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精英在疫情期間的身分轉化：
以禮物交換為促能媒介的視角
*孫宇婷、周勇、梁朝雲
**投稿日期：2021 年 2 月 10 日；通過日期：2021 年 6 月 11 日。
* 本文作者衷心感謝主編與兩位匿名評審所提供的中肯指正與寶貴建議，讓本文在
理論層次、論述邏輯與研究結果的貢獻度上得以改善，並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
** 孫 宇 婷 為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生 物 產 業 傳 播 暨 發 展 學 系 博 士 候 選 人 ， e-mail:
周勇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梁朝雲（通訊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傳播暨發展學系特聘教授，e-mail:
本文引用格式：
孫宇婷、周勇、梁朝雲（2021）。〈鄉村精英在疫情期間的身分轉化：以禮物交換 為 促 能 媒 介 的 視 角 〉 ， 《 新 聞 學 研 究 》 ， 148: 107-151 。 DOI:
10.30386/MCR.202107.0016
《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東部一處鄉村「產業扶貧」的地方實踐為案 例，從「精英循環理論」與「禮物交換」為媒介的角度，透過 田野調查來探索發展扶貧產業期間，返鄉精英的角色變遷歷 程。本研究發現，透過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禮物式行動策 略，推動個體精英角色的橫向跨域轉化，與階層和新舊之間的 縱向更迭。具體而言，（一）精英在都會區所積累的資本與知 識，因其選擇回流而成為回饋給鄉村的「禮物」；（二）回流 精英在鄉村推動扶貧產業，促動自己從城市文化精英轉型成為 村內經濟精英；（三）回流精英在鄉村推動義工服務，促動自 己從村內經濟精英轉型成為村內社會精英；（四）COVID-19 大型公共危機事件的突發，帶來策略行動的契機，回流精英開 展一系列禮物式的賑災行動，隨之帶來多元的身分轉化與策略 性的賑災場域運作；（五）回流精英以「農務達人」的角色符 號，賦權並強化了傳統農民向精英階層縱向流動的可能性，但 部分「農務達人」也會因為其慣性思維的鄉土性與承擔專業角 色的脆弱性，難以適應現代化產業運作而復被取代，進而揭示 對鄉土性重構下的鄉村扶貧事業的運作邏輯。
關鍵詞： 回流精英、身分轉化、新舊更迭、農務達人、精英循 環、禮物交換
壹、緒論
2020 年初，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最為嚴重的二三月之間，一個名 不見經傳的鄉村（以下化名丹桂村），因連續一個半月向疫情重災區湖 北捐助共 74 萬斤，市值近百萬元的新鮮蔬菜，一舉成為火遍全國的
「網紅村」，也連帶使當地脫貧致富的蔬菜耕種產業，瞬間成為丹桂村 的代言標誌。當地主導蔬菜基地的經營者於疫情期間還向村內捐款 10 萬元購買抗疫物資，並且為每戶民家捐 10 斤蔬菜以力行扶貧。此一扶 貧產業的存在吸納村內四十多位勞動人員，也成功解決了貧戶就業的問 題。不過，一個投資週期長、回報慢，且缺乏長期資本積累的耕種產 業，嵌入到位處邊陲、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傳統村落，如 何自成立至今僅短短一年餘便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引動起研究 者對這一系列「捐贈」背後的思緒。此一慷慨解囊的行動者所扮演的社 會角色與社會關係的改變，成為本研究深入探討的關鍵所在。
「精準扶貧」自 2013 年提出後，農村地區的貧困治理便不斷獲得 成就。2020 年原定為中國脫貧的完成年，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 脫貧攻堅帶來巨大的挑戰。在民眾就業方面，大部分行業自疫情爆發後 即停工停產，本應外出務工維持家庭正常開支的勞動力陷入苦戰，導致 多戶再度返貧。在產業扶貧方面，因疫情防控需要採取封路與封村措 施，導致物流不暢，大量扶貧活動停滯，特別是對以農作物種植為主的 貧困地區衝擊最大。疫情暴發的年初正是農產品銷售的黃金期，但因運 輸通道中斷，導致農產品出現剛性滯銷、市場萎縮而虧損巨大。由此可 見，如何採取有效措施維持扶貧產業的生存，防止農戶因疫情再度返 貧，成為疫情席捲下扶貧產業面臨的重要難題。
在中國鄉村的貧困治理過程中，由上而下的國家力量提升了扶貧政 策執行的有效度，實現了扶貧場域的精細化治理，但也同時暴露出一些 問題：一是單靠國家與政府力量難以完成多樣且複雜的貧困治理工程，
二是剛性的治理體系無法有效適應多元化的鄉村社會。自 2013 年中國 精準扶貧戰略提出以來，一系列現代性的扶貧技術與多元化的扶貧行動 者嵌入到鄉村社會中的貧困場域。2015 年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提出
「精準扶貧十大工程」，1 其中有一項創業培訓致富計畫，旨在激發鄉 村精英（elites）的意願、智慧與能力，帶領村民脫貧。隨著精準扶貧工 程的不斷深入，精英群體日漸成為鄉村貧困治理中的重要支柱，為「產 業扶貧」的實踐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資源供給。2 特別是近年來，鄉村精 英的回流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嶄新力量，他們憑藉自身的資源與實力，
逐漸成為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國家實為鄉村精英的回流，提供 了政策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為經濟精英進入農 村政治場域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而《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
的發布，更成為了返鄉精英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政策的助推力量。特別是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會議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鄉村治理的重 大決策部署，3 其中，人才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近年來被日益提 上議程。2018 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
1 「精準扶貧十大工程」包括：幹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貸、易
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遊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 訓、龍頭企業帶動。
2 「 產 業 扶 貧 」 是 以 發 展 為 導 向 的 扶 貧 策 略 （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lief），其以發展貧困區域的特色產業為手段，透過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來扶持 地方產業，厚植民眾能力，帶動就業人口，促進區域脫貧。
3 中共十九大：係指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開。
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 約，要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 道，造就更多鄉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 年 2 月 4 日）。2018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進一步 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了詳細的規劃，其中第三十二章特別針對強化鄉 村振興人才進行闡述，提出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推動鄉村人才振興，讓各類人才在鄉村大施所能、大展才 華、大顯身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2018 年 9 月 26 日）。由此可見，作為一種人才優勢，返鄉精英成為促進鄉村經 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新興動能，在鄉村振興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
精英是在特定領域表現傑出的族群，因其在知識、能力、經濟及社 會關係上具有獨特優勢，遂形成中國鄉村精英治理的格局。鄉村精英身 為農村社會的領軍，是鄉村生產與生活中的核心人物，在精準扶貧和鄉 村治理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劉明，2019）。過往研究對鄉村精英的定 義傾向於「駐村」概念上，即「生活在鄉村並擁有文化、道德、技術、
意識等比較優勢的人」（張英魁、曲翠潔，2014）。隨著企業家返鄉創 業和大學生因報考地方官職而回流，與駐村精英共同參與鄉村治理，也 豐富了鄉村精英的外延性。目前中國鄉村精英的相關研究多數聚焦在
「少數人霸佔多數人共同擁有的資源」，並稱此「精英俘獲」為中國扶 貧失準的主因（邢成舉、李小雲，2013；周常春、劉劍鋒、石振傑，
2016）。實際上，在社會分化不明顯、精英角色難被釐定的傳統農村 裡，「精英俘獲」是較難產生的；另，俘獲現象會帶來扶貧失凖，但精 英的存在不一定就會產生俘獲現象。因此，探討鄉村精英的發展路徑及
其身分轉化，有助於規避精英俘獲現象的出現，進而能有效防止扶貧失 凖的問題。
精英返鄉貢獻專業與分享資源，可被視為對農村餽贈的一種「禮 物」，而「禮物交換」是一種古老的社會習俗，滲透到人類社會交往的 方方面面。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中，禮物交換和社會網路的孕 育和培養過程，更具有人情、關係、權力等無形的交換規範（Yan, 1996
╱李放春、劉瑜譯，2000）。過去有關禮物交換的研究多數聚焦在交換 行為、情境和規則上，而忽視了「禮物」作為一種媒介在整體交換過程 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王闖，2018）。作為促能媒介的禮物（enabling gifts），在施受雙方之間會以何種形式存在？傳遞著什麼意義？又促使 了怎樣的精英身分轉化？這些問題都可以促能媒介的角度深度探究。基 於此，本研究順著「禮物贈予」尋索，基於精英循環和禮物交換兩種理 論和視角，探討在鄉村場域內，精英返鄉的「禮物」如何發揮媒介效 應，以推動這群精英的角色變遷與更迭。
據此，本研究希望能回答三個問題：(1) 「禮物」作為一種促能媒 介，是以何種形式在「贈予—接收—回禮」的交換過程中存在？(2) 不 同「禮物」的交換型態形塑出何種鄉村精英的角色轉化過程？(3) 揭示 鄉村扶貧事業（場域）採取何種行動邏輯？本研究希望透過扶貧產業的 行動者，分析其為鄉村治理付出的思考與行動，避免精英俘獲和政策懸 浮對鄉村建設的負面效應，進而推動鄉村精英的永續運作。
貳、文獻探討
一、精英與精英循環理論
「精英」，傳統上被視為對權力和資源擁有高度控制與可及性的統 治階級（Weber, 1922/1978）。任何人類社會都存在佔統治地位的少數 群 體 與 被 統 治 的 廣 大 群 眾 ， 前 者 即 被 稱 為 「 精 英 」 （ Pareto, 1935, 1991）。這些少數個體透過統治無組織的多數民眾，達到對社會與政治 體系的管理（Mosca, 1939），進而在複雜和動態的權力網絡中重新定義 並獲取他們的權力（Pakulski, 2018）。Khan（2012）認為，精英是一些 能夠占據特定位置，使其進入並控制可轉化的資源，並能將其轉變成其 他形式資本的人們。因時、因地、因事之不同，會需要統治者具有互異 的特質，採取不同的治理方式。事實上，精英是難以同時兼具各種不同 的特質，因而缺乏必要的適應性與靈活度，精英流動（elite mobility）
便因此產生。Birtchnell 與 Caletrio（2014）指出，精英流動是權力轉 移、階層分化、社會不平等、治理與決策等綜合運作的結果。由此可 見，精英流動作為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現象，是保持社會平衡的基本 要素。
Pareto （ 1935 ） 最 早 提 出 「 精 英 循 環 理 論 」 （ circulation of elites），他將社會系統看作是一個封閉的循環圈，某類精英在此循環圈 中被另一類精英所取代，並形成恆久性的更迭與流動，精英流動因此就 會形成一個持續不斷的循環過程。精英循環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精英之 間的流動，此一模式強調在精英圈內部，個體精英之間的水準流動
（horizontal mobility）；另一種是精英與非精英間的流動，它強調的是
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特別是社會底層群眾 與精英階層的流動（Mosca, 1939; Pareto, 1935）。雖然，特定社會中的 早期精英會因其當下能力而獲得統治地位，但此地位隨時可能會被取 代，他們仍須與後進精英競逐，透過限制他人的社會流動來維護和保障 自身的權力（Mosca, 1939; Pareto, 1935）。精英循環理論反對統治階級 的操縱與控制而導致階層僵固，強調機會與選擇的自由；亦即，個體能 夠自由行動並能做出選擇，來實現其所珍視的生存狀態（Li, Knight, Luo, & Hu, 2020）。對於組織而言，一群人從某一團體過渡到另一團 體，會將原團體所具有的傾向、情感、才能帶入，為新團體增添「新鮮 的血液」，從而賦予新團體不同的活力（姚瑞，2020）。
精英的構成具有差異性，這些差異表現在精英占有的資源類型、占 有多寡、社會資本強弱等方面；同時，不同的差異也會在社會發展過程 中不斷的交融和替換。從占有資源類型來看，精英可分為︰政治精英、
經濟精英、社會（網絡）精英、文化精英與知識精英（Khan, 2012）。
吳忠民（2008）則將當代中國的精英群體簡化為︰黨政精英、經濟精英 與知識精英三類。鄉村精英是帶動村民脫貧致富的群體，也是鄉村治理 的主導者，而當下中國重點扶貧地區的鄉村精英大體可分為：鄉村幹 部、駐村國家幹部以及農村致富領袖等三類（歐甸丘，2019 年 11 月 18 日）。前兩類掌握著鄉村基層的政治權力，是構成傳統精英體系的主要 群體；而後者的外延範圍相對較為寬廣，既是原本壟斷村內經濟資源的 龍頭企業家，也可以是有能力返鄉投資建設的外移村民，亦包括透過自 主成功創業、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農民。不論以何種類型存在，其都是 以發展鄉村經濟，協助村民實現集體脫貧致富為終極目的。
當下在關於「精準扶貧」的論述中，鄉村精英更常以「扶貧╱脫貧 致富帶頭人」（下文稱之為「致富領袖」）的身分出現，「致富領袖」
是一種產生於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非正式、流動式的角色。貧困戶脫貧後 透過經營本土產業而獲得持續收入，亦可以成為「致富楷模」，進而有 能力成為「致富領袖」，幫扶村內貧困戶，傳授致富之道；同樣，若本 身是有實力、財力的鄉村群體，但經營本土產業失敗且長期處於虧損狀 態，便很難有能力成為「致富領袖」幫扶其他貧困戶。由此可見，成為
「致富領袖」的前提是其自身要有能力發展本土產業，獲得持續穩定的 增值收入、擁有經營經驗，才能承擔著帶動村內貧困戶脫貧致富的重要 使命。「致富領袖」是經濟活動的主導者，也是道德倫理的重要影響 者，他們在兩項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自然成為提升鄉村治理的重要力 量。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副主任劉曉山（脫貧致富 帶頭人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有力抓手〉，2019 年 4 月 2 日）
強調扶貧工作中領袖的作用之一即為「脫貧致富帶頭人成為建強基層組 織的生力軍。要將帶頭人培養成黨員、培養成村幹部、鄉鎮幹部，培養 成基層組織的生力軍」（同上引）。儘管致富領袖發揮著經濟屬性，但 其最終仍要涉足政治領域，服務國家權力機關。
中國農村地區的精英流動，一方面體現出精英之間的循環，即政治 精英、經濟精英、社會精英之間的流動，這種流動促進了精英之間的橫 向轉化，有利於調動更多的社會建設資源；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在外部與 內部之間的循環，即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循環，這主要是農村內富潛力 的農民逐漸成為新的鄉村精英，或是原本農村精英自身力量的消弭，進 而退出活動舞臺（王劍軍，2016）。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鄉 村不再是單一類型的精英治理，早年從農村出走的精英回流後成為鄉村 的新精英，擔負起發展農村事業與帶動村民脫貧的任務，並與傳統駐村 精英共同治理鄉村。這也賦予了「回流精英」更多致富領袖的角色，且 此一新晉群體會更具有高流動性與可轉化性。本研究將「鄉村精英」偏
重於經濟面向，即從回流精英作為致富領袖的角色出發，探討其身分的 橫向轉化，以及其所捲動起不同層級間的縱向更迭。
二、禮物交換
「禮物交換」（gift exchange）是 Marcel Mauss（1925/1990）提出 的人類學理論。他在經典著作《禮物》（The Gift）中指出，禮物交換 的實踐在於其「禮物之靈」（the spirit of the gift），禮物之靈是驅動交 換禮物的特質，而禮物中承載著靈動的象徵和意義，會致使禮物具有不 可讓渡性（inalienability）。即使禮物已被送出，這種東西仍會屬於送 禮者，而導致了受禮者的回禮義務（同上引）。在 Marcel Mauss 禮物論 的語境中，禮物流轉過程被視為一種「總體社會事實」與「全面呈獻的 社會制度」，前者涉及理性與感性、強制與自願的混融狀態；後者則涉 及禮物的社會權屬關係，包括贈予、接受、回禮過程中的慷慨、友善、
秩序與社會含義（劉毅，2019）。從贈予的邏輯來講，傳統的禮物交換 與熟人社會的「人情倫理和關係網絡」緊密相關，具有道德的強制性
（Yan, 1996╱李放春、劉瑜譯，2000，頁 219）；但從收受和回贈的角 度來看，接受者在傳統的禮物交換中有回贈對等價值禮物的義務，如果 不 進 行 回 贈 ， 則 會 損 害 自 己 的 榮 譽 、 信 用 及 交 好 關 係 （ Mauss, 1925/1990╱汲喆譯，2002，頁 62-70），往往導致接受者回禮之價值會 大於收禮的價值，因此贈予者「所送出去的物並沒有失去，它會自己再 生產；人們在他方又會得到與之相同者，而且有所增值」（Mauss, 1925/1990╱汲喆譯，2002，頁 149）。Marcel Mauss 的禮物二重性也表 明「利他」與「利己」的關係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表達與呈現，
「禮性」需要「物性」的映襯與支持，禮物與互惠（reciprocity）有可
能相伴而生。透過這樣的交換與流動，人們彼此產生連結，形成了相互 依賴的關係。
禮物的贈予還預示著某種目的結果導向。禮物未必是完全利他的，
其具體形式既有名又有實，仍屬於一種互惠交換（Mawdsley, 2012）。
贈予者慷慨特質與權力欲念共同作用，在表面慷慨善意的背後還存在某 些計算性策略，包括給予者與接受者之間的複雜互動，以及社會意義的 維繫、調整與評估（劉毅，2019; Verhezen, 2009）。早在 Marcel Mauss 之前，Malinowski（1922/2002, 1926/2013）則從經濟利益考量的理性與 人性提出，互惠是禮物交換的一般原則，其認為「給予」是因為期待
「回報」。必須「回」是因為如果終止的話，對方也會終止「給」，一 旦沒有履行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規範力量就會發生問題，關係網絡也 會慢慢脫落，而平衡的互惠鏈條便會斷裂（Yan, 1996╱李放春、劉瑜 譯，2000，頁 6）。禮物交換的真正目的是在其後所產生的人際關係，
而非交易物品的本身（Gregory, 1982）。此外，禮物交換制度存在著一 種結構性嵌入的特徵，帶有集體性的社會結構，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禮物 交換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李元元、陳亦晨，2015）。禮物交換更在人 們的現實生活層面中，發揮極為重要的影響，禮物交換強調著道德性及 社會文化意義，其最終目的不是物質的互換，而是情感的交流，是建立 和加強與他人社會關係的一種手段。
Pierre Bourdieu（1977, 1990）認為，過往研究根據觀察歸納出少數 原則，並且以這些原則描繪出一個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的略 圖，並將這個模型應用到各種不同的禮物交換中（賴曉黎，2013）。
Pierre Bourdieu 以北非部落的卡比爾社會為個案研究指出，禮物交換理 論在解釋中經常被忽略一個關鍵面向：禮物交換無法完全化約為「贈 予—接收—回禮」的必然義務，既不能將禮物交換視為一系列不連續的
慷慨行動，亦不能將送禮與回禮的交互循環認為是一種無意識的規則，
適當回禮也不同於契約規定的精確數字。這樣，禮物交換模型在具體實 作中便蘊含著不確定性，而是一種最高的或然率。真正驅動實作的不是 歸納出來的抽象性固定規則，而是以策略形式表現的實作感，這種實作 感的運行邏輯實則是一種榮譽的遊戲（the game of honour，同上引）。
因此，Pierre Bourdieu（1990）重新將不確定性因素納入禮物交換的模 型中，以實作策略取代模型規則。
在中國，禮物交換會遵從禮數規範，講求「禮尚往來」和「厚往薄 來」。互惠與饋贈是交換的基礎，人們對這種互惠交換並不會去精確計 算交換後的差價，實體價格會在這裡被模糊化，更多要求的是雙方應盡 的互惠義務（劉毅，2019）。如若缺少這種義務，這種互惠的交換關係 也就很難發生；此即，如果回報失敗，就會導致社會關係的破損和「丟 面子」（折曉葉，2008）。由此可見，禮物過程參與者傾向找到情理相 融或互可轉化的可能性，或是根據情況有所詮釋，通常不會去尋求特定 的區隔或邊界要求，這種機制強調了互惠最優化，而非直接利益的最大 化（翟學偉，2007）。中國式禮物交換的過程正如閻雲翔（Yan, 1996╱
李放春、劉瑜譯）所描述的，其既是一個互惠系統，又有其工具化的一 面，相對自然地實現 Marcel Mauss 所言的混融狀態：在理性與感性之間 形成可能的共生關係（翟學偉，2011，頁 54-76）。
自 Marcel Mauss 開啟了禮物交換研究以來，人類學家對該領域即廣 泛關注，一直持續到現代。但人類學的禮物交換研究，更多是聚焦在交 換的行為、情境和規則上，而忽視將「禮物」當作是一種媒介，並探究 其在整體禮物交換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王闖，2018）。在中國鄉村社 會中，「禮物」沒有特定形式之分，不同形式的禮物作為媒介所傳遞的 意義、在施受雙方之間形成的流動過程，以及禮物捲動與重構著他們之
間的動態關係，在當代社會都鮮有研究，這或許可以從微觀與巨觀兩種 視角切入。據此，本研究在宏觀層面上，運用精英循環理論，探究鄉村 精英的變遷過程，包括個體精英的橫向轉化與在不同階層間的縱向迴 圈；另在微觀視角上，將「禮物」當作一種促能媒介，觀察在「贈予—
接收—回禮」的行為中所牽動的關係網絡，是如何推動精英的身分轉 化，期能刻畫出回流精英的鄉村發展路徑與其帶動的鄉村動態治理格 局。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在中國 J 省 S 市 s 縣進行田野 調查時，幾位受訪者均有講述到丹桂村致富領袖的事跡，不免心生好 奇。在查閱相關媒體報導後，透過關鍵受訪者的牽線，與丹桂村經營蔬 菜基地的致富領袖取得聯繫，並於 9 月前往拜訪。因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鄉村精英的身分轉化與更迭，因此強調受訪者應具備「帶動村民脫貧致 富」的屬性。老李即因具有致富領袖的典型特性，而成為本研究田野訪 談的關鍵受訪者，其經歷為本研究提供了資料的豐富性。另透過老李滾 雪球式的引介，研究者有機會接觸到他所經營蔬菜基地團隊的內部成 員，也被稱為「農務達人」。滾雪球的抽樣方式能較快地接觸到合適的 研究對象，使得資料盡快達到飽和狀態，也因為都是透過朋友介紹而 來，研究對象的配合度也會較高，有利於研究的開展。因此，本研究根 據研究目的，在兼顧精英類型、身分差異，與貢獻程度等因素考量後，
最終選擇了五名訪談對象，如表 1 所示。
表 1：受訪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前職 現職
老李 男 55 歲 碩士 知名文化學者並身兼律 師。
鄉村振興實驗基地的 創辦人。
老付 男 67 歲 小學
資深溫室蔬菜經營戶，
亦為日常雜貨小賣店老 闆。
蔬菜栽種專家，亦擔 任團隊的總顧問。
老顧 男 68 歲 大專
40 年資歷的小學校長，
也是溫室蔬菜種植戶，
從城裡返鄉養老。
蔬菜種植專家。
老陳 男 65 歲 未受教育
種植食糧的農民，也兼 快遞員和短工。
將農地無償轉給團隊 使用，自己隨後亦成 為團隊合夥人。
老周 男 61 歲 中專
非丹桂村人，L 市某鄉 鎮糧管所的所長，精通 農產品運輸和銷售。
身兼商務與專業經理 人，現為該蔬菜基地 的總經理。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收集
個案研究強調過程與經歷，關注現象與情境脈絡間的複雜交互作 用，特別適用於深入理解與詮釋某一個案的特殊性（邱憶惠，1999）。
因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探討鄉村精英的角色變遷，採用個案研究實為理 想的研究設計。在資料收集方法上，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 談、參與式觀察，並輔以新聞媒體報導等數種來源，以形成三角互證。
就訪談方面，研究者採用一對一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法，老李因其為 致富領袖而成為本研究的關鍵受訪者，與其訪談時間也相對較其他農務 達人更長，訪談次數亦較多。研究者考量到組織內部領導者與下屬之間
的位階關係，研究者與領導者的密切接觸會影響到對下屬訪談時獲取內 容的真確性，因此，研究者也積極融入團隊日常。在徵得受訪者同意 後，研究者以錄音方式進行，並進行逐字稿的謄錄。在訪談過程中，研 究者扮演聆聽者的角色，並注意受訪者常使用的字眼、語音、語調、表 情、情緒變化等，並針對訪談過程中未釐清的細節，和受訪者以微信語 音和文字聊天形式進行追訪以進行補充。
就參與式觀察方面，研究者雖有參與蔬菜基地的日常經營活動與業 務對接，但更多是扮演同行旁觀之角色，如於清晨四點跟負責人同往當 地農貿市場運送蔬菜，以及參與經營團隊的例行會議等。就媒體報導而 言，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包括了 J 省內的地方政府與縣域媒體的微信官 方帳號。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編製了針對致富領袖老李的半結構 化訪談提綱，在結束訪談後再根據其所提供的資訊與私下回饋進行反 思，並進行相應修改與完善。在此同時，研究者亦擬定針對農務達人的 訪談提綱。兩份訪談提綱皆遵循原訂時間軸的規劃，分為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扶貧產業開創期；第二階段為捐贈物資期；第三階段為捐助 成名後。
肆、研究發現
一、融入鄉土社會：從城市到鄉村的連結
精英之所以會選擇「回流」，既有個人價值追求的主觀因素，也有 外部政策因素的推動。老李作為返鄉精英，其個人追求是主觀動力。老 李是上個世紀中，村裡第一位出走他鄉的大學生，而後長年在北京學 習、工作、生活，接觸了最新的資訊和知識，具有現代化的思維。作為
一名知識分子，又是城市中的文化精英，老李不斷地關注自己家鄉的經 濟發展，反思家鄉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及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最終出 於個人情懷自城市返鄉，應用自身資源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成為鄉村回 流精英。其次，政府對鄉村建設的重視與有利的政策導向，為精英回流 鄉村並促使其身分轉變搭建好了平臺。老李成為鄉村精英一方面是自我 實踐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則是響應國家政策，應用政策優待以獲得個 人利益。老李在「回流」後，藉助其在城市中所積累的文化資本與戰略 思維，投資現代農業進行創業，將自己跨域轉化成為具有「經濟精英」
身分的鄉村致富領袖，為村內做出了實質貢獻。
老李在村裡之所以能成功轉化身分，幾位農務達人均表示，他主要 是透過「自掏腰包為村民粉刷墻壁、建設圍欄」、「只要有事情缺錢、
缺物資，他都能幫忙解決」、「為村裡解決金錢和物資等問題」、「幫 忙村裡單身漢與政府協調解決居住的問題」等，因而收獲村民普遍的支 持。回流精英並非獨斷控制並運用村民原來具備的資源與權益，來維護 住精英們的社會地位、權利與財產。對回流精英而言，他們將自身在外 地或都市所積累並擁有的資源投入到村民的世界，其對村民所需要的資 源進行補缺式的道義資助，進而透過投資扶貧產業以實現振興家鄉的初 衷。「出錢幫忙」這一系列的善舉，目的是為了贏得廣泛的村民支持，
實現老李對村裡未來發展旅遊產業規劃的宏圖。如老李所述：「你看我 們的菜綠油油的一片，再搭配藍天，這種最簡單、最自然的鄉村風貌最 適合搞旅遊業了。他們沒錢做這些（修整房屋、圍欄、粉刷等），我就 出錢……從現在就開始（為旅遊發展）抓起。」對於村民而言，「留守 在這裡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婦女，農忙時可以僱請他們幫忙摘菜捆 菜，她們就有了一份長期的收入保障」（老李）。村民依賴回流精英為 他們提供上述的幫扶資源，以及再就業的機會所帶來的利益可持續讓他
們脫貧致富。
禮物式的行動帶動了回流精英、村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相互依賴且 互惠交換的關係。村民與基層村政府仰賴回流精英為村裡帶來的義務建 設與致富機會，加速了回流精英的身分轉化。老李靠著為村民義務幫忙 的「禮物」贈予行為，拉近其與村民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在村民中建立 起良好聲望以加快其身分轉化；另一方面他以領袖的角色令村民對其產 生依賴，可以擁有代表村民集體意志來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建設太陽能 路燈、牆面粉刷、協助繼續村容整潔、村莊美化等村內環境整治，公共 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村民福祉的維護是屬於基層村政府的職務範圍，然而 基層政府在整個官僚科層體系中是權力最為薄弱的一環。老李自掏腰包 幫扶村內事務的同時，亦在輔助政府角色的履行，同時也促使基層政府 對其依賴。此時，回流精英具有了「共享」的治理資源，在得到鄉村內 部的社會支持下，老李完成了由經濟精英向社會精英的跨越。
回流精英也仰賴村民與基層政府，來實現其扶貧事業各個環節的順 暢達成。事實上，發展鄉村旅遊的想法對於普遍抱持「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傳統思維的丹桂村農民來講，是很難得到廣泛支持的。只有獲得 村內民眾的信賴與支持，才能順利推動其發展旅遊的進程。同樣地，基 層村政府儘管職權受限，但其做為鄉村的管理者與服務者，在對旅遊項 目得以順暢向上申報、規劃中土地轉換的使用、將村內事務順利變現等 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官僚體系、自下而上的溝通與協調作用。
二、小村大愛：從村內到村外的跨度
（一）被「貶值」的禮物：慷慨捐助的背後
老李的社會精英權力行使範圍，初期仍僅限於村民內部，那時他所
希望得到的基層政權支持依舊有限，在向政治精英轉化的過程中顯得困 難重重。而後，因為湖北捐助蔬菜而一夜成為「正能量抗疫網紅╱先 鋒」，同時也帶動起整個村落到全國聞名的轉變。表面上光鮮亮麗，但 本可透過市場交易變現的蔬菜商品，卻「貶值」成為災難救助的「禮 物」，這背後有著多重且複雜的原因。
首先，蔬菜被作為災難救助物資而捐出，對老李而言，並非是情感 和道德先行，而是因為受種植技術、農業運作，以及疫情蔓延等外在因 素影響，導致蔬菜因通路封閉而滯銷，不得已將市場上的「商品」下架 成為救難的「物資」，從「交換價值」變為「公益價值」、從「賣」變 為「捐」。對老李來講，當時只能以後者的形式進行發揮，並完成其作 為「物」的效能，並同時解決疫情重災區人們的溫飽問題。
我去年拿一些菜苗回來試種，看著不錯，種得不錯，之後 就擴大規模，指望可以賺錢了，結果疫情來了……種植經驗還 欠缺，所以當時青菜本身長得不好。其實長得不好品相的青 菜，是很難賣掉的，剛好又趕上疫情來，路封了，就全囤積爛 掉了，根本賣不出去。（老李）
其次，老李一方面進行成本收益考量，基於無法產生直接的「利己 性」獲利，因此從對自己最小損失的原則出發，做出不得已為之的下下 策之選。
賣不出去賠錢不說，就爛在地裡，污染土壤，你下一批菜 咋種？那麼多地都被污染了，要種新的，買化肥還得再出筆 錢。捐也都是賠錢，賣不出去也是賠錢，爛在地裡或捐出去，
都須要自己承擔費用。（老李）
第三，老李基於道德理性，擔心辜負村民對其的信任。「虧錢不 說，村裡老百姓信任你，但是就怕頻頻賠錢，對不起大家的信任」（老 李）。實際上，村民的信任與支持是老李從經濟精英轉變為社會精英的 基礎，而帶動村民致富既是老李的給予，又是對村民信任與依賴的再度 回饋。這樣才能使交換關係長久持續，進而確保其在村裡的社會精英身 分。用捐助的這一行為，既可以為自己人品背書，同時又實現了對村內 的「情」與對外的「禮」的統一。
最後，助推地方政府為村裡做出實質改善，以實踐其改善家鄉的初 衷。如老李所述：「我們村太落後了，一直得不到政府重視，之前反饋 好多次道路的問題……不斷反映就是不通過……所以捐也是一種陳情，
表達我們村的難處。希望成為鄉村回流精英能得到上面的重視，給我們 村一些建設資源。」
給予行為在發生的同時，往往會從根本上改寫了禮物贈予的內涵，
給予並不是真正的禮物贈予，而更多的是在傳遞一種話語，一種「希望 得到關注」的意圖。禮物作為一種促能媒介，兼具表達性與工具性，前 者具有傳情達意的功能，與後者在所有的饋贈活動中都同時存在，只是 比率不同而已。比率與目的相關，主要由送禮方的交換動機和所要達成 的效果來決定；在實踐當中，沒有純粹的表達性和工具性的禮物（Yan, 1996╱李放春、劉瑜譯，2000，頁 50-64）。現代社會受到市場經濟的 衝擊，社會人具有傳統道德理性與經濟理性的雙重性。因此，在不同的 情境中或是在不同的關係中，人們透過禮物交換的運行，來構建與穩定 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厚植自己的社會資本。
（二）協作式救援：贈予的可能性與之後的狀態
禮物交換是透過「贈予—接收—回禮」三個環節得以實現。「贈
予」價值在最初是不確定的，原因在於中國人不喜歡談錢，「談錢傷感 情」，而是喜歡運用心術，希望受惠者能理解其中的意味和用心。正如 老李所述：「老趙當時就跟我說，既然賣不出去，你還不如直接捐出 去。捐出去會有好處的。」在「接收」這個環節上，受 COVID-19 影響 的湖北人民是一群沒有回禮能力，匿名且陌生的受捐助者，捐助者與受 捐助者並非處於一定的關係網絡之中，因此受禮者處在不承受任何「債 務」的狀態下，獲得絕對的福祉，但這並不意味著災難救助的禮物不需 要回饋。在「回禮」這個環節，禮物之靈最終會回到捐助者身上，但這 個回禮主體並不是直接受禮的災民，而是那些有能力做出回報，但卻隱 形又在場的國家、政府與社會集體。「回禮」環節最為關鍵，集中體現 禮物的「社會生命」與社會人格，包括其中附著的「榮譽原則」。
1. 綠色通道：快速集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
救災是政府例行性工作的重要環節，也是官僚體系如何以一套慣常 運作的模式治理災難所創造出來的例外情境（湯京平、蔡允棟、黃紀，
2002）。然而，對高關注與高能見度的大型災害而言，其具有突發、不 可預測、難以掌握，以及時效急迫等特性，傳統官僚體系與結構的設計 並非是用來回應災難所帶來的無法預知及混亂，用慣常運作模式應對例 外情境在操作上往往會出現理論與實際的落差（Perrow, 2011），凸顯 出政府災難救助的失靈。社會力量，尤其是由災民所組成的本地社會介 入，並補充政府與官僚建構的救災模式則是非常必要的（張維安、李宗 義、李士傑，2013）。在新冠疫情最為嚴重的 2020 年 2 月，中國各地 皆淪陷為災區，政府為阻止疫情蔓延，發布行政命令如封城、封村、封 路等進行政策救援。不過，因封城措施導致災區食物供給不足卻難以由 政府補給，此時非正式組織等民間團體儘管有提供物資的能力，但在全 國交通運輸幾乎癱瘓的情況下，這些社會賑災捐助行為基本很難獲得對
接災區的綠色通道。因此，即便社會各界紛紛為災區捐贈各種品項的物 資，缺乏對接管道的單一社會行動，往往會石沉大海，很難達到救援的 效果。
作為返鄉精英的老李，在捐助過程中之所以脫穎而出，有以下幾點 原因：首先，老李能夠透過其自身在城市網路中積累的社會資本與影響 力，取得與政府和災區對話的管道，進而能夠將自身捐助的訴求得以表 達，「我有這個想法（捐贈）後，就和老趙（律師朋友）聊，然後託人 找政府裡管事兒的」（老李）；其次，因其捐贈訴求的物資體量龐大，
遠遠超出一般社會性捐贈的規模，因此獲得政府重視，「當時政府問我 要捐多少，我說『我這 530 畝地全都種著呢，地裡有多少，就捐多少，
掛上我們村的名字』，他們說，這量夠大，向上申報應該很快就能批」
（老李）；第三，老李以「鄉村整體」而非個人的名義捐贈，能夠獲得 上級政府綠色通道支持，來調配專人、專款、專案來進行協助對接，
「最怕的就是大家都去一線應援，沒人手對接，或者對接一半人不見 了，沒人處理，還好當時政府牽頭，對接承包貨運公司，安排人手，還 有返回之後的人員隔離」（老李）。
疫情救災做為一個場域，因捐助而得到的社會關注，也累積出聲望 榮譽的象徵資本。物資能否實現有效的對接、跨越輸送障礙以取得綠色 通道、順利快速到達災區，並精準地解決災區民眾的燃眉之急，這些流 程的順暢與否都取決於捐助者的決策。而在充滿競賽的場域中，這些主 動捐助物資的個人、單位，以及組織，透過自身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 本，發揮自身的能動性，爭相角逐，爭取獲得帶有象徵資本的肯定。由 個體、基層政府，與鄉村集體快速集結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作為社會 與政府共同協作的補強式救援，能夠向上級政府徵求人力、物流資源等 綠色通道，當上級政府加入後形成四方行動者的動態且高效的暫時性賑
災團體，得以在疫情最嚴重期間的一個半月內持續每天運輸。因捐助 方、基層村政府、村集體，以及上級政府都緊扣時勢所提供的重大機 會，進而做出有利於提升各自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此時的救災行動場 域便由四方行動者共同集結且運作，其產生的救災合力與社會影響力，
遠非單一力量所能企及。
2. 來自社會的回饋：共享的象徵性增值
老李在捐助後，不僅得到了國家與政府表彰為制度性支持的象徵，
賦予老李一系列符號化的「榮譽」回贈，如「最美抗疫網紅╱先鋒」、
「疫情防控最美志願者」，其個人所捲動的丹桂村還一躍成為「全國蔬 菜基地」的代言村，從而使老李在村民心中樹立起更高的威望與尊重：
「我現在走在路上，大家都認識我，都跟我打招呼，有的還要跟我合 影，要簽名……現在僱人摘菜容易多了，有的提前就跟我說好要當臨時 工，有的後期報名都報不上」（老李）。
此一「送禮」同時也帶來了外部的市場、技術與社會資本的競相投 注，如「投資商談合作」、「旅遊資源規劃籌備」、「承接省內省外大 量蔬菜訂單」、「高校與考察團造訪」，以及「媒體採訪」等，從而為 丹桂村產業的擴大與再生產提供了可持續性的通路支援。丹桂村當下的 樣貌和未來的發展形勢，與此前的狀態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這個村 基本就是鳥不拉屎，沒人管，現在村裡的路子可選擇性拓寬了」（老 李）。除了被動接收外部的資源，老李也有自己對村內未來發展的規 劃，「一些項目在規劃中，我準備再建 100 個安全蔬菜基地，種地瓜、
蘿蔔等，還要再承包一些土地」（老李）。
禮物總是帶來某種具確定性的東西（something determinate），這種 確定性來自禮物所根植於的形式，送禮的實質或關鍵不是送出這個禮物 本身，而是呈現出了一種「禮物被送出後的狀態」（Derrida, 1992, p.
54）。因此，相較於實物性的禮物，禮物贈予所形成的各種關係變遷，
是「禮物交換」範疇的重點。總結起來，榮譽、聲望與外部資源投注給 丹桂村帶來了三種變遷：一是令老李在村內的人際網絡更加穩固；二是 老李的社會精英身分不再侷限於丹桂村內部，而是延伸至村外，拓展了 其社會精英角色的外延；三是從封閉到流通，徹底改變了丹桂村的狀 態，從被遺忘一隅到捲入全國性的蔬菜供銷網絡中。與其說是老李因捐 贈獲得快速激烈的象徵增值，不如說是因為老李串聯起的救災利益共同 體，令救災所發揮的影響力得以增值，而共同體內部的各方行動者（包 括國家機構）均共享這種象徵增值效應。
（三）權力關係的重構：個人捲動社會，共同聚合力的助推
依 Pierre Bourdieu（1984, 1986）理論，「場域」存在於各種不同社 會位置之間的關係網絡與結構，是一種權力集結的場所（a field of forces）。不同位置的社會行動者或階級權力的力量不同，使得場域中 的資本分配存在不均衡狀態，亦迫使場域中存在持續的「鬥爭」。不同 行動者依據其所擁有的不同形式資本進行分配與利益交易，彼此互相交 換、競爭與對抗，接近不同社會資源以獲取象徵性地位，即維護或提升 個體在場域中的地位，達致對社會結構中既有權力關係的維繫、再生產 或轉變。災害救助是現代化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國家—社會」和
「國家—市場」關係，以及國家內部組織方式所形塑的自主性差異，決 定了不同國家在救災歷程中存在互異的角色扮演。對黨國體系的中國而 言，官僚政府在此歷程中發揮著全面嵌入的角色（盧陽旭，2012）。由 此，國家與政府是最有能力做出回禮行為的主體，其救災角色既是救助 者和施予者，同時也是受助者的代理人，並對社會救助給予回饋，有責 任參與禮物流轉過程的義務環節。在災難援助場域中，以丹桂村為救災
利益共同體進行行動時，內部各方行動者與國家上級政府就構成了競逐 關係。
老李將自己的政治訴求植入禮物的贈予中，並放大此一細節，巧妙 地將具有回禮義務的對象指向了政府：「運送的時候就是要靠人力從大 棚裡推出來，推到坑坑窪窪的路上，再推到貨車上……我們拍照錄視頻 要反映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要放大。這個道路問題無論如何都要 讓上面看到我們村的難處……」。這一委婉策略有效地助推政府去履行 一系列的回饋義務，如老李提到：「一部分道路已經修建完成，不再是 問題」、「曾經在朋友圈抱怨水電與道路擴寬，地方領導直接打電話，
立刻把事情解決了」。此外，老李也在現有農村法規下的一些受限行為 或禁令中，獲得了政治特權與政策關照：「出名之後就不是我去主動 要，而是上面會派人來要我提要求，盡量配合我，滿足我，在農田上鋪 路啊，一些基建的經費」。
事實上，中國《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多部法律 規定，禁止在農田上進行道路建設、供水設施、供電設施等「非農化」
行為。但是對於老李來講，只有進行此一「非法」操作才能推動農業經 濟的規模化、機械化、現代化，最終實現效益化。老李從產業初創期便 從此一剛性需求出發，不斷與上級政府爭取灰色地帶擴大化的訴求，最 終能夠憑藉其救災網紅的象徵資本而獲得上級政府對這一「非法」行為 的特權。由個體、基層政府與村落集體組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所發揮的 影響力，使得象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基層政府亦 因此收穫了地方政績，這也促使基層政府向上級政府爭取資源成為可 能；同時透過此次大型公共事件，在無數基層政府競爭角逐的優越績效 官僚場域中，丹桂村政府脫穎而出，獲得了比其他基層政府更為成功可 見的績效與地位優勢，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
由於災難救助的政治力量把受災者置於無法互惠的送禮關係中，後 者因無力拒絕或回報而消解了互惠關係的禮物經濟，也因此賦予了救助 者在權力和地位上的霸權主導（張巧運，2017），這種特殊的時空脈 絡，也令老李暗示政府作出的回禮行為，具有道德的強制力。贈予者的 慷慨特質與權力欲念共同作用，構成禮物政治的核心內容、時間間隔與 委婉策略，加劇了其中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Bourdieu, 1977）。此外，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回報機制往往是相輔相成的，符號 化的榮譽回報促使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與社會支持，形成輿論監督來助 推隱形在場的國家與政府，讓他們必須現身並給予實質的回饋。老李表 示：「捐助也是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做出的貢獻，當時也是媒體啊，電 臺都紛紛報導，社會也是在給上面施壓，這個需求就被解決了」。
在鄉村治理體系中，地方官僚場域作為鄉村基層社會自治的領導力 量，能夠引領丹桂村的各項事務、主導資源分配；基層村政府權力範圍 有限，受制於科層體系的等級規範，在與官僚場域中的上級政府關係中 處於弱勢地位。即便返鄉精英帶著國家政策優勢進入鄉村，參與到鄉村 治理中來，具有充當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村民之間溝通橋樑的優勢，但 官僚場域的主導力量仍不可撼動。在返鄉精英的一系列積極作為下，官 僚場域的行動邏輯是由老李的行動而做出的被動式反應，兩者權力關係 的消長亦是透過返鄉精英的逐步行動邏輯來形塑。總結起來，在災難救 助中被送出的蔬菜禮物，重構了此前老李與上級政府不對等的權力關 係。
這一轉變的過程如下：(1) 此前面對政府的強勢，老李處於反抗無 效、不得不服從的弱勢地位；(2) 隨著返鄉精英透過接近不同社會資源 積累在村內的象徵性地位，促使基層村政府與村民均對其依賴，其在鄉 村治理結構網絡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進而能夠與基層村政府集結為救災
共同體，代表村整體向上級政府爭取話語權；(3) 老李以委婉策略，將 對政府須要回禮的義務暗示嵌入禮物中，禮物所承載的強制力在捐贈 後，迫使政府站出來講話，這種壓力為老李與政府對話創造了可能，也 在一定程度上調適了其與政府關係上的張力；(4) 災難性事件的發生為 國家的必須嵌入與回應，提供了特定的時空條件，這是因為原本負有償 還責任或回禮行為的受禮者，因其脆弱性而無力回報，從而將這一環節 流轉到最有能力進行回禮的主體上，此即國家與政府；(5) 由於救災利 益共同體所發揮的影響力，以及禮物捐贈後所產生的網紅效應，使得象 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相比其他基層政府收穫更多 的地方政績，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促動上級政府下放 資源；老李贏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將其推至優越地位，個人與社會輿 論合力也同對政府形成壓力；作為村整體的這一小村大愛行為，得到國 家級官媒的系列報導，這一具有官方媒體背書的網紅村亦能促動上級政 府和國家投入資源進行建設。
由此可見，這些因素共同將上級政府代表的官僚場域推向做為「債 權人」的回禮義務上，折射出村整體場域與官僚場域權力關係的運作實 況，政府地位不斷跌落，進而重構了贈予者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而 重構後的老李獲得了政府回饋的法律規範之外的政治特權，即便是農田 保護法禁止的建設行為，也因老李而「合理合法」，從而推動其身分從 社會精英跨度到能夠向官僚場域爭取特權的政治領域。可見，各方行動 者能夠善於抓住疫情賑災時勢所提供的重大機會，做出有利於提升各自 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
三、賦權與收回：跨階層的流動與變遷
（一）身分分化：被建構的角色符號
由於多數的青壯年村民皆外出務工，有些技術能力較高的農民被賦 予了「農務達人」的稱號，成為在「回流精英」團隊內能夠產生垂直階 層流動的「駐村精英」。Karl Polanyi（1944）的「互惠交換」制度主要 常見於原始社會，以血緣和夥伴結成的共同體，特別是在有互相「贈 予」義務行為的親友之間。此類圍繞人情所展開的熟人關係，同樣也在 丹桂村耕種產業的發展期間展現著。
在成員來源上，老李將自己的親緣關係網絡、村內技術能力強的傳 統農民，以及由傳統農民分化出來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強勢群體，組織 起來強力發展蔬菜耕種產業，如老李提到「我現在這個團隊都是鄉村能 手。我二叔，兩個比較熟的鄰居……因為現在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
就比較多自己人和村裡人，大家一起合夥幹，畢竟一個村大家都認識，
知根知底，也比較好幫忙，一句話就能答應」（老李）。
在熟人基礎之上，交換也是同樣重要。社會吸引力會促進社會交 換，只有覺得交換關係具有吸引力時，才會持續與對方互動（Homans, 1958）。農務達人與回流精英間的社會吸引力，促使社會交換的形成。
一方面，回流精英運用經濟權力，透過發展現代耕種產業，給每位達人 帶來較高且固定的月收入，使他們在個人財富積累上與其他村民形成分 化；另一方面，回流精英儘管有治理鄉村的能力，但在農業技術、知 識、經驗和種植實踐上，仍需倚賴這些農務達人，而這些達人則應用自 己在村裡幾十年積累的種植經驗以及對鄉村的瞭解，來扶助回流精英治 理鄉村。隨著回流精英獲得更多的資源與權力，農務達人在老李的帶領
下也獲得了精英角色，完成了傳統農民向駐村精英的身分轉變。此外，
他們透過僱傭其他村民參與現代化的農業建設，相對於其他村民更具有 地位和權力的優勢，形成了農民身分的分化。
在團隊經營管理上，老李除了給每人每月固定工資之外，還賦予他 們「農務達人」、「區長」、「專家」、「顧問」等角色稱謂。老李對 成員的角色賦予常見於兩種情境。一是將其做為對外建構的符號，常見 於媒體採訪報導與接待外部人員活動中，如老李在對外接待時會常講道
「自己常在北京，村裡的事務會慢慢交給鄉村能手負責，他們都是基地 總負責，大區經理」等賦權的話語；老付也表示︰「老大給我們的職位 都很高，我們也很樂呵，每次接受採訪都是誰誰是我們的專家或總經理 的，這些都是我們村發展不可或缺的人才」，老周也提到︰「老大接項 目都會帶上我們，說我們都是專家、能手，頂樑柱，我們被捧得很 高」。這些角色賦予也會成為對團隊成員的規訓、話語激勵與積極期 許，亦常出現在內部開會的總結中，「你們是鄉村能手，要挑起村裡的 擔子，跳出小農思維，不能只種地，不考慮其他，你們要學習現代化種 植技術，擔負起管理、監督的職能，成為全能管理者」（老李）。可以 看出，老李將一系列角色符號賦予給團隊成員，建構出具有「權威性」
的專業團隊，借助熟人關係網絡以建立起現代化的農企業，並以現代企 業的管理方式來運營人情關係網絡。
（二）自我增能：被內化的身分想像
因疫情捐助帶給團隊無法盈利的損失，老李選擇自己承擔，不需要 團隊成員分擔，且正常發薪，如老顧說：「老大不會拖欠我們工資，而 且每月都準時給我們發錢」；老周表示：「跑業務的報銷費用，老大都 會提前撥給他，不會讓他自己先墊」，老陳也提到：「從一開始種這
個，就一直在賠錢，中途遇到那麼多事兒。在錢方面，老大沒有虧待我 們，他自己一個人都扛下了」。
員工幹活、老闆發薪，是企業正常運作的邏輯，也是履行正常的權 利義務關係。但在熟人社會，人情「虧欠」是個重要特徵，人們之間的
「相互虧欠形成了相互間的情分」（陳柏峰，2011），令拿著老李薪水 卻不需要與老李共患難的團隊成員，產生對老李「虧欠」的心理壓力。
此外，傳統農民被老李賦權為農務達人的精英角色，也強化了「虧欠」
的程度。為了彌補這份心理「虧欠」，團隊成員會更積極地進行改變，
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自我增能。如老陳所述：「像我之前都是種地，哪有 什麼月工資，現在有了工資，又有管理的權力，就覺得要好好幹出一番 事業。」老顧也表示：「因為堅信蔬菜基地會越做越好，因此老大說什 麼都會照做，即便淩晨兩三點就起來，去將菜運到市場去賣，也不覺得 辛苦」。老周也堅信真要能做起來，後續應該會很賺錢。
「虧欠」推動了自我賦能，而精英角色的職位符號又在當下不斷對 外呈現，賦予了團隊成員自我增能的動力，強化了自身求變的意識，喚 醒其主體性、自信與責任意識。「未來都能成為區總（每個大棚區的總 負責）」（老顧）的承諾，在日常農務過程的持續話語激勵中，形塑出 他們對自身未來的想像。在虧欠與增能、當下與未來、既得與想像之 中，虛與實的交織使得禮物交換關係，不是一次性的完結，而是依賴持 續性的互動，進而推動成員將當下的義務履行地更好，有利於在短時間 內快速集聚村裡的資源與人才，增強團隊凝聚力與對組織的忠誠。
「賦權」即賦予權力、增加權能。Solomon（1976）指出，賦權是 為緩解弱勢群體的乏力感、增強效能感，而透過人為方式將一部分權 能，由強勢方轉移至弱勢方，實現權力配置相對均衡化及合理化的過程
（李金龍、劉巧蘭，2019）。而事實上，團隊成員從傳統農民一躍而成
為專家精英，這種身分與地位的轉變在老李眼底，是將賦權與建構過度 地誇大。老顧坦言：「其實我們工作很雜，什麼都幹，但還是以種地為 主」。一旦權力被收回或脫離出回流精英這個體系，他們又回歸到了農 民身分；而這些傳統農民基於老李的賦權，內發產生自我增能的認知與 想像，並為這一想像目標進行改變的過程確實是真實存在的。前者以符 號作為贈予，後者以自發的實際行動作為回禮，禮物價值的巨大差距一 旦在某一環節中止，不僅意味著社會關係的斷裂，更會導致回報者巨大 的心理落差。
（三）角色更迭：權力之下的耦合之難
蔬菜種植基地組織在發展初期，基於共識與信念而形成良好的關 係，但回流精英不具備農耕經驗，在老付看來，「我種了大半輩子的地 了，這種蟲草害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嗎？老大從來沒種過地，但偏要按 照現代企業的模式去走。」老顧也說︰「不要以現代企業的思維做農 業，那就要虧死了，我朋友在安徽，虧了 800 萬、1,000 萬的。」而傳 統農民又難以接受現代化的農業邏輯，在老李眼裡，「他們還是小農思 維……有的時候他們真的很固執」（老李）。由於「達人」的鄉土性理 念與回流精英想要建設的現代農業存在明顯價值理念上的衝突，當傳統 農民發現內化的自我想像與個人的鄉土經驗需要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 用個人完全未知的現代化運作方式來實現時，就會遭遇來自鄉土性的抱 怨、不服從，甚至是抵抗。老陳說：「後來老大對我們要求越來越多，
我們就是農民，都一把年紀了，真用專家標準來要求我們，我們就會有 埋怨」。老付陳述：「老大應酬啊，接受採訪啊，談合作都會帶上我 們，一次兩次就得了，總是這樣真的耽誤工務，地裡的活多到都做不 完，我們還得從始至終陪老大，陪完了之後，那些地還得我們去種，我
不是做生意的，就是農民。」老付因自信於長期積累的種植經驗，而沒 有按照老李的指示，以現代化的方式控制草害，最終被老李撤掉了技術 專家的職務。
回流精英此前以對外包裝的方式建構出「農務達人」的身分，並賦 予給團隊成員，是希望後者能與其共同奮鬥，努力振興鄉里。在「撤職 風波」之後，看似有名無實的虛擬職位因回流精英的撤回，給這些「達 人」帶來的卻是實質的經濟損失。老付表示：「老大對現代思維著了 魔，讓他放棄不太可能，我們對他來講，就是手下打工的，理念不合的 話，說撤就撤，少幾千塊的工資呢，一切都老大說了算。」回流精英賦 予的職位本就沒有任何制度性與合法性的授權，但在人情債先行的農村 場域裡，就意味著，這樣的稱謂與角色是可以隨時被剝奪與收回的，沒 有任何保障機制。當回流精英難以從「達人」身上獲得想要獲得的資源 時，「撤職」便意味著社會交換關係逐漸被打破，團隊成員也會遭遇隨 時被收回職權的風險。老陳提及：「他們自家人都被撤了，我們也不舒 坦，我們就想著，要不就不幹了吧，但畢竟月月有工資拿，人家說啥，
咱就指哪打哪好了。」
簡言之，回流精英主導著從農民到精英的縱向流動，「農務達人」
只是回流精英發展現代化耕種產業的技術工具，兩者雖始於道德層面的 熟人關係，但會可能終止於權利義務與組織秩序下的僱傭關係。在遭遇 來自鄉土性的抵抗與原有社會關係破裂後，也意味著禮物接收對象必須 發生改變，才能繼續維持團隊的運作。老李表示：「現在總經理換成是 隔壁村的來擔任嘛，我想的是，等慢慢步入正軌，就換成職業經理人來 打理……等慢慢規模化經營，一定要聘用外部的人了，不然現代化起不 來的。」回流精英任用非關係型的現代職業經理人來繼續發展現代農 業，從而令鄉村精英的格局可以不斷隨著現代性與鄉土性的對接而更
迭。
熟人社會內部的人情規訓和機制，使得人情關係在良性的軌道上持 續運作（陳柏峰，2011），此一狀態更多適用於沒有捲入現代化的進 程，而仍依賴血緣關係所維繫的鄉土社會。然而現代耕種產業對丹桂村 的嵌入，本身就已經打破了原本基於熟人關係運作的鄉土性。丹桂村在 扶貧產業的初創期，在親緣關係的基礎上，表現出以「禮物」為媒介的 義務性來建構「贈予」的關係，權利和義務都被置於互惠性服務的均衡 鏈中。禮物所賦予的道德和感情作用，以及回禮的義務，維繫著老李與 農務達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存在一定的規範力量。所謂「義務」的履 行，只要有達到贈予者期待的「回報」，禮物交換的過程才能永續。顯 然，由於農務達人固有的鄉土性，令其與老李期待的回報有較大的偏 差。當這種偏差被認定為是一個群體固定思維所造成時，老李做為有權 勢收回賦權的一方，並讓渡給與自己有共同價值理念、會產生較小思維 偏差的群體，也就導致了農務達人與老李禮物交換與組織關係建構社會 性的終止。在老李權力施展下的組織精英體系，當基於親緣和地緣關係 的農務達人退回傳統農民，具有現代化思維的外部非關係人被賦權後，
遂完成了另一輪精英階層的新舊更迭。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從精英循環與禮物交換的視角，來探究扶貧產業嵌入鄉村場 域時，一方面透過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禮物式策略行動，來實踐其振 興家鄉的初衷，亦同時不經意地推動著角色的橫向轉化與縱向更迭，折 射出與官僚場域上級政府權力關係的消長；另一方面，透過禮物交換在 實作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的回饋，象徵資本得以
積累與增值，亦促動了返鄉精英的自我認知與對鄉土性運作邏輯的善 用，進而對扶貧產業與鄉村發展做出策略性的調整與未來規劃，揭示出 鄉村扶貧場域的運作邏輯，進而形塑出動態的鄉村治理格局。
表 2：丹桂村的「禮物」交換形式與過程
禮物形式 屬性 接收者 回禮者 回禮形式 義務協助、創造就
業 機 會 、 僱 傭 酬 勞、救災物資（蔬 菜）、村內環境建 設（路燈、柵欄等 不列屬政府專款之 公共項目）
人 情 、 無 形
（ 當 下 即 時 性）、財物報 酬、即時性、
有形、實物、
持續性
村民
（內部）
村民（內 部）
依賴與支持
創造就業機會、工 資酬勞、符號化的 精英職位、話語賦 權
人情、財物報 酬、持續性、
無形（未來承 諾）
技術農民
（團隊內 部）
技術農民
（團隊內 部）
服務團隊、組 織忠誠度
救 災 物 資 （ 蔬 菜）、愛心
有 形 、 即 時 性、特定期間 的持續性行動
湖北
（外部）
社會 社會聲望、資 金、市場、資 源
國家（中 央政府）
符號化榮譽
公共基礎設施的修 建
代替政府職能 完成政績工程
（ 怠 政 助 推 器）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政治特權、資 源下沉、土地 流轉
圖 1：丹桂村鄉村精英的角色轉化與更迭路徑
（一）禮物式交換的行動策略：身分轉化與權力運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返鄉創業扶貧的「禮物」促使城市文化精英轉型 成為鄉村經濟精英；對村民義務協助的「禮物」推動經濟精英過渡成為 社會精英；後將滯銷蔬菜轉化成為救災捐助的人道「禮物」完成了村內 政治精英和外部社會精英的轉化；上述歷程逐步勾勒出回流精英的橫向 跨域的轉變。而對技術農民賦權賦職的「禮物」推動其躍升為駐村精 英，又因其慣性思維的鄉土性與承擔專業角色的脆弱性，難以適應現代 化產業運作而被新進精英和專業經理人所取代，遂完成了新舊精英的垂 直更迭（表 2 與圖 1）。
首先，禮物交換儘管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卻能構成了一種具道義性 的經濟體系，且道德原則常會超過經濟考慮（Yan, 1996╱李放春、劉瑜 譯，2000）。回流精英最初基於鄉土情結與對自我實踐的價值追求，返
鄉投資現代化的農村扶貧產業，老李所具有的知識、技術、資本、人際 關係，都是不可替代的戰略資源，不僅具備特殊的社會吸引力，更能爭 取到村民的支持。而其對村民的義務協助與就業機會創造，帶領著村民 脫貧致富，而對老李產生持續的依賴，也讓他贏得民心與聲望，在為村 內做出被認可之不同層次的實質貢獻中，開展出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 禮物式的策略行動。這些「禮物交換」推動著村內權力行使的合法化，
從而實現其從經濟精英向社會精英的過渡，然初期其社會精英的角色和 地位，僅限於丹桂村內部。
其次，救災的人道「禮物」使其完成了向村內政治精英和外部社會 精英的橫向跨域轉化，但這種捐助並非是情感與道德先行，而是在互惠 最優化的基礎上尋得情理互融及轉化的可能性。社會影響力為村裡帶來 了持續性的外部資本，也為其社會精英的角色從村內走向村外，超越了 時空界限。救災的政治力量也使得「禮物」的贈予者嵌入道德強制力的 話語，在其捐贈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進一步形成的整村共同體 與社會輿論的合力，推動地方與上級政府扶貧政策優先下放，並賦予網 紅政治特權，在參與鄉村基層體系運作中，實現其從經濟精英到村內政 治精英的跨度。
第三，不同禮物在不同時空場域的交換，形塑出彼此依賴又相互競 爭的關係，特別體現在返鄉精英與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與上級政府的關 係上。官僚場域的行動邏輯是由返鄉精英的積極行動而形成的被動式反 應。基層政府權力範圍有限，受制於科層體系的等級規範，與上級政府 的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在行動邏輯方面趨於保守；而老李為後進經濟 精英，儘管其並非占據村內主導資源，但其可以透過體制外的彈性空間 來發揮優勢，一方面履行經濟職能，另一方面承擔政府職能，達到資本 量的積累，進而使其地位獲得提升，同時也促使基層政府對其依賴。在
賑災捐助上，老李需依賴基層政府來配合與上級政府提供的綠色通道，
而救災利益共同體的組建令救災所發揮的影響力得以增值，共同體內部 的各方行動者均共享這種象徵性的增值效應，基層政府因此得到地方政 績，促使其向上級政府爭取資源成為可能，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 中的地位，折射出官僚場域中權力關係的運作。
第四，禮物不一定是以有形的實物存在，符號化的禮物同樣具有道 德和義務的約束力。如老李給予與自己有緊密關係的農民職務和承諾，
賦予其榮譽及稱謂，共同經營基地即便賠錢也不願他們承擔損失，這些 行為一方面讓其獲得認同與聲望，另一方面也將組織成員推向需要履行 對老李「服從」與「效忠」的道德線上。老李對農務達人的日常贈予是 兩線並行的過程，其一透過月薪發放來維持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其 二是透過承諾性的未來禮物來促使他們履行當下的義務，並在不斷的話 語激勵中形塑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兩線交纏體現了贈予者期望彼此因感 情建立和關係深化而持續維繫組織內部的互助合作。這種對技術農民賦 職與賦權的「禮物」推動其躍升成為駐村精英，但這種情況僅適用於產 業發展初期，技術農民一般會固守其慣性經驗，而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 阻礙，進而逐漸失去精英資格，也可能最終會被無地緣與親緣關係的專 業經理人取代，完成了「新→舊」精英、「回流→駐村」精英的更迭現 象，形塑出鄉村精英的動態循環。
（二）扶貧場域行動邏輯：回饋促動下對鄉土性的善用
扶貧事業的運作與鄉村精英身分的轉換，兩者相輔相成，是在中國 鄉村社會中，鄉土性運作邏輯的耦合。在扶貧禮物式策略的實作進程 中，回流精英以發展現代種植產業為初衷，透過在產業的不同發展階段 一來一往回饋中，逐漸形塑出自身的認知，也逐步掌握並得以善用鄉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