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兩個團隊案例分別採取了不同的組織策略（空間、時 間），當然，從異質行動網絡的概念來看，這兩個策略並非完全涵蓋了 行動網絡的串連形式。我們必須在個別的案例中，跟著不同的計畫推動 者（行動者）才可能得知不同研究團隊是如何生成與維繫的。此外，從 異質行動網絡的觀點來看社群媒體研究團隊，還必須注意到另一種變 異，亦即，因異質旨趣而生成的行動轉變。
網絡中的行動者並非總是「配合徵召」，這是當我們關注一個團體
（隊）實際生成與發展的過程時，經常會看到的現象。ANT 的研究 中，諸如無法使燃料電池運作的觸媒（Callon, 1987）或是在「養水種 電」計畫中改變了躉購費率的政務委員（楊弘任，2017）都是使行動網
絡軌跡改變的不合作行動者。這些「不合作」的事件經常源自於行動者 有著不同的旨趣，而這在本研究的案例中也可以看到。
前文曾提及，甲團隊關注的一個主要議題是社群媒體平台上資訊傳 散的形式，但除此之外，在檢視社群媒體使用者互動時，一個關於「離 題」現象的問題意識也浮現在討論中。所謂「離題」指的是，在一個互 動脈絡中，突然某一位使用者回覆了與既有脈絡不相關的文字，進而就 將整個互動帶離原有主題。「離題」現象至少有兩個重要性，其一是，
它其實就是臺灣 BBS 文化中的一個特色，即「樓蓋歪了」。9其二則 是，「離題」也一定程度上可能反映出「風向改變」的現象。社科學者 L 指出，當初他們為了實際從社群媒體資料測量到這個現象，試圖參考 語言學的作法，做出一些關鍵字的關連詞。例如說，柯文哲、柯市長、
柯P 等等可以被看作視同一圈裡的字。如果能夠做出這種關連詞的資料 庫，研究者就能以此為基礎判斷社群媒體使用者的回文是否「離題」—
—即與原有主題關鍵字皆無關連。L 說，「我們為了這件事情去找了語 言學家，我們就試著做這件事情，然後就跟 H 討論，可不可以在計算 的時候做類似這種加權」。於是資科學者 H 便與其助理 G 開始了這個 嘗試。
H 與 G 選擇了政治人物的媒體平台專頁作為對象，按社科學者 L 的說法，他們原先是「要把柯文哲的材料切一半，前面那一半做關連 詞，後面那一半做關連詞的測試跟計算，知道大概長什麼樣子，這樣我 們就可以建立柯文哲字典裡面，他大部分的字是怎麼互相影響的。」但
9 從 BBS 站到社群媒體平台，它們在互動介面的設計上經常都是讓使用者一個接續 一個對話或回文，因此，看起來就像是「蓋高樓」。PTT 早期的一個熱門字「五 樓」即這麼來的。也因此，當有使用者在對話串中離題時，就會被認為是「蓋歪 樓」了。
當助理 G 實際做下去後，卻發現有兩圈字逐漸分開了，這兩圈字又分 別對應了藍、綠不同的政治傾向。換言之，在 H、G 與資料庫的地方行 動網絡中，「資料」向研究者展現了另一種行動可能性。原先L 說服 H 與 G 做的，是利用資料做出「柯文哲（關連詞）字典」，但「資料」
所說的卻是字詞更像是對應於藍綠不同的政治傾向。因此，H 便建議改 做後來所謂的「藍綠字典」。也就是說，在 H、G 與資料庫這端的地方 網絡，雖然一開始看起來接受了 L 的動員，投入與探究離題現象相關的 關連字詞基礎研究。但如同每一個行動網絡既有的異質與混雜性，對於 H 與 G 來說，資料分析與計算過程所突顯出的另一個現象便讓他們偏離 了原先的旨趣。
甚至，說得更精確一點，對於資科學者 H 與 G 來說，其最初的行 動旨趣便是異質的。他們感興趣的是資料庫與演算法，而不是柯文哲說 了什麼。接受社科學者L 的動員，僅是因為這個（社會科學的）議題看 起來可用來進行資料庫的分析與演算法測試。如同L 在訪談中表述的，
「你開始看學生的論文，終於看懂的時候才知道說，他真的跟我做不同 的事耶，他真的在做他的事，只是我們做同一個題目，同一筆材料而 已，然後對我們來說重點是 meaning，對他們來說重點是算法，真的就 是算法……」。換言之，表面上，H 與 G 一開始確實被動員投入了關連 字詞的計算，但對這個地方網絡的運作而言，重點並不在是否真的判讀 出某些字詞的意義相近，而在於去實驗看看哪一種演算法是更有效用 的。如L 所言：
他們真的不在乎做出來的結果是什麼，他們真的在乎的就是那 個算的過程，哪一種算法更有效率，比方說像 G，我們就想說 是藍綠字典，好棒對不對，藍字典、綠字典，我們就愛這個對 不對，G 的論文完全不是做這個，不 care，他的論文做的是，
怎麼樣篩出好的藍字典綠字典，有三個算法，這個算法字的重 疊率會到，比方說0.67，這個算法 0.32，這個算法 0.85，喔這 個算法最好，我來算一次。（受訪者L）
從異質行動網絡來看跨領域研究團隊，我們才得以看到這類「不合 作事件」突顯出的問題。如何讓旨趣不同的成員朝共同的方向行動，這 是計畫推動者的重要課題，不僅需要找到動員的利害關鍵（Callon, 1986），「藍綠字典」事件更清楚顯示出，「非人」行動者（資料）的 中介具有的影響作用。而 H 選擇背離既有行動軌跡，除了「資料」中 介行動帶來的轉變外，也反映了「總體網絡」運作的關鍵問題：是否有 足夠的「資源」作為動員的誘因？在前一節中，我們看到 L 與 C 分別 採用不同的組織策略維繫團隊的討論與互動，但從「不合作事件」中我 們則可以看到這另一個關鍵問題。如同 K 在訪談中很直白地說：「如 果人文學家跟資料科學家的合作只是人文學家說，喔，你要幫我做 ABCDE，資料給我。然後資料科學家只是在那邊做工的話，對資料科 學家沒有任何好處啊。…那我為什麼要跟你合作呢？」K 認為，所謂的 合作應該是兩邊都能夠就其自身研究領域得到成果。甲團隊中社科學者 L 與資科學者 Z 之間看起來就更能達到這種合作關係。就像 L 說的，
「他們都有個共同的缺陷就是，他們沒有題目，是我們有題目……。」
或者反過來從Z 的角度看，對於他們本來在做的資料視覺化研究來說，
這個團隊讓他們可以在新的主題上嘗試新的繪圖方式。因此，雖然L 與 Z 也經常就「開發成本」是否值得有所爭論，但大部分時候動員都是順 暢的。相對來說，「藍綠字典」事件則可算是動員失敗，L 在此未能成 功地獲得地方網絡的回應。而這一失敗，可以帶我們進入下一節的討 論，將焦點更集中地放在「工具」的行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