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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高等教育治理之改革動向 張源泉
向更好的方向發展。畢竟，指南針不等於目的地，制度的建立雖多以理念肇端，
但需以實踐落成。在大學與政府簽訂協議後，繼而大學必須與其內部各學院，各 學院再與其系所，進一步訂立目標協議，如此一來，國家、大學、學院與系所間 的關{系，便是以目標連接的紐帶關係所組成。各種不同層級間的目標協議，如圖
各邦呻校法 |
2020 年高等學校協定 I~)
目標協議/可
目標協議 G
目標協議/戶
大學
學院 系所
目標協議層級圓 圓 3
資料來源:研究者自行繪製。
但這種契約式調控工具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產生不少問題。 Nickel指出，在 早期有許多目標協議之目標設立較為模糊，亦未明訂未達目標之相應罰則(哥|自
Lange,2009a: 84) 。其後，有不少行政主管部門提出，不僅要與大學確立其應達
成的目標，還應明確化其其體措施，但這樣一來，又會壓縮到大學的自主裁量空 間。
換言之，只有當目標其有可實現性，且其目標實施過程真有透明性時，目標 協議才能成為適當的調控方式。男外，亦應將責任範圓明確化、結合賞罰機制，
並採取相應的控制與彙報機制，如前述之慕尼黑大學協議的內容。
(二)高等學校校務諮詢吞員會
下薩克森邦的費希塔高等學校( Hochschule Vechta) 於 1995年設立校務諮詢
委員會，而成為德國最先設立此委員會的學校(Meyer-Guckel，Winde
,& Ziegele
,2010: 26)
0 1997年，德國高等學校校長聯席會在〈高等學校組織與領導結構〉( Organisations- und Leitungsstrukturen der Hochschulen) 建議書中，倡議設置此
委員會 (Hochschulrektorenkonferenz， 1997) 。但至2008年《高等學校基準法〉廢止前，最後版本的條文內容中仍尚未出現 校務諮詢委員會 (Bundesministerium
der Justiz
,2007)
;情勢發展至今，唯一尚 未設置者僅在不來梅市(Bremen) (Bremer Landtag
,2010
)。而現今，此委員 會幾乎出現在所有各邦的高等教育之相關法規，成為德國大學外部利害關係人之 主要調控途徑之一。時至今日，校務諮詢委員會已為大學治理制度的一環。依Hiither
(2009:
50
)的看法，此委員會的建置係仿效英美大學的監督組織(Aufsichtsorgan ) .
也就是董事會。此制度運用於德國大學體制上，其功能一方面在於填補國家退出 大學之細部管制後所留下之管理真空，男一方面，則在縮減學術自治方面的權限 後，承接其所轉移的決策權。
校務諮詢委員會做為大學內部之權力機構，其組成人數在不同的邦不盡相
同。例如:在黑森邦為5---- 12人、下薩克森邦為5----7人;且就全德國的統計資料
來看，在校務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中，大學之內部成員占 40% .而外部社會人士占有60% (Bogumil
,Heinze
,Grol芯， & Gerber
,2007: 22
,24) 。在外部人士的組成 中，根據Bogumil等人 (2007: 44) 之實證研究，與眾多企業界代表呈鮮明對比的 是，業界之工會代表( Vertreter aus Gewerkschaften) 的比率還不至IJ3% .顯然處
於邊緣化的境地。校務諮詢委員會幾乎囊括大學所在地之各個利益團體代表 (Bogumil
et
此，張源泉 德國高等教育治理之改革動向 113
2007: 44)
，包括政府機關代表、政黨領袖、大型企業主管、民間社團領袖等。前任高等學校校長聯席會主席Landfried
(2000:
5-的對此委員會的設置予以非常 正面的評價，他認為其設立不但能增強大學與社會的互動，更重要的是，可為大 學提供一個擺脫國家持續與直接的干預，並增強以學術品質為本的大學自治之可 能性。校務諮詢委員會的設立方式，在不同的邦有不同的方式;在石勒斯益希一荷 斯泰因邦 (Schleswig-Holstein)與布蘭登堡邦(
Brandenburg)
，設立了「邦立高 等學校校務諮詢委員會J (Landeshochschulrat )
，而在其他各邦，則只在大學內 部設立該委員會(Huther
,2009: 65 )
Muller-Boling進一步指出，一般校務諮詢委員會有權決定大學領導層之任 免、參與大學組織規程之制定、監督預算之執行、參與大學的長期發展規劃，以 及擁有大學組織發展的部分決定權，例如:成立或關閉一些中心、系所與學院等
(司!自 La時e，
2009a: 85
)。以布蘭登堡邦的校務諮詢委員會為例， {布蘭登堡邦高等學校法》
(Brandenburgisches
Hochschulgesetz) 第 63條第 1 項規定 r 應為公立大學設立 邦立高等學校校務諮詢委員會;該委員會在大學履行其任務及與邦政府相關人員 合作時，加以協助...J(Brandenburger Landtag
,2004: 41
)。且依該法第 63 條 第2項規定，校務諮詢委員會真有四大任務:對校長與系務會議提出基本事項之 建議;參與決策大學之發展計畫;對邦政府相關部會提出大學預算之編列;提出校長候選人名單 (Brandenburger Landtag
,2004: 41 )。乍看之下，該校務諮詢委
員會的任務僅有四大項，似乎不多，但觀其內容則掌握了大學管理經營命脈之所 在:重要的人事與財務決定權，校務諮詢委員會的權限可謂逐日擴大。不過，也有批評者指出，校務諮詢委員會屬於「門外漢委員會」
( Laiengremium )
，這些「占多數之非學術人員，可能反過來干擾學術工作」(Kruger
, 1997) 。還有人從法治國角度出發，認為此委員會「非屬議會監督範圍 J
(parlamentsfreier Raum)
，其權限過大且缺乏必要之監督(Schulz&Kurschner
, 1997) 。另一些批評者則提出，校務諮詢委員會只不過是換了名稱與形式的「政府部會之影武者 J (
Ersatzministerium ) (Wintermantel
,2007)
;也 就是僅僅是政府教育部會之傀儡罷了!甚至許多人擔心，以外部業界代表為主要成員之校務諮詢委員會，會讓大學淪為私人企業利益之囊中物，因而嚴重賊害大 學之研究與教學自由。然此說雖言之鑿鑿、近於聳動，卻尚無實證研究能予以證 實(
Lange
,2009a: 85
)。或許很多人對於校務諮詢委員會的質疑，可以在以下的事件中獲得共鳴:
2007 年夏天，在黑森邦 (Hessen) 議會為歌德大學 (Johann
Wolfgang
Goethe-Universitat) 是否設置校務諮詢委員會表決之前夕，該大學法學院全體教授在 公開信中旗幟鮮明地呼籲:大學不是企業、大學不需要校務諮詢委員，並對於 學術自由的前途戚到憂心 (Dekan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