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學界時興的書籍史研究，強調從書籍的「使用」而非「製造」
的眼光，觀察書籍從寫作到出版，從印刷、發行流通到消費、閱讀的迴 路，嘗試發掘文本與讀者之間的可能聯繫，認為以此更能看到書籍在社 會文化中的意義。128本文追溯和刻本《讀史管見》在19 世紀的出版流傳，
即試圖考察本書的部分生命史。
盛清時期的中國出版業蓬勃發展，形成新的區域性出版中心，如成 都、廣州等地，129江戶時代中日之間的貿易，一直都有廣東船的紀錄，130
《讀史管見》在18 至 19 世紀中日印刷出版興盛，以及中日之間限定口 岸與船隻、數量的特殊貿易方式下，輸入日本，經過翻刻，得以流通於 日本書肆。由現今各大圖書館所存本書以和刻本為主，罕見嘉慶印本，
推知至少於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上半葉周氏師古堂影印本出刊之前，
中、日、韓讀者手中所閱讀的《讀史管見》多半是安政或明治年間的和 刻本。131而池內陶所實為李晚芳《讀史管見》最重要的讀者之一，他收 藏此書，又將之付梓出版，使得本書推廣至日本知識界。本書回傳近代 中國，被一些藏書家購買珍藏，且收藏於知名圖書館；更由於數位化之 便，這本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的安政年間和刻本《讀史管見》，在「明
128 Robert Darnton, “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 Daedalus 111, no. 3 (Boston, Summer 1982): 65-83. Roger Chartier, “Texts, Printing, Readings,” in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p. 154-175.
歐美書籍史研究相關討論，可參秦曼儀，〈書籍史方法論的反省與實踐——馬爾坦和夏 提埃對於書籍、閱讀及書寫文化史的研究〉，《臺大歷史學報》第41 期（2008，臺北），
頁257-314。
129 Cynthia J.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pp. 10-11.
130 廣東船輸入書籍亦偶見記載，如 1682 年與 1753 年，見永積洋子編，《唐船輸出入品数 量一覧1637~1833 年》，頁 97、129。
131 目前所知，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與成均館大學尊經閣藏有此書，版本均為安政年間和刻 本。
清婦女著作數字計劃」網站上，免費讓讀者隨時隨處閱讀。各大圖書館 收藏和刻本《讀史管見》與數位化工作，使18 世紀李晚芳閱讀、思考與 寫作的軌跡，為今日研究者所知悉，和刻漢籍對中國讀者的影響實不應 被忽略。
從印刷出版而言，過去西方學者對中國印刷術的發展存有偏見，認 為中國沒有徹底從雕版印刷轉變為活字印刷，以致於缺乏如歐洲進入現 代世界的動力；然雕版印刷實際上有其經濟效益與生產便利的優勢。132 由和刻本漢籍的研究顯示，正由於使用雕版的便利與價廉，漢籍與漢文 化，才得以在江戶時代快速地翻印流傳。清末中國的最新知識也利用此 印刷製版方法流傳於國內，輸入日本，其中包括對世界的認識與最新科 技的介紹。19 世紀中末葉，中日兩國雖然都開始利用西方新的印刷技術 印製圖書，然而日人對清人著述的需求仍未減，和刻本漢籍至明治末期 仍多見印本與重刊本，133並以整版雕刻的方式印製。
書籍在本研究案例中，是知識的承載物，是私塾的教材，也是流通 的商品，更是文化交流的媒介。從本文討論的案例可以看到，清初才女 的史評著作，渡海至日本，在日本因讀者的需求而重新翻刻。可惜礙於 史料所限，我們目前無法掌握確切的日本讀者有哪些，但至少從池內的 序言推知，初期可能是他的門生或友朋。池內來往文人多長於漢學與漢 詩，例如前述漢詩家梁川星巌、漢學儒者梅田雲浜與著名漢學家賴山陽 之子頼三樹三郎等人，都有可能讀過本書。本書至明治年間仍陸續發行，
甚至增加至13 個書肆販賣，可見潛在的市場。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書籍是中日文化交流史學者關心的議題之一，
但由相關研究成果顯示，文化交流史與書籍閱讀史的最新研究取徑仍有 待進一步融合。目前研究者往往從貿易與傳播的角度來思考書籍史，多 僅將書籍視為商品，鮮少進一步探討這些書籍為何會流通於中日之間？
132 周啟榮試圖扭轉這樣的錯誤印象，見 Kai-wing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57-61.
133 中山步，〈和刻本清人著述研究〉，頁 44。
各自的閱讀大眾又為何者？這些書籍與流出∕流入國的社會網路之間的 關係，以及文化互動中書籍的「交流迴路」（communications circuit）等 問題，都有待釐清。134例如學者曾注意到中日書籍交流中，地方志是重 要的書籍類型之一，惜研究主旨僅探討輸日方志數量、販運管道以及售 價與利潤，135未進一步追問明清時代方志刊印的數量之豐是否可能與輸 入日本市場有關？還有日本書商心目中潛在的消費者與實際讀者是誰？
此與中日兩國閱讀出版文化、學術風氣等關連何在？最後，如果討論書 籍史過於強調貿易消費，可能會忽略18 至 19 世紀書籍（及其內容）往 往是藉由餽贈、借閱、集體閱讀或者朗讀的方式而流傳，不一定經由購 買；而僅強調消費面向，作者、刻書者在販售以外的出版意圖，或可能 被忽略。136
有關江戶末期中日書籍出版交流史中目前尚未能解決的問題，恐多 出自於學界長期以來對 18 至 19 世紀中國出版史研究的忽略，137以致於
134 近年來高橋智教授提倡「古籍流通學」，強調從復原古籍、版本鑑定、典藏保管三方面 來研究中國古籍，以此補充並整合過去日本書誌學研究的視野。參〔日〕高橋智，〈中 国古籍流動史の確立を目指して〉，《中国古籍文化研究》第3 号（2005，東京），頁 5-15；〈古籍流通的意義：善本和藏書史〉，《中國典籍與文化》2010 年第 1 期（北京），
頁96-108。另中囯古籍文化研究所編，《中囯古籍流通学の確立：流通する古籍．流通 する文化》（東京：雄山閣，2007），可惜其方向未觸及閱讀史之議題。
135 巴兆祥，〈17-19 世紀中葉中日書籍交流史的經濟學分析〉。又范金民論及江南刻書業 與書市的繁盛，以此解釋清前期中日長崎貿易龐大的書籍流通背景，或許由於史料之限，
這些書籍是如何被選入唐船運送到日本，仍無以得知，見范金民，〈縹囊緗帙〉。
136 李仁淵從「作為行動的閱讀」、「讀者與讀物」、「閱讀、思想與社會」三方面，介紹 西方閱讀史研究之課題，並提出一些中國閱讀史研究發展的可能性，有助於我們思考、
定位問題與架構研究輪廓，見氏著，〈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 入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新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 研究——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四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13-254。
而中國與朝鮮之間的書籍流傳的途徑，則除了從中國輸入以外，尚有採購、翻刻、饋贈、
編集等方式，見張伯偉，〈明清時期女性詩文集在東亞的環流〉。此適足以與中日書籍 交流方式相對照。
137 截至目前，中國出版史研究關於宋明兩代的討論最為熱烈，特別是晚明江南的出版書籍 史特別受到矚目，清代前期至近代之間的書籍史研究則較乏人問津。相關討論見 Tobie
很難解釋清代唐船運送至日本的書籍，是在何種出版印刷背景下產生。138 在大庭脩的巨著中，曾討論唐船持渡書籍的出版地，簡單提及「清代出 版中心與長崎因口船往來而直接相通」（頁47），然當試圖解釋為何南 京船輸入最多書籍，而福州船則無時，他認為福建出版業的衰落緣於福 建書店街被焚毀，以及建安刻書在萬曆以後逐漸沒落。其云福建出版事 業在清代日趨衰微，福建船不載書籍在情理之中，但未解釋為何福建船 隻攜帶書籍量少。139然福建地區方志有一些傳入日本，是經由哪些地區 的船隻進口，有待釐清。實際上，清代出版物數量驚人，從大量方志、
族譜、日用類書與叢書之印製，實在很難說清代的出版印刷業不興盛，
我們期待有更多相關深入研究產生，以補充清代中前期至近代化印刷以 前出版史之空白。從和刻本漢籍的研究可見日人如何閱讀清人著述，亦 可令吾人推想將來觀察清代幾個區域出版中心之刻書與日本貿易需求之 間的可能關係，當更得以看出中日文化交流與出版印刷書籍史之間的連 繫。
附帶一提的是，書籍史在中國早有歷史悠久的相似學問：版本目錄 等之文獻學。版本目錄學探討書籍印刷物的字體、尺寸、版式、行款、
Meyer-Fong, “ The Printed World: Books, Publishing Culture,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6, no. 3 (Ann Arbor, November 2007), pp. 787-817.
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的研究回顧〉，《新史學》第20 卷第 1 期（2012，臺北），頁 181-215。幸而 Cynthia J. Brokaw 的近作增進我們對清代出版書籍史的瞭解，見 Brokaw, Commerce in Culture, 尤其是第 14 章 “The Diffusion of Print Culture in Qing China,” 頁 535-570。井上進也曾提示明清兩代出版風格的斷裂，認為清初刊本在標示書商、刻坊、
版權，以及封面與版畫品質等方面，均不如明末刊本。見〔日〕井上進，《明清学術変 遷史：出版と伝統学術の臨界点》（東京：平凡社，2011）。
138 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時指出，清代比起明代，以私營者為主要大宗，而印 製物以民間通俗實用、商業利益者居多。他並提到明清的印刷生產仰賴外地市場，其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市場。見氏著，〈明清江南的出版印刷業〉，《中國經濟史研究》
2001 年第 3 期（北京），頁 94-107、146。然清代中前期中方出口的史料與研究仍有限，
有待未來深入挖掘與探討。
139 見大庭脩，《江戶時代における中国文化受容の硏究》，頁 45-47。大庭脩在此關於福 建船未運書籍的謬誤，范金民已經指出，見氏著，〈縹囊緗帙〉。
裝幀、紙墨、刻工刀法、藏書印記、序跋、避諱等。乾隆年間欽定之《天 祿琳琅書目》，即是一本書籍史著作，其中詳細記錄清代宮廷所藏歷朝
裝幀、紙墨、刻工刀法、藏書印記、序跋、避諱等。乾隆年間欽定之《天 祿琳琅書目》，即是一本書籍史著作，其中詳細記錄清代宮廷所藏歷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