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救贖力量和女性意識
黃春明被譽為小人物的代言人，作品充滿悲天憫人的關懷，一般都指向他 早期的文字作品諸如〈魚〉、〈兒子的大玩偶〉、〈鑼〉等。實際上，在他自稱轉 為社會性較強的小說〈蘋果的滋味〉、〈我愛瑪莉〉和〈小寡婦〉時，也保留著
54 陳芳明，〈激流亂雲〉，收於楊澤主編，《七○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 出版社，1994 年），頁 48。
一貫的憐憫色彩，特別是〈小寡婦〉裡，對美國大兵的悲憫之情，既顛覆了「狂 熱」的態度，也翻轉了「憎惡」，或許接近「友善」，但又不全然將自我與他者 文化現實視為正面，反而是從負面形象著手，給予正面的增值。無獨有偶地，
陳映真的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雖與黃春明的〈小寡婦〉書寫筆法迥異，卻 對美國人形象有若干相符的元素。陳映真另一篇短篇小說〈賀大哥〉，保留對越 戰的批判，但對於美國人的角色充滿同情寬待，間接顯現出陳映真的立場望之 激越，實則寬厚。透過小說表彰的憐憫情懷，我們發現對美國人形象的閱讀將 一掃殖民主義的既定模式，而是與殖民帝國的邊緣人物建立共謀關係，以子之 矛攻子之盾。就像〈小寡婦〉裡面吧女和黑人的連結：
十一年前剛出道的時後，是在台北的紅玫瑰酒吧出勤。那時認識一位黑 人官史密斯。他使她嚮往美國，使她以為去了美國就可以擺脫所有的痛 苦。看在這份上，她也就不在意他是黑人了。史密斯還說：「你是黃種人，
我是黑種人，我們都是一樣的有色人種。跟我們不同的是白種人。」說 到白種人，還咬了牙說。（頁128）
這是吧女阿青的回憶，也是她美國夢的開始和幻滅，黃春明點出的是有色人種 的相互依存關係。而這種關係，在陳映真的〈六月裡的玫瑰花〉發揮地更完整。
〈六月裡的玫瑰花〉的小說情節，主要是圍繞著上等兵巴尼（Barney）和吧女 艾密麗。當艾密麗自慚於吧女以及養女（從小就被賣出去的女孩）的身分，巴 尼卻安慰她：「一百年前，我們曾經像牲口般被拍賣！可是你瞧，現在我是個軍 曹哩……。」（頁14）靠著彼此的憐惜，兩人最終竟發展出夫妻般的愛情。
如此看來，陳映真和黃春明都採取了女性的救贖力量，表現對於邊緣或是 弱勢美國人的悲憫之情，同時女性在此不單只可以被男性消費的形象視之，更 有著翻轉性別與階級的可能，這和薩伊德所舉的福樓拜和埃及舞（神）女庫加 的例子不甚相同。福樓拜認為東方女性「不過是機器，他們分不清這個男人 和那個人有何不同。」於是「東方不只是暗示生育力，還象徵性的允諾（及威 脅）、永不疲乏的肉感、無限的慾望」55在陳映真和黃春明的小說裡，吧女的行
55 同註 14，頁 268-270。
業原是如同大眾文化所販售的商品一般，有標準規格，但在反越戰的主旨下，
東方的性取而代之的是反剝削和相互慰藉的功能。〈六月的玫瑰花〉裡上等兵巴 尼，從越戰戰場休假的一星期，在台灣酒吧間尋求慰藉，並愛上吧女艾密麗，
誓言娶之為妻，可是在一夜狂歡後，巴尼病了，他對精神科醫生娓娓道出越戰 的陰影：
「你分不清他們誰是誰─他們看起來都一樣。扁平的臉、斜翹的眼、
黑色的棉布衫。而我只有一個人，你相信我嗎？」
「我完全相信你。」醫生說：「我沒忘了你是在一個戰場上。」
「我昏睡在那個矮小的房子外。」軍曹輕輕地說：「直到我們的部隊開來。
他們說我把整個村莊打爛了。」（頁24）
巴尼住院期間，艾密麗每天送上一朵玫瑰，整整一個六月裡。這樣的愛情讓巴 尼超脫人生的各種不公平待遇：祖先是奴隸、母親跟白人苟合以維持家計、自 己被迫在越戰濫殺無辜。他說：
「在醫院的時候，我對我自己說：平生第一次，有個人使我覺得我自己 有多重要。那個人就是你，我的小麻雀。我又對自己說：平生第一次，
我的生命裡有了一個目的，為它奮鬥……」（頁29）
〈小寡婦〉的女性救贖力量是小說結尾處的轉折。兩個十九、二十的美國 大兵─湯姆和比利，因為打死三十二名越共得以休假來台灣玩。黃春明讓比 利大醉、湯姆服用迷幻藥（LSD）來表示美國軍人在越戰的精神壓力。接待兩 位士兵的吧女菲菲和桂香各自擁有悲傷的生命故事，但對比利和湯姆卻竭力溫 柔以待。菲菲甚且從廟裡求取一平安香包送給比利，願他沙場上平安。兩年後，
比利回到台灣尋找菲菲：
比利放開菲菲的手，把大衣的另一邊掀開，讓菲菲看。但是菲菲沒看出 什麼，也沒注意。
「我的左手沒有了。」
菲菲弄清楚是什麼事的時候，露出因為難過而變形的臉，僵住了。比利 反而安慰她說：
「總算你救了我的命！」
菲菲僵傻的望著他。
「你知道？」比利伸手到胸口掏出那紅色的小香火袋說：「我一直帶在身 上。湯姆他們都死了，只有我回來。我，……」（頁 212）
一般文學評論將〈小寡婦〉裡吧女競相出賣肉體賺取美金的行徑，視為道 德淪落或台灣男性的缺席，我卻以為吧女具有另類的象徵意義，也就是說我們 應該回到美軍來台消費台灣女性的歷史語境裡，重新檢視吧女與士兵的關係。
六○年代美國加入越南戰爭，反共雖是堂皇的征戰宗旨，但戰爭所帶來的毀滅 力量，使這些參戰的美國士兵陷入生死存亡的威脅和濫殺無辜的心靈傷痛，在 東亞各國尋找吧女成為撫慰空虛的可能，然而在〈六月的玫瑰〉和〈小寡婦〉
中都提升了慰藉的層次，從上述節選的小說段落，看到的是透過吧女的安撫，
美國士兵得到了救贖的力量。
2、混血兒／養女形象的國家認同指涉
陳映真和黃春明以悲憐的角度型塑的美國人形象，牽涉到在六○、七○年 代或是更早的在歷史細縫生存的女性。如同上文意欲跳脫女性作為消費的形 象，而找尋到藉由救贖力量所形成的女性意識，我們另外在小說中還看到屬於 歷史名詞的養女，在小說中浮出歷史地表，或者說一直是西方藝術消費的東方女 性（性工作者）在本文所討論的小說文本中，以一種生命奮鬥的精神創造歷史 意義。但在國族議題上，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處理以女性取代台灣的隱喻問題。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透過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56（1904）、好萊塢電影
《蘇西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izie Wong, 1960）以及百老匯音樂劇《西貢小 姐》（1989），我們看到西方男性在亞洲消費東方女性，以及東方女性忠心的守 候，這樣的主題在越戰開打後的台灣，不只是藝術作品的特例，而是現實生活
56 《蝴蝶夫人》歌劇是根據美國導演兼劇作家大衛‧貝拉斯可原作改編而成，而這部戲劇 作品劇情取材自美國業餘作家約翰‧魯特‧隆之中篇小說。
的一環。檢視陳映真的〈六月裡的玫瑰〉和黃春明的〈小寡婦〉，我們都閱讀到 相同的場景。〈六月裡的玫瑰〉吧女艾密麗愛上了黑人軍曹巴爾奈並為他懷上孩 子，「那一定是個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伊想著：眨著一對大大的金魚眼，像 他的父親一樣。」〈小寡婦〉吧女阿青寄望去美國享福而愛上黑人士官史密斯，
並生下兒子小黑。兩者的戀人也都一去不復返，不同的是巴爾奈戰死沙場，史 密斯因吸毒被遣返美國；小說結尾艾密麗雖不知噩耗，但她終要面對現實，就 像阿青重回酒店上班養育自己的兒子。這裡已經不是催人熱淚的愛情悲劇，或 是挪用東方女性製造異國情調或是性幻想，而是台灣邊緣女性的生命奮鬥史。
在此之下，和美國人產下的私生子是比個人更大的社會及民族難題，小黑 這個缺乏家庭溫暖的混血小孩，讓人傷透了腦筋，阿青如此詮釋自己的感受：「想 到小黑，她覺得那不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事。好像她一個人對著一個極大的什 麼，而被壓下來。」黃春明寫作此文的1975 年雖早於國家領導人蔣介石過世兩 個多月，但是台灣處於戒嚴的壓力依然存在，中美關係也逐漸生變，台灣的國 族議題就像中美混血兒般，夾在美國和傳統中國之間有著身分建構的兩難。換 言之，一方面要靠美國援助和支持在國際上的中國正統地位，一方面反共復國 收回中國大陸的夢想越來越遙不可及，七○年代的台灣人民豈不也面對著一個 極大的、無以名狀的壓抑嗎？而此種身分不確定，在小說中「養女」議題上，
也可得到證明。
台灣養女57的傳統延續百年，養女制度的出現通常源於經濟狀況不佳的家 庭。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工人江阿發車禍住院，其大女孩阿珠便陷入要當 被父母賣給人家作養女的想像中，雖然為了家庭阿珠沒有過去的害怕，而且「她 一味地想著當養女以後，要做一個很乖很聽話的養女，什麼苦都要忍受。」雖 然有些養女的際遇很好，但畢竟都是個案，從阿珠的自言自語可見養女制度加 諸女性生活的恐懼，這是蔑視人權的傳統。而在〈六月裡的玫瑰〉的愛密麗說 道自己是從小被賣出去的那種養女，她的母親也是，外祖母也是，或言之，她 的養女身份是家族的宿命。當陳映真將之對映於巴爾奈的黑人奴隸史時，可以
57 關於台灣養女制度可參考盧彥光的碩士論文《清代台灣養女制度之研究》及游千慧的碩 士論文《一九五○年代台灣的「保護養女運動」：養女、婦女工作與國／家》。
很清楚看見作者意在強調邊緣族群歷來未能解決的人權問題。從妓女到養女，
小說補充了缺頁的歷史，也再次說明台灣在八○年代以前的社會景象，是在身
小說補充了缺頁的歷史，也再次說明台灣在八○年代以前的社會景象，是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