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 地區推動區 域金融合作 有四項正面 的因素。首先 ，來自
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嚴峻教訓，即如何對金融危機有效的預
防、管理和解決。其次，不滿現行由國際貨幣基金會管理的全球金融 體系；其三，透過外部性和溢出效果的內在化，可以更有效率的管理 區域金融問題；最後，在全球金融管理中，發出更大的亞洲聲音。
1997-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許多國家上了寶貴一課，亦即各國
諸如經濟政策委員會(Economic Policy Committee, EPC)、經濟發展檢討 委員會(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Committee, EDRC)等。
清楚的需要對金融危機和傳染有效的預防、管理和解決。各國應在速 度上敏捷，對衝擊的範圍能全面和有效的對應。當國際貨幣基金會介 入東亞遭受危機影響的國家，以控制危機，許多東亞的經濟體期望能 夠成功，但最終多數國家卻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不僅在一些關鍵 領域毫不適當，而且加重危機的嚴重性。雖然期待能透過全球金融體 系和制度的全球倡議改革，得以預防、管理和解決危機的機制強化，
但並未特別在國際貨幣基金會「附帶的信用額度」(contingent credit line, CCL)50和「民間參與」(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PSI)51的 範疇做出重要的進展。因此，在東亞普遍的觀點是，為了預防和管理 未來可能的危機，區域的經濟體必須從事有系統的區域金融合作，透 過密集的政策對話和彼此的監督、區域的流動性支撐安排的建立，以 及地方貨幣債券市場的發展，以減少「雙重錯配」問題。
鑑於東亞在商業和金融活動的互賴深化，對外部性的內在化及溢 出效果也需要協調的努力，因為一國總體經濟的表現及金融發展和政 策，或許極易影響其他國家的表現和發展。在資訊交換形式及同儕壓 力下，互賴的區域經濟體追求適合的總體經濟和金融合作，因而具有 意義，因為為了更佳的國家政策制定及協調的行動，有所必要進行共 同的政策制定。
在相同區域範圍內，一個國家的動亂、衝擊和危機可以容易傳播 至其他的經濟體，因此，以區域流動性支撐安排的形式建立金融安全 網即十分重要。52該等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將較為容易，因為它們在數量
Internatonal Monetary Fund, “The IMF’s Contingent Credit Lines (CCL),”
March 2004, <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facts/ccl.htm>.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 Regional Office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OAP) Speeches and Transcripts, Private Sector Involvement,”
September 2000, <http://www.imf.org/external/oap/ activity/2000/090900.
htm>.
上較小（因此為協調所進行的溝通成本也小），而且有面臨類似衝擊 和類似政策挑戰的傾向。該類總體經濟和金融合作，得以促成區域內 貿易和投資的擴展，以及經濟的成長。最後，大量外匯存底的累積應 成為東亞經濟體的籌碼，以增大它們在全球金融管理的發言權。事實 上，該等經濟體最好能藉由結合個別的力量，以達到更大的發言地 位。
在區域層次進一步金融合作可能有三項負面因素。首先，全球金 融的方向係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國家的金融整合並且依賴美元；
其次，關注與全球金融安排的協調，經濟多樣性和異質性；其三，國 家主權的保護。最後則為領導者、政治意志和一種長期遠見的缺乏。
一般而言，東亞金融是與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國家而非與區域經濟 體更為緊密的整合，而且區域為分攤消費時的風險，能從進一步與全 球市場，而非與區域經濟體整合獲利更大。為了匯率穩定，在貿易發 票、外部資產持有、外匯存底，以及外部的債務，東亞的經濟體仍高 度依賴美元。依賴美元的角色，意味東亞不易降低美元的使用，並且 難以增加國際交易中亞洲通貨的使用。東亞在金融上的全球取向，導 致區域關注國際貨幣基金會管理的全球金融體系，從而較不重視區域 的金融體系。
東亞經濟體非常的多樣，而且各自的經濟發展階段亦不相同，諸 如人均所得水準、產業結構、金融市場發展、資本控制和兌換的範圍 和程度，人力資源發展，以及制度的能力。在經濟體系、貿易開放與 模式，以及遭受衝擊的本質和回應方面，差異亦頗大。53多樣化和異質
區域或許也允許確定的金融防衛，諸如臨時謹慎控制的採用，以避免資本的 過度資本流入，以及片面的停止以防止迅速的資本流出。
有人認為，成員身分的差異和權力和利益的衝突清楚地限制在東亞合作的潛 在性，請見 John Ravenhill,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Pacific Rim Reg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性意味低所得國家（其中金融基礎建設未充分的發展）將放慢資本淨 值自由化和金融開放的步伐，因此，將東亞後進者的金融體系與其他 發展迅速的國家整合十分困難，從而對金融合作構成明顯的障礙。另 外，由於經濟的多樣化和異質性，區域中經濟體具有不同的政策目標 和優先，而且渴望維持在經濟政策上的國家主權，即財政、貨幣、外 匯和結構。國家政策自主的偏好將難以實施認真的經濟和政策監督，
亦難以利用強大的同儕壓力，以獲得更佳的政策。
一般認為，雖然領導者地位是在解決集體行動問題的本質，但在 東亞缺乏該類領導。沒有單一霸權領導者（像在西半球的美國）或是 兩極聯盟（像在歐洲的德國和法國）願意提供區域的公共財。因此，
由於日本在 1990 年代國內經濟的困難，東京的領導角色已有所縮減，
同時因為中國處於不完全的市場經濟轉型階段，廣泛存在脆弱的銀行 體系及貧窮現象，北京成為領導者地位的角色，應會等待一段不短的 時間。對進一步金融合作的政治承諾和整合者的願景缺乏，可能亦為 嚴重的負面因素。
一些東亞金融合作的障礙非常的真實，但也並非完全無法克服。
東亞金融整合傾向最具優勢的角色仍為全球和美元的確是事實，然 而，區域經濟體已發現，它們必須透過不同的措施管理金融全球化，
包括區域金融構造的強化，其可補充由國際貨幣基金會所管理的全球 金融安排。區域的各國政府亦已發現，過度依賴美元的成本非常高，
因此它們開始權衡增加區域通貨的使用，諸如亞洲債券市場發展。儘 管經濟異質性和多樣化，區域經濟體已發現，經濟整合和其制度化的 利益遠高於不作為的成本。異質性和多樣化並非區域金融合作最終的
Press, 2001)。另一方面，有人認為，區域集團建設性和相對樂觀的解釋，
請見 Takashi Terada, “Constructing an ‘East Asian Concept’ and Growing Regional Identity: From EAEC to ASEAN+3,” Pacific Review, Vol. 16, No. 2, 2003, pp. 251-277。
障礙，但政治意志更為關鍵。關於經濟主權的問題，區域經濟體逐漸 認識到，它們的經濟乃高度的互賴，從而緊密經濟政策合作乃必然之 途。
在東亞，日本、中國和東協扮演領導地位的角色。日本已提出亞 洲貨幣基金的建議（儘管失敗），以行使它的領導地位，對泰國、印 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韓國提供財政支持（與國際貨幣基金會共同 的計 畫或 新 宮澤 構想 ），以 及引 導 東協 加三 進程 ，尤 其《 清 邁倡 議》。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維持其人民幣匯率，有助於區域金融 穩定。東協已經與「加三國家」緊密的活動，導致東協加三集團的成 形。在該意義下，東亞的金融合作似乎應採取歐洲的形式，即對稱的 途徑，而非北美的形式，即美國為中心的非對稱「中心輻射型」(hub
and spoke)途徑，54其中日本、中國和東協是關鍵的行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