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運動時期人物比較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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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強運動時期人物比較析論

─曾國藩與左宗棠

李國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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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國藩與左宗棠均是湘軍重要的領袖，曾由於是長子，又是一帆風順的正途出身，故所被塑造的形象是中國傳統社會中所最著重的謙和內斂注重道德的儒者形象，再加以他組率湘軍，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天國，故被封為侯爵，死後諡為文正，被史家尊為同治中興的最主要的領袖人物。而左宗棠在家中是得寵幼子，性格喜好表現，是傳統家庭中的典型幼子人物，再加以僅是舉人出身，雖平定閩浙太平軍並西捻及西北回亂，收復新疆，但僅封為伯爵，諡號亦僅得文襄，顯然有所不公。本文即在將曾左兩位同時代長幼子不同的人物作一比較，以觀中國傳統社會的特徵。關鍵詞：曾國藩、左宗棠、人物比較分析 ∗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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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時代人才的崛起是受有人、時、地、事諸項因素的影響。就時間的因素言，動亂的時代，原有的社會網羅如社會秩序、社會規範、社會傳統以及社會流動等，都遭到強勁的衝擊而被破壞，人才反而較承平時代容易崛起。就地域言，傳統中國社會地域觀念特深，其地方風氣的開放或保守，團結或分歧，對人才的崛起，也會產生重大影響；就人的因素言，人才的崛起往往依靠人的發掘、栽培與援引，如果某一地區的領導階層注意發掘人才，栽培人才，並提拔人才，其人才自然會崛起興盛；就事件言，不同的事件所需要的人才各不相同，錯綜複雜的事件，往往需要有綜合統馭能力的大才，而不是具有某一特長的專才。清季自強運動時期（1860-1894）處於太平天國、捻回亂及中法戰爭的內亂外患衝擊之中，國家需要有平亂經國具綜合及創造能力的大才。湖南民風的勤儉篤實，士紳階層團結，朝氣蓬勃，少虛浮陋習。而曾國藩又是具有遠識，肯拔擢人才的卓越領袖。故能在他的領導下，人才崛起，平定亂事，帶動改革，使清代得以中興。故本文先討論曾國藩，分析曾氏個人的性格與處事的作風，以及其援引、培育人才的方法，方可瞭解他是如何帶動人才的興起，而能平亂，為清代再造中興的。此外，在湘軍集團中，另一可與曾國藩相匹敵的領袖是左宗棠，出道雖晚於曾國藩，但性格、行事作風均與曾國藩甚不相同，亦在東南及西北為清帝國建立奇功，故願將之合併比較討論，以觀處於同一時代所產生的兩種不同的偉人。

一、曾國藩

人的一生歷史發展常常有明顯的階段性的不同。曾國藩也是如此。他的一生有前後階段的不同。此兩階段的分野是在咸豐二年（1852）亦即氏因丁母憂，回湘守制。前期長達 41 年，是他性格養成，學術基礎奠定，以及在京任官時期。後期長 21 年，是他因守制奉旨在湘辦理團練衛鄉，並擴大組成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出任疆臣時期，也是他事業最高峰時期。人的事功雖常會有明顯的時期劃分。但思想與學術的發展，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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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劃分時期，有時卻有其困難。故本文將曾氏的學術思想單獨分出，與其前後兩時期並列，共分為三節來加以討論。

（一）前期：家世、出身、性格的養成與任中央職官

曾國藩（1811-1872）字伯涵，號滌生。湖南湘鄉人。兄弟之中最長，故字伯涵。自幼即受長子教育，養成內斂、忍讓、謙恭不為天下先，但處事精細周延的性格，與一般受寵幼子，喜愛把尖出風頭的性格，頗不相同。曾國藩的祖父名玉屏（1774-1848）字星岡，係力田鄉間的富農。少年時浪蕩任俠，中年以後方悛改變其品行，刻苦力田致富。生活儉樸，待人正直誠懇，仗義疏財，排難解紛。每日清晨五更即起，工作操勞終日，生活規律嚴謹。1其崇本務實的風範，影響曾國藩至深。如果說人一生成長中，都會有崇拜人，或接受他人影響而摹仿之的過程，則在居家生活以及為人處世上，影響曾國藩最深的，是他的祖父星岡先生。曾國藩的父親曾麟書（1790-1857）字竹亭。侍親至孝，星岡公晚年癱病在床不能言語行動，其飲食便溺均是竹亭公親自照料。竹亭公是鄉間的塾師，學識程度雖然不高，但毅力驚人，曾考秀才 16 次皆不中，終於在四十三歲（1832）第 17 次，考中，早於曾國藩中秀才一年，否則父子同科。2其毅力的驚人，可以說是世間少見的。而曾國藩一生注重孝道，做事的堅毅不拔，顯然得之於他的父親。曾國藩自幼隨父親讀書至十九歲。八歲（或作九歲）讀畢五經，十五歲學周禮儀禮史記文選，乃奠定其一生學問的初基。就上述的情況看，似曾國藩天資尚聰穎，但少年時期，讀書似乎並不用功，行為亦不夠端謹。自稱喜從裘馬少年遊。顯然在所謂人生青少年的叛逆時期，他在鄉間的生活，屬於游手好閒的不良少年型人物。二十三歲考中秀才後，方洗面革心，改正其行為，折節讀書，努力向 1_{何貽焜，《曾國藩評傳》（台北：正中書局，1979），頁22。} 2_{參閱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5期（1986），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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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學習做人。故自己起的號為滌生，是立志洗滌其荒唐而重生。曾國藩考取秀才後的科舉歷程，或者由於努力，以及又恰逢良好的機運，倒是一帆風順。中秀才後的次年，中舉，二十五歲會試，未中。留京讀書，研習經史，尤好韓愈古文，自此漸以擅長古文辭知名。道光十八年（1838）二次參加會試，高中二甲進士，出任翰林院庶吉士。時年二十八歲。雖屬少年翰苑，由於中秀才較晚，自己並不覺得少年得意。而且在個性上，他本來就不是屬於那種會飛揚跋扈不可一世的人物。謙沖溫和，待人誠懇，處事縝密，使他甚得人緣，也亦很為長官信任，故宦途一帆風順。初供職於翰林院任侍講、詹事府右春坊左、右庶子、內閣學士兼禮部侍郎銜等職，其間並於 1843 年派往四川任鄉試正考官。1849 年任禮部右侍郎，旋調署兵部左侍郎，1850 年署工部左侍郎，1851 年署刑部右侍郎，及順天府鄉試正考官，1852 年署吏部左侍郎，並派往江西任鄉試正考官。赴江西途中，忽聞母病卒，乃丁憂返湘守制。時太平軍已入湖南，攻長沙，故奉旨在湘辦理團練。自此國藩乃走入軍中，使其人生進入另一階段。由上述曾國藩在中央任官的情形，可以看出他的行政經驗是極端豐富的。中央六部中，他擔任過禮、吏、工、刑、兵五部的侍郎。當時的侍郎，即今日的次長。是真正總攬實際部務的官員。可知他對中央的政務，除戶部（財政部）外，均有所歷練。這種經歷，即使在今日也是少有的。由此可以了解曾國藩的才幹可以說是全能的。當然財政除外。曾氏自己也承認，他不擅長兩項政務，那即是財政與外交。當時清廷之所以願派曾國藩出任上述五部次長的原因，實在於他為人的精氣內斂，待人謙恭，以及處事的縝密精細，又能不居功。而且國藩精力過人，他自祖父曾星岡處學得尊德性，自奉儉約，堅毅的工作習慣。每日五更即起，讀書工作，直至中夜方休。自訂課心課身之法為：敬、恕、誠、靜、勤、潤六字。3 由此他終身奉行的六字箴言，可以看出，他是一位儒者，而且 3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卷上，〈求闕齋日記類} 鈔〉，頁1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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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位道德論者，蓋所謂潤，是要以德潤其身心的。在他的經世思想中，尊德性始終是居於最要的第一順位。當然他也是服膺朱熹等所倡導之理學。他曾勉勵其弟要以讀書人自居。而他所謂的讀書人，是要本之於大學三大綱領：明德、新民、至善。終生奉行不渝。4他堅定相信大學是讀書人修身勵志的最重要著作，大學中所言的誠正修齊治國平天下，及內聖外王的儒家理想，遂成為他終生追求的座右銘。在道光年間曾國藩每次返回家鄉，發現當地土地所有權有頻繁的更易現象，他並不認為這是經濟問題，而以為是人心不古，社會道德低落，因而人人趨利。5對當時政治的敗壞，社會風氣的不良，人才的沉淪，氏以為居高位者有其匡正的責任。他相信君子之德風，社會風氣的改變在於居高位的，特別是士大夫階層的以身作則，以忠誠為天下倡。咸豐元年（1851）他應詔陳言時，曾盼望新即位的咸豐帝能拔擢人才，以身作則，來帶動新的政風。惜不為咸豐所採行。諸此在在反映出曾國藩自洗面革心，改正其行為後，是時刻反躬自省的道德論及人治論者。

（二）後期：組軍平亂、出任疆臣、德風偃草的時代偉人

咸豐二年（1852）曾國藩因丁母憂奉旨在湘辦理團練。他當時對團練衛鄉的認知是：「以官衛民，不若使民自衛。以一人自衛，不若與眾人共相衛。……但數十家聯為一氣，患難相顧，聞聲相救，亦自足捍衛外侮。農夫牧童皆為健卒，耰鋤竹木皆為兵器。」6這一看法可以說是當時人的共同看法，實際上自從八旗及綠營兵制敗壞後，嘉道年間的平定亂事即多倚靠鄉勇。其優點除如上述曾國藩所言外，另外亦具有兵農合一及為國家撙節經費的功能。例如與曾國藩幾乎同時的江蘇名士馮桂芬即曾說：「觀於今日，奉軍國則民力竭，養兵勇則國力又竭，而始知聖人兵農合一，車徒馬牛甲兵出 4_{何貽焜，《曾國藩評傳》，頁67。} 5_{蔡冠洛，《清史列傳》（即《清代七百名人傳》），頁260-261。} 6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2，〈書札〉，頁4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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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民間之法之善也。」7此外，由上述曾氏所言也可以看出，曾國藩最初的目標，就是如同上諭所要他做的，祇在於團練衛鄉，並無要編練規模龐大的勇營之意。而事實上當時太平軍勢力之強大，已非團練衛鄉所能對抗。曾國藩由於形勢的需要，祇有擴大其計畫，編練成數額以萬人計的勇營。初名之曰楚勇或湘勇，後由於人數的眾多，聲勢的浩大，乃被稱之為湘軍。曾國藩既擔任過署兵部侍郎，深了解當時常備兵綠營的缺點在：餉低、官兵習氣太深、缺乏訓練、兵將不相習，根本不能作戰。故而他要以樸實無壞習氣年輕體健的農民為兵，志趣純樸忠勇的年輕鄉紳為將。給予厚餉，士兵月俸四兩二錢，（後增為四兩五錢）8 其待遇之高，逾綠營兵兩倍。此外，他深了解中國社會人際關係中地緣與血緣的重要性，因此他的募兵招將，即注重鄉黨與親屬的關係。使兵將相習，團結精誠。在訓練方面，除兵器的技術外，他極注重士兵的體能訓練，要求士兵必須腿綁沙袋，可日行百里，一縱步可以躍上一丈高的房子和跳過一丈寬的溝，以及用手擲火球，一次可以擲二十丈遠。在作戰的心理與意志上，他要求軍隊有堅強的意志，能死守。其口號是：「我不能戰但毋走。」他了解太平軍的作戰特長是剽悍快速，他在戰術上則要以慢以穩來剋制太平軍。因此他訓練他的部隊要穩紮穩打，步步為營。每日行軍安營紮寨必挖濠溝，修造圍牆士兵輪班站牆子」（站立圍牆上防守）。行軍時，必分為兩列縱隊前進，俾能互相呼應。其軍隊的組織，由於並非常制兵，故不採繁密複雜的系統，僅是以營為單位，每營五百人，9另有長伕一百八十人，從事運輸等後勤業務。要而言之，曾氏的練兵主要是參照戚繼光兵法。更值得注意的是，他不僅要練陸軍，同時也接受左宗棠的建議，能清楚的認知，必須同時練一支能征慣戰的水師，方能水陸並進的與太平軍相戰。此外，如同太平天國，曾國藩也懂得運用政治號召。太平天國是以反滿的民族革命為號召，而 7_{馮桂芬，《校邠廬抗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1），〈自序〉，頁3-4。} 8_{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86），頁112。} 9_{每營有4哨，哨有哨長。哨轄8隊，隊有什長，有勇十或十二人。故最初營僅三百六} 十人。後漸擴大，增至五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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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則因太平天國的反儒以及反士紳階層，故他採用的政治號召是衛道，保衛中華文化的道統（文化），號召士大夫起來共抗太平軍。10由此可以看出，曾國藩對太平軍了解之深，所擬訂的對策，確是處處能剋制太平軍，他之所以能夠平定太平天國之亂，絕非是偶然的。在與太平軍的作戰方面，最初他的構想是：他僅負責練兵，所練之兵交由江忠源率領作戰。但及江忠源在安徽作戰陣亡後，他祇好親自出馬，率軍與太平軍相戰。由於他的部隊完全沒有實地作戰的經驗，故雖訓練嚴格，最初仍然大吃敗仗，曾氏本人曾因而一再憤而投水自殺。但是逐漸的經由戰鬥而終於養成為一支堅忍不拔的能守慣戰的部隊，因而收復失地，使戰事由湘鄂贛而推進至安徽。清廷因曾國藩的這支湘軍戰功甚著，最初發表他為湖北巡撫，曾氏謙讓不就，誠懇奏薦由胡林翼擔任，因而贏得胡氏的友誼，胡接任鄂撫後，對曾氏部隊的補給大力支援，使曾國藩在贛皖與的作戰，無後顧之憂。清廷又曾任命為四川總督，國藩仍然不就。僅專心一意的在皖與太平軍堅苦相持。終於清廷授予兩江總督，指揮整個長江下游軍事，攻克安慶及太平天國的天京（即南京），成其不世之功。綜觀曾國藩征討太平天國成功的因素，約有下列諸項： 1. 他洞識清軍與太平軍之優缺點，能編練一支忠勇誠樸篤實的軍隊，他雖不長於軍事，但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以穩以慢剋制快速剽悍，長於進攻，而不善於防守的太平軍。故能奏功於平淡無奇之中。 2. 他能提出衛道的政治號召，激起士紳階層的忠勇奮發之氣，挺身而出，願與太平軍作殊死之戰，不似清之正規軍，缺乏作戰犧牲的忠勇鬥志。 3. 他知利用中國傳統社會中的宗族觀念及鄉土意識，使他的集團兵將相習，有堅固團結的凝聚力。 4. 他善於發掘人才，栽培人才，並重用人才。他對起用人才的看法 10_{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冊，頁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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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注重選拔領袖人才，特別是政治及社會的領導人才。他認為政風習俗的改變，常在一二人的倡導。人才的收羅與造就，可以分為廣收、慎用、勤教與嚴繩四大要點。11絕不可輕忽而任意選用。對於人才的發掘，則應如同白圭之治生，鷹隼之擊物，不得不休。對於人才的氣質，他最看重品德，有德無才，猶勝於有才無德，蓋不至於無惡不作，成為害群之馬也。由於他對用人品德的注重，使他的湘軍風紀確實好於祇注重有才而不注重品德的李鴻章淮軍遠甚。由於他如此的注重人才及選拔人才，故他的幕府中人才濟濟。至於他的拔擢人才與訓練人才最好的事例如眾週知，則有他對沈葆楨與李鴻章的拔擢與重用，兩人均在曾國藩特別奏薦下，超擢為江西及江蘇巡撫。太平天國之亂平定後，曾國藩為重建原為太平軍佔領地區的社會秩序，特推行禮治。他希望透過社會上德高望重的士紳領導，扶持名教，重新建立士紳階級成為社會的領導階層，快速的恢復舊有的社會秩序。故他的禮治，實際上就是紳治，也就是他一向所主張的德治。12結果亦甚成功。祇是由於重點在恢復舊有的傳統社會秩序，故於社會的改進與革新之處並不很多。由於身為兩江總督的關係，在此時期，曾國藩自然也接觸到外交問題。他的外交認知是：與洋人往來交涉，必須忠信篤敬，也就是所謂誠信的外交，以儒家所主張的對個人的誠信態度，用之於外交。他曾說：「夷務本難措施，然根本不外孔子忠信篤敬四字。篤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不說假話耳。」又說：「與洋人交際，孔子忠敬以行蠻貊，勾踐卑遜以驕吳人，二義均不可少。形跡總以疏為妙。我疏淡而足以自立，則彼必愈求親暱，此一定之情態也。」13他顯然不了解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與個人之間並不完全相同的。在行為上，誠是一種內心的思考，是存於內在的動機，信是行為的表現。前者是動機論，後者是已成表現出之行為的結果論，兩者是有區別 11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3。} 12_{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44-45。} 13_{拙著，前引文，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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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家之間祇有信，要信守條約，但並不一定確有誠意。例如兩國因戰爭而簽訂和約，戰敗國割地賠款，必須根據和約執行，但它會是真的心甘情願嗎？而且外交爭的就是要平等，怎可以故意示人以卑遜呢？由於他不了解近代的外交性質，因而他對與列強間的外交常是束手無策的。他於同治九年（1870）天津教案他以直隸總督身份奉命處理此案，竟也不能得到圓滿的解決，就是最好的證明。不僅他不能辦外交，即使曾在總理各國事務衙門工作也主張誠信外交並曾出使英國的郭嵩燾，也有相同的困境。郭在英因對人態度的誠懇，雖有很好的個人聲譽，但以誠信，也無法解決中英間重大爭端。倒是機變百出，甚至會耍痞子手段的李鴻章，即使是洋人，也承認他是當時中國辦外交的能手。由曾國藩、郭嵩燾用儒家所主張的誠信辦理外交的失敗，可以窺知儒家的思想與源自西方的近代化，確有不能完全整合之處。此時西方精猛的現代化武器─槍砲已輸入中國。李鴻章因在上海與洋人並肩共抗太平軍，使淮軍能得風氣之先，力予採用。李一再致函曾氏，建議湘軍亦大量採用西方新武器，甚至曾購贈若干。但曾氏始終不肯大量採用。故在近代化的問題上，曾雖也贊成，唯積極的程度實遠遜於李鴻章。在曾國藩的內心中，中國道統的永恆性，是極其強固難移的。雖然他也承認應及早仿造及使用西方新式武器，唯不一定必須由他來開創風氣。在保守與近代化兩者之間，他是緩慢的移向近代化，仍然對保守的傳統有其眷念的人。

（三）治學與學術思想的造詣

在前面已經言及曾國藩的學識初步基礎奠定於少年時代，跟從他父親讀書時，其中如大學周禮儀禮及史記等書均影響他的一生。曾國藩另一項學術喜好是理學與莊子，在他中秀才以後，曾在嶽麓書院讀過書，該書院是中國南方四大著名書院之一，宋代朱熹張南軒均曾在此講過學，故素有注重理學的傳統，使其對程朱理學也打下相當的根基。中舉以後，曾氏在北京與湘籍士人劉蓉、郭嵩燾等成為摯友，從唐鑑求為學之方。而唐鑑以理學名於世，乃勗以義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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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以朱子全書為宗。國藩遂以朱子之書為日課，益肆力於程朱理學，並與倭仁吳廷棟何桂珍邵懿辰等往復討論。而其一生服膺篤行，顯然深受朱子格物致知之說影響。乾嘉之世考據文字之學盛行，曾國藩承其餘風，雖重理學，但也不排斥小學。曾說：「禮樂不興，小學不明，天下所以少成材也。」14 又說：「有義理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經濟之學，有考據之學，… 四者闕一不可。…義理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四子書，曰近思錄；詞章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曰曾氏讀古文鈔與曾氏讀詩鈔。二書皆尚未成帙，然胸中已有成竹矣。經濟之學，吾之從事者二書焉，曰會典，曰皇朝經世文編；考據之學，吾之從事者四書焉，曰易經，曰詩經，曰史記，曰漢書。此十種者，要需爛熟於心中，凡讀他書皆附於此十書，如室有基，而丹臒附之；如木有根，而枝葉附之；如雞伏卵，不稍歇而使冷；如蟻成垤，不見異而思遷。其斯為有本之學乎！」15 在治學的方法上，曾國藩秉持顧炎武以來的清代學者觀念，視小學為通究古書的工具。曾說：「欲讀周漢古書。非明於小學，無可問津。」16而欲治小學，並須於文字的形聲義三方面兼顧。氏於小學甚有心得，曾著詁訓雜記。他根據說文解字等訓詁的方法，認為大學所言之致知格物，其立意在：「當麗事物以求知，不可舍事物而言知。」17他相信朱熹將格字作至字解，是極其正確的。但引深為：「窮知事物之理，欲至其極處無不到」則似對格字又要求太深。18顯然他處事注重實際與篤行，雖與其湖南民性和務農篤實家風有關，但在學術思想上，亦是受其長於漢學以及深究朱熹的格物致知的影響。祇是他務本不趨極端的中庸性格，使他對朱熹將格致的理論極度延伸，仍然不能完全接受。除小學外，國藩治學亦注重目錄學，認為目錄學之功用在分別 14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下。} 15_{前引文，頁8。} 16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家訓〉，頁36。} 17_{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38。} 18_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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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居，以類相從。他將我國目錄學的分類方法概分為虛事與實事兩類，曾說：「虛事者，如經之三禮，馬之八書，班之十志，以及三通之區別門類是也。實事者，就史鑑中已往之事蹟，分類相記，如事文類聚、白孔六帖、太平御覽及我朝淵鑑類函、子史精華等是也。」氏並欲仿爾雅之例，鈔纂類書，以記日知月無忘之效。19由此亦可看出其治學與處事相同，均極為精細，井然有序。曾氏另一治學方法的特徵是他主張讀書不可太雜，應守約守要。曾說：「鄙人嘗謂古今書籍浩如煙海，而本根之書不過數十種，經則十三經是已，史則廿四史暨通鑑是已。子則十子是已（五子之外，管列韓非淮南鶡冠），集則文選百三名家暨唐宋以來專集數十家是已，。自斯以外，皆剿襲前人之說以為言，編集眾家之精以為書。本根之書猶山之幹龍也，編集者猶枝龍護砂也。」20在所著聖哲畫像記中亦說：「故書籍之浩浩，著述之眾，若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21在此文中他選擇歷代聖哲三十三人，要兒子曾紀澤了解其學術及思想行為，作為典範，砥礪言行。這三十三人是：周文王、周公、孔子、孟子、左丘明、莊子、司馬遷、班固、諸葛亮、陸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頤、程灝、張載、朱熹、韓愈、柳宗元、歐陽修、曾鞏、李白、杜甫、蘇東坡、黃庭堅、許慎、鄭康成、杜佑、馬端臨、顧炎武、秦蕙田、姚鼐、王念孫。這三十三人在學術思想行為上的成就，在範圍上，是包涵經史子集，或義理、考據、詞章，或德行、政事、文學、語言學等各方面的。聖哲畫像記成於咸豐九年（1859），此文不僅表露曾國藩內心中所景仰的先聖先賢，亦是他對自古迄清我國學術思想的闡述與批評。由其內容，我們可以了解曾氏在學術思想上的認知： 1. 以儒家孔孟思想為正統的觀念極端強烈：文中非儒家者，僅莊子一人。其他老子、韓非、墨子均未列入。而且在儒家思想家中， 19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家訓〉，頁33-34上；何貽焜，《曾國藩評傳》，} 頁218-219。 20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1，〈書札〉，頁16下。} 21_{拙著，前引文，頁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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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荀子亦均未列入。他曾解釋說，其用心在：同意唐宋以後，推崇孟子為儒學正統的看法，目的在：「崇其書以配論語。」 2. 相信為學之道總以義理德行為主：所選三十三人中。屬於此方面的至少有：文周孔孟諸葛陸范司馬周二程張朱顧秦十五人。佔總數 45.45%。其次則為詞章文學，計九人，佔 27.27%。 3. 尊崇理學，唯不排斥漢學：文中屬理學者，有兩宋五子。屬漢學者有許慎、鄭康成、王念孫三人。曾氏自稱：「吾觀五子立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諸經，小有不當，固當取近世經說以輔翼之。」22 4. 不宗法公羊思想：在春秋三傳中，曾氏選左傳，未曾選公羊傳，顯然與龔自珍魏源看法不同。而且氏欣賞左傳的原因，在於「多述二周典禮」。但仍然認為有：「好稱引奇誕，文辭爛然浮于質矣」的缺點。 5. 崇尚禮治：文中說：「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禮而已矣。」他認為漢儒及杜佑通典，宋儒張朱所討論的都是禮治的問題。清代顧炎武、張蒿菴、江慎修、戴東原等也是以禮為先務。他之所以選入秦蕙田的原因，也是因為秦氏纂有五禮通考。並且肯定表示，此書的貢獻在於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以禮，可謂大而思精矣。23 6. 偏愛莊子：曾氏不僅在非儒家的哲人中只選了莊子，而且認定莊子是與荀子並稱於世的。並為莊子辯護稱：「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為史記，寓言亦居十之六七。」國藩一生在修養的功夫上，甚多得之於莊子。在求闕齋日記類鈔中曾說：「莊子曰：美成在久。驟而見信於人者，其相信必不固。驟而得名於時者，其為名必過情。君子無赫赫之稱，無驟著之美，猶四時之運，漸成歲功，使人不覺。則人之相孚，如桃李不言，下自成蹊矣。」24總是萬事處之以恆。因此他一生不求赫赫之功，諸事持 22_{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39。} 23_同前註。 24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7下。}

(13)

之以恆，長年累月，終成其不世勳業。他對莊子的觀化，是有深切了解的。此外，他在養性上的主靜主虛，以及放大胸懷，游心物外，無一不是受莊子影響。曾說：「靜，坐思，心正氣順，須到天地位萬物育之田地方好。」又說：「意者祇是閉藏之極逗出一點生氣來，如冬至一陽初動，時乎貞之固也，乃所以為元也。蟄之壞也，乃所以為啟也。」「人必中虛不著一物，而後能真實無妄，蓋實者不欺之謂也。人之所以欺人者，必心中別著一物。心中別有私見，不敢告人，而後造偽言以欺人。若心中了不著私物，又何必欺人哉？其所以自欺者，亦以心中別著私物也。…是故誠者不欺者也，不欺者心無所私著也，無私著者至虛也。是故天下之至誠，天下之至虛者也。」25祇是他畢竟是事功型的人物，具有強烈的入世精神。因而使他的主靜主虛放大胸懷的思想，最後仍然回歸到儒家所主張的正心誠意修齊治平上去。他曾說：「聖人有所言，有所不言，禮樂政刑仁義忠信，其所言者也，虛靜無為自化，其不言者也。當以不言者為體，以所言者為用；以不言者存諸心，以所言者勉諸身。以莊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為聞道之君子乎！」26 曾國藩由於治學注重易經、莊子、史記及宋儒的思想，很自然地對事物的變化，有循環論的看法。在求闕齋記文中說：「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益者，自然之理也。」27因此他對禍福相依，盈虧相繼，心中時刻存有戒心。主為人處世要清心寡欲，慎獨誠敬謙沖。對其家人亦一再訓誡當勤儉樸實，不可驕奢惡勞。甚至為此而名其居曰求闕齋。不過他的這種循環論的看法，究竟與龔自珍、魏源有所不同。他未曾進一步發展成以變為理論基礎的政治改革思想，曾氏所希冀的改革是逐步的改進，而非激烈的劇變。在各項學問中，除四書外，曾國藩最致力的，首推六經。他認 25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4下-5下。} 26_{前引文，頁16。} 27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文集〉，頁32上。}

(14)

為讀經的目的在能窮理。在致邵子進函中說：「六經義精詞約，非潛心玩味，本難領其旨趣。熟讀詩經，自足使人知情韻日深；熟讀左傳，自足使人筆力日健；熟讀禮記曲禮內則少儀諸篇，自足使人威儀動作皆有範圍；熟讀樂記學記祭義，自足使人心思識趣蹔有把握。」28在諸經之中，易經與禮經對曾氏影響最深。在求闕齋讀書錄中，首先討論此二著作。他的莊敬，推誠守正，以及循環論的看法，均是強烈的受易經影響。曾說：「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治家貴嚴，…欲嚴而有威，必本於莊敬。」「睽：凡睽起于相疑，相疑猶如自矜明察。…吳氏謂合睽之道，在於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戒之，勉之。此我之要藥也。」29 對於禮經，國藩承認是經綸萬物，化民成俗的最佳工具。一生受之影響極深，亦頗有研究。其中他對儀禮最有心得，認為是「本末賅，源流畢貫。」他相信禮既可自制，又可治人，是修己治人的重要之道。不僅他個人的恭謙誠敬行為是受治禮經的影響，即使日後在政治上所推行的禮治，亦淵源於此。他同意秦蕙田的看法，禮經是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於一的經典。曾說：「由博乃能返約，格物乃能正心，必從事于禮經。」由此方可了解，曾氏甚至是視禮經為通古今之變的萬靈丹的。曾國藩既是注重事功，又是好學不倦的士人，很自然的在道問學上，注重讀史，在道光二十二年（1843）十二月，致弟書中說，他每日必讀史十頁。而且認為讀史的方法莫過「設身處地，每看一處，如我便與當時之人酬酢笑語於其間。」不必人人皆能記也，但記一人，則恍如接其人。在讀史上，則主專熟一代，因此他喜好史記漢書。咸豐九年（1859）他在家訓中說；「不必事事皆能記也，但記一事則恍如親其事。」30他以為史學最大的功用在考事，與經學的窮理，有相輔相成的關係。甚至說：「舍此二者，更無學矣。」在讀經上，他主專守一經，因此沉潛於禮經。在治史上因主專注一 28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30，〈書札〉，頁19下。} 29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求闕齋讀書錄〉，頁1。} 30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1，〈家書〉，頁48上。}

(15)

代，乃對史記漢書下工夫甚深。他曾在家書中表示，此兩書是他十餘年來，除四書五經外，最愛讀的四種書中的兩種。他認為司馬遷的才華高於班固，但史記是有所為而作，其中寓言及借題發揮之處甚多。31因此他在求闕齋讀書錄中，雖有三、四兩卷討論史記與漢書，但最推崇的卻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其注重資治通鑑的原因，以為其書是具有道德史觀，以及鑑往知來的效用。曾說：「竊以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文正公資治通鑑。其論古皆折衷至當，開拓心胸。如因三家分晉，而論名份；因曹魏移祚，而論風俗；因蜀漢而論正閏，因樊英而論名實，皆能窮物之理，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六經以外不刊之典也。」32此外，氏於馬端臨文獻通考及杜佑通典，亦甚推崇，認為具有周覽經世之大法的。對鄭樵的通志則不甚贊成。33 曾國藩亦如不少道光年間的學者，注重兵學與地理學。在兵學方面，他除根據戚繼光兵法編練湘軍外，認定帶兵之道如同治國與齊家，在於勤恕廉明，其中勤字尤為重要。嘗說：「治軍之道以勤字為先。身勤則強，佚則病。家勤則興，懶則衰。國勤則治，怠則亂。軍勤則勝，惰則敗。惰者暮氣也，常常提其朝氣為要。」34 所謂恕，按照曾國藩的看法，即是用仁。他根據欲立立人，欲達達人的觀念，認定對待兵勇應如子弟。而廉明即是用禮。亦即是無眾寡，無大小，無敢慢，泰而不驕也。持之以敬，臨之以莊，無影無聲之際，常有懍然難犯之象，則人知威矣。35顯然他是活用孔孟所講的仁與禮於兵學之中。這是他的兵學的心得，使他的帶兵甚為成功，也使他的兵學在理論上與一般兵家頗有不同。就另方面言，他目睹太平軍以宗教信仰作為思想教育，使士卒視死如歸。而為對抗起見，力創以儒家思想及衛道精神，予湘軍以嚴格思想訓 31_{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頁42。} 32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6，〈書札〉，頁31上。} 33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文集〉，頁24下。} 34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上，〈求闕齋日記類鈔〉，頁59上。} 35_{同前書，頁61。}

(16)

練，這又何嘗不是將儒家思想用之於兵學。故曾國藩在兵學上的成就，可以說是以儒家思想為其內涵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不可能成為出奇致勝的戰略家。他的指揮作戰，祇是一步一腳印的穩紮穩打，如同他的處事，不求一時的赫赫之功，長年累月，自然穩固的達成其事功。在地理學方面，國藩既注重用兵，很自然的所到之處，留心地理形勢。在其所著求闕齋日記類鈔中，有游覽一章，記載各地情況，逾百條。內容絕大多數均是討論山川形勢與交通情況，以及古今變遷。真正言及風景者，不過數條而已。例如記載直隸獻縣子牙河稱：「獻縣之北，過一河，尚有一橋，甚高。下有船，風帆往來，蓋子牙河也。滹沱河發源山西，由廣平北流至天津入海。自與滏陽河合流後，即謂之子牙河。」36也許是因為指揮軍事的關係，他的注重地理學，是注重地理所具有的大的戰略價值。例如當他攻下江西時，有人建議應先攻浙江，既可撫太平天國首都天京（即南京）之背，又可先據江浙財富之區。他卻不予採納。毅然揮軍入皖，圍攻安慶。認為當初向榮在追剿太平軍時，未曾先據安慶即逕先攻南京，是其失敗之因。蓋安慶地居南京上游，是鄂贛的門戶，先行據之，既可保衛長江中游諸省，亦可威脅太平天國首都天京也。37又如剿捻時，由於捻的飆忽難予圍攻，他已了解必須將之驅入山東半島易予圍困的地區，方能將之消滅。故他所著重的地理學，是戰略的地理學。所留心的是戰略價值及地理形勢。綜括上述有關曾國藩的討論，我們可以了解，曾國藩是一個個性沉穩，精氣內斂，遇事深思熟慮，考慮周詳的人。這種人的長處是冷靜理智，較少感情衝動。短處則是過於理智，使人有冷酷，甚至產生老奸巨猾的負面感受。但曾國藩由於有深厚的儒者修養，他的誠正謙沖，樂於助人，不為天下先，確能改正此種缺點。他的不世勳業的奠定，殊代表這種儒家修養與長子類型性格的結合成功。這雖然是一種領袖的特質，但在中外的歷史上，這樣完美的結合， 36_{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卷下，〈求闕齋日記類鈔〉，頁44下。} 37_{拙著，〈道咸同時期我國的經世致用思想〉。}

(17)

仍然是少見的，甚至即使是曾國藩，有時也被人譏為他懂得運用所謂的挺經。

二、左宗棠

如果說曾國藩的一生表現是典型的長子的性格與儒者學養的結合，則左宗棠恰恰相反，其一生的表現，卻是典型的幼子性格與近乎法家思想的結合，因而他的事功成就，也與曾國藩有所不同，主要在振主威，平定叛亂，與開疆拓土。兩人雖均建立豐功偉業，在當時所得的評價卻迥然不同。曾國藩死後被諡為文正，而左宗棠僅得到文襄，究竟是否公平，頗值得後人客觀的予以討論。左宗棠的一生也可劃分為前後兩個時期，是以咸豐九年（1859）為分界點。前期是他的性格與學養的奠定時期。後期，亦即他四十八歲以後至光緒十一年病卒的 27 年，是他走入政治，施展抱負，成其不世勛業時期。此正表現出他真正是一位大器晚成的政軍偉人。

（一）前期：性格鑄造、鄉長師友影響與經世才學的養成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樸存，號老亮，忠介先生。湖南湘陰人。出身寒儒家庭。父觀瀾塾師為生。極其貧困。其家中生活與曾國藩家完全不同，蓋曾家至少自國藩祖父時起，已是鄉間富紳，而且其祖父更因急公好義，是鄉間排難解紛的領導人物。也因此國藩少年時代能從裘馬少年遊。而左家在父觀瀾之世，仍然貧困至吃米糠充飢。宗棠在與子孝威家書中曾說：「吾家積代寒素，先世苦況，百紙不能詳。吾與爾母言及先世艱窘之狀，未嘗不泣下沾襟也。」38左宗棠二十九歲時所著之詩亦云：「研田終日營兒哺，糠屑經時當夕餐，乾坤憂痛何時畢，忍屬兒孫咬菜根。」39其家中困窘之狀是近乎赤貧的。左家以讀書人竟貧困至此，極有可能，與觀瀾個性剛介，寧願困苦自恃，絕不輕易求人有關。觀瀾雖為人耿介 38_{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1下。} 39_{同前書，頁2上。}

(18)

孤芳自賞，但對諸子讀書管教極嚴。觀瀾有子三人，長子早卒，次子宗植及幼子宗棠觀瀾均教誨有方，為文必依傳注詮經旨，不尚詞藻，故兩人學術根基穩固，行文質樸恢弘，雖均未中進士，但在湖南皆有能文盛名，宗植道光五年拔貢，道光七年（1827)鄉試解元，被譽為湖南四傑。宗棠五歲入學，以穎悟過人，六歲讀孟子，開始接觸儒家正統思想。十五歲（道光六年）應童子試，次年府試，知府張錫謙奇其文，擬取為榜首，後以某生年老，應居先，故置宗棠為第二名。40旋以母病未參加院試而歸，但已以才華卓著聞於世。道光九年（1829）宗棠十八歲，購得顧炎武所著天下郡國利病書及顧祖禹讀史方輿紀要，力予精讀，從此奠定氏對地理學之興趣與基礎。亦為其留心經世致用之學之始。故就左宗棠言，影響其一生注重經世致用之學者，實始於顧炎武之著也。次年，父卒。而其母於三年前（道光七年）即病卒，自此宗棠乃獨立應世。左宗棠雖然家境清寒，父母早卒，甚早即獨立應世謀生，但由於自幼即以才華卓然超群，為人稱許。故並不因家世清寒，父母早亡，而有任何挫折感或自卑意識，反而處處爭先，表現自我，不肯甘居人後。再加以身材較矮，言談聲音洪亮，故予人的印象是短小精幹，聲如洪鐘，自我意識極強的人物。與曾國藩的身材敦實，談吐沉穩，不為天下先的形象，完全不同。就人際關係言，影響左宗棠一生最重要之長者，則是湖南名重一時的宦紳賀長齡及其弟賀熙齡。宗棠結識賀氏兄弟是在其十七八歲時。當時賀長齡因丁母憂居長沙守制。宗棠以後輩士子逕往謁見請益。晤談之下，長齡驚其才，視為國士，曲意獎掖之，悉將所藏公私檔案圖書借予閱讀，並於宗棠歸還時，反覆詢問討論。賀長齡亦贈以所請魏源編纂之皇朝經世文編一書，宗棠熱愛是書，細讀至丹黃點遍。左宗棠既被賀長齡賞識，心中自對賀長齡欽佩備至。乃益沉潛於經世致用之學。宗棠一生好名，喜攀交名流。顯然受有此一際遇的鼓舞。如果說賀長齡對左宗棠的影響，僅限於精神的鼓勵與學問的研 40_{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

(19)

討，而賀熙齡對宗棠的影響則更深遠。不僅在治學上多所激勵，而且在人際關係上協助尤多。賀熙齡翰林出身，崇尚漢宋之學，注重篤行。時主講城南書院，宗棠因而亦就讀該院。熙齡不以師長居之，待之若友。他對左宗棠的看法是：「左子季高，少從予游，觀其卓然自立，叩其學確然有所得，察其進退言論，則循然有規矩而不敢放軼也，余心異之。」41 可知其對宗棠的欣賞更遠甚於其兄，故多方獎掖協助之。後並推荐館於已故兩江總督陶澍家，教讀陶之幼子陶桄。甚至因賀熙齡的介紹，宗棠並將女兒嫁與陶桄為妻。熙齡本人因對宗棠的喜愛，臨終亦遺命將小女嫁宗棠長子孝威，兩家結為秦晉之好。至於左宗棠與陶澍的關係，在陶氏生前，關係並不深厚。左宗棠中舉後曾主講醴陵淥江書院，而陶澍因閱兵江西，順道返鄉省墓，路經其地，睹見左宗棠為其行館所撰之對聯，驚其才，曾延見，相談竟夕。日後宗棠於北京考進士落第返鄉時，曾道經南京，拜訪陶澍。兩人僅有此兩次會晤。他與陶家的深厚關係是在陶澍死後，完全經由賀熙齡的媒介。左宗棠的同輩交往，在城南書院讀書時期，對其日後事業的發展是深有重大助益的。當時他結交一批相互扶助的同窗好友，如羅澤南丁敘忠（秩臣）胡林翼等。其中羅澤南與胡林翼尤為重要。蓋日後羅澤南因練湘勇與左往來甚密，並因羅之關係，宗棠結識劉蓉及羅之門人李續宜、王鑫等，對羅澤南死後對日後的左統帶其部分羅部湘軍，頗有影響。而胡林翼對左的影響則更深。兩人在城南書院讀書時，成為好友，而胡為陶澍女婿，出道較早，任知府時曾率黔軍平亂，立有戰功。並因曾國藩之推薦，出任鄂撫。為咸豐時期重要疆臣之一。在當時的政治上，胡之人際關係良好。彼既欣賞左宗棠的才華，乃多方為左宣傳與介紹，使左聲名大噪。林則徐任雲貴總督時，胡曾推薦左入林幕府，左因與陶家續約在先，未能前往。日後並因胡林翼的大力向清廷推薦，左方得另組一支湘軍，率領出 41_{賀熙齡，〈寒香館文鈔〉，《左斐中像贊》，原書未見，轉引自羅正鈞編，《左文} 襄公年譜》，卷1，頁8上。

(20)

湘征剿太平軍，從此走上從戎征戰立功，成其不世勳業。左胡兩人是真正的莫逆之交。1861 年胡林翼病卒，左為文祭弔稱：「交公弱年，哭公暮齒。自公病亡，無與為善。孰拯我窮，孰救我褊。我憂何訴，我喜何告，我苦何憐，我死何弔。追維疇昔歷三十年，一言一笑，愈思愈妍。」42所言確是真實的情況與誠摯的感情流露。左宗棠一生最崇拜林則徐，其論政行事亦處處模仿林則徐。鴉片戰爭時期，宗棠在湖南新安陶澍家任教，他常致書賀熙齡，討論如何因應英人的侵略。而日後得知林則徐所採行的措施竟然是與他所言多不謀而合。因而更外欽服林則徐，同時林則徐與賀長齡及陶澍關係密切，左由陶家所藏的林陶書信及賀氏兄弟口中，所得知林氏資訊亦豐，諸此在在增加左宗棠對林則徐的仰慕。祇可惜胡林翼雖然推薦他擔任林之幕府，而他竟然無法前往。43唯林則徐亦深知左宗棠對其之仰慕，但兩人一生僅僅會晤過一面。即在林卸任雲貴總督返鄉路過湖南時，舟泊嶽麓山下，左前往拜謁，兩人晤談通宵，相見恨晚。此次晤談曾討論及新疆情況。蓋林則徐鴉片戰爭時期被貶新疆，而左對西北邊務，饒有興趣，素即留心，相關知識甚豐，但少實務的印證，故兩人一拍即合，討論興趣昂然也。而且林則徐的意見對左氏日後在西北的用兵，應是有相當助益的。在同輩的人物中，另一對左事業發展甚有影響的，則是郭嵩燾。郭與宗棠為小同鄉，對宗棠的才華亦極推崇，而且兩人來往密切。當道光三十年（1850）左宗棠預測天下或將大亂，曾努力在湘陰東鄉，尋找一與世隔離之深山僻壤，視為世外桃源，擬用作避難之所。曾勸賀熙齡與郭嵩燾，共同將族人遷居於此。迨後目睹太平軍之興絕非可以躲避者，宗棠乃接受郭嵩燾之建議，出任湘撫張亮基幕府，為其主持軍務財稅，使左宗棠在人生的旅途上，走入另一階段。咸豐九年（1859）左宗棠因永州鎮總兵樊燮讒言誣告，湖廣總督官文奏請治左宗棠以重罪。郭嵩燾時在京，乃向潘祖蔭進言， 42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文集〉，頁下至3上。} 43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50。}

(21)

請奏救之稱：「國家不可一日無湖南，湖南不可一日無左宗棠。」44 得以免予治罪。正因為兩人關係如此深厚，故並結為兒女親家。左宗棠與郭嵩燾的關係既是如此深厚，但左宗棠發達後，兩人竟反目成仇，而且一般認為，其咎在左宗棠。同治年間，左宗棠以閩浙總督身份率軍圍剿閩粵兩省太平天國之殘餘勢力。郭嵩燾時署任廣東巡撫，亦率軍配合作戰，結果作戰失利。左宗棠乃毅然奏劾之，完全不顧及兩人的私誼。時人因此每譴責宗棠的忘恩負義。其實此正反映出左宗棠的剛強公而忘私的自我為中心性格。這種剛強自我為中心的性格一直影響其一生。在前期更曾使他因科舉的不如意，決意終生不出仕任官從政。左宗棠因自少年時代起，即自負才華出眾。中舉後曾三次考進士未中。而且第三次本已列在考取名單之中，因發現湖南多取一名，必須刪除之，結果左宗棠竟被刪去。因而自認為數奇，從此絕意科考，不願出仕。卻沉潛於刑名錢穀以及地理學兵學等經世致用之學。其中對地理學與兵學所下功力尤深。曾精研各種志書中輿圖及山川形勢，與各地用兵情況，加以考訂，令其妻描繪空白地圖，自己於圖上加註用兵情況。45故於軍事及軍用地理學，用功至深。顯然經世致用之學是他的嗜好，但未能考中進士的挫折，又使他剛強自負的個性絕意仕宦，於是蹉跎歲月使其前期，亦即未仕時期，竟長達四十七年之久。由此可以看出其剛強自負的性格對其影響之深。左宗棠日後終於改變初衷，仍然出仕，郭嵩燾的勸說固然是一項原因，然就其個人本身因素言，亦是受其平素思想觀念的促使。在思想觀念上，左宗棠的下列各項認知，是使他決定仍然出仕的重要原因： 1. 深具愛國救民濟世之心：由於幼受父親觀瀾的影響，又自負才華出眾，而家境極其清寒，深知民間疾苦，乃使他的愛國救民濟世的觀念，自幼養成。很早他讀經史即仰慕古人的大節。再加以少 44_{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2，頁34上。} 45_{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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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時代賀長齡將之視為國士的稱許，故於讀書治事，極注重經世致用。羅正鈞在所著左之年譜中，記載宗棠對皇朝經世文編的喜愛，精讀至丹黃點遍，可知他對國家政務及社會民生福祉的關懷。他對嘉道年間政風的疲憊，國勢的日衰，民生的艱難，是憂心忡忡的。道光十三年（1833）赴京會試，途中目睹居民生活困苦，曾寫詩曰：「世事悠悠袖手看，誰將儒術策治安。國無苛政貧猶賴，民有飢心撫亦難。天下軍儲勞聖慮，昇平弦管集諸官。青衫不解談時務，漫卷詩書一浩歎。」46殊表示出他內心中的憂慮與感慨。正因為他時刻留心國計民生，故當道光二十年（1840）鴉片戰爭發生時，他對戰事的失利，官員的顢頇，憤懣不已，致書賀熙齡說：「洋事於屢次挫敗之餘，忽又失利，悲憤何可言。時事如此，而經武之名足繫一時之望者，尚未睹其人。天下人才足供一時之用，安必其絀於今耶？軍興以來，大小十數戰，彼族尚知出奇致勝，多方誤我，而我師不能制寇，每為寇所制。南塘束伍之法既未見諸戎間，江陵馭將之方亦未聞之當軸。此上不能謀，士不能死，公叔禺人所為感嘆難已者也。近詔按失守諸將罪狀，軍法從事，諸公若能肅將天威，一新紀律，置將卒必死之地而明示以必不死之機，此正朱子所謂強弱之勢，勇怯之情，祇在腔子裡一轉者也。」47 此後整個情勢的發展愈為惡劣，宗棠復致書賀熙齡稱：「時事至此，固亦人人意想中事，不知當局又將何以善之。和議不成，其勢必將出於戰。而人心恇怯，帑藏空虛，言戰亦非易事，為之奈何。大河未復，金錢虛擲，而其事又非可得已！搜刮之事雖多，消耗之端迭出，恐借饟加賦諸弊政將繼此而起，天下事自此更難言矣。士風日下，人物渺然，思之令人心悸。」48 由上述這些引文，可以看出左氏的關心國事與悲憫社會民生。其實宗棠此時不過是一位在內陸地區擔任塾師的舉人，自顧尚且不 46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詩集〉，頁1下。} 47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0下-11上。} 48_{前引文，頁13。}

(23)

暇，而竟如此的關心國家大事與社會民生，可知其愛國愛民的情操，以及視天下為己任的胸懷是如何熱切。他曾自況其志，撰聯稱：「身無半畝心憂天下，讀破萬卷神交古人。」49顯然是他的這種壯志真實寫照。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的這種愛國情操，如將之與曾國藩的作一比較，兩者頗有不同。曾國藩對鴉片戰爭中國的失敗，造成朝廷蒙羞，反而認為暫時以大事小，也沒有甚麼不好，蓋可以刺激中國自強努力也。而左宗棠則不然，堅決認為中國是絕不可以戰敗的，中國的失敗是奇恥大辱。他的國家意識遠強於曾國藩。堅強好勝心，亦遠超過曾國藩。 2. 認定為政之道在嚴綱紀、進人才、重農事：在根本上，左宗棠認為道光朝政治之壞在於上下欺矇，是非莫辨。因此他所擬的對策是：嚴綱紀，重主威。曾致函賀熙齡說：「竊思方今時事之壞，無過上下相矇，賢奸失別。病源所在，攻達為先。…非嚴主和之誅，詰縱兵失律之罪，則人心不聳，主威不振。正恐將來有土地而不能守，有人民而不能強，而國事乃不可復問矣。」50他堅信天下無不了之事，無不辦之寇，亦非無辦寇之人。天下人才自足供一時之需，祇在如何獎掖人才，使之不世出而已。 3. 左宗棠雖然認定道光朝的政治弊端是上下欺矇，是非莫辨，但是他卻以為道光帝本身是恭儉仁明，勤政不倦的好皇帝。基於重主威，嚴上下的認知，他以為臣下的事君，應如同婦女的對待婆家。未嫁之先，萬不可存有公婆之不慈，丈夫之難事，僮僕之不吾聽，姒娣之不吾和的先入為主心理。一切應於出處大節，祇講義與命二字。他相信天下無不可仕之時，無不可為之事，無不可做之官。主進退有據，仕止久速委諸命，可與不可衷諸義。行事當重利中之義，私中之公。如此則諸事自不失其正。51 由左氏的這種思想，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恪遵傳統士子的道 49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聯語〉，頁1下。} 50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7下-18上。} 51_{前引文，頁28下-29下。}

(24)

德要求，具有濃厚的忠君愛民與天命的觀念。而且由他的重主威嚴綱紀的看法，可以了解，他思想中有相當的法家成分。如果說曾國藩是一位純粹的儒家德治論者，則左宗棠卻是一位講求立竿見影施政效果的外儒內法的行政長才，再加以長於用兵，使其處事風格，與三國時代諸葛亮略略相近。他自擬其號為老亮，卻也是有其名實相符之處。左宗棠的這種外儒內法思想，也表現在他的重農經濟主張上。他認定改善民生的最重要的方法，是重農事。他理解中國社會的強固基礎在於宗族集居，而穩定宗族集居的首要之途，則是重農。中國的士紳既是宗族社會的領導階層，理所當然的也應該與農民結為一體，成為農民的領導者和代言人。他舉明末孫夏峰移其宗族人等於易州五公山中，建立自給自足的農耕社會為例，來說明士紳階層與宗族集居從事農耕經濟的關係。道光末年大亂將興時，他曾遊說賀熙齡郭嵩燾考慮仿效孫夏峰，共同遷居族人於湘陰東鄉荒僻山區中，建立自給自足與外間隔絕的農耕社會。而且他為實現這一理想，曾事先於其地購置柳莊，親自栽桑插柳種竹，以古之農耕方法，講求農事。並更根據其心得，撰著成樸存閣農書，倡古代所行之區田法，來深耕密植，改進小單位農田面積的生產量。52由此方可了解他日後率軍作戰時，為何所到之處均獎勵農事。蓋此為其終生之所好也。正因為他一生注重農事，因而為其左氏宗祠所撰寫的對聯是：「縱讀數千卷奇書無實行不為識字，要守六百年家法有善策還是耕田。」53他也要求他的子孫，始終要儉樸篤實務農，耕讀並重。也許由於他的這種特別注重耕讀並重以及儉樸篤實的家風影響，他的後代在社會上發達的程度不如曾國藩、李鴻章的後代，廣佈於社會上層。 4. 注重國際局勢的發展與提出因應之道：左宗棠三十歲左右，正當中英發生鴉片戰爭，氏本之於愛國熱忱，在基本的態度上，是主張予英人痛懲。他考覽唐宋以來海防的記載，致書賀熙齡詳細討 52_{羅正鈞編，《左文襄公年譜》，卷1，頁23。} 53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聯語〉，頁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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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戰守之策，主張以一省之力足當一省剿防之用。為固守持久之謀，認為廣東應立即切實辦理下列諸事：練漁屯，設碉堡，簡水卒，練親兵，設水寨，省調發，編泊埠之船，議造船之廠，講求大筏軟帳之利，更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藥歸營修合，兵勇一體敘功等。54他所擬的這些剿防辦法，顯然與林則徐在粵全力所推行的總體戰，相當接近，因而他視之為深得我心，從此敬佩林則徐。當此之時，左宗棠對西方國家的認識是：「自明永樂中七遣中官撫諭諸夷，諸夷慕中土人物之盛，不遠數萬里，爭先款貢，以求貿易之利。及乎中葉，已來佛郎機荷蘭，恃其炮大船堅，屢犯浙閩沿海州郡，以求貢市，終明之世未能與之絕也。國初荷蘭首先效順，助討海寇。故許其八年一貢，二年一市。…自康熙廿四年海宇乂安，從疆吏之請，大開洋禁，於是英圭黎者始請貢來朝。英圭黎即今之英吉利，字與音經數譯而訛耳。」55 左宗棠承認英人所恃，專在火砲，而火砲利仰攻，不利俛擊；利遠擊，不利近攻。可於城根河岸障蔽藏精卒，與之近戰。他亦了解中西通商不可絕，唯必須戎務告竣之後，始可議及。對於當時中英的和議，他相信：「市不可絕，則鴉片不可得禁，自此億萬年之天下豈奈之何？」56他對鴉片戰敗的看法是與當時劉韻珂夏燮諸人相同，以為「從此諸戎狡焉思逞，無有其極。而國威屢挫之餘，則內訌外侮必表裡相應。」對於主國政者不能早為徙薪之謀，徒玩愒以幸一日之無事，感到憂憤不已，乃有徙其家族於深山險阻之區，苟全性命以避亂世的想法。諸此可以看出他此時的心情是極其矛盾的。一方面感到自己的懷才不遇，滿腹的卓越主張無處可以施展；一方面又因對主政者的絕望，充滿了無奈的頹喪。顯示他始終具有熱切濟世的渴望。在這樣的心態下，他如何能永遠隱居山林，一旦會遇有機會，必然仍要挺身而出救世濟民的。故左宗棠的出山經世，可以說是必然的。 54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11下。} 55_{同前引文，頁22。} 56_同前註。

(26)

如果說人生的成長以及事業的發展，會有其關鍵的年代或一生歷程中有其重要的轉捩點，就左宗棠而言，他接受郭嵩燾的建議，於咸豐二年（1852）應湘撫張亮基之邀，出任其幕府，負責湘省軍事與財稅事務，應該是他日後走入宦途的關鍵所在，也是他得施展長才，成其勛業的重要轉捩點。由於他處事的幹練具有遠見，湘撫張亮基及繼任者駱秉章對他均信任備至，左宗棠乃成為力抗太平軍，安定湖南大局的柱石，因此也使湖南成為湘軍的兵源餉源根據地，而贏得國家不可一日無湖南，湖南不可一日無左宗棠的美譽。也即在此時，左宗棠結交了曾國藩。他積極協助曾氏成立湘軍，並建議以綠營猛將塔齊布為將，以及湘軍應成立水師。此時他與曾國藩的關係是：由於曾最初並不長於軍事，特別是指揮作戰。而左自詡為諸葛亮，常主動給曾很多建議。曾頗能虛心接受。左宗棠當時地位遠低於曾國藩，但自視才華高於曾國藩。其在致婿陶桄信中曾說：曾之才具欠開展。57在致胡林翼函中更明白稱：滌公才短。58可看出他的自負。但對曾能虛心接受其建議，則認為曾是孺子可教。當時兩人的關係雖甚接近，嚴格而論，並不完全知心。極有可能，曾國藩雖承認左宗棠才華甚高，但也並不滿意左的狂傲。此時左宗棠堅信與太平軍作戰，應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爭取主動。如眾週知，曾國藩要求他所編練的湘軍也是如此。究竟是兩人的看法相同，還是曾受左宗棠的影響，今日甚難考訂。除曾國藩外，左更與湘軍另兩支派江忠源的新甯楚勇及羅澤南的老湘軍，此時結下良好的關係。當時湘軍可分為三大系統，除曾國藩所部外，江忠源家鄉新甯，因與廣西相鄰，故於太平軍方興起時，即在江忠源號召下成立了勇營，稱之為新甯楚勇，是最早成立的湘軍。在太平軍攻長沙時，江忠源率部亦在長沙協助防守。左宗棠乃得識江。而且並認識新甯楚勇的重要幹部劉長佑劉坤一等。左宗棠對江忠源極為欽佩，以為清廷如能重用此人，太平軍必無坐大 57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2，〈書牘〉，頁10。} 58_{同前引文，頁2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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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能。59迨江忠源戰死安徽，其部由劉長佑及劉坤一率領，宗棠與之關係亦甚良好。湘軍的第二支則是羅澤南所部，由於成軍亦甚早，故稱之為老湘軍。左與羅原是賀熙齡主講城南書院時同窗好友，此時羅亦率部協守長沙，舊地重逢，兩人的關係更深一層。尤值得一提者，羅澤南的得意門人王鑫亦在長沙。左初識王于咸豐元年（1851），此時因共事，關係日益親密。迨王岳州戰敗，極其頹喪，宗棠多方鼓勵之，重振其鬥志。兩人乃結為摯友。60王所部長期留在湖南作戰，兩人關係更深。迨王戰死，其所部一千數百人，乃歸宗棠所有，成為其之主力。無論在浙閩或西北，均為左氏立下彪炳的戰功，而其主要將領劉錦棠楊昌濬更成為左在西北勳業的繼承人。左宗棠在湘撫幕中工作長達七年之久，其在軍事方面最大的貢獻，是守禦長沙。咸豐二年太平軍進入湖南，勢如破竹，直撲省城長沙。清軍雖人數眾多，唯缺乏鬥志，士氣不振。長沙危在旦夕。長沙如果失陷，非僅湖南一省將淪陷為太平天國所有，亦將影響整個長江中游鄂贛皖諸省的安危，其情況的嚴重，是難以言喻的。左宗棠臨危受命，協助湘撫籌畫守城重任。其責任是深為艱鉅的，當然亦是賦予左一展軍事長才之機會的。當時左宗棠的看法，太平軍雖氣勢甚銳，但背湘水，面對長沙的堅厚高大之城牆猛攻，本身在戰略上已犯兵家之大忌。他計畫先鞏固湘江西岸陣地，防止太平軍他竄，然後圍殲於長沙近郊。可一舉消滅太平軍的主力，使其無力進犯鄂贛皖諸省，甚至即覆滅於湘省，亦未可知。61可看出他是如何的自負與自信。祇可惜當時主持大局的欽差大臣兩廣總督徐廣縉怯懦無能，根本不敢一戰。而一直追躡太平軍之後而來的向榮所部清軍，又採取縱而掩之的策略。遂使太平軍突圍北上，宗棠的計畫乃功虧一簣，未能成功。但其善於用兵之名，已得揚聞於世。而長沙的保全，遂成為湘軍籌兵籌餉的重心所在。 59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2，〈書牘〉，頁10下。} 60_{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近世中國經世思想研討會論文集》（台}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頁427。 61_{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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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練勇而言，左宗棠認定任何所募之勇，不可能均強而不怯，亦不會全怯而無悍勇者，最重要的應使強悍者領先，方可以帶動整個隊伍的堅強勇敢的鬥志。62日後他所率的湘軍之所以鬥志高昂，正在於他的這種認識，使他善於鼓動士氣。左宗棠在湘撫幕中另一項重大的貢獻是財稅的整頓，使湘省當時的稅收大為增加，勉能支應湘軍的餉需。首先他開徵百貨等商品的釐金。其次調整鹽茶稅課，並加徵釐金。另外商借淮鹽十萬引，售得之款以半數用作湘軍餉需。63在田賦方面，他採取與增加商品稅賦完全不同的措施。為了鼓勵地主願意納稅，他奏准將地丁減成交納，反而使欠賦減少，交納踴躍。64透過上述這些辦法，使湖南全年的稅收增加至逾二百萬兩，勉強可以支撐湘軍的餉需。在湖南整頓財稅的得到成功，使宗棠信心十足，以後他所到之處必改革財稅，被視為是一位整頓財稅的能手。由上述左宗棠在湘撫幕中的表現，可以了解，他的治學治事風格與才華完全與曾國藩不同。儘管他的詩詞文章極為人所稱道，也許因為未曾考中進士，他一生甚少談論經學，亦少標榜道德修養，只注重經世實用。他的長於刑名錢穀正是曾國藩之所弱，而曾國藩的注重經學與德治，亦正是他之隱痛，甚至為他視為迂闊者。此固由於兩人性格的不同，實際上也許更由於兩人際遇的迥異。在注重科舉正途出身的時代裡，有無進士出身，是否科舉得意，不僅對出仕有重大影響，即對個人心理也會產生改變其行為的強烈作用。如果說曾國藩注重經學與德治是深受其科舉得意影響的一種表現，則左宗棠的所為顯然是因科舉未能中進士心理迫使而產生的一種另闢蹊徑。科舉的成敗所產生的影響，竟然造成了兩人日後事功發展的不同，可知在那個時代裡，其科舉影響之大。也許由於這些原因，致使有些當代的史家仍然將左氏列名於武人，視之為大將，而非文武兼具的儒生。 62_{拙著，〈由左宗棠的事功論其經世思想〉，頁430。} 63_{拙著，前引文，頁431。} 64_{拙著，前引文，頁43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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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期：底定浙閩與經營西北的建樹

咸豐九年左宗棠因懲治總兵樊燮，發生為樊誣告的事件，雖因郭嵩燾潘祖蔭的解救，未獲治罪，但亦因此無法再留湘撫幕中工作。感於科舉方是讀書人出仕必經的正途，因而決定重拾舊業，再入京參加會試。路經湖北曾順道拜訪胡林翼與曾國藩，胡因是摯友的關係，力勸宗棠不必再考進士，理當發揮其軍事長才，募勇成立一支湘軍，由軍功成其勳業。並奏請清廷授予四品京堂候補的官銜，令左募勇另成一支湘軍，歸於曾國藩麾下，征剿太平軍。左遂返湘招募三千五百人，分為四營（每營五百人）四總哨（每哨三百二十人）親兵二百名。另加上老湘軍王鑫舊部一千四百人以及少數他省軍隊，共五千人。65此即左宗棠所部湘軍的最基本部隊，其中由於老湘軍成軍最早，作戰勇敢，戰鬥經驗豐富，是其所部的最重要骨幹。左宗棠的湘軍與其他湘軍在性質上有下列的不同： 1. 他不贊同所部全來自同一鄉里：以為如此部隊因易相互影響，一部潰敗，則將全軍皆潰。因此他的所部大多並非來自同一鄉里。 2. 他以為部隊的能戰與否，全繫於基層幹部營官哨長。因之他不僅注重選將，更注重精選基層幹部，使其所部基層幹部較其他湘軍健全。66 3. 他對部將的愛護與照顧遠甚於其他湘軍將領，使其所部，團結的意識特強，在他的大力維護下，其派閥的意識極其強烈。他的幕府雖不似曾國藩人才濟濟，但他善於用將，並提攜不遺餘力，故他的部將出任方面大員者特眾，計有楊昌濬蔣益澧高連陞劉松山劉錦棠劉典等。左部成軍後，曾國藩素知左才華出眾，又恃才傲物，不甘居人下，遂令其自成一系，單獨作戰，不直接歸於自己指揮，使宗棠得單獨發揮其長才。初率軍固守贛省景德鎮，繼而進向浙東，負責經 65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1，〈書牘〉，頁49下。唯根據日後左致曾國藩函所} 部實伍千七百人。見左宗棠撰，《左文襄公全集》，卷5，〈書牘〉，頁56下。 66_{拙著，《近代中國政治思想史論文集》，頁21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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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浙江，力阻太平軍援皖，由此可看出曾氏的善於待人。而在這一方面左宗棠實不如曾氏遠甚。由於左宗棠善於用兵，而與他相抗的對手李世賢，雖亦驍勇善戰，但究非太平軍主力，故其贛東浙江的經營，一帆風順，輕易得手。在曾國藩的奏薦下，宗棠於咸豐十一年十二月（1862 年 2 月）出任浙江巡撫，使其宦途從此進入飛黃騰達的順境。但他與曾國藩的關係，反而竟公然決裂。首先兩人因爭江西的餉源趨於不和。繼而由於立場不同，齟齬更深，再加以左與曾之得意門生李鴻章的爭佔浙西防地與鹽課，於是乃成為水火不能相容。此時江西巡撫沈葆楨亦因曾國藩所部湘軍索取贛餉過甚，與曾決裂。於是形成沈左結成一體，共同與曾為敵。使左沈與曾國藩的關係，恰如諺語所云：共患難易，共富貴難。浙江收復後，左宗棠所面臨的浙江善後工作是異常艱困的。蓋浙江經激烈的戰事蹂躪，業已十室九空，人口喪失十分慘重， 1857-1866 年人口減少約五分之一。67 如何快速使浙江恢復如同過去般的繁榮，確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左宗棠所採取的方法與曾國藩在皖贛等收復地區所推行的並不完全相同。曾國藩注重士紳階層在社會中所具有的領導作用。因此他積極號召士紳返鄉恢復舊有的社會秩序，亦即行所謂的禮治或紳治。而左宗棠則不然，由於他個人在思想觀念上重農，相信孟子所言，仁言不如仁聲，能深入民心。而他心目中的民，是以農民為主體的。此時浙江既人口銳減，農田荒廢，他所亟於推行的，則是如何復甦經濟，紓解民困。而招民前來移墾，允許，甚至鼓勵，山地棚戶，或外地農民，進入荒廢之區開墾，並獎勵種植經濟作物如栽桑養蠶種茶植棉等，這些遂成為他推行政務中的當務之急。此時正值西方國家來華大量採購絲茶，因此他的這項措施，乃使浙江經濟快速復甦，再加以浙江原是人口高度過剩地區，而今戰爭使其人口由過剩而銳減為不足，更因有大量人口的移入，勞力得到相當補充。故經濟很快由復甦再趨繁榮。 67_{1857至1866年浙江人口由三千萬減為二千四百萬，減少約20％。見拙著，《中國現} 代化的區域研究─閩浙台地區》（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頁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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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他的這種招墾移民在人口流動的性質上言，是屬於一種社會下層的人口水平流動，即相同的社會下層的人口，由甲地移往乙地。由於社會上層士紳階層未變，因而使社會上下層間，短時期內曾產生磨擦，衝突，甚至一度引起嚴重的社會問題，例如新移民的佔地霸耕，或抗不交租等。左宗棠對於浙江民風的澆薄貪利好鬥，極其厭惡，曾說：浙民富者急於求利，貧者拙於謀生，畏盜匪，欺兵勇，民與兵仇，紳與官吏仇，久之民與民仇，紳與紳仇，而傾軋之風日熾。68因之他要改革民風。幸而，大量樸實勤奮的農民移入，使得其民風亦得有所中和改進。這種社會變遷雖非他始所料及，似乎也可以視為是其一項貢獻。對於士紳，左宗棠本之於外儒內法抑制豪強的思想，非常厭惡做官的宦紳及擁有資財的商紳。這兩種士紳也就是所謂權重勢大的權紳。對於這些人他是要予以抑制的。他痛恨宦紳的干政與口岸商紳的斂財依附洋人。曾因在滬任洋行買辦並與美人華爾共組常勝軍的甯波商紳楊坊中飽餉銀，吝於捐款賑災，下令通緝。對於干預浙地方事務的浙籍京官，他雖無可奈何，但內心中亦是深惡痛絕的。要而言之，左宗棠所推行的善後措施，對浙江經濟的復甦與繁榮，是有其貢獻，對於社會則改進之處則不及經濟。基於外儒內法的觀念，左宗棠在軍務與吏治上，大力採行信賞必罰的措施，他嚴格的裁汰營務廢弛的湘軍與綠營。李元度的十五營安越軍，故被裁僅留五營。對於綠營，其處置更不留情，將在杭州會戰未曾盡職的布政使林福祥及總兵米興朝予以正法。儘其可能的裁汰綠營，將所得缺額，補以年輕能戰的湘軍。對於治績不佳的地方官亦多給予嚴懲。使浙江的軍務與吏治頓時振作，氣象一新。在財稅的改革方面，他如同在湖南所為，先整頓田賦。浙省自明代以來田賦素較他省為重，而今大亂之後，農田荒蕪，地主積欠田賦累累。左宗棠的整頓辦法是：先奏准將浙省戰亂地區的田賦豁免一年，繼而革除各地田賦的浮額，重訂稅則，使浙全省田賦征額 68_{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奏稿〉，頁18。}