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因應物價緊縮發生後的對策上，由於在物價緊縮下，傳統政策工具和經 濟變數之間的關係，以及傳遞機制已經不復存在或發生改變，因此政府當局可 能需要採取非傳統的政策。一旦物價緊縮預期形成，政策成功與否完全繫於是 否能打破原先的預期模式。任何政策的採行，將使得社會為此付出相當的成 本，因此，政府當局必須慎選最合適的政策予以採行，以對打破原預期模式產 生最大的效果，並配合適當的退場機制，使整個社會所面臨的負面衝擊降到最 低。
在中央銀行無法將名目利率調降至零以下的情況下，政府當局必須尋求能 使經濟體脫離物價緊縮的良策。實質利率乃名目利率減去預期物價膨脹率，因 此，即使名目利率長期維持在零的水準，中央銀行可藉由影響民間私部門預期 的方式影響實質利率。如果中央銀行可以使民間部門產生物價膨脹的預期，實 質利率便會因此下降（成為負值），經濟成長便可受刺激而擺脫衰退陰影。但 是，問題是要改變民間私部門的預期非常困難，以下將針對影響民間部門預期 的相關對策作一剖析。
在改善公共投資結構的前提下，持續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企業設備 投資、家庭住宅投資、及消費支出難以增加的情況下，為了脫離物價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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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十六：國民租稅負擔率為稅收佔 GNP 的比例。
的惡性循環，以公共投資為中心擴大內需，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在面臨流動 性陷阱時可說是一不得不的政策選擇。但是，財政政策的效用端賴民間部 門的反應而定。舉例來說，如果政府舉債金額過高，民間部門會預期未來 將加稅或者會有縮減社會福利之舉，若民間部門因此開始增加儲蓄，擴張 性的財政政策便會失效。日本的經驗顯示，在處於嚴重的物價緊縮下，由 於民眾對於經濟前景的預期不抱樂觀，以至消費與投資缺乏利率彈性，使 得降息無法剌激民間支出，擴張性貨幣政策無法得到預期的效果。因此，
政府應持續採取擴張性財政赤字政策以挽救經濟及促進就業。此外，鑒於 以往的公共投資擴大並未有效地帶動民間需求的增加，甚至會造成財政赤 字迅速惡化。因此，在擴大公共投資的同時，還必須改善公共投資結構。
近年來，我國政府的支出規模大致穩定，稅收的不足遂形成我國財政 赤字惡化的主因。2004 年，我國政府債務餘額佔 GDP 的比例（即債務餘額 比例）大約在 32%左右，不僅低於 2003 年美國的 34.7%，新加坡的 95%，
日本的 104%，且國民租稅負擔率持續走低（註四十六），已由 1990 年初期 的 20%降至 2002 年的 12.3%，顯示政府穩定性的財源偏低，國家財政已出 現失衡的現象。因此，在持續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方面，除了將公債收 入用在具有建設性、生產效益的公共建設支出上，以消除緊縮缺口，並將 相關建設適度集中於改善投資環境外；另一方面，政府也應開源節流控制 經常性支出的成長、強化財政紀律、大幅整修所得稅制以期符合公平與效 率，這樣一來不僅可以緩和物價緊縮壓力，抑制財政赤字的惡化，更有助 於國家經濟長遠的健全發展。
宣佈物價水準調控目標。Bernanke（2000）、Krugman（1998）、及 Posen
（1998） 提議中央銀行用宣佈未來更高的物價膨脹目標來影響民間部門 的預期，為了及時達到目標，這個物價上升的目標在幾年內必須高於正常 水準。Krugman（1998）建議日本採行連續 15 年物價成長 4%的目標。Posen
（1998）則是建議日本央行先採行物價成長 3%的目標，但在之後幾年再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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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物價成長 2%的目標。但是，如果中央銀行沒有相關配合機制，光只宣佈 物價成長目標並不能取信於民。因此，這種方法在中央銀行公佈物價成長 預期、透明的物價成長報告、公聽會、及其他配合措施一起施行下，將較 容易成功。
擴張貨幣基礎。 Benhabib 等人（2002）、Bernanke（2000）、Clouse 等人
（2003）、Meltzer（2001）、及 Orphanides 與 Wieland（2000）皆建議以 擴張貨幣基礎的方式來影響民間部門的預期。雖然名目利率不可能調降至 低於零的水準，但是中央銀行仍然可以透過其他方式來擴張貨幣基礎。可 是，到目前為止，應使用何種擴張貨幣基礎的機制來影響民間部門的預期 仍無定論。可以確定的是，只有當擴張貨幣基礎被民間部門視為是永久性 的措施時，擴張貨幣基礎才能誘發民間部門對物價上漲的預期，並進一步 降低實質利率。
降低長期實質利率。長期實質利率對消費及投資的影響更勝於短期實質利 率。因此，調降長期實質利率更有助於脫離物價緊縮的泥沼。Clouse 等人
（2003）、Lebow（1993）、及 Meltzer（2001）建議中央銀行在公開市場內 買進長天期債券用以調降長期利率。但是，這種公開市場交易金額要多大 才能發揮效果仍無定論，因為要衡量期限貼水（ term premium）並不容易。
Bernanke（2002）針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決方法，中央銀行只要針對特 定天期的政府公債宣佈一個利率上限（也許為零），並將在這個利率上限 水準下的債券全數購回，買進數量不限（也可能買進該天期的所有發行 量）。中央銀行的這個承諾很容易取信於民，因為大家都看見中央銀行真 的有在持續買進這些政府公債，而且可以輕鬆達到目標。在這個方法下，
政府就可以不必顧慮需要多少公開市場交易金額，就能達到前述效果，只 是中央銀行可能必須要買進所有長天期的債券。
對持有貨幣課稅。Goodfriend（2002）和 Buiter 與 Panigirtzoglou（1999）
建議對持有貨幣課稅。這種稅可以使名目利率調降至零以下的水準，而且 有助於中央銀行達到刺激經濟成長的目的。這種稅適合用來實施在商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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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四十七：以日本為例，從 1999 年到 2003 年夏季，日圓對美元在 105 至 130 的價位 間波動，平均 1 美元兌換 117 日圓，日圓並沒有大幅貶值。因此，即使日 本政府當局在到 2003 年第三季為止的兩年間以 50%的速度擴張貨幣基 礎，民間部門並未因此提高對物價上升的預期。
行存放在中央銀行的準備金上，但鑒於科技進步，貨幣支付工具的日新月 異，這種稅制的實施起來將愈顯困難，而且這種課稅的提議容易引起公眾 反彈。
結構革新在對抗物價緊縮上，也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例如，要素市場 的韌性增加就能夠使資源作更有效的分派；銀行對於不良資產能夠快速處 理，可以強化金融體系的中介功能，改進貨幣傳遞機制的效率。在提高資 本長期報酬和增強經濟體的潛在經濟成長方面，結構革新也是對抗物價緊 縮策略中的重要因素。即使在短期，值得信賴而且具備完整配套措施的結 構革新方案，也具有提振民眾信心和預期未來經濟成長的功用，而有助於 緩和物價緊縮的壓力。
讓國幣貶值。Bernanke（2000）、McCallum（2000）、Meltzer（2001）、及 Orphanides 與 Wieland（2000）建議讓國幣貶值，以逃脫流動性陷阱。
讓國幣貶值有助於提振出口，而且可以成功地讓民間部門預期未來物價將 有所上升。但是，如果一開始國幣沒有大幅貶值，這個策略便會失敗（註 四十七）。此外，一國的中央銀行若能主導匯率及貨幣政策，這個策略便 容易成功貫徹。然而，在日本及很多國家，匯率並非由中央銀行所主導，
而是由其他部門（或市場）所主導。在這種情況之下，若要執行這個策略，
將需要更多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協調及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