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東亞區域安全的前景 - 東亞區域主義與區域安全：進程、困難與前景

依據「多元安全共同體」理論，由於不存在非暴力的問題解決、相容的政治

57 劉興華，〈地區認同與東亞地區主義〉，《現代國際關係》， 2004，期 5，頁 18-22；吳志成、李敏，〈亞洲地區主義的特點及其成因：一種比較分析〉，《國際論壇》，2003，期 6，頁 14-20。

58 Lowell Dittmer, “East Asia in the ‘New Era’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55, No. 1 (October 2002), pp. 38-65; Richard Betts, “Wealth, Power and Instability: Prospects for Peace in a Multipolar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3 (Winter 1992/93), pp. 32-75.

59 David Kang, “Hierarchy and Stability in Asia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63-190. 關於區域層面的 “ 多元核心＂問題，參見， 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na.”

價值觀、共同的集體認同和可以依賴的預期，因此東亞既缺乏歐洲那樣的區域安全機制，也沒有建成歐洲那樣的多元安全共同體。⁶⁰ 但是，進一步講，東亞之所以尚未形成多元安全共同體的關鍵特徵，是因為東亞沒能像歐洲那樣解決好發展區域主義、構建區域安全的兩大挑戰。由於歐洲和東亞儘管都面臨著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但是挑戰程度和邏輯的不同，決定它們必須用不同的方法和路徑解決這些挑戰，因此歐洲經驗並不直接適用於東亞。然而，另一方面，要建構多元安全共同體，東亞必須像歐洲那樣處理好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在這一點上歐洲經驗無疑又是適用於東亞的。而這恰恰是以歐洲作為參照系審視東亞安全合作的真正意義所在。

在東亞跟在歐洲一樣，只有解決好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才能逐步形成相容的政治價值觀，才能培育共同的集體認同，才能實現非暴力的問題解決，才能構築可靠的行為預期，東亞安全共同體的建構因此才有可能。但與歐洲不同的是，東亞不可能在爭取大國支持或默許的前提下實現大國和解，通過大國和解促成大國「多元核心」的出現，並轉而進一步應對霸權干涉問題。那是歐洲構建區域安全的邏輯。這個邏輯不適用於東亞。因為在東亞，不僅大國支持的前提不存在，而且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惡性循環使通過先發解決大國對抗進而解決霸權干涉成為不可能，因此東亞必須尋找不同的解決邏輯。

理想的方案是，在東亞，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得到同步協調解決。如何在有效應對兩個挑戰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無疑是東亞構建區域安全面臨的主要障礙。這不僅需要中日之間消除對彼此的猜忌和不信任，而且需要同步消除美國對中日和解的擔憂和對東亞區域安全未來的疑慮。如前文所述，要做到這一點在可預見的將來是不可能的。

替代的選擇方案是，暫時同步擱置或凍結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問題。例如，有人提出，既然中日和解和美國干涉之間已經出現了消極螺旋效應，而同時解決兩者幾近不可能，那麼東亞國家必須考慮放棄歐洲的「法德模式」，思考「英國模式」的可能性。⁶¹ 所謂的「英國模式」作為歐洲模式的另一種表述，可能意味

60 Barry Buzan 認為「安全機制」是「安全共同體」的必要前提。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mel Hempstead:

Harveter-Wheatsheaf, 1991), p. 218.

61 關於「英國模式」，參見，王毅，〈亞洲區域合作與中日關係〉，《外交學院學報》， 2005，期

著，東亞需要在日本不參與的情況下，先在東亞大陸構建安全共同體的基本框架，然後再在時機成熟時歡迎日本加入，就像歐洲經濟共同體在成立 16 年之後

（1973 年）才將一直與歐洲一體化進程保持一定距離的英國吸收進來那樣。然而，東亞的日本畢竟不同於歐洲的英國。受歷史上帶有強烈孤立主義色彩的離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戰略即「光輝孤立」（ splendid isolation）的影響，英國主動與歐洲統合進程保持距離。二戰後英國實力的衰落使其干涉大陸事務的能力銳減，因而對歐洲統合進程保持了相對的放手（hand-off ）政策。而且，英國並不認為不參與歐洲統合進程會有損英國的安全和利益。只有隨著統合前景的日益明朗，英國才採取了主動參與的政策，成為歐洲一體化的一分子。另外，當歐洲統合進程同美國戰略出現矛盾和分歧時，英國主動擔當起橋樑角色，對歐洲區域安全建設的進程起到了積極作用。

但是，日本的情況與此有很大不同。儘管日本與英國具有明顯的地緣相似性，但日本歷史上一貫追求成為東亞的區域霸主，而不是英國那樣的離岸平衡手。在東亞的區域化進程中，日本的實力不是在走向衰落，而是在不斷崛起，成為一個政治影響力與經濟影響力相匹配的「正常國家」日益提上日本的議事日程。日本極其擔心被東亞統合進程邊緣化，因而不是與之保持距離，而且主動參與，甚至極欲在其中發揮領導作用。⁶² 但是，在東亞深感孤立的日本離不開美國支持，美日雙邊同盟的存在既是日本發揮作用的杠杆，又是日本參與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掣肘。而且，當東亞區域化與美國戰略出現不一致時，日本往往會選擇倒向美國，難以在美國與東亞之間發揮橋樑作用。儘管日本標榜自己是東亞的英國，是美國與東亞的橋樑，但事實上，並非如此。日本對美國的戰略依賴、對中國可能主導東亞區域化進程的擔憂、對東亞區域安全建設的積極參與，使之既不能像英國那樣暫時遠離東亞區域化進程，也不能像英國那樣充當美國與東亞之間的橋樑。日本與英國的這些不同，加上美國的不寬容，使「英國模式」像「法德模式」一樣，也是不適用於東亞的。

另外一種暫時同步擱置或凍結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思路是，將霸權干涉和

2，頁 56-60； Takashi Inoguchi, “Japan’s Ambition for Normal Statehood,” in Jorge Dominguez and Byungkook Kim, eds., Between Compliance and Conflict: East Asia, Latin America and the “New” Pax Americana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p. 135-164.

62 Takashi Inoguchi, “Distant Neighbors? Japan and Asia,” Current History, Vol. 94, No. 595 (November 1995), pp. 392-369.

大國對抗的挑戰暫時撇開，以東協現有結構為中心，繼續發揮中小國家的領導作用，在東亞區域化進程取得更大進展的基礎上，再來逐步解決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兩大難題。同步擱置或凍結的路徑意味著，在不能協調解決兩大挑戰的情況下，必須爭取避免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對已經起步的區域安全構建構成實質性的傷害，並籍此讓東亞從邊緣到中心的區域主義邏輯繼續演繹下去。這可能意味著，東亞目前只能發展有限的區域主義，實現有限的區域化，建構有限的區域安全結構和一種不完全的安全共同體。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的挑戰只能在此之後尋求解決。儘管不盡理想和完美，但相比而言，這條思路可能是唯一現實和可行的。自主才能自立。缺乏自主性是當前東亞區域安全構建的重要特徵。建立哪怕是一種不完全的安全共同體，也是東亞區域安全走向自主的必要步驟。一旦某種形式和某種程度的安全共同體在東亞成形，東亞安全合作實現了某種形式和某種程度的自主，那麼大國對抗和霸權干涉的挑戰就會變得更易於解決，東亞區域安全的自立也就可以指望了。

毋庸置疑，東亞區域安全的未來既不是單行道，也不存在預設的軌跡，而是充滿了變數。東亞能否與歐洲殊途同歸，為整個區域帶來多元安全共同體的美好明天，仍難以預期。可以肯定的是，霸權干涉和大國對抗能否得到或者同步協調解決或者同步協調擱置是東亞區域安全未來的決定性因素。否則，東亞區域安全的前景不僅難以樂觀預期，甚至會像有些人擔憂的那樣，東亞的未來可能會重現歐洲過去的大國對抗，不但歐洲的今天不能成為東亞的明天，反而「歐洲的過去可能會成為亞洲的未來」。⁶³

在文檔中東亞區域主義與區域安全：進程、困難與前景 (頁 2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