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護病房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後維生醫療分析
馬瑞菊1 林佩璇1 葉書秀1 鄭婉如1 陳昱臻1 李佳欣1 蘇珉一2 蕭嘉瑩2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 1護理部 2內科部
摘 要
探討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後仍接受維生醫療處置狀況。採電子病歷回溯性調查設計，
以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08 月 31 日加護病房撤除氣管內管之末期病人共 126 人為研 究對象。統計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08 月 31 日 ( 共五年 ) 撤除氣管內管之末期病人 共126 人，撤除原因大多數為非癌末期病人 (n =114; 佔 90.5%)、癌末病人較少 (n =12; 佔 9.5%)。其中有 47 人 (37.3%) 在入住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撤管後死亡之個案有 113 人 (89.7%)、有 13 位 (10.3%) 出院返家。撤管病人有使用緩和鎮靜藥物者共 69 位 ( 佔 54.8%)、
撤管後仍持續使用抗生素治療者13 位 ( 佔 10.3%)、血管升壓劑藥物者有 3 位 ( 佔 2.4%)，統 計其撤除後仍持續接受之維生醫療以鼻胃管最多為3.6 次 (SD = 6.6)、抽痰及導尿管裝置天數 次之，而撤管後仍使用的維生醫療五年區間比較未見差異(p 值 =0.246)。撤除氣管內管有九 成係為非癌末期病人、近四成在入住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撤管後仍使用之維生醫療 在五年區間未見差異，維生醫療之使用以鼻胃管留置居多，因此建議持續推動預立醫療照護 計畫，對於末期病人人工營養、流體餵養( 鼻胃管 ) 之使用需在尊重病人自主前提之下充分 討論。
關鍵詞：加護病房 (Intensive care unit) 末期病人 (Terminal illness patient)
撤除氣管內管 (Withdrawal of endotracheal tube) 維生醫療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前言
台灣2000 年 6 月 7 日立法通過公佈實施的
「安寧緩和醫療條例」，罹患末期疾病的患者有 權利選擇不施行心肺復甦術(Do Not Resuscitate, DNR)，在病程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時，
以較有尊嚴的方式自然離開人世，免受人工維 生醫療拖延時日的痛苦1，而又於2013 年 1 月 9 日2修正條文將全安寧療護對象( 含癌症末
期病人、漸凍人、八大非癌疾病末期病人) 已 給予之維生醫療，在尊重末期病人的生命及醫 療自主權之下，經由二位專科醫師確診為末期 病人，且有意願人簽署之意願書時，得以撤除 之。雖然醫界經過多年的努力惟因撤除維生醫 療常因醫療人員或家屬不同選擇而有差異，也 易成為醫療人員治療與否之道德困境3。故研究 亦顯示加護病房末期病人仍有高達85% 接受維 生醫療且在半年內死亡4,5，國外學者Morrell 等
聯絡人：蕭嘉瑩 通訊處：台東市長沙街303 巷 1 號 台東馬偕紀念醫院內科部
(2016)6的研究指出，生命末期( 存活期 6 個月 內) 病人不適當的入住加護病房及在加護病房執 行之積極處置如侵入性治療、氣管插管、人工 呼吸器、血液透析( 洗腎 )、心臟節律器、葉克 膜、手術、複雜特殊的用藥、昂貴的治療等皆 視為維生醫療之客觀定義，其餘比較廣義的維 生醫療，還包括抗生素、人工水分營養( 靜脈 注射點滴、鼻胃管灌食) 等1。當病人處於不可 逆的朝向死亡時，某個醫療處置並不會為病人 帶來生理上的效益，或是處置所帶來的好處的 可能性極其微小，縱使有幫助也和其帶來的痛 苦或壞處不成比例，僅能維持末期病人生命徵 象，但無治療效果，僅在延長其頻死過程時，
是否仍要繼續使用？此亦成為醫界近年來頻繁 討論之議題。
近年來國外對於撤除維生醫療研究多有探 討，惟國內尚在起步階段，也缺乏加護病房傷 重不可治癒之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及撤除氣 管內管後仍持續接受維生醫療處置的量化比 較，故本研究旨在探討加護病房五年區間末期 病人撤除氣管內管之現況及撤除氣管內管後仍 持續使用維生醫療處置之分析，研究結果可作 為推動重症病患安寧照護之參考。
材料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及場所
本研究採電子病歷回溯性調查設計，研究 計劃經由醫學中心人體試驗委員會同意後執行 ( 編號 : 19MMHIS091e)。以電子病歷搜尋方式 列出某區域教學醫院從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8 月 31 日 ( 共五年 ) 期間撤除氣管內管的病 人126 人 ( 排除未滿 20 歲、外科借床之病人 ) 為研究對象。收案流程圖見圖一。
研究工具及資料處理與分析
參考國內外之文獻以自擬之研究工具「撤 除 氣 管 內 管 病 人 調 查 表 」 進 行 資 料 收 集， 調 查表內容包含二個部分；第一部份：年齡、性 別、 急 性 生 理 性 健 康 評 估II (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APACHE II)、格 拉斯哥昏迷指數(Glasgow Coma Scale, GCS)、
加護病房住院天數、呼吸器使用天數、入加護 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末期定義係以Salpeter (2012) 7研究；小於或等於6 個月存活期之病人 定義為末期病人】、撤除原因為癌末或非癌末、
撤除病人末期疾病分類、撤除氣管內管後病人 動態、撤除後是否給予緩和鎮靜藥物、撤除後 有無給予血管升壓劑藥物、輸血治療、抗生素 或是全靜脈營養治療等。第二部份：統計病人 撤管後仍接受之維生醫療【係指當病人處於不 可逆的朝向死亡時，某個醫療處置並不會為病 人帶來生理上的效益，或是處置所帶來的好處 的可能性極其微小，縱使有幫助也和其帶來的 痛苦或壞處不成比例，僅能維持末期病人生命 徵象，但無治療效果，延長其頻死過程1。本研 究之維生醫療係指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後仍 使用之醫療處置皆涵蓋之】處置包含：抽血及 驗血糖、抽痰、洗腎、周邊及中心靜脈導管次 數，並將胸腹部侵入性治療或血管攝影檢查歸 類為其他類，以上數據以次數計，而點滴輸液 治療、導尿管、鼻胃管等以留置天數計算。並 比較近五年撤管比率及撤管後仍持續使用之維 生醫療件數。以SPSS for windows22.0 版進行資 料分析：描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頻 率、百分比、平均數與標準差等呈現；推論性 統計(inferential statistics) 之連續變項則以單因
撤除氣管內管病人：126 人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08 月 31 日)
撤除後仍持續之維 生醫療處置 入ICU 時即符合末期
定義之病人：47 人
死亡病人：113 人 出院返家病人：13 人 入ICU 時不符合末期 定義之病人：79 人
圖一：撤除氣管內管後維生醫療處置收案流程圖。
表一：撤除氣管內管病人基本資料(N=126)
變項 撤除氣管內管之病人
(n =126)
年齡(Mean±SD) 68(15.8)
性別
男 n(%) 80 63.5
女 n(%) 46 36.5
APACHE II score*1 (Mean±SD) 25.1(7.6) GCS 總分 *2 (Mean± SD) 6.8(3.6) 加護病房住院天數(Mean± SD) 11.1(8.9) 呼吸器使用天數(Mean± SD) 11.0 (9.6) 入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3
是 n(%) 47 37.3
否 n(%) 79 62.7
入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之 疾病分類
心衰竭 n (%) 4 3.2
老年症候群 n (%) 6 4.8
肝衰竭 n (%) 11 8.7
腎衰竭 n (%) 6 4.8
COPD n (%) 9 7.1
共病 >=2 n (%) 9 7.1
癌末 n (%) 2 1.6
不符合末期定義 n(%) 79 62.7 撤除原因
癌末 n(%) 12 9.5
非癌末 n(%) 114 90.5
撤除病人末期疾病分類
心衰竭 n (%) 18 14.3
變項 撤除氣管內管之病人
(n =126)
老年症候群 n (%) 23 18.3
肝衰竭 n (%) 20 15.9
腎衰竭 n (%) 13 10.3
COPD n (%) 14 11.1
共病 >=2 n (%) 26 20.6
癌末 n (%) 12 9.5
撤除氣管內管後病人動態
於 ICU 往生 n(%) 50 39.7
轉病房往生 n(%) 38 30.2
回家往生 n(%) 25 19.8
出院 n(%) 13 10.3
撤除後有使用緩和鎮靜藥物*4
是 n(%) 69 54.8
否 n(%) 57 45.2
撤除後有使用抗生素治療
是 n(%) 13 10.3
否 n(%) 113 89.7
撤除後有使用血管升壓劑*5
是 n(%) 3 2.4
否 n(%) 123 97.6
撤除後有使用輸血治療
是 n(%) 2 1.6
否 n(%) 124 98.4
撤除後有使用全靜脈營養治療
是 n(%) 1 0.8
否 n(%) 125 99.2
備註：
*1. APACHE II：acute physiology and chronic health evaluation II 急性生理性健康評估 II；臨床上用於評估入住加護病房的 疾病嚴重程度，越高分代表越嚴重。
*2. GCS 總分：格拉斯哥昏迷指數 (Glasgow Coma Scale, GCS) 評估意識程度，分數越高表示意識程度越清醒 ( 最低 3 分，
最高15 分 )。
*3. 入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末期定義係以 Salpeter (2012) 7 研究；小於或等於 6 個月存活期之病人定義為末期病 人。
*4. 緩和鎮靜藥物：係指臨終前有使用 Dormicum、Propofol、Morphine 等藥物者。
*5. 血管升壓劑藥物：係指臨終前有使用 Levophed、Dopamine、Bosmin 等藥物者。
( 續接右欄 )
子變異數分析(ANOVA) 檢定不同年度其撤管後 仍持續使用之維生醫療的平均值差異。本研究 設定p 值 < 0.05 為統計上有顯著差異。
結果
一、加護病房撤除氣管內管病人基本資料 2013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08 月 31 日 ( 共 五年) 撤除氣管內管之末期病人共 126 人，平 均年齡為68 歲 (SD = 15.8)，以男性為多 (n =80;
佔63.5%)、 女 性 較 少 (n =46; 佔 36.5%)。 疾 病 嚴重程度APACHE II score 平均為 25.1 分 (SD = 7.6)、昏迷指數 GCS 平均為 6.8 分 (SD = 3.6)、
加護病房平均住院天數為11.1 天 (SD = 8.9)、呼 吸器平均使用天數為11 天 (SD = 9.6)。入住加護 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者有47 人 ( 佔 37.3%)、
撤 除 原 因 大 多 數 為 非 癌 末 期 病 人(n =114; 佔
90.5%)、 癌 末 病 人 較 少 (n =12; 佔 9.5%)、 撤 除病人末期疾病分類中以共病最多(n =26; 佔 20.6%)， 老 年 症 候 群 (n =23; 佔 18.3%) 次 之，
其中撤除氣管內管後於ICU 往生之個案有 50 人 (SD = 39.7)、轉病房往生 ( 家屬陪伴中往生 ) 者 共38 位 (SD = 30.2)、回家往生者共 25 位 (SD = 19.8)、出院返家者共 13 位 (SD = 10.3) ( 詳見表 一)。
撤除氣管內管後有使用緩和鎮靜藥物者共 69 位 ( 佔 54.8%)， 仍 持 續 使 用 抗 生 素 治 療 者 13 位 ( 佔 10.3%)、血管升壓劑藥物者 3 位 ( 佔 2.4%)、輸血治療者 2 位 ( 佔 1.6%)、全靜脈營 養治療者有1 位 ( 佔 0.8%) ( 詳見表一 )。
二、撤除氣管內管後仍持續之維生醫療比較 加護病房撤除氣管內管之126 位末期病人 中，統計其撤除後仍持續接受之維生醫療以鼻 胃管最多為3.6 次 (SD = 6.6)、抽痰次數及導尿 管裝置天數次之( 詳見表二 )。
三、撤除氣管內管五年區間之比較
比較各年度撤除氣管內管之比率，發現逐 年略有增加之趨勢( 詳見表三 )。
四、 撤除氣管內管後仍使用的維生醫療件數之 比較
比 較 各 年 度 撤 除 氣 管 內 管 仍 使 用 的 維 生 醫療件數未見顯著差異(p 值 =0.246) ( 詳見表 四)。
討論
本研究發現撤除氣管內管病人中高達37.3%
在入住加護病房時即符合末期定義，除了因末 期疾病之定義具有某種模糊的彈性，不同的醫 師有不同的判準外亦可能與民眾就醫習慣之不 表二： 撤 除 氣 管 內 管 後 仍 持 續 之 維 生 醫 療 處 置 比 較
(N =126)
維生醫療*1項目 合計(n =126)
鼻胃管天數 (Mean± SD) 3.6(6.6) 抽痰次數 (Mean± SD) 2.4(7.9) 導尿管天數 (Mean± SD) 2.1(5.2) 抽血及驗血糖次數 (Mean± SD) 0.9(2.6) 周邊及中心靜脈導管*2次數
(Mean± SD) 0.8(1.8)
點滴輸液治療天數 (Mean± SD) 0.2(2.0) 洗腎次數 (Mean± SD) 0.1(0.5) 其他侵入性檢查或治療*3天數
(Mean± SD) 0(0.2)
備註：
*1. 維生醫療：本研究之維生醫療係指末期病人撤除氣管 內管後仍使用之醫療 處置皆涵蓋之。
*2. 中心靜脈導管次數：此指 Femoral line、CVP line 及 PICCO。
*3. 其他侵入性檢查或治療天數：將胸腹部侵入性檢查如 chest tube、pig tail、PCN、PTGBD、PTCD 歸類為其 他侵入性治療；血管攝影則歸類為侵入性檢查。
表三：撤除氣管內管五年區間之比較 撤除氣管內管年度 2013.9-2014.8
(n =2136) 2014.9-2015.8
(n =2175) 2015.9-2016.8
(n =2277) 2016.9-2017.8
(n =2372) 2017.9-2018.8
(n =2451) 合計 撤除氣管內管之比率*1
n (%) 2(0.09) 18(0.82) 31(1.36) 44(1.85) 31(1.26) 126(1.1) 備註：*1. 撤除氣管內管之比率：係指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數除以加護病房住院病人數。
同有關，由於國人習慣將病情惡化之重症末期 病 人 送 至 醫 院 往 生， 據 此， 學 者 曾 在 加 護 病 房如何善終一文中指出；惟有減少末期病人不 適當的入住加護病房比率，並在入住加護病房 前先篩檢是否符合末期定義，同時召開家庭會 議，會議中說明入住加護病房的必要性暨選擇 維生醫療之優劣，取得病人與家屬共識等，或 可使末期病人免於維生醫療之苦8。本研究發現 撤除之病人中有90.5% 係為非癌末期病人，可 能因政府多年來在癌症安寧療護大力的宣導與 推廣下，癌末病人已較少入住加護病房或使用 維生醫療，因此在加護病房中因醫藥罔效而撤 除延命維生治療者就以非癌末期病人居多9， 然非癌末期病人居多，肇因末期疾病之定義具 有某種模糊的彈性，若將判斷的主要責任放在 醫師的評估上，在臨床診斷中常陷於混沌不明 的情境10。而病主法11中規範之「末期病人」
與「病人疾病狀況或痛苦難以忍受、疾病無法 治癒且依當時醫療水準無其他合適解決方法之 情形」等條件仍是較抽象的概念，標準也難以 訂定。反觀美國紐約州從2010 年修正「公共健 康法（Public Health Law）」，增加「緩和照護 資訊法(Palliative Care Information Act)」，明確 訂定臨終病人( 估計餘命約 6 個月以內 ) 有獲 得緩和照護資訊(palliative care information) 之 權利，即要求醫護從業者需提供末期病人資訊 (terminally-ill patients information)、緩和照護諮 商(counseling concerning palliative care)、臨終選 擇(end-of-life options) 之義務，在病人臨終時，
進行全面疼痛與症狀管理之法律權利，藉以緩 解病人痛苦並增進生活品質12。而減少末期病 人不適當的入住加護病房比率或可強化居家安 寧師之角色，向個案及家屬保證居家也能給予 及時的服務，增加居家訪視次數，於個案臨終 前能每日到府訪視提供服務，亦能降低家屬的
焦慮與不安8。
本 研 究 發 現 撤 管 後 死 亡 之 個 案113 人 (89.7%)， 有 13 位 (10.3%) 出 院 返 家， 與 國 外 研究13撤除維生治療後5.26% 病人存活出院，
Ferrand、Robert 及 Ingrand 等 (2001) 之研究有 8% 存 活 出 院14，Lobo 等 (2017) 15在84 個 國 家之研究其存活比例從南亞的90% 到大洋洲 的33% 不等，具有差異原因可能與研究方法及 維生醫療定義不同，本研究撤除維生治療係指 將氣管內管移除，但其他諸如鼻胃管、靜脈輸 液、輸血、抗生素治療等，因考量家屬感受故 仍保留故與國外研究相較之下具有差異。Lobo 等學者在84 個國家之研究亦發現；決定不予 (Withholding) 或撤除 (Withdrawing) 維生醫療除 了與國民所得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 有 關 之 外， 其 中 疾 病 嚴 重 程 度， 多 重 器 官 衰 竭，嚴重合併症，是決定不予或撤除維生醫療 的獨立預測因素，而在不予或撤除維生醫療的 決定中，全世界皆存在相當大的差異15。
本研究發現撤管後仍持續使用抗生素治療 者13 位 ( 佔 10.3%)、 血 管 升 壓 劑 藥 物 者 有 3 位( 佔 2.4%)，撤除後仍持續接受之維生醫療 以鼻胃管最多，平均為3.6 次 (SD = 6.6)、抽痰 及導尿管裝置天數次之。或與國情使然，家屬 無法接受全部撤除外，醫療人員亦考量家屬之 感受故無法完全停止維生醫療，惟國外實證研 究指出，鼻胃管或是胃造口灌食等醫療措施對 於 重 症 末 期 病 人 的 存 活 期 延 長、 營 養 指 標 改 善、 嗆 入 性 肺 炎 或 褥 瘡 風 險 的 降 低 都 沒 有 助 益，但生活品質卻大受影響16,17,18,19。而人工 營養與流體餵養亦被視為一種醫療處置(medical treatment)，此處置是病人或其代理人與其他維 生醫療處置相同的考量後，可以同意接受或拒 絕20。而2016 年 1 月 6 日由台灣衛生福利部 公布「病患自主權利法」條例中規定，符合臨 表四：撤除氣管內管後仍使用之維生醫療五年區間比較
撤除氣管內管年度 2013.9-2014.8
(n =2) 2014.9-2015.8
(n =18) 2015.9-2016.8
(n =31) 2016.9-2017.8
(n =44) 2017.9-2018.8 (n =31) P
*1撤除後使用維生醫療件數
(Mean± SD) 30(22.6) 12.4(20.8) 7.7(11.7) 12(25.4) 7.5(10.9) 0.246 備註：*1. 撤除後使用維生醫療件數：係指撤除氣管內管後仍持續使用維生醫療之總數稱之。
床中五大條件之一：末期病患、處於不可逆轉 之昏迷狀況、永久植物人狀態、極重度失智或 疾病狀況痛苦難以治癒，且本身有預立醫療，
醫療機構或醫師需依照其預立醫療決定終止醫 療維生儀器21，其中昏迷及植物人係為病患因 腦部受到傷害或疾病，喪失意識反應能力且臥 床不起，而經過觀察期六個月後，無法再復原 到原來的樣子，則稱之為永久植物人 22、極重 度失智症即為認知功能障礙含：記憶力與學理 能力、判斷力、計算、組織等執行功能都漸漸 衰退，甚至會出現個性改變、妄想或幻覺，而 造成工作及生活上之不便等23，若符合以上條 件，在使用醫療維生儀器時須審慎思考。
本研究發現五年區間撤除氣管內管之比率 為0.09%~1.85%，撤除氣管內管之比率逐年略 有增加之趨勢，但與波蘭的加護病房研究中指 出 無 論 年 齡 大 小， 有20% 臨終病人不予治療 (Withholding) 而不予治療比撤除治療更常見，
在加護病房的停留天數會影響不予或撤除治 療24。Lobo(2017) 在 84 國共 730 個 ICU 中之研 究發現；有1,259 名 (13%) 的病人不予或撤除 維生醫療，相較之下本研究之撤管比例明顯偏 低，可能因撤除維生醫療大多由醫療人員與家 屬討論後決定，然不同的疾病或不同的醫師其 表達方法有異，且家屬的偏好或認知狀態也無 法掌握15，而撤除維生醫療尚須考慮病人文化 背景、家屬成員的焦慮及醫療團隊成員的壓力 等9。本研究亦發現2013~2018 各年度撤除氣管 內管後仍使用的維生醫療件數未見顯著差異(p 值=0.246) 足見隨著時間之推移，國人仍無法接 受維生醫療全部撤除，尤以鼻胃管之留置仍居 多，據此安寧緩和條例指出；撤除維生治療其 後續的治療應非屬人工延命的維生醫療，而是 能增進生活品質的緩和醫療。因此針對末期病 人尤其撤管後仍持續使用之維生醫療，建議應 建立標準評估流程除免於病人受苦之外亦能重 視公平分配資源之需求25。
本研究只侷限於某區域醫院三個加護病房 之病人，是為研究限制之一，未來將擴大收集 台灣所有加護病房末期病人撤除氣管內管及維 生 醫 療 處 置 之 現 況， 以 提 昇 研 究 結 果 之 推 論
性。再則本研究設計係以病歷回顧，因此受限 於所有事件皆已經發生且資料是固定的而未能 探討加護病房負責照顧末期病人之醫師其對撤 除維生醫療之認知，又沒有比較末期病人撤除 氣管內管與未撤除氣管內管病人其臨床效益與 存活分析實為研究之限制，未來將繼續深入探 討以期維護生命末期病患善終之品質。
誌謝
本研究感謝收案中之所有病人，感謝您們 教導我們生命的課題，最後感謝加護病房所有 醫療團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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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trospective Study on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Endotracheal
Tube from ICU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Jui-Chu Ma1, Pei-Xuan Lin1, Shu-Shiu Yeh1, Wan-Ju Cheng1, Yu-Zhen Chen1, Chin-Hsin Li1, Min-I Su2, and Chia-Ying Hsiao2
1Department of Nursing, 2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Mackay Memorial Hospital, Tai Tung
Discuss the conditions of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receiving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endotracheal tubes. It's a retrospective study of electric medical records, targeted at 126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in intensive care units after the withdrawal of endotracheal tubes. We collected from 1st September 2013 to 31st August 2018 (in total of five years), there were 126 patients with terminal illness whose endotracheal tubes were withdrawn. Most of the withdrawal patients were not at the terminal stage of cancer (n=114, accounting for 90.5%). Few patients were at their terminal stage of cancer (n=12, accounting for 9.5%). Among these subjects, the conditions of 47 people (37.7%) match the definition of terminal illness when they were admitted to ICUs, 113 of them (89.7%) passed away after the withdrawal, and 13 of them (10.3%) were discharged home. The number of withdrawal patients taking palliative sedation was 69 (54.8%), and the number of those being still treated with antibiotics was 13 (10.3%) and with vasopressors was 3 (2.4%). It has been calculated that nasogastric tubes were adopted for the most times (3.6 times, SD=6.6) for the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afterwards, followed by sputum suction and foley catheter. Furthermore, the comparison within a 5-year interval when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was still used after withdrawal has not seen a big difference (p value=0.246). 90% of patients whose endotracheal tubes were withdrawn were not at their terminal stage of cancer, and nearly 40% have matched the definition of terminal illness when admitted to ICUs. Within the 5-year interval, no obvious difference was found on patients who received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after the withdrawal. Besides, nasogastric tubes were adopted the most in terms of the life sustaining treatment. As a result, it is suggested that advance care planning (ACP) be constantly promoted, and the use of artificial nutrition and hydration (nasogastric tube) be fully discussed in the premise of respecting patients’
autonomy. (J Intern Med Taiwan 2019; 30: 388-3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