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在美國雖然有著悠久的歷史，並且在當前的 活動中顯示了新的公眾參與的力量，但是它在美國社會中仍然是一種非 主流的存在。這種非主流狀態表現在如下方面：雖然在 2003 年反對聯 邦通信委員會全面大幅放鬆媒介所有權管理的活動中有300 多萬公民簽 署反對的意見，公眾參與的幅度也確實超過了歷史上的公民媒介改革運 動所能發動的公眾人數，但是其中積極的媒介改革者卻是少數。而且，
300 萬人在美國社會中仍然是少數；另一方面，美國的主流媒體（專業 化的商業大眾媒介）均對公民媒介改革運動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可想 而知，一個得不到主流媒體呈現的運動很難說是主流的；美國公民媒介 改革運動的組織和活動，包括思想的呈現，都主要依賴某些個人，當這 些人因為各種原因停歇下來的時候，運動本身也就無以為繼。而且，美 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歷史發展呈現出週期性的起伏。這些都說明公民 媒介改革運動缺乏制度性的基礎。
從表面來看，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非主流狀態是主流媒介邊緣 化媒介改革運動的結果。確實，媒介改革的議題長期以來不能得到主流 媒介的報導。第二次媒介改革大會召開的時候，會場中只有一名記者，
而且還是來自加拿大的記者。媒介改革運動作為一種社會運動，它需要 通過大眾媒介來發動公眾、證實自我、擴大範圍。因為公眾主要通過大 眾媒介接收資訊，公民社運組織的專有資訊通道不可能接觸到大範圍的 公眾。因此發動公眾必須通過大眾媒介。大眾媒介的報導也是社會運動 的重要性得到證實的重要方式（Gamson & Wolfsfeld, 1993）。同時，
媒介改革運動作為一種異議資訊，它擴散傳播的機會受到三個方面的影
響：大眾媒介的報導度（visibility），同盟者、反對者或者權威機構的 回 應 （resonance ） ， 這 些 回 應 的 支 持 度 （ legitimacy） （ Koopmans, 2004）。但是美國社會的主流媒介，幾乎全是商業媒介，長期以來都對 媒介權利議題保持高度的敵意。媒介改革運動由於致力於市民社會對媒 介的控制，往往訴諸媒介的制度、結構問題，更是受到主流商業媒介的 反對。
從深入的社會原因來看，美國公民媒介改革運動受到自由主義的社 會制度和觀念的制約，要發展為一種主流的社會運動十分的困難。這實 際上是公民媒介改革運動的自由主義瓶頸，或曰自由主義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的史學和政治學都指出美國的社會發展 存在一致性，即自由主義是美國歷史上占主導地位的傳統（Hartz, 1955
∕張敏謙譯，2003; Hofstadter, 1948/1994）。雖然自由的內涵是發展變 化的（Foner, 1999∕王希譯，2003），但是美國自由主義傳統的功利主 義基礎、對個人自由和平等、財產權的信奉，對個人偏好的肯定，以及 對個人奮鬥的責任的強調等因素卻是不變的（錢滿素，2006）。這種民 主制度在建制上主要是自由主義的民主範式，注重保障消極自由，防範 對個人自由的侵犯。雖然當代資本主義的政治哲學都包容了部分共和主 義民主的觀念（許紀霖，2004），近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文化和價值問 題也往往成為兩黨對壘的勝負手（許紀霖，2005；薛湧，2005），甚至 有所謂的「文化大戰」之說，但是美國社會所信奉的自由理念並沒有發 生根本的變化（Fiorina, et al., 2005）。
在這種自由主義民主的制度下，所謂公民自治實際上就是代議和憲 政。正如羅爾斯（Rawls, 1971∕何懷宏等譯，1988: 217-8）所言，這種 制度需要公民參與，但是「參與原則……不規定一個公民權利和義務的 理想藍圖，也沒有提出一種要求所有人積極參與政治事務的義務。」相
反，他指出，「在一個治理良好的國家中，只有較少的人花費大量時間 來從事政治，因為還存在著人類善的許多其他形式。」「許多利益集團 和政治生活中心都有它們的一些積極成員在照管它們所關心的事情。」
在代議的民主制度中，個人的偏好和自由才是一種主要的「善」。在自 由主義民主視野中，共和主義民主觀所宣稱的參與公共事務的善則不被 認為是一種目的性的善，而更主要的是工具性的善。
因此，政治冷漠實際上是現代社會憲政代議制的積極內涵，它意味 著人們有追求個體偏好的自由。當然，政治冷漠有一個底線。但是美國 社會的政治冷漠遠未危及到民主制度的存亡（任東來，2004）。正是在 憲政和代議的民主觀念中，我們就能理解自由主義的最低公民參與理論 的觀點：政治冷漠是社會穩定的指針（Berelson, 1954），民主參與並 非越多越好（Huntington, 1975∕馬殿軍等譯，1989），只有當出現危 機的時候，公眾才有義務積極參與政治事務（Ackerman, 1991/2003）。
因此，如果憲政代議制仍然是現代社會的主要制度框架，如果自由 主義民主仍然是人們所信奉的主要民主觀念，那麼政治冷漠就不可避 免。或者，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本無須避免，因為它是現代民主的應有 之義。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現代民主共同體已經遠遠不同 於古代的民主共同體。現代民族國家因為實現了普遍公民權，公民數量 遠遠超過古代城邦共和國。代議制是現代政治制度的唯一選擇。這就使 得公民參與的方式、內涵和力度、可感知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這種 情況下，如果用過去，比如雅典城邦的那種「可控」的參與感來要求當 今社會，就不再科學。另一方面，大部分的現代公民都是自食其力的勞 動者，而不再是衣食無憂的奴隸主。他們為了生存需要付出大量的勞動 時間，他們不再有那麼多的時間和精力去處理國家政治事務，甚至無法 全面弄懂日益複雜的政治和經濟問題（在政治正確的話語之下，這一點
不再有人提起，但是卻仍然符合社會現實）。那麼在良好運轉的社會制 度之下，政治冷漠實際上是對人的解放。代議制的民主允許部分人搭便 車具有進步意義，雖然一種理想的民主理論可以設想人人都自己開車，
但那不是現實主義。
不管是從制度設計還是現實運作來看，自由主義的民主傳統都沒有 給予媒介改革廣闊的空間。美國社會根深蒂固的觀念，包括相信市場、
肯定消費和娛樂的價值，形成了媒介改革難以突破的瓶頸。如果媒介改 革漠視這些觀念的合理性，偏執地否定提供這些服務的商業媒介，那麼 媒介改革將很難獲得普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