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庸置疑，就反近代西方資本工業文明或反帝國主義的目標而言，
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確有相容的可能性。然而，一如前述Duara所指 陳的二十世紀民族主義的普遍發展模式，在遭逢西力入侵的近現代中 國，民族主義亦以建立民族國家為一大使命；相對地，無政府主義開宗 明義反對國家的權威，並將國家以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瓦解，視為通 往共產主義的至善世界之前提。因此就建國目標而言，無政府主義是無 力回應的，反而與之處處相左。
無政府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攸關著「五四」之後共產主義 思想與運動的興起。本文開頭已指出，許多第一代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者，先前或多或少都受到無政府主義的影響。那麼，是什麼因素使得他 們轉向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為他們提供了什麼樣的改造中國社會 的新契機？
首先，在民族主義的問題上，相對於無政府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 有極大的優勢。以前述李大釗的思想為例，透過「普羅中國」說，他不 僅為中國在世界歷史進程及資本主義體系裏的位置，提出一套系統性的 說明，從而證成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推行的可欲性與可行性；同時，他 也將民族解放運動的獨立建國目標，排入革命的議程裏。在這方面，清 末的劉師培雖稍可望其項背，但在獨立建國的目標上，卻留下無可彌補 的空白。
其次，誠如上節所言，貫穿近代中國無政府主義者的世界觀，是 一種道德主義及反政治的傾向。這種傾向既造就了無政府主義者推動社 會革命的批判及實踐內涵，並直接影響到當時的時代氛圍，從而為馬克 思主義的興起製造了有利的歷史條件。另一方面，這種傾向也反映了在 面對客觀歷史情境時，無政府主義者自身的若干侷限。這種侷限所衍生 的焦慮，亦對馬克思主義的興起發揮了消極的助援功能。
無政府主義者堅持的社會革命，是自發性的群眾革命，但他們也確 知革命過程需要知識菁英扮演普羅米修司傳遞火種的角色。這樣的革命
觀，其實蘊含了平民主義與精英主義之間的一種緊張；59然而在無政府 主義者的世界觀裏，這種緊張關係卻被性善論及反政治的基設給沖淡或 掩蓋住了，無政府主義者因此從未真正面對它，從而也注定將群眾與精 英之間的政治關係的問題，排除在革命的議程之外。事實上，在近代世 界的社會主義傳統裡，馬克思雖舉足輕重，卻也未嘗面對這個問題，只 有留待列寧來補足。在中國，大批無政府主義者先後陸續轉向，或者是 與當權者、政黨合作，亦正暴露了這個問題的關鍵性。以劉師培為例。
劉氏從道德的角度反對政治的立場，堅持群眾自發性的直接行動，拒絕 與群眾做政治的連結。而最終這種激進民粹主義的反政治立場，卻有其 代價：面對無動於衷的群眾之幻滅。所幸他於提倡無政府主義期間，即 開始另外構想一套保守選項。一九○九年之後，當他另謀保守選項的出 路──先是投靠滿清官僚端方，民國後則支援袁世凱帝制運動──便由 原先從道德角度反政治的立場，移轉成基於道德意識而投入政治。從激 進到保守，其轉變不可不謂激烈；前後他面對政治時卻只有一種倫理，
亦即韋伯所說的「意圖倫理」：未將政治看作一個獨立自主的領域，而 從人的道德動機來理解政治，因此相信政治不是不道德的東西，就是道 德的東西。此又是劉氏道德主義的一個顯現。
總之，無政府主義為新文化激進分子提供了一套社會理想及社會革 命的理念，從而為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做了預備。但最終，特別是一九二
○年工讀互助運動宣告失敗之後，他們意識到，無政府主義缺少一種將 其理念理想與中國社會現實做有生機的連接方式。是以「空有理想而無 方法」的虛空焦慮，普遍見於稍後轉而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激進分子。消 極而言，這種虛空焦慮亦為馬克思主義的興起做了預備。相對於無政府 主義者的弱點，在五四之後知識分子普遍政治化的氛圍之下，60共產主
59 這種緊張關係，與上節所述無政府主義思想裏，環境決定論與樂觀人性論之吊詭性結 合所蘊含的衝突，互為表裏。
60 一九一九年是這波政治化的關鍵門檻。可以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沈寂多年的
「革命暴力」手段，此刻又死灰復燃，重新進入人們思考如何解決中國問題的議程裡。
舉例而言，在這一年裡，中共日後的兩位建黨人李大釗與陳獨秀，在馬克思主義的影
義者的革命綱領所具有的政治現實感，加上列寧式革命政黨的組織使得 知識分子與群眾的連結有了一個具體的方法，無怪乎許多人很快地自無 政府主義的影響裡清醒過來。61
最後，無政府主義既然是促成馬克思共產主義興起的一大因素，而 後者向來又廣被認為是促成二十世紀共產極權體制（totalitarianism）的 要因之一，並且無政府主義者的至善主義、價值一元論，以及烏托邦等 傾向，似乎又與極權主義有著某種思想上的親近性（affinities）；因此 在本文的結尾，我們或可作此提問：上述的這些思想傾向，是否意謂了 無政府主義本身即具有極權主義的意涵？若是，則此意涵落實為歷史真 實的條件為何？這些是極其繁複的問題，本文無能亦無意深究。這裏僅 就無政府主義者社會革命的理念特質，簡要地提供一個思考方向。
無庸置疑，無政府主義對於現存社會政治秩序的全盤否定，以及它 對理想社會的至善主義式（perfectionist）的理解，與極權體制所展現的
響之下，各自從不同方向的考量，不約而同地走向同樣一個結論：當下要解決中國問 題，只有優先訴諸於政治革命。李大釗傾向於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來思考解決中國問 題的辦法，從而得出中國革命在世界革命中的關鍵位置。陳獨秀從「救國」、「建國」
的愛國主義立場論證共產主義革命的可欲性。參見楊貞德，〈到共產主義之路──陳 獨秀愛國主義中的歷史和個人〉，《中國文哲研究集刊》16期（2000，臺北），263~338；
王遠義，〈李大釗到馬克思主義之路〉，《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3卷4期（2001，臺 北 ） ， 477~513 。 另 見 Meisner,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90-121, 176-194；林毓生，〈「問題與主義」論辯的歷史意義〉，收入《中國 歷史轉型時期的知識分子》（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92），63~71。
61 鄧中夏在發表於《共產黨》創刊號（1922.1.25）的〈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一文裡 寫到：「共產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終極的目標沒什麼兩樣，無政府主義的好處，共產主 義都有；共產主義的好處，無政府主義卻沒有了。共產主義有目的，實行有步驟、有 手段、有方法；反之，無政府主義除開他視為掌上珠、圖案畫、繡花衣的最美妙的理 想目的以外，卻空空毫無所有了。」轉引自蔣俊、李興芝，《中國近代的無政府主義 思潮》，241。另外，瞿秋白在《多餘的話》裡談到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後的心情時寫 道：「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 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 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全盤主義，有著清楚的思想親近性。62邏輯上，任何形式的全盤主義都 意涵了一個外在於秩序的超越觀點。然而在共產極權體制裏，這個超越 的觀點，乃由作為無產階級之先鋒的共產黨所壟斷，並且透過國家對社 會的全盤控制的力量，實現它所揭示的理想秩序的藍圖。相對的，無政 府主義者所提倡的社會革命，雖然仍預設了一個啟蒙精英的存在，但他 們始終是以反政治、反國家為前提，並且他們認為無政府主義的理想是 人心自然的嚮往；因此他們在邏輯上，即完全杜絕了一個可以宣稱代表
「人民意志」的精英集團出現的可能性。
在近代中國的歷史條件之下，無政府主義者因堅持反國家、反政治 的立場而無法與共產主義運動相抗衡，遑論影響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
不過，無政府主義者根據這樣的立場所發之言論，也未必全無正面意 義。相較於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官僚所展現的社會工程師魔力，無政府主 義者對於至善社會的憧憬與構思，充其量只能說是透顯一種相當隱微的 社會工程心態，其主要的意義反而是道德性的。歷史證明，這種社會工 程師的心態，猶待強制力及其代理者（coercive agents）的中介，方能 發揮大規模的重構社會秩序的破壞力與創造力；此強制力對於社會的滲 透與控制越全面，隨之而來的破壞自然也就越全面。在這方面，無政府 主義者對於布爾賽維克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駁斥，反倒是承載著一 些先見之明。總之，烏托邦的社會設計的確蘊含一種全盤控制的欲念或 心態，但這種欲念或心態並不必然會在歷史現實裡催生出極權體制。另 外，對於至善社會的嚮往，也不必然會有此結果。關鍵在於：有人認為 至善的社會可以實現，並動用了強制力嘗試去實現它。至於為什麼二十 世紀的中國社會蘊藏著有利於這類政治實踐的客觀條件，則是一個千頭 萬緒的歷史問題。極權體制的誕生因而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
不過，無政府主義者根據這樣的立場所發之言論，也未必全無正面意 義。相較於一九四九年後中共官僚所展現的社會工程師魔力，無政府主 義者對於至善社會的憧憬與構思，充其量只能說是透顯一種相當隱微的 社會工程心態，其主要的意義反而是道德性的。歷史證明，這種社會工 程師的心態，猶待強制力及其代理者（coercive agents）的中介，方能 發揮大規模的重構社會秩序的破壞力與創造力；此強制力對於社會的滲 透與控制越全面，隨之而來的破壞自然也就越全面。在這方面，無政府 主義者對於布爾賽維克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駁斥，反倒是承載著一 些先見之明。總之，烏托邦的社會設計的確蘊含一種全盤控制的欲念或 心態，但這種欲念或心態並不必然會在歷史現實裡催生出極權體制。另 外，對於至善社會的嚮往，也不必然會有此結果。關鍵在於：有人認為 至善的社會可以實現，並動用了強制力嘗試去實現它。至於為什麼二十 世紀的中國社會蘊藏著有利於這類政治實踐的客觀條件，則是一個千頭 萬緒的歷史問題。極權體制的誕生因而是一個真正的歷史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