Lefevre(1986)認為數學知識可 分為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與概念性知識(conceptual knowledge),且「概 念知識的每一個單位,絕不可能是孤立的資訊片段」(洪萬生,2003)。此論述與 Skemp
(1976)闡述的形式與意義之間的關連性亦是不謀而合的,說明數學概念的學習實應著 重於概念間的關連性。
綜合上述,透過對語言的認識,再對照於數學自身精簡語言的特質,可以理解在數 學學習時,不論是為了表達從學習活動中發展出的新概念而引進的新符號,或是擴充舊 符號的意義使其延伸至新的概念,或是為舊符號釐清過去不需分辨的概念差異,識別文 本脈絡及發展適當概念的連結譬喻,都有助於對此數學主題的理解。
三、「概念模型」譬喻表徵
「模型」(model)是數學教育中常常使用的一個術語,它被荷蘭的真實數學教育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tion,簡稱 RME)詮釋為:「模型在真實或可想像之真實、非 形式理解、系統性的形式理解之間,扮演橋樑的角色」(van den Heuvel-Panhuizen, 2003, p.13/陳玉芬、單維彰譯)。本文所指的「概念模型」是作為抽象數學概念之表徵的具體 物或可想像的物件。例如直尺是正數的概念模型,數線是將正數與負數整合在一起的概 念模型。而「譬喻」(metaphor)則是在模型上對應抽象概念所做的具體描述(Ernest, 2010)。 此外,當我們在數線上標示負數時,數線僅為概念模型,但是當我們使用數線上的移動 作為加減運算的譬喻時,或者當我們使用 3 與 −3 在數線上對稱於 0 的關係作為「相 反數」之譬喻時,數線本身也成為一種譬喻。
Lakoff 與 Núñez(2000)認為譬喻涉及兩個領域:「來源域」(source domain)和「目 標域」(target domain),如圖 2。Lakoff 與 Johnson(2003/周世箴譯,2006)認為在符 號語言學習中,隱喻就是一種思維現象,是指通過一個事物來理解和體驗另一個事物,
是一個從來源域到目標域的映射,亦即在原有意義的基礎上通過隱喻思維獲取不同的擴 展意義。也可以說譬喻是詮釋一種符號或模型與概念之間的相關性,使之與個人內在無 法看見的思維做連結。
圖2 教師與學生運用譬喻的相對性
以「2 − (−3)」的算式為例來說明,因為教師已經具備負數運算的知識,所以「2 − (−3)=2 + 3 = 5」即為教師的數學知識來源域;當她/他企圖為此運算設計一套譬喻,
用來幫助學生理解此運算程序,這套譬喻就是她/他的目標域。假設教師的設計是將
「2 − (−3)」譬喻為「從數線上 2 的位置朝箭頭的反方向(即向左)後退 3 格」,則此 譬喻式的行動規則,成為學生所接收的訊息,而它成為學生學習負數運算的來源域。根 據此來源域,學生得知運算結果是 5,但是學習的目標並非習得那一套譬喻,而是透過 譬喻而最終理解「2 − (−3)=2 + 3 = 5 」,所以它就是學生的目標域。值得注意的是,
學生透過譬喻之來源域獲致的理解(也就是學生的目標域),未必等同於教師的來源域
(假設那是正確知識)。所以教師要設計活動,讓學生有機會再透過譬喻而作更多往返 映射的表達;如此的循環表徵,即可檢視其教學譬喻是否有效。Kilhamn(2011)認為,
如果來源域與目標域之間的映射關係無法形成,譬喻就不存在。
Damerow(2007)亦提出透過「來源域」和「目標域」的譬喻教學,可以讓思維看 得見,並將此種譬喻表徵分成二個不同層次,第一層次就是操作一種藉由符號或是轉換 規則組成的模型的具體物件,使之可作為表徵真實的抽象物件行為。最基本的形式就是 具體物的識別(identification),比如透過使用詞彙或符號指示進行命名活動,其至做分 類。又如在「數數」方面,是可以利用具體物與實際的真實數字概念作一一對映。像伸 出手指數到 5 (符號或文字),那麼手指就是具體的真實物件,它對應到 5 這個表徵的 抽象物件。亦即他們用數數到 5 (真實的動作)與手指(真實物件)將 5(抽象的物 件)連結了。再來觀察 5 + 2 = 7 此式子,因為仍只是將手指數相加,所以它仍屬於第 一層次表徵,將之對照於負數教學,在數線上做前進或後退的動作,相當於以具體物與 負數的加減法做譬喻,所以負數的加或減的概念屬於第一層次表徵。或是 −(3) = −3、
−(−3) = 3、+(−3) = −3 或 −(+3) = −3 等的反轉指示,都可透過數線操作(真實動 作)及「負即相反」口訣完成負號化簡的性質,都屬於第一層的表徵理解後的抽象物件。
第二層次(或更高階)則是以「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的譬喻來表徵。它們也 是由符號或由符號和轉換規則組成的模型所組成,然而此「心智模型」則是透過自己的 想法並針對真實物件作抽象思考後,表徵出個人的反思抽象思維。舉例來說,針對 5 這 個數字本身的特質描述,比方說:√5、52、− 5 等,則屬於後設認知本質的抽象物件
(√5、52、− 5)與抽象物件 5 的連結,因為此時的 5 並未具有數手指的意義,所以 說已經從另一個數學物件及想法中抽離而建立新的知識概念結構,此為具有第二層次表 徵能力。同樣的以負號「−」為例,2 − (−3) = 2 + 3 = 5 的減法運算,若是仍在數線上 操作,則仍為第一層次表達,若是建立在內心思維的運作而不是數線上的操作,則屬於 第二層後設認知的抽象物件連結,而−(𝑎𝑎) = −𝑎𝑎、−(−𝑎𝑎) = 𝑎𝑎 的抽象操作亦然。
也就是說,第一層次與第二層次表徵的最大不同,在於模型譬喻表徵的不同。前者 利用具體物表徵內在的抽象思維,後者則利用抽象模型表徵所對應的後設認知的抽象思 維。所以,一個物件若是透過具體物操作,進而連結至抽象概念屬於第一層次表徵;若 是透過比較、對應、組合與重覆的反思動作所建構,或數學的證明、數學的結構以及形 式化邏輯數學概念都屬於第二層次的後設認知抽象物件。
參、 負數之「概念模型」譬喻舉例
本文指涉的「概念模型」即為一種表徵,也是溝通工具,用來作為由具體物轉化至 抽象概念間的橋樑。在此模型上執行的活動,以及活動後獲致的理解,若與學習目標知 識有所關連或對應,則是一組譬喻。以負數的教學為例,本文欲以數線上(相對於原點)
的對稱關係,以及數線上的前後移動,並搭配「負」與「相反」在詞語經驗上的類比性,
作為初學者建立負數及其運算知識的一組「概念模型」譬喻。前文已經在圖2 之後略述 此概念模型,此處將其整理於表1。
表1
負數知識與概念模型之「譬喻」舉例對照表
教師來源域(數學知識)/學生目標域 教師目標域(概念模型)/學生來源域
加(+)號 二元運算/朝數線箭頭方向前進或後退
減(−)號 二元運算/朝數線箭頭相反方向前進或後退
正(+)號/性質符號可省略 性質符號(正的)/前進(順指示方向)
負(−)號 性質符號(負的)/後退(逆指示方向)
「朝向數線箭頭方向前進」 加一正數,如:2 + 3 = 5
「朝向數線箭頭方向後退」 加一負數,如:2 + (−3) = −1
「朝向數線箭頭相反方向前進」 減一正數,如:2 − 3 = −1
「朝向數線箭頭相反方向後退」 減一負數,如:2 − (−3) = 5
「負」非「減」 單元運算與二元運算之間概念的差異。
如:−2 − 3可以正確讀出「負 2 減 3」
「負」就是「相反」 能理解有反轉的指示,如:−(−3) = 3
「減」是「加相反」 完成二元運算的化簡,
如:2 − (−3) = 2 + 3 = 5
在學習負數概念時,對於「負」的詮釋是學生重要的認知發展。在我國課程中,初 學負數的7 年級學生,抽象思維能力尚未強健,但日常語言經驗已經相當豐富,因此本 研究試圖以語言的類比作為設計譬喻的主要方法。例如「『負』即『相反』」就是一種話 語的譬喻,用來提醒學生,當「−」號的讀音是「負」時,它就具有將某種性質做「相 反」或「反轉」的功能。
最基本的譬喻式教學例子是負數在數線上的位置,此處強調的是學習者可以應用既 有的「相反」經驗,以類比的方式理解一個新概念,如圖3。
圖3 說明「負」就是「相反」的概念譬喻
借鑑於符號語言的抽象概念學習方式,可應用橫向的「組合關係」與縱向的「聚合 關係」,作為負數教學的策略。舉例而言,運用縱向語法結構的替換進行程序性操作,如 圖4,可確認新概念的習得,並藉由觀察歸納進行負號化簡。
圖4 負號單元運算的聚合關係舉例
此外在負數教學中,「−」號也具有二元運算的概念,如同符號語言中的多義詞必須 透過語境中的脈絡與形式連結。比方說,「3 − (−2)」其讀音的不同,即連結著「−」號 概念上的差異。如圖5 中的 式讀作三減負二,但是 式卻讀作負三減二,透過這 樣的語境察覺「−」號的不同意義,它不僅是一種書寫的語言,也是溝通的語言。當書 寫的「−」號讀作「負」時,它是性質符號,讀作「減」時,即轉換為運算符號,因此 有「『負』非『減』」的提示語,即用來提示這兩種不同的概念。透過橫向的語境脈絡組 合關係,說明在符號語言的學習中可作為提供另一類型的脈絡學習。
圖5 負號二元運算的組合關係舉例
接著,圖 5 中 式的 −3 + 2 與 式的 −2 + 3 ,雖然數字互換,非但其值不 同,同時牽涉有號數的交換律。正如同前文所提「狗吠火車」與「火車吠狗」其情境脈 絡上的合理或荒謬性。像這些的橫向組合(聚合關係)不僅呼應其自然情境脈絡,而這 些「概念模型」譬喻,更是維高斯基提出的「中介概念」,他認為「中介概念」是形成概 念的不可或缺的過程。
數學語言之所以複雜,部份原因是因為除了在符號閱讀上造成障礙之外,數學本身 的性質,亦有其特殊性(Larsen, 2012)。在本研究中,將「減」譬喻為朝向數線箭頭的 相反方向(參見表1),「正」譬喻為前進,「負」譬喻為倒退。例如 −1 − 2 就是從 −1 的位置開始,朝向數線箭頭的相反方向前進 2 格,到達 −3 的位置,連結−1 − 2 = −3 的抽象概念,如圖6(左);而 −3 − (−3) 則是從 −3 的位置,朝向數線箭頭的相反方 向後退 3 格,到達 0 的位置,連結 −3 − (−3) = 0 的抽象概念,如圖 6(右)。
圖6 「減」與「正」、「負」在數線上移動的譬喻
正如同Usiskin(2015)所指出知識理解概念是一種多元性維度的理解,當負數的二 元運算表徵為 3 − (−2) 時,除了在數線上的譬喻之外,它必須發展某種字詞(word)
或話語(discourse)或物件來描述「負數」的複雜關係,以進行抽象代數的運算。此時 使用「『減』是『加相反』」的譬喻,使得3 − (−2) = 3 + 2 = 5,使其同化至舊經驗上,
進而讓這些字詞可以影響他們對「負數」理解的變化。
而這樣的概念模型譬喻,在負數教學過程中亦可透過數線觀察,提供學習者反思「比
0 還小的數」的存在性,而圖 7 的數線模式可作為一種進階表徵,代表了正負數是由左 至右有序的遞增,且自起點0 開始分割為正數與負數,這也恰當表徵了 0 作為中性數的 特性。
圖7 連續數線及中性數 0 的說明
此外,在這樣的譬喻中,可以提出對於0 的二種數學結構關連性。其一,0 是絕對 的,因為在0 以下的數絕對是負的;其二,0 是相對的,因為可以數線任一點做為起點 0,且具有二個相反的方向。而透過 0 − (−3) ,觀察學習者是否可以理解就是 0 + 3 = +3,這可以說明學習者是否已從具體操作(減相反數就是加),提升至抽象思維進而理 解 0 的存在與負數之間的大小關係。這些教學策略都是可運用樣式規律的觀察理解其 間的關連性。
肆、 結論
負數學習不僅針對其負號情境描述學習,學生若仍未意識負數與自然數間的差異,
或是未理解負數已是一種擴張的/人為的觀念與工具,那麼其思考層次仍將停留在自然 數的概念。概念性的高層次思考是有必要教學的,本文的探討焦點即在符號語言的認識 下,強調負數的知識關連性概念。
以負數為例,可以討論的關連性有三。其一是單元運算符號的概念,即「負號」代 表的是此數字本身的性質符號,含有相反的意義,例如 −(−3) = 3 不過就是「相反再 相反就還原」,亦好像「以0 為中心,從 3 的位置鏡射再鏡射」就又回到原來的位置。
其二是透過「『負』非『減』」的提示語,強化二元運算符號的概念,即加是朝向數 線箭頭方向前進或後退,而減是朝向數線箭頭相反方向前進或後退,此二者概念是奠基 於正數加減法的舊經驗上。而數的正負屬性(性質符號)則透過正負對稱性指示進入整 數的擴張,因此在負數的算式化簡時,則以「『減』是『加相反』」的譬喻,讓學習者開 始進行抽象性連結的運算學習。
其三是「負的相反義(反轉指示)」,亦即任一個負號的數都在該數的相反位置,在 此關連概念中,更能在數線上具體理解比 0 小的數存在性;亦能將 0 為中性數的性質
概念化,甚至可以抽象至任何一個點皆可做為一個起始點,並找出任一數的相對位置。
這樣的數學結構性概念一旦形成,它就如許多建構數學思想的積木(block)一樣可以堆 疊而上,那麼當我們形成這樣的瞬間跳躍時,就表示已從操作性概念遷移到結構性概念,
而這樣的跳躍一旦形成,即代表知識已往上積累,而且可望長期保留。
本研究旨在運用譬喻層次的學習即話語(discourse)的轉化,說明善用符號語言的 特性,讓負數性質對應自然語言(中文)的譬喻,作為從直觀數學到形式數學的過渡,
並提供學習者以話語表達數學概念的學習情境。透過概念模型的譬喻,期望協助學習者 理解並內化數學的結構,以此提供負數教學的另一種策略,也作為未來進行實徵研究之 理論基礎。
誌謝
感謝兩位審查委員的建設性意見,使本文大幅聚焦。本研究受科技部109 年度專題 研究計畫「數學識讀文本研究—以發展七年級的閱讀文本策略為例」補助(MOST 109- 2511-H-008-002)。
參考文獻
洪有情編(2020)。國中數學第一冊。臺北市:康軒。
林保平(2005)。正負數的概念及其加減運算。科學教育月刊,第 277 期,頁 10-22。 doi:
10.6216/SEM.200504_(277).0002
林信華(1999)。符號與社會。臺北市:唐山。
洪萬生(2003)。數學與文化的交流與程序性知識。收入李弘祺(編),理性、學術與道 德的知識傳統(頁1-48)。臺北市:喜馬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陳宜良、單維彰、洪萬生、袁媛(2005)。中小學數學科課程綱要評估與發展研究。臺北 市:教育部
Lakoff, G. ( 2006 )。我們賴以生存的譬喻(Metaphors We Live By; 周世箴譯)。臺北市:
聯經。(原著出版於2003 年)
Albert, L. R., Corea, D., & Macadino, V. (2012). Rhetorical ways of thinking: Vygotskian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learning. Dordrecht: Springer.
Altiparmak, K. & Özdoan, E. (2010). A study on the teaching of the concept of negative number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duca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41(1), 31-47. doi: 10.1080/00207390903189179
Bofferding, L. (2014). Negative integer understanding: Characterizing first graders' mental models. Journal for Research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45(2), 194-245.
doi:10.5951/jresematheduc.45.2.0194
Cruse, D. A. (Ed.) (1986). Lexical seman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oi:
10.1017/S0022226700011622
Damerow, P. (2007).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calculation. In U. Gellert & E. Jablonka (Eds.), Mathematisation and demathematisation: Social,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ramifications (pp. 19-56). Rotterdam, The Netherlands: Sense Publishers. doi:
10.1163/9789460911439_003
Ernest, P. (2010). Mathematics and metaphor. Complicity, 7(1), 98–104. doi:
10.29173/cmplct8844.
Fuadiah, N. F., Suryadi, D., & Turmudi, T. (2017). Some difficulties in understanding negative numbers faced by students: A qualitative study applied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Studies, 10(1), 24–38. doi:10.5539/ies.v10n1p24
Freudenthal, H. (1983). Didactical phenomenology of mathematical structures. Hingham, Massachusetts: Kluwer.
Ghassemzadeh, H. (2005). Vygotsky’s mediational psychology: A new conceptualization of culture, signification and metaphor. Language Sciences, 27, 281–300. doi:
10.1016/j.langsci.2004.04.003
Hiebert, J. & Lefevre, P. (1986). 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in mathemat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In J. Hiebert (Ed.), Conceptual and procedural knowledge: The case of mathematics (pp. 1-27). Hillsdale,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Hiebert, J. & Carpenter, T. P. (1992). Learning and teaching with understanding. In D. A.
Grouws (Ed.),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athematics teaching and learning (pp. 65-97).
New York: Macmillian.
Kilhamn, C. (2011). Making sense of negative numbers.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Gothenburg, Swede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searchgate.
net/publication/305033448_Making_Sense_of_Negative_Numbers on Oct 12, 2020.
Lakoff, G. & Johnson, M. (2003).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koff, G. & Núñez, R. E. (2000). Where mathematics comes from. New York: Basic Books.
Larsen, J. (2012). Epistemological obstacles of negative numbers. Vector: The Official Journal of the BC Association of Mathematics Teachers, 53(2), 56–60.
Leshem, S. & Markovits, Z. (2013).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two languages: Teachers’ views.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Learning, 2(1), 211-221. doi: 10.5539/jel.v2n1p211
Li, F. & Wang, L. (2013). The study of comparison between English language and mathematical language. Journal of Studies in Social Sciences, 4(2), 213-234.
Skemp, R. R. (1976). Rel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instrumental understanding. Mathematics Teaching, 77, 20-26. doi: 10.4324/9780203403891-6
Usiskin, Z. (2015). What does it mean to understand some mathematics? In S. J. Cho (Ed.), Selected regular lectures from 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Mathematical Education (pp. 821-841). Switzerland: Springer. doi: 10.1007/978-3-319-17187-6_46 Van Den Heuvel-Panhuizen, M. (2003). The didactical use of models in realistic mathematics
education: An example from a longitudinal trajectory on percentage. Educational Studies in Mathematics 54, 9–35 . doi: 10.1023/B:EDUC.0000005212.03219.dc
Vygotsky, L. S. (1962). Thought and language (E. Hanfmann & G. Vakar, Eds. and Trans.).
Cambridge: MIT Press.
Vygotsky, L. S. (1978). Mind in Society: Development of Higher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M.
Cole, V. Jolm-Steiner, S. Scribner, & E. Souberman, Ed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lassis, J. (2004). Making sense of the minus sign or becoming flexible in `negativity´.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14(5), 469-484. doi: 10.1016/j.learninstruc.2004.06.012
Vlassis, J. (2008). The role of mathematical symbol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umber conceptualization: The case of the minus sign.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21(4), 555-570.
doi: 10.1080/09515080802285552
Whorf, B. L. (1956). Language, thought, and reality: selected writings. Cambridge: MIT Press.
Wible, D. (2005). Language learning and language technology. Taipei: Crane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