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上所論，大陸為趕上知識經濟潮流，急於提倡知識產權，隨著主流立場的 催化，特別是主流立場中黨國部門的催化，主流與非主流之間，以及多元論述之 間交互拉抬、彼此激化，互相建構與解構，不論是對於宏觀的多元論述結構面，
還是微觀的個人行動面，均激化了更多的可能性，多元論述與其間的行動者可以 在其間進行多樣的連結。
圖四 知識經濟時代大陸的文化圖像64
（? 表示主流立場中論述結盟的方向）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因此，在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引領的主流立場積極作用下，被激化的多 元論述網絡，為社會中的眾多行動者提供一個五光十色的活動場域。雖然多元論
64圖四是多元論述以人、符號、文本為中心下的簡化表述，實則各個論述、文本、符號與人之間，
均互相連結，彼此鑲嵌。
非主流立場
主流立場：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 黨國
法律、宣傳機制 為公
民族 先進
經濟 規範的逐利
知識 踏實創新
黨國 為私
民族 落後
經濟 無序的逐利
知識 偽劣假冒 人-生產-知識產權或偽劣商品
述是框限在幾個固定立場之中，但多種連結的形式，仍然創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多元論述與眾多行動者共同創作了如同 Mikhail M. Bakhtin 所說的
「狂歡節」景象、「眾聲喧嘩」的場面，65那是一個歡樂和創造的盛大慶典，不 同的論述或論述的代言人為了證成自己，必須不斷和他者對話、爭辯，或改變立 場、建立新的連結，故而喧嘩不已。多元論述互相競合，使得其中的行動者生機 勃勃，那是一個雜音喧囂與和諧歌聲共同譜寫的複雜樂章，此即為知識經濟時代 大陸的文化圖像（如圖四），追求知識創新、知識產權的人將投身於此一張力網 絡之中。
依據劉康在其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一書中認為，眾聲喧嘩是 文化轉型時期的文化特性，這是因為原本壟斷意義授與的主流聲音退場，故而產 生多元立場彼此競逐，並在彼此對話中找到自己，是故呈現吵雜的景像。66本研 究亦同意此一說法，並且認為大陸社會目前尚在變貌中，眾聲喧嘩是對大陸社會 文化現況適切的形容。但本研究進一步認為，中國的知識經濟追趕戰略既然是知 識經濟在中國的實踐，知識經濟的特性在於符號的低成本複製、流動、變化，造 成符號的快速生產、流通、消費，固然這些知識與符號的特性有助於主流價值的 強化與再生產，但在主流價值反覆進行再生產時，亦催化了多元論述進行不同的 連結，生產了意料之外的另類實? 。如此不斷循環，造成知識經濟時代一旦來臨，
則社會將一直處於文化轉型時期，主流價值為了上場，將導致自己必須不斷的退 場，從而使非主流價值也隨之進退消長，因此眾聲喧嘩可視為對知識經濟文化現 象的生動描述。67
有限的多元論述在眾聲喧嘩中，將產生不同於主流立場的論述連結與能動 性，產生非主流的意義生產與實踐，這對意圖寡佔意義詮釋權的國家機器，特別 是威權政府來說，是一個危機與挑戰，國家機器也須藉著制裁非主流實踐以證成 自己，重申立場。
若以王同億事件為例，社會大眾認為國家支持的知識產權保護的環境下，如 辭書等向來嚴謹的知識商品一定很有規範，且傳媒又不時宣傳打假成功。作為務 虛逐利代言人的無規範的逐利者正好藉此時機，利用部份群眾對國家權威、知識 產權的盲信，迎合部份群眾的貪圖便宜行為，出版冒辭書之名的低成本、低品質
65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2005），頁 9-39。眾聲喧嘩主要用 於文學批評，指涉了論述立場的差別或文學創作風格的改變。本文則是在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系譜學的背景下，使用此一概念。意指即使是看似統一的、必然的立場，事實上亦 是眾多不同聲音在偶然情況下競合而成，各種立場是在眾聲喧嘩中呈現。此一概念用於論述分析 將有助我們思考關於多元論述結構的制約與行動者能動性的拉扯，或者是文本與讀者的張力，此 一文化研究爭訟的問題。
66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的文化理論述評，頁 9~39。此外，在傅科的觀點下，此一壟斷意義 授與的主流聲音，也是多元論述結盟的結果。
67Stephen C Angle, “The Discourse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Historical and Ideological Perspective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9, iss. 3 (Aug 2000), pp. 719-720.
辭書，來換取辭書才應享有的相對較高的利潤，賺取差價。但如此一來，又招致 代表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攻擊。但大力揭批負面案例以伸張規範的同時，王同億 現象被廣為人知，進行多元解讀後，產生了下列幾種效果。第一，人們繼續盲信 辭書的正確性，或者開始對辭書抱著不同程度的懷疑，辭書的莊嚴形象，這樣一 個約定俗成的符號，就在此緩慢的、零碎的風化或沉積過程中出現變化。第二，
媒體的多元報導、偽劣辭書的作者的顛覆與大眾的選擇，突顯了能動性的存在，
宣告了主流規範並未規訓一切，致主流權威的信用受損。第三，辭書的能指與所 指再次透過打假而重申或釐清，重建威信，但如此一來偽劣者又可繼續冒用辭書 的權威，賺取價差。這幾個方面都會促使主流立場要再次提高音量，打擊非主流。
進入一種主流、非主流循環往復的聯動作用之中。此即如「王同億現象」等假冒 偽劣商品被不斷打壓但卻在現實中不斷產生的原因。
知識產權、網路審查是中共政權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的自我調適的方法，意圖 透過利用知識產權、網路審查以消極的防範創意思考對威權統治的挑戰，同時也 積極的希望使知識經濟有助國家發展，爭取中共永續執政的正當性。因此當中共 在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時，知識經濟與國家機器也將產生幾個個層面的 效果。第一，在「知識經濟」方面，當前以知識為商品的經濟，知識的特性是「時 效性、傳播性、共用性、永續性、無限性」，亦即具有快速傳播流通，共享使用，
成本低廉，多元解讀的性質，代表了假冒偽劣將更快速、更低成本的進行，致使 失序的逐利行為升級，以致打假的力道也須同步拉高。這是由非主流帶動主流，
兩者的生產速度同步加快。第二、知識經濟須要規範以進行知識資訊化、產權化，
創造一套知識產品的「標準規格」，也就不斷為失序力量製造可供顛覆以賺取差 價的機會，這是由主流帶動非主流，致兩者的生產速度同步加快。第三，訊息因 資訊化而變得廉價、易於傳播，又透過多元傳媒造成資訊爆炸，人們收聽著多元 的、彼此顛覆聲音，各種論述立場快速建構、流通，論述的邊界更加不固定，人 在多元論述間的能動空間、游走機會隨之增加，這是主流與非主流同時啟動，多 元文化商品的全面快速生產。在國家機器方面，已如上述，為維繫黨國威權的大 一統假象，對異己的容忍度低，態度強硬，激化著黨國與異己同步增長。基於以 上，國家權力採取威權體制，與知識經濟易於快速生產的共同催化下，透過網路 媒體宣傳知識產權正、反案例以求建構知識產權時，主流與非主流立場均被快速 的調動、增殖，競合更形白熱化。
也就是說，在知識經濟的環境下，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為務虛逐利的非主流 立場生產解構的對象，而務虛逐利的非主流立場為務實求真的主流立場生產建構 的對象，兩者因互相生? 而共存共榮，彼此在既競爭又合作的交互作用下得到增 長。主流與非主流立場間的二元對立與相反相成，在彼此制約、激盪中有生成事 物的效果，但亦限制了生成的方向與可能。68如主流立場生成了「在規範下追求
68可參考 Michel Foucault 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顛與文明（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 xiv。
利潤」的行為，但限制了創新的範圍。非主流立場生成了「任意的追求利潤」的 行為，但亦取消了遵守規範的公平競爭。兩者交互建構、解構，這兩種立場的差 異與拉扯，調動了國家、社會、個人的活潑性、能動性，產生了改革開放以來大 陸經濟的發展，但也對資源的創意使用產生限制，以及帶來因無序生產的資源內 耗。如王同億、陳進等人在此夾縫中，進行了另類的知識創新，但也成為負面案 例。69
是故，中共會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由此來因應知識經濟對國家角 色的挑戰，並借助知識經濟以提升其統治權威，但這絕非代表著國家宰制一切或 主流立場的邏輯逐漸統一天下。相反的，在威權政治透過網路媒體、知識產權以 加大力度宣揚主流立場時，也代表非主流的現象在同步生產著，主流、非主流因 相依而生而必須互相拉抬。導致包括黨國部門在內的每個論述，彼此犬牙交錯，
在軍備競賽中維持動態平衡，隨時處於既垂危又活躍的狀態，面臨著「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的挑戰，同時採取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應對策略，這是中共 透過網路媒體以建構知識產權對多元論述產生的催化作用，也是知識經濟時代，
大陸的論述邏輯。
或許直至辭書與笑話全集等等文本的界線完全消失，一切標準都失效時，假 冒名牌賺取價差機會才會消失，偽劣假冒才會消失。但那時真與偽、虛擬與真實
或許直至辭書與笑話全集等等文本的界線完全消失，一切標準都失效時，假 冒名牌賺取價差機會才會消失，偽劣假冒才會消失。但那時真與偽、虛擬與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