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閱鄉土文學，從二、三○年代日殖時期，以欺凌與剝削為基底，極具
「階級性」與「民族性」的啟蒙色彩，至七○年代，面對西方經濟與文化輸 入的衝擊，襯顯出掙扎於無產無望與貧苦孤立的小人物，而飽蘸「經濟性」
與「社會性」的抗議特色，一路來到了九○年代，極具「地域性」與「後現 代性」的新鄉土小說，書寫取向已然脫卸寫實的「支薪與經濟市場」的社會 關係與歷史實境，而返回以夢魘或幻念摹刻「個體與家庭結構」的生存現狀 與傳統倫理，如《放生》中展現現代農村老人孤危不安的日常畫卷、《天燈‧
母親》中召喚童心以救贖大地／母親的浪漫圖景。尋溯與探流的結果，見證 今昔鄉土小說，都是以一種「異端話語」來回應主流論述，只是彼時鄉土書 寫側重語言的重構或民間的意識，而以寫實主義的筆觸，演述被蹂躪階級的 苦痛以及社會的不公義，其間所傳達歷史的主題也異常沈重。黃春明和鄭清 文新鄉土小說的創作，敘述風格雖少了愴烈的抗爭與義憤，卻多了作者置身 於其中的「感同身受」，但昔日鄉土精神的傳統猶在──凸顯文化與社會的 議題，關心「群」的生活，只是新鄉土小說與昔日鄉土書寫所呈顯幾近一種
「意識形態的想像」，如民族問題、階級問題或貧富懸殊、城鄉差距的視野，
已然有了區隔。
黃春明《放生》寫「農村之後」的人物誌，而以農村地景做為營構老人 的生活空間；鄭清文《天燈‧母親》摹繪「曾經經歷」的農村風情，而將兒 童作為索引理想家園的功能性人物。且挪借文化論述中加諸各項主義的前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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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後」（post），其所提示描述變遷過程，並同時涉及「連續性」與「新出 發」之字義：一為「曾經經歷」（having gone through），一為「之後」（after），
兩者均攸關「時間」命題，並未形成牴牾，乃意味曾經經歷而已然成為現在 生活中殘存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影響。84所謂「後農村」即指「事實以後」──
一種發生在「後時期」的預演，或對「前時期」的杜撰。黃春明與鄭清文之 作，皆提供了對人和社會的真實寫照，都可視為是紀錄式的「史餘」體式，
兩人的後農村書寫都是一種「啟示錄」的社會觀，這也是作家對於創作書寫 的一種「存在視域」（reality-horizon）。作家所尋找的鄉土仍然是一個被遺忘 或漠視的「隱蔽的社會階層」所歸屬的一方田園。黃春明和鄭清文分別將鄉 土景觀和人物形象帶入了象徵建構的世界，小說中不無教導和範例，也自有 一種對人生的信仰，或緣於他們必須信仰所生存於其中的世界的某些信念，
包括他們曾經目睹的和張望未來的現象。因此鄭清文以一種類近於「起源的 幻想」，通過最典型與農村、本土、童年等有關，代表「原初的」、「已經失 去」的事物，來實踐一種浪漫與理想性的鄉土書寫；黃春明則以帶有「威脅 性」與「死亡意味」的鄉間老人實錄，來傳達一種「幻滅的未來」，並意指 人的願望徹底被否定的扭曲變形世界，藉此表露鄉土書寫的理念。
審視黃春明、鄭清文的後農村書寫，皆有其無法僭越的鄉土概念的最後 邊界，諸如地方色彩、風俗畫面、社會意識等不同程度的強調，但已然有了 對現代性整合的進化。基本上黃春明、鄭清文都有面對在現代巨變背景下文 化危機的困惑，只是困惑分別被賦予不同的內涵。黃、鄭二人新鄉土文學的 突破，主要體現在關注鄉土、立足鄉土，卻不局限於鄉土，而是試圖超越鄉 土，達成另一層超現實的追尋，所謂結合現實的鄉土與理想的鄉土，而提出 給下一輪太平盛世的備忘錄。
84 所謂「後」並不一定是時間順序的先後之別，而是寓有「與先前的觀念運動，既有連續又 有批判」之義。參彼得‧布魯克（Peter Brooker）著，王志弘等譯，《文化理論詞彙》（臺北：
巨流圖書公司，2003）。另參周蕾（Rey Chow），《寫在家國以外》（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頁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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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春明、鄭清文的「後農村」鄉土書寫，開顯新貌，堂皇宣告鄉土文學 發展的變異性與豐富性的向度，而新鄉土敘述聲音的釋放，也間接浮雕出對 所修飾「鄉土」實質語詞的歧出詮釋。準此，時代與世代的研究，應可作為 研探鄉土文學的一個特殊視角，同時也見證新鄉土小說並非只是喚起一種業 已消褪的傳統文類的幽靈，即使有，對鄉土小說文類的焦距也已得到了微調 與校準。
責任編輯：魏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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