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江蘇嘉定 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歷任內閣中書、翰林院編修、侍講學士、詹事府少詹事、
廣東學政等。乾隆四十年，錢氏丁父憂歸里，遂不復出，專事講學及著述，主講 鍾山、婁東、紫陽書院，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為台閣侍從者不可勝數，影響學 風甚鉅，當屬一代大儒。
錢氏於學無所不窺，治學亦涉獵多方，舉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 制度、官職、氏族、地理、金石、遼金國語、中西曆算之法，莫不洞悉其是非，
曾參與修纂《五禮通考》、《音韻闡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熱河志》、《一 統志》、《天球書》等，著有《唐石經考異》、《經典文字考異》、《聲類》、《三史拾 遺》、《通鑒注辨正》、《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廿二史考異》、《潛研堂金 石文字目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十駕齋養新錄》、《潛研堂文集》、《詩集》
等。其中《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前三卷論經學，四、五卷論小學，六至九卷 論史學，十卷論官制，十一卷論地理，十二卷論姓氏，十三、十四卷論典籍，十 五卷論金石，十六卷論詞章，十七卷論術數，十八卷論儒術，十九、二十卷為雜 考證。今人孫欽善認為《十駕齋養新錄》堪稱錢大昕學術的一個縮影，其在形式 上雖與《日知錄》相仿，而內容卻以經、史、小學等考證為主，絕少經世之論，
反映了清中期考據學發展的新特點93。
乾嘉考據學者之中，惠、戴二派多以經學為主，錢大昕則兼重史學，嘗言：
「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 知，得謂之通儒乎？」故所著《二十二史考異》，蓋有為而作也94。江藩盛推錢氏 之學云：
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
93 參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8 月重印本)，頁 513-514。
94 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頁 17。
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
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工。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耳 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為第二 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肆經為宗，不讀漢以後 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以漢儒 擬之，在高密之下，即賈逵、服虔亦瞠乎後矣，況不及賈服者哉？95
可見自負如東原者，亦推許曉徵為第二人，足可證明錢氏之學甚為淹博，為 當世所共同推崇。江藩更認為曉徵之學廣博的程度超越東原，言下之意蓋不以東 原之言為然，而以錢優於戴。
江藩嘗謂曉徵「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 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96又云：「(惠棟)受業弟子最知名者：余古農，同宗艮 庭兩先生；如王光祿鳴盛，錢少詹大昕，戴編修震，王侍郎蘭泉先生，皆執經問 難，以師禮事之。」97前人多將錢氏歸入惠棟一派98，實則曉徵與惠棟並無明顯師 承關係，二人雖曾於紫陽書院相見，但結為忘年之交，惠稱錢為「可與道古者」
99，錢氏與惠棟之學術關係頗類惠、戴兩人之關聯，皆可說是相與問學的師友關 係，錢、戴二人之學皆受到惠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又能自出新說。如章太炎雖 將錢大昕歸入吳派，但認同惠、錢之學有所異趣，其云：「吳派之起，蓋以宋學 既不足尚，而力攻宋學，……至錢大昕出，實與三惠異趣。錢大昕應入大師傳，
蓋其所得實深于惠也。」100孫欽善認為錢氏雖與惠棟同樣具有「宗漢排宋」的學 術主張，但「從錢大昕的具體言論和實踐看來，他的宗漢排宋思想更側重在方法 上，已不像惠棟那樣拘守漢人成果，從而佞漢的偏頗已有所糾正。」101王俊義亦 云：
95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頁 18。
96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三，頁 4。
97參見江藩《漢學師承記》卷二，頁 16-17。
98 如章太炎《訄書‧清儒》及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均將錢大昕列入惠派。
99 參見錢大昕〈古文尚書考異序〉，《潛研堂文集》卷 24。
100參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市：岳麓書社，1998 年 8 月)，頁 26。
101參見孫欽善《中國古文獻學史簡編》(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年 8 月重印本)，頁 514。
錢大昕雖然以漢學為宗旨，在師承淵源上與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較為接 近，但他又廣泛結交其時不同學派，相互書信往還、質疑問難、考訂著述，
使之有可能兼取各家之長，視野較為寬廣，在治學態度上不像其他吳派學 者那樣絕對和墨守。……大昕在治學態度上另一突出的特點是擇善而從，
不囿於門戶之見。……他對於乾嘉漢學中的吳派與皖派，抱定「擇善而從，
非敢固執己見」的態度。102
因此，錢大昕之學與惠棟有所相近，亦有相異之處，故又有學者針對錢氏特 出之點，認為乾嘉考據學應於惠、戴二派之外，另立錢氏一派，如今人漆永祥認 為可從三方面比較惠、戴、錢三派：第一，三派信古與尊漢程度比較，惠派信古 從漢，其學專門而守舊；戴派出入漢儒門戶但不守藩籬，講求綜貫會通，不偏主 一家；錢派則折衷惠、戴之間，一方面講訓詁必依漢儒，另一方面又強調「以古 為師，師其是而已。」第二，三派對博涉與專精之側重比較，綜三派而論，惠派 側重博涉，戴錢二派則主精審會通。第三，三派治學門類範圍比較，惠派長于經、
史，戴派多治經、子、小學，錢派則重在經、史、小學。103按：細察漆氏之言，
除了史學方面錢氏可謂超越惠、戴二人之外，其餘有關學術主張以及治學方法，
多未超出惠、戴二人之學，且乾嘉考據學的中心在於經學，並不能以錢氏史學成 就與惠、戴相提並論，故不須於惠、戴二派之外，另析出錢大昕一派。
錢大昕本人亦無開宗立派念頭，並且甚為推服惠、戴二人，如稱惠棟「今士 大夫多尊崇漢學，實出先生緒論」104，又為惠棟作傳云：
宋元以來，說經之書盈屋充棟，高者蔑棄古訓，日誇心得，下者勦襲人言，
以為己有，儒林之名，徒為空疎藏拙之地。獨惠氏世守古學，而先生所得 尤深，擬諸漢儒，當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間，馬融、趙歧輩不能及也。105
102 參見王俊義〈錢大昕學術思想述略〉，收入王俊義、黃愛平《清代學術文化史論》(台北：文津 出版社，1999 年 11 月)，頁 203-204；又收入王俊義《清代學術探研錄》(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2002 年 8 月)，頁 283-285。
103參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29-131。
104 參見錢大昕〈古文尚書考異序〉，《潛研堂文集》卷 24。
105 參見錢大昕〈惠先生棟傳〉，《潛研堂文集》卷 39。
至於錢大昕與戴震之間，更是互為師友、相與問學的關係，戴震因錢大昕之 推崇而名揚天下，如錢氏嘗為東原立傳云：
性介特，多與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 粥幾不繼，人皆目為狂生。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
予目送之，嘆曰：「天下奇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 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 觀象授時之旨，以為聞所未聞。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採其說焉。高 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 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 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106
可見當初戴震初赴京時，仍是一個功名未就、窮愁潦倒的狂生，卻因為錢大 昕之讚賞與引薦，結識不少朝中權貴，從此聲名大噪、名動公卿，不可謂不是仰 賴錢氏之功。因此，錢大昕可說是伯樂，發掘了戴震這匹千里馬。戴震雖稱曉徵 為第二人，錢氏非但不以為忤，且二人維持良好的學友關係。蓋兩人切磋學業，
所論多合，可說是學術上的知己，如錢大昕嘗謂東原云：「當今學通天人者，莫 如足下。」107又讚許東原算數之學頗有超越西人之處，如云：
今人所用三角八線之法，本出於勾股，而尊信西術者輒云：「勾股不能御 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 八十一。』三角中無直角，則不應乎矩，無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 勾股而止。八線比例之術，皆勾股法也。」108
又如《尚書‧堯典》「光被四表」，偽孔《傳》：「光，充也。」東原認為「光」
乃「桄」之訛也。《爾雅》：「桄、熲，充也。」《說文》：「桄，充也。」又《禮記‧
樂記》鄭注：「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故〈堯典〉古本必有作「橫被四表」
106 參見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錄。
107 參見錢大昕〈與戴東原書〉，《潛研堂文集》卷 33。
108 參見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錄。
者，橫被，廣被也，如《禮記‧孔子閒居》「橫於天下」。錢氏贊同東原此說，更 為其舉一證曰：「《後漢書‧馮異傳》有『橫被四表，昭假上下』之語」109，更能 補證東原之功，足見二人砥礪為學之篤。
自惠、戴歿後，錢氏主講紫陽學院，前後達十六年，東南學子受其教者不計 其數，儼然乾嘉考據學集大成之宗師，故王引之《詹事府少詹事錢先生神道碑銘》
云：
古之治經與史者，每博求之方言、地志、律象、度數，證之諸子、傳記，
以發其旨。自講章時藝盛行，玆學不傳久矣。國初諸儒起而振之，若昆山 顧氏、宣城梅氏、太原閻氏、婺源江氏、元和惠氏，其學皆實事求是，先 生生于其後而集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