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探討我國民眾對立法委員代表角色的期待，以及立法委員實際上 扮演代表角色的情況。研究發現顯示，一般民眾較期望當立委在選區代表與 集體代表兩個角色無法兩全的時候，立委扮演集體代表的角色，以國家整體 的利益為優先。然而，立委代表的實際面卻是：當選區的利益與整體利益相 違時，立委不是站在國家整體利益的立場，而多半偏向選區利益的立場，同 時，更嚴重的是即便立委偏向選區，也可能僅是偏向選區內的一小部份與立
委接觸的特定個人或團體。根據研究發現，立委的此一著重選區的角色傾向 與四個因素息息相關：第一，立委為了當選連任，在 SNTV 制度下，立委有 向選區靠攏以獲得個人選票的強烈動機；第二，當發現其他立委都將國家資 源往自己選區爭取時，立委也必須去分國家資源的大餅，如若不然，則極可 能被選民懲罰；第三，由於立法與決策的重心不在立法院，以致於立委在立 法與決策上無法展現自己，不得不向選區發展，以謀表現的空間；第四，更 由於目前藍綠陣營的惡性競爭，使立委在立法與決策上能表現的空間更為有 限，唯恐成為敵對陣營的箭靶，寧可朝向選區靠攏。
顯然立委實際上所扮演的代表角色（偏向選區代表），與選民心目中理 想的代表圖像（偏向集體代表）有相當大的落差。而弔詭的是，立委並非沒 有認知到選民心目的代表圖像，只是當考量到選票的時候，立委感受到他並 不須向全體的台灣民眾負責，而是向他各自選區，甚至是向他選區中的一小 部份選民負責，因為在 SNTV 選舉制度下，立委只要緊緊的掌握一小部份選 票即可當選，那麼對許多立委來說，與其尋求大多數、但是並不很可靠的選 民的支持，還不如緊緊的掌握住一小部份但很可靠的選民，而緊緊的掌握這 一小部份選民的方法，不是訴諸全體民眾利益的立法，而是提供特殊利益（或 者是藉由立法或政策決定、預算審查，或者是藉由選區服務）給一部份選民。
也因此，我們並不意外看到某些形象不好，但提供特殊利益滿足部份選民需 求的立委，屢屢再次當選連任；反而有時某些專業而形象良好，許多民眾所 欣賞的立委，卻可能落選；當然，我們也不意外看到台灣民眾普遍對立法院 的表現感到不滿。此一發現與美國的情況頗為類似，我們前面提及美國選民 雖然討厭國會，卻並未因此而懲罰其國會議員，反而一再地將現任國會議員 選進國會裡面，因為選民衡量國會議員時，往往是考慮他為選區帶來多少利 益；而衡量國會整體時，卻是國會是否作適當的立法與行政監督。
那麼，以特殊利益為優先考量的立委充斥於立法院與各自的選區當中，
可能造成何種負面影響？研究者認為有三個主要的負面影響，而這些負面的 影 響 與 美 國 國 會 研 究 者 所 憂 心 的 美 國 國 會 問 題 若 合 符 節 （ Fiorina, 1980；
Jacobson, 1992: 210-249）。
首先，立委可能以選區較特殊偏狹的利益為考量，犧牲國家整體與長遠 的利益。因此我們並不意外看到政府的預算常常過度編列，高速鐵路停靠的 站次比最初規劃的來得多，我們也不意外看到許多選區充斥著各種巧立名目 的 公 共 建 設 ， 但 許 多 卻 淪 為 荒 廢 的 命 運 ， 這 些 問 題 固 然 並 非 立 法 院 一 手 造 成，行政機關當然也難辭其咎，然而，立委沒有扮演監督制衡的角色遏止此 一歪風，有時更是始作俑者的主動施壓與推波助瀾，都使情況更形嚴重。其 次，立委花較多時間與資源於處理選區的需求，卻可能相較上怠於國家重大 政策的論辯與國家重大事務的處理，以致於整體立法院失去處理國家重大問 題、制訂重要立法與決策的能力，最終使立法院無法完成其制度上所賦予的 職責。第三，過份強調立委個人表現時，可能會動搖集體負責的權威，因此 無法貫徹集體負責的責任政治。其結果進一步導致政黨惡性競爭，形成較多 立場之爭，較少政策的理性論辯，而一般民眾也無法根據政黨的集體表現來 加以肯定或否定，也就是無法將表現良好的政黨繼續支持其在位，也無法將 表現不好的政黨淘汰出局，以致於無法建立理性的問政空間與健全的政黨政 治。
我國立委選舉制度於二○○五年六月修憲時修改，由原有的 SNTV 制改 為單一選區與政黨名單比例代表的混合制，總席次亦縮減一半，成為 113 席，
單一選區的部份 73 席，大約佔三分之二，政黨名單的部份（包括全國不分 區與僑選立委）34 席，大約佔三分之一，此外原住民立委 6 席。根據本研究 的發現，區域立委為了連任的考量容易傾向選區，不分區立委較可能站在國 家整體利益來考量。新選制下由於單一選區的立委人數高達三分之二，這些 區域立委必須面對選區內的其他地方實力型政治人物的挑戰，為了尋求連任 優勢，勢必會相當強調選區代表的角色，帶各樣的好處到選區，因此較偏向 選區與特殊利益的代表型態恐怕仍難避免，而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也值得 國人與政治菁英深切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