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些觀點來看，其實「知識生產」一直都涉及了人與工具的（合 作）關係。法國技術哲學家 Stiegler（1998）將人的存有視為是技術性
的，這意味著人必須透過工具、技術物才得以「發明自身」，或者直接 用 Stiegler（1998, p. 141）的話來說：「人是藉由發明了工具而發明了 自身」。換言之，人的存在與對世界的認識，是始於與技術物、工具的 關係。12 不過，這一關係在過去「人類中心主義」的傳統下，並不被注 意與重視。傳統人文主義的主體被視為是使用、掌控技術物、工具客體 的自主行動者。直到晚近，「物」的重要性才在各種難以忽視的自然與 社會變遷中被看見，進而也催生了新物質主義的「物質轉向」。
本研究的起點也正是這樣的脈絡。如今數位工具與數據資料於日常 生活普遍存在的程度，幾乎可以說真正地實現了Lash（2002）過去提出 的「科技的生活形式」（technological forms of life），也就是一種必然 需透過科技物的中介來認識世界的生活樣態。不僅如此，隨著數位人文 學、數位社會科學這類跨領域研究的形成，本研究主張，我們同時也得 注意到知識生產過程中「物」、工具的中介。因此，本研究採取新物質 主義的觀點，以「異質行動網絡」為概念架構，分析近年來社群媒體研 究中採用跨領域、數位工具方法進行的知識生產過程。
重新將一個跨領域的研究團隊看作是「異質行動網絡」意味的是，
我們首先必須從「關係」，且是可能不斷變動的關係，來看待「團 隊」。或者挪用 Latour（2005） 的話來說，沒有團隊，有的就只是不 斷形成的團隊。因此，在這樣具流變性的過程中，團隊成員彼此間如何 協商、溝通與說服對方，動員是如何可能成功或失敗，在什麼樣的共同 旨趣考量下行動才可能協調，這些都是透過「異質行動網絡」的概念架
12 Stiegler（1998）也透過希臘神祇普羅米修斯與愛彼米修斯的故事說明了這一點。
愛彼米修斯在創造世間萬物時犯了一個錯，他沒有為人類保留任何能力，人只能 赤身裸體且虛弱地來到世界。普羅米修斯為了彌補此一過失，便將天神之火（象 徵創造與使用工具的能力）偷盜給予人類。自此，人成了特殊的存有，其起源與 工具、技術有著緊密的關聯。
構可以看到的。其次，我們也必須重新想像「行動者」，「異質」行動 網絡意味著在這個團隊行動、運作的過程中，不是只有「人」有影響 力，非人的「物」、工具也都在過程中扮演中介、轉譯的角色。因此，
透過本研究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數位工具有時才是那個真正讓「團 隊」形成或清晰地看見行動方向的「行動者」。同時，也是數位工具
「不可見」的行動，將資料中介、轉譯成研究者可理解的樣子，進而讓 我們看見（或看不見）某些現象的關聯。
如同技術哲學家 Ihde（1990）所說的，科技物帶來的影響往往是兩 面的，透過擴增與放大的效應，它可能讓我們認識得更多並取得「進 步」，但科技物必然也同時帶來某種化約的作用，遮蔽、消去了事物的 某些面向。如今數位工具的行動也是如此，它確實提供了新的知識生產 的可能性，甚至對於人文社會學者來說，恐怕也很難否認或拒斥「數位
／數據」的力量。但我們不能忽略其「化約」作用那一面。本研究的案 例曾提醒這樣的反思，此外，例如Lupton（2015）也曾警示，數位工具 與數位資料的增生可能導致一種排擠的效應，亦即，即便是針對文化素 材的研究上，也越來越多都是以數量、量化的形式呈現，過去那種重視 意義詮釋、深度的探究越來越少。或是 Kitchin（2017）則憂心於，在 一個更為抽象的層次上，我們或許也得進一步反思演算法如何預設了一 個可以清楚劃分類屬的世界。
總之，本研究主張，不論數位工具是一種「恩惠」還是「隱憂」，
重新將知識生產過程想像為「異質行動網絡」，才能夠有助於研究者更 深入地反思這一過程，進而也才能讓數位時代的知識生產有更踏實的基 礎。本研究選擇社群媒體的數據研究作為案例，僅是一個出發點。這意 味著，本研究主張的各種關係模式、變異與行動策略皆無法直接套用在 其他案例上。如同「異質行動網絡」概念所示，我們必須一次又一次地
跟隨著不同的異質行動，才可能看清其構連出什麼樣的過程與關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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