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生平及著作考述
第一節、 生平考述 一、家世淵源
戴震(1724-1777)，字慎修，一字東原，安徽省休寧縣隆阜人。生於清雍正元 年十二月1，卒於乾隆四十二年五月，年五十五。關於戴震之先世，嘗於〈族支譜 序〉自述云：
戴之先子姓。至春秋時，宋有戴、武、宣、穆、莊之族。謹按宗法，國君 之子，所謂大夫不敢祖諸侯者，故有宗道以合族屬。《大傳》曰：「有小宗 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而亦莫之宗者。」謂世子既嗣國 為君，無母弟以為大宗，則立長庶一人為小宗，以統群公子，是為有小宗 而無大宗。若有母弟，立為大宗，則群公子皆屬之，不得又立長庶為小宗，
是為有大宗而無小宗。若世子為君之外，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則此一 人為無宗而亦莫之宗。據此考之，戴公之子武公，武公之子宣公，此世子 嗣國為君者也。宋之有戴族，則戴公之群公子，從宗而合族屬焉。武族、
宣族則武公、宣公之群公子，各從宗而合族屬焉。莊、穆已下亦然。此與
《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為氏者」義殊。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 概稱之曰氏、曰姓。戴氏之稱，緣於戴族。顏師古注史游《急就篇》云：
「戴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是也。前代治譜牒者，不知有公子文，而承 武公、宣公下及書傳所有公卿名人，悉牽引聯采。且於武公注云：「官至 司徒」，則不解宋以武公廢司徒之語矣。於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謚為姓」，
則不解字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戴公已下，護公已上，不審
1 洪榜《戴先生行狀》云：「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己巳生邑里之居第。」
信也。2
戴震闡述戴氏之由來，源自殷商子姓，春秋時宋國有戴族，戴氏乃由戴族而 得氏之名。然而，戴震云「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概稱之曰氏、曰姓」、「戴 公生公子文，遂稱戴氏」，又云「此與《春秋傳》之云『孫以王父字為氏者』義 殊」。顯然戴震認為戴氏之戴，乃因戴公之謚為「戴」，故自其子公子文而後始稱 戴族、戴氏，此又與「孫以王父字為氏」(即孫以祖父之字為氏)的傳統說法不同。
按：戴震此處之見解，實已觸及古代姓氏制度以及謚法之問題，蓋古代姓、
氏有別，姓以血緣受錫，氏則以有功受封。氏又與族同，如《左傳‧定公四年》：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 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
此處「殷民六族」、「殷民七族」同於「殷民六氏」、「殷民七氏」。
又如《左傳‧隱公八年》云：「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此處文云「諸侯以字為 謚，因以為族」、「公命以字為展氏」，可見諸侯以生時之字命死後之謚，又以謚 命名其氏族，故魯隱公命無駭之族為展氏，此又可作為族、氏同義之證。其次，
杜預《春秋左傳注》云：「公孫之子以王父(祖父)字為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也，
故為展氏。」杜注之後，唐孔穎達《正義》、宋鄭樵《氏族略》皆從之，並多為 治春秋左傳學者接受，此即東原所言「孫以王父字為氏」(即孫以祖父之字為氏) 的傳統說法也。然而，後人亦有反對杜注者，如楊伯峻云：
杜云以王父字為氏，蓋本《公羊傳》之說。明傅遜則以「展」為無駭本人 之字。以文義觀之，傅遜之說較可信。自杜注而後，孔《疏》、鄭樵《氏
2 參見《戴震文集》(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 10 月台一版)，卷第十一。
族略》、《唐書‧宰相世系表》，均從杜氏誤說矣。3 楊希枚亦云：
諸侯命謚之制係以死者生前「冠而字之」的「字」或尊稱(幼名以外的正 式稱名)命為死後的謚稱：而這個謚稱此後也就因以為其族的族稱。換句 話說，「名」和「字」是人的生稱，而「謚」則是死號。死號如依生字而 稱，是即《左傳》所謂「以字為謚」。《傳》文既僅言「以字為謚」，而未 言「以先人字為謚」，則此所謂「字」自指死者生前的字。因此杜氏「氏 其先人之字」云云，自顯屬妄說。……古者諸侯以其生時的「字」命其死 後的謚，是即《左傳》所謂「諸侯以字為謚」之制。此項制度不僅應為「因 行而謚」以外的另一條謚法，請為古者生死同稱、生稱謚，或生稱死謚不 辨的現象的促成因素。無駭即公子展。傳統謂無駭為公子展之孫的說法，
似據「孫從王父字為氏」之說而誤解《傳》文的結果，其說似誤。4
以上二氏說法甚確，《左傳》明言「諸侯以字為謚」，並未言「以先人字為謚」， 顯然是說諸侯以生前之字當作死後之謚號。其次，諸侯又以謚號命名其氏族，故 魯隱公命無駭之族為展氏，無駭當即公子展也，「展」為其生前之字，以及死後 之謚，又為氏族之名也。因此，杜預云「公孫之子以王父(祖父)字為氏，無駭，
公子展之孫也，故為展氏。」杜說明顯有誤，犯了「增字解經」的毛病，《左傳》
並無「孫以王父字為氏」之例。
據此推論，戴震云「當時以先公之謚別族，後世概稱之曰氏、曰姓」、「戴公 生公子文，遂稱戴氏」，此說正合於《左傳》「諸侯以字為謚」之制，公子文稱戴 氏亦如無駭之族稱展氏也。戴氏之稱，既源於春秋時宋國之戴族，戴族又源於戴 公之謚(亦生前之字)，故包含公子文以下之後世子孫皆可稱戴氏。因此，戴震批 評戴氏族支譜牒部分記載不確，如云「宣公注云：『始以王父謚為姓』，則不解字
3 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 年 9 月再版)，頁 62。
4 參見楊希枚〈《左傳》「因生以賜姓」解與「無駭卒」故事的分析〉，《先秦文化史論集》(北京：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 年 8 月)，頁 74-105。
族之辨，錫姓之義矣。蓋譜牒所記，戴公已下，護公已上，不審信也。」此認為 戴公至護公之間的族譜記載多有疑問，護公以下較可信也，故接著又說：
護公南唐天祐中為兵馬使，本居歙之篁墩，因戍守婺，留居婺鳳亭里。護 公子曰壽公，為中書舍人。壽公子曰安公，官銀青光祿大夫，謚忠恭，即 今隆阜所追之一世。遷隆阜，自顏公之子睿公。睿公凡十四傳，至外公，
是為三門支系所起。又十四傳至弁，而謹述是譜繫次，斷自護公，始信則 傳信也。公子文至護公，中間代系遙隔，不從舊譜序列，不敢濫承也。5 按：「護公南唐天祐中為兵馬使」，「南唐」乃「唐」之誤，「天祐」為唐昭宣 帝年號6。「護公」之孫「安公」，官拜南唐銀青光祿大夫7，乃戴震本支隆阜所奉 之一世祖也。戴震雖明言「遷隆阜，自顏公之子睿公」，而張立文卻云「戴安子 名奢，父死後避世隱居不仕，遷隆阜定居，是隆阜戴氏始遷祖」8，戴奢即顏公，
則始遷隆阜者又可能是顏公，如此則與戴震所言有異。然而，戴震既云「吾族譜 系，百有餘年未修矣」，則〈戴氏宗譜〉疏漏之處必多，戴震治學精研慎重，且 身為戴氏宗族一份子，其說應較為可信，故本文仍依從戴震說法，戴氏始遷隆阜 者，應以睿公為是。
睿公，三世祖，字光榮，生於宋開寶庚午(西元 970 年)，卒於祥符己酉(西元 1009 年)，得年四十歲。睿公以下，傳至戴震父弁，封文林郎，為第二十九代，享 壽八十一歲(1699-1779)，娶妻朱氏，贈孺人。戴震父祖三代皆不仕，少家貧，父 弁依靠族人的資助，經營布業於江西之南豐，戴震年輕時亦曾隨父至南豐經商9。 徽地山多田少，耕種不易，居民多經商維生，也形成一種樸實、質重的民風，戴 震嘗自云：
5參見戴震〈族支譜序〉，《戴震文集》(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 10 月台一版)，卷第十一。
6 鮑國順《戴震研究》第一章之〈家世〉一文已指出此誤。
7 據張立文《戴震》一書附錄〈戴氏宗譜〉云：「壽死後，子安(字寧叔)為右軍衙前總管，領兵守 饒，頗有威德，後仕南唐，保大(943-957)中，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上柱 國。」
8 參見張立文〈戴氏宗譜〉，《戴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4 月)，頁 317。另外，胡槐 植〈戴震族系簡譜〉亦同張氏說法，參見氏著〈戴震在徽州〉一文(收錄於《戴震學術思想論稿》)。
二文說法實皆根據《隆阜戴氏宗譜》(明嘉靖修，清康熙抄本)。
9 參見張立文《戴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4 月)，頁 2。
吾郡少平原曠野，依山為居，商賈東西行營於外，以就口食。然生民得山 之氣，質重矜氣節，雖為賈者，咸近士風。且至窮巷里曲之婦人女子，其 節操比於丈夫。以余所聞 ：或凍餓以死而不悔；或更數十年之艱辛，極 然後得安；或上受國恩，光旌其閭；或老死屋下，力不克揚請，終泯沒莫 之知。鄉土相連接，古老遇，一言之，足入耳感心，抑又山國之民仁，相 與目為庸德之行，非所奇特。10
徽地這種樸實、質重的民風，也蘊育了戴震實事求是、矜尚氣節的治學態度 與人格特質。
二、事蹟考略
(一)、早年刻苦自勵
戴震生而體貌厚重，性端嚴。十歲始能言11，十三歲就傅讀書12，過目成誦，
日數千言不肯休。授《大學》章句，至右經一章以下，問塾師曰：「此何以知為 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師應之曰：「此朱文 公(按：指朱熹)所說。」即問：「朱文公何時人？」曰：「宋朝人。」又問：「孔子、
曾子何時人？」曰：「周朝人。」又問：「周朝宋朝相去幾何時矣？」曰：「幾二 千年矣。」又問：「然則朱文公何以知然？」師無以應，曰：「此非常兒也。」梁 啟超認為戴震「此種研究精神，實近世科學所賴以成立，而震以童年具此本能，
其能為一代學派完成建設之業固宜。」13
戴震讀書，每一字必求其義，塾師略舉《傳》《注》訓解之，震意每不釋然。
10 參見戴震〈戴節婦家傳〉，《戴震文集》卷十二，頁 205。
11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洪榜〈戴先生行狀〉、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江藩〈戴震傳〉
等文主張戴震十歲始能言。又程瑤田〈五友記〉、凌廷堪〈東原先生事略狀〉、魏建功〈戴東原年 譜〉則以為九歲始能言。二者有所歧異，本文暫依前者之說。
12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誤將「始能言」與「就傅讀書」合為同年之事，併繫於十歲下，鮑 國順認為依據洪榜〈戴先生行狀〉、凌廷堪〈東原先生事略狀〉，東原就傅讀書事，當在十三歲。
(參鮑國順《戴震研究》，頁 14。)鮑說可從，凌廷堪〈東原先生事略狀〉既云：「年十餘，入鄉塾，
讀《詩》。」且東原十歲始能言，亦無當年即可以讀書之理，故段《譜》明顯不確也。
13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
師不勝其煩，因取漢許叔重《說文解字》十五卷授之。震大好其書，學之三年，
盡得其節目。又取《爾雅》、《方言》及漢儒《箋》《注》之存於今者，搜求考究。
一字之義，必貫群經，本六書以為定詁。由是盡通前人所合集《十三經注疏》，
舉其辭無遺，時震年十六、七矣14。戴震曾謂弟子段玉裁曰：「余於疏不能盡記，
經、注則無不能背誦也」、「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
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又嘗與段玉裁書云：「僕自十七 歲時，有志聞道，謂非求之六經孔孟不得，非從事於字義、制度、名物，無由以 通其語言。宋儒譏訓詁之學，輕語言文字，是猶渡江河而棄舟楫，欲登高而無階 梯也。為之三十餘年，灼然知古今治亂之源在是。」15此正顯示出戴震重視語言 文字之學，以小學來通經明道的治學途徑。
戴震十八歲，隨父至南豐客居經商，並就近「課學童於邵武」，此後二、三 年期間並於課餘自學進修，而「經學益進」。乾隆七年，戴震二十歲，自邵武歸 返休寧隆阜，同縣儒者程中允(程恂)16甚愛重之，曰：「載道器也。吾見人多矣，
如子者，巍科碩輔，誠不足言。」
乾隆十三年戊辰，戴震年二十六歲，娶妻朱氏(後封孺人)，生子中立，震卒 後中立亦病歿，朱氏乃以震弟漁卿之子中孚為繼嗣17。又生有女一人，許嫁戶部 主事曲阜孔繼涵次子廣根18。
乾隆十四年己巳，戴震著有《爾雅文字考》十卷，自序云：
古故訓之書，其傳者莫先於《爾雅》。六藝之賴是以明也，所以通古今之 異言，然後能諷誦乎章句，以求適於至道。……余竊謂儒者治經，宜自《爾 雅》始。取而讀之，殫心於茲十年。……夫援《爾雅》以釋《詩》、《書》，
據《詩》《書》以證《爾雅》，由是旁及先秦已上，凡古籍之存者，綜覈條
14 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15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16 程恂，字慄人，雍正甲辰進士，任北運河同知，授翰林院編修。
17 段玉裁〈誥封孺人戴母朱夫人八十壽序〉云：「既葬先生(按：指戴震)，而中立又病歿矣。……
中立已娶無子，夫人謀於宗族，以先生之弟，漁卿孝廉之子中孚為後，漁卿祇此一子，俟中孚子 多分紹之。」(《經韻樓集》卷八，頁 29。)
18 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貫，而又本之六書、音聲，確然於故訓之原，庶幾可與於是學。19
大體而言，戴震二十七歲前雖曾問學於程恂等人，然其學問仍以自得為多。
其治學路徑率由語言文字入手，故運用《爾雅》、《說文》等小學書籍來考證《詩》
《書》等六經，也奠定戴震早期學問之基礎。
乾隆十七年，戴震三十歲之時，休寧大旱，斗米千錢，戴震家中乏食，乃與 麵舖相約，賒貸麵食，遂舉家食麵者累月，並閉戶著成《屈原賦注》初稿。友人 金榜曾謂東原之堅強，窮困時能日行二百里。凡此可見東原之刻苦自勵，以及窮 困成學之精神與毅力。
(二)、問學江永
乾隆十五年庚午，戴震二十八歲，與同郡友人鄭牧、汪肇龍、程瑤田、方矩、
金榜等六七人，問學於江永、方婺如。江永，字慎修，婺源人，生於康熙二十年，
卒於乾隆三十七年，年八十二。江永為諸生治經數十年，精於《三禮》及步算、
鐘律、聲韻、地名沿革，博綜淹貫，巍然大師。
前人多謂戴震師事江永，然而戴、江二人僅止於相與問學、切磋學術而已，
江永甚至嘆服戴震歷算之學。(江、戴二人關係詳見下節)其次，或謂戴震在名物 制度、律曆步算以及聲韻方面的成就乃受江永之啟迪，然而觀戴震在得識江永之 前，已完成〈自轉車記〉、《策算》、《考工記圖》、《轉語》等著作，其學仍以自得 為多，也才能令江永嘆服。因此，江永對戴震而言，應屬學術前輩的身分，二者 存在著相與問學的關係，並未有嚴格拜師入門的師生關係。然而，江永雖非戴震 拜門授業之師，但因二人相與問學，頗有會通之處，江永之學對戴震必起著一定 程度的影響，故二人之關係宜在師友之間。
(三)、《詩補傳》初成
19 參見戴震〈爾雅文字考序〉，《戴震文集》卷三，頁 44。
乾隆十八年癸酉仲夏，戴震年三十一歲，撰成《詩補傳》二十六卷，並序之。
其後東原入都，乃別錄修改《詩補傳》辨證部分另成一帙，為《毛鄭詩考正》四 卷。又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東原四十四歲時，復刪定癸酉所成之《詩補傳》，定 為《杲溪詩經補注》一書，作為其《詩經》學之定論，然僅成二《南》而已。「杲 溪」二字，非東原別號，段玉裁認為乃以此自別於諸言詩者，況戴震不隨俗為別 號，天下稱東原先生而已。
因此，《詩補傳》可說是東原早年遍注《詩經》之作，乃乾隆年間唯一研究
《詩經》之專著，其後之《毛鄭詩考正》或《杲溪詩經補注》，皆可視為《詩補 傳》之進一步之修正與增補，皆代表戴震詩經學的研究成果。
至於《詩補傳》的解經立場，乃不拘守毛、鄭等漢學家，亦不拘守朱子等宋 學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故戴震〈毛詩補傳序〉云：
先儒為《詩》者，莫明於漢之毛、鄭，宋之朱子。然一詩而以為君臣朋友 之詞者，又或以為夫婦男女之詞，以為刺譏之詞者，又或以為稱美之詞，
以為他人代為詞者，又或以為己自為詞。其主漢者必攻宋，主宋者必攻漢，
此說之難一也。……今就全詩，考其字義名物於各章之下，不以作詩之意 衍其說。蓋字義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詳覈而知，古籍具在，有名證 也。作詩之意，前人既失其傳者，非論其世，知其人，固難以臆見定也。
姑以夫子之斷夫三百者，各推而論之，用附於篇題後。20
(四)、與是仲明論學
乾隆十八年，戴震與是仲明相晤，震出示所撰〈詩補傳序〉以及辨鄭衛之音 一條，與是仲明論學，翌日是氏命其弟子程某前來向戴震借閱《詩補傳》一書，
東原辭謝之，遂作〈與是仲明論學〉一信回覆，其云：
僕所為經考，未嘗敢以聞於人，恐聞之而驚顧狂惑者眾。昨遇名賢枉駕，
20 參見《戴震文集》卷十，頁 146-147。
望徳盛之容，令人整肅，不待加以誨語也。又欲觀末學所事得失，僕敢以
〈詩補傳序〉並辨鄭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今程某奉其師命來取《詩補 傳》，僕此書尚俟改正，未可遽進，請進一二言，惟名賢教之。21
按：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將〈與是仲明論學書〉定在乾隆二十二年 丁丑，戴震三十五歲時所作，其云：
二十二年丁丑，三十五歲。是年識惠先生於揚之都轉運使盧君雅雨署 內。……〈與是仲明論學書〉當亦其時所作。仲明名鏡，是姓，江陰人，
客遊於揚者。欲索先生〈詩補傳〉觀之，先生答此書。「平生所志，所加 功，全見於此」，亦以諷仲明之學非所學也。仲明築室於江陰舜過山講學，
其人不為先生所重，故諷之。22
錢穆則反對段《譜》定三十五歲之說，疑大約是己巳、庚午兩年之作也。錢 氏舉出數證，其一是根據〈是仲明年譜〉，乾隆十四年己巳(仲明年五十七)春遊徽 州，翌年庚午五月之徽州，遊黃山，核驗東原〈與是仲明論學書〉之語氣，疑是 己巳、庚午兩年是、戴相晤於徽州時事也。其二，根據〈是仲明年譜〉，丁丑是 仲明已年六十五，並無客遊揚州事。段玉裁所謂二人於揚州相晤事，純出推想。
其三，段玉裁作〈戴東原先生年譜〉時，年已八十，譜中頗有誤憶誤排者，又《戴 震文集》所收之〈與是仲明書〉題注撰作之年為癸酉，與年譜違異，可證年譜不 足盡據。因此，錢氏推測今《戴震文集》之〈詩補傳序〉，文中雖明書作於癸酉 仲夏，然或是東原後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故是書雖不能確定其年月，
謂在癸酉東原未入都前，諒無大誤23。
因此，〈與是仲明書〉的確切寫作年代遂有爭議，段玉裁《年譜》定在戴震 三十五歲至揚州之作，確實過晚，錢氏批評段《譜》頗有誤憶誤排者，亦屬事實。
考〈與是仲明論學書〉文中既云戴震出示〈詩補傳序〉，又〈詩補傳序〉文中又
21 參見《戴震文集》卷九，頁 139-140。
22 參見《戴東原先生全集》附錄。
23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44-345。
有「時乾隆癸酉仲夏，戴震撰」之字眼，則〈與是仲明書〉之作必不得早於乾隆 十八年癸酉仲夏，錢穆說〈詩補傳序〉為後定之稿無據，仍應以戴震自言之第一 手資料為確24。故《戴震文集》將〈與是仲明論學書〉題注為癸酉之作，符合戴 震癸酉仲夏作〈詩補傳序〉之事實，段玉裁《年譜》誤排為丁丑之作。至於錢穆 疑為己巳、庚午之作(戴震二十七、八歲)，亦屬過早，當時戴震《詩補傳》尚未 完成，序文勢必尚未寫定，自然也不可能在此時有「僕敢以〈詩補傳序〉並辨鄭 衛之音一條，檢出呈覽」之言。因此，〈與是仲明論學書〉當依《文集》題注，
定為乾隆十八年癸酉(戴震三十一歲)之作。
(五)、入京名動公卿
乾隆十九年甲戌25春，戴震因同族豪紳侵占祖墳，與之訟獄相爭未果，恐遭 豪紳構陷入獄，乃脫走京師，衣食幾不繼26。在京三、四年，結交錢大昕、秦蕙 田、紀昀、王昶、朱筠、盧文弨、王鳴盛等知名學者，眾人多嘆賞其學，並折節 與之論交。秦蕙田延聘東原協修《五禮通纂》，紀昀刻印其《考工記圖》，姚鼐更 請以師事之，王安國且延聘東原至家，教導其子念孫學業。一時之間，戴震學術 名滿天下。錢大昕記東原在京之事云：
一日，攜其所著書過予齋，談論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嘆曰：「天下奇 才也。」時金匱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學，求精於推步者，予輒舉先生名。
秦公大喜，即日命駕訪之，延主其邸，與講觀象授時之旨，以為聞所未聞。
秦公撰《五禮通考》，往往採其說焉。高郵王文肅公安國亦延致先生家塾，
24 戴震《詩補傳》的序文及考證部分，大致成於癸酉年。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續成《杲溪詩經 補注》。故戴震〈詩比義述序〉云：「昔壬申、癸酉歲，震為《詩補傳》未成，別錄書內辨證成一 祑。」故《詩補傳》之作不得早於壬申、癸酉之年，序文之作於癸酉仲夏，自屬合宜。
25 戴震入京時間，段《譜》、洪《狀》記為乾隆二十年乙亥，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則認 為根據錢大昕自編年譜以及王昶《戴東原先生墓誌銘》皆定為乾隆十九年甲戌，錢、王二人乃東 原知交好友，其所言東原入都結交之說乃親身經歷，應較洪榜、段玉裁等弟子追記之說為確。錢 穆說法較合情理，茲從其說。
26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云：「蓋先生是年訟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墳，族豪倚財，結交縣令，
令欲文致先生罪，乃脫身挾策入都，行李衣服無有也。寄旅於歙縣會館，饘粥或不繼，而歌聲出 金石。」錢大昕〈戴先生震傳〉亦云：「年三十餘，策蹇至京師，困於逆旅，饘粥幾不繼，人皆 目為狂生。」
令其子念孫師之。一時館閣通人：河間紀太史昀、嘉定王編修鳴盛、青浦 王舍人昶、大興朱太史筠，先後與先生定交，於是海內皆知有戴先生矣。
27
(六)、結識惠棟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戴震三十五歲。自京南遊至揚州，識吳派大師惠棟於揚 州都轉鹽運史盧見曾官署內，時惠棟年六十一歲。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 松厓，江蘇吳縣人，生於清康熙三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三年，享年六十二。棟 是乾嘉考據學中吳派的創始人，惠、戴二人相見，堪稱學術史之大事。戴震回憶 二人當年相見之情形云：
前九年，震自京師南還，始覿先生於揚之都轉鹽運使司署內。先生執震之 手曰：「昔亡友吳江沈冠雲嘗語余，休寧有戴某者，相與識之也久，冠雲 蓋實見子所著書。」震心方訝少時未定之見，不知何緣以入沈君目，而憾 沈君之已不及覯，益欣幸獲覯先生。28
又凌廷堪亦云：「二十二年歸自京師，客揚州盧運使見曾所，與元和惠徵君 棟論學有合。」29因此，惠、戴二人相談甚歡，論學有合。
(七)、會試屢次不第，收段玉裁為弟子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戴震四十歲。是年東原鄉試中舉，考官為嘉興少司寇錢 東麓(汝誠)，大庾戴太史筤圃(第元)，同考官為金匱縣知縣青田韓先生介屏(錫胙)，
錢、韓二人乃段玉裁啟蒙房師，韓介屏嘗語段玉裁曰：「闈中閱東原卷，文筆古 奧，定為讀書之士，榜發，竊自喜藻鑑不謬。」30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東原四十一歲。春，入都參加會試，不第。其後乃居新
27 參見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錄。
28 參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頁 167。
29 參見凌廷堪〈東原先生事略狀〉，《校禮堂文集》卷三十五。
30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附錄。
安會館，一二好學之士，如汪元亮、胡士震輩，皆從東原講學。段玉裁適在京師，
久慕先生名，乃往從問學，並屢請師事之，東原不許。東原此時將〈原善〉(初稿)、
〈尚書今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等三篇重要文章寫定，段玉裁嘗協助抄錄
31。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東原四十四歲。是年東原參加會試，不第，乃居新安會 館，後又館於裘文達公宅邸，文達公命子孫師之，故直隸總督裘行簡乃其徒也。
同年段玉裁入都會試，往見東原，東原面辭玉裁拜師之手札，並書一札文云：「古 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此時東原 仍堅持與段玉裁相友，不欲為師。然段玉裁仍不放棄，及至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夏，
東原友人朱珪為山西布政司使，邀東原與若膺同往，東原客朱珪署中，玉裁主講 壽陽書院。玉裁乃重提拜師入門之事，東原見其意至誠，乃勉從之，朱珪因云：
「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也。」段玉裁可說是戴震最得意 的門生，段氏終其一生，對東原可謂尊崇禮敬，並多方維護東原之學說主張，而 在文字音韻之學的成就，亦頗能傳東原之緒。
(八)、考究《水經》，釐清經注
乾隆三十年乙酉，東原四十三歲。是年夏六月，東原因讀胡渭《禹貢錐指》
引《水經注》而有所疑，乃檢原書輾轉推求，始發現《水經注》自唐以來，經注 互訛。東原乃為其書立文定例，就酈道元所注，考定《經》文，令《經》、《注》
不相亂，至秋八月，別為一卷。其後東原奉召入四庫館，纂修《水經注》，其綱 領即依照此卷之法也。錢大昕亦深贊東原在校正《水經注》上的貢獻，並詳載其
31 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云：「先生大制作，若《原善》上中下三篇，若〈尚書今文古文考〉，
若〈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皆癸未以前，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作也。玉裁於癸未皆嘗抄謄。」
錢穆則考云：「此定東原《原善》三篇皆癸未以前作者，由懋堂謂是癸酉、甲戌以後十年內者，
此亦約略之辭，並無確據。以今考之，《原善》三篇，大約在丁丑遊揚州識松厓以後，以東原論 學至是始變也。」(參氏著《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頁 358) 按：東原所著《原善》三篇，最遲完 成於癸未，應無可疑，但只是初稿本。三年後，即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東原擴大原書內容，並將
〈讀易繫辭論性〉、〈讀孟子論性〉二文收入，而成《原善》三卷本。又《年譜》云：「乾隆丙戌，
玉裁入都會試，見先生，云『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謂《孟子字義疏證》也。」此處所謂《孟 子字義疏證》當即《原善》之擴大本，段玉裁有所誤也，錢穆已有詳辨。
事云：
《水經注》訛舛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混於《經》
者，則《經》、《注》之淆，南宋時已然。先生獨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
「《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 納群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 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 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 云『逕』。以是推之，《經》、《注》之淆可正也。」閻百詩、顧景范、胡朏 明雖善讀古書，猶未悟斯失。先生始釐正之，同時頗有狂而不信者，予深 贊成其說。今武英殿所刊，用先生校本，海內始復見此書之真面目焉。32
(九)、《原善》完稿，義理之學初具
乾隆二十八年癸未，東原四十一歲，《原善》上中下三篇成，此為東原《原 善》之初稿。段玉裁記東原之言云：「作《原善》篇成，樂不可言，喫飯亦別有 甘味。」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東原四十四歲。戴震、段玉裁皆入都參加會試，東原面 告玉裁曰：「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玉裁誤以為《孟子字義疏證》，實即《原善》
之擴大本，錢穆嘗辨明之，其云：
今《文集》(段氏《經韻樓本》)所收，即始為之三章，《遺書》本則修改 之上、中、下三卷也。上卷十一章，中卷五章，下卷十六章，而每卷首章 即《文集》本之三篇，惟語有所改省。又《文集》有〈讀易繫辭論性〉、〈讀 孟子論性〉兩篇，又即為《遺書》本《原善》卷上、卷中之二章，蓋以篇 幅較長，可以分別成文，故又收之《文集》耳。或東原當時，既成《原善》
三篇，又成〈讀易繫辭〉、〈孟子論性〉兩篇，遂增擴而為《原善》三卷也。
32 參見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錄。
丙戌，懋堂入都，親見東原本《原善》三篇舊稿，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
則東原所告懋堂「近日做得講理學一書」者，實即《原善》三篇之擴大本，
懋堂不察，未經面質，後遂誤認為東原所告乃指《字義疏證》也。33 東原《原善》自序云：
余始為《原善》之書三章，懼學者蔽以異趨也，後援據經言，疏通證明之，
而以三章者分為建首，次成上、中、下三卷，比類合義，燦然端委畢著矣。
天人之道，經之大訓萃焉。
《原善》既成，可視作東原自身的哲學思想初步形成，以有別於宋儒之理學。
這也是實踐東原「經之至者道也」、「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至乎聞道」
的學術主張，東原由訓詁名物入手的通經方式，更要由瞭解經書中蘊含的聖賢道 理之「明道」為歸宿。
(十)、會晤章學誠
乾隆三十一年丙戌，東原四十四歲。是年春夏之交，章學誠(1738-1801)久慕 東原之學，經鄭虎文之介紹，往見戴震於休寧會館，二人乃有第一次的會晤34。 章、戴二人會面，亦屬學術界一大事也。章學誠當時年二十九歲，學術尚未成熟，
對於東原之學敬佩者多，尤其推崇其言義理的〈原善〉篇，並與朱筠等人力爭東 原此學價值遠在於訓詁名物之上，故實齋可說是東原學術上的知己，如實齋〈與 族孫汝楠論學書〉云：
往僕以讀書當得大意，又年少氣銳，專務涉獵，四部九流，泛覽不見涯涘。
好立議論，高而不切；攻排訓詁，馳鶩空虛。蓋未嘗不憪然自喜，以為得 之。獨怪休寧戴東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學者，無論學問文章，先坐不曾 識字。僕駭其說，就而問之。則曰：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
33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61。
34 章學誠〈答邵二雲書〉：「丙戌春夏之交，僕因鄭誠齋太史之言，往見戴氏休寧館舍，詢其所學，
戴為粗言厓略。」(參氏著《文史通義補遺續》，北京古籍出版社。)
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嘗重 媿其言……可為慚惕，可為寒心！35
又實齋〈答邵二雲書〉亦云：
時在朱先生門，得見一時通人。雖大擴平生聞見，而求能深識古人大體，
進窺天地之純，惟戴氏可與幾此。而當時中朝薦紳負重望者，大興朱氏、
嘉定錢氏，實為一時巨擘。其推重戴氏，亦但云訓詁名物、六書九數用功 深細而已，及見《原善》諸篇，則群惜其用精神耗於無用之地，僕於當時 力爭朱先生前，以謂此說似買櫝而還珠，而人微言輕，不足以動諸公之聽。
36
章學誠為浙東學派的代表人物，其學術取向乃藉由考證史學以求義理，雖與 東原考究經籍以通經明道主張不同，但在學術的最終目的方面，二人皆以義理為 歸宿。余英時認為章、戴二人此次初晤，對後來章學誠學術思想的發展影響甚大，
其云：
總結地說，實齋丙戌和東原的第一次見面，對實齋而言，具有兩方面的重 要意義：一是考證方面的挑戰，一是義理方面的印證。考證的挑戰使實齋 深切地瞭解到不能「空談義理」，從而遂折入「先求徵實，再議擴充」的 途徑。……義理的印證對實齋的影響更大。……東原之學以明道為極，故 考證只是過程，義理才是歸宿。對實齋而言，這樣的看法在當時真是空谷 足音。實齋抱其孤往之見，與並世通人皆落落不能合，內心轉滋疑惑。及 識東原，他始在義理問題上初次得到印證。這一印證對實齋極具鼓勵作 用，使他有勇氣重新肯定自己在學問上所一向堅持的義理方向。此後實齋 在學術思想方面的主要發展幾乎都可以追溯到他和東原的第一次晤談。37 可見戴、章二人的第一次相見，給與實齋不能「空談義理」的啟示，也鼓舞
35 參見《章氏遺書》卷十二，文集七，商務本冊三，頁 314。
36 參見《文史通義補遺續》，北京古籍出版社。
37 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11 月)，頁 16-17。
了實齋重新肯定自己在學問上一貫堅持的義理方向。其後，章學誠於史學日益有 進，乾隆三十八年(西元 1773 年)癸巳夏，章、戴二人又相遇於寧波道署，二人對 於「方志」乃有不同觀點之爭論，章氏自云：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與戴東原相遇於寧波道署。……戴君經術淹貫，名 久著於公卿間，而不解史學。聞余言史事，輒盛氣凌之。見余《和州志》
例，乃曰：「此於體例則甚古雅，然修志不貴古雅。……夫志以考地理，
但悉心於地理沿革，則志事已竟。侈言文獻，豈所謂急務哉？」余曰：「余 於體例求其是爾，非有心於求古雅也。……方志為古國史，本非地理專門。
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獻非其所急，則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考沿革者，
取資載籍；載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雖我今日有失，後人猶得而更正也。
若夫一方文獻，及時不與搜羅，編次不得其法，去取咸失其宜，則他日將 有放失難稽，湮沒無聞者矣。……然則如余所見，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 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38
章學誠認為史學不限於考古，乃在於通古今之變，故對於修方志，主張搜羅 當世各地之文獻，而不重地理沿革，因古籍已載，不須贅述。故章學誠在修方志 的看法上，表現出「詳今略古」的傾向，這有點像今日的田野調查一般，訪求當 時地方留存之文獻資料，並加以編次整理使其不失也。戴震則不然，其主張修方 志首重「地理沿革」，表現出「考古」、「重視歷史文獻」的傾向。其實，章、戴 二人對於「方志」之爭論，也與他們學術觀點不同有關，戴震之學乃是「尊經」、
「考古」，要考究三代六經之遺文，以求得古聖人賢人之理義；章學誠之學則是
「尊史」、「重今」，認為「史學所以經世」，重視當代的制度。因此，二人各從經 學與史學的觀點辯論「方志」之法，其分歧於理可知也。後來，同年稍後二人又 於杭州相會，當時戴震與吳穎芳談論，批評鄭樵《通志》，這次章學誠以為戴震 不通史學，「不足深辯」，乃未再與戴震相爭。
38 參見章學誠〈記與戴東原論修志〉，收入《章氏遺書》卷十四，第二冊。
(十一)、奉召入都，修纂《四庫全書》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東原五十一歲。乾隆開四庫館，于敏中、紀昀、裘日修、
劉統勳等人推薦東原參與《四庫全書》之纂修，東原遂以舉人特召充纂修官至京，
如乾隆三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內閣奉上諭云：
前據辦理四庫全書總裁奏請將進士邵晉涵、周永年、余集，舉人戴震、楊 昌霖調取來京，同司校勘。業經降旨允行，但念伊等尚無職任，自當予以 登進之途，以示鼓勵，著該總裁等留心試看年餘，如果行走勤勉，實於辦 事有益，其進士出身者准其與壬辰科庶吉士一體散館，舉人則准其與下科 新進士一體殿試。39
自此，戴震與邵晉涵、周永年等同入四庫館編校經籍，乃將考證治學的工夫 融入官書的編纂之中。李慈銘云：「《總目》雖紀文達、陸耳山總其成，然經部屬 之戴東原，史部屬之邵南江，子部屬之周書倉，皆各集所長。」40《四庫全書總 目》之經部雖未必皆東原所成，但此言也可證東原在經部纂修上佔極重要的地位。
東原在四庫館所校官書，以天文、曆算、地理、水經、小學、方言、古禮為 多，據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列舉，大略有《水經注》、《九章算術》、《五經 算術》、《海島算經》、《周髀算經》、《孫子算經》、《張丘建算經》、《夏侯陽算經》、
《五曹算經》、《儀禮‧釋宮》、《儀禮集釋》、《項氏家說》、《蒙齋中庸講義》、《大 戴禮》、《方言》等書。
乾隆四十年乙未，東原五十三歲，是年再次參加會試不第，皇帝特命東原與 當年貢士一體殿試，賜同進士出身，並授翰林院庶吉士，天下因稱東原為「戴吉 士」。從乾隆三十八年迄四十二年，約四、五年時間，東原皆盡心於四庫館編校 經籍之工作，「精心推覈」、「悉心耘治」、「焚膏宵分不倦」，以至於「鞠躬盡瘁，
死於官事」也。錢大昕記其事云：
39 參見《辦理四庫全書檔案》，頁 17a。收入《四庫大辭典》，頁 1853。
40 參見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台北：世界書局，1961 年)，頁 1119。
癸巳歲，天子開四庫館，妙選校讎之職，總裁諸公疏荐先生，以鄉貢士入 館充纂修官。特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乙未夏，授翰林院庶吉士。
先生起自單寒，獨以文學為天子所知，出入著作之庭。館中有奇文疑義，
輒就咨訪，先生為考究巔末，各得其意以去。先生亦思勤修其職，以稱塞 明詔。經進圖籍，論次精審。晨夕披檢，靡間寒暑，竟以積勞致疾。丁酉 夏，卒於官，年五十有五。41
洪亮吉亦論戴震與邵晉涵入四庫館對學界影響甚大，其云：
乾隆之初，海內乂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 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按：指邵晉涵)與戴君又 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 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 矣。……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啟之，下之即謂出于君與戴君講 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42
(十二)、作《緒言》、《孟子字義疏證》 ，理義大成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東原四十七歲，在山西布政司使朱珪府中草擬《緒言》
之初稿，因而假病十數日，後起而語朱珪曰：「我非真病，乃發狂打破宋儒家中
《太極圖》耳。」43及至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東原五十歲時，《緒言》完稿寫定。
程瑤田云：「丙申影抄(《緒言》)時，戴本首葉有『壬辰菊月寫本』六字」44，因 知《緒言》於壬辰寫定。又《緒言》實為《孟子字義疏證》之初稿，如段玉裁《戴 東原先生年譜》云「《孟子字義疏證》，原稿名《緒言》。」段氏又云：「(《緒言》) 改定於丙申冬後，丁酉春前，是為《孟子字義疏證》。」45
41 參見錢大昕〈戴先生震傳〉，收入《戴震文集》附錄。
42 參見洪亮吉〈邵學士家傳〉，《卷施閣文甲集》卷九。
43 參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書〉，《經韻樓集》卷七。
44 此為段玉裁引程瑤田之語，參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書〉，《經韻樓集》卷七。
45參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書〉，《經韻樓集》卷七。
又東原於乾隆四十二年丁酉正月十四日，與弟子段玉裁書云：
古賢人聖人以體民之情、遂民之欲為得理，今人以己之意見不出於私為 理，是以意見殺人，咸自信為理矣。46
同年四月二十四日，又作書與段玉裁云：
僕足疾已踰一載，不能出戶，定於秋初乞假南旋，實不復出也。僕生平著 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此正人心之要。今人無論正邪，盡以 意見誤名之曰理，而禍斯民，故《疏證》不得不作。47
又有江蘇彭紹升(字允初)，與東原論學，彭氏好佛家之學，認為孔孟程朱與 釋氏無異，以所作《二林居制義》出示東原，東原亦以《原善》、《孟子字義疏證》
示彭氏，二人對宋明理學之觀點頗多歧異。其後，彭氏修書批評東原《原善》、《孟 子字義疏證》是「役役焉執筌遞以為至道」48，東原乃於丁酉四月作書回覆彭氏 云：
宋以前，孔孟自孔孟，老釋自老釋，談老釋者高妙其言，不依附孔孟。宋 以來，孔孟之書盡失其解，儒者雜襲老釋之言以解之。於是有讀儒書而流 入老釋者。有好老釋而溺其中，既而觸於儒者，樂其道之得助，因憑藉儒 書以談老釋者。……足下之道成矣，欲見僕所為《原善》。僕聞足下之為 人，心敬之，願得交者十餘年於今。雖《原善》所指，加以《孟子字義疏 證》，反覆辯論，咸與足下之道截然殊致，叩之則不敢不出。今賜書有引 為同，有引為異，在僕乃謂盡異，無毫髮之同。49
此亦段玉裁《年譜》所云：「以六經孔孟之旨，還之六經孔孟；以程朱之旨，
還之程朱；以陸王佛氏之旨，還之陸王佛氏，俾陸王不得假冒程朱，釋氏不得冒 孔孟。」50錢穆認為東原特提「理欲之辨」以駁宋儒，其說惟見於《孟子字義疏
46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47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48 參見彭紹升〈與戴東原書〉，《戴震全集》，頁 225。
49 參見戴震〈答彭進士允初書〉，《戴震文集》卷八。
50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
證》，《原善》、《緒言》皆無之。至於丁酉東原與玉裁之兩書，鄭重提及，正是初 成書後語也。因此，《孟子字義疏證》之作，必定在丙申程瑤田抄錄《緒言》之 後，而即成於是年。及至翌年丁酉正月，東原與玉裁書，正為「理」字義解，乃
《孟子字義疏證》最後新得，故屬草既竟，即以函告。又東原丁酉四月與玉裁書 云「僕生平著述最大者為《孟子字義疏證》一書」，則可見其新著初成躊躇滿志 之情也51。
因此，《緒言》為《孟子字義疏證》之初稿，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東原五十 四歲時，《孟子字義疏證》著成，此為東原學術最後的歸宿，並自序云：
孟子辯楊墨，後人習聞楊墨老莊佛之言，且以其言汩亂孟子之言，是又後 乎孟子者之不可已也。茍吾不能知之亦已矣，吾知之而不言，是不忠也，
是對古聖人賢人而自負其學，對天下後世之仁人而自遠於仁也。吾用是 懼，述《孟子字義疏證》三卷。52
梁啟超雖認為「清代學派之運動，乃研究法的運動，非主義之運動」，似乎 否定清代學術有哲學主義的成分。然而，梁氏論戴震《孟子字義疏證》一書時，
則承認實具戴氏哲學之性質，乃「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其云：
《孟子字義疏證》，蓋軼出考證學範圍以外，欲建設一「戴氏哲學」矣。……
綜其內容，不外欲以「情感哲學」代「理性哲學」。就此點論之，乃與歐 洲文藝復興時代之思潮之本質絕相類。……其哲學之立腳點，真可稱二千 年一大翻案；其論尊卑順逆一段，實以平等精神，作倫理學上一大革命。
其斥宋儒之糅合儒佛，雖辭帶含蓄，而意極嚴正，隨處發揮科學家求真求 是之精神，實三百年間最有價值之奇書也。53
三、 師友淵源
51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64。
52 參見戴震〈孟子字義疏證序〉，《戴震全書》(張岱年主編，黃山書社 1995 年)第六冊。
53 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十一。
(一)、江永
江永(1681-1762)，字慎修，安徽婺源(清屬安徽徽州，今屬江西)人。嘗見明人 邱濬《大學衍義補》徴引《周禮》，甚愛之，求得其書，朝夕諷誦。又鑽研《十 三經注疏》，凡古今制度以及鐘律聲韻輿地，無不探源索隱，尤長於天文地理之 學。
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云：
先生姓江氏，名永，字慎修，婺源之江灣人。少就外傅時，為里中童子治 世俗學。一日，見明丘氏《大學衍義補》之書，內徵引《周禮》，奇之。
求諸積書家，得寫《周禮》正文，朝夕諷誦。自是遂精心於前人所合集《十 三經注疏》者，而於《三禮》尤功深。……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
步算、鐘律、聲韻尤明。……《經》《傳》中制度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 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所著書：《周禮 疑義舉要》六卷、《禮記訓義擇言》六卷、《深衣考誤》一卷、《禮經綱目》
八十八卷、《律呂闡微》十一卷、《春秋地理考實》四卷、《鄉黨圖考》十 一卷、《讀書隨筆》十二卷、《古韻標準》六卷、《四聲切韻表》四卷、《音 學辨微》一卷、《推步法解》五卷，《七政衍》、《金水二星發微》、《冬至權 度恆氣法》、《歷辨》、《歲實消長辨》、《歷學補論》、《中西合法擬草》各一 卷，《近思錄集注》十四卷。54
支偉成認為「皖派經學，實自江、戴開宗」55，將江永與戴震並列為皖派之宗 師，又以為「戴震受學于江永」，似乎江、戴二人乃師生關係。今人李開56、漆永 祥57亦以為戴震在二十歲時從師于江永， 盡得其學。因此，似乎學界普遍認為戴 震師事江永，東原乃江永之受業門生。然而，據洪榜〈戴先生行狀〉謂戴、江二
54 參見《戴震文集》卷十二，頁 178-182。
55 參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岳麓書社，1998 年 8 月)，頁 69。
56 參見李開《戴震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 年 8 月)，頁 15。
57 參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60。
人關係云：
婺源江先生永治經數十年，……先生(按：指戴震)一見傾心，因取平日所 學就質正焉。江先生見其盛年博學，相得甚歡。一日，舉歷算中數事問先 生曰：「吾有所疑，十餘年未能決。」先生請其書，諦觀之，因為頗析比 較，言其所以然。江先生驚喜，歎曰：「累歲之疑，一日而釋，其敏不可 及也。」先生亦嘆江先生之學，周詳精整。……蓋先生律曆聲韻之學，亦 江先生有以發之也。58
許承堯詳考江永、戴震二人交往的經過以後，認為二人「誼在師友之間，原 未嘗著籍稱弟子。」59余英時亦從二方面來證明許說可從，第一：根據現存的第 一手資料，也就是戴震生前相知所為傳記，固無一人曾謂江、戴有正式的師生關 係。第二：戴震對師弟之道，素極重視，在他心目中，所謂師弟關係，專指受業 而言，並非普通問學之謂。他與江永的來往，既然僅是問學，而非受業，所以也 就稱不上有正式的師生關係。60鮑國順亦贊同余說，其云：
余氏第一點說明舉例，仍有討論空間。如王昶在〈江慎修先生墓誌〉中便 云：「先生(江永)弟子著籍甚眾，而戴君及金君榜，尤得其傳。」盧文弨
〈河洛精蘊序〉亦云：「向者吾友戴東原在京師，嘗為余道其師江慎修之 學，而歎其深博無涯涘也。」王昶與盧文弨皆為東原的知交好友，所記當 是親有所感。至於余氏的第二點理由，則極有見地，這是我們在判定江、
戴是否有師弟關係之前，所必須要深切認識的。東原由於堅持嚴格的師弟 意義，故在他的著作中，迄未承認江永是他的正式老師，甚至還有「僕自 少時家貧，不獲親師」的自白。因此卒後友好所作傳記，都不及此點。至 於王昶、盧文弨所述，則當是從一般世俗的角度，觀察而得。蓋東原平日 口談，並不曾隱諱自己從江永問學的事實，王昶等人才有東原是江永學生 的印象。事實上，就東原的立場而言，他與江永，誼在師友，並沒有正式
58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59 參見許承堯〈戴東原先生全集序〉，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60 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11 月)，頁 210-229。
的師弟關係。61
按：許、余、鮑三家說法可從，戴、江二人為相與問學之關係，戴震乃江永 之忘年交友，而非有嚴格受業之師生關係。故錢大昕《江先生永傳》云：「休寧 戴震少不譽於鄉曲，先生獨重之，引為忘年交。」62余廷燦《戴東原先生事略》
亦云：「初，君與其同郡鄉先生江慎修永相講貫，友善。」63至於王昶《江慎修先 生墓誌銘》及盧文弨《河洛精蘊序》二文謂江、戴二人乃師生關係，此當如上文 鮑國順所言乃是一般世俗的觀點，並非戴震自己認定的師生關係。另外，據紀昀
《考工記圖序》云：「戴君語予曰：『昔丁卯戊辰間，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 士次風先生，學士一見而嘆曰：誠奇書也，今再遇子奇之，是書可不憾矣。』」64 若以戴震曾對紀昀稱程恂為「先師」，則似乎戴震亦曾師事程恂也，然多數學者 多不曾言程恂為戴震之師65，且紀昀之言乃引述戴震談話，屬間接證據，究非戴 震親言之直接證據，有可能經過紀昀主觀之加工。又加上洪榜、王昶、段玉裁等 記錄戴震之相關事略行狀中，亦無明顯提到程戴二人乃師生關係之言，故當如同 江永與戴震二人間的問學關係，並非受業之師。
其次，戴震一生於師弟之道極為慎重，從不肯輕易收弟子，姚鼐曾欲以戴震 為師，戴震回信云：
至欲以僕為師，則別有說：非徒自顧不足為師；亦非謂所學如足下，斷然 以不敏謝也。古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僕與足下，無妨交相師，而參互 以求十分之見，茍有過則相親，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謂，固大善。
昨辱簡，自謙太過，稱夫子，非所敢當之，謹奉繳。66
甚至弟子段玉裁多次欲請戴震為師，戴震亦多次婉謝，謹以朋友相稱，如段
61 參見鮑國順《戴震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 年)，頁 24-25。
62 參見錢大昕《潛研堂文集》卷三十九(萬有文庫本)，第五冊，頁 619。
63 參見《戴震文集》(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 10 月)附錄，頁 274。
64 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所引，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65 少數學者如張立文認為戴震常稱程恂為「先師」，戴震問學先後，當先程恂，次江永，次方婺 如。似乎以為程恂與戴震乃師生關係。(參見氏著《戴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1 年 4 月)，
頁 6。)
66 參見戴震〈與姚孝廉姬傳書〉，《戴震文集》(台北：華正書局，1974 年 10 月)，頁 142。
玉裁《東原先生札冊跋》云：
余辛巳不第，旅食都門。癸未，東原先生至，心慕其學，屢請正師弟之稱，
不許。先生不第歸，遂致書稱弟子。丙戌相見，遽言尊柬久欲奉還，朋友 自可取益，悉必此也。今冊中猶存三札，繳還稱謂。于以知先生德盛禮慕，
遠出昌黎氏抗顏之上。67
又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亦記其事云：
三十一年丙戌，四十四歲。入都會試不第，居新安會館。始玉裁癸未請業 於先生，既先生南歸，玉裁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先生是年至京，面辭 之，復于札內辭之。又有一札云：「上年承賜札，弟收藏俟繳，致離舍時，
匆匆檢尋不出。在吾兄實出於好學之盛心，弟亦非謙退不敢也。古人所謂 友，原有相師之義，我輩但還古之友道可耳。今將來札奉繳。」觀於姬傳 及玉裁之事，可以見先生之用心矣。直至己丑相謁，先生乃勉從之。朱文 正公(按：指朱珪)嘗曰：「汝二人竟如古之師、弟子，得孔門漢代之家法 也。」68
戴震對姚鼐及段玉裁皆婉拒為師，只願以朋友相稱，並闡述朋友之義云「古 之所謂友，固分師之半」，「古人所謂友，原有相師之義」，可見在戴震觀念中，
互相切磋學業的朋友已具有相師之功能，而不須執守師生之名份，故不輕易收取 門徒。因此，戴震對於程恂、江永、方婺如等前輩學者，也只是問學相師的關係，
後者在戴震的觀念中只是彼此切磋學業的忘年之友而已，並非是受業之師。
再次，戴震早年雖非受業於江永，二人乃彼此問學之友，然戴震對於江永之 學術仍極佩服，對其稱呼亦頗恭敬，多稱「江先生」、「江慎齋先生」，甚至因自 己本字慎修與江永同，遂廢去不用，改以東原為字，亦可見其早年對江永之禮敬。
然而，據余英時所言，晚年戴震學術日益不同於江永，江永在戴震心目中的地位 遂不若早年之高，故在晚年著作《聲韻考》卷三、〈六書音韻表序〉之文中皆稱
67 參見段玉裁《經韻樓集》卷七，頁 48-49。
68參見段玉裁《戴東原先生年譜》，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安徽叢書》第六集)。
江永為「吾郡老儒江慎修永」，直呼其名諱且稱「吾郡老儒」69。若江永為戴震之 業師，豈有弟子直呼老師名諱且乏恭敬稱呼之理也？故二人必非師生關係，世人 多有誤解，如魏源、王國維等人竟以此言批評戴震背師70，今人陳勝長亦認為戴 震晚年諱稱江永為師乃因其無高尚之人格71，凡此皆因不了解江、戴二人並非受 業師生之關係而然。
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江永卒於家，東原作〈江慎修先生事略狀〉，狀 次江永之治經要略，著書卷數，並盛贊云：
先生讀書，好深思，長於比勘，步算、鍾律、聲韻尤明。……經傳中制度 名物，先生必得其通證舉視此。蓋先生之學，自漢經師康成後，罕其儔匹。
72
江永雖非東原之授業親師，但其主張由訓詁名物考經的治學路徑與戴震相 合，二人雖為相與問學之關係，江永之學術對東原應有相當影響。江永之學亦因 東原之引薦而知名，如東原云：
戴震嘗入都，秦尚書蕙田客之，見書笥中有先生(按：指江永)歷學數篇，
奇其書。戴震因為言先生。尚書撰《五禮通考》，摭先生說入觀象授時一 類，而《推步法解》則取全書載入。73
洪榜亦云：
乾隆二十七年，江先生以疾卒於家，先生(按：指戴震)為之狀其行實及著 書卷數，上之續文獻通考館、史館，以備采擇。其後學士朱公督學安徽，
檄盡取江先生之書，上之於朝，亦由先生力為表揚之也。74
69參見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6 年 11 月)，頁 229。
70 如魏源《書趙注水經注後》云：「戴為婺源江永門人，凡六書、三禮、九數之學，無一不受諸 江氏。……及戴名既盛，凡己書中稱引師說，但稱“同里老儒江慎修＂而不稱師說，亦不稱先生。
其背師盜名，合逢蒙、齊豹為一人。」王國維《觀堂集林‧史林四》亦謂戴震：「平生學術出于 江慎修。……其于江氏亦未嘗篤在三之誼，但呼之曰“婺源老儒江慎修＂而已。」
71 參見陳勝長〈論戴震之師承問題〉，收入《考證與反思》(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 年 8 月)，
頁 47-70。
72 參見《戴震文集》卷十二，頁 178-181。
73 參見戴震〈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文集》卷十二，頁 181。
74 參見洪榜〈戴先生行狀〉，收入《戴東原先生全集》附錄。
戴震更因為過度推服江永之學，而引致部分學者不滿，如關於天文曆算之 學，自明末利馬竇傳入西法，其與中法有異，一時頗為流行；至清初宣城梅文鼎 亦精於曆算推步之學，以中國傳統推步之法，兼取西法，而趨向中西並用。及至 江永，深於推步曆算之法，著有《翼梅》一書，雖名為發揮宣城之說，然於西法 尤其推崇，甚至引西法以難梅氏。戴震天文曆算之學，受江永啟發不少，雖本身 有自得之處，與江永專重西法不同75，但仍大力推服江氏之學，此乃引致錢大昕 不滿，遂致書東原云：
前遇足下於曉嵐所，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 言是信，恨不即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
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申之。其言頗不滿於宣城，
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人所用而 已。……當今學通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 特為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76
由此可證戴震對於江永甚為禮敬，更為之延譽，雖江、戴無師徒之名，但實 有師徒之情。另外，本文中錢氏稱東原「豈少習於江，而特為之延譽」，只是說 東原年輕時候曾向江永問學，但未嘗以師徒相稱。若江永確係東原授業之師，則 錢氏豈能直言批評江永之學，而勸東原不要遵守師門之法呢？故江、戴之間應是 無師徒名份的問學關係。
(二)、惠棟
惠棟(1697-1758)，字定宇，號松厓，江蘇元和(今蘇州市吳縣)人，生於清康 熙三十六年，卒於乾隆二十三年，享年六十二。惠氏三世傳經，棟之祖周惕，原 名恕，字元龍，號研溪，康熙朝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著有《易傳》二卷、《詩
75 如焦循云：「徽士談天，師弟異轍。」(注：江永重西法，戴震重中法。)參見氏著〈國史儒林文 苑傳議〉，《雕菰集》卷十二，頁 183。
76參見錢大昕〈與戴東原書〉，《潛研堂文集》卷 33。
說》三卷、《春秋問》五卷、《三禮問》六卷。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評周 惕云：「綜清一代談漢儒之學者，推東吳惠氏三世，先生實其創始者，良不忝云。」
77周惕子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晚年自號半農居士，學者稱紅豆先生。士奇 為康熙朝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其盛年兼治經史，晚年尤深於經學，撰有《易 說》六卷、《禮說》十四卷、《春秋說》十五卷。士奇解經頗重漢儒之說，如論《易》
云：
《易》始于伏羲，盛于文王，大備于孔子，而其說猶存于漢。不明孔子之
《易》，不足與言文王；不明文王之《易》，不足與言伏羲。舍文王、孔子 之《易》而遠問庖牺，吾不知之矣。漢儒言《易》，孟喜以卦氣，京房以 適變，荀爽以升降，鄭康成以爻辰，虞翻以納甲，其說不同，而指歸則一，
皆不可廢。78 又如論《周禮》云：
《禮經》出于屋壁，多古字古音；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
故古訓不可改也。康成注經，皆從古讀。蓋字有音義相近而訛者，故讀從 之。後世不學，遂謂康成好改字，豈其然乎？康成《三禮》、何休《公羊》，
多引漢法，以其去古未遠，故借以為說。79
惠棟繼承父祖家學，專攻經書，宗尚漢學，著有《周易述》、《易漢學》、《周 易本義辨證》、《周易爻辰圖》、《易例》、《九經古義》、《古文尚書考》、《左傳補注》、
《後漢書補注》、《續漢志補注》、《松崖筆記》、《九曜齋筆記》、《松崖文鈔》等。
惠棟治學亦重視漢儒經注，強調由識字審音以求經義，其云：
漢人通經有家法，故有五經師訓詁之學，皆師所口授，其後乃著竹帛。所 以漢經師之說立於學官，與經師並行。《五經》出於屋壁，多古字古言，
非經師不能辨。經之義存乎訓，識字審音，乃知其義。是古訓不可改也，
77 參見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長沙市：岳麓書社，1998 年 8 月)，頁 27。
78 參見惠士奇《易說》。
79 參見惠士奇《禮說》。
經師不可廢也。80
這種重視漢儒經注，以及由小學入手以求經義的觀點，也正是戴震一貫之主 張，其《毛鄭詩考正》等早期論著即是秉持這種治學立場，故戴震肯定惠棟這種 觀點云：「松崖先生之為經也，欲學者事於漢經師之故訓，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
由是推求理義，確有據依。」81又云：「惠君與余相善，蓋嘗深嫉乎鑿空以為經也。」
82這也是惠、戴二人「論學有合」之處，也是吳、皖二派共同的治學趨向。
戴震與惠棟相見，確實對其學術發展造成影響，使其更重視漢儒的經注成 果，也更堅持藉由訓詁名物來通經的成學路徑。然而，若直言戴震接受惠棟「唯 漢是從」的主張，則又不然。部分學者即認為戴震與惠棟相會後，論學有所轉變，
如錢穆認為「東原論學宗旨，其時以後蓋始變」，認為東原之前主張「漢儒得其 制數，宋儒得其義理」，後則認為「所得盡在漢，所失盡在宋，義理統於故訓典 制，不啻曰即故訓即典制而義理矣。是東原論學一轉而近於吳學惠派之證。」又 云：「然則惠、戴論學，求其歸極，均之於六經，要非異趨矣。」83錢穆似乎以為 東原此時已接受惠棟的學說，以至於吳、皖二派近同也84。今人漆永祥贊同錢穆 之說，以為戴震與惠棟相見之後，學風發生轉折性變化，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治經由漢宋兼採到獨重漢儒」，一是「義理由尊重宋儒到大反理學」85。 然而，戴震終究與惠棟不同，惠棟主張嚴守漢儒家法、唯漢是從的觀點，則 不為戴震接受，戴震為學不專主一家，「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反對墨守漢 儒經注，其〈答鄭丈用牧書〉云：
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覈者，皆未志乎聞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篤，如南
80 參見惠棟〈九經古義述首〉，《松崖文鈔》卷一，頁 4。
81 參見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戴震文集》卷十一，頁 168。
82 參見戴震〈古經解鉤沉序〉，《戴震文集》卷十，頁 146。
83 參見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9 月)，頁 355-357。
84 如黃順益亦認為「綜觀戴震入都後，其治學之轉趨於考據，並以漢儒為宗而力存古義，其受惠 棟的影響，脈絡是可循的。」(參氏著《惠棟、戴震與乾嘉學術研究》，中山大學博士論文 1999 年 6 月，頁 132。)
85 參見漆永祥《乾嘉考據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頁 115-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