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社會的性質是什麼─父權制、母系、父系等等─總是男人交換 女人，女人成為交際中的示意符號。」35女性／異己的身體，雖然歷來是男性 行使幻想暴力與構思社會問題的「寶貝清單」，但在「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財產」
前提下，女性身體被侵犯的事實卻等同男性的尊嚴和財產權被侵奪的意義。歷 來女性將生殖行為轉換成經濟行為，以身體為商品，藉以應付經濟的窘迫，而 從事賣淫行為，或不乏見，依據古代文獻記載，確有因納稅、徵調、貧病飢荒，
32 同註 4，頁 303。
33 見陳芳明，〈殖民地與女性─以日據時期呂赫若小說為中心〉，收錄於陳映真等著，《呂 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頁248-264。。
34 呂赫若，〈逃跑的男人〉原載於 1937 年 5 月《台灣新文學》2 卷 4 號，現收錄於呂赫若 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頁160-182。
35 見朱麗葉‧米切爾，〈父權制、親屬關係與作為交換物品的婦女〉，收於張京媛主編，《當 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31。
而被男方質賣、典雇妻子的習俗36，至於現代社會中經由丈夫支使或默許，而
己寫出來的東西說話。」並強調「把小說作為傳單、廣告，那全是聰明人的事 情，我們是做不來的。」40審視沈從文諸作不無潛藏著對現實反諷，與寫實的 文學並不相悖，只是形式上採取自然主義式眼光，而近乎抒情的獨白敘事，實 為一種主觀情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粘合，一如論者所稱以「批判的抒情」41。 饒富興味的是，始終被視為左翼立場堅定的呂赫若，也有類同於沈從文的文學 藝術主張，一如呂赫若〈即使只是一個諧和音〉一文所言：「文學力量的發現，
一種從實用觀點切入是膚淺的表面妥協，無法發現其力量；必須與人的精神之 內在深處深深結合，才能發現其真正力量。」42上述〈丈夫〉與〈牛車〉二文，
雖是藉由關注現代化假面下的社會遷變與不安定的人性構圖，揭現人生實境的 批判之作，但就敘事體現而觀，作者顯然已退居「旁觀者」之姿，並不拘囿於 寫實主義的慣習，諸如以激情來表顯鮮明旗幟與立場，或以超然的分析，而有 暴露的抗議或營構嘲諷氛圍等等。如是而觀，沈從文〈丈夫〉側重在「形式結 構和給人影響的習慣有所破壞」的抒情氣氛藝術手法43，雖不同於呂赫若〈牛 車〉運用寫實技巧的左翼書寫風格，「典妻賣淫」訊息言說方式，容或有其本質 上的差異，但交疊參照的訊息卻有其互文對話性，諸如兩作都植基於「從生活 中出發」，且共同反映了某一時期底層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願望，兩位作家所 持守的文學觀念，表現在兩篇名作實踐中，也都蘊蓄「引起愛和崇敬感情」44、
「精神的共鳴與感動」45的精神內涵。
本文以小說中的船屋和牛車，作為闡明性別分化及其社會實踐的入探起 點。「船屋」與「牛車」，作為小說中重要的訊息，所傳達的並非是普通交通工 具或實用農具機物的本質性功能與意義，而是作為指向另一種訊息的言說。因
40 見於可訓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281。
41 參見王德威著、宋明煒譯，〈批判的抒情─沈從文的現實主義〉，收於劉洪濤等著，《沈 從文研究資料》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876。
42 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6 年），頁 478。
43 同註 38，頁 281。
44 同註 38，頁 288。
45 見呂赫若，〈舊又新的事物〉，收於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
印刻文學出版社，2006 年）。
此作為「女人的船屋」是再現地方與性別的空間場；而「男人的牛車」則表徵 歷史與階級的象徵物。
〈丈夫〉中泊定「船屋」作為性慾化空間的異質性，雖是另一種形式的「家 屋」，卻是一個「居有定所」，而「不得其所」的「非地方」。因著小說中妻子老 七從荒村鄉野移動到熱鬧河岸，而產生性別體制結構內的重構與變化，然而藉 由船屋空間中女性身體的展演，協商而來的性別解放，卻也同時是另一種性別 社會控制的開始。〈牛車〉中作為農業興盛時期的「太平風物」之一的「牛車」，
本有其現實及象徵意義，相對於作為殖民主引入先進技術物的符徵─汽車，
「牛車」嫁接的實為殖民壓迫與現代化威脅下種種毀滅性的災厄，但同時也作 為抵抗怒潮的象徵位址。從「牛車寓言」敷衍出的「家變風暴」，更揭現出在殖 民論述下「階級」與「性別」雙向牽引的社會實踐。
兩篇名作容或撰作意圖有別，指涉義涵有異，卻都不約而同地先是呈現人 間炊煙的現場諸景，再切換至兩性硝煙中的性別重新協商，而兩作中的「典妻 賣淫」情節皆涉及「女人與經濟」的命題，循此，也浮雕出關乎社會文化場域 裡鄉村生命型態的「現代」流變種種。兩篇小說在賣淫現象與政經交涉、文化 問題，以及性別慾望（身分）等互動關係中，皆呈顯女性藉由走出「家屋勞動」
而朝向「河岸船屋」或「城鎮魔窟」的空間移動，小說中的女性所獲致性別結 構重組的「不完全啟蒙」，如老七雖翻轉為「大女人」，卻終究隨著丈夫轉回鄉 間，歸返於起點；阿梅成為家計生產主力，雖然以拒絕金援丈夫，作為反抗宣 示，但究竟是受制於丈夫而成為「賣淫的女人」。小說並藉從兩位丈夫的所經所 歷，揭露時代巨變中的城與鄉、富與貧、官與民等階級對立現象。
不可諱言，〈丈夫〉、〈牛車〉二作中的「女人」，都是作為文本中的重要構 圖。顯見兩位作家對於女性的關注，以及女性與歷史、當下現實間種種線索的 盤整。周蕾曾別有洞見地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轉向「現代」，正是通過對原初的攝 取─隸屬群體、女性以及孩童的取材。其中特別是女性─社會上受壓迫的 階級之一，她們已成為一種新文學的首要組成部分。周蕾更進一步地闡釋接受 啟蒙的知識精英，是因為發現選擇關注受壓迫階級，能夠幫助他在書寫主題和 形式上激活、復興文化生產，而使之現代化。因此便轉向下層階級的苦難與沮
喪，從中尋找靈感，並在弱勢群體中尋找令人迷戀的源泉。這個令創作者迷戀 的「源泉」，於是成了指向被有意識種族化、國族化的一種人性道義的方式，乃 是 知 識 分 子 觀 看 國 族 的 新 的 方 式 ， 此 即 所 稱 之 「 原 初 的 激 情 」（Primitive passions）46。〈丈夫〉與〈牛車〉兩作，也正值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 因應現代性或資本殖民主義壓力下的書寫狀況，兩作也以同樣的方式書寫關於
鄉對峙空間，豁顯現代化與鄉土的矛盾，例如沈從文文本中的城鄉對立，顯見 來自於「現代文明」（城）v.s.「自然人性」（鄉）的二重性；呂赫若則揭示「日 本人／資產階級／現代化」（城）v.s.「台灣人／農業階級／傳統化」（鄉）的殊 異性，二者雖各自有不同的文化空間與背景，要之皆是以城鄉對峙，來表現傳 統「鄉下人」與社會「現代化」的兩種文化存在方式，及其相互衝突的典型圖 景50。
〈丈夫〉與〈牛車〉兩篇小說的結尾皆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當丈夫失 去「船屋的女人」或妻子失去「牛車的男人」之後的窘困現實生活該如何過下 去？而行將被捕獲的「牛車的男人」，或只能茫然面對絕望無告的未來？但失去
「船屋」的女人，不再具有經濟優勢後，果真能安篤地走回湘西世界，不復再 有動輒遭受丈夫怒罵的劣勢處境？這還沒寫完，也永遠完而不了的人間故事，
或許就是令兩位創作者興生「原初的迷戀」的源泉。兩篇名作皆運用了一個反 轉社會常軌的故事─乞靈於「典妻賣淫」訊息及言說「船屋」與「牛車」的 訊息方式，則凝聚了重要的主題，藉從「船屋」與「牛車」的象徵意義中，得 能解讀出不同時代的人們生存困境、解套求索及其局限性。
流露出父權與夫權的些許幽魂。諸如沈從文以〈丈夫〉為題名，敘事觀點純就丈夫而發，
讀者並無從知曉妻子老七的心思意念，而丈夫的義憤是否即意味著人性的覺醒？或是基於 一種考量「弊大於利」之後的夫權本位情緒反應呢？而呂赫若〈牛車〉所塑造反典型的
「賢妻良母」角色，是否也意圖將口德苛刻，不肯金援丈夫的阿梅視為鑄成生存悲劇的 共犯呢？
50 感謝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二文比較異同的修改意見，增益此節論述的周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