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外部因素
就外部因素而言，台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力。1986 年 9 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立。美國參、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 戒嚴令、允許創立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不可打壓 民進黨的創立。由於美國的施壓，因此，民進黨順利創黨，台灣的民主化也從此 正式展開。75
而俄羅斯則主要受到與西方國家冷戰失敗的影響。冷戰的一項重要特徵是：
不斷投入鉅資的軍備競賽。由於蘇聯並不像東歐國家一般大量地依賴對外貿易，
加上在冷戰時期，蘇聯自行與國際貨幣體系隔離，無法與他 20 國貨幣進行兌換，
故使蘇聯自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然而，面對 1980 年代後期蘇聯經濟成長的持 續停滯，使政治菁英不得不正視內部經濟改革的問題。在這樣的內部環境下，為 了取得西方國家的協助，使戈巴契夫在限武談判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以及默許東 歐國家脫離蘇聯的控制。接著，我們可以說：西方國家獲得了冷戰的勝利。因為 蘇聯經濟改革的結果使它正當的削減國防預算，並且願意接受民主，結束與西方 國家的對立。76因此，綜上所述，早在蘇聯解體之前，東歐各國共產主義陣營的
75 請參見林佳龍，「解釋台灣的民主化」，林佳龍、邱澤奇主編，兩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 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北：月旦，民國 88 年），頁 121~122；李酉潭，「台灣民主化經驗與 中國民主的未來」，2005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台灣民主的挑戰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北：
國立政治大學，民國 94 年 12 月 10-11 日），頁 8。
76 White, op. cit., pp. 433~434.
崩潰就已經無法扭轉。而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正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擴散 的結果之一，且隨著蘇聯帝國的瓦解，俄羅斯也開始了民主化的進程。
2. 內部因素
（1）列寧式與準列寧式政體之差異：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 統治、中央專制的方式來治理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 一個「準列寧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 轉型至民主政體。然而，俄羅斯乃是一個標準的列寧式國家，其專制極 權程度更高，在面臨民主化各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不免會影響到 在處理民主化議題時的行為，自然也會以更強硬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
俄羅斯對於民主化的抗拒與經驗的缺乏，顯然會比台灣國民黨準列寧式 政體的轉型來得艱辛。
（2）選舉經驗之差異：台灣從 1950 年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落實地方自治。
在這段期間，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開放省、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 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了 1969 年，台灣開始進行包括國民大會代表 與立法委員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到了 1996 年，台灣更舉辦了 首次總統直接選舉，並於 2000 年與 2004 年再次舉辦總統大選。換言之，
台灣民眾的選舉經驗至今已經超過 50 年。相較之下，俄羅斯民眾的選舉 經驗雖然也有 10 餘年的經驗（1991～2005），但俄羅斯的選舉實際上卻操 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政策議題幾 乎沒有被提出來討論。普欽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興經濟與提升國力的概 念，並拒絕與對手同台辯論，而他的對手們也沒有針對具體政策進行批 評。另外，普欽在 2000 年上台之後，逐漸將各項權力集中到中央，在 2004 年的總統大選中，主要政黨（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的領袖甚至拒絕參選，
這無疑打擊了俄羅斯民主化的努力。
（3）有無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向來都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力來源。根據 統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數在 1970 年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 是到了 2003 年，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數，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
中產階級一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了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另一 方面，中產階級也發揮影響力，使台灣逐步進行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
然而，自從 1991 年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的中產階級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生活水準也直線下滑，甚至有些原本的富人還淪為貧民或乞丐。根據統 計，目前俄羅斯的中產階級數目約有一千萬人以上，但只佔全國人數的百 分之八，明顯偏低。當俄羅斯人連個人經濟生存都無法滿足時，自然也無 力追求進一步的民主。
（4）對於媒體之掌控與應付群眾運動之模式：在民主鞏固過程中，國家領導者 的行為往往比態度及結構的因素更加重要。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否能夠 順利鞏固，主要取決於國家領導者的行為民主與否。台灣從 1987 年解除 報禁以來，各種平面媒體爭相設立，而 1993 年開放廣播、電視頻道之後，
更擴大台灣媒體參與社會活動的機會。到了 2003 年，立法院又通過廣電 三法，以法律明文規定政黨與政務人員退出電子媒體，並且禁止黨工與公 職人員主持新聞評論節目，使台灣的媒體能夠更超然地扮演監督政府運作 的角色。然而，俄羅斯的情況卻非如此。如前所述，普欽於 2000 年上任 之後，不但逐步控制俄羅斯內部的各大獨立媒體、電視網，甚至還禁止記 者報導各種不利於政府的新聞訊息。除此之外，普欽也透過立法，以嚴苛 的條件限制國內政黨的成立、賦予政府更大的權限以壓制各種合法的群眾 抗議行為，工會與勞工的罷工權也受到許多限制。當媒體的公正性遭到政 府的打壓，而民眾也無法透過自發性運動來表達本身的不滿時，俄羅斯的 民主也就逐漸倒退，回到過去的威權政體。
（
5）有無健全發展的政黨體系：在民主轉型的準備階段中，台灣明顯的自由化 歷程始於 1987 年以來的解嚴、解禁。戒嚴令的解除，被視為專制政權宣 告修改原有的政治法則，以開放更大的空間，供給個人與團體，行使公民 與政治的權利。在威權統治時期的台灣，國民黨政府雖強調壓制反對勢力 及個人自由，但並未以激進的手段來消除國家與市民社會的分界。由於威 權主義容忍經濟、宗教及其他自由的發展，因此，在自由化開始後，台灣 向來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的基礎，能夠做為政黨體系有效運作的憑 藉。民主進步黨在 2000 年贏得總統選舉，不僅被視為民意終於得以自由、民主地表現出來的結果，亦是一黨專政冗長潰敗過程的終結。然而，俄羅 斯的情況正好相反。在極權統治時期的俄羅斯，共產黨的政治支配是無所 不包的，並透過全面支配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式，將各個面向予以政治
化，以達到掌握全部權力的目的。由於極權主義強烈限制市民社會的發 展，故在自由化開始後，俄羅斯長期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發展的脆弱基礎，
不僅無法有效維持政黨體系的運作，更是造成政黨體系功能不彰的主要原 因。甚至在葉里欽擔任總統期間，他始終不願意將自己與任何政治派別聯 繫在一起，並認為總統這一職位應高出於骯髒的政黨政治，致使政黨在俄 羅斯的發展中確實帶來很多混亂，也給許多政黨政治的支持者帶來了不小 的困難。
肆、從台灣與俄羅斯經驗，檢視中國大陸民主化的原因與動 力
一、中國民主化的可能原因
(一)經濟發展
依循 1980 年代中國大陸新威權主義的邏輯，77認為經濟發展必然需要穩定的 政治領導，這也是中國大陸民主條件未成熟之前的必然，此一說法勉強維繫了中 共政權合法性，以及經濟持續發展。另一方面學者指出，若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夠 持續發展，國民所得達到每人 2500 美元時，就會逐步走向政治自由化，78若中國 大陸的經濟能夠穩定發展，中產階級的出現將推展中國大陸民主化的進程。面對 此一悖論，台灣民主化經驗得以說明，經濟發展的成果並非維繫政權的萬靈丹，
中國大陸藉由改革開放所維持的經濟合法性，雖然可能引導中國大陸民主化朝溫 和的模式發展，但並不能永久維持政權穩定，尤其是中產階級在改革開放之後的 中國大陸逐漸崛起，增加擴大政治參與的壓力，加快民主化的到來，資本家入黨
77 新權威主義主張強化國家力量以保障市場機制的運作，甚至利用國家力量直接參與市場運作追 求經濟「效率」，帶動「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 參見蔡文軒，〈中國該往何處去？知識社群的 思考〉，《政治科學論叢》，第 29 期，2006 年 9 月，頁 123-158。
78 Larry Diamond, Developing Democracy: Toward Consolidation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64. 也有學者指出，當某個國家的每人國民所得達到 3200 美元 時，即進入所謂的「轉型帶」，而民主化的壓力也會因為經濟與社會的發展而出現。Bruce Gilley, China＇s Democratic Future, p. 64. 根據中國統計局統計，2006 年中國大陸城鎮地區國民平均所得 為 11,759 元人民幣(約 1500 美元)，農村居民收入為 3,587 元人民幣 (約 460 美元)，北京平均所得 已高達 6,000 美元，廣州更超過一萬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