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 Pierre Bourdieu（1984, 1986）理論，「場域」存在於各種不同社 會位置之間的關係網絡與結構，是一種權力集結的場所（a field of forces）。不同位置的社會行動者或階級權力的力量不同，使得場域中 的資本分配存在不均衡狀態，亦迫使場域中存在持續的「鬥爭」。不同 行動者依據其所擁有的不同形式資本進行分配與利益交易，彼此互相交 換、競爭與對抗，接近不同社會資源以獲取象徵性地位，即維護或提升 個體在場域中的地位，達致對社會結構中既有權力關係的維繫、再生產 或轉變。災害救助是現代化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國家—社會」和
「國家—市場」關係，以及國家內部組織方式所形塑的自主性差異，決 定了不同國家在救災歷程中存在互異的角色扮演。對黨國體系的中國而 言，官僚政府在此歷程中發揮著全面嵌入的角色（盧陽旭，2012）。由 此，國家與政府是最有能力做出回禮行為的主體，其救災角色既是救助 者和施予者，同時也是受助者的代理人，並對社會救助給予回饋，有責 任參與禮物流轉過程的義務環節。在災難援助場域中，以丹桂村為救災
利益共同體進行行動時，內部各方行動者與國家上級政府就構成了競逐 關係。
老李將自己的政治訴求植入禮物的贈予中，並放大此一細節，巧妙 地將具有回禮義務的對象指向了政府：「運送的時候就是要靠人力從大 棚裡推出來，推到坑坑窪窪的路上，再推到貨車上……我們拍照錄視頻 要反映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要放大。這個道路問題無論如何都要 讓上面看到我們村的難處……」。這一委婉策略有效地助推政府去履行 一系列的回饋義務，如老李提到：「一部分道路已經修建完成，不再是 問題」、「曾經在朋友圈抱怨水電與道路擴寬，地方領導直接打電話，
立刻把事情解決了」。此外，老李也在現有農村法規下的一些受限行為 或禁令中，獲得了政治特權與政策關照：「出名之後就不是我去主動 要，而是上面會派人來要我提要求，盡量配合我，滿足我，在農田上鋪 路啊，一些基建的經費」。
事實上，中國《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多部法律 規定，禁止在農田上進行道路建設、供水設施、供電設施等「非農化」
行為。但是對於老李來講，只有進行此一「非法」操作才能推動農業經 濟的規模化、機械化、現代化，最終實現效益化。老李從產業初創期便 從此一剛性需求出發，不斷與上級政府爭取灰色地帶擴大化的訴求，最 終能夠憑藉其救災網紅的象徵資本而獲得上級政府對這一「非法」行為 的特權。由個體、基層政府與村落集體組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所發揮的 影響力，使得象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基層政府亦 因此收穫了地方政績，這也促使基層政府向上級政府爭取資源成為可 能；同時透過此次大型公共事件，在無數基層政府競爭角逐的優越績效 官僚場域中，丹桂村政府脫穎而出，獲得了比其他基層政府更為成功可 見的績效與地位優勢，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
由於災難救助的政治力量把受災者置於無法互惠的送禮關係中，後 者因無力拒絕或回報而消解了互惠關係的禮物經濟，也因此賦予了救助 者在權力和地位上的霸權主導（張巧運，2017），這種特殊的時空脈 絡，也令老李暗示政府作出的回禮行為，具有道德的強制力。贈予者的 慷慨特質與權力欲念共同作用，構成禮物政治的核心內容、時間間隔與 委婉策略，加劇了其中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Bourdieu, 1977）。此外，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回報機制往往是相輔相成的，符號 化的榮譽回報促使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與社會支持，形成輿論監督來助 推隱形在場的國家與政府，讓他們必須現身並給予實質的回饋。老李表 示：「捐助也是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做出的貢獻，當時也是媒體啊，電 臺都紛紛報導，社會也是在給上面施壓，這個需求就被解決了」。
在鄉村治理體系中，地方官僚場域作為鄉村基層社會自治的領導力 量，能夠引領丹桂村的各項事務、主導資源分配；基層村政府權力範圍 有限，受制於科層體系的等級規範，在與官僚場域中的上級政府關係中 處於弱勢地位。即便返鄉精英帶著國家政策優勢進入鄉村，參與到鄉村 治理中來，具有充當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村民之間溝通橋樑的優勢，但 官僚場域的主導力量仍不可撼動。在返鄉精英的一系列積極作為下，官 僚場域的行動邏輯是由老李的行動而做出的被動式反應，兩者權力關係 的消長亦是透過返鄉精英的逐步行動邏輯來形塑。總結起來，在災難救 助中被送出的蔬菜禮物，重構了此前老李與上級政府不對等的權力關 係。
這一轉變的過程如下：(1) 此前面對政府的強勢，老李處於反抗無 效、不得不服從的弱勢地位；(2) 隨著返鄉精英透過接近不同社會資源 積累在村內的象徵性地位，促使基層村政府與村民均對其依賴，其在鄉 村治理結構網絡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進而能夠與基層村政府集結為救災
共同體，代表村整體向上級政府爭取話語權；(3) 老李以委婉策略，將 對政府須要回禮的義務暗示嵌入禮物中，禮物所承載的強制力在捐贈 後，迫使政府站出來講話，這種壓力為老李與政府對話創造了可能，也 在一定程度上調適了其與政府關係上的張力；(4) 災難性事件的發生為 國家的必須嵌入與回應，提供了特定的時空條件，這是因為原本負有償 還責任或回禮行為的受禮者，因其脆弱性而無力回報，從而將這一環節 流轉到最有能力進行回禮的主體上，此即國家與政府；(5) 由於救災利 益共同體所發揮的影響力，以及禮物捐贈後所產生的網紅效應，使得象 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相比其他基層政府收穫更多 的地方政績，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促動上級政府下放 資源；老李贏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將其推至優越地位，個人與社會輿 論合力也同對政府形成壓力；作為村整體的這一小村大愛行為，得到國 家級官媒的系列報導，這一具有官方媒體背書的網紅村亦能促動上級政 府和國家投入資源進行建設。
由此可見，這些因素共同將上級政府代表的官僚場域推向做為「債 權人」的回禮義務上，折射出村整體場域與官僚場域權力關係的運作實 況，政府地位不斷跌落，進而重構了贈予者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而 重構後的老李獲得了政府回饋的法律規範之外的政治特權，即便是農田 保護法禁止的建設行為，也因老李而「合理合法」，從而推動其身分從 社會精英跨度到能夠向官僚場域爭取特權的政治領域。可見，各方行動 者能夠善於抓住疫情賑災時勢所提供的重大機會，做出有利於提升各自 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