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如顧頡剛《春秋三傳及國語之綜合研究》、楊伯峻《春秋左傳注》皆推斷《春秋》不出孔子之 手。然亦有學者主張孔子確曾修撰《春秋》，如張以仁〈孔子與春秋之關係〉(收入《春秋史論集》)。
47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所輯錄戴震之言。
48 同上注。
《春秋》經有其特殊的書寫方式，多稱「書法」或「義例」，即是其書之體 例也。《春秋》既為史書，成於史官之手，則「寓褒貶，正名份」的義法亦為《春 秋》之通例。因古今事遷勢移，對於《春秋》所記之文字，若能了解其「書法」、
「義例」，當有助於通讀經文，故後世學者多將研治《春秋》之書法當作治學要 務。早在孔子傳授門徒之時，即以明白《春秋》之義法為要務，如《孟子‧離婁 下》云：「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
《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 則丘竊取之矣。』」可見孔子主張閱讀《春秋》，不僅在於明白其中所記之史事，
更要了解其中蘊含的微言大義。此乃《春秋》能從史書的地位，提升至經書的 價值所在。
戴震亦甚為重視《春秋》之義例，嘗云：
《春秋》一再傳，而筆削之意已失。故《傳》之存者三家，各自為例，以 明書法，不得《春秋》之書法者蓋多。何卲公、杜元凱諸人，徒據《傳》
為本，名為治《春秋》，實治一《傳》，非治《經》也。唐啖、趙、陸氏而 後，言《春秋》者一變。迨宋而廢例之說出，是為再變。49
蓋《春秋》自魯國史官記載之後，殘缺、凌亂和後人增改之處不少，其後《公 羊》、《穀梁》及《左氏》三家之《傳》出，名為解《經》，實多發揮己說，各自 為例，故不得《春秋》之書法者多。何休《春秋公羊解詁》及杜預《春秋左氏經 傳集解》、《春秋釋例》，皆僅據一《傳》治《經》，所見有所偏蔽也，如陳振孫《直 齋書錄解題》評述杜預之書云：「專修邱明之《傳》以釋《經》，後世以為左氏忠 臣者也，其弊或棄《經》而信《傳》，於《傳》則忠矣，如《經》何？」及至唐 代，啖助《春秋集傳》、趙匡《春秋闡微纂類義疏》、陸淳《春秋纂例》雜揉三《傳》， 以意去取，乃變專門為通學，此春秋經學之一大變也，故《經義考》引明人楊慎 之說云：「杜預作《春秋釋例》，趙匡作《春秋纂例》，蓋以《春秋》難明，故以
49 參見戴震〈春秋究遺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例求之。至於不通，則又云變例；變例不通，又疑經有闕文誤字。嗚呼！聖人之 作，豈先有例而後作《春秋》乎？」宋人研治《春秋》者甚多，如劉敞《春秋權 衡》與《春秋傳》、孫復《春秋尊王發微》、蘇軾《春秋集解》、胡安國《春秋傳》、
趙鵬飛《春秋經筌》等，大抵多承襲唐代啖、趙之說，擺脫三《傳》而直求《春 秋》經義，更有借《春秋》以明己意者，如馬宗霍評胡安國《春秋傳》云：「其 書事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採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 雍、程顥、程頤、張載之說以潤色之，惟作於南渡之後，故感激時事，往往借《春 秋》以寓意。」50胡氏之書對後世影響甚大，元明兩代科舉於《春秋》多推尊胡
《傳》，此書可說是宋代春秋學的代表作。
因此，戴震綜觀歷代的《春秋》學研究，認為過去學者或據《左氏》、《公羊》、
《穀梁》之一釋《經》，或雜揉三《傳》以求通《經》，甚至以己意改經解經，凡 此皆不明《春秋》之書法也。
戴震對於《春秋》之書法，認為不可與魯史記之例同條而論，其云：
《春秋》，魯史也，有史法在。古策書之體，其例甚嚴，所以為禮義之防 維而不敢茍，此則魯之史官守之。自魯公以來，行事有常經，魯史記書法 不失者，君子以為不必修也。而修《春秋》自隱始，則王迹熄而諸侯僭樂 壞禮，肆行征伐；諸侯之政又失，而大夫操其國柄。而廢例之說，知其益 疏矣。51
按：《春秋》原為魯史所記，再經孔子整理，起於魯隱公元年，而隱公以前 的史事則已亡佚。據《左傳‧昭公二年》：「二年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 政，而來見，禮也。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 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楊伯峻云：
大史掌文獻檔案策書。……《魯春秋》即《孟子‧離婁下》「魯之春秋」。
《春秋》為列國史之通名，《墨子‧明鬼下篇》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
50 參見馬宗霍《中國經學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年 11 月)，頁 120。
51 參見戴震〈春秋究遺序〉，收入《戴震文集》卷十。
宋之春秋、齊之春秋，故魯史曰魯春秋。下言「吾乃今知周公之徳與周之 所以王」，則韓起所見《魯春秋》，必自周公姬旦以及伯禽叙起，今《春秋》
起隱公，訖哀公，自惠公以上皆無存。《公羊傳》又有所謂「不修春秋」，
即未經孔丘所改定之《春秋》。萬一其言可信，韓起所見必《魯春秋》簡 策原本。52
因此，魯國史書應自周公起始，韓起所觀之《魯春秋》，其年代有在隱公之 前者，今本《春秋》則僅記隱公以下者，故《春秋》未能盡同魯史。至於戴震說 隱公開始諸侯僭樂壞禮，肆行征伐，情勢與隱公之前不同，故《春秋》書法乃與 魯史記有異。然而，《春秋》歷十二公，二百四十餘年的時間，期間政治環境變 化甚大，又記史者歷經數人之手筆，其體例當有不能全同者，又何況隱公以前之 史實呢？不過，《春秋》作為魯國史書，其體例當仍大致符合古代史書的體例，
如西晉武帝出土的《竹書紀年》，據《晉書‧束皙傳》記，此書「蓋魏國之史書，
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杜預《春秋左氏傳後序》記「其著書文義，大似《春 秋經》，推此足見古者國史策書之常也。」劉知幾《史通‧惑經篇》：「《竹書紀年》， 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由現存《竹書紀年》的佚文來看，如《紀年》
云：「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春秋‧隱公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又 如《紀年》：「隕石于宋五」，《春秋‧僖公十六年》經文同；又《紀年》：「周襄王 會諸侯于河陽」，《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其中最後一例之「周 襄王」之事，實乃晉文公召襄王與會，而非襄王召集諸侯，但以臣召君，不符合 封建禮制，故以維護君臣名份、褒善貶惡為己任的史官乃改書為「會諸侯于河陽」
或「天王狩于河陽」也。凡此皆可證《春秋》與《竹書紀年》一樣，乃古代史官 所記也，其記事之簡略概要近同，且皆存有「尊王室，卑諸侯」、「為尊者諱」的 史家書法。
蓋古代史官，乃掌管各種法典文件及天文曆法、祭祀與朝會儀式等，成為國
52 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1991 年 9 月)，頁 1226-1227。
君左右重要的諮詢顧問，史官乃又有輔佐國君、規諫勸戒之職，如西周初年之史 官史佚，《左傳》、《國語》嘗引用其言，如《左傳‧宣公十二年》：「史佚所謂毋 怙亂者，謂是類也。」《左傳‧僖公十五年》：「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
無重怒。』」《國語‧周語》：「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
事莫若咨。』」因此，史官在紀錄史事時，亦可藉由書寫文字的變化，寓藏其褒 貶勸戒于其中，以為統治者讀史後引為借鑑之用，其即後來所說的《春秋》義法。
楊寬亦云：
史書的記載，特別是《春秋》的記載，是為了從中吸取統治的經驗和教訓 的，因此史官在記載歷史時，無論內容和措辭，都必須著重於「勸戒」， 於是有所謂「春秋筆法」，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 章，盡而不污，懲惡而勸善」(《左傳‧成公十四年》)。53
因此，《春秋》之「書法」，乃古代史官記事之特殊方式，包含文字書寫格式 以及「勸善懲惡」、「端正名位」、「爲尊者諱」等封建禮制思想等，確實是後人研 讀《春秋》必須掌握的文例，也才能有助於全文之通讀，並能正確明瞭史事之因 果。不過，如前所述，春秋之「書法」並不能一體適用，其前後歷經不同史官紀 錄，當有不少所謂變例，故亦不能過度執著于所謂「書法」，僅可作為研讀之參 考資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