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建構傳播巨型理論之弔詭，乃在於對傳播巨型理論「主體」
存在的質疑；此一問題過去在傳播學門的發展定位上一直是焦點，因而 值得再次提出並討論。
也就是說，如果傳播本身就具有「多元、發散」的本質，我們是否 真能建立或何需建立所謂具備主體意識的巨型理論。這種對知識主體質 疑的討論可謂相當多元（參見趙雅麗，2005），尤以針對「後現代∕現
代」的觀點所進行的論辯最為熱烈。
後現代意識的興起來自工業革命後期資訊暴增的傳播環境。這種資 訊暴增的現象，讓我們來不及逐字、逐義、逐類仔細辨識、咀嚼與組 合，便須對訊息進行接收、轉換，並在行動、實踐中與真實揉和，以致
「能指」與「所指」分離，擬仿取代了真實。當今以「後現代」為主流 的學術圈瀰漫著對「現代」的反動與否定，其基本質疑乃在於：我們能 否在「擬仿與破碎」的符號大行其道之後現代社會，繼續使用對過去社 會觀察所獲致的現代理論以描述後現代社會之諸種現象。
事實上，後現代與現代並非決然斷裂，即如布希亞所提的「擬仿 物」（simulacrum）概念並非獨屬於後現代社會之產物。就符號建構意 義角度觀之，後現代中「米老鼠、007」等各種媒體與符號產製出之
「擬仿物」，實與宗教世界中對「神、鬼」之「超感知經驗」無甚差 異，而後者早在現代社會之前就已存於人類文明。因此，真實、再現、
擬仿可能在後現代社會中共同存在，重新界定了「真實」的幾種可能 性，把「擬仿」的論述推到極致，掉入了化約論與普遍主義的陷阱（陳 光興，2000: 205）。
而對知識的主體性而言，後現代所標示之「不連貫、破碎」特質並 無損於主體的構成。即使Michel Foucault 不贊成史學總將「不連貫、破 碎」的史料素材「簡化、泯滅」以求構成史學的連貫主體，但對於這些
「不連貫、破碎」的史料，過去亦認為「史家將永遠不停歇其分門別類 的工作」，而「新」史學「將採取不同的形式與功能來因應」（轉引自 王德威譯，1998: 76-79）；換言之，主體只是蛻變，不是消失。
或如 Habermas 所言，根本沒有所謂的後現代問題，當代風起雲湧 對後現代的討論其實是現代化的自我反省－「為什麼不能說後現代離不 開現代的啟蒙計畫呢？」（轉引自蔡錚雲，2001: 73; 92-93）。當然，
後現代現象確實存在，但對不同意義層次、不同傳播情境而言，「後現 代」的影響與實踐亦有所不同。這就如同每個人對電視節目的選擇、閱 讀的方式、甚至家居的生活步調皆可能具有後現代所標識之「無主體、
破碎」特性，但這絕不表示我們對政府的想像與期待也如後現代般地邁 向「無主體、破碎」。同樣的，在質疑主體的後現代論述中，一位教授 後現代理論教師之課堂論述是否也是另一主體？而該教師所依存的學校 體制是否也是一種主體？如果將無主體性無限上綱，後現代將面臨否定 自己的窘境。
因此，「後現代」也可看成是完成現代性的未竟之志。而就傳播學 門當今的發展而言，如不先確立「現代性」，又當如何定位「後現代」
（黃瑞祺，2002；蔡錚雲，2001）？在我們尚未完成「現代」所蘊藏之 豐富寶藏挖掘之前，何需急切進入後現代的「擬仿」想像中！與其在
「現代性」與「後現代」間踟躕不前，何不徹底瞭解「現代性」與「後 現代」間可能之「異、同、競、合」關係？
當然，我們還可以提問，即便進入後現代的當下，我們為什麼不能 在「後現代」社會中「建構」現代理論？如果「認識」本就是一種訊息 取捨、「情境」也是一種資訊限制，許多現代理論並未悖離這種意義的 原始特質。
事實上，「現代」理論能不能用來描述與建構「後現代」的社會意 義，實也涉及了跨符號（或「跨系統」）間的比較。這就好比「言辭符 號」與「視覺符號」兩種符號體系的表意機制極為不同，必然影響了兩 者所建構之意義本質的根本差異，但這並無礙於我們透過「言辭符號」
對視覺訊息進行記載、再現、思考與建構的可能。現代與後現代「或 許」極為不同，但這並無損於兩者間的互動可能。就跨符號模式來看，
「現代性」結構與「後現代」結構之間其實也具有這種「結構∕動態」
上交相跨越的特質，而兩者之意義體現與實踐也將在彼此間「相異、相 同、相競、相合」的比對與跨越中，相互建構與凸顯。
柒、結論：從跨越中發現「傳播意義的原形、變形與完 形」
本文以為，「跨符號傳播模式」的重要意義在於，任何意義體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