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豐九年左宗棠因懲治總兵樊燮，發生為樊誣告的事件，雖因 郭嵩燾潘祖蔭的解救，未獲治罪，但亦因此無法再留湘撫幕中工 作。感於科舉方是讀書人出仕必經的正途，因而決定重拾舊業，再 入京參加會試。路經湖北曾順道拜訪胡林翼與曾國藩，胡因是摯友 的關係，力勸宗棠不必再考進士，理當發揮其軍事長才，募勇成立 一支湘軍，由軍功成其勳業。並奏請清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補的官 銜，令左募勇另成一支湘軍，歸於曾國藩麾下，征剿太平軍。左遂 返湘招募三千五百人，分為四營（每營五百人）四總哨（每哨三百 二十人）親兵二百名。另加上老湘軍王鑫舊部一千四百人以及少數 他省軍隊，共五千人。65此即左宗棠所部湘軍的最基本部隊，其中 由於老湘軍成軍最早，作戰勇敢，戰鬥經驗豐富，是其所部的最重 要骨幹。
左宗棠的湘軍與其他湘軍在性質上有下列的不同：
1. 他不贊同所部全來自同一鄉里：以為如此部隊因易相互影響，一 部潰敗，則將全軍皆潰。因此他的所部大多並非來自同一鄉里。
2. 他以為部隊的能戰與否，全繫於基層幹部營官哨長。因之他不僅 注重選將，更注重精選基層幹部，使其所部基層幹部較其他湘軍 健全。66
3. 他對部將的愛護與照顧遠甚於其他湘軍將領，使其所部，團結的 意識特強，在他的大力維護下，其派閥的意識極其強烈。他的幕 府雖不似曾國藩人才濟濟，但他善於用將，並提攜不遺餘力，故 他的部將出任方面大員者特眾，計有楊昌濬蔣益澧高連陞劉松山 劉錦棠劉典等。
左部成軍後，曾國藩素知左才華出眾，又恃才傲物，不甘居人 下，遂令其自成一系，單獨作戰，不直接歸於自己指揮，使宗棠得 單獨發揮其長才。初率軍固守贛省景德鎮，繼而進向浙東，負責經
65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49下。唯根據日後左致曾國藩函所 部實伍千七百人。見左宗棠撰，《左文襄公全集》，卷5，〈書牘〉，頁56下。
66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頁218-219。
營浙江，力阻太平軍援皖，由此可看出曾氏的善於待人。而在這一 方面左宗棠實不如曾氏遠甚。
由於左宗棠善於用兵，而與他相抗的對手李世賢，雖亦驍勇善 戰，但究非太平軍主力，故其贛東浙江的經營，一帆風順，輕易得 手。在曾國藩的奏薦下，宗棠於咸豐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 2 月）
出任浙江巡撫，使其宦途從此進入飛黃騰達的順境。但他與曾國藩 的關係，反而竟公然決裂。首先兩人因爭江西的餉源趨於不和。繼 而由於立場不同，齟齬更深，再加以左與曾之得意門生李鴻章的爭 佔浙西防地與鹽課，於是乃成為水火不能相容。此時江西巡撫沈葆 楨亦因曾國藩所部湘軍索取贛餉過甚，與曾決裂。於是形成沈左結 成一體，共同與曾為敵。使左沈與曾國藩的關係，恰如諺語所云：
共患難易，共富貴難。
浙江收復後，左宗棠所面臨的浙江善後工作是異常艱困的。蓋 浙江經激烈的戰事蹂躪，業已十室九空，人口喪失十分慘重，
1857-1866 年人口減少約五分之一。67如何快速使浙江恢復如同過 去般的繁榮，確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左宗棠所採取的方法與曾國藩 在皖贛等收復地區所推行的並不完全相同。曾國藩注重士紳階層在 社會中所具有的領導作用。因此他積極號召士紳返鄉恢復舊有的社 會秩序，亦即行所謂的禮治或紳治。而左宗棠則不然，由於他個人 在思想觀念上重農，相信孟子所言，仁言不如仁聲，能深入民心。
而他心目中的民，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此時浙江既人口銳減，農田 荒廢，他所亟於推行的，則是如何復甦經濟，紓解民困。而招民前 來移墾，允許，甚至鼓勵，山地棚戶，或外地農民，進入荒廢之區 開墾，並獎勵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養蠶種茶植棉等，這些遂成為他 推行政務中的當務之急。此時正值西方國家來華大量採購絲茶，因 此他的這項措施，乃使浙江經濟快速復甦，再加以浙江原是人口高 度過剩地區，而今戰爭使其人口由過剩而銳減為不足，更因有大量 人口的移入，勞力得到相當補充。故經濟很快由復甦再趨繁榮。
67 1857至1866年浙江人口由三千萬減為二千四百萬，減少約20％。見拙著，《中國現 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49。
就他的這種招墾移民在人口流動的性質上言，是屬於一種社會 下層的人口水平流動，即相同的社會下層的人口，由甲地移往乙 地。由於社會上層士紳階層未變，因而使社會上下層間，短時期內 曾產生磨擦，衝突，甚至一度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例如新移民的 佔地霸耕，或抗不交租等。
左宗棠對於浙江民風的澆薄貪利好鬥，極其厭惡，曾說：浙民 富者急於求利，貧者拙於謀生，畏盜匪，欺兵勇，民與兵仇，紳與 官吏仇，久之民與民仇，紳與紳仇，而傾軋之風日熾。68因之他要 改革民風。幸而，大量樸實勤奮的農民移入，使得其民風亦得有所 中和改進。這種社會變遷雖非他始所料及，似乎也可以視為是其一 項貢獻。
對於士紳，左宗棠本之於外儒內法抑制豪強的思想，非常厭惡 做官的宦紳及擁有資財的商紳。這兩種士紳也就是所謂權重勢大的 權紳。對於這些人他是要予以抑制的。他痛恨宦紳的干政與口岸商 紳的斂財依附洋人。曾因在滬任洋行買辦並與美人華爾共組常勝軍 的甯波商紳楊坊中飽餉銀，吝於捐款賑災，下令通緝。對於干預浙 地方事務的浙籍京官，他雖無可奈何，但內心中亦是深惡痛絕的。
要而言之，左宗棠所推行的善後措施，對浙江經濟的復甦與繁 榮，是有其貢獻，對於社會則改進之處則不及經濟。
基於外儒內法的觀念，左宗棠在軍務與吏治上，大力採行信賞 必罰的措施，他嚴格的裁汰營務廢弛的湘軍與綠營。李元度的十五 營安越軍，故被裁僅留五營。對於綠營，其處置更不留情，將在杭 州會戰未曾盡職的布政使林福祥及總兵米興朝予以正法。儘其可能 的裁汰綠營，將所得缺額，補以年輕能戰的湘軍。對於治績不佳的 地方官亦多給予嚴懲。使浙江的軍務與吏治頓時振作，氣象一新。
在財稅的改革方面，他如同在湖南所為，先整頓田賦。浙省自 明代以來田賦素較他省為重，而今大亂之後，農田荒蕪，地主積欠 田賦累累。左宗棠的整頓辦法是：先奏准將浙省戰亂地區的田賦豁 免一年，繼而革除各地田賦的浮額，重訂稅則，使浙全省田賦征額
68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奏稿〉，頁18。
減低約三分之一。69為了解決浙省財政的困絀，他實力改革釐金，
仿照其在湘所行者，改為兩起兩驗，以增加稅收。70對於鹽課，他 先是與曾國藩李鴻章力爭浙鹽的引課完全歸浙。繼而因戰亂所行之 引岸制度完全破壞，乃實力推行票法。在觀念上，他視商人是貪利 的剝削者，儘管此時他已重用富商胡光墉為其購辦外洋軍火，甚至 辦理向洋商借款，但他仍然要重農抑商。也正因為如此，他對加重 抽收釐金等貿易稅及貨物通行稅，是視之為理所當然的，在執行上 也是毫無顧忌的。釐金是地方稅，不似土地稅的田賦屬於中央，他 以浙撫的身份，是可以全權支配。何況貨物稅的抽收又遠較土地稅 來得容易。至於商業貨物稅仍是可以轉嫁病農的，他此時因需財的 孔亟，則不遑予以顧及。
此外，因在甯波地區與法人所創組的常捷軍並肩作戰，他也如 同李鴻章，了解西方船堅炮利的重要，軍中此時已用法國軍事顧問 日意格與德克碑等。他與洋人的往還，或任用洋人，極注重主權的 意識與中國的尊榮。因此日意格德克碑與他相見時，均須穿著中國 官服。他的部隊此時已開始較大量採用西方武器，而且為了亦能擁 有西人的利器輪船，他任用洋人仿造一隻小火輪，試航於西湖。可 視為是他日後注重造船之濫觴。故在師夷之長技上，他並不晚於李 鴻章，而且更偏重於造船。
左宗棠在底定浙江以後，很自然地進軍福建。最初他是與閩撫 南北呼應作戰。同治三年冬正式接任閩浙總督後，則指揮全局，甚 至負責統籌整個南方閩粵贛諸省圍剿太平天國殘餘勢力的大任。當 然他所擁有的湘軍已不斷的予以擴充。在任浙撫時，所部已逾萬 人。迨任閩浙總督，其所率湘軍應已在二萬人以上。屬於他麾下的，
除湘軍外，尚有浙軍及水師，甚至配合作戰的尚有林文明林文察的 台勇約七千人。其派閥的勢力已隱然漸可與曾國藩相抗衡。他的對 手除李世賢外，尚有汪海洋。但均是強弩之末，根本非宗棠對手。
69 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論文集》，頁227-229。
70 所謂兩起兩驗者，是將貨物通行的釐金分兩段征收，即兩段起驗各征一次，故是兩 起兩驗。使釐金及規費均有所增加。
宗棠所遭遇的最棘手問題，一如在浙江，仍是財政與吏治問題。蓋 此兩方面，福建遠比浙江的情況更為嚴重。浙江很多問題來自於戰 亂的摧殘，福建卻是因循怠惰，人謀之不臧。閩省原是盛產經濟作 物茶的地區，福州在 19 世紀中期，原是我國茶的最大輸出港，其 地當時經濟頗為繁榮。閩省沿海亦產食鹽，閩鹽在制度上是官督官 銷。故閩省的財政原是較為寬裕的省分。但至 19 世紀後期，閩茶
宗棠所遭遇的最棘手問題，一如在浙江，仍是財政與吏治問題。蓋 此兩方面，福建遠比浙江的情況更為嚴重。浙江很多問題來自於戰 亂的摧殘，福建卻是因循怠惰，人謀之不臧。閩省原是盛產經濟作 物茶的地區，福州在 19 世紀中期，原是我國茶的最大輸出港，其 地當時經濟頗為繁榮。閩省沿海亦產食鹽，閩鹽在制度上是官督官 銷。故閩省的財政原是較為寬裕的省分。但至 19 世紀後期，閩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