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度上的樣態
為了探討學校人員在變革準備上是否呈現不同的組型，本研究以群集分析法 進一步分析準備度資料。
（一）群集數目的選取
本研究以Wald 法階層性群集分析之結果如圖 1 樹狀圖（dendrogram），其顯 示不論是在國中（N = 664）或高中教師（N = 530）的樣本，較佳的群集個數皆為 3 個。同時，圖 2 為在指定不同的群集數目進行 K-means 法下的陡坡圖，該圖亦顯 示兩組樣本在區分成3 群的情況下能有效降低群集內總變異量（within-cluster sum of square）。因此，本研究參考 3 個及 4 個群集數下的趨勢可解釋性，最終選擇將 國中與高中教師之樣本皆分類成3 個群體。
（二）變革準備度上的三種類型教師
在固定群集數為3 個之後，本研究將國中與高中教師分別進行 K-means 群集 分析，並各自隨機設定100 次群集中心點，以群集內總變異最小之結果作為最終 的結果（表4 與圖 3）。表 4 為國中與高中教師各自 3 種群集樣本在 6 面向得分（已 先進行受試者內的標準化）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其趨勢圖亦繪製於圖3。
圖3 與表 4 顯示國中與高中教師的三種群集在此 6 面向之趨勢樣態十分類似。
其中群集1 之國高中教師，分別為 237 人（占 35.7%）、246 人（占 46.4%），在
圖 1 非階層群集分析之樹狀圖
圖 2 不同群集個數下 K-means 法之陡坡圖
表 4 國中 / 高中教師各群集之描述統計
0.83 (0.62) 0.01 (0.71) 0.90 (0.48)
0.38 (0.61) 0.13 (0.62) 0.47 (0.54)
0.29 (0.74) -0.07 (0.67) 0.57 (0.53)
0.22 (0.58) -1.21 (0.77) -1.43 (0.39)
-0.62 (0.67) 0.75 (0.53) -0.11 (0.52)
-1.11 (0.56) 0.39 (0.60) -0.40 (0.48)
高中 (N = 530)
群集1 (N = 246) 群集2 (N = 82) 群集3 (N = 202)
1.03 (0.58) 0.08 (0.88) 0.55 (0.54)
0.52 (0.58) -0.52 (0.74) 0.53 (0.47)
0.38 (0.63) -0.28 (0.85) 0.28 (0.58)
-0.34 (0.68) -0.30 (0.68) -1.67 (0.29)
-0.65 (0.57) 0.91 (0.60) 0.18 (0.53)
-0.94 (0.50) 0.11 (0.84) 0.13 (0.52) 註：表中的各面向平均得分為各群集所屬教師經受試者內標準化得到的各面向Z 分數（代表和所有共 6
的教師命名為「知易行難」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對於教育變革的認 知準備度是高的，但是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則相對低。
群集2 之教師，國高中分別為 174 人（占 26.2%）、82 人（占 15.5%），對 於變革的情意（喜好）得分最高（國中M=0.75；高中 M= 0.91），其次是變革的 行為意向（國中 M= 0.39；高中 M= .11），但對於變革的認知則在三個群集中相 對較低。然而，群集2 的國中與高中教師在部分面向的表現有明顯不同，群集 2 的國中教師對於評鑑觀之同意程度（國中 M= -1.21）顯著低於高中教師（高中 M=
-0.30）（t = - 9.20, p < .001），以及國中教師對於課程觀之同意程度（國中 M= 0.13）
顯著高於高中教師（高中 M= -0.52）（t = 7.36, p < .001）。本研究將此一組型的 教師命名為「順應配合」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準 備度雖然不高，但是執行變革的情意與行為意向則是相對高的。
最後，在群集3 中之教師，國高中分別為 253 人（占 38.1%）、202 人（占 38.1%），可明顯看出國高中教師對於評鑑觀之得分為所有面向最低者（國中 M=
-1.43；高中 M= -1.67），但這些教師對於領導觀、課程觀及教學觀則抱持相對 認同的態度（國高中教師之平均皆大於0），但對於變革之情意 （t = -5.88, p <
.001），以及變革之行為意向（t = -11.43, p < .001），國中教師相較於高中教師而 言得分顯著較低，但在三組教師中則是居於中等程度，且分數接近於零，國中教 師略為缺乏意願，也較無實踐意向，而國中教師只有些許變革意願與行為意向。
本研究將此一組型的教師命名為「意興闌珊」型，也就是說，此一組型之教師，
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準備度雖高，但特別不認同評鑑觀，至於執行變革的情意與 行為意向則相對意興闌珊，不特別熱情、也沒有太明顯的抗拒心態。
如果進一步以三個群集之教師為自變項，以人口學變項為依變項，進行χ2 檢 定，結果顯示此三種類型之教師在性別、職務、年資、學歷及任教階段等人口學 變項上，無顯著差異。
顯然地，經由群集分析我們可以得知，面對教育變革，現場的教師們大致有 三種類型。一種為順應配合型，他們對變革的教育理念之認知準備雖尚未完全認 同，但執行的意願與行動力最強，他們是行動派，從「認知失調」的角度來看，
假以時日，這些教師將會慢慢增強對新教育理念的認同，校長與行政人員可以以 這群教師為先鋒，積極執行新課綱，並帶動變革風氣。第二種知易行難型，也就 是對於教育變革的認知層面有較高之認同，但在情緒與行動上則較為低落，且可
能有所抗拒，校長與行政人員對這一類型之教師需較費心費力，但要注意不讓他 們影響其他教師之變革進行。第三種意興闌珊類型，雖然認同教育變革的各項理 念，但在情緒與行動上則顯得意興闌珊，這群教師可能受困於個人問題或其他因 素，以致執行力出不來，校長與行政人員可以賦予較多的同理心與鼓勵，假以時 日，他們的行動將可跟上他們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