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家政策下的「客家論述轉化」

現階段針對節慶制定後，產生的結果作為討論根基，這個分析策略 則是依據羅烈師提出「亟需建立共同象徵的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為開 端，其表示：「如前所言，縱然天穿日被列入名單，為什麼最終會脫穎 而出呢？這個問題所要的答案當然不在於追問行政院客委會關於全國客 家日的決策過程，而是要在更深遠的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的趨勢下，評述 這一事件」（羅烈師 2011：47）。關於此說法，我們仍須回到羅烈師所 提及的脈絡之下來理解，他指出：「關於臺灣客家族群論述，學界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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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大致上是建構論的立場。」羅烈師表示：「候選者中的四個國曆，分 別代表了客家運動的起點與終點，無論全國客家日選定何者，都意味著 將社會運動作為建構客家族群的共同象徵。」再來說明：「當代以國曆 紀事的客家運動時事最終皆未能成為全國客家日，其實正意謂著臺灣客 家族群的建構，已放棄了富含社會運動氛圍的象徵」（羅烈師 2011：

50）。

筆者認同以上所論，由於當代客家族群意識的興起與客家族群建設 之發展，便是透過社會運動的抗爭與政治性質的策劃，方能有所成果，

這一現象則明確顯示出，客家族群由私領域的隱形化身分之協調，進而 轉化為由公領域的對外發聲的管道，因此達成相關權力的訴求與政策之 立法。其中，筆者針對羅烈師（2011）文中所「分類之方式」提出質疑，

根據先前所提，羅烈師認為「天穿日」是被劃分於傳統的農曆民俗節慶 當中之候選日，其被選定作為「全國客家日」，更可以說是「延續」傳 統文化習俗的展現；相較之下，當代的國曆中未被選為「全國客家日」

的四個候選日，則見證臺灣客家族群的建構，放棄當代社會運動紀念 日，所造成的客家認同「斷裂」一說。透過前文考據地方志中，有關天 穿日的文獻紀錄，到相關研究的爬梳回顧，最後對照實地透過訪談所得 到的結果與共識，確實發現「天穿日」並非客家族群「獨特擁有」，而 是在漢文化的架構中「持續保有」的文化節慶。

然而，在「亟需建立共同象徵的臺灣客家族群論述」的前提之下，

筆者首先主張由「天穿日」到「全國客家日」之過程，則是一個極大的

「轉化」，雖說最終仍是選定了「傳統」民俗節日，作為「當代」客家 文化節慶，不過所謂的「傳統意義」早已透過不斷詮釋的過程，導致變

異與更動。並且，筆者認為不能完全將「全國客家日」是由「天穿日」

脫穎而出之結果，視為「傳統」之「延續」，由於該日的候選制訂與遴 選過程仍有待檢驗與釐清，同時缺乏相關一手資料的參照與佐證，如以 一來很可能落入「倒果為因」的推論。其中仍須注意當代的社會鉅變所 造成的族群認同轉變，且對於「庶民百姓」來說，有關「天穿日」的認 知，很可能只是漢文化的日常習俗，並非「知識精英」所提出的族群認 同有直接「延續」之關係，為此，可說是由認知到認同上的「轉化」。

誠如靳菱菱（2010）於〈文化的發現與發明：撒奇萊雅族群建構的 歷程與難題〉一文中透過撒奇萊雅族群的例子告訴我們：「正因為族群 的想像來自菁英的驅動與由上而下的說服，不同類型的菁英對族群內涵 設定的爭議間接造成文化延續的困難，使外界開始質疑撒奇萊雅族所驕 傲的傳統文化是『新的發明』」（靳菱菱 2010：121）。同樣的，「全 國客家日」確實遭受如此質疑，並且值得注意的是面對不同世代的需求 與環境的變遷，許多傳統活動已不再具有準宗教性的功能，它反而是 一種展示∕展現差異的表演，其中牽涉到的文化內涵創新已非從內部需 要而來，反而是以滿足外人的觀看來增強自我的文化特性，在這認識自 我與滿足他者的文化想像之間無形中再現了文化的發現與發明（靳菱菱 2010：129）。

縱上所述，假若依然將「天穿日」作為「全國客家日」的過程，分 化為「農曆與國曆」的對立，或者「傳統歲時到當代節慶」之引渡，且 視為當代臺灣客家族群對於其認同之「延續」與「斷裂」之爭，勢必無 法更為全面性的探討與面對「全國客家日」在現今臺灣多元文化社會中 的定位。因此我們需要有更為開闊的視野進而理解觀察，所謂「創新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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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所帶來的後續影響及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