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戶時代日本與中國貿易僅限於長崎，長崎置有長崎奉行，管理所 有的外國貿易，當時出現購買書籍的機構，有時人們還從江戶向長崎的 中國商人訂貨。95 1826 年漂到駿河下吉田的「得泰號」上，清人朱柳橋 曾與野田秋嶽筆談，朱柳橋即曰：「我邦典籍雖富，邇年以來裝至長崎，
已十之七八，貴邦人以國字譯之，不患不能盡通也。」96可見當時漢籍 輸入日本之熱絡。
而為了杜絕基督教思想傳入日本，在鎖國政策底下，自寬永七年
（1630）開始，進行進口書籍檢查。書籍上岸之後，中國商船要先呈報 泊載書目，也就是齎來書目。日本官方編輯「大意書」，一一記錄作者
94 黃永年，《古籍整理概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頁 36-37。
95 〔日〕高田時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介紹〉，《漢學研究通訊》第 29 卷 第1 期（總 113 期；2010，臺北），頁 33-37（見頁 34-35）。
96《得泰船筆語》，收入〔日〕田中謙二、松浦章編著，《文政九年遠州漂著得泰船資料》
（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1986），頁 104。
姓名、序文、該書目錄、卷數、書況及可能違禁的內容等，除了幕府訂 購的書籍以外，其他書籍都需經過「書物改役」檢查之後，由將軍等幕 府人物、地方官員優先取得，其餘由「書物目利」對書籍估價，再由官 方指定之批發商購買，流入京都、大阪和江戶等書商手中。由於書目檢 查曠日廢時，寶曆六年（1756）後規定只有初次輸入的書籍才需要編寫 大意書。97
《讀史管見》這本書如何被挑選而傳入日本？可惜限於史料，除了 幕府所訂購的書籍，我們很難知道當時個別唐船挑選漢籍入日本的理由 與細節，98 17 世紀與 18 世紀末的相關記載，或許可以提供些許訊息。
元祿八年（1695）船商辯解為何輸入禁書《帝京景物略》時說：「於本 國出船之時，僅覽書名而已，未及細察內容，以為皆尋常之書，故而持 來。」明和八年（1771）輸入《天學初函》的船主也曾辯稱：「凡唐國 貨主書肆中現存之書，盡數攜來，接受目錄後，即行啟航。」99可見商 人進口書籍時往往僅見目錄，書籍被挑選的偶然性可見一斑。100宋人胡 寅（1098-1156）即有一書同名《讀史管見》（又稱《致堂讀史管見》），
三十卷，江戶時代曾傳入日本，一些大意書中均有提及，101李晚芳的書 或被視為同一本書而被引進。實際上，兩書的篇幅差異很大，內容主題 也不同，胡寅一書乃讀司馬光《資治通鑑》而作，非針對《史記》所發，
97 詳參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硏究》，頁 77；大庭脩，《江戶時代に 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硏究》，頁85-99、396-405。
98 日本內閣文庫藏有《讀史管見》，來自昌平坂學問所，顯見官方亦曾收錄這本書，但收 藏 的 具 體 時 間 待 考 。 見「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數據庫」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kanseki?record=data/FANAIKAKU/ tagged/2059005.dat&back=1（2010 年 9 月 2 日擷取）。
99 轉引自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硏究》，頁 47-48。
100 大庭脩亦認為這些船商不精通圖書行情，絕大多數的漢籍可能是在偶然機會輸入日本。
《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硏究》，頁47-48。
101 天明六年（1785）寅十番船大意書中其書目中即有胡寅之《讀史管見》一部二套 16 本。
見〈寅十番船齎來書目〉、〈寅十番船大意書〉，收入《船主沈敬瞻關係資料》，收入 大庭脩編著，《安永九年安房千倉漂着南京船元順號資料》（吹田：關西大學出版部，
1991），頁 122、132。
本不應混淆，極有可能當時進口書目並未標示作者，或者商人只知書名 未見內容，以致混淆。
另值得注意的是，《史記》是江戶時代儒學教育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全本、選本、工具書與評論等等，在江戶時代均曾輸入日本，102因此 李晚芳《讀史管見》一書，亦可能是書商見到與《史記》相關的作品，
即認為富有商機。特別是史評類，如明代李光縉（1549-1623）增補、淩 稚隆（生卒年不詳，約明萬曆年間）輯校的《史記評林》130 卷，在江 戶時期也曾銷入日本，103多次被翻刻，至明治期間尤盛，例如京都世裕 堂明和七年（1770）刻本，東京玉山堂明治二年（1869）刻本，東京九 春堂明治十六年（1883）刻本等版本。江戶期間刊刻者，多為寬文、天 明、寬政時期，未見安政年間刊本，104也許《讀史管見》同樣是對《史 記》之評論，而被書商選中。
女性著作在中國已屬少數，東傳日本漢籍的女性作者亦不多見，105 被翻刻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由此足見李晚芳《讀史管見》和刻本的特 殊性。目前所見和刻漢籍與女性相關者，多為女性詩作與女教書，如安 政二年出版的《歷代名媛詩鈔》，106女教書在江戶時代多次被翻印，昌
102 參賈啟勛，《《史記》與日本文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頁 50-54。
103 見《齎來書目》寬政六年（1794）寅貳番南京船書籍名目，以及長崎交易會所《書籍元 帳》弘化五歲（1848）申四月書籍元帳，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 の硏究》，資料篇，頁252、521。
104 關於日本所見《史記評林》的版本異同與其間脈絡，詳參〔日〕山城喜憲，〈《史記評 林》諸版本志稿〉，《斯道文庫論集》第20 輯（1983，東京），頁 345-392。關於本書 的刊刻，見〔日〕戶川芳郎，〈『史記評林』の版刻について〉，《二松：大学院紀要》
第10 号（1996，東京），頁 149-188。
105 《舶載書目》中所列可見《古今女史》（1695 年輸入）、《閨貞集》（1703）、《名媛 詩歸》（1723）、《古今名媛詩歸》（1799）、《彤管新編》（1726）、《午夢堂詩》
（1779）、《本朝名媛詩抄》（1783）、《名媛尺牘》（1841）等書。以上為張伯偉整 理自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研究》資料編，見張伯偉，〈明清時期女 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 3 期（上海），頁 95-106
（見頁100）。
106 見〔日〕小林善八，《日本出版文化史》（東京：青裳堂書店，1978），頁 742。
平坂即刻印有明仁孝文皇后《內訓》與明慈仁太后《女訓》等。107又明 代胡氏文會堂本劉向《列女傳》，到德川幕府時期更是被大量翻印，京 都的上村次郎衛門、葛西市郎衛門都曾刊印過。108而檢閱池內藏書目錄，
其中與女性相關的書籍很少，僅有《女訓》與《內訓》、〈真淑婦人碑〉
（菘翁先生祖母）等，池內對女性著作可能並不特別有興趣。
李晚芳《讀史管見》翻刻之時，為日本開港後兩年，江戶時代的尾 聲。池內並未說明本書取得的管道與時間，在《商舶載來書目》、《經 籍訪古志》、《古文舊書考》等日人所編目錄均未見本書的紀錄。109 17 至 18 世紀以來，到日之唐船大體以江蘇、浙江、廣東、福建等地為 主，110李晚芳是廣東順德人，她的《讀史管見》可能在廣東刻印，藉由 廣東船傳入日本。和刻本《讀史管見》附有嘉慶丁丑二十二年（1817）
的序，本書校刻乃以嘉慶印本為底本，該書最早傳入日本的時間應為19 世紀上半葉，亦即《讀史管見》最遲在出版38 年之後於日本覆刻。由於 只是推估，該書從嘉慶印本到發行和刻本，也有可能不到30 年。111
107 見〈昌平坂御官板書目〉，收入書誌硏究会編纂，《近世後期書林蔵版書目集》（東京：
ゆまに書房，1984），下卷，頁 161。
108 且在此基礎上，日本也刻印有不少本國女誡書籍，參王慧榮，〈劉向『列女傳』在日本 的流傳與影響〉，《或問》第22 号（2012，吹田），頁 87-93。當時日本國內對女性作 者以及與女訓有關的漢籍需求，所牽涉到的印刷出版、書籍史，值得未來進一步深究。
日本奈良女子大學已建置該校所藏江戶與明治時期女訓圖書影像資料庫，見奈良女子大 学所蔵資料電子画像集，http://www.lib.nara-wu.ac.jp/nwugdb/jindex.html（2015 年 1 月 20 日擷取）。
109 《商舶載來書目》（1804），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收入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唐 船持渡書の硏究》，頁659-739；〔日〕澁江全善、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收入《古 書題跋叢刊》33（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據清光緒十一年〔1885〕印本影印）；〔日〕
島田翰，《古文舊書考》，收入賈貴榮輯，《日本藏漢籍善本書志書目集成》第3 卷（北 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據日本東京民友社明治三十七年〔1904〕聚珍排印本影印）。
110 大庭脩著，徐世虹譯，《江戶時代日中秘話》（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24-25。
111 19 世紀有許多漢籍在出版後數年內即傳入日本，也有在短期之內即有和刻本者。例如《海 國圖志》於1847 年出版，約 1851 年傳入日本，1854 年即有和刻本。見大庭脩，《江戶 時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書の硏究》，表第六，〈唐船持渡書の刊年舶來年比較表〉，頁
18 世紀末至 19 世紀傳入日本的漢籍，實際上以小說為多，並且對 日本小說的發展影響很大。112然池內對經史的興趣極高，目前所知他所 校刻的漢籍中，即有著名的趙翼《廿二史劄記》。上述他的藏書目錄亦 可見許多經、史類漢籍，而在史評與史論方面則收有《史通通釋》、《史 綱評要》、《讀史管見》（兩筆同樣書名，由於本書目未著作者，猜測 可能分別為李晚芳與胡寅的作品）等書，然其中並無《史記評林》。池 內活動於江戶末期，他校刻與收藏之史部漢籍，呈現了幕末學者對中國 史學的興趣與研究。考察江戶時代輸入的漢籍，會發現在史學方面，除 了二十四史，尚有《通鑑綱目》、《通鑑答問》、《東華錄》，113以及
《唐鑑》、《續通鑑綱目》等。114《舶載書目》正德元年（1711）也記 載了船舶書目中有《歷代史纂左編》百四十二卷百冊、《歷朝綱鑑全史》
七十卷三十冊、《皇明通紀》二十七卷十六冊等。115另外對輔國佐政有 所助益的地方志，日人也頗有興趣，據統計，17 至 19 世紀中葉傳入日 本的方志共約1,245 部。116
其次，前述目前在中國大陸許多圖書館均可見和刻本《讀史管見》，
本書又是如何西傳中國？明治維新以後，由於日本崇尚西學，對於漢籍 的熱中稍減，許多漢籍回傳中國。117又清末以來不少中國商人、駐日使
238。最近松浦章發現《清嘉錄》一書在 1830 年 6 月於蘇州成書，從鄰近的乍浦出口，
年底到達長崎，隔年3 月即可見於江戶書市，至 1837 年有了翻刻本。見〔日〕松浦章，
〈『清嘉録』の日本舶載と和刻本の流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4 号（2011，
〈『清嘉録』の日本舶載と和刻本の流布〉，《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第4 号（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