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從《伊犁條約》中得到的各項特權。1674 月初，俄國外交部已確定對中俄 修約之方案：以中國政局變動為由，拒絕恢復修約談判，將舊約延長 10 年 或至少 5、6 年。同時將已變得對俄不利的百里免稅規定取消。1685 月，陸徵 祥返抵中國，觀望一陣後，6 月 10 日，正式接掌外交部，旋因捲入組閣風潮 辭職。1912 年俄庫使抵北京，9 月初，照會外交部，要求舊約展限 10 年，
同意取銷百里免稅。169北京政府則要求取銷俄貨陸路進口稅減納三分之一，
俄方堅持不讓。170最後，清末民初修改中俄商約交涉，遂以舊約展限 10 年 告終。
七、結語
本文主要依據檔案，探討清季官方修約觀念的發展，以及中英、中西、
中俄 3 次到期修約的實踐嘗試。中英修約過去已有學者注意到，中西則從未 被研究過。這 2 次修約，雖經提出，但因內外種種不利因素，沒有持續推動。
中俄修約交涉過去雖有學者撰過專文，但受限於未使用檔案，不能深入。本 文則大量運用檔案史料，全面探討此清末最主要的修約交涉。
由清季修約觀念發展歷程考查，修約原是列強用以擴大在華利益的手 段，清末最早的修約交涉，常是列強主動提出的。清政府原來以條約作為羈 縻夷人的手段，加以當時條約之危害尚不明顯，故不願輕易修改。待遣使出 洋後，部分外交官逐漸理解到修約是國際常態，並見日本不斷試圖修約以回 復國權，已有中國應主動修約的提議。清政府真正主動修約，則發端於《馬
167 〈沙查諾夫上沙皇奏〉，1912年1月23日，見張蓉初譯，《紅檔雜誌有關中國交涉史料選譯》(北 京：三聯書店，1957)，頁234。轉引自樊明方，〈辛亥革命前後中俄關於修訂《伊犁條約》的 交涉〉，頁65。
168 〈外交大臣沙查諾夫致財政大臣和工商大臣——科科弗采夫和季馬舍夫函〉，1912年4月13日，
載《帝國主義時代國際關係》下冊，第2輯，第19卷，頁404。轉引自樊明方，〈辛亥革命前後 中俄關於修訂《伊犁條約》的交涉〉，頁65。
169 〈照復俄庫使中俄商約事〉，中華民國元年月日，《外交檔案》，03-23-091-03。
170 〈收駐俄劉公使電〉，中華民國元年12月28日，《外交檔案》，03-23-091-03。
關條約》之後，因財政需求，並見日本修約有成，加以朝野對條約之危害認 識較深，乃依據條約「十年屆滿」條款，於 1898 年主動向英國、西班牙提 出修約。然而甫提出照會要求到期修約，即因瓜分危機、戊戌政變、拳亂及 美西戰爭等內外不利因素而中止。這 2 次修約嘗試，雖尚未實際展開談判，
但收回權益的意識已經萌芽。
《辛丑和約》之後，清政府的修約努力頗有值得注意之處，主要是修改 商約與中俄修約交涉兩事，前者甚早受到學界重視，已有大批研究成果，後 者則遭忽略。171與各國修訂商約原屬列強主動，但清政府乘機維護國權，稍 得英、美、日國願考慮修改稅則及放棄領事裁判權之承諾。中俄修約交涉是 個被忽略的重要個案，筆者認為此次修約為清末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主動 修約。大陸學者樊明方已注意到此案，認為這次交涉「是根據中國要求進行 的，中國希望通過修約減少前此條約造成的損失。……這次修約的交涉是中 國的一次用外交方式部分挽回已失權利的失敗了的嘗試。」172
本文依據檔案，詳細研究此案。事實上曾紀澤在 1881 年商訂《伊犁條 約》時，已有日後修約的設想，並預留修約之餘地。《辛丑和約》之後，清 政府亟欲增加稅收，照會俄國希望修約，但無下文。光緒晚年，俄國依條約 中「商務興旺」條款，要求在烏里雅蘇台、科布多設領，清政府順水推舟，
藉同一條款要求徵稅，得俄方之承諾。然後乘條約 10 年屆滿，於 1911 年正 式提出修約，並派陸徵祥赴俄談判。此次交涉，雖因國力太弱，遭到俄國強 權之羞辱，最後勉強藉辛亥革命，中止談判，舊約延長，未達修約目的而告 終。但是中國外交的新精神，已由此次交涉中可以略窺一二。
清政府的修約認識，最早應始於對「利益均霑」條款的貽害，其後因財 政困難，希望增加關稅收入，修約要點放在提高關稅稅則，按實價確實徵稅，
以及因銀價下跌，希望改用英鎊或金價為徵稅標準。對俄則想去除陸路通商
171 如王爾敏，《晚清商約外交》，頁279，云：「關於晚清商約修約之主動權，七十年間全部操 於列強之手。毫無一次特例。」筆者認為此說稍過，中俄修約交涉可為反證。
172 樊明方，〈辛亥革命前後中俄關於修訂《伊犁條約》的交涉〉，頁69-70。
免稅、減稅的優惠。至於關稅自主，當時還無暇計及。對於去除或限制領事 裁判權，則已有討論與初步提議，但尚無實際行動。
中俄修約雖一無所成，但已展現依據 10 年修約條款，嘗試以「到期修 約」方式修改商約，去除俄商免稅優惠之企圖。足見清季外交並非完全被動，
有其國權意識萌發，與國內法制改革、立憲運動、收回路礦權相對應的，對 外要求修約的努力。若與民初北洋修約外交聯繫起來看，此次交涉從清末到 辛亥革命期間持續進行，直到民國成立之後，繼續由陸徵祥在北京與俄使交 涉，饒富清末民初外交傳承的意味。此次交涉固然未達預期目的，並體會到 修約僅憑恃條文是不夠的，沒有國力為後盾，只會增加羞辱。但此案也開啟 民初修約的序幕，隨之而起的民初修改稅則，與確實值百抽五交涉隨之而 起。到 1917 年參戰後，修約外交遂進入新的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