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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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2012 年 6 月頁 47-74.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 ─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陳惠齡國立新竹教育大學中國語文系副教授. 中文摘要沈從文〈丈夫〉一文撰作於 1930 年，呂赫若〈牛車〉一文則寫作於 1935 年。這兩篇名家名作遙隔海峽兩岸，撰作容或有其不同的託寓面向，諸如沈從文或從「鄉下人意識」和「原始情欲」兩橛，省思現代化侵蝕下的不安定人性構圖；呂赫若則是身處日殖情境，而觸及現代性、殖民性與本土性的多重糾葛，然而審諸兩作卻不約而同地將書寫情節指向「典妻賣淫」的現象，藉以揭現彼時中國鄉村與台灣農村社會背景概況。二文無論是在處理社會階級、女性位置、性別政治，或是面對彼時現代化與鄉土矛盾，所表呈個體生命存在樣態，以及因應現代社會變革而產生新的社會網絡等等書寫訊息時，皆隱然浮現饒有意味的互文性對話。本文所欲處理者並不在於從「關懷女性」的視點，探究作者關乎父／夫權的文化意識型態，本論文所著意者乃在於〈丈夫〉、〈牛車〉二作中，「船屋」和「牛車」綰結「典妻賣淫」的表意結構，除了昭示出鄉下人在社會朝向現代流 2012 年 2 月 25 日來稿；2012 年 5 月 2 日審查通過；2012 年 5 月 28 日修訂稿收件。.

(2) 4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變過程中的人生哀樂，似乎也可視為作者所投射的某一種社會意識型態和社會符號秩序。兩篇小說中的船屋和牛車，皆非只具有普通交通工具或實用農具機物的本質性功能與意義，而是顯豁地佔據一個主導性的訊息言說位置，並且作。援此，兩篇為所傳達訊息的一種延伸義─「女人的船屋」和「男人的牛車」小說將被視為一個廣義再現系統的一部分：「女人的船屋」是再現地方與性別的空間場；而「男人的牛車」則表徵歷史與階級的象徵物。. 關鍵詞：沈從文、呂赫若、丈夫、牛車、船屋、典妻、空間、身體、女性、殖民論述.

(3)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49. Women’s Boathouse and Men’s Oxcart ─An Analysis of messages and discourse of “pawning wives to brothels” in Shen Cong-Wen’s “Husband” and Lyu He-Ruo’s “Oxcart” Chen, Wei-Lin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Abstract Shen Cong-Wen’s “Husband” was written in 1930 and Lyu He-Ruo’s “Oxcart” was written in 1935.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se two well-known works containing their respective metaphors were respectively written in China and Taiwan, they both address the authors’ concerns about ‘pawning wives to brothels’, which reveal social contexts of rural China and agricultural Taiwan, and create a meaningful inter-textual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writing from “concerns about women” or investigating patriarchal ideology in these writings,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the plots of “pawning wives to brothels” where “boathouse” and “oxcart” seem to reflect certain types of social ideology.

(4) 5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and social symbolic orders. The boathouse and the oxcart are not merely methods of transport or practical agricultural tools; they obviously take leading roles in the discourse of the fictions, and elaborate on messages of “women’s boathouse” and “men’s oxcart”. Therefore, the fictions are a part of a broader reproduction system: “women’s boathouse” reconstructs space of local and gender and “men’s oxcart” symbolizes history and class. Key words: Shen Cong-Wen, Lyu He-Ruo, “Husband”, “Oxcart”, boathouse, pawn wives, space, body, women, colonial discourse.

(5)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51.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 ─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 一、前言─鄉村生命型態的「現代」流變沈從文〈丈夫〉一文撰作於 1930 年 1，呂赫若〈牛車〉一文則寫作於 1935 年 2。這兩篇名家名作遙隔海峽兩岸，撰作內容或有其不同的託寓面向，諸如沈從文或從「鄉下人意識」和「原始情欲」兩橛，省思現代化侵蝕下的不安定人性構圖；呂赫若則是身處日殖情境，而觸及現代性、殖民性與本土性的多重糾葛，然而審諸兩作卻不約而同地將書寫情節指向「典妻賣淫」的現象，藉以揭現彼時中國鄉村與台灣農村社會背景概況。二文無論是在處理社會階級、女性位置、性別政治，或是面對彼時現代化與鄉土矛盾，所表呈個體生命存在樣態，以及因應現代社會變革而產生新的社會網絡等等書寫訊息時，皆隱然浮現饒有意味的互文性對話。沈從文〈丈夫〉一文描寫二、三○年代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惡化下，農村生存的兩難處境。由於農村微薄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奪去泰半，農民用紅薯葉和糠灰拌和充飢，苦境艱難而悲涼。因此鄉下丈夫援例而把新婚妻子送出，在河船上賣淫。小說形容：「這樣丈夫在黃莊多著！」直到逢年過節，或想 ∗. 1. 2. 本文初稿宣讀於國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主辦「第三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 年 10 月 14～15 日），承蒙特約講評林登順教授多所指教，復蒙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卓見，今適度修正以成斯篇，在此謹誌謝忱。沈從文，〈丈夫〉一文乃於 1930 年 4 月 13 日作於吳淞，原載《小說月報》21 卷 4 期，本論文則取據於凌宇編，《沈從文著作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頁 63-92。呂赫若，〈牛車〉日文原載於東京《文學評論》2 卷 1 號（1935 年 1 月）。本論文主要依據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27-61。.

(6) 5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見媳婦的時刻，丈夫才進城到碼頭船上尋妻。由於妻子在城裡每月中兩夜所得，就已足夠貼補滯留鄉下耐勞、種田的丈夫的生計，在此「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權衡下，鄉下丈夫們對於送妻賣淫的生存境況，竟習以為常，甚至當丈夫來訪，遇到妻子生張熟魏之客，竟也主動逢迎承歡。迢迢前來探望妻子的丈夫，連和妻子話家常的時間都遍尋不著，其間遭遇了種種屈辱、難堪，眼睜睜地看著夫權旁落時，才赫然發現自己做「丈夫」的身分，已然在這花船上漸次失去，因此「丈夫」終於從猥瑣、麻木、隱忍、妥協而抗爭，超越唯實唯利的物質生存層面，而追討在花船中失落的莊嚴人性與丈夫身分的主權。呂赫若〈牛車〉，也取材自農村，通過截取農家生活的切片，來透視彼時殖民社會下的生存悲劇。農民楊添丁無田無地，入贅成為阿梅的丈夫，依靠祖傳拉牛車馱運貨物，以餬口維生。日治時期，社會經濟變革，日本輸入大量的運貨汽車，加上日本統治者不准牛車行經公路，即便牛車夫楊添丁日日乞求與跋涉，也無法找到僱主。於是三餐難繼，家庭經濟遂陷入困境。想租耕田，卻難有租金佃田，萬般無奈，只好鼓動妻子賣淫，以苟延殘喘。然而一貧如洗的楊添丁依舊難逃命運的催逼，為了繳不出「坐眠牛車」的罰金，終至鋌而走險，無奈初次偷鵝即失手被逮，已被磨難損害的生命，竟陷入更為悲慘的境地。針對二文的相關評論大都著眼於作者撰作的時代背景，而論及貧窮丈夫面對生存蹇境，導致義利取捨的錯置與人性異化的傾斜，藉此切入中國、台灣彼時社會政治經濟敗壞下的道德命題與人性掙扎，並將作品視為控訴社會政經結構與家庭組織病態之作。諸如聶甘弩即論〈丈夫〉表現二、三○年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狀況的惡化情狀，迫使鄉下人將新婚妻子送出賣淫，積以時日，則顯現出面對生存窘境習以為常的精神麻木 3；陳映真則從殖民地台灣的主佃與押租制，以論〈牛車〉裡的丈夫不得不挫折尊嚴，央求妻子賣淫存錢，湊足押佃所需 4。. 3 4. 見凌宇編，《沈從文著作選》，頁 63。見陳映真，〈激越的青春─論呂赫若的小說〈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收錄於陳映真，《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7 年），頁 296。.

(7)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53. 重審這兩篇被譽為深具「啟蒙」意識、「有所為而發」之文學名篇，發現當作者將「典妻賣淫」情節視為反常、扭曲的社會現象，而用力刻繪人間苦難與荒謬時，顯見「典妻賣淫」在作者書寫概念中的確佔據一個重要的主導性情節位置。因為「典妻賣淫」固然反映的是歷來迫於經濟環境壓力下的無奈與無告的蹇困，然而外部的社會變動雖然造成家庭經濟的一窮二白，但送妻賣淫並非唯一解決生計的選擇。不同於一般小說的「賣淫」情節，所關乎墮落的經歷與變化，或墮落的深淺程度，或關注賣淫業、聲色場所種種世態人情等等，上述兩篇作品既是從夫妻關係出發而揭現「賣淫」現象，因此議題焦距除了人性議題、政經交涉、社會文化問題之外，賣淫現象顯然尚涉及關於夫權與婦權的辯證。亦即在什麼情況下，會讓擁有「夫權」的丈夫甘心讓自己的妻子以肉體進行特殊的「交換」與「買賣」？被男性視為私有財產，被佔用為生產、生殖以及性功能的的人妻／女體，又是如何被販賣，而以性服務作為謀生的「交易女人」（traffic in women）5？是以文本所呈現人間炊煙裡的生活場景，似應與兩性硝煙中的社會文化現場，並置而觀。然而本文所欲處理者並不在於從「關懷女性」的視點，探究作者書寫中是否不自覺地摻雜有根深蒂固的父／夫權文化意識型態，本論文所著意者乃在於〈丈夫〉、〈牛車〉二作中，「船屋」和「牛車」綰結「典妻賣淫」的表意結構，除了昭示出鄉下人在社會朝向現代流變過程中的人生哀樂，似乎也可視為作者所投射的某一種社會意識型態和社會符號秩序。小說中的船屋和牛車，顯豁地佔據一個主導性的訊息言說位置，並且作為所傳達訊息的一種延伸義─「女人的船屋」和「男人的牛車」。援此，小說將可被視為一個廣義再現系統的一部分─再現地方與性別，表徵歷史與階級意識。因此本文試圖以船屋與牛車，作為闡明性別分化的入探起點，析論船屋和牛車是如何被編入小說，作為結構性別關係的體系，並如何引渡出三○年代中國與台灣鄉村生命型態的「現代」流變種種。以下論述將從女性在「船屋」這個空間位址，來思考〈丈夫〉如何. 5. 蓋兒‧魯冰首創「交易女人」一詞，近二十年來一再被用來描述經濟劣勢的女人，特別是指第三世界婦女身體被販賣的現象。見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 年），頁 167。.

(8) 5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再現地方與性別現象；以及藉從男性擁有「牛車」這個技術性農具，來探究〈牛車〉階級分化與社會實踐的訊息言說方式。職是之故，「船屋」與「牛車」，作為性別分殊化的二種訊息，在互文性閱讀結構中或可進一步得到辯證性與整合性的破譯解讀。. 二、訊息與訊息言說的方式就空間屬性而言，「船」原是一個浮遊的空間片斷，是一個沒有地點的地方，以其自身存在，自我封閉，同時又被賦予大海的無限性，從一個港口到另一個港口 6 ，然而〈丈夫〉中作為類妓院而泊定一處的「船屋」，雖然還是作為與人類生活區隔的一個異質性空間的存在（妓院畢竟是一處特殊地點），卻是具有「揭露」真實的空間─「家屋」的功能性意義。至於〈牛車〉中的「牛車」除了標明和技術沿革相應的社會結構變化外，也同時回應彼時台灣農民與牛車緊密關聯的真實生活體驗，是以所謂「牛車」也已非關交通運輸的技術或功能意義了。「船屋」與「牛車」，作為小說中重要的訊息，所傳達的並非是普通交通工具或實用農具器物的本質性功能與意義，而是作為指向另一種訊息的言說。. （一）再現地方與性別─女人的船屋在沈從文小說中常作為串聯敘述或是其間人際網絡樞紐的場景─船屋或吊腳樓，除了表顯為湘西世界特有的地域性和文化性等歷史特徵外，同時也表徵為一種「性慾化空間」（sexualized space） 7 ，是水手、舟夫、商旅和妓女的交會處。從原本作為公共性的交通工具，轉變而為關乎經濟交易的空間性產物，船屋因此同時含有隱喻和社會實踐的意義，是再現地方與性別的空間場。. 6. 7. 見米歇‧傅寇著，陳志梧譯，〈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書局，1999 年），頁 408。所謂「性慾化空間」乃援借自貝絲特（Sue Best）理論，貝絲特提出許多城市，諸如巴黎、紐約等，常被設想或被書寫成陰性或女性化，遂由此而審視了隱喻和社會實踐，從而闡述女性身體和空間的關聯。引自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忱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頁 90。.

(9)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55. １、居有定所與不得其所不管是因為戰亂、饑荒或跨國資本的發展，而被迫「遷移」；或是為了娛樂、增廣聞見而「旅遊」，這兩種「移動」類型都徹底改變了個人與群體認同、日常生活，以及領域或地方之間的關係 8 。〈丈夫〉開篇即敘述鄉下婦人如何為了分擔家計而遠離種田挖園的家人，來到市鎮大河妓船謀生的勞動遷移史。小說人物老七的「移動」自然是受到經濟、社會環境變遷的結果 9。在移置中，由於日漸喪失了傳統性和穩定性，於是有關所來處的地方獨特性和文化形式概念，自然也間接受到衝擊，而老七所帶有原本地方的習癖和原初的性情言行，也逐漸地淪喪與剝蝕，所以小說中初來乍訪「遠親」的丈夫，遂只能「用著吃驚的眼睛，搜索女人的全身」，繼而發現妻子的面容、神情派頭、穿著與說話口音全然不同，已然「像城市裡作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在鄉下做媳婦的羞澀畏縮神氣了。」（頁 65-66）老七是否是被迫賣淫，文本中並未交代，但端看她在花船上適應賣淫生活的從容自在與橫潑老練，已知老七的淪覆與妓女化。一旦面對委屈而惱怒的丈夫，老七也只是半是揶揄，半是嘲弄地安撫著丈夫，甚至將丈夫「嫖客化」，特意寬衣解帶，露出極具風情的「鴛鴦戲荷」紅綾胸褡刺繡，藉以拉近夫妻距離感，並撥弄得丈夫慾火賁張。因著移動而改變人對社群與地方的認同歸屬，並滋生新的地域依附感，小說人物老七移動後的身分，即是歸屬於「城鎮」區域與「妓女」階級。因此對於過往鄉居經驗與記憶種種，只能藉著「君（丈夫）自故鄉來」而探知「故鄉事」，或是藉著丈夫帶來紅薯糍粑、風乾栗子等家鄉土產，來強化即將淪喪的老地方的認同感。泊定的「船屋」的異質性，使其看似歸屬於所有的地方，實際上卻不屬於任何地方，但對於老七而言，船屋雖然有其與賣淫關係的連結，卻也是她總體生活人際關係的所在。在眾多船屋中，老七的船屋位置「在較清靜的一家蓮子鋪吊. 8 9. 同註 7，頁 2。小說中言及：「地方實在太窮了，一點點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貼地的鄉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勞的幹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時間，即或用紅薯葉和糠灰拌和充饑，總還是不容易對付下去。」，同註 1，頁 68。.

(10) 5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腳樓下」，不僅被編列入水保管轄的河面秩序中，船屋的成員也自然形構為類親屬關係，如大娘、五多與老七的共生共存結構，以及老七與乾爹水保的擬父女關，老七已然結合了「那裡」（家鄉黃莊）和「這裡」係10。顯見在船屋這個「地方」（岸上河街）的文化與習性，另創造出新的地方感，並重建新的「家園」感受。然而船屋雖是另一種形式的「寓居」和「家園」，卻也同時作為老七營生的工作場所和公共空間，亦即家庭和支薪工作的所在地，原本分屬兩個世界，但就船屋的空間屬性而言卻兼具二者。諸如船屋對老七而言是私領域（每位船妓都有一艘屬於自己的船屋），但對於水保或嫖客而言，則是公共領域，一踏進船屋即是最私密的牀艙，訪客或接客的地方一律是牀鋪，並無家門的藩籬界限。因此這個「家屋」並無法展現庇護、安全與愉悅的家屋詩學 11 ，任何時分都得飽受生張熟魏或醉鬼惡漢的踢船與推篷，無怪乎小說裡的丈夫來到船屋後，頗有「非家園」的深重感喟：「如今和妻接近，與家庭卻離得很遠，淡淡的寂寞襲上了身。」（頁 67）船屋因此是一個「居有定所」，卻是「不得其所」的「非地方」，這是再現地方與性別的「女人的船屋」。在船屋裡的老七並不是操持家事和養兒育女的妻子，她在丈夫探望她的這二天光陰裡，非旦未履行妻職，反而以上岸燒香為由，將丈夫冷落在花船上。如是而觀，當老七從鄉下遷移來到河街船屋時，儼然來到一個「她鄉」。由於船屋處於沒有地方歸屬感的「邊界」地域，既不屬於岸上城鎮，也不屬於航道中下一處定錨點，因此〈丈夫〉中船屋的空間意識是一種「跨域」與「互動」的實踐，在這裡有來自各地商旅舟楫交會的人際網絡，而船妓們既處於移轉變遷的歷程，已習於挑戰僵固性，因而擁有不固定、不穩定的地方認同。船屋中既有許多「違規」且「跨越」傳統鄉土性的女人，因此傳統的夫妻名分或個人的社會屬性和身分，在此也都得以重新建立。「船屋中的女人」，不只在經濟上的地位有了翻轉，看似淡漠於夫妻床笫之事的老七，其實隱然已具有重新界定夫妻間性愛、情感層面等位階的權威。然而船屋場域中關乎 10. 11. 從老七與大娘對於金錢配置使用的關係，看出兩人超越同居合夥的情誼，已然近乎親人關係；而水保也儼然以丈人身分自居，預備款待甫自鄉下來訪的老七「丈夫」。參見巴舍拉，《空間詩學》中賦予家屋的詩學敘述與定義。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等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年），頁 66-69。.

(11)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57. 性別權力關係的重構，對女性而言，或許是一種性別解放，卻也同時是另一種受性別綑綁的社會控制的開始。２、船屋空間中的女性身體從〈丈夫〉文中，可以看出由於女性的空間移動而產生性別體制結構內的變化，一如小說敘及丈夫曾疑心老七誤將鐮刀遺落溪裡（後來則發現是丈夫自己不慎擲落樑上飯框），即聲色俱厲威嚇道：「找不出麼？那我就要打人？」（頁 76）這是丈夫憑藉「父／夫」權，所施加妻子粗暴而直接的宰制形式，顯見彼時不事生產的鄉下居家女性與具有生產力的丈夫之間結構性不平等狀況。然而藉由女性空間的「移動」，卻導致老七與丈夫性別區分的重新協商，並拆解了原初丈夫與妻子階層化的關係，從前的「大丈夫與小妻子」已然翻轉為「大女人與小丈夫」的敘述 12 ，就老七今昔居家地位而觀，簡直為雲泥之判。小說中言及大娘擬請男子上河岸看戲，戲碼《秋胡三戲結髮妻》頗能點染出小說演述「妻尊夫卑」情節的反差與嘲諷。船屋既作為交易與互動的人際關係開展之處，已然界定是一種社會─空間的實踐。只是船屋空間的社會生產，同樣深刻隱含了男女二元性別的劃分，推廓而言，性別差異和性別關係依舊是建構船屋權力與位階的基礎。作為「性慾化空間」的船屋，其社會─空間生產中最發人深思的是安置於船屋中的女性身體。若將身體視為個人的地方、區位或位址，則一個身體和另一個身體之間，多少有些不能滲透的界線。循此，所涉及身體如何配合某個空間而定位的問題，即稱為「人際距離學」（proxemics），所謂「人際距離」反映的重點是公共或半公共空間中，陌生人之間的鄰近性問題 13 。身體原本標誌著自我與他者之間的邊界，但在船屋中作為賣淫女性身體的界線似乎是模糊的，反倒是緣於女體在船屋空間中被實質定位，而從社會意義上所形成的「身體習性」（hexis）概念，毋寧揭示了更複雜的意義性。. 12. 13. 小說結尾敘及老七對丈夫的金錢安撫，以及丈夫受盡委屈後，用兩隻大而粗的手掌捂著臉，像小孩子莫名其妙的哭了起來。從中可見丈夫與妻子位階的巨大移異，頁 91-92。從尖峰時段公共運輸的「擁擠」程度及其成因調查資料，以及人們如何在公共空間挑選或站或坐的地方等等，皆可為例示。同註 7，頁 48-56。.

(12) 5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例如當聞樂聲而來的醉客闖進後艙鬧事，預備搜索拉胡琴的丈夫時，老七立即拖著醉客的手，「安置到自己的大奶上」，藉機平息了一場風波。老七在這看似情性自主下「自我改造」的行為表現，說明的自非是女性身體的性慾實踐化，而是明示了船妓身體的去私我性與無邊界性，然而見諸相對性的意義，卻也點撥出老七藉由船屋空間中身體的各種實踐，所標明的習慣、生活方式、打扮、姿態、言語等等，已然成為在職場裡的「馴化身體」。事實上賣淫等同是一種勞動力，所以老七的身體同時是生產性的，卻又明顯是隸屬性的身體，隸屬於父／夫權支配下的女體 14。試觀〈丈夫〉一文開宗明義的揭櫫：「由於習慣，女子出鄉討生活，男人通明白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人名分仍然歸他，養得兒子歸他，有了錢，也總有一部分歸他。」（頁 68）所謂「名分不失，利益存在」的心態，充分表顯丈夫基於「利大於弊」的判斷，遂暫時將妻子身體挪借為生存手段，事實上丈夫對妻子的軀體和財物仍保有最終支配權。是以當丈夫兩日探親而終無法擁有妻子身體的實質夫權時，必然要悲憤地與妻子宣告決裂。誠如論者所言：「在文本的情節中，存在著深層的矛盾衝突，這個衝突實質上存在於夫權的兩個互相抵牾的側面：即丈夫對妻子作為性愛對象的權利和他對妻子作為經濟手段所享有的權利這兩個側面之間時隱時顯、時高時低的矛盾。」 15 誠然，女性以生產性的身體營生，受惠者主要還是女人的丈夫與父親，一如名分上身為老七乾爹的水保，明知老七丈夫遠從鄉下來訪，所圖的自是與妻繾綣，一晌情愛的渴欲，詎料巡官卻交辦查哨後還要轉回來「細考察」老七，於是叱令老七徹夜待命。爰是，水保在己身利益考量下，也依然盡責地扮演起仲介乾女兒的掮客角色，而無暇顧及常情彝倫。如是而觀，當沈從文為讀者展示那幅典妻賣淫的丈夫，由麻木猥瑣→屈辱難堪→尊嚴反抗的「人性復甦圖」時，雖拼貼出柴米夫妻的悲苦與堪憐，但作者即使意圖揭現不健全社會─經濟制度下的悖逆人性，而欲以此質詰鄉下. 14. 15. 有關「婦女勞動」與「身體政治」中的女性妻／母角色「必然的命運」，以及女性被視為生殖動物等論述，參見羅莎琳‧邁爾斯著，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305-328。見張盛泰，〈傳統夫權失而復得的悲喜劇─重讀沈從文的〈丈夫〉〉，收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2 期（1992 年），頁 99-113。.

(13)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59. 人的生存實境，卻終究難以脫卸在「女性賣淫身體」與「男性權力慾望」纏結糾葛下，社會控制形式的另一種書寫意識型態。小說最後敘及「問到時，才明白兩夫婦一早都回轉鄉下去了」的故事收梢，是否即代表夫妻兩人已超越生存溫飽需求，而追求更高層次的情感、尊重或自我實現的需求 16 ？回轉鄉下後，果真可以尋回原來的夫妻情愛？返鄉後又如何平衡食與性的難題？在小說結尾所提供的喘息與退路中，固然平添一種閱讀想像，但其中頗值得體味的，當是老七作為女性所承載社會性別印記的複雜心理構成，以及丈夫與妻子返鄉後必然要抵達的那個充滿艱難、困頓的生活境遇。. （二）表徵歷史與階級─男人的牛車呂赫若〈牛車〉一文，逕以農機具中最古老而純正的運輸物「牛車」為篇名，自非是呈述對農業文化的自戀心態，或是作為紙上農具系列的展覽。小說中的「牛車」，作為一種生產的體系，其中嫁接的實為殖民壓迫與現代化威脅下的種種毀滅性災厄。失卻速度與威望的牛車，一方面表徵農村階級處於勞動工作和家庭結構之間的雙重落空，一方面也引渡出台灣人與牛車歷史的同構關係種種。 1、牛車：一個抵抗的位址與物體「牛車」，原是作為農業村群的再生產與延續的一種形式，然而當小說中的牛車被高運輸效率─汽車逐漸腐蝕，而在實際運輸與勞動生產中失卻原有地位時，則表徵農村社群已然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意義。相對於「無用」、「遲鈍」、「慢吞吞」的牛車，代表很可怕的「文明利器」與「日本物」的現代化運輸工具，在小說中無不以各種敘說形式而「魂在」：在雙親遺留下來的牛車上迷迷糊糊拍打黃牛的屁股，走在危險、狹窄的保甲道時，口袋裡隨時都有錢。……等到保甲道變成六個榻榻米寬的道. 16. 有關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可參馬斯洛著，莊耀嘉編譯，《馬斯洛》（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 年）。.

(14) 6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路，交通便利時，即使親自登門拜訪，也無功而返。（頁 31）有時為了趕時間，雖然我有三、四部載貨兩輪車，還是得租卡車。…… 我並不是沒有想到從以前就經常為我搬運的你。不過，現在不能再使用牛車了。（頁 34）不只是牛車。從清朝時代就有的東西，在這種日本天年，一切都是無用的。原本我家的稻穀，就是委託那個放尿溪的水車。可是，當這種碾米機出來後，那個就慢到無活可說。反正都要拿出相同的工資，那就決定靠這個囉。不只是我，大家都這麼認為。如今，那個水車已經不見蹤影了吧？（頁 35）農夫利用時間和鄰居一起抬轎，多少能賺點錢。可是，那個傢伙（汽車），如果每一條路都毫不客氣地行馳，那我們的生意就會一落千丈，賺的錢就剛好只夠付稅金。（頁 35）上述從清朝時代到日本天年的今昔傳統遷變，連結至轎子／水車／牛車與汽車／碾米機／運貨車等運輸交通的對比，在現代物體系下的劫餘古物（轎子、水車、牛車）命途，儼然也是世變中農民（牛車業、轎伕、水車碾磨業等）生命的蹇困與危機。就社會學的角度而論，「現代性」作為現代社會或工業文明的縮略語，所包括者乃從世界觀（針對人與世界關係的態度）、經濟制度（工業生產與市場經濟）到政治制度（民族國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構。現代性既是一個歷史時期，也是一個時間概念，因此也意味著現代性與傳統的斷裂，亦即在制度性、文化與生活方式等方面發生了秩序的改變 17 。在小說中作為殖民主引入先進技術物的符徵─汽車，其實傳達的是現代化與現代性成果的延伸意義，而物品（牛車）過時的程序之所以加速進行，也是因為面臨日新月異的現代化社會之故。因此，. 17. 有關現代性概念的界定，大致有三，可分一、吉登斯從社會學角度，將現代性等同於「工業化的世界」與「資本主義」制度；二、哈貝馬斯從哲學角度，將現代性視為一套源於理性的價值系統與社會模式設計；三、福科也是從哲學視角出發，但卻是將現代性視為一種批判精神。本文此處所定義之社會學角度的現代性概念，參見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等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頁 1-2；另參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1-5。.

(15)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61. 小說在現代物體系與傳統農業生產體系的並置敘說中，回應的是一種見證、回憶、懷舊、逃避與抵拒，其中尤其攸關現代性時間觀與技術的力量。就農村階級所屬的社會時間意識而言，大致有長久而緩慢運動的持續性時間、與季節相關的輪迴時間、轉向其自身的遲滯性時間、在延遲和超前之間交替的時間等等 18 。農民階層的生產傳統模式大致是在上述時間中開展的，因此農業技術的變化也趨於緩慢。置放於農村自身的遲滯性與延遲的時間意識中，遲緩而優哉游哉的「牛車」，堪稱是田園牧歌年代的「太平風物」之一 19，然而一旦面對資本主義進步的時間與創新的爆發性時間，就必然屈服於「時間就是金錢」─對資產階級時間意識的最佳寫照。是以〈牛車〉中遑論是米店老闆的苦歎：「買賣還是希望賺錢，如果還是像從前一樣靠著慢吞吞的牛車，那就無法有多大助益。」（頁 34）就連雇請楊添丁牛車馱運貨物的王生，也不可避免地「從一跨步伐就頻頻惦記時間」（頁 40），凡此，皆顯見植基於「求快速」與「趕時間」的現代化意識。小說裡的「牛車」作為重要的文本訊息，本有其現實及象徵意義，在現實性方面，可將「牛車」視為農業生產的物體系之一。援此，再就牛車的社會用途，使之回復到牛車在生活和功效上的複雜性之中。呂赫若〈牛車〉本有其日殖情境與撰作背景 20，因此透過「速度」與「移動奇蹟」的「汽車」作為「日本物」、「現代化機械物」、「可憎的壞東西」與「農民的強敵」等等的一個主體圓心，「汽車」在小說中已然體現為「征服者」的形象，並以此輻輳出被圈圍的圓周─在汽車壓迫下的不僅是自雇性馱運業者的蕭條，同時也是一連串骨牌效應式農村相關勞動的失業率與貧困化，以及穀米糴糶皆無法安家的經濟凋敝 21 。 18. 19. 20. 21. 有關農民階級及其社會時間層級的概念，參見喬治‧古爾維奇著，朱紅文等譯，《社會時間的頻譜》（The Spectrum of Social Time）（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78-81。見李銳，《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太平風物」一詞援借自書名，一方面取其紙上農具展覽館裡將系列農具咏為歌詩，並兼有展現鄉土歷史的詩意與農村現實生活的困境。台灣農村的「牛車」若置入台灣農具展示中，應也同屬「太平風物」之一。相關論說，可參陳映真，〈激越的青春─論呂赫若的小說〈牛車〉和〈暴風雨的故事〉〉，同註 4，頁 296-313。小說中並非只楊添丁一人受「汽車」之迫害，佃農、米店老闆等相關農業生產體系諸人，皆是受害群體。.

(16) 6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循上所述，小說遂從「牛車誌異」而敷衍出「典妻賣淫」的家變風暴，乃至牛車主人楊添丁受昔日同行「勞動無用論」的蠱惑，竟然以「賭博」、「偷盜」置換「勤儉」、「勞作」，最終則以「偷鵝」這個荒謬卻屬自發性針對社會道德秩序的乖悖行為，作最後的拚搏與反抗。「牛車」所表呈的是與現代性世界觀、制度性、文化與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分殊、落後與斷裂，是以保正所宣揚的傳統勤勞觀：「只要認真，凡事就不會都引以為苦。總之，那就是變成富人與變成乞丐的界線不同。」（頁 49）顯然已無法適用於現代性殖民壓迫與資本主義制度下多方掠奪的複雜情境。從勤勞與報酬早已非等比的關係中，小說釋放的反諷訊息，雖然顯示了彼時農民生命的茫昧與生活的困頓，然而這一切危險威脅，後來竟演變為毀滅性的總結，實肇因於日殖現代性與工業資本主義的衝擊。論者曾提及自十九世紀以來決定「中國現代性」的迷戀，即是「技術的力量」，並說明「技術」將中國文化面對西方時，定位在「缺乏」的形式上 22。同樣的，在台灣彼時與西方／日本現代性關係的敘述語境，也可以被描述為「對日本技術的追尋」，意即若非如此，台灣就無法產生出具有強大力量的「現代性」文明景致。這是由上述超前、進步的現代時間意識，切換至現代化「技術力量」的另一命題。在日本殖民與資本主義體制脅迫下，台灣社會若欲擁有西方／日本的技術，就不得不改變自身的農業社會生產結構，然而矛盾與衝突的是，表徵「農村台灣」而行將被棄擲的「牛車」，卻幾近於一種信仰圖騰的「國家─物件」（nation-Thing）：物件並不直接是這些特色組成的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的集合；其中有「更多的東西」，在這些特色裡存在的、通過它們顯現的東西。參與一特定「生活方式」的社群成員相信他們的物件，這一信仰具有與主體間的空間相. 22. 見周蕾（Rey Chow），《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台北：遠流出版社，2001 年），頁 119-120。.

(17)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63. 應的反省結構：「我相信（國家的）物件」與「我相信其他人（我的社群的成員）信仰這一物件」相同。 23 「牛車」作為「國家─物件」，固然是一種幻想本質的論述，但小說中卻因著牛車與汽車的頡頏，而涉及清朝時代與日本天年的對峙，不無隱喻了殖民體制之下的國族意識。隨著現代化交通工具如汽車、火車的產現，傳統的「天涯」概念，既日漸在現代化社會及其交通與傳播中被瓦解為「比鄰」概況，就某方面而言，也說明了殖民霸權無遠弗屆的征服、掌控與佔據的現象。然而即使汽車霸佔了道路，超越了動物「牛」的力量與耐力，但「牛車」依舊是楊添丁等參與農村特定生產生活方式的社群成員的信仰物件。是以呂赫若〈牛車〉中的牛車訊息，除了具有現實性的「物」的功能體系外，還作為一種「文化性」的符號與象徵。在作者彼時或評論者今時的「牛車」皆已鮮少有實用的狀況出現，是以，「牛車」幾近是作為符號象徵的一種存在物。至今猶在的「現代物」─ 「牛車」的功能性儼然已變成了「歷史性的古物」，它的氛圍價值是「歷史性」，代表時間的文化標誌；它的象徵價值是「神話性」，亦即無用之用，是為大用 24。因此，「牛車」，這個父祖輩湮遠年代的「古物」所指陳的象徵，不僅是作為終結性之存有、作為完美的存有物體，更是作為現代性情境下一個抵抗的位址。是以小說描述牛車伕群合力推倒禁止牛車通行的路碑，讓牛車像「主人似地不客氣地在道路中心碾著走過去」時，牛車伕終於能勝利地高呼著：「這時候是我們的世界！」 2、牛車：殖民論述下的階級與性別實踐具有「房車」功能性，可以掌握時間／速度與征服空間／移動樂趣的「汽車」，似乎也是一個居所，是一個擁有封閉領域的「例外的居所」，然而小說中專屬於男人的「牛車」，莫說不是棲息之所，卻是連休憩其上都被禁止的一個區域位址。小說裡的「牛車」雖被視為謀生工具的一種，但馱運收入卻無力養家. 23 24. 同註 22，頁 122-123。有關物體系的自然性和功能性概說，參見尚‧布希亞（M. Jean Baudrillard）著，林志明譯，《物體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年），頁 71-72、81-84。.

(18) 6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活口，因此在家庭勞務和不動產中，無法被賦予價值感，甚至還被禁錮於「道路中央禁止牛車通行」與「人不能坐在牛車上」的日殖惡法中。因此小說中隱伏的生存危機和家變硝煙，皆來自於「牛車」這個「禍源」。「牛車」作為小說的核心物像與情節單元，同時也是一種敘事，一種寓言與結構，藉此揭現在殖民論述下「階級」與「性別」雙向牽引的社會實踐。論者嘗就小說中的「機械奴」一詞，提出這是「反應農民無法對抗工業化的事實」 25 。就農業文明而言，人力與獸力的地位相當，牛車雖是以動物為馱運主力，但「人」卻擁有操控的手勢與權力。然而一旦面對強大的新發明─ 汽車，傳統的勞力漸次被全面取代，連帶的人的價值也就被貶值化了，因此不得不臣服於「機械神」的威力之下。現代交通工具原是涉及社會空間再生產的型態，不僅體現社會生產力、生產技術與制度，也反映社會關係型態，是社會經濟體系及其結構性的再現 26 。援此，小說中的「日本物」（代表先進工業國的現代機械產品，如汽車、卡車運輸等）與「機械奴」（指陳台灣農民階層，如牛車馱運業者等）二者，顯然重組、分化並控制了社會階級和社會秩序。在現代工業和傳統農業的兩分之下，貧富貴賤的階級憬然有別，而半封建的地主也與佃農形成了苛毒的押租、地租制的盤剝關係 27 。楊添丁在多次吃閉門羹中即體悟出，他只能賺取到同為社會貧棄階級─農民的丁點薄利，而無法在城鎮商業界謀取稻粱。至於在小說中以超卓的速度戰勝空間，進而使城鎮市區宛若壓縮物的汽車，更是引爆了城鄉空間位階，以及日本人、台灣人的人種優劣論：鎮上還在睡夢中。直到出現從鄉下蜂擁而至的一群農夫，整個鎮才被搖醒。不過鎮中央的二樓還深深陶醉在夢中。只有鎮郊骯髒的白鐵屋頂下的市場，以及破舊的板壁，洋溢著擁擠之喧嘩聲。（頁 32）. 25. 26. 27. 林載爵，〈呂赫若小說的社會構圖〉，收錄於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頁 184。有關現代交通技術與社會空間再生產的論述，可參徐敏，《現代性事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頁 119-121。在小說情節推進中，可以得知楊添丁就是為了湊足押佃租金，才迫使妻子賣淫，終致一步一步走上墮落毀滅之途。.

(19)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65. 鎮郊櫛比鱗次的骯髒房子埋在砂塵中。木板與鐵皮屋頂掉落，雞、火雞與鵝在路上吵鬧，到處都是糞便。汽車很少會挨進這裡。它就是所謂的台灣人鎮，官廳視其為不衛生的本島人之巢穴，根本就置之不理。（頁 44）引文中不僅註記了睡夢中的城鎮（城／日本人）與髒亂喧嘩的鎮郊（鄉／本島人）的區隔，也描摹了集結砂塵、骯髒、吵鬧、糞便、不衛生於「台灣人鎮」的總體印象。然而融匯一切衝突、排斥、對立、敵視、憎惡、矛盾的階級意識，最具體的呈現則是由牛車伕集體推倒標示「禁止牛車通行道路中央」，維護汽車通行特權的那一柱石標。牛車伕們最後飽蘸著阿 Q 式的精神勝利，卻是幽幽吐露出悲劇反諷式的話語：「好想看汽車那傢伙哭喪的臉。這時候就敵不過牛車先生吧。哈……」（頁 43）牛車馱運業的沒落，不僅表顯農業生產人口的失業與貧困，對於貧農的家庭生活結構也形成致命的影響。不同於〈丈夫〉情節中，賣淫是區域風俗性的慣習，〈牛車〉裡妻子阿梅的賣淫，卻是可議可譏，傷風敗俗，被村人唾棄的屈辱難堪事。就阿梅對入贅丈夫的輕蔑與強悍之姿而觀，若非為了撫育孩子，阿梅絕不會如此自苦自虐於從娼賣淫之途。爰是，阿梅淪覆賣淫，實具有「地母」擔荷的精神。廖炳惠嘗論及：「不少學者指出女性乃是被殖民者及解放運動的影射形象，在國家被入侵或於轉捩的危機點上，女性總是成為代罪、犧牲或希望及問題所繫，同時在各種有關被殖民者及其他非歐美體係之文化族群的描寫與田野調查報導中，女性往往也是注意的焦點。」 28 〈牛車〉是一篇義憤與控訴的檄文，小說將女性角色放入被殖民歷史脈絡中，其所表現的文化政治與性別意識，自不可等閒視之。「賣淫」情節在小說中雖有其敘述的含糊性與簡略性，但並不代表情節是被淡化的，相反的，「典妻賣淫」乃是被放大、被突出的一個事件焦點，並藉此引出「非常年代造成扭曲異化心靈」的思辯命題。有關呂赫若小說以女性作為重要焦點或將之視為殖民論述裡「被壓迫的象徵」議題，學者陳芳明、林載爵等皆已有所. 28. 見廖炳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收於《女性與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嶺南學院，1996 年），頁 19。.

(20) 66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論 29 。本文則嘗試將男人的「物權」─「牛車」與「女人」並置而觀，藉以收攬小說關乎「典妻賣淫」訊息及其言說方式。小說開篇推演情節的重要場景即是「家屋廚房」，在昭顯「家務體制」的廚房空間中，阿梅「理所當然」地必須總攬所有「家事」和「育兒」的家宅勞動。上述乃植基於傳統性別劃分二元清單中家務勞動歸屬的結果 30 ，因此當阿梅外出工作而遲歸時，丈夫添丁即怒斥：「真是愚蠢的女人。也不早點回來，難道不覺得孩子們很可憐嗎？」（頁 137）從中可窺見傳統父權社會派定給家庭主婦的「家奴」身份（專屬家宅），據此並可進一步構建出「家裡的天使」（純潔神聖）與「家庭化女性氣質」（domesticated femininity）（替家庭帶來秩序）的妻子形象 31 。作者賦予阿梅此一潑辣生命力的女性角色，動輒以戶長自居，冷嘲熱諷入贅丈夫沒出息等等錯置性別位階的言行，雖顛覆了慈道慧心，任勞任怨的賢妻良母典型，但阿梅終究是一個從屬、軟弱而無法自主的女性，不僅包攬所有家庭勞務，最後甚至忍辱負重，以出賣靈肉的所得，當作是一家的命脈。當楊添丁要求妻子：「暫時地忍耐一下，用能夠賺錢的方法幹一幹。」復又自我安慰：「只要能賺錢，我是不要緊的。」小說透過刻繪楊添丁不安與自尊的紛亂心思，赫然指向了一種「絲蘿非獨生，必託喬木」的典型男性語話，十足印證了「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財產」的霸權心態。文末楊添丁在妻子拒斥奧援他的罰金時，竟憤恨而不理性地怒吼：「懂了。街上的男人比我更有味啦！」最後楊添丁選擇反常式的激進抗爭，更是將貧窮的積怨、發洩與報復，全部轉嫁在妻子身上，絲毫未顧及妻子因賣淫而飽受村人饕餮眼光與流言傳播的身心創傷。呂赫若藉賣淫情節，指涉的或許是一種「苦多讎深」的反殖民意識，但〈牛車〉中的丈夫境遇雖堪憐，從中卻看不出屬於「人性自覺」的況味，一如論者所言：「所謂完全未經『意識化』的被壓迫者的哀愁的生活。對自己貧困、被壓迫的本體、本質和核心沒有正確的理解，……，也就只能在對於生活的『錯誤 29. 30. 31. 見陳芳明，〈殖民地與女性─以日據時期呂赫若小說為中心〉、林載爵，〈呂赫若小說的社會構圖〉二文，收錄於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有關最普遍的性別二元區分表，大致如下：男性的：公共／外在／工作／工作／生產／權力／獨立。女性的：私人／內在／家庭／工作／休閒／缺乏權力／依賴。部分概念來自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忱譯，《性別、認同與地方》，頁 103-107。.

(21)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67. 意識』（ideology）中沈淪，不得翻身。」 32 楊添丁這種「我受苦，因此我道德無瑕」的心態，同樣見諸於他施加妻子阿梅的父權控制。拘定於「女人的地方就在家裡」，因而總攬所有家務，卻又被迫從「家屋廚房」走到「鎮上魔窟」，成為經濟生產者的阿梅，雖擁有戶長之名，卻始終受制於夫權支配，這自是緣於傳統女性對於男人的情感依附，因而讓她們選擇加入父權的性別秩序。就「外部殖民化」（在台灣的日本資本主義）與「內部殖民化」（固有封建社會的父權制）交織下的一個政治焦點，作為解讀呂赫若小說中殖民地女性形象 33 ，當是極具眼目的卓越觀察。小說中的丈夫楊添丁固然深受殖民與資本體制的經濟剝削與迫害，然而妻子阿梅面臨的卻是更多重結構下的宰制：擔負育兒與家務勞動、藉低賤賣淫行業謀取經濟生產、隸屬男性的主導制度、備受男性暴力（來自丈夫的家暴與村人性慾物化的凝視）、女性身體的受控制、作為文化制度生產下非家庭化女性氣質的負面女性再現等等，凡此，皆見資本主義和父權主義聯手造成女性居於劣勢的權力體制。「牛車」的主人楊添丁最後成為「逃跑的男人」 34 ，而「家屋」的戶長阿梅，卻依舊是擺盪於家務體制與公共體制中間的「賣淫的女人」。. 三、結論：從「人間炊煙」、「兩性硝煙」到「時代烽火」「不管社會的性質是什麼─父權制、母系、父系等等─總是男人交換女人，女人成為交際中的示意符號。」 35 女性／異己的身體，雖然歷來是男性行使幻想暴力與構思社會問題的「寶貝清單」，但在「女人是男人的私有財產」前提下，女性身體被侵犯的事實卻等同男性的尊嚴和財產權被侵奪的意義。歷來女性將生殖行為轉換成經濟行為，以身體為商品，藉以應付經濟的窘迫，而從事賣淫行為，或不乏見，依據古代文獻記載，確有因納稅、徵調、貧病飢荒， 32 33. 34. 35. 同註 4，頁 303。見陳芳明，〈殖民地與女性─以日據時期呂赫若小說為中心〉，收錄於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頁 248-264。。呂赫若，〈逃跑的男人〉原載於 1937 年 5 月《台灣新文學》2 卷 4 號，現收錄於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頁 160-182。見朱麗葉‧米切爾，〈父權制、親屬關係與作為交換物品的婦女〉，收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頁 431。.

(22) 68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而被男方質賣、典雇妻子的習俗 36 ，至於現代社會中經由丈夫支使或默許，而從事賣淫，以達經濟效益的例子，還是屢見不鮮 37。文學作品在針對社會人生作一描繪時，其實也正不由自主地在修正社會制度，或重塑時代背景的一些面貌與記憶。一如沈從文所言：「一切事物形成有它的歷史原因和物質背景，目前種種問題現象，也必然有個原因背景。」 38 藉由「典妻賣淫」扭曲而畸形的情節，刻劃人間苦難與荒謬的文學名篇，並非只有〈丈夫〉、〈牛車〉二篇，諸如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及李廣田〈老渡船〉等，39 均有因生存困境而徹底向扭曲人性繳械屈伏的情節。顯見「典妻賣淫」反常現象，因著某種迫不得已的生存因素，一變而為常態時，已然成為浮出歷史地表的社會文化奇觀，從中可以看出「女體」商品化之下性別結構的隱喻和社會實踐，而當將女性的生殖行為轉換為經濟交易時，更燭照出性別／階級／殖民等多重壓迫的陰暗面。沈從文〈丈夫〉發表時日（1930 年 4 月），適值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召開成立之際（1930 年 3 月），對照於其後沈從文意欲與當時文壇流行之左翼文藝思潮劃清界限，而於《小說月刊》發刊辭（1932）所倡言：「我們只會憑自己的一點呆力氣握著筆寫，不會用手執旗高呼，也不會叫口號，若是可能，只想用自. 36. 37. 38 39. 賣妻風俗，歷來即有，肇因於戰亂貧病不能相養自濟，遂賣妻求活，後則相沿形成惡習。南北朝之際，因納賦稅、應徵調、貧病饑荒，夫妻因之相離事例極多。如《陳書》載有徐陵弟徐孝克賣妻以供養母親之事。見《陳書‧徐陵列傳》第 26 卷（台北：鼎文書局， 1983 年），頁 337；另《大明律‧典雇妻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1995 年）亦載有相關條例，如「凡將妻妾受財典雇與人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婦女不坐。」凡此皆見典妻現象之陳迹。感謝學報匿名審查者提點文學作品書寫與現代民俗民情典妻賣淫情事的關鎖。根據網路 google 檢索（2012 年 5 月 27 日），逼妻賣淫之例，屢見不鮮，多數乃迫於經濟狀況困窘。諸如《蘋果日報》（2004 年 2 月 6 日）所報導無業男子逼迫新婚的大陸妻子接客賣淫，以賺取費用之例等等，事多不及備載。見沈從文，〈抽象的抒情〉，《抽象的抒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287。葉石濤、古繼堂等人均言王禎和〈嫁妝一牛車〉和呂赫若〈牛車〉有著某種血緣關係。參見葉石濤，〈呂赫若的一生〉，以及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96 年），頁 101。由於本文命題為「典妻賣淫」，旨在處理女性依附男性，為剝削她的丈夫而被迫以從娼賣身，作為經濟生產者。王禎和，〈嫁妝一牛車〉裡的萬發與阿好之間夫妻性別權力關係，並未呈現夫權施加於妻子的社會控制；李廣田，〈老渡船〉收於蔡清富編，《李廣田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 年），文類歸屬於散文，主要描寫老船工屈辱悲涼的一生，就像他那艘破舊的老渡船一樣。是以上述兩作暫不列入研究文本。.

(23)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69. 己寫出來的東西說話。」並強調「把小說作為傳單、廣告，那全是聰明人的事情，我們是做不來的。」 40 審視沈從文諸作不無潛藏著對現實反諷，與寫實的文學並不相悖，只是形式上採取自然主義式眼光，而近乎抒情的獨白敘事，實為一種主觀情感與客觀現實之間的粘合，一如論者所稱以「批判的抒情」 41 。饒富興味的是，始終被視為左翼立場堅定的呂赫若，也有類同於沈從文的文學藝術主張，一如呂赫若〈即使只是一個諧和音〉一文所言：「文學力量的發現，一種從實用觀點切入是膚淺的表面妥協，無法發現其力量；必須與人的精神之內在深處深深結合，才能發現其真正力量。」42上述〈丈夫〉與〈牛車〉二文，雖是藉由關注現代化假面下的社會遷變與不安定的人性構圖，揭現人生實境的批判之作，但就敘事體現而觀，作者顯然已退居「旁觀者」之姿，並不拘囿於寫實主義的慣習，諸如以激情來表顯鮮明旗幟與立場，或以超然的分析，而有暴露的抗議或營構嘲諷氛圍等等。如是而觀，沈從文〈丈夫〉側重在「形式結構和給人影響的習慣有所破壞」的抒情氣氛藝術手法 43 ，雖不同於呂赫若〈牛車〉運用寫實技巧的左翼書寫風格，「典妻賣淫」訊息言說方式，容或有其本質上的差異，但交疊參照的訊息卻有其互文對話性，諸如兩作都植基於「從生活中出發」，且共同反映了某一時期底層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願望，兩位作家所持守的文學觀念，表現在兩篇名作實踐中，也都蘊蓄「引起愛和崇敬感情」44、「精神的共鳴與感動」 45的精神內涵。本文以小說中的船屋和牛車，作為闡明性別分化及其社會實踐的入探起點。「船屋」與「牛車」，作為小說中重要的訊息，所傳達的並非是普通交通工具或實用農具機物的本質性功能與意義，而是作為指向另一種訊息的言說。因. 40 41. 42. 43 44 45. 見於可訓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281。參見王德威著、宋明煒譯，〈批判的抒情─沈從文的現實主義〉，收於劉洪濤等著，《沈從文研究資料》下冊（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頁 876。見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 2006 年），頁 478。同註 38，頁 281。同註 38，頁 288。見呂赫若，〈舊又新的事物〉，收於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06 年）。.

(24) 70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此作為「女人的船屋」是再現地方與性別的空間場；而「男人的牛車」則表徵歷史與階級的象徵物。〈丈夫〉中泊定「船屋」作為性慾化空間的異質性，雖是另一種形式的「家屋」，卻是一個「居有定所」，而「不得其所」的「非地方」。因著小說中妻子老七從荒村鄉野移動到熱鬧河岸，而產生性別體制結構內的重構與變化，然而藉由船屋空間中女性身體的展演，協商而來的性別解放，卻也同時是另一種性別社會控制的開始。〈牛車〉中作為農業興盛時期的「太平風物」之一的「牛車」，本有其現實及象徵意義，相對於作為殖民主引入先進技術物的符徵─汽車，「牛車」嫁接的實為殖民壓迫與現代化威脅下種種毀滅性的災厄，但同時也作為抵抗怒潮的象徵位址。從「牛車寓言」敷衍出的「家變風暴」，更揭現出在殖民論述下「階級」與「性別」雙向牽引的社會實踐。兩篇名作容或撰作意圖有別，指涉義涵有異，卻都不約而同地先是呈現人間炊煙的現場諸景，再切換至兩性硝煙中的性別重新協商，而兩作中的「典妻賣淫」情節皆涉及「女人與經濟」的命題，循此，也浮雕出關乎社會文化場域裡鄉村生命型態的「現代」流變種種。兩篇小說在賣淫現象與政經交涉、文化問題，以及性別慾望（身分）等互動關係中，皆呈顯女性藉由走出「家屋勞動」而朝向「河岸船屋」或「城鎮魔窟」的空間移動，小說中的女性所獲致性別結構重組的「不完全啟蒙」，如老七雖翻轉為「大女人」，卻終究隨著丈夫轉回鄉間，歸返於起點；阿梅成為家計生產主力，雖然以拒絕金援丈夫，作為反抗宣示，但究竟是受制於丈夫而成為「賣淫的女人」。小說並藉從兩位丈夫的所經所歷，揭露時代巨變中的城與鄉、富與貧、官與民等階級對立現象。不可諱言，〈丈夫〉、〈牛車〉二作中的「女人」，都是作為文本中的重要構圖。顯見兩位作家對於女性的關注，以及女性與歷史、當下現實間種種線索的盤整。周蕾曾別有洞見地認為中國現代文學轉向「現代」，正是通過對原初的攝取─隸屬群體、女性以及孩童的取材。其中特別是女性─社會上受壓迫的階級之一，她們已成為一種新文學的首要組成部分。周蕾更進一步地闡釋接受啟蒙的知識精英，是因為發現選擇關注受壓迫階級，能夠幫助他在書寫主題和形式上激活、復興文化生產，而使之現代化。因此便轉向下層階級的苦難與沮.

(25)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71. 喪，從中尋找靈感，並在弱勢群體中尋找令人迷戀的源泉。這個令創作者迷戀的「源泉」，於是成了指向被有意識種族化、國族化的一種人性道義的方式，乃是知識分子觀看國族的新的方式，此即所稱之「原初的激情」（ Primitive passions） 46 。〈丈夫〉與〈牛車〉兩作，也正值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知識分子因應現代性或資本殖民主義壓力下的書寫狀況，兩作也以同樣的方式書寫關於女人和受害弱勢群體的故事，並透過女性賣淫的「經濟生產」而將其原初化。相對於現代化西方／日本文明的比較視野，作家對於中國或台灣文化的「原初性」，一方面是帶有「落後」、「傳統」的貶抑意味，一方面又蘊藉著古老的文化或原初的、鄉村的強烈根基感。然則沈從文與呂赫若對現代化的態度，自是有所不同：呂赫若身處日殖情境，觸及的是現代性、殖民性與本土性的多重糾葛，誠如論者所言：「在理性上是不可能否定臺灣的現代化，他否定的只是做為殖民侵略與經濟掠奪伴隨的畸形『現代化』。」 47 是以〈牛車〉文中並置「牛車」與「汽車」，作為表徵本土性與現代性的兩大意象 48 ，藉此表呈台灣由傳統農業社會，步上現代化工業社會的歷史進程中的巨變；沈從文藉由賣淫的婦人，從起先「鄉下人」的「羞澀畏縮」，一變而為「城市化」的「大方自由」，勾勒出以金錢物質為核心的「現代文明」對人性的蠶食，則顯見對現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厭憎，其所關懷者乃在於現代文明侵蝕下的人類精神「重造」。在現代文明與鄉村文化對立互參下，沈從文〈丈夫〉或許強調的是人性命題；在殖民現代性與被殖民階級的對立面上，呂赫若〈牛車〉或許強調的是階級壓迫議題，然則兩篇小說卻共同從「典妻賣淫」情節訊息中，交匯出社會階級、女性位置、性別政治等充滿權力色彩的等級化和邊緣化過程 49，並藉從城 46 47. 48. 49. 同註 22，頁 38-43。見許俊雅，〈燦爛的星光─談談呂赫若作品的評論〉，收於許俊雅編選，《臺灣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呂赫若》（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年），頁 67。一如「牛」與「鐵枝路」作為台灣文學兩大意象，一作為本土精神表現，一為拓展空間的現代性表徵。見台南國家文學館中標示「深耕土地，走向現代」的常態性展示區文物圖像。周蕾嘗言：「婦女涉及的不僅是性別問題，而且還是發生在文化閱讀中的充滿權力色彩的等級化和邊緣化過程。」見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頁 105。就沈、呂兩作而觀，頗能覺察出作者寫作意識中不經意.

(26) 72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鄉對峙空間，豁顯現代化與鄉土的矛盾，例如沈從文文本中的城鄉對立，顯見來自於「現代文明」（城）v.s.「自然人性」（鄉）的二重性；呂赫若則揭示「日本人／資產階級／現代化」（城）v.s.「台灣人／農業階級／傳統化」（鄉）的殊異性，二者雖各自有不同的文化空間與背景，要之皆是以城鄉對峙，來表現傳統「鄉下人」與社會「現代化」的兩種文化存在方式，及其相互衝突的典型圖景 50。〈丈夫〉與〈牛車〉兩篇小說的結尾皆是處於未完成的狀態─當丈夫失去「船屋的女人」或妻子失去「牛車的男人」之後的窘困現實生活該如何過下去？而行將被捕獲的「牛車的男人」，或只能茫然面對絕望無告的未來？但失去「船屋」的女人，不再具有經濟優勢後，果真能安篤地走回湘西世界，不復再有動輒遭受丈夫怒罵的劣勢處境？這還沒寫完，也永遠完而不了的人間故事，或許就是令兩位創作者興生「原初的迷戀」的源泉。兩篇名作皆運用了一個反轉社會常軌的故事─乞靈於「典妻賣淫」訊息及言說「船屋」與「牛車」的訊息方式，則凝聚了重要的主題，藉從「船屋」與「牛車」的象徵意義中，得能解讀出不同時代的人們生存困境、解套求索及其局限性。. 50. 流露出父權與夫權的些許幽魂。諸如沈從文以〈丈夫〉為題名，敘事觀點純就丈夫而發，讀者並無從知曉妻子老七的心思意念，而丈夫的義憤是否即意味著人性的覺醒？或是基於一種考量「弊大於利」之後的夫權本位情緒反應呢？而呂赫若〈牛車〉所塑造反典型的「賢妻良母」角色，是否也意圖將口德苛刻，不肯金援丈夫的阿梅視為鑄成生存悲劇的共犯呢？感謝學報匿名審查者惠賜二文比較異同的修改意見，增益此節論述的周延性。.

(27) 女人的船屋與男人的牛車─探析沈從文〈丈夫〉和呂赫若〈牛車〉二文中「典妻賣淫」訊息及訊息言說的方式 73. 參考書目一、專書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5 年）。呂赫若著、林至潔譯，《呂赫若小說全集（上）》（台北：印刻文學出版社，2006 年）。沈從文著，凌宇編，《沈從文著作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年）。沈從文著，《抽象的抒情》（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 年）。 Linda McDowell 著，徐苔玲、王志忱譯，《性別、認同與地方》（台北：群學出版社，2006 年）。李銳，《太平風物：農具系列小說展覽》（北京：三聯書店，2006 年）。加斯東•巴舍拉著，龔卓軍等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2003 年）。安東尼•吉登斯著，趙旭東等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 年）。朱麗葉•米切爾，〈父權制、親屬關係與作為交換物品的婦女〉，收於張京媛主編，《當代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米歇•傅寇著，〈不同空間的正文與上下文（脈絡）〉，收於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出版社，1999 年）。（台周蕾著，孫紹誼譯，《原初的激情─視覺、性慾、民族誌與中國當代電影》北：遠流出版社，2001 年）。尚•布希亞著，林志明譯，《物體系》（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7 年）。於可訓主編，《中國文學編年史•現代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 年）姚思廉，《陳書》（台北：鼎文書局，1983 年）。徐敏，《現代性事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馬斯洛著，莊耀嘉編譯，《馬斯洛》（台北：桂冠出版社，1990 年）.

(28) 74 《台灣文學學報》第二十期. 許俊雅編選，《臺灣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10•呂赫若》（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11 年）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台灣第一才子》（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 1997 年）。陳嘉明，《現代性與後現代性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喬治•古爾維奇著，朱紅文等譯，《社會時間的頻譜》（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年）。黃英哲主編，《日治時期臺灣文藝評論集（雜誌篇）》第 4 冊（台南：國立臺灣文學館，2006 年）。劉洪濤等著，《沈從文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年）。蔡清富編，《李廣田散文選集》（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82 年）。羅莎琳•邁爾斯著，刁筱華譯，《女人的世界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顧燕翎，鄭至慧主編，《女性主義經典》（台北：女書文化，1999 年）。. 二、論文（一）期刊論文：張盛泰，〈傳統夫權失而復得的悲喜劇─重讀沈從文的〈丈夫〉〉，收於《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 2 期（北京，1992 年），頁 99-113。. （二）研討會論文：廖炳惠，〈從蝴蝶到洋紫荊─管窺施叔青的《香港三部曲》之一、二〉，收於《女性與文學─女性主義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嶺南學院：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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