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代，矢內原忠雄對於臺灣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曾經有如下的 評價：
土地調查的效果，其一是明瞭了地理、地形而得到治安上的便利，其二 是整理隱田增加土地甲數，而且消滅大租權增加土地收益，因此得以改 正增徵土地稅而增加財政上的收入，其三是明確了土地權利關係，使其 買賣安全，而得到經濟上的利益。這個經濟上的利益，主要是誘引資本，
給予我（日本）資本家在臺灣進行投資土地、設立企業的安全。就如當 時執筆的竹越氏所說的，「內則使田制安全，外則使資本家放心投資於
65 關於臺灣的家產土地如何往個人主義所有權變更的研究，可以參考曾文亮，〈日治時期臺灣土地 調查事業中的「家產」問題及其解決〉，收於林玉茹編，《比較視野下的臺灣商業傳統》（臺北：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2），頁 349-384。
66 臺灣社會對於因繼承而產生之土地權利變更並不積極出面向法院登記，一直是臺灣總督府的頭 疼問題。即使到了1908 年，進行土地登記的比率也只有 50％（866,562 筆/1,718,786 筆），1911 年也只增加到60％。1911 年 8 月，殖民政府只好進一步公布〈相續未定地整理規則〉，《府報》， 第3309 號，規定：「業主死亡後 6 個月內，應為因繼承或遺囑的業主權之取得或保存登記，或 經親族協議為管理人之登記」，才有比較明顯的效果。臺灣社會即使繼承土地之後都未必出面向 官府登記業主權移轉，那就更遑論將土地析分開來（此在殖民地時代的法律用詞是「分割」。「分 割」後即使還是在同一個地號之下，每個個人所分割得到、可以單獨行使權利的部分稱為「持 分」）個別登記。
67 中華民國政府鑑於年代久遠之後，祭祀公業之「派下」（享有祭祀公業權益之成員）人數眾多，
無法促進土地利用，而於2007 年 12 月立法通過「祭祀公業條例」，企圖以降低派下共識決議條 件的方式，來活化祭祀公業的處分，但效果還是有限。
田園，其效果可謂永遠無限」。68 如此，土地調查就是臺灣資本主義化、
我（日本）資本征服臺灣的必要前提、基礎工程。69
土地調查事業的結果，確認了土地這種重要的生產材料，並使其權利關係 明確化，的確有助於日本之資本在臺灣進行土地交易與投資，為臺灣成為日本 之投資殖民地做好制度上的準備。矢內原所關心的問題是日本資本如何在臺 灣殖民地達成壟斷性的局面，而且總督府在這樣的過程當中扮演了如何的角 色（他曾經說殖民政府是日本資本在臺灣達成壟斷的「產婆」），70 因此他在評 價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時，自然會特別強調這個土地調查事業在確立土地 產權移轉之制度性保障上的意義。
但本文所關心的則是：為何總督府的土地調查事業可以順利地展開，並在 少有臺灣本地人的激烈抵抗下順利完成？經過詳細地檢視調查事業的展開過 程，我們可以發現日本殖民政府的這個土地調查事業，不論是調查地域或調查 手法，一方面已經有日本內地在明治初年「地租改正」的經驗，一方面則是建 立在大約十年前劉銘傳所進行的「清賦」之基礎上，而且完全承認「清賦」所 認定的民田業主之權利，即使碰到業主認定的證據不是很充分之情況下，也採 取寬鬆的認定標準，承認臺灣人的權利主張，因此可避免挑起臺灣人的抵抗。
但是，殖民政府片面地決定以公債完全買斷土地上的大租權這件事，為何可以 順利進行，少有引起臺灣大租權人的抵抗，卻還是有待研究的課題。
從臺灣土地制度史的脈絡來理解土地調查事業所具有的意義，也是本論 文的目的。從臺灣土地制度史來說，土地調查事業消滅了臺灣土地上的大租，
68 這裡引述的是竹越與三郎，《臺灣統治志》（東京：博文館，1905），頁 214 的論斷。
69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東京：岩波書店，1929），頁 18。
70 關於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灣》的性質，可以參考吳密察〈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臺 灣』的一些檢討〉，收於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主編，《民國以來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研討會 論文集（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1990），頁 1337-1354。又收於吳密察，《台灣近 代史研究》（臺北：稻鄉出版社，1991），頁 185-218。又，矢內原使用的日文原文是「助產士」，
其字面上的意思也就是「協助生產的人」。矢內原的原意是在強調總督府對於日本資本之在臺灣 達成壟斷，起到了「協助、促進」的作用。
並導入個人主義的近代式土地所有權。雖然面對這種具有革命性的制度變革 時，臺灣社會仍然不免以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殖民政府的新制度，而殖民政府也 不得不因應臺灣社會的固有習慣，妥協地承認諸如「公業」、「共業」等集體所 有形式。但即使如此，明治 31 年（1898）啟動的土地調查事業，已經為臺灣 百餘年來的土地制度革命，站上了起跑點，而且衝刺了最重要的一段路。也就 是說，雖然「革命尚未成功」，但是「列車已經開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