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三年（251 年），司馬懿在政爭中又取得一次重大的勝利，即平定了 王凌謀立曹彪的亂事，隨後病卒，大權並順利移交給司馬師，司馬氏專斷朝 政之局，正式確立。不久，山濤便受舉秀才，除郎中，旋即轉任驃騎將軍王 昶的從事中郎。在復出仕途後，便屬於其政治思想與態度的第三階段。而何 以山濤會選擇在司馬懿病卒時，再度步入官場？茲又是個饒富興味的問題，
筆者以為，此舉與阮籍的勸諫，亦脫不了關係。
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又「魏晉去就易生嫌疑」。 若以官微職輕的山濤來說，其年屆不惑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乃至後 來轉任河內從事時，仕宦資歷依舊淺薄，功名未顯，即遠罪避禍，投傳棄官 離去，或可能較不引人注目；但若就當時「風譽扇于海內」43的竹林名士而 言，山濤甚且與司馬懿有姻親的關係，逮及司馬懿於高平陵政變中取得勝 利，大權在握，已具壟斷局勢的能力，正欲廣納民心，吸收社會名流的支持 時，山濤竟然隱身不交世務，豈不正等同在向司馬懿表達其怨懟憤懣之情？
43 《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見余嘉 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727。
如此的行徑，恐與嵇康一般將遭到疑忌，而被羅織罪狀，並加以陷害。
山濤與嵇康，一由涉政未深，另因年少氣盛、立場鮮明，二人對於當時 險惡的政治環境，都欠缺周全性的體認，以致其自覺與省察的能力也相形不 足，在高平陵政變後，對於身陷危機之中，反採取了隱逸山林，不交世務的 退處態度，此種行為表現，雖似明哲保身之道，實乃不諳權變之舉，遠不如 阮籍來得有政治識見。曹爽集團被徹底誅滅後，阮籍應對之法，即一改先前 屢次托病辭官的態度，擔任起司馬懿的從事中郎；其此番舉措，看在嵇、山 等人的眼裡，豈不大感意外，而百思不解？
朝綱雖經高平陵政變的一番整飭，正處於敏感時刻，但竹林宴集究竟非 屬政治性的活動，故七賢仍舊可能會尋機聚首談玄，以酣暢義理。就其人深 厚篤實、「契若金蘭」的知交情誼以觀，料不待嵇、山等人啟齒疑問，阮籍 自會表白其為苟全性命於亂世，不得不違逆意志，出仕輔懿的無奈心情，並 將自己對政治局勢的深刻體認與因應策略，供作嵇、山等人參考與省思。
嵇康性剛情烈、立場鮮明，即使聽得懂阮籍的表白、諫言，能夠體諒之，
但要其就此便向司馬懿妥協、靠攏，哪怕是假意虛應以對，卻也難如登天，
畢竟彼時反懿的勢力依舊存在，故嵇康是持以不同的意見。至於，山濤則因 稟性中和，加以受到阮籍前番預言應驗的影響，其對阮籍言論的信服度自然 提高不少，但卻也未全然採信，因嵇康亦別有番見解，似不無道理，故山濤 的態度仍舊保持隱逸的現狀。直逮嘉平三年，「太尉王凌謀立曹彪」的事情 爆發，旋即為司馬懿所平定，司馬氏穩握大權的局勢已漸趨明朗，名士的處 境一如阮籍所言「欲苟全性命於亂世，不得不假意迎合當權者」。於是，性 情中和而思想又偏向儒、道融合的山濤，為苟全性命、明哲保身，自然會改 持「大隱隱於市朝」的出處態度，來應對現實殘酷的政治變局。適巧司馬懿 的病卒，正提供山濤重出仕途的絕佳良機，其便趁此以姻親的緣故，往見弔 唁司馬師，並另陳謀職心意，以表明願望臣服的態度與立場。唐《晉書．山 濤傳》載云：
（濤）與宣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 司隸舉秀才，除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
阮籍與山濤二人，在司馬懿病卒後，一轉任司馬師的從事中郎；另則利用機 會復出仕途，其目的無非都是為了保全性命，必須於殘酷的現實環境中謀取 求生之道，故所作所為實乃出於無奈、迫不得已之舉，而亦屬人之常情，並 未足以就此即論定其人罪過。對此，余嘉錫先生於《世說新語箋疏》中評論 曰：
濤一見司馬師，便以呂望比之，尤見賞於昭，委以腹心之任，搖尾 於姦雄之前，為之功狗。是固能以柔媚處世者，宜其自以為度量勝 嵇、阮，必當作三公也。嗚呼！觀於竹林諸人之事，則人之生當亂 世而欲身名俱泰，豈不難哉！然士茍能不以富貴為心，則固有辟人 辟世，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雖不為山濤，豈無自全之道也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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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濤復出仕途，並非如余氏所言乃為貪求富貴，方搖尾乞憐於姦雄之前，其 實有難言之隱與無奈之情。余氏未能以客觀的情理來剖析與詮釋魏晉時局的 名士心靈，自難察識出山濤重蹈官場時內心所潛藏的無奈隱情，今率以所持 的成見對其訾罵非議，已失諸偏頗，而流於過份苛責之舉。縱便山濤再度投 身官場，但卻絕非「以柔媚處世」的「鄉愿」，其與世仍有所持，並不隨波 逐流，專務私便己利之事；而嵇康即因意欲「處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以 是難見容於世，而慘遭殺害，茲豈為自全之道？恐亦失正之舉。
山濤因性情平和溫雅，氣度恢宏，不與人爭，在復出仕途，表明其立場 後，當權者對之更無所疑忌，致其能見容於各方勢力之中，而廣結善緣，際 遇順遂。唐《晉書．山濤傳》載云：
（濤）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
44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賢媛第十九》第 11 條箋疏〔二〕，頁 680。
其所，而俱無恨焉。鍾會作亂於蜀，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 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
給親兵五百人，鎮鄴。
山濤既非以富貴為心，僅因明哲保身，遂大隱於市朝之中，自不會與世多忤，
而自攬災禍，故得能與鍾、裴二人並相款昵，斯亦不足為怪，畢竟其人十分 友善，又為名士風流，料誰都樂與之交游才是。然而，余氏所作解釋卻為：
夫鍾會之為人，嵇康所不齒，而濤與之疑昵，又處會與裴秀交鬨之際，
能並得其歡心，豈非以會為司馬氏之子房，而秀亦參謀略，皆昭之寵 臣，故曲意交結，相與比周，以希詭遇之獲歟？至為昭居留守之任，
以監視魏之王公，儼然以鍾繇、華歆自命。身為人作伍伯，視宗室如 囚徒，非權奸之私昵，誰肯任此？與時俯仰是矣。然實身入局中，未 嘗心存事外也。45
以「善揣摩時勢，俯仰取媚者流」來譏諷山濤，並言其為「希冀詭遇之獲」， 自然會視其遠罪避禍之道為巧奪迎合之術，如晉武帝咸寧五年（279 年）朝 議伐吳時，《通鑑》卷八十46載道：
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 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釋吳為外權，豈非筭乎？」
對此，胡三省注評：「（濤）身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 賈充者也。」余氏自然大表贊同，除云「胡氏此言，深得濤之用心」外，更
45 同前註，頁 681。
46 余氏《世說新語箋疏》，頁 681，載稱引文係出《通鑑》八十四卷，然考徵史籍當出自卷八 十為是，又引文增贅「帝決意伐吳」一語，今從《通鑑》刪改之。宋．司馬光撰、元‧胡 三省音註《資治通鑑》卷八十〈晉紀二〉載云：「帝方與張華圍棋，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 曰：『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
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台北：啟明 書局，1960 年 5 月），頁 540。
闡述曰：
蓋濤善揣摩時勢，故司馬氏權重，則攘臂以與其逆謀；賈充寵盛，則 緘口以避其朋黨。進不廷爭，以免帝怒；退有後言，以結充歡。首鼠 兩端，所如輒合。此真所謂心存事外，與時俯仰也。傳言「濤再居選 職，每一官缺，輒擬數人，視帝意所欲為先」。其迎合之術，可謂工 矣。操是術以往，其取三公，直如俯拾地芥，豈但以度量勝嵇、阮而 已乎？47
其實，伐吳之事，司馬炎為求成就一統大業，其心意早決，寵臣賈充等卻仍 舊議請商討，自然會遭受怒斥；而山濤縱有異議，見情勢不對，自不好惹禍 上身，隨後其退告他人，蓋亦不過類若嗟嘆之辭，否則，背地裡非議朝命，
雖可聊慰賈充傷情，卻不免會落人口實，而引咎得禍。況且，若就山濤居官 論事常與賈充意見相左的情形48以觀，其誠無須退言暗助，以結充歡，尤其 彼時賈充方觸怒聖顏，正處於危難關頭，山濤縱欲曲意求合，以圖進境，茲 未免不識時候，而失諸愚昧。加以，咸寧初年起，山濤即固以老疾辭官，屢 屢上表陳情，且久不攝職，更為白褒所劾，然終不獲已，乃起視事，其又何 須曲意交結賈充，以謀後進。
綜此可知，余氏所作評論實乃不諳山濤中和性格與避禍自全的隱微心 情。對於山濤的政治思想與態度有此認識與了解之後，我們便不難理解：何 以「至于群子，屯蹇於世，濤獨保浩然之度」；以及與之「契若金蘭」的嵇、
阮二人，對於山濤復出仕途之行，卻都未嘗抱以深羞等情事49，其背後所隱
47 同註 45。
48 《世說新語．政事篇》載曰：「山司徒前後選，殆周遍百官，舉無失才。凡所題目，皆如其 言。唯用陸亮，是詔所用，與公意異，爭之不從。亮亦尋為賄敗。」又注引《晉諸公贊》
曰：「山濤為左僕射領選，濤行業即與充異。」，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頁 170。
49 對此，余嘉錫曾認為：「嵇、阮諸人，雖屯蹇於世，然如濤浩然之度，則固叔夜之所深羞，
而嗣宗之所不屑也。」，見《世說新語箋疏．賢媛第十九》第 11 條箋疏〔三〕，頁 681。然 而，阮籍出輔司馬的心意，甚且不為時人所知，其又何得能不屑於山濤？再者，以山、阮
藏的原因了。以此觀之，我們對於山濤復出仕途後的處世態度，諸如：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