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申請資格，不少產業代表提到認定困難的問題，例如臺北市音 樂業職業工會林水和理事長提到自由接案者為該產業工作者的常態，有
時口頭約定，經常無簽約單據，更無固定雇主。
我們大多數會員皆為自由接案者，符合文化部自然人申請 條件，但是證明文件太難取得，包括音樂老師、歌手、主持人 等等都沒有固定雇主，餐會、晚會、廟會的接案都是口頭上的 約定，演出前都沒有簽約單據，都是由一層一層媒介和口頭約 定，所以取得證明比較困難（頁122）。
根據臺北市電影戲劇職業工會的調查（頁 157）指出，僅有 35%
的工作者在接案時有簽書面合約，但高達 60% 的工作者幾乎都以「口 頭約定」接工作，以致於無明確的證明文件。臺灣電影製作發展協會吳 功理事長提到電影拍攝期間，許多兼任人員編制並不被列入公司員工的 狀況，這也讓人員資格認定在補助政策上受到排擠，因此基於電影拍攝 現場勞動情況考量，則提出受補助資格不應只限制於「月薪工作者」。
我們很多的演、職員都是臨時招募的，對於臨時招募的 人，我們都只幫他保平安意外險，所以，勞健保部分，他們都 有 各 自 的 單 位 、 勞 健 保 都 由 他 們 各 自 的 單 位 去 處 理 （ 頁 108）。
文字工作者，例如影評、劇評、編劇等，也很難符合各項身分認 定。國際劇評人協會臺灣分會黃佩蔚秘書長指出，很多文字工作者不被 認定的問題，並且指出雖然紓困政策立意良善，但卻忽略文字工作者實 際的工作條件與狀況。
評論這個項目其實很難包括在任何的類別當中。……我們
到目前為止所知道最清楚的就是文字工作者是沒有被納入類別 或身分項目的，所以有其他的類別被忽略恐怕也是理所當然的 事情（頁109）。
幾乎所有產業代表發言都有提到的勞健保問題，顯示紓困政策忽略 了當代文化產業勞動者大多數為自由接案者，並且無固定雇主，因此有 些人會找工會靠行保勞健保，但是沒有工作時可能連勞保也繳不起，大 多數人也直接透過戶籍地區公所投保健保，這些不穩定的勞動者身分，
變成不具勞健保身分的補助申請資格，在疫情之前就是脆危的狀態，但 在疫情中，由於傳統身分認定勞動補助措施並不包括這些不穩定的勞動 者，以致於疫情當下更彰顯出文化勞動彈性化的常態，以及政策並未針 對這種主流的文化勞動情境提出相對應的社會安全保護網。
關於勞健保身分的認定看似很合理，但其實大家知道更實 際的狀況是，我們有更大部分的人是連勞保都繳不起的，然後 健保其實是保在區公所。即時上工……他還是要具有勞保的資 格或者是就業保險，或者是你要有一個勞保的年資多久以上，
或者是你的薪資要求要多少，這些條件其實都沒有多少人可以 達到，所以這些看似立意良善的措施，其實我們很多人都是看 得到吃不到（黃佩蔚，劇評人協會／頁109）。
拍電影的時候，所有的演、職員會參加劇組，但我們不會把 他列入公司的建置，不會把他列入公司的員工去做健保（吳 功，電影製作發展協會／頁107）。
另外，雖然文化部提到當時第一波的申請補助的數量約有 4300
件，但是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的調查（頁 119）顯示，實際上影 視產業工作者申請補助的人很少，累計電影和電視部門的事業單位與自 然人申請件數一共只有137 件，占申請總數 4300 件的 3.19%。
在公聽會中，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楊芸蘋理事長提到，申請 數量過少的原因就是因為大多數申請者被告知不適合申請。這些影視工 作者無法申請補助的四大原因：包括(1) 沒簽約的自由工作者；(2) 非 本國資金支持的影視製作作品；(3) 工作項目被延期辦理不能申請；(4) 工作項目認定是電影或電視製作規格才能申請補助。更重要的是，楊芸 蘋指出最基層的影視工作者，幾乎都是助理，對他們來說，在疫情當下 是完全沒有工作也完全沒有保障的。
我們的幕後工作者都是自營作業以及自由工作的，他們都 是真正的 freelancer，在接案的時候，只是用電話聯絡告訴他 某某月的時候大概要開個什麼戲，要開案，結果還沒有開始，
約還沒有簽，然後就告訴你疫情來了，所有的案子和活動都取 消，那怎麼開案呢？沒有案可以開。這樣子的人數居大部分，
我的會員有幾千人是這種狀況，這個部分都是口頭告知，而且 這樣子的自由工作者都是助理，都是最基層的，反而是他的頭 頭還可以有一些地方可以找工作做，他的助理是最基層的，在 他身邊的人根本就沒有工作可言，所以收入完全是零（頁 119）。
由於以上身分限制的問題，臺北市電影戲劇業職業工會楊芸蘋理事 長在公聽會建議文化部的紓困 2.0 方案，能夠放寬標準：「如果他沒有 書面的證明，是不是以我們工會二代健保的繳費證明或是工會開具的其
他證明來取代，確定他是從事這個工作者就可以來申請」（頁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