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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授《詩》的文本論其詮釋方法

許多學者似乎沒有注意到孔子早年授《詩》與晚年正《詩》的文本 可能存在著差異的問題,若能對這一點加以釐清,筆者認為是相當重要。

但孔子晚年所正的《詩》文本到底怎樣,由於史料缺乏,其詳不可得知,

但若依據漢代僅存的《毛詩》本,或許可於作為討論的起點,《詩》雖分 今古文兩家,各家故訓容有不同,但所依文本均為305 篇,應是一致的,

如同《春秋》三傳有別,但經文大體一致一樣。《毛詩》文本依《漢書•

藝文志》謂毛公《詩》傳自子夏,當亦傳自孔子晚年的編本,也許在後 代傳誦中其章句不能說絕無脫誤,但基本上全書結構應當無誤才對。如 此,可與孔子之前季札在魯觀周樂的《詩》序相較,推斷孔子是否對當 時《詩》文本有所調整,或者所謂「去其重」的問題。依《論語》中記

載孔子曾訓其子伯魚學《詩》,謂:「不學《詩》,無以言」(16.13)、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與?」(17.10)從語氣看來,應該是伯魚 15 歲左右,孔子教導兒 子學《詩》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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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少孔子46 歲的子夏向孔子學《詩》時,所討論 的文本確與《毛詩》不同。《論語•八佾》篇記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3.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在《毛詩》文本中無此三句,

但前兩句則出現在〈衛風•碩人〉章中,依〈碩人〉章的文理,原詩應 無「素以為絢兮」句,故自古以來都推定為逸詩。然子夏所學的《詩》

文本當是來自孔子,所以,才會據此問孔子此詩有何含意,而孔子則從

「繪畫之後加上素描,讓畫更美麗」來類比詮釋:「美麗的笑容,動人的 眼神,加上粉妝更漂亮。」的詩本義,子夏當下了解到這就是孔子平時 所主張:「仁質而後禮文」的道理一樣。所以,孔子贊美他說:「您真能 啟發我,現在我可以同你論《詩》了。」再舉一例,〈學而〉篇中記載: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 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 者。」(1.15)

18 據《孔子家語》孔子二十歲生伯魚,若伯魚亦十五歲始學,則孔子引導他學《詩》時亦約當 孔子三十五歲左右,而這時《詩》文本已有〈周南〉、〈召南〉,陳亢少孔子四十歲,則陳亢 問伯魚最早當在孔子五十五歲左右,而孔子至六十八歲返魯始正樂,則《詩》文本之重編本 當在此時,此後由子夏所傳,《毛詩》之祖本當據此。

在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修養情況如何時,孔子確認為這樣 還不夠,如果能做到「貧而樂,富而好禮」會更好,於是子貢由此想到 此道理與〈衛風•淇奧〉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意思相通,也就 是先前所說的意思了,孔子馬上贊許他,現在可以跟他談《詩》了。為 什麼呢?因為子貢懂得類比,告諸往而能知來者。這裡透露出孔子解

《詩》的方法,那就是「類比」,正是所謂「能近取譬」、「舉一反三」。

再舉一例: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 思也。夫何遠之有。」(9.31)

這是孔子對作此詩者的批評,此詩句不在《毛詩》文本中,但它可以出 現在孔子當時所據以評論的文本中。筆者可以合理推測,由於此詩是推 託之辭,顯示作此詩者不夠真誠,沒有借鑑作用,就在晚年正《詩》之 文本(重編本)中刪除了。據此,可推知孔子在正《詩》前未必不引用 來作反面教材,不然也不會在《論語》中有此記載。合理的假設是:孔 子早年採用魯國官府所藏的《周詩》文本,應該與季札觀周樂時的《詩》

文本相同,但後來又收集到〈魯頌〉、〈商頌〉,在孔子晚年寄望王道 於未來的情況下重編了《詩》文本,這個文本有它特有的結構,也就是

「四始」──「〈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 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它如同因魯史作《春秋》一 樣,不免經過筆削,如不信其刪,也不能說他完全沒有重編過,否則難 以解釋為什麼會與季札觀周樂時魯樂工所歌的《詩》序略有出入,請見:

但在歌〈頌〉上,並無周、魯、商之分,筆者推斷,應該只有〈周頌〉,

因為他是來觀周樂的,固然在那個時已存在著〈商頌〉、〈魯頌〉,但不一 定收編在《周樂》文本中,屈萬里先生推斷孔子雖未刪《詩》,但對它 有過一番重編或整理的工夫,〈商頌〉、〈魯頌〉之收入〈頌〉必有理由,

他說:

因為魯是侯國,宋是亡國之餘,它們的詩既不應該和王朝的頌一 視同仁的平列。而且如魯頌的駉和有駜,絕不像頌而像國風;魯 頌的泮水、閟宮,商頌的殷武,這些阿諛時君之詩,論其體裁,

也類雅而不類頌。而這些詩竟都被編在頌裡,實在不能不使人感 覺著奇怪。……恐怕公羊家「新周、故宋、王魯」之說,恰恰搔 著了癢處。如此說來,孔子把魯詩編入頌而和周頌等量齊觀,正 合春秋的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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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風無魯詩,魯頌四篇,皆非廟堂祀神之辭;其體實兼風雅,而 與頌殊。乃亦列之於頌者,蓋今本三百篇之編定出於魯,等魯於 王,所以尊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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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武之篇為美宋襄公無疑,然非正考父所作。餘篇疑亦宋襄公時 所作;蓋襄公修行仁義,稱霸一時,自念為王者之後,因制禮作 樂,以仿有周,而作此頌,乃甚自然之事。其人其事,正與魯僖 公相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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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先生以〈魯頌〉與〈商頌〉乃美魯僖公與宋襄公之詩,孔子將它列入

〈頌〉,有如上的考慮;筆者再進一言,所謂:「樂正,〈雅〉〈頌〉各得

20 屈萬里,《詩經詮釋‧敘論》,頁 9-10。

21 同上,頁 600。

22 同上,頁 616。

其所」,當包含魯詩、商詩之入〈頌〉,其例亦不外《春秋》借事明義,

前明「王魯」,後彰「故宋」,實含《春秋》「存三統」之義。

依上所說,孔子之詮釋《詩》,其方法非僅從「引《詩》」、「論

《詩》」中見,更應從孔子早年引、論《周詩》文本到晚年本素王之志 以正《詩》來看。因此,對孔子而言,正樂即等於正《詩》,正《詩》

必得提出新編本,如此新編本就成為孔子詮釋《詩》最具體的表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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