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按宇宙進化的根本法則與歸向而起動、而發展。人所以能發現（而 非創造）或悟識到宇宙進化的法則與目的，全繫乎人心的力量或有 意識的作用。一旦人能發現宇宙進化的大法和歸宿，人便具有改變歷 史巨大的潛能，以及創建造出新的、（較為）完美的社會的可能。51 這裏所描述的進化論式的世界觀，其天人合一式的倫理預設，清晰可 辨。從這個倫理預設來理解無政府主義者，則可以說，他們之所以相信 無政府主義是可以實現的，不只因為它是最新、最圓滿的學理，並且是 因為它是既內蘊於人心，又植基於客觀世界的「天然公理」的展現，而 他們自己則是這套公理的發現者。由於他們的發現，全善、全新的世界 之創造因而成為可能；而這樣的創造，並非恣意、主觀的，而是有著客 觀、超越的基礎與泉源的。換言之，對無政府主義者而言，邊緣化並沒 有將意義自這個世界驅逐。邊緣化之後，在激越化的道路上發現了通往 至善的門徑，世界因而更令人著迷──宇宙無限，人的可能性也無限。
至於宇宙、世界、人類終究是否能邁進完美新境地，並非由某種超越人 心的非人格的（impersonal）客觀歷史法則所決定，而是端賴人心意願 的作用。
（三）反帝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反國族的新文明論述
無政府主義以全人類的解放為目標，正體現了前述Dirlik所謂的以 普世價值為取向的近代世界主義的發展。綜合稍前對於傳統社會政治秩 序解體的討論，我們可以說，這個新興的世界主義，或者說它與民族主 義之間的緊張衝突，是在秩序解體所導致正當性危機的前提背景下，取 得了發展至無政府主義充分的結構性條件。換言之，是在這個特定的背 景下，民族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之間產生了Dirlik所描述的辯證的歷史因 果關係。其次，民族主義還可能透過它所導致的反帝國主義，發揮了間 接催生無政府主義的觸媒作用。Maurice Meisner曾指出，由於中國的民 族主義是在帝國主義入侵的條件下誕生的，因此它容易催生出因反帝而
51 王遠義，〈宇宙革命論〉，574。
反資本主義，以及欲求超越西方現有成就與弊病的傾向。52反帝的民族 主義，一方面使得人們容易被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包括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主義）所吸引；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相結 合的奇特現象，李大釗著名的「普羅中國」說即是一個顯例。53
Meisner所指出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重歷史關係，充分說明 了在近現代中國史的脈絡下，兩者所欲回應的當代歷史問題，原本就糾 纏成結或互有重疊之處。除了帝國主義入侵，以及更廣泛的傳統秩序解 體所帶來的正當性危機的問題之外，兩者共同面對的尚有社群重構的問 題。在這個問題上，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思潮之間也呈現了Meisner所 指出的雙重歷史關係。
前文提到，Dirlik認為，透過營建國族之議程的提出，民族主義也 提出了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的問題。不過，營建國族要求的是社會向國家 緊密地整合，以便落實「國家代表民族」的主權聲稱。因此若要在國家 與社會之關係的問題上，論證民族主義對於無政府主義之興起的助援作 用，則顯然還差一著，還須說明促使其從有機關係轉變成對立關係的原 因。筆者認為，與其說民族主義凸顯的是國家與社會之關係的問題，不 如說它凸顯了時人認為先於「國家」而在的「人民」概念與意象；畢竟 時人對於國家與社會這組近代概念的熟悉度，遠不如對於「民」或「人 民」的熟悉度。同樣地，回到前述更廣泛的正當性危機的歷史背景來看，
雖然此危機使得國家的正當性變成一個開放性問題，但它並未瓦解人們 對於人民的信念，反而促使人們去思考：人民要組成怎樣的社群？怎樣 的才是合乎理想的社群？針對這些問題，民族主義所揭示的「民族國家」
不過是當時被提出的答案之一，而從世界主義立場提出的「大同世界」，
亦是選項之一。無政府主義所提倡的無政府共產世界，即是後一選項的 一個具體歷史展現。
52 Maurice Meisner,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2), 28-75.
53 Maurice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Atheneum, 1979), 144-46, 151-54, 188-94.
然而對於「人民」的共享信念，在近現代中國史的脈絡下，卻也潛 藏了使無政府主義者向民族主義傾斜的動因。更精確地說，由於無政府 主義是一種激進的民主主義（或稱「民粹民主」），54而這種民主主義，
在概念上與現實上，皆與民族主義有著合拍的可能，從而導致兩者某種 形式的結合，或者單純地是無政府主義者的保守轉向。首先，在概念上，
兩者所談的「人民」都是有機的整體，都指向一個統一的共同體──前 者整合於「國魂」（或說「國粹」、「立國精神」），後者整合於「公 意」（或說「民意」、「總意志」），而國魂與公意都是既內在又超越 於個體成員的某種「精神」。其次，就現實層面而言，特別是面對外來 威脅與侵犯時，「民族」與「民主」所指涉的「人民」主體，自然地綰 合為一。無政府主義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固然是全人類的解放，但一旦 他們在手段上或者「反民族國家」的信念上作某種妥協，便有可能輕易 倒向含括建國目標的民族主義。清末劉師培的保守轉向，以及民國時期
（特別是「五四」之後）無政府主義者之紛向國民黨或共產黨靠攏，皆 可從這個角度去理解。
社會主義思潮與民族主義的結合，意義最為深遠重大的例子即是前 述李大釗的「普羅中國」說，而它正是晚清以降一線不絕如縷的「落後 即是歷史優勢」之說的一個翻版。55李大釗從世界資本主義的角度界定 中國與西方先進國的關係，從而將相對落後的整個中國，看成是一個普 羅階級，由是證成社會主義革命立即在中國實現的正當性，以及中國民 族革命運動的社會主義性格，與它作為全球社會主義革命之一部分的本 質。
「落後即是歷史優勢」之說，清末時期的劉師培可謂其開創者。他 認為，正因為中國尚未經歷工業資本主義以及近代國家的洗禮，因此她 原有的社會、政治、文化傳統，將使得無政府主義在中國的落實，具有
54 參見張灝，〈中國近代轉型時期的民主觀念〉，《二十一世紀》18期（1993，香港），11~18。
55 持「落後即是歷史優勢」之說的人士認為：相較於先進國家，中國發展落後的情況，
反而使其具有優先實現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條件。相關討論參見王遠義，〈儒學與馬 克斯主義：析論梁漱溟的歷史觀〉，《臺大文史哲學報》56期（2002，臺北），147~195。
比西方國家更優越的歷史條件。一如李大釗，劉師培也將前說與反帝、
反殖民的論述相結合。他從亞洲（包括中國、印度、朝鮮、越南）被殖 民者與西方資本帝國主義者的關係，論證前者（相對落後的國家）的民 族獨立運動之社會主義性格，以及作為無政府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的歷史 潛能。56必須指出，劉師培雖如李大釗一般，從世界革命的角度肯定落 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但不同於後者之出以明言的民族主義修辭而對 獨立建國的目標加以肯定，他明確地反對此一目標，因此他的無政府主 義思想裏的民族主義成分，或可謂之文化的（相對於政治的）民族主義。
換言之，劉氏乃是在批判民族國家的世界體系的前提下，提出他對民族 文化或民族獨立運動的肯認。
除了落後即是優勢說，劉氏猶開創了另一種反制西方資本帝國霸權
（capitalist-imperialist hegemony）的論式，亦即先前已提到的，普遍見 於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真文明、偽文明論述。這兩種皆是以超越近世西 方文明、創建「新（世界）文明」為宗旨的論式，既是對近代西方工業 資本主義文明的價值批判，也是對作為其驅動力的民族國家體系下的民 族主義及帝國主義的歷史批判。值得玩味的是，這樣的三重批判，正指 向Prasenjit Duara於近作中所指陳的，西方現代性的全球性擴張、征服 過程中，民族主義、帝國主義，以及文明論述三者間環環相扣的歷史及 功能關係。57Duara並指出，二十世紀世界各地的民族主義，即便是最反 帝的，以及社會主義國度的民族主義，都因受到民族國家體系、全球性 文化，以及全球性資本主義的鉗制、攏絡，而難以產生長期的系統性反 制。58從這個角度來看，無政府主義者在近現代中國史上的意義，除了 是作為社會革命論述的先驅者、奠基者之外，猶在於他們基於批判民族 國家體系的立場而開拓出的反國族的新文明論述。
56 劉師培，〈亞洲現勢論〉，《無政府主義資料選》，上冊，120~131。
57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Boulder, New York, Oxfor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esp. 9-40, 89-130. 筆者要感謝審查人之一指出這個關聯性。當然，這裏論述所有不足之 處，全責在於筆者。
58 前引書，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