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黨體制的政治變遷：台灣、俄羅斯與中國的比較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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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ㄧ黨體制的政治變遷：台灣、俄羅斯與中國的比較觀察研究成果報告(精簡版). 計計執執. 畫畫行行. 類編期單. 別號間位. ：個別型： NSC 97-2410-H-004-181： 97 年 08 月 01 日至 99 年 07 月 31 日：國立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李酉潭共同主持人：王定士.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處理方式：本計畫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1 年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9 年 11 月 05 日.

(2) ㄧ黨體制的政治變遷：台灣、俄羅斯與中國的比較觀察壹、問題意識與研究意義一、第三波民主化的意義二十世紀末期，人類政治史上最特殊的政治現象之一，就是所謂「第三波」 1. （The Third Wave）民主化的浪潮襲捲全球。第三波民主化自從 1974 年在葡萄牙展開之後，至今已經超過三十年。相較於 1974 年時，全球只有 39 個民主國家，在著名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10 年公布之世界各國自由度調查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全球 194 個國家之中，「選舉式民主國家」（electoral democracy ）共有 116 個，其中包括了 89 個「自由民主國家」（ liberal 2. democracy），同時也是自由的國家；其餘 27 個國家則被評定為「部分自由」。. 其中，台灣與俄羅斯都是在第三波民主化浪潮時，從威權或極權政體走向民主政體的國家，但是兩國的民主政治發展，卻有截然不同的結果。前者雖然荊棘滿佈，卻繼續往民主鞏固的方向發展；後者雖曾曙光乍現，但卻從 2004 年以後被評為民主崩潰。而造成新興民主國家之間民主發展不同的原因，乃是一項值得深入研究的議題。然而更値得注意的是，近年來中國大陸雖然經濟發展快速，但威權體制依舊，自由程度被列為次低等級，僅比北韓、古巴、緬甸等這些最不自由的國家稍微好一點而已。(表一：台灣、俄國、中國自由程度變化) 表一：台灣、俄國、中國自由程度變化台灣. 俄羅斯. 中國. 自由等級. 政治. 公民. 政治. 公民. 政治. 公民. 權利. 自由. 權利. 自由. 權利. 自由. 1995. 3. 3. 3. 4. 7. 1996. 2. 2. 3. 4. 7. 1. 台灣. 俄羅斯. 中國. 7.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7.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請參見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pp. 3~26. 2 請參見http://www.freedomhouse.org/template.cfm?page=70&release=1120 檢索時間：2010/10/31 . 1.

(3) 1997. 2. 2. 3. 4. 7. 7.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1998. 2. 2. 4. 4.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1999. 2. 2. 4.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2000. 1.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2001. 1.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2002. 2.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2003. 2. 2. 5. 5. 7. 6. 自由. 部分自由. 不自由. 2004. 2.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05. 1.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06. 2.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07. 2.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08. 2.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09. 2. 1.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2010. 1. 2. 6. 5. 7. 6. 自由. 不自由. 不自由. 資料來源：歷年變化的記錄由作者自行整理自 Freedom House 網站， <http://www.freedomhouse.org>。更新時間：2010/10/31. 依據 Samuel P. Huntington《第三波》一書對於民主轉型前威權體制的分類，台灣、俄國與中國皆屬於一黨專制體制的類型，台灣與俄國民主轉型啟動時間幾乎在一九九○年代同步進行，但發展狀況完全不同，反觀中國卻威權體制依舊。然而，從另外一個角度來看，台灣在兩千年政黨輪替以後，經濟不再快速發展，但中國卻是全世界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而俄國在九○年代民主轉型初期階段經濟發展停滯，甚至於倒退，但在這幾年普亭總統領導之下，雖然自由程度倒退，但經濟發展快速穩健，而被列為全世界所謂的金磚四國之一。因此，台灣、俄國與中國ㄧ黨專制的政治變遷，値得進一步作深入的比較分析。而本文研究的旨趣主要在於：以台灣與俄羅斯民主化的經驗為鑑，來探討中國民主化的前景。. 二、比較研究的意義：從台灣與俄羅斯民主轉型過程，分析中國的政治發展趨勢台灣、俄羅斯與中國的政治變遷過程值得比較的重要性，在於同屬於一黨體制變遷的類型。台灣在民主化前國民黨的統治普遍被列為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的類型，在Samuel P. Huntington民主轉型前威權體制的四種分類中(一黨制、軍事政權、個人獨裁政權、種族寡頭政治)被歸類為一黨體制的類型。而台灣在民 2.

(4) 主轉型過程中被歸類為Huntington所謂的變革模式3，是因為 1996 年舉行攸關民主判別標準的第一次總統大選時由當時的執政黨候選人李登輝當選。當然，俄國與中國更是列寧主義黨國體制的典型。列寧式與準列寧式政體之差異：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統治、中央專制的方式來治理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一個「準列寧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 4. 然而，俄羅斯乃是一個標準的列寧式國家，其專制極權程度更高，在面臨民主化各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不免會影響到在處理民主化議題時的行為，自然也會以更強硬的態度來處理。換言之，俄羅斯對於民主化的抗拒與經驗的缺乏，顯然會比台灣國民黨準列寧式政體的轉型來得艱辛。俄國在 1980 年代戈巴契夫實施改革開放以來，由葉里欽領導實現從威權或極權主義體制轉型為「選舉的民主」體制，但卻因為沒有地方自治經驗，亦缺乏長期的選舉經驗，加上經濟崩潰的危機，致使普欽上台之後，實施鐵腕統治，雖然經濟穩定成長與發展，但卻也造成原來的民主體制崩潰為威權體制。反觀中國，自從 1978 年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以來，經濟快速成長與發展，但政治體制從未發生根本上的變革。. 筆者於 2007 年 12 月所提的研究計劃摘要中特別提到：「展望未來，台灣是否可以持續穩定走向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俄國在新總統上任後是否重新走回自由民主的道路？中國是否可能在北京奧運與上海博覽會後開始規劃朝向民主化的目標？」現在，台灣與俄國已於 2008 年 3 月舉行總統大選，產生新的領導人。台灣發生政黨輪替，由國民黨提名的馬英九勝選擔任總統；俄羅斯則由普欽支持的梅德費傑夫當選總統，但普欽卻擔任總理，繼續扮演強人的角色。中共則於今年 10 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中，通過了習近平接任軍委會副主席的職位，大致上確定將於 2012 年召開的十八大中正式接班。從 2008 年到現在，台灣雖經過陳雲林來台產生的藍綠對抗之衝擊與考驗，媒體自由稍現退步，但自由程度仍被評為次佳的 1.5（2010 年最新的評比，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的等級恰好互換），大致上持續穩定地走向民主鞏固與民主深化之路；俄國則在強人領袖普 3. 杭廷頓認為第三波民主化的過程大致可分為三種類型：變革(Transformation)、替換(Replacement)，以及移轉(Transplacement或Ruptforma）。(Huntington,1991:110-112.) 4 請參考Chien-min Chao and Yeau-tarn Lee, “Transition in a Party-State System: Taiwan as a Model for China＇s Future Democratization,＂ in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Zheng Yongnian, ed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Reform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p. 210-230. 3.

(5) 欽主政之下，近年來被評為不自由等級的狀況依然如故，未來是否重新走回自由民主的道路，仍待觀察。而許多人期待中國在北京奧運與上海博覽會後能夠開始規劃朝向民主化的目標，但卻因劉曉波獲得諾貝爾和平獎，中國持續地打壓網路與媒體自由，而顯得民主化之路遙遙無期。這些議題顯然仍值得吾人從政治變遷，尤其是民主化的角度來加以比較觀察與分析。. 貳、民主轉型、民主鞏固與民主化的意涵一、民主轉型的模型有關民主轉型的階段歷程，早在 1970 年Rustow 就提出一個初步的模型，後來Sorensen 據此稍加修改，用來描述轉型過程中的主要因素，試圖使研究者能 5. 夠獲得更具體的幫助（見圖二）。該模型從國家統一的背景條件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由非民主統治轉型到民主階段的過程，但在實際世界中各階段經常重疊。民主轉型的第一階段為準備階段：是以政治鬥爭導致非民主政權瓦解為特徵；第二個階段是決定階段：民主秩序的明確要素已經建立；最後一個階段為鞏固階段：新的民主進一步發展，民主習慣已確立為政治文化的一部份。. 6. 圖一：民主轉型的一個模型. 背景條件：國家統一. 1. 準備階段：非民主政權的崩潰. 2.決定階段：開始建立民主秩序. 3.鞏固階段：國家進一步發展；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 時間. 資料來源：Georg Sorensen,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Processes and Prospects in a 5. 請參見Rustow, op. cit., pp. 350~361; Sorensen, op. cit., p. 40. 請參閱Sorensen, op. cit., p. 40, p. 45.另外，有學者將台灣民主歷史的進程分為三波：(一)民主起步階段；(二)民主轉型階段；(三)民主鞏固階段。參見阮銘，民主台灣vs.共產中國，頁 261。. 6. 4.

(6) Changing World, 2nd ed.（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8）, p. 40.. 二、民主鞏固的概念意涵民主鞏固概念已經變成比較政治中最常使用的概念之一，從 1980 年代開始這個詞被選擇來作拉丁美洲、東歐、東亞與南歐的政治研究。最近，這個概念也被學者們使用在西歐的研究上面。因此，民主鞏固概念的重要性在當代思考民主政治上已經不再有爭辯；或者說，學界多針對鞏固的概念認知有所爭議而已。. 7. Schedler在先前討論「民主鞏固的各種概念」時，所提出的民主鞏固消極與積極概念的區分，仍然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首先，他提出四種層次的分類法— 8. 「威權主義」、「選舉的民主」、「自由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見圖二）。. 圖二：民主鞏固的概念. 他接著指出：我們認定民主鞏固概念的意義，必須考慮到我們站在什麼地方（經驗性觀點），以及我們要達成什麼目標（規範性水平）這兩項因素。「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代表民主鞏固的經驗性指涉。「自由的民主」欲避免「選舉的民主」之出現，而「選舉的民主」欲達成「自由的民主」之發生。換言之，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在時間序列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更穩定之民主制度的過程。由此可知，Schedler認為民主鞏固在本質上乃是一 7. 舉例來說，Samuel P. Huntington在《第三波》一書中提出一個衡量鞏固程度的標準，那就是「雙翻轉測驗」（two-turnover test）。運用這種測驗，如果在轉型期的初次選舉中掌權的政黨或團體，在此後的選舉中失利，並把權力移交給選戰中的獲勝者；然後，如果這些獲勝者又和平地把權力移交給次一屆選舉中的獲勝者，那麼，這樣的民主政權就可被認為是已經鞏固。因為透過選舉選擇統治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唯有統治者願意依據選舉的結果而放棄權力，民主才是貨真價實的。這種將民主鞏固的概念侷限於選舉的觀察，被視為只是民主鞏固的狹義概念，曾遭受到一些批評。事實上，Dankwart A. Rustow於 1970 年提出的民主化模式中，早就將民主鞏固階段界定為：民主根深蒂固於政治文化之中。而Georg Sorensen則進一步指出：鞏固不是純粹的政治過程，而是也需要社會與經濟的變遷，且鞏固的最後階段乃是民主的制度與實際變成政治文化根深蒂固的過程。 8 請參考 Andreas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9, No.2 (1998), pp. 93~105. 5.

(7) 種「目的論的概念」（teleological concepts）。民主鞏固的消極概念是關心「民主穩定，並避免倒退；而其積極概念則是關心民主進展並提昇品質。」. 9. 三、民主類型與民主鞏固的模型 Schedler在討論「民主鞏固的各種概念」時，特別提出包括「威權主義、「選 10 舉的民主」、「自由的民主」與「先進的民主」等四種不同層次的分類法。他強. 調，民主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國家在時間序列上，避免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進而邁向更穩定之民主制度的過程。. 這種以「經驗性觀點」及「規範性水平」等兩項因素來列舉不同意涵的民主鞏固概念，確實有其參考價值。其中最值得吾人注意的是「組織民主」（Organizing Democracy）的概念。. 11. 在這個階段裡，除了要求建立比單純制度化民主國家更. 多的基本規則，（自由的民主）國家還希望在這個階段裡建立起民主的特殊制度與組織，包括對政黨制度、行政官僚、立法機關、司法機關，以及各項利益協商的機制等等（見圖三）。換言之，「組織民主」等同於「制度建立」（institution building），也是Philippe Schmitter所說的「部分建制」（partial regimes）。 12. 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國家在「組織民主」的過程中，可能因為建立正確的政治. 制度，而走向「先進的民主」；然而，卻也有可能因為採用錯誤的民主制度，而 13. 發生民主倒退的現象，反而回到「選舉的民主」，甚至是「威權政體」的階段。圖三：組織民主 9. 除了民主鞏固概念外，其他相關概念請參閱圖三至圖五的說明。請參見Schedler, , op. cit., p. 95.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101. 11 另外四種民主鞏固的概念定義如下：防止民主崩潰(Preventing Democratic Breakdown)就是防止「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快速死亡，倒退回原來的威權主義。避免民主崩潰，專心致力於民主體制長存下來，乃是民主鞏固的古典意義；防止民主腐蝕(Preventing Democratic Erosion)乃防止「自由的民主」慢慢死亡。除了崩潰的危險，許多新民主政體必須抵禦民主衰敗的危險，避免民主逐漸腐蝕，導致半民主體制(semidemocracy)的發生；完成民主(Completing Democracy)乃是指從「選舉的民主」到「自由的民主」。民主化的完成需要去除威權主義的餘毒，而「自由的民主」必需有效地保證基本的政治、公民與人權(political, civil and human rights)；以及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乃是討論民主品質從「選舉的民主」與「自由的民主」提昇到「先進的民主」之水準。請參見Ibid., pp. 93~105. 12 請參考Ibid., pp. 100~101; Philippe C. Schmitter, “Organized Interests an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Southern Europe,＂ in Richard Gunther, P. Nikiforos Diamandouros, and Hans-Jürgen Puhle, eds.,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84~314. 13 Schedler, “What is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 101. 10. 6.

(8) 參、台灣與俄羅斯民主化的比較一、台灣民主鞏固的內涵（一）台灣民主化的政經條件 1.穩定的經濟發展台灣威權政府在統治過程中，並未因為重大的經濟破產而失去政權，反而因 14 為採用適當的經濟政策，贏得了「經濟奇蹟」的稱號。此外，在這段期間裡，. 臺灣經濟發展的真正奇蹟，乃是相對較為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得後來的政治變遷 15 得以更加平和。經濟的成長，更帶動社會階級的變化。臺灣出現越來越多的商. 人、專業人士、教師、公務員等中產階級。杭亭頓認為，這些中產階級正是臺灣政治變遷的主要行動者，因為這些中產階級相信自己有能力透過選舉來提高他們的利益。. 16. 也因為如此，臺灣的中產階級在 1980 年代開始要求政府逐步擴大他 17. 們政治參與的空間，進而推動了臺灣的民主化。. 2.合法性政治權威的衰弱. 1970 年代以來一連串外交挫折對國民黨統治正當性的打擊，使得國民黨威 14. 若林正丈著，洪金珠、許佩賢譯，《台灣：分裂國家與民主化》 (臺北：月旦出版社，1994 年)，頁 148-153。 15 Joseph Wong, “Deepening Democracy in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76, No. 2, Summer 2003, pp. 235-256. 16 有關中產階級影響層面的討論，參見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23. 17 然而，亦有學者指出，臺灣的中產階級並非是促成臺灣民主化的主要因素，因為這些中產階級在民主化之前就已經享有一定的社經地位，因而，他們可能希望維持穩定與可預測性，更甚於偏好走向民主化。參見Peter R. Moody, Jr., “East Asia: Democratization from the Top,＂ in Howard J. Wiarda, ed., Comparative Democracy and Democratization (Orlando: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2), p. 93. 7.

(9) 權政府的合法性開始產生動搖。臺灣威權體制真正的消失，可以由兩項民主化的 18. 指標來判定：「國會全面改選」與「總統直接民選」。. 1991 年 5 月正式結束動. 員戡亂時期，廢除臨時條款以後，才有 1991 年第二屆國大代表的全面選舉。至於 1992 年 12 月立法委員全面改選的重要意義，乃是國民黨第一次允許政權公開的民主競爭，亦即反對黨第一次有機會變成執政黨。因此，大多數觀察家視此次 19 舉為進一步民主化的最大貢獻。尤其是 1996 年 3 月臺灣首次舉行總統直接民. 選，李登輝先生得到全國 54％的選票而獲勝。總統直接民選的舉行與李登輝的勝利，表示舊有兩蔣國民黨威權政府正式結束，而臺灣也首次被「自由之家」列入自由民主國家的行列。. 3. 宗教與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20 儘管杭亭頓認為儒家或受儒家影響的社會，一直都不適合民主的生長。他. 指出，1990 年之前，東亞地區只有兩個民主國家—菲律賓與日本，前者完全是 21 一個天主教國家，而後者的儒家價值觀已經被重新詮釋。此外，基督教長老教. 會等非政治性的國際社團組織，不僅對臺灣的政治異議份子提供精神與物質雙重的支援，同時也表達了對人權等議題的關切，某種程度應有助於臺灣的民主開放。. 22. 18. 杭亭頓在《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浪潮》一書中指出：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麼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來取代那些不是以這種方法產生的政府。參見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11。 19 John F. Copper, Taiwan's 1991 and 1992 Non-Supplemental Elections: Reaching a H igher State of Democracy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4), p. 45. 20 除了杭亭頓的觀點以外，奧格頓(Suzanne Ogden)也引用新儒家思想觀點指出：「儒家思想強調內化在個人中的社會政治關係優先性，可能無法與西方世界人權論述的精神相符。」此外，「儒家思想基本上強調不是『權利』，而是『儀式』」。參見Suzanne Ogden, Inklings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42-43。 2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 301. 在討論到臺灣的例子時，以時間的演進順序上來說，杭亭頓撰寫於 1984 年“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一文，在討論到文化系絡的部分時特別指出：與回教文化不利於民主制度的情況類似，儒家文化和佛教導向威權的統治，甚至在那些民主的經濟先決條件已經形成的國家，如：韓國、臺灣和新加坡的例子也是一樣。參見Samuel P. Huntington,“Will More Countries Become Democratic?＂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99, No.2, Summer 1984, p.208.而在 1980 年代早期臺灣經濟雖蓬勃發展，但當時卻還沒看到民主化的曙光。到了 1991 年《第三波：二十世紀末的民主化浪潮》一書出版時，Huntington即明確地指出：在臺灣，迅速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進一步削弱了傳統儒家的影響力，臺籍企業家的興起在臺灣產生了中國政治文化上的一種根本的變革。如此驚人的經濟發展，完全壓倒了相對脆弱的儒家遺緒。在 80 年代後期，蔣經國和李登輝對經濟和社會變遷所造成的壓力有所因應，並在社會中朝著政治開放的腳步邁進。參見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p.303。 22 胡佛、朱雲漢、文正仁，〈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的國際面相分析〉，《國策期刊》，第 121 期， 8.

(10) （二）台灣民主轉型的制度內涵 1. 由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國家轉型的「寧靜革命」台灣經濟發展及領導人決策轉變所造成的民主轉型，並未造成原來威權體制的遽然崩潰，快速的民主發展亦未導致大幅度的經濟成長衰退、社會的動亂和嚴重的政治傾軋。台灣政權內部發生的是一場由威權體制走向自由民主國家轉型的 23. 「寧靜革命」。. 台灣民主化的過程，究竟具有何種特質？簡言之，相較於其他同樣處於民主轉型的新興民主國家，臺灣民主化過程的特色包括：第一，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並非再一次的民主化蛻變；第二，臺灣民主轉型始於一黨專制，並非由軍事政權過渡到民主體制；第三，臺灣民主轉型沒有遭到重大政經危機衝擊，並未伴隨社經改革的要求；第四，臺灣民主轉型乃潛在著族群分裂與衝突，並促使臺灣政治本土化；第五，臺灣民主轉型不僅對合法性提出異議，並對國家正當性有所質疑。 24. 另外，由執政黨改革派帶頭與反對黨溫和派進行協調磋商，並引領國家邁向民. 主化的變革模式25；政府與反對派皆展現成熟的民主表徵，致使社會並未發生重大的暴力，這般的理性妥協、低度暴力亦是臺灣民主轉型的卓越表徵。. 2.台灣民主轉型屬於杭亭頓的「變革模式」. 從杭亭頓提出的三種民主轉型方式（變革、替換、移轉）來看，替換應該是屬於最激烈的民主轉型方式。很幸運地，根據前述討論，我們可以發現臺灣的民主轉型過程，並未出現政府崩潰或人民革命推翻政府的暴力鬥爭，而是兼具變革與移轉這兩種較為溫和的轉型方式。儘管杭亭頓將臺灣歸類於變革的民主轉型方 26 式，但他也同意變革與移轉之間的界限是模糊不清的。另一方面，林佳龍指出，. 1995 年 9 月 19 日，《國策研究院》，<http://www.inpr.org.tw:9998/inprc/pub/jounals/120-9/m121_3.htm>。參見阮銘，《民主在台灣》(臺北：遠流出版社，2000 年)，頁 30-33。 24 有關這些特色的進一步說明與介紹，參見Yun-han Chu, “Taiwan＇s Unique Challeng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No. 3, July 1996, pp. 69-71. 25 參見李酉潭，〈從民主化相關概念探討台灣民主轉型的歷程－兼論孫中山建國三程序的意義與作用〉，《政治學報》，第 29 期，1997 年 6 月，頁 141-192。 26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24-142.此 23. 9.

(11) 臺灣的民主化應該是始於 1990 年代李登輝執政時期，而蔣經國當時的改革，應 27. 該只屬於政治自由化的範疇。. 深入而言，變革模式的必要因素，也就是執政菁英帶頭實現民主，而這些菁英也相信民主是一條可行的道路。然而，杭亭頓也提醒我們，這些菁英在決定走向民主化的同時，未必將民主化視為最後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將民主當成手段， 28 以完成諸如穩定領導地位等其他的目標。同樣地，林佳龍曾引用道爾的「互相. 安全」(Mutual Security)模型，來解釋當時臺灣領導人在 1980 年代晚期的自由 29 「黨外人士」開始進行串連，以組織反對化作為。他認為，美麗島事件結束後，. 黨為主要目標，加上國民黨政權當時出現的醜聞與危機，使蔣經國感到沈重的壓力。而 1986 年民主進步黨的成立，更成為驅動蔣經國決定走向政治民主化的最 30. 主要因素。. 進一步深入分析，在台灣民主化之前，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形式屬於威權主義政體，或者最多只是準列寧主義政體。31威權主義乃是一種理念或由上而下的政府運作方式，強調政府的權威應該凌駕於個人之上，而忽視了人民的同意。32當時的準列寧主義政體或威權統治模式奠定未來民主鞏固基礎的重要原因乃是：國民黨政府並未以激進手段完全消除市民社會，實施的大部分是市場經濟制度，且地方層級的選舉從未間斷過。33由於在威權統治時期，政府並未完全去除公共領. 外，林佳龍亦指出：臺灣的民主轉型路徑，乃是由執政菁英所發動和主導的漸進式改革。參考林佳龍，〈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05。 27 林佳龍，〈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17-119。 28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06-108. 29 林佳龍，〈解釋台灣的民主化〉，頁 115-127。 30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pp. 106-108. 31 吳玉山指出：在民主化之前，台灣的政黨體系屬於Sartori所稱的霸權一黨制(hegemonic one-party system)，即是由國民黨一黨壟斷的體制。當時的中國青年黨與民主社會黨缺乏政治實力，且與國民黨關係密切，故並非多黨競爭意義下的反對黨。吳玉山，「半總統制下的內閣組成與政治穩定－－比較俄羅斯、波蘭與中華民國」，俄羅斯學報，第 2 期(民國 91 年)，頁 241。 32 請參見Andrew Heywood, Politics (New York: Palgrave, 1997), p. 36. 33 學者鄭敦仁曾以「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Quasi-Leninist Regime)來形容國民黨政權的性質，而台灣國民黨這種「準列寧主義黨國體制」，不同於中國共產黨的「列寧主義黨國體制」的「全面控制」性質。因為國民黨由黨長期壟斷政治權力，其意識型態堅持訓政時期之後即過渡到民主階段，並以實現民主為目標，統治作用有一定的範圍與限制；反之，共產黨除了由政黨意識型態完全決定國家的性質與目的外，並堅定地將反對共產主義的民主派，視同為對國家之不忠和背叛者，其統治作用涉入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生活，並完全服膺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道路。Tun-Jen Cheng,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Vol. 41 (1989), pp. 471~499；李酉潭、張孝評，「民主化與台海和平之分析」，問題與研究，第 43 卷第 4 期（民國 93 年），頁 23。 10.

(12) 域與個人領域的分界，因此，在自由化後，市民社會中原本存在的各種民間團體，例如：企業組織、利益團體、俱樂部、家庭等，都進一步呈現出多元發展的傾向。. （三）2008 年後台灣民主鞏固的挑戰 2008 年總統大選國民黨獲得勝選，是否代表台灣已經達成了民主化理論大師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謂民主鞏固的目標，即經歷過「二次政黨輪替」呢?其實由於台灣的憲政體制定位不明，在國會從未輪替的情形下，光是行政部門的二次輪替能夠算是真正的二次輪替嗎？這不無疑問而值得進一步分析。 1.防止民主崩潰與防止民主腐蝕 2008 年 9 月發生監察委員李復甸約談檢察官的事件。由於最高檢查署特偵組偵辦前第一家庭洗錢疑案，因監委約談檢察官，引發干預辦案爭議。主任檢察官陳雲南認為依照監察法施行細則第 27 條第 2 項規定：「偵審中案件承辦人，就該案有關事項，在承辦期間應盡量避免實施調查」。但是監察委員試圖干預辦案爭議，已經造成有人權的倒退與顛覆正當法律程序的可能，這樣可能導致民主腐蝕34。同樣在 2008 年的「830 遊行事件」也是考驗台灣人權是否倒退的案例。在 830 遊行過後，內政部發公文，要求台灣社說明為何當初該社申請的是社會團體 (應該以推展文化、學術等等以公益為目的)，辦的卻是政治示威活動，疑似涉及違反《人民團體法》。至於辦遊行有沒有違法，內政部要台灣社自己說明。台灣社方面則指出內政部門大題小作，遊行是經過警方核准也是合法申請，何況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本文認為，內政部若認定台灣社違反《人民團體法》，應該指出該社違法的具體事實，而非要求該社自己說明。更重要的是，該案背後的集會結社自由等人權會不會在 2008 年後大幅倒退，這種有侵害自由權之虞的作為是吾人所不能容忍的35。從 2008 年 11 月 3 日至 7 日中國海協會會長陳雲林來台期間政府對人民種種 34. 有關監委約談檢察官偵辦前第一家庭洗錢疑案，參見 2008 年 9 月 18 日自由電子報。.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sep/18/today-p3.htm 35. 有關 830 遊行事件，請參考http://www.tvbs.com.tw/news/news_list.asp?no=blue20080903125953. 11.

(13) 自由的打壓，更可看出人權在政黨再度輪替後有倒退之虞36。民主化後臺灣人民所擁有的示威、遊行與抗議等反對的聲音(這些行為代表著言論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基本人權)在陳雲林來台期間受到嚴重的壓抑，尤其是警察在執勤時，如果連一般商家在抗議現場附近播放跟平常時期一樣的「台灣之歌」都被警方強制關閉，這不僅是警方執法是否過當的問題，甚至於根本是嚴重違反自由與人權，難怪開始有人強烈質疑台灣是否倒退回威權專制時期的「警察國家」？37。若從相關法律來觀察，《警察職權行使法》第三條規定：「執勤時不得逾越必要限度，應以對人民權益侵害最少的適當方法進行」，反觀警方在上述期間恣意擴權，動不動就把管制區擴張到極大化的作法，包括：在封鎖線外強行取走民眾國旗，不讓民眾拿標語，要求商店關音樂，驅離呼口號、嗆聲民眾等行為，明顯違反上述條文。最後來談民主的外在威脅。Robert Dahl在《論民主》一書中特別指出：有利於民主的關鍵性條件之一為「不存在強大的敵視民主的外部勢力」，因為一個國家，如果受到另一個國家的支配，而這個國家又敵視它的民主政府，那麼，民主制度不太可能獲得發展38(Dahl, 1998:147)。很顯然台灣作為新興民主國家，民主鞏固獨特的挑戰之一就是中國對台灣長期的武力威脅，甚至於使用包括媒體與經濟力量的所謂「超限戰」之威脅。這樣的威脅當然使得民主鞏固更加困難。總結說來，台灣民主崩潰最大的可能是來自於中國的軍事力量。綜合上述，若純粹就民主鞏固的狹義定義來分析，台灣並未清楚地達成「兩次輪替」的檢測標準。若從廣義的定義來看，涉及的含括法治、官僚、公民社會、政治社會、經濟社會等層面，現階段的台灣社會不可能完全達成，就時間來說，恐還需數十年的民主化歷程。因此，台灣達成廣義民主鞏固的目標尚有一大段距離。再就消極的定義來分析，Pridham認為消極的民主鞏固包括任何轉型階段所遺留問題的解決，就算不是去除之，至少也是牽制或縮減任何對民主化嚴重的威脅39。台灣包括國民黨黨產的轉型正義問題一直沒有適當地解決，恐怕連消極民主鞏固的標準都通過不了檢驗。更何況民主鞏固的積極定義有更高的要求，無論是Schedler所謂民主品質的提升或Pridham所謂長期政治文化的改造，台灣更有待數十年的持續努力。 36. 相關新聞，請參考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8/new/nov/5/today-fo5.htm. 37. 所幸，差堪告慰的是，媒體充分報導各項人民示威抗議活動卻備受打壓的訊息，足見作為最後一道防線的「新聞自由」，在台灣仍然充分發揮第四權的功能，不僅可以將上述問題突顯出來，並且以各種形式保留住這些歷史證據，可供時人與後人的檢驗。 38 Dahl, Robert A. On Democrac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p.147. 39 Pridham, Geoffrey. The Dynamics of Democratization: A Comparative Approach. (New York and London: Continuum. 2000.),p.20. 12.

(14) 2.深化民主在深化民主方面，台灣仍有許多不足。首先是道德與法治混淆不清，社會尚未解嚴。在上述民主鞏固的廣義定義之一就是法治的建立40。但所謂法治(rule of law)乃是最低程度的道德，要求人人都需遵守；道德要求自己，可以用較高的標準，即所謂「嚴以律己，寬以待人」。但因社會上道德與法治觀念混淆不清，以致於形成政黨競爭過程中常以兩套標準來互相要求，形成民主選舉過程中的畸形現象。這種畸形的現象在特定媒體的刻意操縱之下，更加扭曲台灣社會應有的正義原則與法治標準。2008 年發生的莊國榮案正可看出台灣的道德與法治混淆不清與社會尚未解嚴的現況41。莊國榮案是道德無線上綱的具體印證，許多人認為它破壞了法制概念當中應有「正當法律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吾人特別要指出：民主社會需要避免的陷阱之一乃是道德極權主義(moral totalitarianism)，標舉超高道德標準本身一方面可能形成輿論與習俗的專制，另一方面更可能導致社會上普遍的雙重或多重標準，變成不同立場或陣營打壓異己的工具。莊國榮不續聘案的發生顯然就是台灣道德多重標準的產物，並藉由炒作輿論來進行。其實政治人物應該就法治論法治，而非動輒以道德訴求來進行政黨競爭。在民主發展史上，自宗教改革與宗教戰爭以來，便逐漸發展民主政治是世俗的觀念。任何超過法治的宗教情操或道德要求，應屬於私領域個人的自我要求，而非成為公領域政黨競爭的議題。此外，國民黨黨產問題構成轉型正義最大的障礙。根據比較獨裁國家民主化的經驗，面對舊的獨裁政權留下的諸多問題(追訴加害者、獨裁時期歷史的書寫、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和解等)，其轉型正義不可能在民主化後馬上獲致。但是民主化政黨輪替之後若新的執政黨經濟表現不佳，導致民眾不滿而又政黨輪替回原有的前獨裁政黨。如此轉型正義的獲致更加困難。東歐與台灣都有黨產問題與轉型正義問題。不同的是，東歐各國的獨裁政黨 40. Linz, Juan J. and Stepan, Alfred. Problem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ern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and Lond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996.),pp.6-7. 政大公行系莊國榮老師在擔任教育部主秘期間，曾於 2008 年 3 月 16 日用不雅文字批評馬英九之父馬鶴凌先生與乾女兒之間的曖昧關係，引起當時台灣社會輿論的撻伐，因而辭去教育部主秘一職。在他結束借調回任政大時，政大校教評會卻以 14 票贊成、7 票反對，剛好符合三分之二絕對多數而採用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6 款「行為不檢，有損師道」為由不續聘莊國榮。 41. 13.

(15) 共產黨在民主化之後已將黨產歸還國庫，台灣的威權政黨國民黨卻仍保有黨產，成為轉型正義最大的障礙. 42. 。. 再來，民主文化素養不足也阻礙台灣邁向民主深化。台灣的政治文化，並未將民主視為優先價值，這代表台灣民主文化素養不足，也對民主鞏固有不利影響。一項「是否將民主視為優先價值」的調查中，台灣在 2006 年的比率才 24.2%，南韓在 2006 年是 32.3%，菲律賓在 2005 年是 26.4%，泰國在 2006 年是 47.9%，台灣遠遠低於亞洲鄰國。如果台灣人民將民主視為促進經濟發展的手段而非終極目的，那經濟不好的時候人民難道便想要捨棄民主，讓獨裁政黨重掌政權或寧願獨裁政權復辟來推動經濟發展嗎？更何況現在的民主選舉乃是一群長期受到專制文化影響的人來行使投票權利，來運作這一套民主機制。43 3.組織民主本文將組織民主的部份又細分為憲政體制、選舉制度、政黨制度與司法獨立來討論。在憲政體制方面，台灣的憲政體制定位不清，究竟應歸類於內閣制、總統制或半總統制仍有爭議. 44. 。. 筆者認為台灣在憲政運作上傾向總統制的運作情形45。以 2008 年總統大選為例，兩位候選人競相提出內政、外交、中國政策、農業、環保、交通等全方位的政見，而媒體與學界不以為怪，足見台灣的總統在主導政策的全方位上與美國總統制的總統相同，才會讓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時提出全面的政見。此外，第四次民選總統馬英九當選後強調掌握國會多數與總統職位之後的國民黨將「全面執政， 42. 洪茂雄，「政黨輪替從東歐到台灣」，自由時報，2008 年 3 月 23 日，第A15 版。台大數學系退休教授黃武雄在 2008 年總統選後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世上有兩種東西，一種是 Macro-X(大局的事物)，另一種是Micro-x(細部的事物)。若說國民黨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是 Macro-x。它點點滴滴滲入我們的思維，影響我們每一個人看待問題的方式，甚至左右今日大家的言行，包括我們的選舉行為。它無限細密的幻化成許許多多Micro-x，變成今日台灣的文化。 <http://www.hi-on.org.tw/bulletins.jsp?b_ID=78014>。 44 若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歸類為總統制或是透過修憲改為純粹的總統制，那本文建議國會否決行政部門的覆議權門檻應該從現行的全體二分之一改為出席或全體的三分之二，與同屬於總統制的美國相同。如此一來，陳水扁總統在 2000 到 2008 年的憲政運作應會順暢許多，因為國會不能單憑簡單多數來否決執政黨的法案。若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歸類於半總統制(吳玉山，2000；蘇子喬，2007)或是內閣制，那麼國家元首在內閣組成上尊重國會多數將是最適當的選擇。若在半總統制的框架下討論，陳水扁總統執政八年，而國會皆由反對黨或反對陣營掌握多數，則台灣可以採用「共治」(cohabitation)，如法國面對總統與國會不一致時總統邀請反對陣營領袖組閣的模式；或是可以採用「聯合政府」，如芬蘭或波蘭面對總統與國會不一致時由總統黨與反對黨分享內閣席次。參見吳玉山，「合作還是對立？半總統制府會分立下的憲政運作」，明居正、高朗主編，憲政體制新走向（台北：新台灣人基金會，2001 年），頁 160-178。. 43. 14.

(16) 全面負責」。這正說明了陳水扁時期的分裂與少數政府沒法全面負責，因此筆者認為陳水扁的八年執政是否為第一次政黨輪替仍有爭議。許多學者認為台灣在憲政體制分類上屬於半總統制46，那麼我們討論台灣民主鞏固的問題也可以從半總統制的制度邏輯來探討。眾所皆知，半總統制的制度邏輯是具有雙重民主正當性，也就是總統與國會皆有民主正當性，也都有決定行政部門人事與決策的權力。光是行政部門──總統的兩次輪替是否可以算是真正的二次政黨輪替，筆者持懷疑態度。若是以總統制為比較對象，便可以對輪替的意義更清楚的瞭解。總統制的制度邏輯為總統主導行政部門人事與決策的權力，只要政權輪替兩次，所有的行政部門人事與決策便經歷完整的輪替。由上述可知，半總統制與總統制是有所不同的。以台灣為例，雖已經歷過兩次政黨輪替，但行政部門的人事與政策仍多受制於原來威權政黨所掌握的國會。因此台灣不能算是真正的兩次政黨輪替，最多只能算是準民主鞏固(quasi-consolidated democracy)的國家。在選舉制度方面，台灣的立委選制在第七次修憲(2005 年 6 月 10 日)從原來的「單記不可讓渡投票制」(SNTV, Single-Non-Transferable-Vote System)改為「並立制」(parallel system)，也就是媒體上俗稱的單一選區兩票制。名義上，第七次修憲之前的任務型國大選舉雖是選舉國民大會代表，但實質上卻是進行修憲，因此該修憲案性質等同於公民投票。但是，本次任務型國大選舉投票率卻只有 23％(遠低於 2008 年「入聯公投」所達到的 36%投票率)，很顯然正當性不足。除了改變選舉制度的修憲案正當性不足外，選舉制度本身存有爭議加上國民黨黨產未歸零與歸公，造成政黨政治畸形發展。台灣第七次修憲所改革的選舉制度及其配套其實是有許多缺陷的。首先談席次減半，台灣的國會議員席次從修憲前的 225 席減為 113 席，再加上台灣選區劃分有極大問題，使特定政黨支持群眾集中的選區重要性放大。在原住民、東部、外島等 11 個選區有支持群眾集中的國民黨，可以說尚未舉行選舉即保證獲得 11 席。這 11 席若在原有 225 席當中只佔一小部分，若在現在的 113 席當中則比例性放大。這使得國民黨的總席次比例過度放大。再來談選舉制度，台灣採用「並立制」會造成政黨之間席次率與得票率過度失衡，國民黨與民進黨在政黨票的得票率是 50 比 36，但總席次比例卻為 3 比 1(81 席比 27 席)。若台灣採用德國的「聯立制」，則台灣前兩大黨的席次將 46. 包括吳玉山、蘇子喬、徐正戎、沈有忠、陳宏銘等學者將台灣的憲政體制歸類為半總統制。 15.

(17) 為 66 席與 47 席，得票率與席次率相同，較能維持制衡與政黨競爭的公平。此外，在「並立制」配合高門檻(台灣國會議員不分區的政黨門檻為 5%)之下，新興政黨與小黨無法獲得席次，使多元的少數族群缺乏代表。此外，台灣的主要政黨之一國民黨雖然從威權政黨解嚴後轉型為民主政黨，但仍保有威權時期就擁有的不當黨產，尚未歸還給國家。這造成國民黨與其他政黨政黨競爭不公平的現象。正因為國民黨擁有龐大黨產，在平常時期就可利用黨產組織群眾、扎根基層，在選舉期間不論是電視一波波的文宣攻勢、或是動員群眾，都是其他政黨所不能及的。這樣不公平的政治競爭環境，並不符合 Freedom House 所採用的「政治權利」前三項指標：「政治領袖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產生」、「立法代表是否透過公平與自由的選舉產生」與「是否具備公平的選舉法規、平等的競選機會、公平的投票過程以及誠實的表列選票數目」。綜上所述，透過不公平的選舉制度與選區劃分以及不當黨產未歸還國家扭曲了政黨競爭的公平性，使特定政黨取得不應有的政治優勢，破壞了政黨政治的正常發展。根據上述的分析，本文將台灣評為準民主鞏固的國家。其原因分別是：第一，台灣目前的憲政體制定位不明確，若將台灣歸類為許多學者認為的半總統制，按照前述本文修正Huntington判斷民主鞏固的標準，應該難以判斷是否已完成民主鞏固。47第二，若從行政權兩次輪替的定義來評斷台灣完成民主鞏固，那也只是民主鞏固的狹義定義。若從Linz與Stepan廣義的民主鞏固定義來觀察，台灣法治不足、正義不彰、民主文化不成熟，尚未達到Linz與Stepan所提出的標準。第三，台灣在民主化的道路上應仍可評為準民主鞏固，因為台灣的總統仍具有實權，因此行政權的兩次輪替仍有部分意義，儘管掌控國會多數的政黨或政黨聯盟從未輪替過。不過，依據Freedom House的測量，台灣的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 與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平均得分從未倒退過，這也是本文評價台灣為準民主鞏固的原因。. 二、俄羅斯從「選舉式民主」走向民主崩潰的內涵 47. 我國憲政體制還有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第四次修憲將立法院否決行政院提出之覆議案需要出席三分之二門檻的規定，調整為只要全體二分之一。造成行政機關的施政幾乎完全受制於立法機關，也使得陳水扁執政時期的行政機關無法完全負責。 16.

(18) 葉里欽主政時期，俄羅斯政治發展由威權體制往民主機制移動，然而，普欽時期所採取的一系列斲害自由民主的措施，使得國家自由程度退回至威權統治時代，至此，相關評等全球各國民主化指標中，「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 2005 年對全球所作的自由評比中，導因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s)自第 5 級惡化至第 6 級，俄羅斯由部份自由降為不自由國家的行列。2008 年梅德費傑夫接任總統，直到現在，在梅-普架構之下，依舊被列為不自由的國家。. （一）俄羅斯民主化的政經條件分析 1.經濟發展的衰退與不穩定. 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轉型的分析，主要集中於所謂「震盪療法」的觀點。 48. 前蘇聯崩潰以後，俄羅斯政府進行激烈的改革目的，是要以一套短期的政策，. 來建立一個自由與開放的市場，以達到宏觀的經濟穩定。49簡言之，在這種改革模式中，同時包含了市場化 (marketization)、私有化 (privatization) 和自 50 由化 (liberalization) 三個部分。具體作法包括經濟與生產資源的工具，由. 國家轉到私人手中；生產、分配以及投資的決策也由中央經計畫官員轉到私人企業家，價格依照供需決定，不再依賴國家補貼，企業必須自己負責成敗等。但從效果而論俄羅斯政府採取所謂的「震盪療法」（shock therapy）是不成功的；而經濟發展的不穩定，同時也對政治發展造成了影響。這可從「1998 年盧布的貶值及經濟市場的崩潰，使俄羅斯的經濟遭受到重大衝擊，進而造就了一個回歸國家計劃經濟體系的新政府」此一事件之中得到說明。. 2.權威政治的再現，個人政治權力的集中化. 由於經濟發展的不穩定，導致葉里欽政府的內閣總理常常面臨被更換的命 48. 理論上在經濟轉型前的制度離典型的計畫經濟制度越遠，經濟上中央集權的程度越輕的國家，經濟轉型過程就越順利，原因在於經濟私有化的順利與否可說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成敗關鍵，而中央集權程度越高的國家，國營企業的規模多半就越大，因此私有產權的確立和私有化政策的執行都較為艱難與複雜。 49 有關震盪療法的討論可參見，Peter Murrell ,“ What Is Shock Therapy? What Did It Do in Poland and Russia?＂ Post-Soviet Affairs 9 ,No.2(1993),pp111-140 50. Andrzej Brzeski,“Postcommunist Transformation: Between Accident and Desigin,＂in Robert W. ampell, ed., The Post-Commun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4), p. 5. 17.

(19) 運，直到國家安全局局長普欽被任命為內閣總理為止。普欽掌權後展現出與葉里欽對於權力完全不同的想法與作法。他拒絕採用葉里欽所謂「去權力集中化」 51 （decentralization of power）的統治方式，反而追求權力的再集中化。他希. 望建構一個以國家官僚為核心且有效率的政府，將權力集中在官僚體制手中，而整個官僚體系則由他來控制。. 52. 2005年2月由總統任命而非普選產生地方政府首長，不論普欽的意圖為何，明確地表現出俄羅斯從一個「選舉式民主」的主要倒退。普欽的企圖是藉由限制民主選舉去強化中央對省級政治的控制，已經牢牢地掌握住數以百計的「小型寡頭執政者」(mini-oligarchs)，這些「小型寡頭執政者」散佈在俄羅斯廣泛疆域 53 及其89省中。以上這些趨勢，再加上持續的媒體限制與自我審查、一個順從的. 國會(Duma)、持續的貪腐與選擇性執行強制的法律、施加在司法上的政治壓力，以及一些非政府組織(NGOs)受到的騷擾導致政府領導人對人民無法完全負責 54. 等，都是顯著的人權問題。對普欽而言，國家彷彿是一個更大的官僚體制，就如同其曾經從事過的克勃格(KGB)一般。在普欽服務於克勃格(KGB)期間，身為該組織的一份子，其中菁英領導、紀律與秩序最為重要。長年以降，獲得命令然後完成，即為普欽最熟稔的行為模式。此一種典範，普欽上任後又將它運用於國家的統治上。易言之，普欽主義由四個構面所組成：上層政治菁英的不安感；政治菁英對實質民主的不信任；對「顏色革命」在俄國發生的擔憂；國內不穩定性的威脅，無論是恐怖主義或政治反對派等。此四項要素不僅彼此相輔相成，更可用以解釋俄國民主化的不完全55。. 51. 為了鞏固與集中個人的權力，普欽採取了下列一連串措施：(一)推動立法將俄羅斯 89 個省長從上議院免職並且賦予總統將違反聯邦法律的省長停職的權力。(二)創造了由克里姆林宮任命的人所領導的 7 個超級區域，並透過引入安全與軍方代表的方式，藉以改變俄國統治菁英的組成。這些代表分別擔任部長、副部長、國會議員、省長與超級省長等職務，其佔全體政府職務的比例已經超過百分之二十五。(三)透過一連串的犯罪調查與反貪污運動的法律訴訟去削弱一些商業鉅子的政治影響力，但這些舉動很快的就被批評為是一種選擇性的政治迫害 52 請參見Lilia Shevtsova, “The Limits of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2004), p.69. 53 Kathryn Stoner-Weiss , “Russia：Authoritarianism without Authority,＂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7, No.1, (2006) , pp. 112-116. 54 請參考 2005 年美國國務院人權報告資料，網址為： http://www.state.gov/g/drl/rls/hrrpt/2005/61671.htm 55.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Conclusion: Whither Putinism?＂ in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2010), pp.291-293.. 18.

(20) 3.重視個人政治權威的政治文化，民主觀念尚未建立. 俄國雖然仿照美國實行三權分立制度，行政權由「俄羅斯聯邦政府」負責執行，司法由聯邦法負責、立法則由聯邦議會負責。然而俄國政治傳承向來就有各人權威統治的傳統（沙皇與蘇共），因而新憲法給予總統極大的政治權力。例如：（1）總統不曾因為決策的錯誤，而遭受國會的罷免會憲法法院的指控（2）總統有廣泛的行政權、人事權、軍事權、立法權，特別是總統可以不經過國會的同意，就可以透過安全會議發佈緊急狀態與動員能力（3）總統對於聯邦法院的人選擁有影響力的人事建議權。總統權力的增加，似乎與民主政治主張的「多數統治原 56. 則」、「政治自由」以及「尊重反對者權利」的精神相違背。. 此外，俄國經過七十年共黨統治，深受馬列主義的影響。及使俄羅斯成為獨立國家之後，舊有的思想尚未褪色，而人民對於新的政治制度尚未完全認知與接受，因此民的觀念尚未完全建立。大部分俄國人支持民主體制，然而對俄羅斯所 57. 推行民主改革措施卻極端不滿。. （二）俄羅斯未完成的民主轉型之分析 1.從列寧主義政體進行民主轉型，「處理共黨統治的歷史遺緒」為主要問題. 發生在 1989 年至 1991 年的東歐民主化歷程，造成了蘇聯解體，其主要特徵是採行多黨競爭的選舉及推行以市場經濟為導向的改革。俄羅斯必須解決的一項問題是：如何處理共產主義統治時期所遺留下來的政治與文化後果。由於昔日嚴厲的新聞檢查與壓制反對勢力，造成共產黨對權力的壟斷，因而使公民文化所強調的參與、妥協及共識均無從發展。因此，多黨政治的形成雖然乍見曙光，但是仍然無法將社會中的重要利益予以匯集。. 58. 而俄羅斯的民主轉型過程乃是從. 1991 年蘇聯解體後開始，可說是全球性獨裁集權主義危機下的結果。從 1991 年政變到 1993 年十月事件前後這段時間，可說是俄羅斯政黨政治發展活動最頻繁 56 57 58. 許湘濤，「俄羅斯的政治發展：1990-1996」，問題與研究，第 35 卷第 4 期（民國 85 年），頁 37。王承宗，「俄羅斯國家觀念與本質討論」，問題與研究，第 36 卷地 7 期（民國 86 年），頁 3。請參考Heywood, op. cit., pp. 32~33. 19.

(21) 的階段，由過去的一黨統治轉變為多黨競爭。59不過，葉里欽雖採取了一連串的民主化作為，使俄羅斯的自由與民主逐漸成長，但是 1993 年十月事件的發生，意謂著在其民主轉型過程中，缺乏民主文化，致使行政與立法部門產生激烈的衝 60 突。儘管從 1996 年以來，俄羅斯恰巧與台灣一樣，至今也舉辦過三次總統大選，. 但吾人發現其政治發展卻面臨到嚴肅的民主崩潰問題。. 在俄羅斯民主化之前，共產黨政府的統治形式屬於極權主義政體。極權主義的政治支配是無所不包的，建立在持久性的意識型態操控與壓制上。其目的在透過全面支配社會與個人生活的方式，將各個面向予以政治化，以達到掌握全部權 61 力的目的。因此，極權主義具有廢除私領域的傾向，與市民社會完全絕緣。當. 時極權主義的統治模式造成最近民主崩潰的重要原因是：共產黨政府強調對所有經濟、社會生活的控制，使市民社會毫無發展的空間，且在經濟上採行由中央計畫的制度。故共產黨扮演著社會上領導與指導的角色，控制著所有的機構。. 大體而言，俄羅斯的自由民主從蘇聯解體、葉里欽執政開始有好轉的跡象，自由程度逐漸提升，但隨著葉里欽下台，他所選定的繼任者普欽上台後，俄羅斯的自由程度反而開始下降，其原因主要是普欽在其任內採取了一連串打壓新聞自由與反對派人士等作為所造成的。. 2.國家重新介入市民社會，控制媒體輿論、箝制人權. 2003 年普欽政府進一步鞏固其權力與影響力，在政府內有四分之一的重要行政與立法職位是由前軍方與安全局的官員擔任。早在普欽第一任任內，就開始透過一連串手段包括政治性的犯罪起訴全國性電視台老闆、關閉俄羅斯最後一家 62 獨立電視台等方式，成功的掌握了全國性媒體，例如：ORT、RTR與NTV，進而使. 59. 請參見Joan DeBardeleben, Russia Politics in Transition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 1997), pp. 180~181；郭武平，俄羅斯的政黨政治（台北：五南，民國 88 年），頁 39~40。 60 俄羅斯的憲政體制是以前蘇聯時期的憲法為基礎，加以改革而建立的。因此，一旦轉變為民主體制，由於缺乏民主政治文化中的妥協與調適的要素，必然會成為政治衝突的淵源。當國會與總統權力僵持不下時，葉里欽竟然於 1993 年 10 月下令以坦克砲轟國會大樓，並斷水斷電。十月事件的發生，除了表示葉里欽與國會議員的立場不同外，更反映出共產政治文化不能包容及意識型態僵化的特性。此種文化特性慣於將政治立場的不同簡化為善與惡的衝突。李國雄，比較政府與政治（台北：三民，民國 93 年），頁 371~372。 61 請參見Heywood, op. cit., p. 27, p. 33. 62 參考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p. 23~24. 20.

(22) 國家的控制力進一步獲得鞏固。63而這也使媒體的獨立性受到政府嚴重侵犯，並 64. 使新聞自由等級下降。. 隨著 2003 年年底國會選舉與 2004 年 3 月總統大選的結束，俄羅斯出現了基本人權上值得注意的衰退以及獨斷的外交策略，反映出前安全與軍方官員權力的鞏固。在 2003 年 10 月，政府逮捕了能源公司尤柯斯（Yukos）的主席柯多爾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他是俄羅斯最富有且最具影響力的企業家。一般認為柯多爾科夫斯基的被捕與對該公司其他人員的起訴，是出於政治因素而非不法賄賂，也因為柯多爾科夫斯基曾經積極支持自由派的反對黨。一般相信，俄羅斯官方此舉，是為了進一步控制國內的巨商富賈，使其不再支持反對派人士。. 在 2004 年，普欽總統採取藉由對反對黨及市民社會進一步鞏固行政權的措施，強化了國家對於國營廣播媒體的控制，並且追捕政治上被起訴的商業領袖與知識份子。政府也宣布憲法的改變使統治者有指派或是選任官員的權力，而且普欽進一步計畫直接控制法官的任用與解雇。. 3.存在內部嚴重的族群衝突與恐怖攻擊行動. 俄羅斯充斥著反叛亂的軍事行動、游擊戰、暗殺及車臣激進份子的恐怖行動。同時，在聯邦勢力扶持下的車臣政府，也從事「恐怖行動」，包括綁架，殺害被懷疑為車臣分離主義份子者等。從上述事件來看，平息叛亂與恐怖活動可能成為普欽擴張權力最好的理由。以終止在貝斯蘭(Beslan)鎮發生的悲劇為藉口，普欽公開推動一項先前經過政府高層長時間討論的計畫，進一步集中對俄羅斯各地區的控制，並且影響法官的任用與解雇。憲政的改革使總統可任命政府官員而不必透過選舉。面對普欽逐漸擴張的權力，大部分政府首長都公開同意自治權限受到限縮，儘管眾所周知的他們私底下對這個計畫並非心悅誠服。在國會中，支持普欽的團結俄羅斯黨掌握了超過憲政上三分之二的多數，並以決議方式通過打壓公眾輿論的措施。. 63. 俄國政府掌握媒體方式還包括：俄國一家獨立電視台因被宣稱財政破產而被政府接收，但是俄羅斯政府卻拒絕新的投資者表達承接該電視台債務的請求。請參考 http://www.freedomhouse.org/research/freeworld/2005/Paraguay-SouthKorea.pdf, pp. 519~524. 64 請參見McFaul and Petrov, op. cit., p. 24. 21.

(23) （三）俄羅斯民主崩潰的解釋 1. 普欽主義與主權民主. 自2000年普欽繼任俄羅斯總統以來，政府即逐步強化對國家的直接控制力 65 道，並且將其政權型態向專制政體靠攏，普欽系統化限縮俄羅斯的政治場域， 66 同時建立一垂直的威權架構，於此，關於普欽持續擴充國家機器對社會的調控，. 從而鞏固己身權力的模式，或可理解為「普欽主義」(Putinism)。俄羅斯的政治、經濟與對外政策項目等皆可見到普欽主義的著力，其中，在政治層面，普欽創造一中央集權與獨裁的國家體制更甚葉里欽主政時期；同時隨著時間推移，俄羅斯的大眾傳媒並不若葉里欽時代自由；無論為個別領導者抑或群眾的層次，政治反對派一律受壓制，示威民眾不被俄羅斯當局所允許，並且往往被強制驅散；中央 -邊政關係重新界定，各區域自治體的權力移至中央，事實上，普欽已數度且採 67 不同方式，以求限約地方政府的權力，抑制其權力同時並強化中央權限；政黨. 活動受到控制，並且「權力黨」(party of power)在聯邦與區域選舉中，皆佔主導地位，因此，無論在各層次選舉中皆為低競爭性，同時也僅給予投票者受限的選擇；司法體系、法官與各法院的立場往往與克里姆林宮立場趨於一致，因而其獨立性逐漸降低；在治理與政事間，武力、暴力和法律程序任意被界定，尤其是涉及到個別對普欽政權，抑或普欽本人的反對；另由於對記者施暴、運用武力強制驅散示威與政治暗殺等，皆使得部分西方媒體歸類俄羅斯為「流氓國家」(thug state)。一般而言，許多人大致上同意俄羅斯迄今仍未達成民主鞏固。然而，對如何標誌俄羅斯的政治體系，尚未趨同一致，僅指陳為一種同時具民主與非民主表徵 68 「受的混合體。相關對俄羅斯民主模式的描繪，曾出現「選舉式」(electoral)、限式」(limited)抑或「部分式」(partial)、「管理式」(managed)或曾流行過的 65. Richard Rose, William Mishler, and Neil Munro, Russia transformed : developing popular support for a new regime(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3. 66 Joel M. Ostrow, Georgiy A. Satarov, and Irina M. Khakamada, The consolidation of dictatorship in Russia : an inside view of the demise of democracy(Westport, Conn. :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3. 67. Zvi Gitelma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Rus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and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47. 68 Zvi Gitelman, “The Democratization of Rus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 in Stephen White, Zvi Gitelman, and Richard Sakwa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6(Durham, N.C. :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51.. 22.

(24) 「轉型式」(transitional)，而值得注意的是，採用諸等辭彙來以修飾，則代表假設俄羅斯政體仍具備相當的民主形式69。但近年來，「主權民主」(sovereign democracy )於 2005 年春季，在普欽總統的演講上公開使用。主權民主的內涵具備下列幾項特色：70 (1).國家決策的訂定，由憲法核可，經民選產生的官員負其責。 (2).官員由定期舉行的自由選舉中選出，並排除任何強制力介入。 (3).實質上，全部達到法定年齡的成年人口，皆有權利選舉公職人員。 (4).實質上，全部達到法定年齡的成年人口，皆有權利參選公職人員。 (5).公民皆有表達意見的權利，並且毋須擔心遭受政治迫害。 (6).公民皆有獲得任何資訊來源的權利，並且所有資訊來源皆受到法律的保障。 (7).公民皆有創設獨立的協會與組織的權利，包括政黨與具共同理念的協會。 (8).國家具備完全的主權。國家擁有合法使用武力與提高稅收的權力，控制領土主權並確保國家安全，此即國家一詞的所有內涵。此外，國家並控制包括重要戰略部門、基礎設施與通訊等，以及國家對於經濟命脈進行調控。對於主權民主，現任俄羅斯總統梅德費傑夫則指陳，主權民主遠非理想的辭彙，更正確的說，應該是「真實的民主」（genuine democracy），或者說「完全國家主權之內的民主」（democracy within a comprehensive state sovereignty） 71 。 2.梅-普架構俄羅斯的政治制度，在梅德費傑夫第一個任期內出現新的發展，與普欽所領導的聯邦政府發生若干權力移轉，至少有一些權力從總統所分散出去，並分享政策決定的職能。普欽與梅德費傑夫建構一垂直、由上而下的政府管理機制，對此，普欽宣稱將因普遍化管理，而簡化決策過程，更重要的是，在 2008 年，普欽政府編制 2 名第一副總理，5 名副總理及 18 名部長，此與剛剛下任政府的安排相似，在普欽任用的各部會首長中，許多來自其總統任期時的官員，這批官員不僅是能幹、可靠的管理者，亦為資歷豐富的政治看守官僚，然值得注意的是，俱此同時，普欽亦擴充、強化總理的實權。事實上，梅德費傑夫總統任內的政府官員，相當高的比例由普欽第二任期時的官員所組成，並且這批官員皆來自梅德費傑夫的家鄉 -聖彼得堡，大多數觀察者稱其為「聖彼得堡幫」，即所謂的「聖彼得堡法律與經濟官僚團」。普欽-梅德費傑夫集團從普欽第一任總統任期開始，即廣泛控制俄羅 69. Joel M. Ostrow, Georgiy A. Satarov, and Irina M. Khakamada, The consolidation of dictatorship in Russia : an inside view of the demise of democracy(Westport, Conn. : Praege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2007), p.2. 70. Stephen White, “Classifying Russia＇s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and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th ed.), p.279 71. Stephen White, “Classifying Russia＇s Politics,＂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and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th ed.), p.280.. 23.

(25) 斯的政治場域，如同葉里欽時期的「家族」(the Family)一般，並在共後時期，普欽主政下進入聯邦政府位居要職72。關於梅德費傑夫上任後是否會遵循普欽意志， Wegren 與Herspring則持樂觀的態度，並認為梅德費傑夫可被預期將在基本路線上，持續普欽路線的可能性相當高，因為梅、普兩者具備相同的出生背景、處世價值與世界觀，當然更重要的是，梅德費傑夫仍欠缺政治上的獨立性，因此，在梅德費傑夫的第一任期中，將很難辨識梅德費傑夫與普欽在政策制定上的歧異性73。. 三、台灣與俄羅斯民主化的比較（一）從「民主鞏固」的模型分析 1.台灣的民主鞏固. 從「自由之家」的評比來看，自從台灣於 1996 年舉行總統直選以後，連續十年被歸類為「自由的民主」國家。2000 年的總統大選後，台灣不但完成了第一次的政黨輪替，而政權的和平轉移，也讓台灣踏穩了民主鞏固的第一步。若以「自由之家」的評比來對照 Schedler 的民主進程模型，此時此刻，台灣現在最重要的工程，乃是如何依據「自由的民主」之程序、架構，進一步落實憲政體制、選舉與政黨制度的改革。換言之，台灣應該積極進行「組織民主」的憲政工程，以避免發生民主腐蝕與崩潰的情形，朝著邁向「先進的民主」國家之列而努力。而當前與未來最重要的工作，即是進行民主的深化，透過提昇民主政治之品質，從自由的民主國家朝著成為先進民主國家之目標邁進（如圖四所示）。圖四：民主深化. 2.俄羅斯的民主崩潰 72. John P. Willerton, “Semi-presidentialism and the Evolving Executive＂ in Stephen White, Richard Sakwa and Henry E. Hale eds, Developments in Russian Politics 7(New York :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7th ed.), pp.33-38. 73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Conclusion: Whither Putinism?＂ in Stephen K. Wegren and Dale R. Herspring eds, After Putin's Russia : past imperfect, future uncertain(Lanham, Md. :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c2010), p. 293.. 24.

(26) 俄羅斯雖然在 2000 年同樣完成民主、公開的總統選舉，但是「自由之家」只將俄羅斯評比為「部分自由」的國家。換言之，俄羅斯應該只屬於 Schedler 所歸類的「選舉的民主」國家。無論在政治權利或公民自由的部分，俄羅斯都有很大的努力空間。從普欽即位以來，俄羅斯不但沒有落實進一步的民主化，以求成為「自由的民主」國家；相反地，誠如前文所述，俄羅斯因為一連串的政治壓迫與限制行為，反而引發了民主倒退，甚至是民主崩潰的危機。在「自由之家」於 2005 年公布的報告中，俄羅斯被評定為「不自由」的國家，再次顯示俄羅斯已經重回「威權政體」之列。換句話說，俄羅斯雖然一開始由威權政體朝向民主化的方向---「選舉的民主」前進，但是她並沒有在總統直選之後進一步往「自由的民主」邁進，反而發生倒退的現象，又重新回到威權政體。政府透過一連串立法與行政手段限縮人民的政治權利與公民自由，打壓反對人士，進一步去鞏固領導者的統治權力，而造成了俄羅斯民主的崩潰（如圖五）。圖五：民主崩潰. （二）從「直接轉渡型」與「二次嘗試型」模式比較台灣灣與俄羅斯的民主鞏固結果作最後的分析比較。Huntington提出之政權發展模式包括輪迴型、二次嘗試型、間斷民主型、直接轉渡型，以及非殖民化型 74. ，而台灣與俄羅斯分別落在「直接轉渡型」，以及「二次嘗試型」。. 所謂直接轉渡型，是指穩定的威權體制透過漸進的演變，或者直接由民主體制取而代之的類型。台灣從解嚴後，開始進行自由化與民主化的相關工程。從 1996 年第一次民選總統，乃至於 2000 年的第一次政黨輪替，都是透過和平的民主機制完成的。因此，Huntington 將台灣列為直接轉渡型的國家，確實有其合理之處。. 74. 關於各型態的詳細介紹，詳見Huntington, op. cit., pp. 40~46. 25.

(27) 而二次嘗試型，則是指實行威權體制的國家向民主體制轉移，但或許會因為國家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或者是新興民主體制的領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因而造成民主體制宣告失敗，進而引發激烈反彈與社會動盪，最後導致該政權的瓦解。蘇聯解體後，雖然由民主化的俄羅斯取而代之，但是從過去十年的發展來看，俄羅斯的民主不進反退。缺少民主經驗的俄羅斯，突然轉型為民主政體，似乎顯得水土不服，也出現了 Huntington 對於二次嘗試型所描述的現象。雖然俄羅斯朝民主體制轉型，但其國內缺少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以及新興民主政體領袖採取獨斷極端政策，故使俄羅斯在民主發展過程中，產生退化的情形。. （三）從「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的互動探討 1. 外部因素. 就外部因素而言，台灣主要是受到強權國家在政策上轉變的壓力。1986 年 9 月，民主進步黨在戒嚴的情況下成立。美國參、眾議員曾要求蔣經國儘速「解除戒嚴令、允許創立政黨，並且全面改選國會」，同時還要求國民黨政府不可打壓民進黨的創立。由於美國的施壓，因此，民進黨順利創黨，台灣的民主化也從此正式展開。. 75. 而俄羅斯則主要受到與西方國家冷戰失敗的影響。冷戰的一項重要特徵是：不斷投入鉅資的軍備競賽。由於蘇聯並不像東歐國家一般大量地依賴對外貿易，加上在冷戰時期，蘇聯自行與國際貨幣體系隔離，無法與他 20 國貨幣進行兌換，故使蘇聯自成一個封閉的經濟體。然而，面對 1980 年代後期蘇聯經濟成長的持續停滯，使政治菁英不得不正視內部經濟改革的問題。在這樣的內部環境下，為了取得西方國家的協助，使戈巴契夫在限武談判做出單方面的讓步，以及默許東歐國家脫離蘇聯的控制。接著，我們可以說：西方國家獲得了冷戰的勝利。因為蘇聯經濟改革的結果使它正當的削減國防預算，並且願意接受民主，結束與西方 76 國家的對立。因此，綜上所述，早在蘇聯解體之前，東歐各國共產主義陣營的. 75. 請參見林佳龍，「解釋台灣的民主化」，林佳龍、邱澤奇主編，兩岸黨國體制與民主發展：與哈佛大學東西方學者的對話（台北：月旦，民國 88 年），頁 121~122；李酉潭，「台灣民主化經驗與中國民主的未來」，2005 年台灣政治學會年會暨「台灣民主的挑戰與前景」學術研討會（台北：國立政治大學，民國 94 年 12 月 10-11 日），頁 8。 76 White, op. cit., pp. 433~434. 26.

(28) 崩潰就已經無法扭轉。而蘇聯各加盟共和國的獨立，正是第三波民主化浪潮擴散的結果之一，且隨著蘇聯帝國的瓦解，俄羅斯也開始了民主化的進程。. 2. 內部因素. （1）列寧式與準列寧式政體之差異：國民黨早期雖然曾經以一黨獨大、威權統治、中央專制的方式來治理台灣，然而，學者普遍認為台灣至多只是一個「準列寧式」的政體。因此，台灣具有較大的空間能夠從威權政體轉型至民主政體。然而，俄羅斯乃是一個標準的列寧式國家，其專制極權程度更高，在面臨民主化各種運動的時候，過去的思維不免會影響到在處理民主化議題時的行為，自然也會以更強硬的態度來處理。換言之，俄羅斯對於民主化的抗拒與經驗的缺乏，顯然會比台灣國民黨準列寧式政體的轉型來得艱辛。（2）選舉經驗之差異：台灣從 1950 年開始舉辦地方選舉，全面落實地方自治。在這段期間，執政的國民黨政府開放省、縣(市)議員和縣(市)長、鄉(鎮) 長等多項地方公職選舉。到了 1969 年，台灣開始進行包括國民大會代表與立法委員在內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到了 1996 年，台灣更舉辦了首次總統直接選舉，並於 2000 年與 2004 年再次舉辦總統大選。換言之，台灣民眾的選舉經驗至今已經超過 50 年。相較之下，俄羅斯民眾的選舉經驗雖然也有 10 餘年的經驗（1991～2005），但俄羅斯的選舉實際上卻操控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尤有甚者，在 2000 年的總統選舉中，政策議題幾乎沒有被提出來討論。普欽僅提出十分模糊的振興經濟與提升國力的概念，並拒絕與對手同台辯論，而他的對手們也沒有針對具體政策進行批評。另外，普欽在 2000 年上台之後，逐漸將各項權力集中到中央，在 2004 年的總統大選中，主要政黨（共產黨與自由民主黨）的領袖甚至拒絕參選，這無疑打擊了俄羅斯民主化的努力。（3）有無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向來都是一個國家民主化的主要動力來源。根據統計，台灣的中產階級人數在 1970 年代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一至二。但是到了 2003 年，中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數，已經達到約百分之八十。中產階級一方面促使台灣的經濟起飛，成就了所謂的台灣經濟奇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也發揮影響力，使台灣逐步進行民主改革，邁向民主化。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