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Ben-DavidWSloczower
( 1962:
132) 的看法，在推動新式大學治理時，德 國其實比其他國家具有更多的優勢，此優勢來自其聯邦政治結構。在此結構中，各邦擁有很好的型塑潛能(
gestaltungsHihig )
，例如:在十九世紀時期，德國境 內即因邦國林立，形成一種類似競爭性聯邦體制，而為大學體制之制度性創新，提供很好的發展契機，並使得德國大學取得世界領先地位。
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各邦文教部長會議定期召開，不斷地謀求彼此間之共 識與統一，形成各邦高度統一與固定的治理制度。至 1970年代，透過聯邦層級 之《高等學校基準法〉立法，進一步強化各邦間的一致性(
Schimank & Lange
,2006
)。直到 1990年代末，大學危機的討論達到高潮，人們才意識到各邦間之統 一性，不僅不利於大學改革，反倒成為阻礙改革之途的大石頭。因此，德國在 1998年修正《高等學校基準法》﹒廢除許多國家對大學之管制 與組織結構之統一規定，因而使得大學享有更多的自由、激勵更多的變化與創 新，以及提升大學競爭力 (Sandberger， 2002: 126) 。
甚至，在《基本法〉之「合作式聯邦制」架構上，德國在2006年再度進行聯 邦體制改革，針對〈基本法》中有關聯邦與各邦立法權限劃分進行調整，強化 各邦的立法權限，期使朝「競爭式聯邦制J
(Wettbewerbsf
Oderalismus
)方向發 展(Frank & Heinicke
,2009)
.以克服聯邦層級之冗長與複雜的決策過程，以及 聯邦與各邦間的權賣不明等問題(CDU & CSU
,2005:
32) 。尤其是廢除〈基本 法》第75條之聯邦政府「通則立法權」的規定，俾使聯邦與各邦立法權貴的歸屬 分明 (Georgii& Borhanian
,2006:
26) 。以此. {高等學校基準法》失去了《基 本法》之授權基礎，而於2008年被廢止。如此一來，國家對大學之管制權限又回 歸各邦，使得各邦的大學朝多元化方向發展。近年來，德國大學進行大幅改革後，大學管理體制歐動許多改革措施，例 如:預算編列鬆綁，聯邦體制逐步邁向分權化趨勢等。這可以從以下措施看出:
各邦對於大學預算管理較為開放、實施目標協議與「績效導向資金分自己J .以及 成立「高等學校校務諮詢委員會」等。多樣化改革措施，有助於為不同目標採取 適當的新制度規定。
再者，傳統德國的高等教育協調模式，主要立基於國家管制與學術自治之二 元模式。例如:從Clark
( 1983
)的三角協調模型觀之，市場的力量最弱，這主 要表現在大學的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撥款，而與其辦學續效無闕，甚而將市場導向 排拒於外。依前述之「績效導向資源分配」小節，德國始於 1998年的〈高等學校 基準法〉修訂時，才將二者連結掛勾。而且，依前述「預算編列」小節，過去德 國政府對大學預算之分配與使用的相關規定，明確且近於僵化，大學不具有經費 使用的靈活性。凡此種種，皆可顯示市場力量在德國大學的調控作用並不顯著。張源丞 德國高等教育治理之改革動向
123
德國大學改革後，其管理體制朝更具競爭力、靈活與有效率的方向發展，市 場條件正逐步增強，以品質與效率為目的的競爭機制正逐漸形成。另外，國家對 於大學的管制，從細部性調控中淡出，而趨向宏觀性調控。例如:透過「目標協 議」對大學進行宏觀性調控，並賦予大學更高度的自主。
而且，學術自治的調控力量在此波改革中減弱了，其權限被轉移至外部利 害關係人之校務諮詢委員會與大學內部的行政上自主調控。換言之，大學內部 的某部分力量減弱，而另一部分的力量則增強，且外部利害關係人之調控亦增 強，但從前述 Clark
( 1983
)的模型中則難以闡明此間曲折。以下再藉由Lange(2009a:
77) 在〈德國新社會之學術正當性需求>(Neuer gesellschaftlicher Legitimierungsbedarf der Wissenschaft in
Deutschland) 之研究結果，以圖 5 說明五 項協調與控制機制的強弱位移。...
1970-1998 年德國大學之治理圖 5 德國大學之新舊治理對照 資料來源:整理自 Lange
(2009a:
77).前一階段為 1970"-1998年，該時間的分段著眼於1970年代德國高等教育大幅
擴張;而 1998年則大幅修正《高等學校基準法~ ，此為二十世紀高等教育邁向自 由化之里程碑，且其自由化發展動向至今未歇，因此，以 1998年做為分界點。
依圖 5 所示，德國大學治理改革後，傳統大學管理之二元模式，即國家管制 與學術自治，其對大學的調控強度均減弱，而大學內部行政上自主調控、外部利 害關係人之調控，以及競爭調控等，則都被強化。質言之，自德國成立第一所大 學後，以國家管制與學術自治為主的治理模式，在近年來的自由化改革浪潮中，
此兩大調控機制強度均漸減弱，而輔以其他三種調控機制。這種調控模式之轉移 清楚顯示，德國大學的發展試圖回應經濟與社會的需求。從市場導向角度來看，
大學教育已經成為一種「生產性」活動，因此，大學的目標除了保有過去的理念 外，亦須通過教學與研究的辦學績效，使其與社會發展形成良性之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