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研究集刊
第五十四輯第一期 2008年3月 頁1-14
科舉制度中三個重要問題的現代分析
周 愚 文 摘 要
中國科舉制度起於隋而終於晚清，當 1905 年上諭廢科舉時，世人以為影響士 人千年的制度終於走入歷史，考試不再領導教學。然事與願違，長期以來，兩岸 教育制度中依然看到舊科舉的影子。本文旨在從現代的角度，挑出三個古今都持 續面對的大問題來做探討，希望能夠找出啟示。三個問題分別是：人才供需是否 失調、科舉能否促進社會流動、及考試選才方式能否廢除。最後發現在強調社會 公平的傳統價值觀、社會資源僧多粥少、及人才供需失衡等等因素影響下，類似 過去科舉以公開考試取才的方式，仍將續存兩岸。
關鍵詞：科舉考試、社會流動、供需失調、大學聯考
周愚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為：t04035@ntnu.edu.tw
投稿日期：2007年9月17日；修正日期：2007年11月15日；採用日期：2008年1月3日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arch, 2008, Vol. 54 No. 1 pp. 1-14
An Analysis of the Thre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System in Imperial
China through Modern Viewpoints
Yu-Wen Chou Abstract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system in imperial China was started in the Sui Dynasty and abolished in the late Ching Dynasty in 1905.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sys- tem would not influence scholars any longer. However, such kind of dail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t schools of Taiwan and China is still conditioned and dominated by the examination system.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quire the three important issues of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system in imperial China through modern viewpoints. The three issues are discussed one by one, including im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of schooling, the function of examination for promoting social mobil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bol- ishing social selection by open examinations.
From the study, it is found that the emphasis of social equality, the scarcity of so- cial resources, and the imbalance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human resources still exist in Taiwan and China. Therefore, it is considered that such kind of open examination system similar to the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will still be existent in Chinese society.
Keywords: civil servant examination, social mobility, imbalanced supply and dem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Yu-Wen Chou,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t04035@ntnu.edu.tw
Manuscript received: Sep. 17, 2007; Modified: Nov. 15, 2007; Accepted: Jan. 3, 2008
壹、前 言
清光緒 31 年（1905 年）9 月上諭，自丙午科起，停止科舉考試（陳學恂主編，
1986：579）。原本以為中國士子不再受到「考試領導教學」或是「考試指揮棒」
的影響，可以根據教育目的與理想，安心學習。然而事與願違，如今兩岸中小學 生仍持續為升學考試所苦，好不容易擠進大學，以為一躍龍門後，可以平步青雲，
飛黃騰達；但是卻因為大學生人數激增，造成「文憑貶值」，畢業後還要面對另一 波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大學生失業（待業）已成為新世紀的常態。另外，原本 清寒子弟，希望十載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後，能夠脫貧致富，但是卻發現向 上流動的機會，並未因大學錄取名額增加而大開。最後，國家能否不再透過考試 來選才？然在競爭人數日增的情況下，除各級學校入學考試外，連公民營機構聘 任人員時都無法避免採用此法，甚至不得不用。以上種種現代的教育問題，早在 科舉盛行的年代，就已經出現過，且並未因廢除科舉而消失或獲得解決。因此，
本文從現代的角度，挑出三個古今皆持續面對的人才培養與任用上的大問題來做 探討，希望能夠找出啟示。這三個問題分別為：人才供需是否失調問題、科舉能 否促進社會流動問題及考試選才方式能否廢除問題，茲分述如後。
貳、人才供需是否失調問題
首先，關於人才供需是否失調問題，指的是人才培養與社會需求產生落差的 問題。如果供不應求，一來會引發民怨，二來會造成社會發展受阻。對於前者，
各國 19 世紀以來，普及教育及實施義務教育的理由之一，即是要滿足各種性別、
階級、背景人民的教育需求，於是義務教育年限（或離校年齡）不斷延長，而普 及教育的範圍，由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而逐漸進入高等教育階段，20 世紀後期，
高等教育已漸由過去的菁英教育向大眾化邁進。然而一旦滿街都是讀書人，人人 都望成為白領階級時，就業市場便出現供過於求的現象，於是「高學歷、高失業 率」的問題便開始浮現。
過去人民接受教育的機會非常有限，基本上的問題應是供應不足，何來供需 失調，供過於求呢？茲以清代為例，說明如後。
周愚文（2001：46-47）曾研究發現，在官學生總人數上，自唐以降是逐漸增 加的，亦即讀書人進入官學受教育的機會，在總人數（絕對數）上是增加的。但 是如果進一步分析，官學生總數占該朝代總人口千分比時，亦即計算相對量數時 卻發現是維持在一定的百分比上，比值約在人口數的 1‰-2‰間。根據周愚文
（1996：192，261，263；2001：45-46）初步粗略估算，唐代的比率約在 1.26‰-1.74‰，宋代的比率約在 1.39‰-1.75‰，元代的比率約在 1.95‰，明代的 比率約在 0.53‰-1.9‰，清代的比率約在 1.8‰-2.4‰。
照理以上比率甚低，能夠入官學讀書的總人數仍十分有限，應不會出現供過 於求的現象，但是實際上明清時期不只出現，而且問題頗為嚴重。
首先，從供給面看，清代地方的府州縣學都有一定學額，各地不一，並且有 時亦會因特殊原因而增加1，至於中央國子監生，亦有名額，但有增有減（清史稿 校註編纂小組，1986：卷 113，3137）。根據今人張仲禮（張仲禮、李榮昌譯，1998：
100）的估算，清代生員總學額，在 1850 年太平天國之前，為 25089 人；之後 30113 人，暫時增廣生額為 484 人。至於實際文武生員總數，太平天國之前為 739199 人，其中文生員 526869 人；之後 920597 人，其中文生員 642537 人。另外國子監 五貢生的名額，太平天國之前，約為 36200 人，之後約 39900 人之間（張仲禮、
李榮昌譯，1998：129）。而這些監生、生員，雖然被視為有功名出身，享有免徭 役、供給膏火、免賦稅及受功名等士子的特權（周愚文，2001：28-32），但未來 最大的希望，仍是有朝一日高中科舉，入朝為官。然而總數逾 110 萬的讀書人，
是否有等量的入仕機會？此點，便涉及需求面的問題。
其次，就需求面看，清代入仕的主要管道，也就是所謂的「正途」，主要是透 過科舉考試，自清順治 4 年（1651 年）開科以來，每 3 年一舉，268 年間正科加 恩科，共開 112 科，約錄取 26300-27400 人，平均每科約 240 人（周愚文，2001：
1 有關數額可參見崑岡（1899/1976）的《欽定大清會典事例》以及清代官修（1974）
《學政全書》。
37，148），其總數略高於明代的 22400-24800 人（平均每科 280 人）（周愚文，2001：
148）。顯然供給面與需求面出現巨大的落差，如果粗略估算，整個清代官學生（含 生監）中舉入仕的機率約是 2.3%左右。換言之，逾 97%的人一輩子注定與科舉絕 緣，如果要進一步了解供需失衡的狀態，可以太平天國後的情形為例，進一步分 析。
當然在當時，除了科舉正途外，還有庇蔭、捐官等所謂的「異途」。就當時官 方部門能夠容納讀書人的數量，除正式內、外文職官吏約 2 萬人（費正清編、張 玉法主譯，1987：16）外，光緒時期各級官學教授（含教授、訓導、學正、學諭 等）計 3017 人（崑岡，1976：卷 6，1），這也是士子可選擇的出路。再不得已者，
則是轉型改習幕，去當師爺，其雖非正式的官員，但是如受東家重視，其影響力 不亞於正式官吏；據費正清統計，十八世紀清代幕府總數約 7500 人（費正清編、
張玉法主譯，1987：16）。再不得已的話，未入仕前，地方的生員，如能貢入中央 國子監，繼續保留一個儒生身分，按時領取津貼2也能暫時免於失業，其人數如前 述太平天國之後，約 39900 人。如將以上公部門所能容納士子的總數合計，約 70417 人，僅佔地方生員總數的 10.95%；換言之，近 89%（約 57 萬人）無法進入仕途，
供過於求的現象是非常嚴重的，再加上清代捐官風盛，更使仕途壅塞。面對如此 龐大一群人，朝廷既無法根本解決其就業問題，甚至未能意識到供需失調所造成 的社會問題，而是放任這些人自謀生路。對於這一群身無長技而只會八股文的士 子，上焉者可能改行從商，自謀「生理」；次焉者，擔任塾師，啟迪童蒙，教書餬 口；再次者，或仗本身讀書識字，擔任包稅人，或者擔任訟師，出入衙門，包攬 訴訟。這些工作，雖官府曾嚴禁，但無法根絕（費正清編、張玉法主譯，1987：
136-137）。這幾類的人，究竟有多少，並無確切數字可依。但可以確定的是，這 些職業應無法消化過剩的逾 50 萬人力。
其他可能的去處，可能是以醫卜為生，可能測字算命看風水，也有可能是撰 寫小說戲曲以餬口。像盛清時撰寫《儒林外史》的吳敬梓（1701-1754），以及晚
2 以乾隆時期為例，戶部所發膏火銀，內班生每人每年 24 兩，外班生每人每年 6 兩
（稽璜，2000：卷 69，5470）。
清時撰寫《官場現形記》的李伯元（1870-1909），都不應是特例。這些出處，則 散見在傳記、戲曲或小說中。其中人物或為虛擬，但卻反映出社會的現象；至於 潦倒一生，流落異鄉，或無以維生者，恐無法勝計。
歸根結柢，造成此種現象的根本原因，是人才培育與人才選擇及任用間完全 脫節，仕途窄而學校寬，以致出現瓶頸，人力供過於求，以清代政府財政力量論，
實無法大幅增官設職，吸納讀書人，以降低失業率；但是它恐怕也不願意大幅刪 減官學生名額，放棄牢籠天下讀書人的機會，進而激發民怨，如此一來，政府的 決策陷於進退兩難，只得任由問題持續。又以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言，中國本屬 農業社會，晚清工商活動雖勝於前，但是就業市場恐無法吸納這些過剩的人力（過 度教育的人力）。
光緒時期原本擬以漸進方式，分三科以 10 年時間，逐步減少科舉錄取名額，
直到廢止，以便能疏散過多的士子。但是迫於內外情勢，以及封疆大吏的逼迫，
最後不得已於光緒 31 年（1905 年）上諭，自丙午科起，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
各省歲考、科考亦立即停止（袁世凱等，1905：530-533）。亦即預定自 1909 年的 丙午科起，完全廢除科舉。但是供需失調的問題，並未因廢科舉而解除，反而更 嚴重，因為原本制度變革的 10 年緩衝時間沒有了，當時約有 595600 傳統士人（含 2600名進士，8000 名舉人，35000 名貢生，55 萬名生員）（曾重凱，2007：97），
將何去何從？雖然稍早 1904 年時清廷已頒〈奏定學堂章程〉，廣設各級西式學堂，
希望這些舊士子能入西式學堂就讀，但是成效如何？根據曾重凱（2007：97-99）
的研究發現，2600 名進士皆可順利進入官場，廢科舉後影響不大，直到滿清結束。
至於近 60 萬生員及貢生，廢科舉後，約有 13.3 萬人（占總數的 22.43%）進入西 式學堂就讀，但約有 65.64%的人卻沒落於新時代中。
參、科舉能否促進社會流動的問題
過去贊成科舉者，主要的理由之一是科舉制度能促進社會流動，讓中下階層 的百姓，透過科舉考試，能夠入仕為官，脫胎換骨，向上流動。但是根據不同的 研究，結果卻讓人失望，科舉制度愈到明清，發現此種功能又無法發揮。因為真
正素寒之家的子弟，能夠中舉的比例愈來愈低。成效如何，學界有正反兩種主張。
但無論如何，就自唐至清，錄取總人數言，約在 92150-199797 人之間（周愚文：
2001，148）。李弘祺（1982：292-293）指出宋迄清科舉出身者的總數，約占人口 總數的萬分之三至十間。王炳照、徐梓（2002：70）則指出，唐至清歷代科舉進 士占總人口數的比率，約在千萬分之三十一至千萬分之六百四十七之間。由此可 知，就透過科舉入仕的總人數，占人口總數的比例甚低，故其造成的社會流動及 影響就不宜高估。再者，這些入仕的極少數人，也不盡是社會中下階層的百姓。
就出身而言，限於考試資格的規定，婦女及百工、倡優、皂隸子弟均不許應試（周 愚文，2001：155）。
根據 Ho3（1964: 114）的研究指出，明代進士中，來自三代俱無功名家庭的 士子比率，由 1371 年至 1496 年的 58.2%，降至 46.9%（1505-1580 年），再降至 28.5%（1586-1610 年）。清代則由 1652 年至 1661 年的 29.2%，降至 15.8%
（1673-1703 年），再降至 15.5%（1822-1904 年）。至於清代貢生與舉人中的比率，
則為 20.1%（Ho, 1964: 116）。換言之，無背景的素寒子弟，在科舉考試中錄取的 比率，由明代前期的近六成，降至晚清的一成五。亦即是科舉考試對三代有功名 的家庭子弟，愈來愈有利。如果，以科舉最頂端狀元的背景看，清代 114 位狀元 中，在 92 位背景可考者中，有 45 位出身於由科舉而顯赫的仕宦之家（占 48.91%）， 21位來自書香門第（占 28.82%），26 位來自父祖無功名的平民之家（占 28.16%），
2位係商人捐職家庭（占 2.17%）（吳建華，1994：763）。如此一來，科舉考試不 是在促進社會流動，而是造成社會階級的再製，以致士之子，恆為士，百工之子，
恆為工，科舉為世人所詬病，此應是原因之一。
3 何炳棣（Ho, Ping-Te）所著之《The ladder of success of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為早期以量化分析科舉社會流動的重要著作之一，書中 他分析明清 12226 名進士的資料，具有相當代表性。
肆、考試選才方式能否廢除的問題
科舉制度，是過去傳統中國拔擢人才的方式之一，隋唐以後才漸成為主要管 道。原本培養人才與任用人才分離，學校與科舉不銜接，直到明代才開始規定「科 舉必由學校，而由學校起家不必由科舉」（張廷玉，1975：卷 96，1），亦即讀書 人，必先入學取得生員的身分，才有進一步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其選拔人才的 標準，由南北朝以前選舉制度的「才德兼備」或重「德」，而自隋唐以後改以「才」
為主（周愚文，2001：453）；而方式也改由考試為主，包括筆試與面試。至於所 謂「才」，不只限於經書與文學。唐代由於士子入仕，除了通過禮部試外尚須通過 吏部試，考試內容包括身、言、書、判四項（周愚文、徐宗林，1997：70-71），
因此包括執行政務所需的知識與能力。然而自宋以降，廢除吏部試，「才」的範圍 限縮於儒家經書；到了明清，更限於做八股文的能力。既然，此種選拔人才的制 度，無論在考試方式及標準上都備受爭議，而自唐起至清，歷代幾乎都出現過改 革，甚至要求廢止的主張與行動，廢後又再恢復（周愚文，2006：120），以致終 無所成。其原因何在？周愚文（2006：143-150）曾分析其主因有三：
一、就其選擇人才功能言，雖然歷代選拔人才的管道，不限於科舉一途，但 顯然地，除元代外，其餘四朝代科舉都是主要管道，而學校或制舉都無法取代之，
為何不能？主要理由如後：首先，就學校言，限於國家財力，因此限制了學校養 士人數，若廢科舉，則學校無法吸納全天下的士子，於是相對而言，科舉入仕管 道較學校寬。其次，就制舉言，除其不定期開科無法提供一個穩定的管道及人數 有限外，誠如劉海峰（1996：269）所言，以德取士，無法做到公正客觀。
二、就社會控制而言，科舉制度之所以存在的原因，便是它能協助朝廷進行 社會控制，亦即網羅與籠絡知識份子。儘管歷代方式不一，自唐以降朝廷更有意 以科舉來牢籠天下士子（周愚文，2001：223）。正因為有效，以致主政者雖明知 其會敗壞天下士子心性，但仍繼續保留而不願放棄此一控制工具。
三、就社會流動言，雖然如前所言，效果有限且漸減，儘管如此不理想，但 是科舉制度卻有三項特徵是學校或制舉等其他管道所欠缺的：（一）在流動方式
上，科舉提供的流動方式，是由所謂的「保薦性流動」轉向準「競爭性流動」，這 與之前的察舉或九品官人法不同；（二）在數量上，科舉提供的管道，與隋以前歷 代相比，或之後學校或制舉等其他管道相比，相對而言都較寬暢；（三）在選拔方 法與過程上，科舉提供了相對於其他管道而言更公開、公平的機會，因此，部分 滿足了平民向上流動的需求。除非學校與制舉能同時滿足上述三項條件，否則很 難取代科舉既有的功能。相對而言，科舉制度雖是個不滿意，但卻是還可以接受 且無法替代的流動管道，這才是科舉制度千年不廢的關鍵原因。
周愚文（2006：136-139）曾總結分析，歷代要停廢科舉的原因，除個別因素 外，還有一共同的理由，即是因為考試方式與內容的不妥，以致無法選拔出朝廷 所需的人才，所以才欲改行他途。停廢後，除元代外，其餘唐宋明清四朝代未及 20年又紛紛恢復。而恢復理由歷代不一，或因戰亂、或因改革者去職、或因替代 方式無法成為常制。如此一來，造成科舉制度持續存在。然為何其能長存而不易 廢除？主要是因為科舉制度提供了競爭性流動、其入仕管道較寬及其選擇方式較 公平、公正與客觀等是三項重要原因。
實施逾千年的科舉制度，晚清廢除後，是否會再恢復，因清朝覆亡，遂無法 判斷若其未亡是否會再恢復舊制。但可見到的情形是，它的幽靈卻仍出現在兩岸 的各級學校入學考試中，長期左右了學校正常教學。臺灣自 1999 年及 2000 年起，
升大學及升高中職，先後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周愚文、張鍠焜、黃春木，2005：
230，234），當時的教育行政首長宣稱其舉宛如過去廢除科舉，但是日後的變化卻 未見樂觀。因為實施多元入學方案後，學生考試壓力未減，補習現象變本加厲。
雖然在少子化及廣設高中及大學的政策下，學校招生名額已超過可能入學的學生 人數，而且狀況將更惡化，考不上學校比考上更難，但是升學主義未滅，競爭壓 力未減，對於多元入學不公的批評聲起（教育改革連線，2003），而希望恢復聯招 之聲 2003 年以後再起。為什麼被推出門的科舉考試幽靈，還會有不少人想再迎回 來？
可能的解釋理由是，在兩岸社會中，仍然保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與「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傳統價值觀，使得人人都希望扮演領導者角 色。然而在社會分工下，整個社會結構，或各行各業中，管理階層總是在金字塔
的頂端，只限於少數人才能爬上，學校教育則是讓一般平民百姓子弟有機會爬上 頂峰的方法。如何分配教育資源，則成為兵家必爭之地。照理當學校入學機會大 增，學生數量大幅擴增後，壓力應會將低，但是日、韓及臺灣之例發現事實不然，
量的擴增，不表示各學校間質的均等。優劣之間，校際間差距反而加大。社會上 用人不只問有無大學資格，還要問是哪一所學校，公立或私立，以及就讀哪一科 系。因此，大學文憑已不是就業的保證，有些人的文憑較值錢，有些人的文憑則 可能被認為毫無價值。有報導指出，2007 年 7 月 10 萬多名初次尋職者中，臺、
成、清、交等國立大學畢業者尋職相對容易，但是冷門校系則遍寄履歷卻苦無面 試機會，形成強烈對比。又指出有 24%的職場新鮮人連一次面試的機會都沒有（〈社 論〉，2007）。於是問題便回到該如何分配這些受社會重視的大學科系名額。原本 多元入學的想法，是基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專長，因此用同一種標準去 衡量所有的人，對有特殊天分的人是不公道的，因此希望透過推薦甄選的方式，
而非統一考試的方式，以便讓大學及考生都有機會相互選擇。
然而面對人口眾多、公共資源有限、競爭激烈的客觀現實環境，世人所優先 在意的，可能還是社會選擇機制（考試）的公平、公開與客觀。在價值觀上，筆 者以為臺灣社會還無法接受每個人入同一個學系時，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標準；對 於人性上，人們還不能信賴口試委員能在面試時，完全不受人情影響，客觀公正 評分。如此一來，以單一標準的統一考試來考選學生（聯考）或選拔公務員（高 普考），則又被納入考量的方式，甚至成為社會各界的最大公約數。換言之，大家 還是無法接受多元、多標準、多管道的觀念與作法，而寧願忍受考試領導教學的 種種惡果與弊端，也不願意容忍有限而稀少的資源，被少數特權人士或某一階層 不公平、不公開地分配。
伍、結 語
經由以上分析可知，科舉考試雖是一個老舊而為人詬病的制度，但是其所遇 到「供需失調」、「社會流動難」及「科舉廢而不止」三項問題，都對今日教育有 所啟示。
就第一點言，明白告訴吾人，如政府當局不考慮人才培養與人才任用間的平 衡，盲目相信「學校教育愈多、愈長、愈好」的假設，或欲以擴充教育機會來討 好人民，結果是都將面對供需失調的苦果。當學生拿到的是貶值的文憑，則需面 對大量失業惡景，而社會此時則必須要接受一大批過度教育但眼高手低、缺乏競 爭的「空殼大學生」。以臺灣為例，1994 年四一○民間教改革運動展開時，「廣設 公立高中大學」是主要訴求之一（四一○教育改造聯盟，1996：339-401），希望 藉此打破升學瓶頸，廢除聯考競爭，解除升學壓力。此後，大學快速增加，公私 立大專院校由 79 學年度（1990 年）的 46 所，增加至 1996 年 67 所，2006 年則再 增至 147 所（其中大學 94 所，學院 53 所，不含軍警及空大合計 9 所）（黃榮村，
2007：5）。2007 年大學聯考錄取率逾九成，出現落榜比上榜難，18 分即可上私立 大學，冷門校系註冊率會低於五成等怪現象（自由時報，2007），未來可能出現部 分校系招生不足而被迫退場。據前教育部長黃榮村（2007：6）推估，由於出生率 減少，自 7 年以後起算的 12 年期間，大學校院的容量將減少三分之一；或者後端 三分之一的學校，將有退場或轉型上的壓力。出現此種現象，是當初提倡教改者 始料未及的，此種一廂情願的盲目擴充，未顧及少子化的趨勢，不僅很快就出現 供過於求的後遺症，而且升學壓力未減反增，補習風氣並未消失。因為還是很多 人想擠進法律、醫學及電機等熱門科系。這些進入學校的人，4 年之後還可能面 對就業市場的競爭。依近幾年官方統計數據顯示，1990 年臺灣的失業率是 1.67%，
1995年是 1.79%，2001 年則增至 4.57%，2006 年降為 3.91%。2002-2006 年的平 均失業率為 4.52%（經濟部投資業務處，2007）；又 2006 年失業人口中高學歷（學 士及碩博士）占 21%，長期失業人口中高學歷占 22%（〈大學失業率〉，2006）；
又有報導指出，2006 年大學生的失業率是 4.36%（〈臺一月失業率創新低〉，
2007），比例較高。還有報導指出，2007 年 9 月，主計處公布同年「8 月人力資源 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大學以上學歷失業總人數高達 11.5 萬，失業率達 4.96%（〈八 月大學以上失業人數〉，2007）。換言之，放寬入學門檻，不顧就業市場的供需平 衡，最後就要面對供過於求、人浮於事的問題。
類似問題也出現在大陸，1990 年代，每年高校本專科畢業生人數，不及百萬，
當時在初步引入市場機制時就業困難即隱然若現，本世紀初以來高校快速擴張，
據統計顯示，2006 年大學畢業生已增至 413 萬人，但社會職場需求量只有 166.5 萬個位子，換言之，約 6 成的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在此情況，部分學生就報考名 校研究所，以爭取更好的工作機會，於是北京出現了所謂的「北漂考研族」（〈北 漂沒有根〉，2007）。類似現象也出現在臺灣，找不到工作的大學畢業生，就繼續 升學。於是研究生人數也大幅增加，碩士班由 1996 年的 35508 人，2006 年時增 至 149493 人；博士班由 9365 人增至 27531 人（黃榮村，2007：5）。此舉可能也 只是延緩失業的治標手段，高等教育供過於求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研究所畢 業後，仍有可能面臨失業，因此，廢除入學考試或是放寬以舒緩升學壓力，並無 濟於事。
就第二、三點言，既然兩岸都面對「人口眾多、機會有限」的壓力，如何選 擇公平合理的篩選機制，成為首要課題。如果選錯，不只無助於消除社會的不平 等，以及促成社會流動，反而更將使學校及選才制度成為再製社會不合理制度的 幫兇。面對此一情勢，吾人可能被迫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再度找回類似科舉精神 的考試方式，用同一種標準、以紙筆考試，衡量各種不同特長的人，不考慮情面，
不考慮特例，一視同仁，而且一試定終身。在臺灣，2007 年 8 月時，教育部考慮 要將大學甄選入學的名額比例鬆綁，由現行的 40%放寬，甚至到 100%，但是清大、
成大、臺大教務長，則表示不會照做，而仍然訂一定的比例（陳至中、韓國棟，
2007），餘額保留給考試分發入學。換言之，仍需要有一種類似科舉的統一考試來 篩選，不只是學校的入學考試而已，如要擔任政府中、低階公務員，則必須通過 公務員的高考或普考，就連公民營業企業要招募員工時，也要採取公開考試方式，
不論筆試或口試，在精神與形式上，便與科舉類似，錄取比例可能是十取其一，
甚至百中挑一。如 2007 年暑假華航招考 120 名空服員，卻有逾 6 千人應徵，就採 考試方式，分為初試及複試，複試包括英文聽力筆試與口試（〈華航招募空服員〉，
2007）；又如同年國營事業臺電招考 577 名員工，約有 1 萬 6 千人報名，錄取率 4.77%，方式中也包括筆試（蘇瑋婷、張翊誌，2007）。為何會如此？可能的原因 有二：第一是應考人數眾多，必須要有制式化的程序，才足以因應；第二是為避 免人情的困擾，用統一的標準，才能客觀遴才。而這些考量與理由，正是過去科 舉存在的原因之一。所以最後發現，在強調公平傳統的價值觀及社會資源僧多粥
少、人力供需失衡的現況影響下，類似科舉而以公開考試取才的方式，仍將繼續 存在著，科舉「廢而不止」，恐怕還要存在一段相當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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