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韻例字的音韻演變並不能提供太多線索，無法據此判斷此病出現的時 代。韻紐四病中大韻、小韻的區別方式較為直覺，因而可能相當早提出，但詩 格文獻中看不出有這樣的痕跡，只能存疑。
三、結 論
貫串韻紐四病的關鍵要素，就是音節中的元音。大韻、小韻避忌的同韻字，
一定同元音、同韻尾，互為疊韻；傍紐、正紐所避忌的同紐字，應同聲母、同 元音，互為雙聲。80元音是音節中的主控成分，若兩字的元音相同，兼有雙聲 或疊韻，字音自然相當接近。釐清韻紐四病的內涵之後，便可察覺，四病的核 心精神在於避免使用音韻關係太近的字。要求詩句中字音各個不同，一方面可 使音節多變，流利響亮，一方面也可避免音近，造成誤聽。以蘇軾〈西山戲題 武昌王居士〉一詩為例：
江干高居堅關扃，犍耕躬稼角掛經。篙竿繫舸菇茭隔，笳鼓過軍雞狗驚。
解襟顧景各箕踞，擊劍賡歌幾舉觥。荊笄供膾愧攪聒，乾鍋更戛甘瓜羹。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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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同註 23，頁 34-35。
80 當然聲母也可能相近而已，上文已有詳論。
81 宋•蘇軾撰，清•馮應榴輯注，黃任軻、朱懷春校點：《蘇軾詩集合注》（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頁 1016。第五句原書作「解襟顧『影』各箕踞」，「影」
為影母字，應作「景」，故本文便逕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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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詩全用見母字，因此同元音的字犯傍紐，四聲相承者則犯正紐，與韻腳同韻 或同音字間則屬大韻、小韻。也就是說，韻紐四病在這首詩中可說是全犯了，
所以此詩十分佶屈聱牙，無論聽與讀兩方面都不利。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四病 確實是詩歌節律中所必須注意的問題，富於真實而深刻的藝術價值。
韻紐四病的名稱皆可見於詩格之外的文獻，如神珙〈四聲五音九弄反紐 圖〉及「王二」等，都是中唐的音韻文獻，82與《文鏡秘府論》的時代相近。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音韻文獻提及傍紐、正紐等四病時，皆是作為音韻關係的 術語，而非詩病；且這四個術語所表達的音韻關係大致與詩格相同，僅小韻有 差異。其中「紐」的概念在音韻文獻中更大量使用，本為音韻術語。可以合理 推測，四病的本義應該是表達音韻關係的術語，淵源於語言研究；如果符合這 四種音韻關係的字在詩中相距太近，則視為詩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從漢語音韻史的角度來看，「月魚元」、「田寅延」
等例字的音韻關係，都超乎南北朝時期的音韻格局，顯示傍紐病最遲出現於後 漢魏晉之時，甚至遠在沈約以前。盧盛江《文鏡秘府論研究》指出：
《文鏡秘府論》並沒有沈約等人論大韻、小韻的材料。但齊梁聲病說中 有大韻、小韻之病，應該沒有疑問。大韻、小韻是與傍紐、正紐相對的，
一為紐之病，一為韻之病，而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為調之病。漢語 的聲、韻、調是一個整體，有聲調之病，不應該沒有韻之病。83
韻紐四病的確是一個整體，沈約既然曾提及傍紐、正紐二病，可能也有大韻、
小韻之病。不過，儘管沈約曾提及傍紐、正紐，卻是夾雜在他人說法之中的隻 言片語，並非有系統的定義；其餘二病則全然付之闕如，無跡可尋。就此來看，
韻紐四病與沈約的關係較小，所以並不祖述沈約說。
漢末以來，反切發明、韻書誕生，顯然當時文士對音韻體系的認識，達到 了新的巔峰，因此提出文學創作上應該要避免字音複沓，注重音韻之美。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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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嚴格來說，裴務齊的生平無考，因此王二的確切成書年代並不可知。不過鈔者吳彩 鸞是中唐時人，應可確定。
83 同註 3，頁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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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晉陸機〈文賦〉所云：
暨音聲之選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固崎錡而難便。苟達變 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後會，恆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袟序，
故淟涊而不鮮。84
這段話以「五色」比喻「音聲」，主張文學作品的音韻要迭代多變，錯綜成章。
十分明顯，陸機的主張與韻紐四病的內涵並無二致，可說魏晉文人早已認識到 同音或音近字的問題，不待沈約發明。所以，當沈約提出八病說之後，陸厥的 質疑也正在此：
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怗之談，
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 為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85 從曹丕《典論》到陸機《文賦》，前人早已認識到韻紐之病的問題，只是還不 如沈約所論精確。面對陸厥的質疑，沈約只能說：
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 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86
沈約並不否認前人早已提出相似的問題，只是更加強調自己與前人的差異。也 許前人的論述並不清晰，也不夠全面，所以沈約認為「所昧實多」、「此秘未 覩」。尤其有趣的是，陸厥文中以曹丕、劉楨、陸機三人為例，其活動時代約 當漢末魏晉之時，正與本文所考傍紐例字時代下限相同，顯然不會是巧合。
齊梁之後，唐代《文鏡秘府論•西卷•論病》也有類似的說法：
曹、王入室摛藻之前，游、夏升堂學文之後，四紐未顯，八病莫聞。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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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晉•陸機撰，張少康集釋：《文賦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年），頁
85 132。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 年），卷 52，〈文學〉，頁 898-899。
86 同前註，頁 900。
87 同註 39，頁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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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游、子夏之後，曹植、王粲之前，未曾有人提出四聲八病；如此說來，正是 在曹植之後，文士才開始注意到了聲病的問題，所以沈約讚美曹植、王燦等詩 人「音律調韻」。與此相同，梁代慧皎《高僧傳》以「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 律，屬意經音。」88特別強調曹植與梵響的關係。故范文瀾《文心雕龍註•聲 律》篇題下註云：
曹植既首唱梵唄，作太子頌睒頌，新聲奇製，焉有不扇動當世文人者 乎！故謂作文始用聲律，當推原於陳王也。……李登在魏世撰《聲類》
十卷，為韻書之祖。大輅椎輪，固不得與《切韻》比，然亦當時文士漸 重聲律之一證矣。89
范氏的觀點是基於聲調所提出，而今則可以略加修正，根據字音構造來討論。
曹氏兄弟所處的時代，反切大行，並誕生了歷史上第一本韻書《聲類》，是音 韻學史上的一項里程碑。能夠構造反切，即表示能夠分解字音；能夠編纂韻書，
即表示懂得以類相從。利用韻書寫作的詩人，自然能夠從中領會字音分合的原 理。在此基礎之上，曹氏兄弟與同時代的詩人，從創作實踐中領悟字音安排的 宜忌，從而發展出初步的聲病理論，並非難事。所以至今我們還能夠讀到託名 魏文帝曹丕的《詩格》，並從中考見極早的音韻現象。當然，由於缺乏其他更 可靠的紀錄，這段早期發展的歷程已不可考，因而本文所提出的文學史之解釋，
終究只是一種可能性而已。但詩格材料中所顯示的音韻關係，確實可以追朔到 這個時代。以曹氏兄弟為聲律論的源頭，既能與音韻史的研究相應，也符合音 韻學史的發展歷程，亦能解釋陸厥對沈約的質疑，應該是最具可能性的結論了。
不僅如此，由音理上來看，相較於聲調，元音無疑更加容易分辨；《詩 經》時代的先民不會將中部(*oŋ) 與耕部 (*eŋ) 一同押韻，自然是因為能夠區 別元音不同。元音間的差異是如此地清楚明白，因而關於元音安排的聲病較早 提出，反而合理。我們的確可以認為韻紐四病其來有自，遠在沈約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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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梁•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頁 507。
89 梁•劉勰撰，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明倫出版社，1970 年），頁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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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便可以明白，齊梁以來討論八病主要集中於平頭、上尾、蜂腰、鶴 膝，正是因為前四病才是沈約等人所獨創。至於韻紐四病，沈約以前早有相關 論述，其藝術價值甚至可說不言而喻，已得到普世承認，自然並不引起爭論。
也許韻紐四病並非同時出現，因為就音韻現象上來看，傍紐可以確定最早，其 餘三病則較難斷言。然而，從傍紐中獨立出正紐並不難，大韻小韻（無論如何 解釋）更是十分清晰易辨；即使四病並非同時出現，形成時間也不會相差太遠。
永明聲病說並非突然湧現或偶然形成的文學運動，實有其源遠流長的潛伏 與發展；是漢末以來，語言研究、詩歌創作兩方面匯流而誕生的一場革命。正 如蔡瑜〈永明詩學與五言詩的聲境形塑〉所指出：
永明詩學的理論植基於深刻的語音自覺，涉及的範疇跨越語言與文學。
他們的聲律理論與中國音韻學同步發展，周顒、沈約不僅參與甚至主導 了音韻知識體系的建構。永明詩人從梵漢對照建立聲韻分解的審音原 理，從轉讀諷誦體察語言自身的音樂性；進而由音韻的可分解性，領悟 詩歌聲律的可操作性，建立起可供檢證的聲律法則。90
漢末以來，文人漸趨深刻地認識了漢語的音韻結構，於是反切的構造也就更加 精密；到了南北朝時，甚至「音韻蜂出」，出現了多種韻書。韻書的製作目的 本來就是為了提供詩歌創作參考，因此可說推動當時語言研究的動力之一，是 出於詩歌創作的需要。創作推動研究、研究反饋創作，理論與實踐結合，共構 一體之兩面，永明聲病說便是在如此的氛圍中發展成熟。所以，儘管本文討論 的是文學史問題，但回答問題的關鍵卻在於漢語音韻史的研究成果與方法。
八病說中，平頭、上尾、蜂腰、鶴膝是關於聲調安排的詩病，大韻、小韻、
傍紐、正紐則是關於元音安排的詩病。詩人創作詩歌時，若聲調與元音都不能 自由運用，無疑將造成極大的束縛。由詩律發展的結果來看，詩人最終選擇優
傍紐、正紐則是關於元音安排的詩病。詩人創作詩歌時，若聲調與元音都不能 自由運用，無疑將造成極大的束縛。由詩律發展的結果來看，詩人最終選擇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