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5月24日的暴動，在戒嚴時期的臺灣，顯然是極為異常的現象，
也是繼二二八事件後，臺北市第二次發生大規模的騷動。要如何詮釋這場事 件的歷史意義？首先，近年學者有針對提出美國「忠實盟友」提出質疑。73 的確，若站在中華民國政府的立場，美國在中國近代史涉入中國事務的比 重，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不減反增。而蔣總統對美國的不安，從國共內 戰、韓戰以來，與日遽增。加上政府有些高級將領、官員對美國相當友善，
70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市長編初稿卷十》，頁59。
71 「美國軍援顧問團與總政治會談紀要」（民國40年5月29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任內文件
（三）〉，《蔣經國總統文物》，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100–00052–019，入藏登錄 號： 005000000053A。
72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市長編初稿卷十》，頁145。
73 早年有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不確定的友情：臺灣、香港與美國，1945至1992》一 書。近年有張淑雅，《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新店：遠足文化，2011年11月）。
美國現實主義的立場，臺灣對美國的不信任態度，儼然成為研究臺灣國際關係史與近代中國史 的重要課題。
對於偏安一隅的領導而言，恐懼喪失領導地位是可以想像的。再者，美國駐 臺的人數直逼一萬人，生活經濟條件與國人有嚴重的差距，恐怕也加強國人 的不滿。故在劉自然遭槍殺後，親官方的報紙大肆報導與民眾暴動，意外地 釀成不幸事件。第三，劉自然事件彰顯了在臺灣的中國民族主義，儘管在這 場事件中並不成功。但是，這股伏流依舊潛伏在臺灣社會中，在特定事件中 再度顯現（例如：1964年因周鴻慶事件砸毀日本大使館）。74最後，針對劉 自然事件的歸責，中華民國政府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呈現解釋上的錯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在事件宣傳上的強化，塑造出策動的想像。而中華民國政 府也將事件歸咎「共匪乘機構煽」，75並且操作司法的程序。就目前資料來 看，尚未發現有中共製造事端的資料，卻因雙方敵對的立場反而對事件的解 釋呈現「不謀而合」情況。
所幸，劉自然事件最後在5月底前取得美國的諒解，並未產生後續效 應。是故，6月1日蔣中正總統旋即以「德薄能鮮，領導無方」76自比，並比 擬這場暴動宛如義和團事件。如上所述，6月中旬，遂針對40多名「不法份 子」進行審判，這些蔣總統口中，宛如義和團的「不法份子」，大多數人被 宣判極輕微的徒刑。倘若輕判40多名嫌犯或許尚能解釋是考量當時國內情 感，那麼針對黃珍吾（前臺北衛戍司令）、劉煒（前憲兵司令）等被撤職的 後續，或許就可以看出蔣介中正總統的真意。事過一年之後，1958年6月1 日，由王叔銘上簽呈，認為被撤職的黃、劉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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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參閱曾咨翔，〈臺灣國際地位與中國流亡政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 文，2010年），頁139–170。
75 〈社論：明是非 分敵友──總統文告之⓻示〉，《中央日報》，1957年6月2日，版2。
76 中央社訊：〈總統告誡全國人民 引為恥辱及時反省〉，《中央日報》，1957年6月2日，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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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蔣中正總統批「乙案可也」。事隔一年，處理態度丕變，應該是 考慮到國外壓力減輕之故吧。日後黃珍吾、劉煒、樂幹等仍然擔任政府職 務。78
本文的目的，並非非難暴動的產生。畢竟，一場暴動，是需要特殊的社 會背景與氛圍作為支撐。然而，誠如前言所述，歷史事實受限於歷史學家的 決定，劉自然事件之所以易於被世人所忽略，恐怕是與美國外交關係並未因 此而嚴重受損，然而，透過研究亦不難發現，中美關係不如外交辭令與政令 宣導般的美好、臺灣內部中國民族主義與蔣中正總統複雜的美國情結，這應 該是劉自然事件更為深層的面向吧。
77 「黃珍吾劉煒等二員簽請復職祈 核示」（民國47年6月1日），〈美軍士雷諾茲槍殺市民劉自然 案所引起之「五二四事件」〉，《國防部軍法局》，檔案管理局藏，檔號：0046/3135067/67。
78 黃珍吾之後奉派為總統府中將參軍，1962年退役後，轉任總統府國策顧問。1969年11月5日肝 癌病逝，享年70歲，參閱：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2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7年6月），頁231–232。劉煒免職後，在家閉門讀書。後出任國家安全局設計委員。1969 年6月24日病逝臺北，年64歲，參閱：劉紹唐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9冊（臺北：傳記文 學出版社，1987年9月），頁445–446。樂幹去職後，旋即奉調為國家安全局設計委員，於參 加國防研究院第二期受訓後派赴中東地區工作，1986年3月28日逝世，享年78歲，參閱：劉紹唐 主編，《民國人物小傳》，第11冊（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9年11月），頁34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