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時期再現同性情慾的文學作品在質量上確實有所缺憾。我在此部分將以 手邊可及的三篇短篇作品：在殖民台灣出版的〈同性愛〉（芳久著，1932）41、
〈花開時節〉（楊千鶴著，1942）42與李光洙於留學日本期間寫成的〈愛？〉
（1909）43進行分析。這三篇作品或明白描繪了同性情慾樣態、或隱晦偷渡了 未能言明的情感，但皆各自展現了特定社會歷史脈絡、與作者自身的「身分」
經驗。另外，這三篇作品在發表時間上幾乎橫跨了殖民時期，作者背景、使用 的語言與發表地點也呈現跨族群、跨區域性，因此我不認為這些作品足以代表 單一時期、社會、種族的同性愛書寫。反之，我認為這樣的複雜性才是理解殖 民現代性與同性愛論述的起點。
署名芳久的作者在 1932 年於《臺灣警察時報》發表了一短篇散文〈同性 愛〉，描述一名警察 A 在公園偶遇另一名男子後的對話互動；如篇名一般，小 說內容明白指涉兩男子間的情慾交流。隸屬M 警署的警察 A 在 S 公園巡邏後 坐在長凳上休息。長凳另一頭，有個男子靜靜坐著。兩人坐了一會兒後，男子 移到A 身邊，A 揣想這男子的身分與企圖，這時男子先開口了：
41 芳久，〈同性愛〉，《臺灣警察時報》第 46 期（1932 年 2 月），頁 147-148。
42 楊千鶴，〈花開時節〉（花咲く季節），原以日文刊載於《台灣文學》2 卷 3 號（1942 年 7 月），後由鍾肇政譯成中文，收於施淑編，《日據時代臺灣小說選》（台北：麥田出版，2007 年），頁277-297。
43 李寶鏡（李光洙），〈愛？〉（愛か），《白金學報》第 19 期（1909 年 12 月），頁 35-41。
「你一個人嗎？」A 聞言心想：這男人說話怎麼竟像個女人似的。
「一個人啊。在這樣的夜裡，一個人還真是寂寞啊。」什麼「寂寞」啊，
真是說了多餘的話。
「應該不是一個人吧，是在等什麼人吧？」
「真的是一個人啊。如果不是，就不會在這個地方了。」
「我也是一個人。我可以坐這裡嗎？」
「請便。」
即使在夜色裡，也看得出男子皮膚白皙；言行舉止以一個男人而言也顯 得不自然。44
在上面這段簡單的對話裡，警察A 聽到男子的第一句話（你一個人嗎？原 文：あんたお一人ですか）便判斷了該男子的「性別氣質」與「性意圖」，警察 A 在原文裡使用了「コケットリー／coquetry」一詞描述男子的語法與說話方式
「女性化」並帶有「調情」意味，並再從外表評斷男子的「不自然」。然而警察 A 對於自己脫口而出、自白了寂寞之情感到懊悔，似乎對自己袒露心情有所顧 忌，並留下伏筆。反倒是男子接下來更直白地說：
「你知道『同性愛』嗎？」
「知道。」A 毫不遲疑答道。
「那，有經驗嗎？」
「沒有。」
「沒有呀……那，我來教教你……」
說話的同時，男子已伸來左手撫摸起A 的大腿內側。A 胸口一熱，心中 升起一股搔癢難耐的奇異感覺，心臟怦怦跳動。再等等，等下一步。
「哪，可以吧。」說著，男子便往A 腿上一坐。
現行犯確認！A 心想，警員本能啟動。A 啊，其實是柔道二段。
男子就這麼被帶回警署查問。45
44 同註 41，頁 147-148。
「同性愛」一詞在此出現的方式被賦予「探水深」、「敲門磚」的功能，用 來試探的並非「情感」而是「行為」的可能性。這不同於我在前面分析的「同 性愛」精神內涵，但很可能呈現出當時「同性愛」一詞的流通性較高的狀況，
並已取代其他相關詞彙，使得各階層、性別的人在指涉同性情慾時多有挪用。
而上述這段突如其來的「動作」場面，似乎就是前一段對話的目的。作者爾後 讓被帶回警察機關的男子身分無所遁形：他是個劇團團員，平常演的是女角，
自承沒有演出時就四處物色男性。警察A 自始至終皆處於被動，連情慾被撩撥 起來時都在「等待」，唯一主動的時刻就是行使警察身分、逮捕男子之時。
然而，警察A 如「釣魚」一般以默許（或以退為進）誘導男子「出手」僅 是在「執行公務」嗎？作者讓故事結束在「回家的路上，A 不由得想著：其實 男子長得也滿可愛的……」，留下無限想像空間。作者芳久的真實身分暫且不得 而知，他曾在同份刊物發表其他兩篇散文作品，在〈同性愛〉中也使用了「非 番召集」（非平常執勤時間／臨時奉命加班）這類警用詞彙，可推敲他與警察機 關淵源頗深，作品內容也似乎有所本，深具紀實性。這意謂著同性情慾在某些 人士身上是被壓抑的，在彼時不同社會階層潛伏著不得言明的性樣貌。
在〈同性愛〉一文中富有想像空間的結尾，則被安置在〈花開時節〉的開 頭。楊千鶴（1921-2011）畢業於當時台灣唯一的女子最高學府─台北女子高 等學校，後服務於《臺灣日日新報》「婦女版」，是台灣第一位女記者。她的女 校經驗提供了〈花開時節〉的主要場景；小說中對於「婚姻、友情、幸福」的 思索掙扎即是當時女學生的共享經驗。小說裡的惠英在畢業之際與來自身邊友 人凶猛的結婚浪潮搏鬥著、辯論著：
女人的一生，不就是從嬰兒期，經過懵懂的幼年期，然後就是一個接一 個學校地讀個沒完，而在尚未喘過一口氣時，就被嫁出去，然後生育孩 子……不久就老死了。在這過程之中，真的可以把意志和感情完全摒棄，
將自己付託給命運的安排嗎？說實在，我對毫無懷疑、毫無任何心理準 備地結婚，不能不感到不安與疑惑。難道每一位結了婚的同學真的都是
45 同註 41，頁 148。
在自己的同意下做選擇嗎？只憑一時的衝動，就可以決定自己的終身 嗎？我只想靜下來，好好地想一想。我需要了解我自己，把握我自己。46
惠英在小說通篇裡不斷地拜訪「結婚前輩」、觀察已訂婚的同儕、近身參與 朱映（最要好的兩位姊妹之一）的結婚前後，再加上家裡的催促安排，卻皆無 法讓她舉步跨入婚姻隊伍中。上面引文暗示了「把握、了解自己」與「步入婚 姻」有所衝突，也就是「自我」與「體制」之間的衝突；惠英躊躇擔憂的似乎 在於：未完成自我建立就進入婚姻體制，將失去自我意志與感情。現代主體的 矛盾性即在於此，主體權力的獲得與失去在不同社會機制間相互角力，成為欲 求的驅力。關於生活裡一切無以言說的情緒，皆是「我們日常裡所接觸、所感 受的，可就是怎麼也沒法讓它具體地成形。唯一知道的是在我們來說，舊時代 的因襲和新時世的動向之間的摩擦，更強固地糾結在一塊。」47
在此我反而想替惠英發問：這樣理所當然的結婚願景究竟從何而來？以 及，為何小說中幾乎所有結婚或已訂婚的女性的婚約都是以身分條件來安排。
說好的自由戀愛呢？若回顧我在前文不斷提及的自由戀愛的解放與壓抑性、社 會各制度施加在女性身上的規範、以及女性被塑造為現代性的矛盾主體等社會 歷史框架，小說中的惠英能夠爭取的空間約莫就是延遲婚姻的到來，延遲另一 種社會機制直接對其施展規範權力。這似乎也是惠英在小說時間當下所採取的 抵抗方式。然而，以停滯作為抵抗畢竟只是暫緩之計，她更強悍的姿態應該是 小說開頭的宣言：「美麗的人啊，比起妳對我的愛，我是更深更深地愛妳的。我 這一輩子，都要這麼大聲地叫嚷下去。請妳看著吧。」48這段帶有引號的文字 似乎是一段引言，且這段文字獨立於小說內容，沒有交代連結或解釋。若是一 段引言，則其來源是哪一文本有待考究。我在此將浪漫化解讀這句引言來自惠 英內在深刻的慾望，她宣告著：我將帶著這份愛一同往前─將過去與現在的 我帶往未來。這份「愛」的內涵究竟為何？而「妳」是否指涉哪一具體對象？
作者將這段宣言與小說裡的尋找、掙扎獨立開來，與惠英內在、周圍正在發生
46 同註 42，頁 282-283。
47 同註 42，頁 286。
48 同註 42，頁 277。
的一切無涉，使我傾向大膽解讀這段文字可能指涉學生時期的「類同性愛」經 驗。一方面，我得以在前述「自我」與「體制」這組關係之外加入另一個被排 除、卻（曾經／依舊）存在的生命經驗。這個被排除的位置可以套入同性愛以 外的各種性樣態或生命經驗，只要它是被認知為能夠保障國族建構、戰爭動員 順利進行的之外的「他者」（others）。這讓我得以解釋小說中的惠英以及楊千鶴 再次在《人生的三稜鏡》中引用安德烈‧莫洛亞的《結婚、友情、幸福》裡那 句：「即使婚姻美滿，但至少在短暫間仍會扼殺少女時期的友情。因為兩種同樣 熱烈的感情是無法同時並存的。」49若再進一步追究為何「兩種同樣熱烈的感 情是無法同時並存的」，以及「友情」與「婚姻」的兩難為何特別是女學生的課 題（不見男學生的討論）時，女學生「同性愛」的社會歷史意義在此即有了解 釋。另一方面，若追究此文本的時代背景，楊千鶴於1935 年左右進入女校就讀，
如我在前文所述，彼時同性愛論述在台灣已轉型成以病理化為主軸，且在本土 知識分子間「同性愛」一詞也未形成討論引用；再者，如前舉朝鮮女性知識分 子的憶述所揭示的，同性愛在女學生脈絡裡是一種精神（而非主體）表現，是 一種真空情感而非永續選項。在上述的時代論述氛圍裡，女學生間的「同性愛」
僅得以其他方式被命名，而最理所當然的就是「友情」。我將這種「情感熱烈的 友情」解讀為「類同性愛」情愫，並非一廂情願地將之標籤在一個已然定型且 標準化的「同性愛」框架裡，而是藉此追問，即使此一詞彙在殖民初期的日本 與台灣、二○至三○年代的朝鮮女性知識分子間、三○年代末戰爭動員期間有 著不同的內涵，當多數論者分析如〈花開時節〉這樣文學作品中女性間熱烈的 情感時之所以避開「同性愛」一詞，是帶著怎樣的理解自我審查？或過於局限
僅得以其他方式被命名，而最理所當然的就是「友情」。我將這種「情感熱烈的 友情」解讀為「類同性愛」情愫，並非一廂情願地將之標籤在一個已然定型且 標準化的「同性愛」框架裡，而是藉此追問，即使此一詞彙在殖民初期的日本 與台灣、二○至三○年代的朝鮮女性知識分子間、三○年代末戰爭動員期間有 著不同的內涵，當多數論者分析如〈花開時節〉這樣文學作品中女性間熱烈的 情感時之所以避開「同性愛」一詞，是帶著怎樣的理解自我審查？或過於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